采访时间：2011年1月13日
被采访人：刘建峰，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艾未未：那先介绍一下自己。
刘建峰： 我啊，中国经济时报的刘建锋，是一个普通的调查记者，在中国著名揭黑记者王克勤的指挥下工作。
艾未未： 做记者多少年了？
刘建峰： 做记者这个行业，我是97年进来的，我就一直是在中国经济时报。但是做调查报导类应该是从王克勤来到中国经济时报以后。我个人开始做，像王克勤所定义的那种类似于像揭黑似的，这样的讲法呢，应该是2008年以后。
艾未未： 这个事件什么时候介入的？为什么会介入？
刘建峰： 这个事件，你说乐清这个事件啊，乐清这个事件它是12月25号就发生了。发生之后，其实当天实际上是在微博上看见的这个照片，是非常血腥的一个照片，然后生理上感觉确实有不愉快的感觉，心理上感觉到一种震撼。但是那个时候，起初我还没有想介入。因为我认为像这种事情的话，呃，无论是公安也好，交警也好，这个处理调查也好，应该不至于……，应该这个是个比较简单的内容，不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所以当初并没有想到要去。
但是，在27号的时候，当那边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定为一个什么交通肇事案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很有点，有很多疑点，疑惑的地方。这时呢，恰好又看到李承鹏，就是写了个李可乐抗拆记，他在那个天涯论坛上发了一篇，有一篇那个叫作，《滚滚车轮下几许头颅》吧，类似这样标题的一篇评论。我看了之后感觉到，感觉到这里面有些东西啊，就确实感觉到好像需要再去了解一下。在我这才重新开始关注这个事件的媒体报道时候，发现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就是有很多信息是，就像王小山他们曾经说过的那样，说的很碎面化的东西，缺乏一个整体的把握。然后呢，好像我感觉到，就从他们对于现场周边的一些人和事的一些了解，报道来看，觉得是不是可能存在某方的遗漏。当时有这种感觉，觉得是不是一些可能的证人，是不是没有被发现？所以当时就向我们的总编提出，就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派记者去。
王克勤，其实王克勤最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派记者去调查这个事情。在28号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经济时报的这个领导层，就是这个编委会吧，开了一个很短暂的小会议。在这个小会议上面，就决定还是应该派记者去调查。但是呢，因为我们是一个经济类为主的报纸，所以呢，当时限定的题目是以土地价格为主。就是我们应该主要关注土地的问题。呃，土地的问题，其实，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曾经想过以土地价格为主，但是呢，这其中的事件本身啊，钱云会死亡过程和这个交通肇事这个判定过程本身，我感觉非常的疑惑，太多的疑点，太多的东西不能解释。所以实际上去的路上呢，我一路上都在研究这个东西，也就是目前已有的报道中的对于现场的描述。对于他们，对于这个周边群众访问，寻访的一些村民的，证人的描述。然后是，这个，警方他们提出的，提供的一些信息。实际上，等我到达现场之后，现场的情绪确实是有，老百姓的情绪有很多的，特别是老头老太太，就是很激烈的情绪。应该说我觉得是，应该是什么，感觉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如果是在一个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之后可能会，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绪的冲突会这么……老百姓的情绪表达会这样激烈呢？这个背后的，它的背景就是长期的土地这宗案件，自2004年以来，有长达好几年的一个土地上的上访和被打压，这样一个斗争的过程。
后来，呃，之所以没有把这个往土地方向继续做下去呢，是因为29日我到达现场之后，当天上午就获得了一个信息。获得了一个非常，我认为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是钱云会在死亡之前，他随身其实带了微型的一个摄录设备。而且这个微型的摄录设备，我当时就找到了一个，应该说是与钱云会关系比较密切的人，这个人其实当时已经基本上告诉我，这个东西它保存、流转的方向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要是这个线索，就让我感觉到当时，可能是我做调查可能突破的方向，可能这方面更容易突破。所以后来我就……可以这么说吧，就说，只做一点，不计其余。只做想现场，对案发现场的一个了解，对它的现场的周边的可能存在的一些证人证据方面的一些搜寻。
艾未未： 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刘建峰： 最大量的是对证人的走访。对于周边的，对于包括对于村里的，对于这个周边的，交叉的，有通过他这个死亡点的，有可能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的，都要做采访，或者寻找。当时的这个环境之下，就说要一个人出来说自己看过什么，是很难的。
艾未未： 听的懂么，他们说话？
刘建峰： 乐清，不，就是寨桥村的老百姓，有一些自己不会说普通话的，而且说出来的是完完全全的本地的口音，这样的人也有一些。但是一般的中年以下吧，一般都会一点普通话。年纪很大的，有一些文化的，能讲点普通话。但是，因为是一个乡村里面嘛，有很多农民讲普通话讲不好，所以有时候就借助一些什么啊，就说，这本村的，或者是我租的车，本地的，他是邻镇的司机，也给我做个翻译这样。大多数情况下是用那种普通话，或者接近普通话的这么一种方式采访的。
艾未未： 他们怎么看待你？
刘建峰： 呃，老百姓怎么看待我？
艾未未： 就是怎么想的？是谁？
刘建峰：这样的，29号我进入了这个寨桥村之后，就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老百姓看见类似记者朋友，或者从外来的，这个很明显的非本地的这样的一些人。或者看起来有社会身份这样一些，见到之后啊，有一种主动的，一种叫什么上前申诉啊，希望伸冤啊，这样的一些举动。比方说有很多老太太，她们可能会拉着你的手，会说救救我，救救我们，说我们现在生活太不安全了。有一些老太太，甚至会当场对着外来的一些记者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人物啊，会下跪。坦率的讲，我29号上午的时候，我没有在路口那边采访，我因为要拍一个照片，要拍这个摄像头到底离死亡点是一个什么概念，要拍一个这样的照片。谁知道，到路口，到路口的时候呢，拍照片的时候，老百姓注意到我了，注意到我之后呢，一致上前拉着我的手，另外呢诉说着诉说着，同时就有很多人跪下来了。你说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个外来人吧，对他们来说，对他们的一个环境，就是一个稻草一样。
