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转】

我们的媒体宣传建设亟待加强。我们的网评员不理解网络文化，说话官八股说教味道浓厚，不能深入群众，不能与群众互动，在网络上常常被网民围攻。我们对外的窗口外交部，发表的言论总也摆脱不了文革语言的陈腐气息，给国际社会留下古板的印象。我们的官员，“不明真相的群众”“一小撮”“别有用心”之类的话说了几十年，最后反而被群众嘲笑。这些都反映出我们一些同志思维僵化，思想懒惰，不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我们总是指责美国的冷战思维，其实这些同志凡事以维稳安全为中心的思想才是最大的冷战思维。如果我们不尽快赶上时代发展，掌握先进的生产力，积极建设河蟹网络社会，在网络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反而只是消极地封堵网络有害信息，坐看时代前行，那我党的先进性将如何保证？

沈逸博士作为我国著名大学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论及国际政治不能体现出一个大国的自信，反而处处渲染国家即将被外国敌对势力颠覆的焦虑，这并不是居安思危，而是杞人忧天。事实上，我国从十年前开始的国家安全建设迄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令人民自豪的诸多成果，国家安全也得到了强大的保护。这样的建设成果为什么避而不谈？闷声发大财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是也要因时因地根据具体情况辩证地进行判断。

首先，《Twitter之战》一文中提到的“美国政府隐秘地监控着所有访问伊斯兰极端主义网站的网络浏览记录”，就是指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恐怖分子监视计划”。其实这个所谓的“恐怖分子监视计划”无论其技术还是其规模，都不能和我国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的“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统”相媲美。我国的这个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知识产权高新系统，仅依靠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三个交换中心，便可对全中国出入的所有网络流量进行深度包检测，将所有非法信息记录在案并根据设置适时进行阻断，而且目前还有巨大计算潜力闲置供未来使用。而我们公安部建设的金盾工程，仅从投资额看规模就比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统大十倍以上，简直是在全中国布下一张天网，让所有犯罪分子无所遁形。

其次，NSA的监听受到美国立法机构若干法令的严重限制，在布什总统批准下对恐怖分子进行监听反而被舆论猛烈抨击。而我们的公安干警国安干警在有关法律法规的支持下对敌对分子进行监听则不会受到反动媒体的干扰，那些以“防火长城”之词对国家安全事业进行攻击的敌对媒体都会被严肃处理和封锁。而且美国关押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恐怖分子这样明显的内政常常受到国际社会的严重阻挠，而我国依法打击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的敌对分子的内政则不会有国家妄图阻挠，如果有，我们的外交部也会予以驳斥。种种现象都说明，在国家信息安全领域的建设上，我国已经领先于超级大国美国，在对抗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

最近，有越来越多的潜伏的敌对分子试图编写“个人安全网络隐私”的手册来与国家安全体系对抗，实际上在强大的国家安全体系之下这些措施都不堪一击。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要想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在信息时代这句话依然成立，靠的就是日志。用户通过ISP联网会产生日志，用户访问网站会产生日志，在使用网络服务（论坛、即时通讯、电子邮件等等）的时候也会产生日志，用户的网络流量经过金盾工程的监听设备和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统的监听设备也会产生日志，用户的固定和移动电话通讯会产生日志。按照有关规定，这些日志都要详细保存九十天以上。这样，混杂在人民群众中的一小撮就在这些日志上留下了大量的蛛丝马迹，即使想避免，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安全体系就像《黑客帝国》中的史密斯侦探一样无处不在。

我们的国家安全体系总是有一层神秘的面纱，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伪科学来解开这个不解之谜。我们可以从两个阶段来看国家安全体系对犯罪分子的监控，第一个阶段是发现，第二个阶段是控制。

