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你还要些什么

Wed, 17 Mar 2010 09:11:10 GMT

《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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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3年，一个婴儿养育室里。护士们在地板上摆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把一群长得一摸一样的、8个月大的婴儿放到了地板上。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候，长官一声令下，护士长启动电路装置，一时间，刺耳的警报响起，地板被通上了电，触电的婴儿们在痛苦中痉挛并尖叫不已。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关上了电闸。

“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200次左右，”长官微笑着对参观者说：“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了。”

“限定”，大约是《Brave New World》一书中的最关键词汇。在Aldous Huxley笔下的那个美好盛世里，人从受精开始就被“限定”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被调制好，不健康的胚胎被“限定”出局，健康胎儿在孵化器里长大。然后从婴儿养育室开始，孩子们一路被“限定”得厌恶书籍和自然、厌恶独处、厌恶家庭、厌恶宗教和艺术，同时被“限定”得热爱集体、热爱消费、热爱滥交。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被限定的方式都一样。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Alpha、Beta、Gamma、Delta以及Epsilon——Alpha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Gamma以下的人不但被限定得矮小愚钝，还批量生产。不过没关系，虽然在那个世界里人有等级贵贱，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因为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梦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最美好最幸运。

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美好新世界的首长Mustapha，问质疑者“野人”John。

有什么人类跋山涉水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新世界里没有呢？经济发展？新世界里如此富足，上至Alphas下至Epsilons，人们不愁吃穿。健康？生物学家们早就把人类限定得不再有疾病。青春？这里人们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美女帅哥的青睐？这个更不用担心，因为新世界里“每个人都属于他人”，滥交是最大的美德，你要是长期只跟一个美女上床，会成为该世界里骇人的丑闻。

不错，这个世界里没有艺术、诗歌、撕心裂肺的爱情、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但是，当你每天都幸福得晕眩时，为什么还会需要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文学艺术往往是为了表达冲突超越痛苦，那么，在一个冲突和痛苦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里，文学艺术也就变成了社会的阑尾。更不要说“爱情”，那简直是高速公路上突然蹦出来的一头羚羊，如此危险，通通地，限定了之。

所以，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柏拉图估计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新世界里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是智慧非凡的哲学王。老子估计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个桃花源里被充分实施。希特勒更是会欣喜若狂，因为将人类的未来当作一个巨大的生物工程来建设，简直是他的毕生追求。还有斯大林，荡漾在新世界人们脸上的微笑，与沉浸在丰收喜悦里的社会主义农民如出一辙，而新世界的“睡梦教育”，简直可以说是对苏式灌输教育赤裸裸的抄袭。所有那些信奉“精英治国”、信奉“稳定高于一切”、信奉“老百姓无非就是关心吃饱穿暖”的人，都会是“美好新世界”的热情粉丝。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自己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美能力都毫无关系。民众只需像儿童那样，系上围兜，张口吞下哲学王或者先锋队一勺一勺送过来的食物，就乘坐直升电梯抵达了极乐世界。而精英们为了民众，制作食物既考虑营养，又考虑消化，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有如此鞠躬尽瘁的统治者，民众的个体自由意志完全是多此一举。如果说奥威尔的《1984》里，人们为失去自由而痛苦，那么Huxley的《勇敢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真的，如果政治家科学家给民众带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要自己去斗争？就像如果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要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

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生命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一切精英治国观里读到的是对生命的藐视。当统治者的恩赐被视为民众幸福的源泉时，统治者越高大，民众就越渺小。对有些人来说，幸福如此简单，无非是对着送过来的汤勺不断张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如此复杂，需要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由于运气和能力，也许耕耘未必能带来收获，但是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选什么呢？在幸福药丸soma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野人John选择了莎士比亚。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让“他们的”成为他们的

Fri, 12 Mar 2010 08:33:59 GMT

《瞭望东方》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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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饼充饥这个成语众所周知，说的是一个饼再大，若只是画在纸上，对填饱肚子也无济于事。每次我听到“土地公有是捍卫农民利益的底线”这类言论时，就情不自禁想起这个成语。土地公有，好大一个饼，可惜挂在墙上，农民只能对着它咽口水而已。

03-06年取消农业税以来，农村出现新政新气象。但一个不大被谈起的事实却是：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据统计，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已从02年的2.9倍扩大到了09年（上半年数据）的3.2倍。如果把城镇的医疗福利保障等算进去，这个差别将更大。

中国现在公认的问题似乎是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中国商人甚至不远万里跑到拉非拉去卖汽车卖手机卖衣服。其实这岂不是舍近求远，中国亿万农民还没有车没有手机估计也不会介意多几件新衣服，随便开发一下他们的需求，就可以省不少中国商人的路费了。

当然问题是，农民没有钱。农产品由于附加值较低，难以成为农民大规模提高收入的渠道，进城打工好像还没怎么听说民工打工打成张朝阳李嘉诚。据说一个商人成功往往需要一个叫做“原始积累”的过程，农民上哪进行“原始积累”呢？我想来想去，想到了墙上的那块烧饼。

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台湾韩国等地发生过的事情。比如台湾，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功土改，一种既保护土地私有权又相对公平再分配土地的土改方案。得到土地的农民可以通过抵押其私有土地从银行贷款，实现“原始积累”；也可以根据土地的真实市场价格与各类“开发商”谈判交易，实现“原始积累”；甚至还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租售或盖厂自营，实现“原始积累”。总之，土地的公平私有化帮助农民把墙上的那张画饼给摘了下来，变成嘴里的一张真饼，使其有机会从无产者变成创业者。否则那张画名义上是农民的，但是地方政府来征用它时政府说了算，开发商来了开发商说了算，只有农民真想用它来套利时，发现自己说了不算。

一个最常见的反驳当然是：如果农民把耕地卖作它用，耕地越来越少，粮食安全怎么办？我不大理解在一个全球化时代里，我们的粮食安全为什么一定要依赖于自给自足。据08年世行的一项研究，发达国家中有20个是粮食净进口国，只有13个净出口；中等收入国家中有69个粮食净进口，36个净出口；低收入国家中有42个净进口国，16个净出口。也就是说，196个国家中有131个都不能或不愿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但也没听说这131个国家的人民惶惶不可终日，家里堆满了面包大米和土豆。其实要说安全，岂止粮食要考虑安全，还要考虑汽车安全石油安全电脑安全化妆品安全医药安全……难道这些商品，统统地，都要关起门来自己造？

另一个常见的反驳是：要是农民都随便把地给卖了，成了失地游民怎么办？你看印度、拉美的贫民窟，这就是土地私有化的下场。这里我首先想问的是，你凭什么觉得农民比城里人傻呢？当初城镇房改把住房私有化时，怎么没人站出来说：要是城里人把房子随便给卖了，成了失房游民怎么办？难道农民不像城里人一样，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自己的财产吗？更重要的是，印度拉美的贫民窟现象并不是什么把公有土地私有化的结果，而是这些国家从来没有进行过成功土改的结果——那些贫民并不是把土地给变卖了由此沦落为游民，而是他们往往从来没有得到过可观的土地，因此从来没有过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只能漂到城市做贫民。比如印度，43%的农民只拥有不到人均0.2亩的土地，而2%的农民拥有人均超过10亩的土地，这和中国目前农民“土地起点相对平等”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把印度的危险套到中国，有帽子尺寸不对之嫌。

退一步说，即使给农民分地可能带来种种问题，何不通过“土改实验区”来发现并解决问题？中国改革至今，成功无非是依赖于胆大心细四个字，心细固然重要，若不与胆大结合，就只是保守而已。三农问题喊了这么多年，农民收入却与城市居民越行越远，如果我们真诚关心农民利益，何不试着从摘掉“他们的”土地之上那个引号开始？

腾讯问答

Sun, 07 Mar 2010 06:41:09 GMT

腾讯搞了个民生问答题，下面是我的答卷，说实话有些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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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9年可以说是“国企拿地年”，这一年诞生了N多地王。又有数据统计，2009年全国房价均价已达到4600元/平方米，比2008年上涨了1000元/平方米，是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您觉得2010年房价还会不会再涨？

我不是专家，只能靠直觉说话。直觉上来说，我觉得大中城市2010年房价可能会相对平稳。政府现在出台了很多抑价政策，另外市场规律来说，租售比也似乎显示房价过高。但因为房地产是经济的火车头，政府同时又不能让它猛跌，真要有大跌的势头，政府估计又会有政策杠杆出来扶持。中国和外国不大一样的地方在于，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手段比较强，土地、房贷、投资方面政府都有牌可打，所以至少影响短期房价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房价再涨，可能影响政治稳定，房价跌，影响经济发展，所以当下合乎政府利益的是房价平稳。

2，垃圾处理，因为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在2009年普遍进入公众视野。您觉得该不该建垃圾焚烧厂？为什么？

这个问题技术性太强，我无力回答。但是不管建不建，起码应该有一个公正的政治程序，就是相关方面能够商谈讨论，另外应该有独立的科研机构给出专家意见。

3，岁末年初，社保跨省转移新政出台。与施政者预期相反，却引发了农民工退保大潮。您觉得农民工做得对不对？

问题中的“引发”这个词用得可能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即使出台社保跨省转移，“也没能说服”很多农民工不去退保。要说服一个人参保，得靠比较丰厚的条件，靠强制显然不妥。如果民工家里现在等着米下锅，你非要他饿着肚子考虑60岁的时候有没有饭吃，说服力不大。如果他饥肠辘辘地说他现在就想吃饭，你说他觉悟太低，这种指责合理吗？要提高民工参保意识，最终还是要提高民工收入（使保险费用占收入比例降低），提高雇主的贡献率，改变户口政策（从而减少民工流动性），公开政府财政收支（使民工对自己交的保险被使用情况放心），如果这些条件欠缺，民工要求退保也可以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反思如何“利诱”，而不是“威逼”。

4，您觉得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相比，哪个改革更有希望？2009年您关注了教育领域的哪些问题？

不好意思，没有关注过足球，没法比。教育方面，我比较关注高等教育腐败。以前我听到过一种观点，非常赞同：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腐败还不是出现一些教育机构的贪官，而是整个体制的运作机制——政府拿纳税人的钱资助一批一批的垃圾研究垃圾文章垃圾书，然后学者再拿这些垃圾去评职称，如此循环往复。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集体腐败，政府由此安抚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由此升职挣钱，倒霉的是广大纳税者。相当于政府请知识分子吃饭，民众来买单。

5，大学生就业难依然是2009年难解的困局，其中“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关注。中国青年报还曾提出一个讨论“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您觉得蚁族们应不应该逃离北上广？

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不这些人差。

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6，您觉得通胀会是2010年中国经济的头号难题吗，为什么？

中国经济主要的问题不是通胀，而是贫富悬殊。客观地说，如果你放眼观察其它转型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中国还算是相对平稳的，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很强大。关键是，贫富悬殊太大的话，很多普通人连温和的通胀率都无法承受。富人虽然是人口少数，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富人的绝对数额也不小，这不小的富人群体造成一个不小的消费市场，他们可以为物价上涨推波助澜（北京房价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房价问题、通胀问题本质上都是贫富悬殊问题。

7，您觉得2010年该不该继续推行“家电下乡”？

我觉得从来就不应该推行什么家电下乡。政府的初衷也许是好的，给农民补贴，然后让他们去买“中标的企业的中标产品”。这里出现的问题是，既然给农民消费补贴，他们爱买什么买什么好了，为什么一定要买家电呢？买什么不是拉动内需？更不要说还非得买某些企业的某些品牌了，这种限买某些产品的做法，有没有扶持局部垄断、妨碍公平竞争的嫌疑？某些企业在“中标”之后开始在农村瞎抬价、以次充好，就是这种局部垄断的后果。我觉得要拉动内需、造福农民的话，给农民消费补贴就可以了，用不着家电下乡。