艾未未： 当时主要是做文字记录，录音，还有一个摄像？
刘建峰： 录音为主，基本上很少摄像。摄像的情况是，一般我个人，一个人采访的时候一般是录音。因为，有很多人对采访往往是不需要，不希望被被人听到。他不希望我对他的采访变成别人都能听到的东西。在两种情况下我做摄像，就是比方说我做采访的时候，遇到了别的记者，或者遇到了从北京或者上海过来的律师，这样的团队，我们共同去见某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可能拿相机出来拍拍照、摄摄像。
艾未未： 那你见到的是他们团队的成员吗？
刘建峰： 见过王小山，见过许志永，也见过于建嵘和斯伟江、笑蜀他们。
艾未未： 你们互相之间有过交流吗？
刘建峰： 嗯，有过。与许志永啊，曾经一起交流过有关录音的事情。许志永，当时给我讲了一个问题，他是逐字逐字的听的，然后呢，，可能是翻译，所以我听他说了这个之后，当时我就产生了一种不确定感。所以后来我就重新再找翻译来翻译，我们这个录音里面到底说了什么？应该说我是听了两次翻译。
艾未未： 关于那个录音，就是1分47秒的录音，是吧？怎么说呢，我们也请了三组乐清的自愿者，就是可能几十次，现在三组都是差异的。许志永说的，我们显然没有听到。你说的地方有些地方比较接近，我们听到的有些地方，差别比较大。到时候我们会，我们的那个……
刘建峰：许志永我们说的那个你们没有听到吗？
艾未未： 没有。他说的什么，按倒？他们说的滑倒还是什么……
刘建峰： 翻倒。
艾未未： 对，翻倒我们没听到。因为我们那个是说好像有点滑入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反正那个录音里面，好像并不是很清晰。我现在就着这个时间线的细节我想问一下好吧？
刘建峰： 好，好。
艾未未： 我觉得比较有疑问的地方，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警察公布的这个，有刮痕的这个，包括死者使用的这个雨伞，我在哪个报道里看到，我的印象不是太清楚的，就是一个雨伞为什么是合着的？当然我没看到照片，呃，这块有，在调查中有接触吗？
刘建峰： 这块是这样的， 因为我这块采访的证人里面，都没有提到过这个雨伞。所以我自己感觉我不能够把它强行拉入进来，是这样的。
艾未未： 当时是在下着小雨？
刘建峰： 这点我采访的证人里面有提到这点，就说当时，比如说有个小卖店的店主，一个小卖店的店主就和我提到，就说他当时夹着一把伞的，当时是有点微雨。
艾未未： 有个店主说是夹着一把伞的？
刘建峰： 对的。
艾未未：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说，村民们讲到，钱云会就是21号，还曾经去挡过这个装载土石的工程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背景。因为王小山当时谈过一个，我们对他采访的时候，他说有三辆，这个大的轿车里面，大概有几十个这个穿着警察衣服的保安，或者说被村民认为，误认为是特警的这些人，在那个地方是24小时待命。当时我就觉得如果是没有发生过非常强烈的冲突，没有这样的，这种很强的防卫的。所以你这里印证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是在之前曾经有过堵车和挡车的情况。
刘建峰： 实际上呢，当时有证人给我看过一个，他们在10……好像是21号左右拍的一个录像。里面就讲到，里面就说，他们这么说的，他们认为这是村民说的，这人是一个伪装的武警，是假武警。其实可能在他们眼里，可能把武警和特警两个字混了，我看到画面上确实他们穿的是特警那样的服装，在路边巡逻。他就讲，就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一次冲突，说有两个人被抓进去了，这个事。
艾未未： 原因是挡拉石的车？
刘建峰： 对对，他阻拦电缆施工的一个车。
艾未未： 那这块等于是，钱云会是参与了？
刘建峰： 这一块的话，我看的有的报道里说，说是钱云会自己并没有。但是我听到另一个证人讲——他是1月7号刚被抓进去的，跟我讲这个钱云会，出狱之后吧，继续在家维权，里面涉及到一个38亩的土地占用，这个占用什么呢，就是这个马路拓宽。拓宽从8米到16米的时候。
艾未未： 那，你刚才谈到他是不是参与过？
刘建峰： 对，这个他对我讲，就说他回来之后，就是发现一个问题， 38亩的土地，因为这个马路拓宽嘛，从8米到16米这个占用的他村里的38亩土地，这个土地的款呢，他发现没有，对这个东西处理不满。然后，就跟大家商量，就说要去讨个说法吧。说法没有讨到之后，就路上阻拦这个路边这个电缆施工。同时把这个路，相当于有点堵路的行为，这样的。他并没有排除说钱云会与这个事情，是直接在现场，他没有排除这个。
艾未未： 还有他们跟这个，这个镇委书记，副镇长，徐祥忠。
刘建峰： 嗯，对。
艾未未： 这个，有人说这个电话最后是他打的。然后他最后不承认，然后他也说他那天不在现场。但从你的调查，好像不同人都提到过他是在现场。
刘建峰： 呃，电话是不是他打的，到目前为止，我也弄不清楚。其实我的文章调查里面也没有说到是他打的。但是，警方当时提供的一个说法，这是刚开始的一个说法，说是8点左右由王立权打过来的，后来又把前面的那个8点左右的这个时间，具体时间限定去掉之后，说就是接了一个电话说是xx居民打来的，是吧？是商量的是村里的事情。但是后来据我了解呢，这个王立权给钱云会打的最后一个电话，是8:30到8:31。钱云会出门的时候是9点左右，他出门的时候是接了一个电话，边接电话边走边出门。所以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呢，这个不清楚。他的爱人是这么讲，他的爱人说，这个钱云会啊，现在一般就接王立权和这个副镇长的电话。这个副镇长我问她是谁，就说是驻村的，驻村的副镇长。驻村的副镇长，我查了一下，当时就是徐祥忠。所以现在是并不能确定，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但是能够确定的一点就是，根据我所获得的，了解的信息呢就是，有几个证人对我讲到，就是他们在后来查看那个通话记录的时候，发现最后一个电话，9点左右的一个电话，这个记录，消失了。
艾未未： 现在，昨天在上海，跟那个王立权的代理律师讲，我特意问了一下这个电话的问题，王立权说最后这个电话不是他打的，他当时在外村，也是后来赶回来的。他们早晨通过电话，但是不是时间上比较早。不是最后的电话。那么这个你和这个钱云会的妻子有过交流？
刘建峰： 对。
艾未未： 她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建峰： 钱云会的妻子，她也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因为当时还有一个流传，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村里人的说法，未经证实的说法，说钱云会出门的时候，打着电话的时候口里好像很轻的说了四个字。这四个字呢，当时村民就说是钱云会的妻子告诉他们的。后来我就亲自问他的妻子，我说是不是有这回事。他的妻子说没有，他出门的时候嘴里并没有喊书记、书记这两个字。当地的村民传言说，他出门的时候嘴里说着书记、书记这四个字。但是钱云会的妻子亲口对我否认，就是说这个事情是没有，没有的事情就不能说。