发现就是要将从一个人的网络身份定位到这个人的真名实姓。首先可以说，只要确定了IP地址，那么这个人的真实身份便几乎确定了，实际上从IP到真实身份往往是侦查的最后一步。我国的民用网络服务方式主要是基于电话线的ADSL和网吧这两种。前者由于计费的需要，分配的IP一定要与实名的帐号挂钩并记录在案，我们在新闻报道中常常看到，公安干警在侦查网络犯罪发现犯罪分子IP地址之后便会向ISP调取有关记录，非常快捷方便。而后者也很显然，虽然网吧内部是局域网，单机具有网络层匿名性，但是经过几年的治理，全国的网吧已经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上网记录直接与身份证号挂钩，要调取记录也是非常方便的。

其次，从应用层到IP地址也是不难实现的。如果通过被动调查、钓鱼等方式确定犯罪分子访问过国内的任意网站和网络服务，公安干警便可以向有关的ICP调取访问日志获取IP进行筛查。国内即时通讯服务的日志记录更加完善，我们也看到不少新闻报道，犯罪分子通过QQ等在线聊天工具策划犯罪的通话内容被悉数记录在案。如果犯罪分子比较狡猾，不访问国内的网站，只访问国外的网站甚至用国外的匿名代理来访问国内会怎么样呢？我们同样可以通过强大的金盾和国信安系统截获其明文通信。我们知道，仅仅国信安系统可以对全国所有国际流量进行深度关键词检测，甚至经过gzip压缩也同样可以检测，而且漏报率极低，金盾更是遍布全国。那么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与犯罪分子网络身份直接相关的一些字符串（比如用户名、邮箱地址）设为只记录不阻断的关键词进行监听。最后通过统计各种特征的匹配次数，发现那个匹配次数最高的几个IP，并且结合犯罪分子的网络上“社会网络”的活动特点，再进行实地确认，便可查出犯罪分子的真实身份。这种朴素的方法一般被称作筛查，通过不断去除数据中的噪音缩小范围，虽然可行但往往耗时耗力，所以中科院计算所和哈工大也在为这方面的安全事业开展数据挖掘的研究，目的就是要从海量的日志数据中查出关联性，以便更加迅速有效地定位犯罪分子。

一些老奸巨猾的犯罪分子和境外专业的颠覆集团会使用境外服务器加密代理的手段来试图逃脱记录，我们的安全体系面对这样的敌人并非毫无办法。首先境外提供代理服务的公司都会有相应的规定要配合国际刑事调查，特别是那些免费加密/VPN代理尤为如此。其次如果犯罪分子购买境外服务必然产生国际交易，这也可以通过调取银行的有关记录来进行调查，缩小侦查范围。而且即使无法监听加密通信内容，加密通信的地址、时间、流量等特征也是可以观测的。这样通过一系列措施拉长了犯罪分子的步骤，使得犯罪分子的行为产生漏洞的可能性更大。

一旦完成了真实身份的确认，如果有放长线的需要，那么接下来的控制阶段就显得势如破竹。我们知道，明文通信的监听是非常成熟的，前面已经讨论过。而常见的加密通信所依赖的公钥体系在中间人的攻击之下也是非常脆弱的，而且我国的PKI也可以适应国家安全的需要对特殊的用户进行个别的设置。就算犯罪分子不依赖公钥体系自行设置密钥，我们是不是也能通过国家级的计算集群暴力破解？虽然公开的报告都认为这难度较大，但实际上也不排除弱密钥被破解的可能性。除了这些被动监听的方法，公安干警还可以采用技术手段，向犯罪分子的电脑中种植木马、甚至rootkit，这样都可以更有效地获取犯罪分子策划犯罪的信息。

总而言之，一些潜伏中的敌对分子以所谓“个人安全”妄图挑战国家安全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这无异于螳臂当车。当然，上面描述这些侦查手段都会有成本，为了节省纳税人的税款，要采取针对不同威胁级别的目标有不同等级的优化措施，这些都应该因时因地制宜。而且我们还要依法进一步推进网络实名制的建设，以便更有效地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有害信息。值得警惕的是一种新型的去中心化匿名组织，以美国的“4chan”论坛为代表，这类论坛组织往往随意发动“raid”、组织群体性事件，难以追查组织者和参与者，危害极大，需要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置落实三“早”。