8，2009年最受关注的强拆事件是“唐福珍自焚”，除此以外在贵阳、昆明、宿迁均有一些群体事件发生。您觉得《拆迁条例》的修改能缓解暴力拆迁吗？

暴力拆迁可能会缓解一些，但不是因为《拆迁条例》的修改，而是因为“中央”更重视了，而中央重视是因为暴力拆迁危及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开发商未必重视法律，但是他们往往还是看中央“脸色”的，如果“中央”把暴力拆迁引起的冲突性事件作为考核官员的指标，那么地方政府可能会比以前收敛。

新条例本身未必起多大作用，是因为当法律冲撞利益集团的利益时，很多地方政府是置利益高于法律的，事实上旧的拆迁条例里本来就有“按市场评估价格补偿”的条款，不也没有得到执行吗？03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所以能带来根本改观，本质上是因为废除那个“恶法”并不明显伤害什么利益集团的利益，它导致的是帕累托最优式改进。但是新《拆迁条例》如果执行的话，一定会伤害很多利益集团，执行阻力会很大。

9，2009年对于重庆来说，是“打黑年”。在“最大保护伞”文强、“女黑老大”谢才萍、“巴南二富”黎强、“造假律师”李庄这几个案子中，您对哪个最感兴趣，为什么？

不好意思，对这个问题关注有限，无法比较。李庄案是我唯一持续跟踪观察的案子，主要是网上博客对它的讨论比较多。我想李庄案确实暴露了中国离真正的法治社会还很远：不但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司法独立”、“正当程序”的概念，而且一些民众往往也无意于区分道德和法律，似乎“坏人”就不配享有正当权利和程序。

10，2009年10月，广州公开了近300亿的财政预算，涵盖了114个政府部门。您对广州公开的这份预算满意吗？您觉得各地预算公开，未来可能实现吗？

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是进步，都值得鼓励。但要说满意，当然谈不上。预算公开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存在才有意义：公开了预算数字之后，如果我对这些数字不满意（比如说我觉得政府在环保上花的钱太少了），可能通过什么程序去改变？就算我满意，我怎么知道你最后的执行一定是按这些数字来的？我如何监督？如果我感兴趣的数字（比如公款吃喝的数字）不在这些公开的账目里，或者我想知道一些更详细的账目（比如公立医院的预算具体流向构成），可否问询？如果这些配套制度不到位，我只能瞪着一堆数字干着急的话，那我知不知道它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对广州预算公开的意义，我只能说拭目以待。

11，2009年也是互联网监管的多事之秋。从魔兽世界之争到BT等网站因无视听许可证被叫停等等。您有没有受到今年政策变化的影响？

我因为身在国外，对国内网站的依赖有限，所以国内政策的变化对我个人影响暂时不是很大。不过每次我读到“某部发出通知，以后提供什么什么的网站，都需取得什么什么许可证，经过什么什么审批”这种新闻时，就会觉得很荒唐，任何一个政治现代化的国家，都不应该说是某政府部门随便发一个“通知”就可以强迫民众做什么。不是网站不可以规范，而是规范必须有相应的立法程序和民意收集和听证环节，随便一个部门发一个“通知”就可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好像随便一个人在公路上都可以开一个收费站一样，非常荒诞。

善的理由

Thu, 25 Feb 2010 09:24:21 GMT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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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变成坏人，是吗？”电影《The Road》里，孩子这样问爸爸。

“任何时候。”爸爸答。

与好莱坞其它的灾难片相比，《The Road》最大的特点就是毫无希望。在《彗星撞地球》里，人类靠聪明才智击毁了撞向地球的彗星；在《后天》里，被淹没城市的幸存者最后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在《地心》里，科学家们最终逆转了紊乱的地心磁力……但是在《The Road》里，阳光已经消失多年，庄稼和树木不再生长，建筑纷纷腐烂，人类几乎灭绝，剩下的“人”已经不再是人——他们象动物那样四处翻找越来越不可能找到的文明时代的遗剩食物：一瓶可乐、一盒罐头……在不能找到这一切时，他们吃人。

在一个毫无希望的世界里，“善”还是必要的吗？在生命本身都不再有意义时，“做个好人”还有意义吗？

电影里大多数人以行动作出了回答：象其它动物一样，他们瞪着血红的眼睛，被永恒的饥饿驱使，将眼里的世界分为食物与非食物，急迫地向食物扑去，哪怕这个食物有一颗跳动的心脏，跟他们说一样的语言。

但是主角父子的选择不同。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吃人，甚至碰到垂死的同胞时，孩子坚持：爸爸，给他一瓶罐头吧。

“你必须守住内心的火焰”，这是父子间的约定。

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守住内心的火焰”呢？真的，为什么要追求美好呢？以前我曾和一个基督徒就道德的起源辩论。在他看来，人类的同情心、爱的意愿、对美好的向往是如此神秘如此顽强，只能用“神意”来解释。“比如所谓自然权利，哪有什么‘自然’呢？天上怎么会掉下来权利呢？当人们诉诸于‘自然’时，实际上是在诉诸内心深处的上帝”。我说道德哪有什么神秘之处，它完全可能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得到解释：人与人之间一定程度的友爱善意是一种集体生存的策略，“团结就是力量”，这种策略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慢慢内化为一种本能情感，这和上帝有什么关系呢？

看完《The Road》走出电影院，突然想起这场辩论，并意识到自己的逻辑是多么的噩梦——也许正确，但是噩梦——如果“善”其实是一种求生策略，那么“恶”其实也是，如果都是求生策略，那么，难道善恶本质上没有区别吗？难道将罐头分给濒死老人的孩子，与那些捕猎同类的食人者，没有区别吗？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走在深夜的大街上，几乎感到上帝的影子从前面一闪而过，感到他宽大袖袍的一角拂过脸颊。

所以《The Road》本质上不是灾难片或亲情片，它是一个哲学拷问，直指人类在生存困境面前的道德虚空。因此，它讲的不是什么后灾难时代的故事，而是现在，此时此刻，你、我所置身的世界：只是此时此刻匮乏不那么极端，作恶也不象食人那么极端，但是把电影里的极端性去掉，它所暴露的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本身。它追问每一个人：如何生命的虚空里打捞“善”的意义？

以前读到过别人出的一道题：假如有一天一种非常强大智慧的外星生物来到地球食人，你有机会去说服他不要吃你，你能举出什么样的理由去说服他，而这些理由却不能用来说服你自己食素？

我想不出来。如果我说人类比牛羊猪聪明会制造工具，外星人可以说我们都造出可以飞到地球的船了你们那点波音747还好意思拿来说事。如果我说人类感情丰富会哭会笑，外星人没准会说，你不知道我吃完你后马上就去捐助我们星球上的希望小学啊。人吃动物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人类比它们强大智慧，但是如果强大智慧就是干掉弱小生物的理由，那么希特勒屠杀病残儿似乎就天经地义。

因为想不出来理由，所以对食肉这件事始终视为自己的人生污点，难以释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罪恶感本身也许就是“内心的火焰”？这火焰来自哪里，又为什么在心中噼啪作响，我至今无法领悟，只在诚惶诚恐中心怀莫名感激。

民主的裤衩

Fri, 19 Feb 2010 03:13:23 GMT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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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那些对美国民主嗤之以鼻的人又找到了一个“确凿证据”：1月21号，美国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对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判例中，以5:4裁决联合公民组织所制作的“希拉里”政治片可以在选举前夜在电视上播放，推翻了之前联邦选举委员的禁播指令。这个裁决，用某评论员的话来说，导致了一场“政治飓风”，政治家和评论员纷纷表态，叫好的叫好（主要是共和党），谴责的谴责（主要是民主党），吵作一团。

吵架的理由是，那个宣传片（立场是反希拉里的）是有公司赞助的，而根据美国2002年的竞选法案和之前1990年的判例，公司或工会赞助的政治广告不能在初选前一个月、大选前两个月播出。而21号的裁决则意味着公司或工会从此可以任意资助政治广告，影响选举结果。对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有钱人可以尽情地“收购”选举，从此美国的民主脱下了最后的裤衩，堕落成了富人的裸奔。用奥巴马的话来说：“最高法院今天的裁决，给特殊利益集团用金钱操控政治开了绿灯，它是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和其它强大利益集团的胜利。”

哇塞，直接把民主赤裸裸地卖给资本家，这5个大法官胆大包天，不知道收了多少好处费？但是，也许，5个如此资深的法官这样裁决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道理？首席法官Roberts这样解释他的立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文本和目的都指向一个方向：国会不应当限制政治言论自由，即使这个言说者是公司或工会”。原来，其裁决的理论基础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

这样看来，这次判决引发的辩论，其实是美国过去几十年关于竞选资金论战的又一个回合而已，而这个论战的核心，就是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之间，如何实现平衡？让人说话，就自然有人说得多有人说得少，此谓自由，但伤害平等；要让所有人发言时间一样，就得强制一些人少说或者另一些人多说，此谓平等，但伤害自由。

裁决出来以后，不出我所料，从白宫到网络，到处涌现出“国将不国、民主将不民主”的哀叹，嘲讽美国民主的人自然要举着这个“确凿证据”宣扬：看，我说了吧！我很奇怪人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将这个裁决诠释为富人的胜利。且不说很多人刻意将“公司或工会”缩写为“公司”——比如奥巴马，用“其它强大利益集团”这个说法把工会给“其它”掉了，从而轻飘飘地勾销了该裁决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即使这个裁决只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在我看来，要从“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得出“从此民主就成了富人的民主”结论，至少有两个逻辑上的跳跃：第一，公司在政治上总是在支持“代表富人”的共和党、打压“代表穷人”的民主党；第二，民众会轻易被电视广告所忽悠，让砸钱的大公司得逞。

但事实上，这两个跳跃都是可疑的。大公司总跟共和党心连心吗？Open Secrets组织的调查公布了88到08年各大“政治行动委员会”（一般由公司或工会资助）的捐款情况，事实是工会基本一边倒支持民主党，但公司却不一定。比如高盛银行63%的捐款流向民主党，只有36%流向共和党；花旗银行49％捐款流向民主党，50%流向共和党，基本持平；相比之下教师协会这样的工会组织，98%的政治捐款流向民主党，流向共和党的则是零。有趣的是，在政治捐款总额的前十位中，有6个是工会或公共服务业行业协会，只有4个是公司或私营行业协会。那种“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一定更热衷于用钱来操控选举结果以维护富人利益”的看法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论证、而不是“显然如此”的观点。

至于有多少民众跟着政治广告的指挥棒走，就更可疑了。自战后美国政治学界有对投票的经验研究以来，从40年代的Lazarsfeld到60年代的Converse再到90年代的Finkel,对政治广告——确切地说——包含政治广告在内的全部竞选活动对选民的影响力，几乎每一代政治学者都得出了大同小异的结论：政治广告——乃至两党的竞选活动本身——对选民的影响非常微小。选民的阶级、教育、收入、种族、宗教、家庭背景等因素往往决定了其政党忠诚，这种忠诚非常有韧性，它有时会被政治经济或者国际局势左右，但是极少被政治广告所改变。即使某些选民为之改变（往往百分比为个位数），这种改变往往是双向的（即，有的民主党员“叛变”为共和党员，有的共和党员则“变节”为民主党员），因而有相互抵消的效果。虽然少数选举中，由于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政治广告可能明显影响选举结果，以蝴蝶的重量影响哑铃的平衡，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利于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完全没有定论。

如果政治广告对选民的影响微小，并且公司未必只支持“富人党”，允许公司做政治广告怎么就一定导致“富人收买民主”呢？我当然不是说这个裁决一定不会带来问题，我想说的只是，这个问题的性质很可能不是什么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这两个同样美好的政治价值之间寻求平衡。退一步说，就算这个裁决将来会带来重重问题，一个权力制衡的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的自我纠错机制，今天政治的钟摆向这边摆，说不定明天就又摆了回去。

《送你一颗子弹》后记

Sat, 06 Feb 2010 05:34:34 GMT

与其说是广告，不如说是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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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力很坏，背不出几首完整的古诗，不记得sin、cos有什么用处或者根号五等于几，常常看电影看到快结束时突然想起来看过这个电影，号称某个人是自己的偶像却想不起他的名字，回忆对于我，完全是蹩脚的侦探遇上了狡猾的罪犯。