艾未未： 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由于比较危险的一个星期他就不住在自己家里。他的孩子也已经确认了，就说不住在家里。每天晚上都出去，早上回来。好像也有说他都不出村，出村可能会有抓他。这个说法确实矛盾。
刘建峰： 这个好像有点矛盾性啊，是吧？其实我当时也问了他们这个问题，不在家里在什么地方，但是他们都不肯说。包括后来我采访他们一个老人，就是钱云会的一个叔叔，叫钱云峰，当时是，我到钱云峰家里去了两次，就是第一次是29号，12月的。第二次是1月3号，好像是。钱云峰当时就对我讲，像现在这种情况大家都很害怕，像我这种这么大年纪，我都不敢在家里睡觉。我说你去哪里呢，他也不肯说。
艾未未： 很神秘，这个问题。再就是关于录像头的问题。录像头，当然，警察说当时没有数据，没有录像录下来。但是之后，当他们认证这个有肇事嫌疑的人的时候，又用了这个录像头的资料。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刘建峰： 这个问题，应该说钱云会的小女儿是非常怀疑的。对这个事情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质疑。包括钱云会的堂弟，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也说到这个问题，也说到自己当时要求到派出所去调看这个监控视频的时候，然后当时派出所的人告诉他说，不让他们进，理由就是什么村民打他派出所的人了。打派出所的人呢，他就跟他说已经录下来了。这个问题后来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就是三联生活周刊的那个报道，有个说法，说是好像当时那个派出所的在获知这个事故，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第一时间立刻联系了这个通信方面的公司，所以这个摄像头啊，安装的有关公司。然后呢，就把那个处理好了，所以很快就能录像。所以他就能当时第一时间看到了村民与他们发生了冲突的这种事情。
艾未未： 这个说法有一个矛盾。就是说他怎么能够在不知这个摄像头不能录像的时候，情况下去联系？这个事显然是很荒诞的。因为作为警察和普通人一样，看到这个摄像头就知道在录像，你并不知道他坏了。所以他要再说他去联系，这个是显然是很荒诞的。他并没有验证这个不能录像。
刘建峰：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艾未未： 逻辑上说不通哇。
刘建峰：也存在那种可能，只存在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之前就知道它不能录像。假如他们之前就知道他不能录像的话。说，我觉得他们可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艾未未：那就更复杂了。就说他们之前就知道不能录像或者是这个事件才可能在这发生，对不对，因为只有两个可能，一是他们之前知道不能录像，所以事件才会发生。
刘建峰： 这个不好说。就说，对于我们自己没有能够做的更深入思索，自己能否独立的做出一个调查的时候不能做出一个判断。
艾未未： 如果说他们立刻通知他们，让他们把它修好，就是说恢复录像，那显然觉得就是他们之前知道不能录像。否则他们怎么会去这样做呢？
刘建峰： 嗯，这种可能是有的。这个逻辑，这是逻辑推理的一个结果。关于视频方面的情况我曾经在20，30号的时候，向当时有个朋友提到说，我们能不能，听说这个地方是坏的是吧，那别的地方，说这个地方的摄像头不能处理视频，那其他地方的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看。但是呢，因为当时我还在当地采访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去走这一步，也不想直接暴露，所以我就委托他去。因为他在当地是一个公司的老总，结果，联系两天吧……
艾未未： 你的这个调查中，比较重要的是几个目击者的这个，叫新目一、新目二、新目三,这些都是你直接接触的？
刘建峰： 而且都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做的。
艾未未： 那你要通过很多调查才能找到这些人？
刘建峰： 怎么说呢，有非常偶然的因素，有非常巧合的因素，也有非常努力去寻找的因素。好几种不同情况吧。
艾未未： 你一直待到6号回来？
刘建峰： 我是4号晚上。4号晚上9点多钟的飞机吧。到这里因为晚点了，到北京的时候1点多。
艾未未： 到哪一天，记者基本上都离开了？
刘建峰： 呃，应该不能说是。
刘建峰：我是1月4号晚上九点钟吧，到温州机场坐飞机的。在我离开的时候有好几个同行离开了，但在之后我知道还有一些在里面。
艾未未：你的多数调查是独立的，没有和其他记者合作？
刘建峰：应该说主要都是我自己，有两次采访，有三次是与别的其他记者一起，去找某一个证人，或到政府找某个官员。
艾未未：你的所有的对证人的转述，除了你引用的部分，如果你直接采访的都是有录音的？
刘建峰：对的。有一个证人没有录音，目新一，他给我写了一个保证书，因为当时处的环境非常特殊，怎么特殊法呢？我这里不好直接描述，如果描述过多的话，可能暴露他的身份，比较特殊的环境下面，不可能拿到录音，这东西，当时我们在一个相对安全隐蔽的地方，这个地方怎么说呢，你到现场去了没有？
艾未未：我没去过现场。
刘建峰：你去过现场去的话，把那个地方指出来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当然在案情得到彻查之前，我不会透露他的具体的地址。
艾未未：你和他姐姐的谈话，就是钱成宇的姐姐，她是明确的谈到了对钱成宇的一个转述。那么为什么许志永，在他说的在跟钱成宇姐姐的谈话中，他特别强调了。
刘建峰：许志永是哪一天采访她的？
艾未未：许志永应该是在30号采访她的。
刘建峰：29号有个新闻发布会，注意没有，29号第二次新闻发布会的前后，我记得好象是央视播出了一个片段，就是央视采访钱成宇的时候，央视记者问他，你有没有看见四个人抬着——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语叫抬着——放在车轮下？钱成宇当场就否认了，而据我在当地采访呢，包括钱成宇的姐姐，钱成宇的母亲，也包括其他的村民，都没有说钱成宇讲过这样的话，他们没有说钱成宇讲过什么人抬着钱云会放在车轮下。
艾未未：很有意思的一个特征。还有一个就是你29号的下午是在央视播放之前做的采访？
刘建峰：我是29号的下午6点左右，我是先去了天成乡的万宅村，他姐姐和姐夫开着个三轮车，拉着我到他母亲家里，这样子。
艾未未：这个录音你是有了？
刘建峰：对，对。
艾未未：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母亲的说法，也和他姐姐是相近的?