在Google宣布撤出中国之后，网络封锁与审查成了一个热门话题。Google会投入力量来促进互联网的开放吗？中国政府的封锁是否会成功？翻越GFW的人们还有什么选择吗？自由与开放的互联网与中国政府为代表的限制和审查力量，哪个会获胜呢？纽约时报的编辑邀请世界各地的互联网与安全领域的专家学者以Can Google Beat China? （Google能战胜中国吗？）为题进行了一次讨论。

翻译这篇文章在这里并不表示译者认同或支持他们的看法，而是因为他们的看法是专业和有代表性的。这些专家大都是世界范围内各自领域的大牛人物，所以无论他们的看法看上去是多么的不合实际，也请您不要嗤之以鼻，急于表达情绪。即使是反对他们的见解，也希望您能够从他们的思考中获得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能够与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过招是一件幸运的事，很遗憾中国的搜索引擎再也没有这样一个对手。

Can Google Beat China?

Jan. 16, 9:40 a.m.更新。剑桥大学的Ross Anderson教授加入了我们的讨论。他认为互联网通讯的复杂性与容量的共同增长只能使言论审查变得更困难。

Google 在周二发布惊人的声明，宣布停止其在中国的搜索结果审查，全球的人权组织都在为此欢呼。由于中国不太可能允许不被过滤的搜索结果出现（这些结果将引起被禁止的话题），Google将不得不退出它中国搜索引擎Google.cn的经营。

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掌握互联网技术的人们开始绕过镇府的过滤，他们广泛地击败言论审查是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其中会使用到什么样的优势技术？还是如中国这样的镇府将使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来维持强大的言论审查？

Jonathan Zittrain,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
Steven M. Bellovin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Timothy B. Lee, 普林斯顿大学信息技术政策中心助理研究员

Mikko Hypponen, F-Secure 公司网络技术专家

Tyler Moore, 哈佛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后

Ron Deibert, 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主任

James Andrew Lew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Ross Anderson, 剑桥大学教授

网站能做些什么

Jonathan Zittrain，哈佛法学院教授，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创始人之一，著有《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 And How to Stop It》

大多数逃避审查的技术还是在内容需求者一面，但是使用者还是要花一点功夫的。我希望能够看到内容供给方，也就是网站，能够做一些工作。这不只是出于政治原因，同时也是因为其他很多理由，如因为网络攻击和连接质量低下，一家网站也会变得无法访问。

我们可以设计一些新的协议，参加的网站可以和其他家共享，万一一家出事，其他的网站可以镜像那里的内容，作为交换，他们牺牲时的其他网站也会这么做。这有点像一个互联网互助协议，在特定的时间对单一的网站实施。如此以来，就可以创造一个强大的多的基础设施来对抗各种封锁。我们已经开始了如Herdict网站的网络基础建设，这样当用户不能访问特定网站时就可以发出报告，这一信息也是网站的管理员渴望知道的。在网站封锁早期预警系统发展的同时，如何帮助它们解决问题就是下一个必然步骤了。

中国不太可能像北朝鲜或者古巴那样追求把自己真空封锁起来。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冲动要建立一个“中国局域网”，这里的大多数用户上网访问中文本地内容。因此有另外一个趋势值得注意，就是自动翻译工具的发展。

当全世界的人们可以流利的相互交流而不去留心他们的母语是什么时，无论是博客留言，登录维基，还是发布tweeter内容或即时消息，思想的交流都将会有极大的提升。

一个成本问题

Steven M. Bellovin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他的专业领域是网络和安全以及他们二者为什么总是不相容。

网络安全行业有一句话：菜鸟操心的是算法，高手关心的是经济。毫无疑问，中国镇府（或者有此心的镇府）实际上可以审查任何东西，关键是成本问题。剪断大部分的通讯连接线路，安置足够多的机构设施来审查剩下的，这在成本上是不可行的。更有意思的问题在于“充分”的审查是不是能够支付的起的。