但我爱写。对于记录生活和世界，我有一种强迫症式的癖好。在一定程度上，文字不是我记录生活的方式，而是我体验生活的方式，因为是书写的过程拉近了我和被书写对象的距离，使最微小的事物都呈现出五官和表情。多年的书写，使“回忆”对我来说变得可能：重读以前的文字，发现自己原来还读过这本书，还认识那个人，还有过这样奇怪的想法……沉没的世界重新浮现，象捡到满大街的钱包一样，我捡回无数个过去的自己。

这次整理书稿时，我就有这种“捡到钱包”的惊喜。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写两类文章。一类是政论时评，这类文章一般比较干巴巴，没有多少情绪和色彩，确切地说是反情绪和反色彩。另一类则是生活随笔，这类文字比较个人，捕捉一些瞬间的感受，把它们象萤火虫一样放到一个玻璃瓶子里去。这本书里收集的后一类文字，记录的是我05-09年左右（尤其是06-07年）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对于记忆力短路的我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文字，这几年的生活很可能人去楼空，查无实据。但因为这些记录，我有了一个小小的个人历史博物馆。要说历史博物馆有什么用，好像也没什么用，就是供参观者指指点点，说，哦，原来那些人在那个时候是那样生活的。

当然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对我个人有纪念意义。过去这些年，我的生活非常稀薄，没有多少人物、事件或催人泪下的经历。这很可能跟我生活在国外这件事有关，也可能跟我沉闷的性格有关，如果要上纲上线的话，还可能跟我身处的时代或者阶层有关。如果说丰富的生活是红军在与敌人的激战中爬雪山过草地的话，那么我的生活更象是一只骆驼无声无息地穿越撒哈拉。这场穿越中没有敌人、没有雪山草地、没有尽头处光明的延安，只有倾听自己呼吸的耐心、把一只脚放下去之后再把另一只脚抬起来的耐心。

我积攒这种耐心的方式，是用感受来弥补事件的贫瘠。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这不是渡过有意义人生的一种方式。它是渡过有意义人生的唯一方式。我相信是一个人感受的丰富性、而不是发生在他生活中的事件的密度，决定他生活的质地；是一个人的眼睛、而不是他眼前的景色，决定他生活的色彩。这样说似乎很唯心，但经济学家说，一个事物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而效用永远是主观判断。所以我想，至少我希望，这本书能带动读者和我一起响应苏格拉底先生的号召，去实践这样的人生态度：不被审视的人生不值得渡过。这句话的山寨版说法是：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

在这本书里，被“审视”的东西杂七杂八，有街上的疯老头，有同宿舍的室友，有爱情，电影和书，大到制度，小到老鼠。由于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发点并不是写一本书，所以不同文章往往风格迥异，长短不一，质量不均，随着社会形势、荷尔蒙周期、以及我逃避生活的力度而起伏。这给编排此书带来一定难度，因为简直是把摇滚、民歌、歌剧编进一张CD。我一度不知道如何给它们分类，最后按照主题大致分成了“论他人即地狱”、“论自己作为他人”、“论人生意义之不可知”、“论爱情之不可能”、“论社会之既不可知又不可能”。这些标题听上去很灰暗，但是阅读这些年的文字，我惊奇地发现焦虑还真是自始至终的主题——好吧，我并不惊奇。作为“当事者”，我是这种焦虑的作曲作词、演唱者以及早就腻味了却无处退票的倒霉听众。我想我实在过分热衷于“审视”人生了，习惯于把任何事物都倒吊起来，稀里哗啦抖落其中暗藏的秩序。“送你一颗子弹”，还真就是这么回事。

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读者可以把这本书看作人类学笔记而不是“心灵随笔”，或者看作一部精神疾患大全也行。有一天我在别人的博客上看到一句话：人尚未丧失自知性的几种表现——忧郁、自闭、强迫症、交流障碍、妄想、躁狂、焦虑……听听，“尚未丧失自知性”，焦虑狂简直应该弹冠相庆了。那么这本书，也可算是寄给所有“尚未丧失自知性”的人的一封秘密贺信。

这本书里的很多内容选自我的博客“情书”，当然最后成书的时候也做了不少改动。博客里那些过于琐碎、过于个人的内容没有收入；时政内容也基本没有收入；此外这本书里加入了一些平媒上的文章。在这4年里，我生活经历了很多变化，从纽约搬到波士顿又搬到了剑桥，从学生到老师，从剩女到结婚，因此有些文字现在已经过时，不能代表我现在的观点、心情和状态，只是作为“文物”的一部分展出。

这些年里我通过网络和包括积聚了一批读者，其中很多给过我鼓励、安慰或批评，更多的只是默默的关注。在此我想感谢一下我的读者们，是他们的关注，让我在表达感受的同时，虚荣心还能得到一点满足，让我知道自己的焦虑狂躁抑郁妄想悲观或更多时候仅仅是面对无边无际沙漠时的惊恐，也可以是生产力。

《送你一颗子弹》

Sat, 06 Feb 2010 05:33:07 GMT

终于，打了那么多次雷以后，雨给下下来了。

也不是什么瓢泼大雨，不能灌溉生灵什么的，就是一小把，捧在手里估计用不了一会儿就干了。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以前的博客节选什么的，大多写于我还十分热衷于网上裸奔的时候，但是拖来拖去，出版于我已经耻于网上裸奔的时候，所以拿到这本书的感觉，说实话，是有点尴尬。

好像小时候同学们一起包饺子，最后吃饺子的时候，有人说：这只饺子形状好奇怪，谁包的呀？

我不敢说。

只希望“弹指一挥间”这事再发生的时候，未来的自己能够代表现在的自己宽容过去的自己。

如果对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意义，希望自己以后有孩子、孩子长大、长大的过程中有迷惘的时候，翻到这本书，会想，啊，原来古人也如此焦虑，原来焦虑如此正常，好吧，我决定不因为自己血管里此起彼伏的暴动而仇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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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天真一些

Fri, 29 Jan 2010 01:31:03 GMT

《新京报》将《民主的细节》评为年度图书（在此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电脑、我小时候养的猫、尚未毒死我的牙膏、尚未袭击我的猪流感……），以下是被要求写的“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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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有很多看透了世界的人。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说：我女儿长大了，决不能从政，政治太肮脏了，哪里都一样。虽然当时我们坐在闹哄哄的车里，非常不适宜谈论政治，我的严肃病还是犯了，我反驳道：政治到处可能都是肮脏的，但是一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更肮脏一些。

后来我在别的地方看到一个更好的表述方式，那句话说的是：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完美的人性、完美的制度，完美的政治，但是完美的不存在，不应该是我们放弃追求“稍微美好一些”社会的理由。

《民主的细节》是一本很家常的书，试图从具体的政治事件、甚至柴米油盐的角度来观察分析美国的当代政治——确切地说，分析政治本身——再确切一点说，分析什么样的公共生活更接近合理与正义。我在书的后记里写道，这本书其实在做一个很“笨”的工作：讲故事、讲常识、讲人物。这件事情如此之“笨”，以至于有读者可能对一个剑桥大学的老师没有戴上术语的墨镜、穿上晦涩理论的马靴出来讲话而失望，但我之所以愿意做这个很“笨”的工作，是因为我不介意“天真”——我还没有看透一切，并拒绝看透一切，事实上，谁想让我“看透一切”我就跟谁急。

对这个世界有一天会成为人间天堂我不抱希望，但是我想，一个居民房子被推土机强拆的世界，和一个开发商必须跟某人谈判拆迁价的世界，还是略有不同的；一个婴儿喝奶粉不小心会得重病的世界，和一个食物标签上必须写明所有成分和卡路里的世界，也是略有不同的；一个高考分数线向本来就占有教育资源优势的大城市倾斜的世界，和一个照顾弱势群体上大学机会的世界，同样是不同的……那种无视所有这些不同而一屁股坐到“看透一切”的高度上挥斥方遒的态度，有些人称之为“智慧”，我称之为“傲慢”。

世界如此之博大精深，我们短短一生真的能看透吗？再说看透了接下来干嘛呢？坐在云端捋着智慧的胡须等死？

深入这个世界的细节，观察它的微妙，捕捉它的变化，在非黑即白之外看到所有那些丰富的过渡色彩，需要谦卑、耐心和好奇心。有这么多人热衷于看透的“智慧”，不过是因为看透是逃避社会责任感的最好理由。你说我都看透了，自然也不用操任何心了。

而对“肮脏”的政治家来说，民众的政治虚无主义则是他们最强大的堡垒：如果我无意于将自己清洗得更干净，至少我希望你相信干净是不可能的。

以前曾有朋友跟我讨论，为什么很多出了国的人政治上也会很保守，他们难道不是见多识广了吗？我说，以前有个心理学家做过实验，一个人如果买了某个牌子的车，以后他就会更留心这个牌子车的广告，而对其它牌子的广告往往充耳不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一个人的头脑开始封闭时，他明明身处一个信息开放的世界里，但是他吸收知识的方式却是选择性的和片面的。在我的留学生涯中，身边有太多的中国人，身在美国，但是看不到美国，身在一个全新的制度中，但是看不到它的新意。大约因为在他们出国之前，头脑里已经安装了“某个牌子的车”了，出了国以后，也只留心这个牌子车的广告，而对其它牌子视而不见。我想说的是，我们当中，有太多年纪轻轻就已对世界全然失去好奇心的人，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感叹号，但是没有了问号。

那么我希望《民主的细节》所达到的效果，就是在更多人的脑子里种上更多的问号。希望有一些人，越多越好的人，看完了这本书，从先前“看透的智慧”中倒退下来，退回天真，退回好奇，退回困惑。这本书并不指望也不可能告诉读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一个读者在读了此书之后感到糊涂和困惑，那么他应该恭喜自己恢复了困惑的能力，因为他又回到了一个丰富的世界，在琳琅满目的“汽车”之间，又有了选择的可能性。

快乐的可能

Sun, 24 Jan 2010 06:40:30 GMT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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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竟然也是这样过来的。这是我看了电影《白丝带》之后最强烈的感受。

我是说，他们的文化也曾如此压抑、如此阴暗、如此令人窒息。他们，德国人，传说中有着自由传统的西方。这个电影简直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孔雀》，就是《青红》。重要的不是情节，是氛围，是一口无限幽深的暗井里快乐的不可能性。

你能想象那样一个世界吗？一个初生的婴儿，无比娇嫩，无比纯洁，但是从他降生第一天起，你就知道他此生是不可能快乐的，他所降临的那个世界是不可能给他快乐的，事实上它所降临的世界是与快乐为敌的。如此与快乐为敌，它举着一只苍蝇拍，四处虎视眈眈地寻找快乐，一旦发现，就将它们一拍子打死。

在《白丝带》里，牧师就是这样手举苍蝇拍的人：他的孩子们在外面玩得回家晚了，一顿暴打；儿子马丁手淫被他发现了，从此睡觉要把他的双手绑在床架上；孩子们课间休息时打打闹闹，被他一顿呵斥……出于对孩子们以及对上帝的热爱，他在孩子们的内心世界里精心养育着一头叫做罪恶感的野兽，以至于有一天，马丁冒险穿越一条高空独木桥，在被质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时，他说：“我想给上帝一次杀死我的机会”。

真的，在1913年的这个德国村庄，谁是快乐呢？农夫一家生活在贫困线上，被庄园主解雇之后，他上吊死去；管家战战兢兢活在庄园主的庇护之下，可以为主人儿子口哨的丢失而毒打自己的儿子；接生婆为了讨医生的欢心而做牛做马，但是医生对她说：你让我感到恶心；孩子们生活在大人任意打骂中，变成了村庄里秘密的“恐怖分子”。重要的不是痛苦，而是痛苦的必然性。每个人都在承受痛苦，然后将自己的痛苦在流水线中传递下去。村庄里的权力关系如此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几乎就像是一件科技产品，几乎就像是艺术。