刘建峰：有不一样的地方，他母亲对我说，他没有对他母亲直接说过这个事。但他母亲，就是说转述时，他的意思就是说，钱成宇在现场跟大家说过这个事情，他母亲转述。这样的。
艾未未：警方一共做过几次发布？
刘建峰：警方的发布啊，我印象中好象27号有一次，28号还是29号白天有一次，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我没有去新闻发布会。
艾未未：你认为警方在没有做尸检，没有做更详尽的调查之前，为什么会急于做这样的结论？
刘建峰：这个事情我无法推断。后来事实上我在1月4号的时候，我当时在乐清市公安局的政治处，向他们一位姓林的副主任提出这个问题，警方是否做了象做一个刑侦案件应该做的，象周边这样的走访调查？也没有做，不能给我提供有关的一些资料？他的回答很官方，就说，这个警方啊，做了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然后提出这个新闻发布会给我们提供了那些材料，以那个为准。
艾未未：这个不是他们很官方，许志永他们也说了，他们做了所有他们能做的事情，他们的结论就是准确的。这个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回到录音的问题了，一个王姓的村民。
刘建峰：这个人，确实是王姓。起初他是当着一屋子的村民，很多人，主动来找我。当时提醒他，这里有没有你不认识的人，是不是你全信得过的人？这样，就把很多外人清走之后，当场就留下三位，一个是钱云会的亲弟弟，一个姓徐（音）的，是外地嫁到当地村里的媳妇，然后呢，他当时就拿出这个录音材料来，就是那个手机里的录音，他向我提供这些东西。
艾未未：当时他放了？
刘建峰：对，当时他放的时候，当时我就要姓徐的这位姑娘就帮我做翻译，听了好几遍，然后当时我就用我的录音笔录下来。然后他们当时并没有说要去刻盘。我当时有点担心，因为钱成宇29号在电视镜头前的说法，别人感觉已经有所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录音到底说了什么，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但是我后来非常仔细的听，钱成宇的声音非常含糊，我找了他们村里三个人来听这个。有一个人基本上说，他说我基本上很难听清他说什么，然后这个姓王的，录音人，和另外那个女的，因为在现场录的，那个女的在旁边就翻译，一句句翻译，就说我能听到的结果，我只能从翻译那拿到这几句话的结果。
艾未未：30号才结束了一个法制日报的采访，那么已经是在央视采访之后吧？
刘建峰：他的具体采访日期还有报导日期，我写的它的报导日期，是吧？
艾未未：黄迪燕，谈到这个东方早报的事，这个是怎么回事？
刘建峰：这个是东方早报报导。
艾未未：黄迪燕就是在央视里另外一个报导的那个女性，就是她被公安曾经提审过。
刘建峰：黄迪燕本人自己，包括我在文章里也没有写到黄迪燕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这是她的丈夫对我讲，她们什么时候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中间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的——在公安局那边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艾未未：警方为什么会把黄迪燕叫去？
刘建峰：呃（笑），因为我不是警方，也无法判断这个东西。但是据黄迪燕的爱人讲，她是28号的下午好像6点钟的时候，她的亲戚，就是黄迪燕的亲戚接了电话，就是确认黄迪燕的信息，就是黄迪燕身份信息的这样一个电话。23号上午9点的时候，就把她的爱人就都接到公安局去了，都带走了。
艾未未：那么见央视是第二次进去，还是同一次？
刘建峰：有第二次进去吗？
艾未未：没有，我就是（说）这一次见。
刘建峰：嗯，我没有听说第二次进去是什么时候。反正我只知道就说是29号上午9点，接她们去，然后29号有一个央视采访。而她们对我讲，她是30号凌晨1点30放出来的，就是在回家之前接受了电视采访。
艾未未：那采访和播出时间好像有点变。
刘建峰：嗯，她没有讲具体什么时间接受采访，肯定是在这个上午9点，29号上午9点到30号的1点半之前，肯定是这个样子。
艾未未：那是动作得很快，29号晚上播出的采访，那么播出以后她还被扣了两天。
刘建峰：唉，我没听说。
艾未未：那29号她不就接去了吗？31号放出吗？
刘建峰：30号。
艾未未：30号放出，噢，那就是多扣了1天。
刘建峰：没有，她就是29号上午9点去的，带到公安局去的。然后29号的晚上10点50分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开完差不多也就是凌晨了，也就是30号凌晨了，30号凌晨的1点半，她从才那边回了家。
艾未未：你当时见到她的时候，她在发抖？
刘建峰：应该说这样的，我是三十号中午12点左右到她家去的，好不容易进去，后来上了她家一个木的楼板之后啊，就2楼啊，就发现她家床上堆着很高的被子，轻微有颤动的感觉，然后他的丈夫把这个被子拉开，两床被子拉开之后，就看到她，这个黄迪燕，怎么说呢，全副武装的穿在身上，她盖了两床被子，全身衣服。当时是右侧侧卧着，两只手象这样，象这样抖动，当时我看了之后，我就不好、不忍心再问她什么问题。
艾未未：下楼的时候，他的丈夫说不能再说了？
刘建峰：是出门之后。出门之后，送我离开的时候，当时他送我出来说的。而且这个说实话，我也对其他媒体记者也转述过了。因为有别的记者，当时我们一起的，就问到说有没有去看黄迪燕，我跟他讲，确实看过了，我跟他讲当时这种情况，就是感觉好象这个状态……1月4号我在乐清市公安局的政治处，曾经向他们的林副主任提了个问题，跟他说，好象黄迪燕吓得不轻，林副主任开玩笑说，我觉得也可能是被你吓得呀。
艾未未：王仕高送你出来的时候，怎么说？
刘建峰：就这个东西不能再说了。他说再说下去，我们一家人都给人弄死，话说的很重，声音也很重。
艾未未：保密协议这个事是你提出来要签的？
刘建峰：当时第一位证人对我还是，刚开始他试探过几下，试探什么呢？就说，当时已经有媒体报导认为说这个事情就是交通肇事。我说作为一个记者，不应该或者说我们不能简单的做一个这样的、拿出一个结论性的东西，我们记者只能调查采访，展现我们看到的事实。然后呢，他当时就给我透露了一个口风，我当时就敏感的，确实象我当初，在登机之前，我去登机之前，当时就对这个人是不是在现场，当时就很怀疑。他向我透了口风之后呢，我觉得，是不是就这人，是不是就在现场呢？我就问他这个东西，我说你能不能把你看到的东西，给我讲一讲？然后，他，很犹豫，非常犹豫，然后我就说，这样吧，给你签一个保密协议，我保证绝对不会在任何公开场合透露你的姓名、你的身份、你的职业、你家里什么情况、住在哪里，然后呢，我当时给他写了一个保证书，对他发誓。这样他就给我讲，我一边记录，他讲完之后我把保证书给他。给了之后我说，现在有一个情况，现在光是你拿到我的保证书，但是如果说我写出你给我提供的证言，万一要是你将来不为我做证，怎么办？我说假如我要是上法庭，你愿不愿意为我出来做证？他说，我愿意。我说既然这样，那你也给我写个保证书吧，我们就对等的了，他就给我写了一个。