异议人士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来绕开审查，从公开的技术如加密，到使用多种匿名网络技术来把信息切割成并不敏感的片段，当足够数量的片段组合之后真实的信息就会显示出来。

他们可以使用图像（无论是正常的还是带有隐藏信息的（使用一种叫做“隐写术”的技术））来掩盖镇府需要打击的网页。当然了，镇府也会使用一些明摆着的手段，但是这可不便宜。图像光学识别是可行的，但是有效实施起来可不容易。中国目前有超过3亿的互联网用户，要在所有的国际连接中应用严格的审查基本上是无法承受的。

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需要先回答三个难以评估的问题。

第一，和审查技术对比，反审查技术会如何演化？在这一点上，我看好反审查技术，致力于为自由交流而努力的人总是比阻挡它的人要多。

第二，镇府会花多少钱和力量？这会受政治风向的变化影响，也可能没法预测之后的情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之外的人们与公司会愿意为反审查措施投入多少？

大多数反审查计划都需要外部的支持，例如：有人来运营匿名服务器，网站愿意允许加密访问所有内容，等等。（举个例子，我没有办法使用https来阅读纽约时报，原因可能是网站本身不允许或者有人觉得这样成本太高了）

镇府要封锁少量的网站还是容易的。但是如果大部分的互联网内容都是加密的话呢？正如 Arlo Guthrie 在Alice’s Restaurant中唱到的 “你能，你能想象一天50人，我说一天50人啊，来Alice’s Restaurant唱歌，然后转身走人，伙计们会想，这是社会运动”，中国现在有这样的社会运动吗？

给自由以障碍
 

Timothy B. Lee 是Cato Institute的助理研究员，普林斯顿信息技术政策中心成员，他的博客是Bottom-Up.

言论审查首先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人类要比计算机聪明的多，他们必然会找到方法，绕开审查来获取希望的内容。实际上，中国镇府言论审查的效率和其他镇府权力一样，是取决于在“现实生活”中惩罚那些在线做镇府不喜欢的事情的人的能力。

中国镇府知道GFW不可能阻止所有对于它厌恶的外国网站的访问。但这也不是它的目的。镇府只是要把对他们的访问阻碍到一定程度，大多数中国人，就只好转回到那些受镇府控制的网站。如此一来镇府就可以集中它的人力资源来对付那些坚持要绕道翻墙的人。

Google 可以通过投资于改进版的审查迂回技术来做好事。一个世界范围的代理服务器网络（worldwide network of proxy servers）就曾经帮助了伊朗的异议人士在去年的选举争议之后与外部世界沟通。

Google也可以帮助在其产品中使用更多的隐私保留与审查迂回技术。它最近将gmail加密登录设置为默认选项（encrypt GMail access by defaul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Google也可以考虑把审查迂回软件如Tor和 “Google Pack” 的桌面软件打包在一起。这样的软件越是常见，中国镇府要区别它的使用到底是对己无害还是有颠覆性的难度就越大。

但是一个纯粹与言论审查相关的技术是不存在的，因为言论审查首先并不是一个技术工程。没有什么技术能够阻止一个中国公民在使用它的时候被（警察）敲门。也没有什么软件能够让他无需恐惧镇府的惩罚，发表自己的批评言论。

最终，击败言论审查是只有中国人民自己通过打倒压迫他们的镇府才能取得的。Google或者其他美国公司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几乎是无能为力的。但是Google从中国的撤出是有一个标志性意义。Google成为了世界最有声誉的公司之一，在过去的四年中它已经为镇府审查承受了不该它承受的背书。

不是战争，而是声明

Mikko Hypponen，网络犯罪权威，曾经追踪过数起网络犯罪，芬兰赫尔辛基F-Secure Corporation的首席研究员。

我看不出Google怎么能赢过中国。Google可能被赶出中国，GFW也会阻断对于google.com以及其他google全球版本的访问。

对于中国的终端用户来说，有目的的绕过GFW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大多数的数亿中国网络用户并不知道怎么做。