关键是压迫者并不比被压迫者过得更好。庄园主不断遭遇“阶级复仇”行动：孩子被打、房子被烧；欺辱妻子、情人和女儿的医生被陷害摔伤；牧师对儿女的“爱”并没有换来感恩，相反，他的宠物鸟被自己的女儿用剪刀戳死。作为秩序的维护者，这些村庄里的“当权者”要给权力机器上润滑游以免它生锈，给它站岗以免它被盗，给它交租金以免它被收走……他们的痛苦与他们所压迫的人的痛苦，具有几何上的对称性。

令人惊恐的是，放眼向人类历史望去，与快乐为敌的历史几乎是我们全部的历史。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大多数时候“祖祖辈辈”都在告诉孩子：不许贪玩、不许手淫、不许大声喧哗，不许这么想，不许那么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就是说，历史上有那么多、那么多娇嫩、纯洁的婴儿，他们一批一批地降临到人世，一批一批地穿过权力机器的流水线，进去的是生命，出来的是……他们再也没有出来过。

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尽管有文化相对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传统文明爱好者……对现代化深恶痛绝，我想我之所以愿意做一个福山那样的、不那么酷的、不那么政治正确的、坚定的“现代化”拥护者，是因为我向往一个快乐的世界，而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导演Heneke在一个访谈中说，他想通过这个电影表现“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后果”。我想他的意思是，一切权力关系的本质都是“恐怖主义”：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宗教的教条主义，性别上的压迫……而这些“恐怖主义”的后果，在那个村庄里，就是那些孩子的“阴谋破坏”活动：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

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村庄里，也还是有爱与诗意。影片有一幕最令人难忘：牧师的小儿子紧张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一只受伤的鸟，小声问爸爸可以不可以收养它，爸爸表示同意了之后，在这个几乎完全没有笑容的电影里，他眼睛一亮，展现出一个惊喜的笑容。即使是如此冷冰冰的世界，也不能消灭爱的细菌。我想人类是如此不善于快乐，简直不值得拯救，但对爱与被爱的渴望，也让这个物种的笨拙有了一个底线。

一直

Fri, 15 Jan 2010 01:27:09 GMT

一直就喜欢google。我的中文输入系统，google拼音；IE主页，google news；查地图，google map；编辑照片，google pisca……Google的特点是简洁，有趣。如果google是一个人的话，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阳光男孩”：个子高，爱笑，穿球鞋，爱打篮球。

然后就发生了摊牌这事，这简直就像发现你暗恋的运动健将竟然还暗暗写诗。

可爱就是这样变成性感的。

炒作！炒作！他们说。

我发现，矮个子看到高个特别爱喊：高跟鞋！高跟鞋！

丑女看到美女都爱猜：整容了！整容了！

在中国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他们又说。

不知道贵国法律的面料是皮筋吗？马兰花开二十一，二十五六，二十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太复杂了，人家不会。

吵吵更健康

Wed, 13 Jan 2010 01:52:28 GMT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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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的精妙之处，要我看，用中国的一句俗语就可以概括：三个臭皮匠，顶得上一个诸葛亮。“三个臭皮匠”怎么能顶得上“一个诸葛亮”？美国政治学家Page和Shapiro花了一整本书（《The Rational Public》）来阐述这个道理：在他们看来，虽然美国选民作为个体往往很无知——比如甚至不知道参议员的任期多长、不知道联邦大法官的名字、不知道哪个党在把持议院——但作为一个集体，当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时，往往能做出相当合理的决策。为什么？因为“合成的奇迹”。“三个臭皮匠”知识结构上可能互补、错误可能相互抵消，当三个臭皮匠变成三万个、三亿个时，这种知识互补、错误抵消的概率就变得相当大——这两位学者通过分析美国50年以来的公共政策试图论证这一点。

且慢。要实现“合成的奇迹”，一个前提是：“三个臭皮匠”在知识、价值上的多样性。如果由于压力或者“宣传”，这“三个臭皮匠”想法雷同，那么三个臭皮匠本质上就还是一个臭皮匠。一个臭皮匠，怎么能顶得上一个诸葛亮？把这个观点贯彻到政治领域，那就是：民主的质量依赖于思想的自由，因为自由哺育多样性。

最近美国的医疗改革辩论似乎就是对这种爆炸式多样性的一个演示。12月24日，美国参议院终于通过了民主党主导的医疗改革方案，在这之前，美国上上下下，从议院到媒体，从学界到普通人，已经为此“史诗般地”辩论了一年——确切地说，几十年——奥巴马任期的这轮医疗辩论，只是美国战后经久不息的医疗辩论的又一个回合而已。

医疗改革引起的广泛辩论，本质上是一场价值的冲突：冲突一方是民主党，他们力主政府财政应该覆盖那些买不起保险的人（大约5千万人），也就是促进更平等的医疗制度；另一方是共和党，他们担忧医疗扩张意味着财政赤字扩大、税收提高和经济活力受创。

在这个价值的连续谱上，出现了各种声音：最左翼的声音要求实现医保彻底国有化；温和左翼并不要求取消私人保险市场，但要求补贴穷人医保、加强对保险公司管制并强制有经济能力的人入保；中间派指出平等和效率之间有一个互换性，价值取向难分对错；温和右翼指出这个改革的税收和财政成本将很高，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可能进一步弱化中下层的工作积极性；最右翼则指责强制入保、加强管制破坏了市场自由原则，甚至构成了违宪。

这种意见多样性在不同媒体的评论文章可见一斑，《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可以说是对垒双方的经典代表。作为民主党的啦啦队长，《纽约时报》登的都是这样的文章：“一个非常值得通过的法案”、“令人欣慰的新闻”、“不要杀死这个法案”、“保险金方面的好消息”……而在《华尔街日报》上，则充满了“没人相信的变化”、“参议院议案的真实成本”、“一天一个新税”、“通胀税的出现”这种冷嘲热讽的文章。媒体观点的多元化，也部分程度上导致了民意的多元化。在《华盛顿邮报》的一项调查中，48%的人支持改革（其中30%强烈支持），49%的反对改革（39%强烈反对）。

由于民主党的议院多数党地位，最后议案通过。虽然对这个结果很多美国人都有不满的理由：左翼嫌它还不够左，右翼自然嫌它太左，但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和一个局外人，我更关心的却不是这场辩论的结果而是它的程序：多元的观点带来充分的政策辩论，而充分的辩论不但给民众一个从不同角度理解这个法案的机会，也督促辩论两党给其主张提供坚实的论据基础，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方案：民主党虽然把更多的穷人纳入了医保，但某些激进议员的国有化方案也没有得逞；该方案虽然很可能会引起医疗开支的增加，但民主党并不敢公然用增加中产阶级收入税的方式来筹资……我不知道这种温和妥协是否就是Page和Shapiro所说的“合成的奇迹”，但是我想，一个只有《纽约时报》或者只有《华尔街日报》的世界是可疑的、甚至危险的，因为要顶上一个“诸葛亮”，只有一个“臭皮匠”是远远不够的。

大家一起来算账

Wed, 13 Jan 2010 01:52:04 GMT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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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德胡卡，一个印度学者，有一次坐飞机时受了刺激。那天上飞机前他刚看了美国的大选辩论，发现其辩论总是针对具体的政策及其效果，但是在飞机上看到的印度一个州级选举辩论则刚好相反，其辩论完全空洞无物，既不谈论政策也不谈论绩效，就是口号和人身攻击而已。对比如此鲜明，令其深受震动，下了飞机之后，他创办了“国会研究服务”，一个旨在为印度政治家提供政策信息的思想库。

麦德胡卡的观察可以说指出了成熟的民主制和不成熟民主制之间的一个核心不同，那就是政治辩论的技术含量。好的政治辩论应当集中于具体政策，而不是煽情或人身攻击。但是纵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辩论内容往往是“你是某某阶级代言人”、“你是某某国家的走狗”、“你不顾人民的死活”这样的口号式话语，或甚至干脆直接在议会揪头发、扔鞋子。

我最近观察英国的媒体时，也受了一个类似的刺激。这个刺激的来源是英国财长Darling12月9号在议会作的“预算前报告”。“预算前报告”是英国政府每年两次的财政报告之一：一次在4月，一次在12月左右。由于明年5月英国大选在即，这次报告格外受人关注，因为它对选票流向可能影响巨大。

令我受刺激的，首先是这个报告内容的清晰具体：它不仅把所有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说得一清二楚，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方案将会如何影不同阶层、行业的普通人生活交待出来。问题：政府总债务过大（占GDP56%）。解决办法：第一，50亿的开支削减，但教育经费仍会增长0.7%；第二，冻结公共员工资和养老金两年；第三，提高全民保险征收比例0.5%（只针对收入2万英镑以上者）；第四，对今年银行业奖金一次性缴收50%税收，由此筹得5亿英镑……整个报告听下来，就像是一个工程师在谈论一个汽车故障一样高度技术化。从哪开源，从哪节流，开多少，节多少，一清二楚。事实上财政部专门就该报告作了一个网站，详尽阐述报告的细节，并设有“预算将如何影响你”、“预算将如何影响你所在地区”的栏目，甚至还设了“财政部twitter”，及时解答民众的问题。

我当了几年老师，改作业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最差的论文往往是最难改的。因为你要评论一个人的论点，首先要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差论文的特点就是你不知道它在说些什么。也就是说，对具体清晰的逃避也就是对批评的封闭。这一点大约不仅仅适合学生论文，也适用于政府财政报告。虽然现在各国都在提倡政府“信息公开”，但在我看来，如果仅仅把政策“一锅粥”地端出来，既不归纳问题或阐述方案，也不解释这些政策具体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公众面对它，就像一个老师面对一篇不知所云的论文，很可能还是不知道如何参与对它的讨论。

这个报告事后激起的广泛讨论同样令我震动。报告出炉当天开始，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blog都开始了对它进行爆炸式讨论。随便打开一张报纸，都是“债务灾难的真实成本”、“毫无目的的民粹主义”、“商界‘陪审团’的看法”、“一块忽视债务问题的政治糕点”……等铺天盖地的评论文章，可以说把这个报告的每一个毛孔都透视了无数遍。有的批评政府拿银行家开刀是作政治秀，有的说报告对于解决政府债务问题是杯水车薪，当然也有的说在解决债务和保护福利之间走钢丝，这个报告实属不易……批评虽然众多，但绝大多数批评都是就事论事、充分论证的“技术型”批评，打着算盘在跟报告一笔一笔“对账”。即使是网民，也几乎看不到那种“布朗政府这个吸血虫”、“Darling滚下台去吧”这种只有情绪没有论证的评论。

拿《金融时报》上一篇叫做“报告是财政糖浆还是错药”的整版文章来说，它把讨论分成8个小问题：1.公共财政局面到底有多糟？2.政府的药方是什么？3.这些药方与4月份财政报告有何不同？4.谁是最大的买单者？……分门别类来介绍和评论，并配备了很多图表、历史数据，完全可以说是一篇浓缩版的学术论文。

固然，技术化讨论背后往往都有意识形态的影子，但是人们愿意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论据、做出论证，而不仅仅是喊喊口号、攻击对方的“动机”和“人品”，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进步。当然这样“学术化”的政治讨论，相比喊口号和挖动机，相比议会里的揪头发扔鞋子，往往显得枯燥无味，没有娱乐性，但正如偷懒不可能获得科学或者商业上的成就，良好政治也没有捷径。它也许需要“热泪盈眶”或者“热血沸腾”，但它更需要每一个人，上至政治家下至普通公民，从老老实实做政策知识上的功课开始。

一个八卦式访谈

Sun, 03 Jan 2010 03:57:51 GMT

《博客天下》的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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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看您最初的博客都是一些对于生活的点滴记录，包括您写论文、找工作、搬家等等，当初写博的初衷是什么？情感的抒发、表达观点？