艾未未：他有文化？
刘建峰：应该说这个文化程度，不算太高，有错别字。
艾未未：从你跟他接触当中，你认为他神智和他所说的事实，他自己是？
刘建峰：一个非常正常的人，在正常的工作。
艾未未：他说的主要事实是什么？
刘建峰：恩，我那里写了，就是他亲眼看到，这个9点25分，这个车就已经停在那里了。而且后来还看到，他说事发的过程就两分钟，四个人穿着这种特警服的，他并没说是特警了，穿特警衣服的人，用警棍，把这个钱云会打倒在地上，摁住之后，喊那个车子过来，然后他再看，那两个人就到卡车那边过去了，这两个人就在这边，然后看到后面有两个人上来，查看这个钱云会，是不是已经压死了。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因为黄迪燕不是提到过，戴着口罩和手套是吧？我说他有没戴口罩？他说我没有注意这个东西。然后这个证人给我讲他看到的现场，发生过程中现场，一共出现过四个证人，就说，到现场的有四个证人，至于还有没有别人从其他地方看到，那就不知道了。
艾未未：他有没有把这个同样的事向别人转述过？
刘建峰：没有，我可以确认他没有。因为可以这么说吧，村民中凡是公开讲述过这个东西的人……
王克勤：我知道，我知道，我正要处理，刚给我打了电话。
刘建峰：我的这个电脑也开着，也在你这处理。
王克勤：我过去，把报社的名字处理掉，请你以个人的名义搞就是了。今天早上发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后来想，就这样发出来，发出来再说。
艾未未：你是西北人吗？
王克勤：我是甘肃人。
王克勤：现在呢，你给江（音）处长打电话了吗？
刘建峰：他刚才给我打了，我只好把那个……我正在打。
（刘建峰打电话中）
刘建峰：还没有正式的，官方的东西。
对方：你这个事啊，你还是要，要严肃一点，你从自己的博客把它删掉，别人转的你可能管不了，但是你自己的博客你先把它的删掉……
刘建峰：我把这个报社的名义搞掉可以了吗？
对方：我觉的你删掉吧，删掉，肯定会有事，肯定有事。
刘建峰：好，好，好，好。
对方：因为现在转播的这么广，别人的你管不了，但是你自己的可以。
刘建峰：嗯嗯嗯，好好。
艾未未：压力来了，完全是事实，压力来了。
刘建峰：让他来吧。
艾未未：我想你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没事吧？
刘建峰：上一次遇到那次的事情的时候，我是觉得不要妥协的。但是克勤考虑了一下，目前这种情况，报社也不容易，是吧？象这次是因为涉及的这个事情是直接关系到不光是死去了一个人，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保护证人，我采访到的有一些人已经刚刚被抓进去了，所以这种情况的话，说实话，我认为对我个人已经没什么妥协的余地。
艾未未：已经在公共平台上了，这个时候。
刘建峰：当然以后可能，更多以个人的名义。
艾未未：没关系，我们最支持的就是以个人的名义。你说有人刚被抓进去，是怎么回事？
刘建峰：1月7号，我是1月8号下午五点多接到一个电话。起初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很高兴，我当时以为我需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拿到手了。但是后来听完电话，我就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在那边采访接触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刚刚被警方抓走了。
艾未未：你说的人物是……？
刘建峰：叫钱成钱，我后面的文章中写到了。
艾未未：以什么罪名被抓走的？
刘建峰：这种情况在乐清市公安局的政治处我曾经问过，我说象钱成宇，象王立权。王立权是25号晚上被抓走的，但是王立权的家属收到拘留决定通知是在12月31号下午，他才收到这个东西，而且通知书上写明了“如果不能在24小时之内送达，应该说明什么原因”，但是他们给了一个答复说，说我们是合法的，他说，由于侦查需要，他认为这是侦查需要，是合法行为，所以这个钱成钱被抓走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
艾未未：他给你提供了什么？
刘建峰：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信息源吧
艾未未：说能说的那部分。
刘建峰：我只能概括说，有一些信息源吧。
艾未未：他也是村民？
刘建峰：对，是与钱云会，王立权一起上访的。他对于这个事情比较了解，这个事情我这里面我觉得是微型摄录设备，我想你可能也知道是什么东西。
艾未未：我知道，他的手表，是吗？
刘建峰：对，是手表。我最早知道这个事情是29号上午就知道了，而且当时在那种情况下面，我当时就提了个建议，我说因为很多人知道，说王立权在现场把手表拿走了，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个手表是能录音录像的，这个手表后来被转移走了，转移到一个地方。但是起码很多人知道，最早是从王立权那边过去的，王立权现在已经被关在监狱里去了。我想这个从保护物证的角度，或者保护这个，不应该把这个手表这个东西，在你们找到确实就是认为合适的时机可以把它拿出来的时候之前，尽量不要说明是手表什么的。但是在我之前，据说也有记者跟北京有一个叫袁迪贵的人也接触了，袁迪贵呢，我听有个记者说，他见人就说这个手表能录音录像的事。所以后来1月3号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有的记者已经写出了这个问题了，明确地写出手表能录音，有的说手表能录音录相，啊！手机里有记录，当时我就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为媒体记者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道德约束？就是在证人、证物这方面有没有保护义务？当时我提出这个问题。
艾未未：因为你很难权衡，因为看看在于你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法治环境，有的时候，早期的公开会对支持了你的证人证物，有的时候倒会害了他，这是很难把握的。
刘建峰：事实上就是说，我个人判断是什么？就是这个事情之后，公开之后。1月3日，当时有一家媒体， 5、6号已经有好几家媒体写了这东西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就是7号吧，钱成钱被抓了，袁迪贵一下也“失踪”了。
艾未未：是抓了吗？
刘建峰：对。所以我本能的联想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两个都知道。这个手表有这个功能。这个信息源当初就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所以我本能呢，就会有——当然这是我的个人判断——抓他们会不会为了想从他们那顺藤摸瓜，这样子。