我不认为googl和中国最终会全面开战，但我认为google或者美国国务院会对中国进行更多的批评指责。中国可能完全置之不理，或者使用他们那通常令人费解的声明来回应。Google会通过google.cn撬起一些但不是全部的审查。中国镇府不会回应，时间过去了，整个事件很快就会被遗忘了。与此同时，那些已经埋在目标对象中的木马则会继续存在数年。

商业的选择

Tyler Moore是哈佛大学计算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博士后

只要镇府的压制不断，网络审查就会继续。我这么说可不是因为我希望镇府在技术上能占先机。

计算机科学家们早已知道完美的审查机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GFW中的漏洞也是可以找到（great firewall can be found），过滤器也依然是不完整的。但是言论审查的目的只是控制大多数而不是全部的人。因为反审查技术不太可能被大范围的获取使用，审查也就会一直有效。

十年前对抗审查的技术方案就已经被提出和实施了。它们今天仍然被有技术头脑的人士使用。但是，大多数被审查的对象，如 Twitter, Facebook 和YouTube可以被成功的封锁，因为他们的建构方式都是以商业为目的。

通过主机控制存储和分配中央服务器上的内容来运营网络应用，在一个审查并不严重的自由社会里是可行的。中央架构比较容易设计，在没有审查制度的情况下也更可靠。它们也会帮助企业控制从用户那里获取的数据以盈利，例如google根据搜索结果提供的广告，或是facebook在现有社交网络上的交友建议。不幸的是，中央架构对审查制度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靶子，从商业角度看，维持现状的优势也胜过一个更活跃架构设计所能带来的好处。

在线监视是镇府的另外一个策略，而且再一次，可获得的对抗性手段并没有被广泛的应用。至于电邮，直到最近，用户浏览器和gmail服务器之间的信息交流还不是被默认为加密。这就意味着，例如，用户在WiFi热点检查邮件时可能被偷窥。即使在用户和服务器之间加密，监视也还是可能的。因为电邮本身是不加密的，镇府可以通过顺从的ISP在之后截取邮件。

一个称作PGP的对抗电邮监视的安全方法投入使用已经有20年了。使用PGP加密电邮，只有发信人与收件人可以阅读邮件，而不是电邮服务商或者任何镇府。那为什么不是人人都在使用PGP呢？首先，它要求发现人和收件人都是用这一服务。其次，历史上它一直就是不容易使用。第三，电邮服务商的商业模式与PGP相冲突，如果电邮本身是加密的，那么gmail就不知道该为你显示哪条广告了。

我的观点是长期看来，互联网审查与监视的升级是一个政治问题。归根到底，技术与开放性的互联网是核心。使文件审查变得透明的努力，例如Open Net Initiative 和 Herdict 可能会使压制性的镇府知羞而改。

不止是一个技术问题

Ron Deibert 是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研究中心公民实验室的主任，开放网络促进会（OpenNet Initiative）与信息战监控项目首席调查员， Psiphon Inc.的政策副主席

多年以来，冲破互联网内容过滤的技术创新一直在折磨着网络审查员。那些想从父母监管之下偷瞄一眼的反抗儿童想出了一些最好的主意。其他的主意则是那些机智的博士们和咖啡灌出来的程序员创造的高度复杂的开源系统。

Google会贡献出一些它那所向披靡的工程资源来解决逃避审查问题吗？那些工作在Google mail，Google Wave 和Google docs之后的人们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像Google Free一样的产品吗？像Google这样强大的公司当然可以发明出一个保证互联网自由的应用软件。

问题是逃避互联网审查现在即是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这是因为左右这一领域的控制力量的本质在变化。

就像开放网络促进会（OpenNet Initiative）备案记录的那样，网络控制正在从技术过滤网络请求升级到下一代本质上更加狡猾和富有攻击性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强迫接受严格的用户协议来窒息言论自由， 给ISP非正式的压力以删除信息或者交出它们所收集的用户信息。