我思维比较活跃，脑子里稀奇古怪的想法多，生活中常常无人分享，写博客成了一种很方便的表达方式，让自言自语显得不那么尴尬。

2、在写了3年多博客以后，对博客有了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另外，博客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应该是4年多吧。博客的好处和坏处都在于它的“快餐”性质。这种文体鼓励交流的即时性，语言有趣，和读者互动，情绪的传染，但所有这些优点都有硬币的另一面，它不大可能造就有深度的思考、讲事实讲论据的系统性、不鼓励独立的冷静的想法。

在我非常勤于写博客的那段时间，博客对我生活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脑子里有博客这件事，基本上相当于手上有一个照相机，你对周遭事物以及对自己会更留心。

从实际的角度讲，博客帮助我认识了一些朋友，找到了一批读者，传播了一些想法，耽误了巨额时间……有得有失，得大于失。

3、看到您博客中有一篇文章中写道：“一定要写博客，生命、体验、感受不过是一些纸屑，而时间是把它们吹得七零八落的飓风。好在有文字，算是图钉，稍稍地把那些纸屑给固定住。”这也是您写博的一个原因吗？

呵呵，那篇博客是较早期的，大意是我记忆力不好，写博客帮助记住一些事情。记忆力不好，的确是我习惯于书写的原因之一，也可能是后果之一。

4、你把自己嫣部落的博客命名为情书，是因为“所有的文字，都是写给时间的情书”吗？另外，从这句话能感觉出您很喜欢写作。我看到，您不仅写博客，还给南方报系的很多媒体写专栏，而且，您还出了几本书，感觉您很喜欢写作。写作对您来说，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

写作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写东西是一种很“慢”的行为，一个念头在你脑子里闪过，可能只需要一秒钟，但是要把它完整地表达出来，可能需要十分钟。选择这种缓慢的行为，是选择用一种咀嚼、回味的方式而不是囫囵吞枣的方式对待生活，是对生活的一种敬意。

5、有人说，博客的生命力即将耗尽，您怎么看？你写微博客了吗？您还会继续写下去吗？ 您平时也看别人的博客吗？什么类型的博客吸引您的眼球？

我觉得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博客已经成了一种“媒体”，只要这个媒体还能提供很多传统媒体不能提供的信息，它的生命力就还在。另外人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个芙蓉姐姐，只要一部分人的裸奔欲和另一部分人的窥视欲还一息尚存，博客就还有生存空间。

我不写微博，没有时间，而且很奇怪并羡慕那些有时间天天微博的人。

以前经常看博客，现在看得少。主要看的要么是闺蜜们的博客以保持联系，要么就是看一些专业性强的博客，比如经济博客。最近开始染上了追看某些微博的习惯，主要是中妙语连珠多。

6、你怕网友的批评吗？对于批评你一般如何回应呢？

早期经常和网友辩论，现在懒了，几乎不回应，后来干脆关了博客评论。

7、您的博客文章写了很多，自己也出了几本书，想过把博客文章也出本书吗？

我马上要出的这本书《送你一颗子弹》，其中有大量的内容源于博客。

8、另外，我们关注到，除了嫣部落的博客，您其他网站的博客更新的不如以前快了，是写博客写烦了，还是其它原因？

对，写烦了。觉得在一定的深度之内，能够表达的已经被表达过了，再说下去就是重复了；在那个深度之外，博客这种体裁无法容纳。这一点不仅仅适用于思想，也适用于情绪、情感。

另外的原因就是，随着博客读者数量增多，以及身份变成老师（画外音：“为人师表……”），越来越不愿意在公开博客上谈论自己的私生活了。其实我还有一个频繁更新的私博，记些生活琐事，但只是跟几个好友分享。

顺便说一句，公开博客里现在我自己操作的就是我的独立博客，其他网站上的，都是镜像，更新速度不是我自己决定的。

9、如果硬要给您的博客定义一个风格，您觉得是什么风格的？

混搭？呵呵。

关于文字

10、 看了您几篇文章，《兔子急了》《谢谢收看》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在你的笔下却是那么的生动，有现场感。而您还有很多关于政治和民主的文章，从感性到理性，游刃有余，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你的作品很多元，这跟你的性格有关吗？如何做到在几个风格中游刃有余的？

理性的是思维，感性的语言，两者应该不矛盾。

11、 看了您的很多政治博文，只是看文字，很难看出这是出自一个女人之手，您的内心里是不是有着“男性”的某种东西？

如果你说的“男性”是指思辨倾向的话，那么每个女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男人，区别只在于你是否向他敞开。

12、 一个时尚漂亮、外表柔美的女性，人们很难将她与政治挂钩，可是您曾经说您喜欢政治，而且也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政治文章，您是从什么开始喜欢政治的？政治中有什么吸引你去研究的东西？

我一直是学政治学的，但真正对政治——而不是关于政治的书、关于政治的文章——感兴趣，是24、5岁之后的事。对政治的关注可能有两方面原因吧，一个是我自认为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人，而政治本质上是一门关于正义的学问；另一个原因是纯知识上的兴趣，觉得政治如此复杂，而复杂的东西激发你的解释欲和探究之心。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You can’t be an economist if you’re not playful。一切学问，包括政治学，都是如此。现在常有学生给我发信，说我想学政治学，因为我想“改造中国”，我说不要，你要因为一件事情有趣而去做它，而不是为了拯救世界——你不可能拯救世界的，世界哪有那么容易被拯救，世界就是被你们这些想拯救它的人给拯救坏了的。

13、 看了您《让政治变得家常》等一些文章，您似乎从来不直接说国内某些方面做的不好，而是用国外的实例来突显国内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似乎是你行文的一种方式。这是不是您的海外经历所赋予您的新视角？您什么时候开始转型做政论文章的？是因为在国外看到了一些新的民主政治的经验吗？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通过谈论国外谈论中国，是一种策略。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我是个对“比较”很感兴趣的人，觉得大多数好的社科问题都是源自于比较的视角——把你当下的经验世界陌生化，把它作为各种可能性之一来看待，它的奇特之处才会凸显。俾斯麦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这简直我最喜爱的对政治的定义。

不存在“转型”做政论文章，我一直是双管齐下的。我最早开始上网（99年左右）就是从时政论坛灌水开始的。

14、 有几个问题挺想知道，在您《让我想想》的博文里，您为是否回国发愁，后来的一些博文涉及到了找工作，后来是一个什么机缘，来到剑桥的？您学了美国的政治，又看了西方的政治，内心中还有这中国政治多年的影响，这三种政治在你的脑海中会不会时常的掐架、碰撞？这是否是你用小事例来反观国内政治现状的一个原因？

来剑桥就是看到招聘广告，然后就来应聘了。

至于不同地方的政治是否造成观念上的冲撞，是这样的：如果你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你眼中的世界就是一个有序的世界，每一个经验事件在你的认知体系中都有它的门牌号。

15、 您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博士，哈弗大学博士后，剑桥大学讲师，这一路走来，是自己内心当中不断提醒自己进步的声音的督促，还是其它因素。在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和当下的一些大学生可以分享的成功经验？

我学途上一直非常顺利，运气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我是个很要强的人，一旦做一件事，就会非常认真地去做，大概是传说中的完美主义者。比如我以前勤于写博客的时候，写博的态度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后来接手几个专栏，写专栏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其实我教课、写论文，也是非常认真的——尤其当我做的事情需要别人来承担后果时，我会非常认真。

如果说有什么经验愿意分享，就是精神上的独立和知识上的谦卑感吧。第一，在接受每一个观点、观念之前问个为什么，不要因为你身边1000个人都说那是对的你就说那是对的；第二，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自己的无知无知。在表达每一个观点、观念之前问个为什么，不要迷恋立场，不要迷恋姿态，也不要迷恋小圈子的温暖，更不要被那些说话、写文章气势汹汹、胸有成竹、挥斥方遒的人吓倒，每个人在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面前都是微生物。

16、 您在一篇文章中说，自己是“具有那文青特色的愤青，但是到底文学是您的正房还是政治学是你的正房，这两个还在头破血流的互掐”，3年过去了，现在谁占上风了？文青似乎和愤青的气质似乎不同，而您却有这两种气质，这也是性格原因，还是兴趣原因？另外，为什么对自己做出如此的评价？

文青、愤青都只是微生物匍伏在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面前、并企图接近这种复杂性的方式，类似于为了表达对一个人的爱意，今天给他做红烧肉，明天给他做小葱拌豆腐。

关于生活中的你

17、 认识你的人都说你乐呵呵的，性格开朗，甚至有网友说你“母仪天下”，你认可吗？生活中的你是什么样子的？（东西乱丢，还是井井有条？外人面前性格开朗，私底下深沉？……

“母仪天下”那个说法也太夸张了，我当然不认可。爱笑是真的。我性格应该是比较激烈的人，比别人更开朗，也比别人更抑郁，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夏分明。不过一般我都把开朗的一面展示给他人，抑郁的一面留给自己，非常八荣八耻。生活中的我……属于懒散和丢三落四型的吧，我经常不洗水果就直接开吃，买同一个东西总是比别人花的钱更多，一年平均丢5把伞，从来不买需要绑鞋带的鞋因为懒得弯腰。

18、 您曾经写过一本书《那么，爱呢》,您所憧憬的爱情是什么样子？

有话说，粘乎。

19、您爱好看歌剧，除了歌剧还有什么爱好？（这点似乎很小资也很文青，嘿嘿）

爱好歌剧？我一向痛恨歌剧啊，觉得歌剧简直跟领导作报告有一拼。我的爱好跟士兵甲一样，音乐、美食、电影什么的。我很想说自己还爱好摄影、建筑、天文学什么的，但又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这样说。

20、您最喜欢的音乐风格？

主要喜欢带rock风格的blues吧，“象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抚摸一个新生婴儿”那样的音乐。心情好的时候，也喜欢那种节奏感很好的音乐，一听就让人想跳舞的音乐。

21、平时，您私底下也喜欢翻阅政治类的书籍吗？

不是“也”喜欢，那几乎是我读书的唯一类型，当然有出于工作需要迫不得已的原因。如果有时间，我希望更多地读读小说、历史和科普类书籍。

22、最近很喜欢的休闲方式？

有时间读自己想读的书，对我来说一直是最好的休闲方式。如果读到一本好书，身边正好有一个可以交流的人，那就好到让人想骂娘了。

23、您是如何减压的？

看情景喜剧，做数独游戏，写日记，做白日梦，Tom Waits。

在微小事物中获得解放

Sun, 03 Jan 2010 03:57:05 GMT

《新周刊》，年终命题辞旧迎新稿，博客里好久没有出现“情绪”这一标签了，呵呵。

Happy New Year To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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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1月我终于搬进了新公寓。

这是个有点奇怪的小区。在英国，一般中青年人喜欢住独门独院的房子，老年人才喜欢住公寓楼。因此我的邻居们情况是这样的：Daffny，86岁，寡居；Michael，78岁，寡居；楼下，Dorothy，93，寡居；Beth，96，寡居……总之整个单元的平均年龄怎么也得有75。

生活在一堆老年人当中，感觉非常奇妙。下班回家的时候，经常能看见Dorothy坐在她家窗前发呆，背弯成个大虾米。有时候还能碰见Beth，她表情严肃，以每分钟10步的速度在院子里散步。78岁的Michael，据说家里没有电视电话电脑，每天路过他家门口时，都怀疑里面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洞穴。我经常想象这些70多的80多的90多的老头老太太们，每天看着窗外随风静静摇摆的槐树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是什么精神支柱让他们每天都愿意起床、穿戴整齐、拄着拐杖出门买新鲜牛奶。

而我在他们中间生活，似乎是在已经有了剧透的情况下接着往下看一部电影。每碰见他们一次，就被提醒一次时间的延绵、荒谬和残酷，在如此延绵、荒谬和残酷的时间面前，2009能意味着什么呢？

手忙脚乱的溺水感，似乎我这一年贯穿始终的主题。教书、没完没了的学生个别辅导、改作业、读书、论文、专栏、书稿……觉得自己是在一条钢丝上骑自行车，头上顶着一堆盘子，手上还有五个圆球在倒腾。