艾未未：他们应该说手表在我这，已经交给艾未未了。要有办法联系上的话，跟我说一下。
刘建峰：嗯。
艾未未：据我看他说的是最完整的。因为他既然提到了这个，就是目击者，就是说这个钱成宇，又提到那个女的，对吧？那么他是很关键的一个人。
刘建峰：你说的那个是我签保证书的这个第一个目击证人。
艾未未：对。
刘建峰：对。怎么说呢，当天，是30号吧，30号取得这个他的保证书之后，然后就把这个笔记本转交到我的一个朋友那里去了，就不敢放在身边。
艾未未：从你和他的接触中，你对他所说的事确信吗？
刘建峰：做为一个记者来说，应该说我们不能轻易对某些东西做出一个判断，只能说我们采访了一个什么东西，把它呈现出来，而且呈现之前，我们可能从侧面，做一些有关方面的印证。比如说，他说的时间问题。正因为他说的时间是9点半到9点33分，其实其他的证人也说了这个时间，但是当时感觉到，他说到这么具体这个时间是吧，9点30到9点33分，这么确凿的一个时间，我想我可能需要求证一下。求证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居然从两条公交线路上求证来了东西，应该来说是从我个人的感觉来看，好像更贴近他所说的这个时间段。那两个公交线路啊……
艾未未：总的看是合理的，因为在9点半钟左右的南方的一个交通的道路上，有若干证人是非常合理的，我觉得可能还有，还有。不象警方所说的，就是一个人在现场的这种状况。
艾未未：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南岳镇。因为南岳镇的这个人呢，他是开车的，那么这个村里的人很多都提到了他，说他当时路过，看到。那么他又是一个外地人，按道理来说他……
刘建峰：你说他是一个开车人？
艾未未：对，对，对。
刘建峰：你认为我们这个证人就是一个开车人么？
艾未未：噢，反正从我们的资料里看到的就是，这个村里的很多人说：“噢，有一个开车路过的，他也看到了，他在南岳镇。”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人？
刘建峰：呃，我可以明确说不是这个人，我当时去找过一次你说的这个人。有人把我带到他的家里去了，当时他出车了，没有找到他本人。然后我留了个名片，他爱人矢口否认，而且坚决不希望我再来。我考虑了这种情况，就算了。至于说我说的这个人呢，是另外一个人。
艾未未：哦，那这就是更新的一个材料了，就是。
刘建峰：对对。这个人其实，您说的开车的这个人，他可能——如果从媒体的报道来分析判断，比我提到的这个人，可能经过现场的时间要早。
艾未未：那么，他和你的第一证人应该不认识吧？
刘建峰：根本不认识。
艾未未：他们说了有很强的一个可信吗？
刘建峰：嗯，就是互证这种关系对吧。他这个人怎么回事呢，这个人是当初，就是说这个人的偶然性更大，我碰到这个人的偶然性非常大。那天正好我是从村里采访出来，说到路口看一看。然后呢，他当时就见我是记者，就当众，当着很多人就大声说，说自己那天，前面的没说出来，就光说了后面，说那天我还问他你怎么不救人呢。然后我一听，这个人是不是一直说自己在现场，所以我赶紧拉他到一个躲开别人，到村里找一个偏僻的地方跟他聊。刚开始我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很重要的证人来看待的。然后呢，一听他讲什么，刚开始他的意思是说，当时他看到是钱云会已经被压倒车下面了，我可能当时也粗疏，糊涂了一下，既然都已经被压到车下了，我个人判断说是不是已经死了，他可能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并没有看到过程。所以后来出于礼貌，我给他留了一张名片。他很主动，给我写上他的手机，家里电话。到后来，1月3号、4号的时候，当时感觉证人调查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人，我当时觉得他这么主动来找我，很有可能是不是我遗漏了什么东西，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又重新又到南岳镇去找他，给他家打电话，约他到一个地方，跟他仔细的谈。才知道原来他到现场的时候钱云会并没有死干净。
艾未未：他当时不认识是钱云会了？
刘建峰：对，因为后面报道都说是钱云会，所以才知道死的是钱云会。
艾未未：那么他的名字和（电话）你都有么？
刘建峰：对，名字电话都有。
艾未未：那么第三个，他是看到的是其他的证人的一些反应？
刘建峰：您说听到钱成宇声音跑出来的那个，是吧？
艾未未：嗯。第四个呢，是谈到了这个车是原来停在这的。
刘建峰：对。
艾未未：……
刘建峰：对对，这个人是在往华一村的方向去，在那个方向找到的。
艾未未：怎么找到的呢？
刘建峰：呃，一说就暴露了，因为特征非常明显，（笑）所以不能说。非常明显。
艾未未：他注意到了那辆车是停在那的。
刘建峰：对。
艾未未：然后就是教会。
刘建峰：对。
艾未未：教会就是目新五啦。那么他应该认识徐祥忠镇长。
刘建峰：呃，这个人，你说的是本村的那位是吧？这个是认识的。因为他说他亲眼看到，在现场。而且当我作证的时候，帮我录音，当时还有另外的两个人，钱云会的亲弟弟也在现场。
艾未未：其中有一个人提到，这镇长是从车上下来的。这个是（目新）一，是吧？
刘建峰：不不不，不是，是听到钱云会（钱成宇）喊，应该是目击者三吧，钱云会（钱成宇）喊他就跑出来了，听到钱云会喊，然后他看到钱云会（钱成宇）跑了几十米的。是钱云会（钱成云）转述。
艾未未：第一个是副镇长。
刘建峰：对，他是转述，转述钱……啊不，钱成宇，刚才说错了，应该是钱成宇的喊声。
艾未未：王小山的我们看过了。包括这个出车记录啊，老工人的去向不明啊，这些是你到现场去的？
刘建峰：湾底采石场，湾底采石场。说实话为了找这个采石场，我去了两个采石场。刚开始去了华一村，村后有一个采石场。后来发现不对，又去了湾底采石场，去那边看情况。
艾未未：王小山谈到他看到摄像头上的两次车的出现，实际上他并不能证明这个车就是最后的这辆车。
刘建峰：他的讲述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艾未未：23号？
刘建峰：嗯，就是车的旁边，侧身有个23号号码。23号号码呢，好像意思说，现场这个车就是23号号码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现在也不能判断它这个到底——我只能说根据我的调查的情况我把他写出来而已——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当然我可以怀疑它是不是做假，甚至可以怀疑它这个录像是不是改了时间，或者什么怀疑都可以有。但是我不能证实它这个东西。不能证实。
艾未未：那么在这个上面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最大的可能就是，就是说如果我们大胆设想的话，是不是一辆车？
刘建峰：嗯，甚至很有可能是一辆车，这些话都是怀疑呀，不是我们那个…….