更加阴险的是他们会将计算机网络袭击转移外包，以对信息来源进行威胁或是使用网络间谍系统，就像我们在Ghostnet发现的以及最近几周折磨google和其他公司的那些一样。

下一代监控会是精确有效的，因为它们并不是对一个单一信息过滤技术的回应（这种技术总会被最新的应用程序所超越）。他们在制造一种被恐惧和风险威胁的社会和政治气候。

这样社会和政治上的控制需要的是社会和政治上的解决方案。

这是不是意味着google在保持互联网自由与开放上无能为力呢？它当然是可以有所作为。在道德原则问题上的坚守和鼓励同行采取同样的行为就是一个好的开端，（如果）贡献出一些工程师来研究逃避言论审查同样也会有好的结果。但是今天所需的已经超过了一个公司能够做的，即使是有巨大影响力的google。我们需要一个世界运动，让公民和政治家们参与进来以保护互联网作为一个全球开放的信息来源。

责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中国会成功

James Andrew Lewis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会员, 他目前是技术与公共政策项目的主任。

短短几年前，我曾在C.I.A.一个研究信息技术会怎样改变非民主国家政治的项目工作。

自由的获取信息以及政权反对者们拥有协调计划的能力在政治上会有明显的效果，但是有一个国家在技术上花费了数十亿元来消褪这些：这就是中国。我们现在总结，中国镇府应该有能力控制信息技术的政治效应。

伴随着制造业转移到亚洲，中国镇府对其公民使用技术的监控也更加容易。中国希望拥有它自己的IT产业，数十年来它一直投资于所需的人力和企业。它的政策有两个目标：扩大对于IT的控制和结束对于西方科技的依赖。

使用正确的标准来衡量成功是重要的。北京的成功是封锁任何有实力的反对力量，而不是互联网上的外国内容。目前为止，中国一直保持领先。这是一个精巧的游戏，中国希望以开放获取西方的科技（他们在开放之上建立起攻击性的间谍网络），但是同样的开放也可能带来政治风险。信息技术会给中国带来政治变化，但是这一过程既不会迅速也不会轻易实现。

一个警告：这一研究最有意思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定义民主化为对政治进程更广泛的参与，而不是一个西方政治价值的翻版，那么IT和信息化是会有一个民主化效应。信息化与IT会有很多结果，并不是所有的都是我们所喜欢的，就像我们看到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一样。

中国的网民获得了一些影响力，而且这一影响力将会增长，但是方向却并不确定。一个更加民主的中国可能取决于美国和中国交往的如何，以及我们在开放式社会的榜样和宣传上有多大的说服力，这些要胜过去寻找少数能够突破GFW的技术手段。

独裁者的两难困境

Ross Anderson是剑桥大学安全工程教授，The Snooping Dragon的作者，同时也是标准教科书 Security Engineering的作者。

镇府总是在试图控制信息，但是游戏转变的很快。全球化正在颠覆着国家邮政局，言论审查机构，警察，私营企业的真实权力。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建立一个新的公司总比一个新的国家要容易一些。

技术上过滤互联网信息是可行的，但是实践中会变得更困难，因为信息流通的数量和复杂性都在增长，也因为加密使用的增长。而且大型网络2.0公司如Google，微软和Facebook中的服务整合给独裁者带来了一个新的两难困境。

如果你想要封锁YouTube上的一些内容，唯一的实际办法是让YouTube合作，或者封锁整个站点，你要么全封要么全放开。但是全封的话会有严重的副作用，如果你把YouTube全部封锁（就像泰国和巴基斯坦曾经尝试的），学校会受影响，被剥夺了娱乐的人民也会难于管理。
 

所以，就像我在2007年评论的，公司所有者开始起作用。如果你是一个大国或者富国的统治者，想要YouTube撤下你不喜欢的视频，就有可能通过威胁其父公司Google广告收入来实现。但是如果你的国家又穷又弱（就如同专制所趋向的），Google可能根本不会在乎。因此有效的言论审查机制只能局限在一个Google不得不思量的大国，例如：中国。