忙，却似乎也没忙成什么，时间被碾得如此之碎，一阵风吹过，稀里哗啦全都不知去向，以至于我试图回想这一年到底干了些什么时，发现自己简直是从一场昏迷中醒来，而不是刚刚目睹了365个结结实实的壮丁从窗前经过。

好吧，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忙成。7月初，我的政论《民主的细节》出版，12底随笔集《送你一颗子弹》即将上市。虽然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都不是今年写的，但我确实花费了大量时间修改、整理、校对这两个书稿。作为一个细节完美强迫症患者，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第十八遍校阅同一份书稿时，确实需要先把自己打晕，然后才能校得下去。

生活？我不得不尴尬地承认自己并没有生活——长期的独居和工作的重负，基本上把我改造成了一个知识加工器。一个按钮按下去，书、新闻、网络文章咕咚掉进去，另一个按钮按下去，论文、专栏、书咔嚓掉出来。

等等，在大团大团的空白在脑中飘过之后，我终于想起……二月的那场大雪，我从办公室的窗口往外看，纷纷扬扬的雪花满天飞，有些雪花太轻，沉不下去，几乎是在往上飞，如此奇妙，让我几乎产生一种会飞的错觉，想纵身跳出窗口去；又想起三月的那个下午，坐在巴黎回伦敦的火车上，读Ayn Rand的Fountainhead，思绪万千，感慨一个星期的旅行都不如几个小时的阅读有冲击力；还有七月，看《灿烂人生》，多么温柔的一个故事，尼可拉在乡间小路上搂着她的肩膀那一幕，如此美好，几乎让人向往衰老；还有H寄的DVD，几乎被遗忘的一篇文章，竟然曾给他人带去感动，然后因此收获更多的感动；还有上个月在Youtube发掘的那首歌Try a Little Tenderness，如此性感，我连着听了一个星期；甚至还记得……一个猪蹄。那天去家门口的那个中餐馆吃饭，临走时老板娘突然主动送我一个塑料袋包好的卤猪蹄，也不为什么，就是她觉得这个猪蹄很好吃。作为一个知识加工器，突然没头没脑地收到一个猪蹄，这事如此温情脉脉，后来被我反复回忆。

我曾google过这个新公寓的前主人。一个80多岁的捷克老太太，50年代从捷克逃到英国，写过一本书叫《The Liberating Beauty of Small Things》，讲她50年代从捷克逃到英国的经历。“微小事物的解放性美丽”，就冲着这个书名，我买下了此书。我想时间它的确延绵、荒谬而残酷，这事我们越往下过就越清晰，但微小事物的美丽或许能帮我们片刻逃脱时间的坚硬。雪花，小说，音乐，电影，甚至一只猪蹄……这些2009年的微小事物此刻扑扇着翅膀，在我眼前闪现。如果一个机器人还会为温柔的、温暖的事物所打动，可不可以说，也许她还有个贪玩的灵魂，还可以继续和时间捉迷藏下去？

法治何以可能

Sat, 19 Dec 2009 06:36:21 GMT

被和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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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中国一位政治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咨询型法治”，核心思想大致是中国需要法治，但不需要民主。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家威权主义者们的这个流行观念与经济放任主义者们不谋而合——虽然他们在经济观念上大相径庭，但在政治上却殊途同归，都信奉“要法治但不要民主”。

法治当然是诱人的，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民主不够深入的情况下，法治是否可能？最近几个拆迁案例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号。一个例子是上海的“钉子户”潘蓉，虽然有《物权法》高高在上，却仍难逃住房被强拆甚至丈夫被关押的不幸；一个是也来自上海的孔东辉，虽然有已经颁布一年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却在要求政府公开相关拆迁信息时处处碰壁，甚至在起诉失职部门时被告知“没有原告资格”；更不用说另一个相关报道：河北农民王秀珍为暴力拆迁之事上访时，被镇领导呵斥：“有事别找我，跳楼去五楼”。在这些案例中，都不能说这些被拆迁户在申诉时“无法可依”，但是“有法可依”并不意味着“有法必依”，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个国家威权主义者和经济放任主义者都经常忽略的事实是：权利的前提本质上是权力，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法治往往成为泡影。这其实不难理解，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和一个拎着手枪的人谈“权利”，那个持枪者为什么要理会那个手无寸铁的人呢？如果那个手无寸铁的人是个会下金蛋的母鸡，也许持枪者还可以考虑和他“交易”，如果对方既无寸铁又无寸金，作为理性人，实在看不出持枪者为什么要放下武器交出权利。英国——这个被视为法治典范的国家——其法治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国王的良心发现，或某知识分子上书要求“咨询型法治”，而是因为国王和议会的权力制衡，而这种制衡之所以可能，又是因为议会里的贵族们一不做、二不休，关键时刻拿起了武器。最近网上流行的一句话也许可以用来理解权利和权力的关系：社会跟政府讲道理，政府就跟社会耍流氓；社会跟政府耍流氓，政府就跟社会讲道理。

在现代社会，权力制衡的实现显然不必要如此兵戎相见——选举就是一个很好的权力平衡装置：不能用枪把独断专行者打下来，至少有可能把他给选下来。当女性有了选票，女权才变得有意义；当农民有了投票权，他才可能对公然歧视性政策说不……对民主也许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其中之一是它是，而且仅仅是，一种权力平衡装置。这种平衡性也许不能保证法治，但至少使它变得更可能。当然，“平衡”指的不仅仅是用民众权力来平衡政府权力，民众权力本身也需要司法独立、专家知识、市场自由等力量来平衡。但在目前民众权力和政府权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谈论民主的危害显然是饿着肚子在发愁吃得太饱怎么办。

固然，民主不能包治百病，甚至可能带来诸多问题，比如传说中的“多数暴政”。但是在现实的代议民主制中，民主很少作为一种“光秃秃”的权力机制运行，它往往是浸润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机制当中，比如阶级（有些阶层由于经济实力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比如组织（有些人群组织程度高），比如教育，比如“文化霸权”，比如三权分立……正是不同权力机制的相互作用，导致“多数”的人数优势往往在代议民主中被冲淡甚至抵消。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现代民主仅仅是个人数游戏，就无法解释仅占美国人口1.7%的犹太人为何在美国如此有权有势。

那么新加坡呢？“要法治不要民主”派最喜爱的例子似乎就是新加坡。且不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本党利益受到威胁时，向来不惮于无视法治，比如屡屡动用诽谤罪来打压反对派，也不说新加坡现在已非严格意义上的专制国家，被很多人认为是“混合政体”而不是“专制政体”，关键是新加坡这个独特岛国的经验缺乏普遍性：它在独立之前有100多年的英国殖民史（而在这个殖民史之前新加坡几乎就是块荒地），不但其文化被英国的法治传统浸染，而且殖民者的强大导致了一个“弱国家弱社会”传统，由此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力制衡；它作为一个小国不存在中央地方关系，因而自上而下的制度监督成本很低；它高得惊人的公务员工资被很多新加坡人批评为“公开透明的腐败”；与农业经济形成的集权体制相比，它的贸易经济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把新加坡经验普遍化，无异于刻舟求剑。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来说，潘蓉孔东辉王秀珍们追求法治的机会，现在恐怕还是来自民主的深入。

俄罗斯的徘徊

Fri, 11 Dec 2009 01:41:57 GMT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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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那天，多国政要汇聚柏林。其中有一个可能最坐立不安，那就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中东欧各国的回归，对于俄罗斯来说，却是众叛亲离的开始。20年来中东欧各国纷纷投奔欧盟、北约，当年的苏联“老大哥”今天几乎成了一个欧洲孤儿。

更令他不安的，恐怕还不是欧洲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而是价值观念上的被孤立。在柏林接受采访时，有记者问：“今天欧洲首先是一个价值共同体，俄罗斯将来在欧洲扮演的角色，取决于贵国如何看待民主自由和人权，对此你怎么看？”梅德韦杰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的价值观和你们是一样的，在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上，我们没有根本分歧……”

梅德韦杰夫说到这里，肯定有几个人在坟墓里打喷嚏。比如06年在自家门口被暗杀的记者安娜·波里科夫斯克亚，今年1月被暗杀的人权律师马科洛夫，7月刚被暗杀的记者埃斯特米洛娃。巧合的是，这几个人都直接或间接为一个叫Novaya Gazeta的媒体工作。同样巧的是，这份报纸据说是俄罗斯境内仅剩的全国性独立报纸。事实上，有国际记者组织将俄罗斯评为对记者来说最危险的三个国家之一。在俄罗斯过去几年被暗杀的17个记者中，只有一个破案，其它都不了了之。

这份“荣誉”可以说是普京时代的成果。叶利钦当政时，虽然俄罗斯的民主化也可圈可点，普京时代却是一个显然的政治倒退时代。就媒体管制而言，克里姆林宫通过国有化或者惩治异见者的方式，驯服了所有全国性电视台、除了Novaya Gazata之外的所有全国性报纸；就集会自由而言，骚扰、逮捕抗议示威者甚至干脆拒绝他们的游行申请已司空见惯；就政党而言，独立倾向的政党及其领袖大多要么被骚扰，要么无法登记参选；就NGO而言，很多国际NGO被驱逐，国内NGO则被骚扰；就中央地方关系而言，05年开始州长从选举改成中央任命，确保地方首脑对克里姆林宫的忠诚；由于一边倒的媒体、地方政府的忠诚甚至公然的选举舞弊，造成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一党独大，行政和立法权无以制衡，司法部门往往也屈从于政府的指挥棒；甚至经济上国家控制成分也越来越大……2008年，Freedom House将俄罗斯划入了“不自由”国家。从俄罗斯政治的倒退情况来看，也许可以说，有形的柏林墙早已倒塌，而无形的柏林墙只是从柏林位移到了俄罗斯而已。

不还有经济增长吗？也许有人会说，叶利钦时代政治也许更开明，但经济一团糟，相比之下普京时代虽然政治铁腕，但经济增长率年均6-7%左右，不恰好说明政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代价？这个逻辑显然忽视了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带来的阶段性困难（事实上普京上台之前的99、00年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也忽视了一个经济共同体瓦解之后带来的经济失序，更忽视了普京的最大运气——他上台以来油价的持续走高（从00年每桶20美元左右到08年100美元左右），而石油出口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更重要的是，如果政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那就无法解释苏东那些更成功民主化的国家——比如捷克、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为什么在90年代末期以后也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其中有些增长速度还快于俄罗斯。

美国记者Fareed Zakaria曾发明一个词，叫“不自由的民主”，意指一种伪劣民主政体：这些国家也许有定期选举，但是言论、结社、集会、出版自由却形同虚设。今天的俄罗斯，大约就是“不自由民主”的典型。问题是，在没有政治自由时，真正的民主是否可能？民主是对民意的倾听和代表，但如果民意不是自发自主形成的，而是被灌输甚至操控出来的，去代表它又有何意义？不错，调查显示现在普京在俄罗斯的支持率很高，但如果报纸、电视、街头、网络长期只允许对他的鲜花与掌声，支持率高说明的只是垄断的有效性而已。如果人们只有爱吃西红柿的自由，那么无论人们多爱吃西红柿，似乎都不能证明西红柿的美好性。

当然，“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柏林墙也不可能一日倒塌。09年Freedom House的报告显示，在前苏东地区的28个国家里，只有13个可被称为自由国家，其它都是不自由或部分自由。也许对于历史的演进，我们仍需保持耐心。人类花了28年等待有形柏林墙的倒塌，无形柏林墙的消除，也许要更漫长地等待。梅德韦杰夫在采访中说他年轻时也听Scorpions的“变化之风”，那首歌里有一句是这样的：“变化之风吹拂在时间的脸上，就象暴风吹响自由的钟声”，不知道现在的他，是否还愿意重听。

关于《民主的细节》的一个访谈

Sun, 22 Nov 2009 06:14:58 GMT

热烈庆祝《民主的细节》第八次印刷

《出版人》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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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作为一本政论书，《民主的细节》能畅销很让人诧异，你对这样的结果有预期吗？你认为这本书受到关注的原因是什么？