艾未未：那当然，我这是分析嘛。
刘建峰：就是说，我甚至可以说，我设置时间，比如今天是9月24号，我可以把24号设置成25号，是吧。那个时候我从这下来，或者说25号，我从8点，我可以把这个，我可以把8点设成9点，或者把8点设成7点。只是合理怀疑啊，不是说我们有什么证据。
艾未未：你提到这个虹桥线至南岳线，还是对案发时间的一个调查是吧。
刘建峰：对对对。
艾未未：就是说警方说的9：45，而多数人提到是9：30到9：33。
刘建峰：嗯，提到这个东西的，提到九点半左右的这个时间，不只是我采访到的本村村民说是九点半，甚至周边村民都说是九点半。所以我觉得非常奇怪，我说为什么会？我很希望拿到一个物证的东西。
刘建峰：那天我在他们那个地方，在他们南岳那边还捡到一个行车路单。非常可惜的是这个行车路单上面居然既没有那个，年月日都没有，所以我无法确认。我只有采取最笨的办法，就是我去找，找那个车。因为那个车是耶稣堂租用的，是他们免费为信众，当然也有人提出来非信众也可以坐。
艾未未：……号码没有了。那么，这个手机现在在哪？
刘建峰：呃，这个手机和摄录设备在什么地方，现在我确切知道在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东西，完全不能透露，非常……
艾未未：当然，就是说，你认为这个手机和这个摄像摄影设备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刘建峰：呃，至少目前为止就我所获的信息，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但是这个安全也包含很多不安全性。我为什么说，为这篇文章发出，我非常努力，希望它能在报上公开发表。我是6号完成的，我希望6号晚上，呃，7号就能见报。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或者说能够引起咱们中央的一个重视，然后派专案组下去，就能够以一种更超然的姿态能拿到这些东西。因为当地的村民我采访，他们对这个极端的不信任，对本地警方极端不信任的。而事实上后来7号的时候，钱成钱和袁迪贵，他们两个人都知道有这两个东西的时候，这两个人都被抓了。所以我后来非常着急，一直想可以在报纸上刊登。但是由于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是吧，当我发现无法在报纸上刊登的时候，昨天我跟王克勤当时就商量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能不能找别的媒体。他发了一条微博，能不能找到一个首发媒体。但是后来发现好像大家都受到这种影响，不光是我们一家，所以后来决定，就在网上发了。
艾未未：这个具体的影响是什么？有一个禁令？还是一个通知？还是一个……？
刘建峰：呃，这个东西，我想您联想去吧，好吧（笑）。
艾未未：显然他的孩子说，儿媳妇说他公文包里的东西没有了，这个是很确凿的，因为这些，凡是关于这条信息，没有了，和公文包没有了，我觉得是第一次听说的一个信息。
刘建峰：这个是1月3号的时候，当时我在跟钱云会的爱人核实几个问题的时候，包括又有村民说钱云会出门的时候，口里喊着“书记，书记”两个字。所以我就问她，是不是有这回事，钱云会的爱人说这个事确实没有。就是核实这一类信息的时候，她的女儿在旁边，哦，她的儿媳啊，就在旁边，当时就跟我讲的这个问题。说这个公文包里发生了很奇特的一幕。这个身份证，这个他以前举报的材料，他的一切证据的材料什么的，全部消失。还有他的身份证，消失几天之后，又回来了。
艾未未：噢，是消失之后又回来了？
刘建峰：对对对，我这里面没有写清楚么？
艾未未：你是说后来在他的另外一个包里？
刘建峰：不，还是在这个包里。
艾未未：对，这个包的另外一个……
刘建峰：在当天，就是25号下午时候他们回来家之后，发现这个包里东西。据她讲就是，他们几个人把包里全部里面都翻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包括材料、身份证什么的一切东西都没有了。后来，她说隔了两天，有一个记者向他们提出，拿他父亲的身份证可以去查通话记录。她当时应该是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把包拿过来，就发现在外口袋里，身份证居然出现在那里，而且外口袋拉链的封口也没有封上。
艾未未：再就是关于那个镇长是不是在现场的问题。
刘建峰：嗯
艾未未：如果有这么多目击者，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当时现场的照片，除了拍死者的。
刘建峰：对对对，缺乏这样一个东西。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听到证人说这个东西之后，网上也有，好像之前也有媒体说过。记得我去乐清之前，好像有媒体就写到，他们说叫谢祥忠，有媒体把他写成谢祥忠，包括他们自己，包括钱云会啊，在他的上访材料里面好像是，是不是他自己的，我搞不清楚，有个名字也写成谢祥忠。所以后来很多媒体就认为他的名字叫谢祥忠。结果有的媒体就这样去找，说没有找到谢祥忠这样的人。所以有的传言说什么，说这个谢祥忠消失了。但是后来，因为他们当地本地方言确实很难听懂，我是接触好几个人之后才知道他的确切姓名叫做徐祥忠。而且我在政府里面，公开的信息里面，看到他确实就是住寨桥村的那个，过去是寨桥村的副镇长嘛，所以很确认的就是他。后来，钱云会的爱人，应该说是身体好转之后，能够出来说话了，能够接受采访之后，1月1号那一天，也就头七吧，那一天的时候，我是第一次跟钱云会的爱人，就是说做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接触。采访她的时候，她就告诉我是姓徐，确实就是那个镇长，姓徐叫徐祥忠。嗯，就是有几个证人提出说，看到他在现场。所以我就想要寻找，他不在现场的证据、证明，有没有？ 1月1号的时候，有些什么因素，您不在现场可能不知道，就说1月1号那一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天，非常有意思的一天，那天发生了一些冲突。恰恰我当时并不在冲突现场，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在村里，我当时的反应是难道村里出事了么？人家立刻矢口否认说“没事没事没事”，但是我后来到现场去了之后发现很多特警，很多警察在那边。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就那天确实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摩擦。也就在这一天吧，然后一些采访报道呢，一直是非常宽松的，相对来说。1月1号之后，就有所变化，这个我不能说得更明确啊。所以说后来到政府去找徐祥忠的时候，我就决定以公民的名义，我说我是网民，我想来找徐镇长了解点情况。第一次是打电话没有通，他说有事，到他办公室里坐了很久，也没有等到。第二次去的时候呢，打电话，他就给我推到宣传委员那里去。宣传委员就把我推到公安局去。我想进公安局的时候就必须得亮一个身份了，这样子我才以记者身份去了。那个政治处的林副主任，对这个问题回答很官方。他说有关嫌疑人的这个事情，我们系统肯定做到自己的事。我当时提出要求，我说能不能把对于徐祥忠的笔录拿出来给我看一下，这个没有答应。我的一个同行，有一个记者，是在1月2号还是3号来着，好像是3号早晨给我说了一个事，也说到他当时曾经采访过徐祥忠。徐祥忠对他说自己当时正在睡觉，而且徐祥忠向他提供了他们镇里的一些干部给他做了一些不在现场的证明。我听到这个同行介绍之后，我认为这些证明的法律效力并不高。因为他们都有利害关系，直接利害相关人，是吧。所以这个如果说，我找了徐祥忠也是很想找出非利害相关人能够提供这些证明，或者有物证这些东西能证明他不在那。但是我这个努力他并没有接受。