刘瑜：可能我是对这本书能够比较畅销唯一不感到诧异的人。连我的编辑和出版社都很诧异，呵呵。我在找到上海三联之前，曾经有朋友帮我联系过好几个出版社或书商，最后都没有谈成，有的说我没什么名气不想出，有的说时评时效性强，现在出晚了，有的说这种小故事的体例不好，要写还是写长篇大论的比较有市场。对这些“据信”，说实话，我吃惊多于失望，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仔细读了书稿，就会发现这不是一本关于时事、甚至不仅仅是关于美国的书，它本质上是一本探讨政治正义的书。我觉得一些出版人低估了中国读者对政治正义、对公共领域、对制度可能性的知识渴求。很多人说现在的中国，如果你不是名人，要写卖得动的书，就只能写恋爱啊、成功秘诀啊、养生保健啊，我觉得不对。任何社会，总会有很多人关心公共生活、关心正义、关心政治制度，如果图书市场上体现不出这种关心，那么，除了政治原因和出版界的不思进取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知识界本身的失败：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有营养、又具有可读性的作品。所以说到为什么这本书会比较受欢迎，我觉得市场对这种知识的渴求可能是最关键的因素。当然我用小短文、小故事的方式来表达这些知识和观念，增加了此书的可阅读性。另外，个别网站（牛博网）、几个知名网友（和菜头、柴静等）的宣传、包括我自己积累的一小批读者，也起了一些作用。但基本上来说，这本书可以说几乎没有宣传，主要是靠口碑销售。

《出版人》：从细节看问题，这表明了你对政治、对民主的一种态度吗？

刘瑜：对。我以前写博客曾经写过一篇《看法和知识》，大意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缺少关于具体事物、事件的“知识”。每个人都急着去做“判断”，但是没有耐心去核实那些“判断”底下的经验基础是否牢靠。在我看来，对“细节”的关注，本质上就是对“知识”的关注，就是一种为“判断”建立经验基础的认知态度。光做判断多容易啊，大笔一挥，打勾打叉，爽呆了。比如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论断：“全世界的官员都一样贪污腐败，没一个好东西，你以为呢！”那么，对这样一个论断，我就会忍不住追问“细节”：你真的觉得英国首相因为装有线电视而报销100多英镑就被揭发而且严格地说还不是违法的和胡长清贪污几百万人民币，性质是一样的吗？其实我想通过《民主的细节》传递的就是这样一个信息：让我们不要那么偷懒，不要为了一种道义快感而急着做宏大判断，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面前保持一点谦卑。

《出版人》：你在谈论美国式民主的同时处处关照着中国的现状，你认为我们是否有借鉴的可能性？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中美文化的不同，美国式民主并不适用于中国。对此你的意见呢？

刘瑜：民主从来没有“天然”地适合任何国家。要知道，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民主绝非常态，大规模的代议制民主的出现，只是近两三百年的事情，西方人接受民主也是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说白了，任何一个民族，都经历过从打打杀杀到打累了发现“哎？我们其实也可以不打架啊，其实也可以坐下来谈啊”的阶段，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地方人民觉悟得早点，有些地方人们觉悟得晚点。我比较反感中国知识界有些人过于强调“中国—西方”这个二元对立，在“西方”成为今天的“西方”之前，它其实也没有那么“西方”，在一个全球化、多元化的世界，“中国”其实也可以不那么“中国”。

说到借鉴，我觉得美国民主的经验以及教训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体自由和民主一样重要——“民意”、“百姓”、“国家”、“集体”不是牺牲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理由。真正有质量的民主，不是解决“谁当家作主”的问题，而是致力于“不管是谁，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有没有权力的制衡、有没有充分的有理有据的政策讨论、个体自由是否得到保护。

《出版人》：你在中国和美国学政治，在英国讲政治，你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刘瑜：我个人对西方民主的认知，和中国很多人对它的认识，可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中国的知识界80年代时很迷恋西方政治制度，到90年代很多人开始慢慢转向警惕甚至敌视西方，到现在甚至到处充满了“北京共识”、“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样一种自我膨胀的心态。我个人可能路径刚好相反。80年代的时候我基本上还是个孩子，所以当然谈不上什么政治观念。但是我最早开始思考民主制度的时候，就是一种怀疑的态度，我在国内的硕士论文题目叫“代议制民主制下多数原则会导致多数暴政吗？”，你看，我那时候的问题意识是那样的，考虑的是“多数暴政”的问题。后来我不能说我放弃了最早的警惕和怀疑，但是我慢慢开始观察、思考民主制的合理性、价值到底在哪，尤其是欧美这些年的生活体验，让我得以观察很多民主政治生活中的细节，从而观念开始变得更开放、更平衡一些。所以如果说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是一步步从对民主的肯定“上升”到对民主的怀疑，我则是一步步从对民主的怀疑“倒退”到对民主的肯定。他们可以批评我的观念，但是却很难指责我没有思考过他们所思考的问题，是出于“天真浪漫”而去美化西方。

《出版人》：有的读者看过《民主的细节》后，出现悲观的情绪，你自己呢？你希望读者怎么看这本书？

刘瑜：在政治上，我愿意把自己称作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就是说，长远来看，我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一个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不是非要你死我活的，相信人类有学习的能力，“吃一堑长一智”的能力，或至少是“吃十堑，长一智”的能力——这不是说我对某个具体的领导人、或者具体的政治团体或阶层抱有多强的信心，而是我相信：首先，从利益上来说，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你死我活的政治游戏规则不合乎人类作为一个集体的生存和发展策略；其次，从价值上来说，用最近在和菜头博客上看到的话来说：“没有人喜欢虚伪，人人喜欢真诚；没有人喜欢欺诈，人人都喜欢诚信；没有人喜欢卑劣，人人都喜欢高尚。甚至当这一切美德都不复存在的时候，人们依然在内心深处小声表示自己的欣赏。”这就是我们对未来信心的来源。连专制者需要通过撒谎、修辞、仪式来合法化自己的统治，比如萨达姆也要把自己的投票支持率搞成90%以上，比如纳粹在集中营里屠杀的小孩也要写成“病死”而不是被杀死——说明他们内心深处也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如果作恶总是能让人感到心虚，我觉得人类“前途就是光明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当然这种乐观只是“长远来说”，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应该模糊我们对当下问题复杂性、艰巨性的清醒认识。比如就“民主化”来说，很多人把民主化的唯一困难看成“当权者的顽固不化”，其实民主化的问题岂止这个，人民本身甚至可以真正意义上民主化的敌人——俄罗斯人现在不就普遍支持普京搞威权政体吗？委内瑞拉的选民不是选了查韦斯上去瓦解三权分立？在非洲，民主化进程不是一次一次加深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裂痕？菲律宾民主了那么多年不还是腐化丛生？泰国民主化之后黄衫军不总是对选举结果不服？……诸如此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可能比我的读者更悲观，因为我的悲观一半是针对政府，一半是针对社会。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几年、几十年、甚至我们个体的整整一生，都是“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一朵浪花”。如果你对民主的信念是相信五年后自由选举，十年后就我们的社会就变成人间天堂——那我劝你还是别拥抱民主这个价值了，你肯定会失望的。但如果你对它的信念是因为你相信，人之为人，有思考、说话、影响公共生活的权利（因为公共生活它强迫性地要影响你），而拥有这份权利事关你的尊严，而有尊严是重要的，也许你的悲观就会少一点——悲观无非是对结果成败的耿耿于怀，但如果你觉得推动人的尊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也就不会那么悲观了，甚至会在内心深处感到安宁和快乐。事实上每一代人能够推动的历史进步可能非常非常有限，有很多代人可能完全是在原地打转，还有些代人简直是在开历史倒车——我们只能是尽量吸取前面的经验教训，让社会变得好一点点。更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让社会变得好一点点的前提是让你自己变得好一点点，愤怒固然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但是愤怒如果不和自省相生，它可能成为另一种谄媚的形式。

《出版人》：很多读者将你的著作和林达夫妇的著作相比较，你如何评价林达夫妇对美国政治的观察？

刘瑜：说来惭愧，虽然以前网上读过林达夫妇的某些文章，我真正去买他们的书捧到手上读，反倒是《民主的细节》写完之后，也就是今年夏天回国时。而且也是在今年，通过朋友介绍，我和林达夫妇中的那个林，还成了很好的“网友”，经常交流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无论阅读他们的书，还是私下和林的网络交流，我都觉得跟他们非常“知心”——我夏天读《历史深处的忧思》时，脑子里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个感叹号：跟我想的一样！要说不同，显然他们是在更系统地讲故事，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我——一方面因为专栏体例的限制，一方面可能因为自己政治学的背景，可能更注重制度分析一些。

《出版人》：小说和政论，你觉得哪种写作方式更能展示你的才华？

刘瑜：这个可能要由读者来评论吧。目前好像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我的政论比小说强很多，有的说政论比不上我的文青资质。我希望我能活得足够长，来证明他们都是错的，呵呵。

《出版人》：请谈谈你未来的写作和出版计划。

刘瑜：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左右，我会有一本小书出来，是我过去这些年的随笔集，叫《送你一颗子弹》（博客注：上半年在博客里提到的《风吹草动》更名为《送你一颗子弹》），内容主要是对生活、对自己，对世界的随机观察和感想，属于比较文艺化、比较个体化的东西。

将来五年左右，我想写出两本书。第一个计划是写一本关于发展中国家民主的书。谈到民主，我们总是说美国、欧洲，如果只谈论这些发达国家的民主经验，不但知识是片面的，而且在此基础上作出的价值判断可能都是偏见，所以常常就会有人质疑，那印度呢？那委内瑞拉呢？那泰国呢？那俄罗斯呢？这些问题虽然非常合理，但对它们的思考目前在中国可以说非常粗浅，而且引起很多思想上的混乱，所以我想写一个这方面的书，梳理一下相关问题。目前主要的问题是由于工作、教学等任务，暂时还没有时间开写。

第二个计划是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集。我这些年在专栏、博客上谈论民主问题比较多，但实际上我过去这些年的主要阅读思考精力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因为博士毕业论文是这方面的，所以在这方面积累了一点想法。我前些天读秦晖老师的《传统十论》，颇受启发，觉得那种体例也不错，所以想写个《中国革命十论》什么的。这几年中国的“革命史”研究很热，水平也越来越高，象高华老师、杨奎松老师、沈志华老师都做了很多令人敬佩的工作，但大部分好像还都是史学界的声音，资料挖掘性质更强一些，政治学界的分析性工作稍弱一些，有一些基本概念性的、理论性的问题我觉得还没有理清，所以想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

把这两件事做完之后，我可能会回归“文青”，写一本小说，不过这次不会是爱情小说了，我想写一本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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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普通中国人为环保做贡献的方式：种一棵树，把灯泡换成节能的，送一本《民主的细节》给一个年轻人。。。

关于“社会流动”的一个访谈

Sun, 15 Nov 2009 02:08:47 GMT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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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在上行，即便农村子弟“跃龙门”的机会也非常多。但如今社会阶层的板结却越加明显，即底层难以上行，上层结构稳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允许竞争的领域，竞争已经相对饱和，在不允许竞争的领域，机会有还没有出现。80、90年代“底层上行”的机会大量涌现，和当时各个领域一个接一个的放开有关系，所以出现一片一片的“空白点”。比如允许民营汽车业出现了、允许外资合资企业进入中国了、报业市场化经营了、允许住房商品化了……第一批冲向市场经济的人可以说特别幸运，因为竞争非常不充分。这些人虽然今天也会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但毕竟他们及时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和市场上的后来者比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今天同样聪明、能干、勤奋的人，却未必还有这个机会。这一点不但适用于“商场”，用在“政坛”、“学术界”、“艺术界”、“娱乐界”也是一样的。比如拿80年代来说，《射雕英雄传》可以导致万人空巷，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电视频道可以选择，今天来看，它其实很粗糙嘛，不过是电视上同时播放的20种武打片之一而已。不过80、90年代是一个“非常”时期，它不可能持续，相比之下，今天这种“充分竞争、上行很难”的状态，才是“正常”的。不过和发达国家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比，中国其实还是有很多“空白区”，或“半空白区”，所以就现在来说，有些人还是会说“还是中国的钱好挣”等等。