艾未未：现在看来，你做得最详尽和扎实，而且最丰富的一个调查报告。我觉得你长期作为一个调查记者也是很谨慎的，陈述以上这些事实的时候。
刘建峰：呃，起初我想把它叫做什么现场笔录，这样的一个名字。后来一想，这样太像警方这样的说法，所以改这么叫了。
艾未未：嗯，我看着你这上面也是“调查记录”，也似很符合，像是一个手记一样的东西。当然也有很多东西，你为了保护你的证人或者被采访者也是隐去了。
刘建峰：嗯，可以这样说吧，我这次，写了三份保证书，敢于给我写保证书的就只有一个。
艾未未：你有没有想到，你这个文字，因为你也知道，像许志永啊，像很多人吧，包括甚律师，彭剑，他们都在这个，我觉得比较草率的做出了结论。你这样的报告出来之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刘建峰：坦率的讲我没有想过。因为我当时，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作为记者来说，我觉得自己最重要的是展现自己所了解的事情，不管这个事情在别人看来是不是，可信不可信，我只是展现而已。我并不是说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主动要证实什么，我只是要展现什么。至于我所展现的东西，它自身能做出什么，这时读者能做一个公正的判断。当然啦，就是说，作为记者也是一个人，也会在面对某些东西的时候也会做出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就是说，是不是考虑到这件事可能会冒什么之大不韪，可能会遭到什么样的那个，包括我给证人提供保证书的时候，也确实问过他这个问题，就是说，假如我们希望的这个……假如，呃，证人提出说，怎么得中央调查组……才出庭作证。我就提出来，假如你提出的这个中央调查组没有下来怎么办？我公布我所了解的事实，然后呢，这里面肯定会包含证人的呼吁，证人的一个需求。呃，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受到什么东西？谁也说不好。如果说到时候我因此要上法院的时候，我说你愿不愿意为我作证？他当时丝毫没有迟疑，说“我愿意”。但当时在我内心里这么想的，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就是我要必须要上法庭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把它拿出来作证的，如果说确实存在像他目击的情况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案件不能侦查清楚，到底是不是谋杀的时候，如果我把他，在一个他得不到他需要的安全保证之前，把他给泄露出来的话，那么他就有这个可能性遭到什么恐吓啊或者什么东西，这是有这个可能的。既然我跟他承诺了这个东西，那么我负有这个义务保护他。所以当时我其实是下了这个决心的，就是说不是我信任的，或者能确实的承诺保证他的安全的，哪怕你浙江的省委，省里的再大官员来，我都不会给你们透露他叫什么名字。
艾未未：你觉得有可能出现，或者说存在这么一个中央调查组么？
刘建峰：呃，应该说这是证人的，或者当地百姓的，应该说是采访的时候很多百姓的呼声，应该说网民的呼声。包括于建嵘也在微博上说，希望呼吁中央专案组去彻查这个事情。我不敢说，因为在没有看到明天之前，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我不能说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艾未未：你猜想一下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刘建峰：呃，这是无法猜想的，只能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坚持做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就行了，跟我们职业操守应该做的事。就是这样子。这个问题你无法猜想啊，因为完全是超越你的掌控。
艾未未：啊，谢谢关于这个，我们问的就是这些。你有什么需要提示的？
刘建峰：呃，怎么说呢？就说，这次我觉得有些，象有个网友叫什么名字，哦，一个律师，提了105多个疑点。就说很有意思是，一个由温州市公安局接手的一个案件，为什么处理完还会有这么多疑点呢？在这么多疑点、这么多东西都没有呈清之前，为什么就我们的媒体，有很多媒体啊，很轻易的就做出一种倾向性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甚至有人在微博上，我的同行啊，为我写的这个文章争论，有的人说“假如查出来不是谋杀，打什么赌？”，所以我觉得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们各自呈现所掌握的事实而已。
艾未未：从你这个事实上看，任何人看了以后都倾向于谋杀。但是，我觉得很大程度是由于我们都无法从掌握证据的权力系统里面获得完整的一个表述。所以你在做这种事件当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刘建峰：那就是我们不能像，应该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一样，很多地方一样，有些信息我们应该公开的，我们不能公开。尤其是以记者身份去向（他们索取），当地的官方有选择性的提供，比如说我以记着的身份去要求提供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会以我们开个新闻发布会为由，而不给我提供任何其他东西，除了他们的通稿之外。但是呢，有网友去的时候可能他们就能答应他去，协调这个保安啦，或者协调这个（查看）摄像头。所以在中国做这个新闻做调查，最大的遗憾就是他与应该说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调查记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看来非常轻易能够弄清楚的事，发生在中国，是最不容易弄清楚的。曾经有一个丹麦的调查记者，在北京的一个大学里讲课。讲到他这个案例，然后我们就讨论这个案例。然后他就说到这个事，就是信息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所说到的最难的采访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反而不是最难的。在我们这里最难的什么，是获得必需的信息，获得应该公开的信息是最难的。虽然说信息的公开是有法律的，但是地方政府自由掌握权力，这一点是很可怕的事情。作为一个记者，我曾经多次在我的文章里面写到一个事情，可能和别的记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到下面去采访的时候，当我遭遇阻碍的时候，是哪个部门，宣传部，对我采取了什么阻碍办法。那我一定会写出来的，而且明确的在报纸上面写出来。
艾未未：那么像这种信息的不透明，不公开，事实上已经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比如，有些人……
刘建峰：他造成的实际上说，如果我们从一个普通公民角度来分析的话，它使得公民逐渐丧失了对这个政府的信任。就是说一些地方政府啊，它的一些做法，就是说，你应该向我透露的东西你不向我透露，我怎么能相信你呢？老百姓对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也质疑嘛。
艾未未：谢谢，非常感谢。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