2、以你的经验看，中国年轻人和西方年轻人在上行道路上遇到的阻碍有哪些不同点？能不能以实例说明一下？

我觉得中国年轻人向上流动的困难里，虽然也有市场竞争激烈的因素，但是政治的因素比西方还是多一些。政治上的因素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的改革力度有所削弱，有些本可以允许更多竞争的领域人为地阻碍竞争，导致本属于民间的“空白区”还是被国有部门把持，从而缩减了年轻人上行的去向。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权钱交易”，腐败丛生，导致本来就有限的“上行机会”被一小部分人以不公平的方式垄断了，这可能会加剧某些年轻人的愤懑。西方的年轻人上行受阻可能更多的是市场因素。这么说吧，比如两地的年轻人，A在中国，B在美国，各自的愿望都是办一个象《纽约时报》那么成功的报纸——这在两地都不大可能，在中国，更多的是因为政策对独立办报的种种限制，而在美国，是因为报业竞争已经相当充分了，市场细化、深化已经无孔不入了，再“异军突起”一个《纽约时报》几乎没有可能。

3、由于上行无门，中国大学毕业生把公务员当做最好的出路。在西方，年轻人对于公务员职业的想法是如何的？

我不能进行概括，因为没有充分的样本。不过就我自己的学生来说，虽然我已经教了两届毕业的本科生，而且我们系是政治系，但目前还没有听说一个想去做公务员的。几个比较主要的流向似乎是：媒体、继续学业、公司、去第三世界国家打工或NGO做志愿者。我想公务员之所以不是一个热门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英国奉行的是“小政府”理念，没有那么多职位；另一个是英国的公务员好像工资不高，没有多大吸引力，而且中国的公务员所享受的那些“好处”（比如较好的医疗养老保障等），在这里你完全无须通过公务员这个渠道得到——因为有“全民保险”计划，所以公务员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另外中国某些公务员能够享受的“灰色收入”，这里更是几乎没有。再一个，也是我个人比较担忧的现象，就是西方政治文化里对公务人员的“高标准、严要求”及其产生的cynicism，导致可能很多优秀的青年可能都不愿或者不敢从政。比如一个商人如果出现绯闻，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大家看看热闹就是了，但是如果是政治家，那么很可能要闹到下台。政治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各种“watchdog”（监督性组织）盯梢，这种日子也挺不好过的。上次英国出现的“报销丑闻”就是个例子，最后弄到首相安装有线电视的100多英镑都要被拿出来批评。你说对于年轻人来说，总是听到这种新闻，他怎么会愿意去从政？要钱没钱，要名誉没名誉，还要天天被人追着骂。优秀的人才拒绝流向公共领域，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担忧的现象。

4、社会缺乏合理的激励体制和公平的上升机会，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如前所说，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上行机会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多，这不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不在于如何让底层流向上层，而是如何让底层也过上体面的生活。另一个问题是有限的上行机会能否公平“分配”——也就是这个社会是奖励智识、才干和勤奋，还是奖励家庭出身、关系网络和皮厚心黑。如果更多的是奖励后者，那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这个社会的各种产品、服务（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伪劣。当然坏处不仅于此，它还会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积压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愤世嫉俗感的流行从而导致人的精神面貌变得很乖张暴戾（比如仇富仇官、一看到“精英”两个字就咬牙切齿），等等。

5、你从一个小镇出来，直至成为剑桥的老师，在你成长过程中，哪些因素起了关键作用？哪些问题曾经阻碍过你？（家庭、自身能力、运气或者其他种种）

我自己也经常想不通我怎么会成为一个剑桥大学的老师的，呵呵。我想是一系列的运气加上一小点才能吧——当然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运气（基因、受教育机会、遇上的启蒙者等等），所以说到底还是个运气。另外我想有一点还是挺重要的——我不知道是否适用于我自己——但我想可能适用于很多比较成功的人，就是性格。一个人如果能做人随和开朗，做事专心致志，然后还有些倔强甚至偏执，比较容易成功吧。我00年出国，当时是满世界计算机热，所以有不少人劝我从文科改学计算机什么的，我有逆反心理，鄙视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以没有改行，现在看来如果我当时该行学计算机了，未必比现在更成功。当然成功与否并不是我今天衡量当时选择的尺度——我现在就是失业了，也不会后悔当初没有转行学计算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阻碍过我的话，那也是个性吧，有点懒散拖拉，另外比较多愁善感，在与自我的搏斗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宝贵能量，呵呵。

6、对于现在因能力之外种种原因（户籍、关系乃至房价）而上行遇阻的年轻人，你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我下面说的话可能听上去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可能不那么美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糕。在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智识、才干和勤奋的一席之地，所以还是要尽量学习、思考、奋斗，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聪明、能干、勤奋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人更可能成功，更因为这样的人即使不成功，也有尊严，而有尊严比什么都重要。

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Mon, 09 Nov 2009 01:52:35 GMT

《新周刊》（不确定是否被和谐），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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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8月15号，19岁的下士舒曼在一团铁丝网边站岗，他的西边，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他的东边，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后来他回忆说：“我只是在尽责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骂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难过极了。”可能是他眼神里的惊恐被察觉了，西边的人转而对他大喊：过来！过来！舒曼犹豫了一阵，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纵身一跳，越过铁丝网——

跳到了西柏林。

这是东西柏林被正式封闭的第三天。后来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所在的位置，当时还只是高低不齐的铁丝网。舒曼跳过铁丝网的情景，正好被记者拍下，成为冷战德国的一个经典照片。

在Frederick Taylor的这本《柏林墙》中，舒曼的跳跃是一个意象：书中形形色色的舒曼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着夜黑风高从易北河游过去的，有从下水道的屎尿中爬过去的，有冒生命危险挖地道过去的，有干脆直接冲过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假证件从关卡穿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这样幸运：18岁的费希特强行闯关时被当场开枪打死，25岁的杜利克在潜游时遭到机枪追击，慌乱中淹死。据统计，柏林墙有100多个这样的牺牲品。

到西柏林去本来是不用“跳”的，“走”着去就行。但从49年民主德国建立开始，走着去西柏林并且一去不返的人实在太多了：1953年，40万东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万；1955-1959年，每年25万；1960年20万……12年里，东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东德的社会主义天堂不久就会空空如也了。为了将人民挽留在天堂，东德总书记乌尔布里奇在苏联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墙。对他来说，这堵墙是对西方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讽道，这堵墙是他对失败的公开承认。

今天回头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左翼年代。我看过一个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组织“红色军系”的电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审判该组织时，法庭上广大听众简直可以说是在为其热烈喝彩。掌声虽然热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没有谁穿过下水道爬到东德去。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喊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被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

书里有个情节颇有趣。在一个横跨东西柏林的建筑里，一个东德人试图从二楼窗口跳到楼下的西柏林。楼上，东德警察从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楼下，西德人则从下面拽住他的脚踝。“一场拔河比赛就此展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边，这个逃跑者取得了胜利。”我想，在这里，作者的“重力”一词，也许可以做很多意味深长的解释。

提问时间到

Wed, 04 Nov 2009 01:50:32 GMT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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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曾这样无情地打击他的邻国：英国人自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过是在议员选举时自由罢了，一旦议员被选上，人们就又被奴役了，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是。这个嘲讽显然针对的不仅是英国人，而且是代议民主制本身——在卢梭看来，只有直接民主才可能是真民主，而“代议”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的。鉴于现代国家之庞大，让几千万人甚至几亿人去直接辩论、决策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不难推断，从卢梭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国家，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

卢梭的嘲讽固然令人郁闷，但似乎给现代民主判了一个过于仓促的死刑。投票这个瞬间行为，并不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立事件，它只是一张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推动一系列的民众与政治家之间的互动。民众虽然不能直接坐在议会里辩论，但是他们的“幽灵”却会一直尾随着议员们，因为他们还要靠民众投票再次当选。所以，民众在议会里的“身体缺席”却未必意味着他们的“意见缺席”。而现代民意调查的出现，则使民意的风吹草动都清晰可见，在相对成熟的民主制里，嗅觉灵敏的政治家们就得学会根据民意见风使舵。

最近我开始爱看的一个英国电视节目，似乎就是对“投票时刻之外民众什么都不是”这个说法的反击。这个节目叫“提问时间”（Question Time），每周四BBC一台播出，一期节目一个小时。节目形式是这样的：主持人David Dimbleby邀请5个嘉宾：其中一般来说包括英国三个主要政党的高层官员，另外两个要么是小党代表，要么是无党派人士。这六个人在台上弧形排开，台下则坐着黑压压的几百个普通观众。他们干什么呢？提问。

比如拿今年10月15号的这期节目来说，嘉宾包括内务部长Alan Johnson（工党）、议员Damian Green（保守党）、议员Norman Baker（自由民主党）、小党独立党领袖Nigel Farage、记者Joan Bakewell。显然，这种人员构成就是为了鼓励对同一个议题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五个人象五个等待论文答辩的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坐在台上，观众则象答辩中的导师们一样，可以尽情“开火”。

提的问题显然都是针对当下的热门政治议题。比如此期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是：1. 如果议员拒绝交还他们不合理的报销费用，他们应该辞职吗？2. BNP（一个种族主义政党）最近表示丘吉尔如果活着也会是其成员，你们怎么看？3. 最近邮政工人罢工，合理吗？4. 最近有人给3岁儿童抽烟并因此被捕，应该给他判刑吗？5. 工党政府提案再送500个士兵到阿富汗去，这个提案合理吗？

面对这些问题，台上的嘉宾往往如坐针毡。首先，他们事先不知道会收到什么问题；其次，观众不但可以提问，而且可以就他们的回答进行追问和质疑。几个来回的交锋下来，加上嘉宾的内部辩论，往往就会使会场充满火药味，“提问时间”也就变成了“烤问时间”。比如在对报销问题的讨论中，就有人不断追问内务部长，议员凭什么每个月拿200磅餐饮补贴？凭什么？部长一脸窘迫，而观众则掌声四起。在阿富汗增兵问题上，怀疑反恐战争必要性的声音也异常尖锐。

但更多时候，“提问时间”仍是一个理性讨论的平台。每个问题的正反意见都会被讨论和聆听，无论嘉宾还是观众，都不能仅仅“泄愤”，还必须“有理有据”，不然就可能被嘘。比如，对邮政罢工问题，反对方认为邮政工人的要求不现实，在网络时代，近年邮局年均失去10%的生意，还要保障就业和提高工资不可能；赞成方则有力地指出，既然我们有钱救助那些倒闭的私人银行，为什么就没钱救助国有企业的工人呢？在对阿富汗增兵问题上，两方同样各有道理：反方认为8年来不断增兵，阿富汗却不见起色，这样的战争有何意义？正方则认为撤兵将成为恐怖主义者的重大胜利，不但阿富汗、甚至巴基斯坦这样的核武器国家都可能落入恐怖主义之手。正因为正反方都有道理，只要表述精彩，同一屋子的观众往往会对两种意见都掌声鼓励。

可以说，“提问时间”作为一个公共讨论平台，代表了现代现代政治的许多核心价值：平等、公开、多元、理性。不过如果我是一个议员，很可能不愿去参加类似的节目，因为它实在太考验官员的神经了：你不但要有承受当面批评而保持风度的心理素质，还要有随时可以拿出道理和数据来说话的专业技能。不过话又说回来，政治家“日子不大好过”未必是坏事，因为他们的诚惶诚恐可能意味着民众的大摇大摆。而在那些官员既无需风度也无需技能的国家里，官员的日子也许好过了，民众的日子则不一定。卢梭说英国人民不投票的时候是“奴隶”，但是在“提问时间”里，我看到的英国人民思想独立、言论开放、精神抖擞、在他们的“奴隶主”面前咄咄逼人，我想卢老师可真是瞎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