现在中国人已经把它赶跑了， 很好。外部世界是更美好，但还不是完美。一些民主政府依然在胁迫互联网服务商（在印度是关于公共暴力问题，在法德是关于仇恨言论）。但是如果这些就是未来关于言论审查辩论的焦点，那么我们还是没有什么可忧虑的。

Google退出中国的原因，舆论上主要的讨论的有两方面：在部分人士看来，一家世界级的大公司，为了技术上的原因和几个用户遭到攻击而撤离中国，似乎理由并不充分；另外有些人士则认为google在中国被监管处处紧逼，被迫做一些违反商业道德和企业良心的事，最终选择退出中国，一了百了。

google在官方的Blog中对原因有了说明，即：1. google遭到“一次来自中国、针对公司基础架构的高技术、有针对性的攻击，它导致我们的知识产权被窃”；2.“ 攻击者的首要目标是进入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Gmail账户”；3.“在与谷歌受攻击无关的整体调查中，我们发现数十个在美国、中国及欧洲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Gmail帐户经常被第三方侵入”。

另有报道，这些攻击来自中国公安部。

在中国，政府对商业的背后操纵与控制是常见现象，对于政治异见的控制更是不遗余力。而在西方，一个国家政府，为了政治目的去窃取商业机密，这种行为就犯了民主政治上的大忌。如果手段特别，被窃取的商业机密又事关企业核心利益（安全，信誉），那么对方做出激烈的反应也是情理之中了。对于google来说，既然眼前中国发生的事情已经对公司的核心利益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那么是否为了目前一点微不足道的经济利益（08年谷歌中国的收益只有全球收益的1%）和未来不确定的市场（政府限制，与国家垄断企业竞争）而接着冒整体翻船的风险（企业知识产权，依靠加速有用信息流动来盈利的核心盈利模式，企业精神和文化）就是值得反思的问题了。

最终，google决定退出中国市场。

那么其他遭受攻击的公司的反应为什么并没有这么强烈呢？因为这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google, 而中国政府也不是一般的对手，如果没有成为攻击的主要特定对象并造成严重的后果，他们也不想扩大外在损失又要继续其中国业务的话，最好的选择还是沉默。和中国式沉默不同，他们会联合起来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寻求帮助。

国务卿随即与这些大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会面，可以推测当时商谈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如何使美国IT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同时安全有保证，如何对于中国的这次行为采取适当的回应举措，采用何种方式来防范将来类似的风险。

一个有效而可行的方法就是促进信息自由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减轻和消解中国政府对于网络的控制，增加互联网监管的透明度。这一举措不仅帮助美国的IT企业减少部分经营风险，同时也可能扩大市场机遇，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更有吸引力的在于这种举措有道德上的得分，而道德上得分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资源，这也是诸多政客纷纷表态的原因。另一方面，高调的成为“烈士”也并非一家理智而低调企业的选择，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成为两国政治的筹码。可是事已至此，也只能依靠美国政府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了。

美国国务院在google宣布退出中国之后发表声明，又低调联系中国领馆（午餐时间在第三方居所），之后又要发表外交照会，商务部长要求中国政府保护美国在华企业安全，白宫发言人也要中国解释。国务卿表示下周还要谈这个问题，也就是告诉北京，这事没这么轻松就过去接下来，就是看北京的表现了。

------全部信息来自互联网，因此对于细节并不了解；文中也有假设成分，欢迎读者批判性阅读并提出自己的想法。

除去一些渲染性的漏洞，配合媒体报道的事件中各方面的表现以及一些报道（如Wired这篇）来看，此文相当有意思，让人不禁想起来《十亿消费者》中的场景。转自这里，真相大白之前，还希望读者明辨。

以下的真相，如果你有怀疑，如果你觉得其他的说法才是真的，那么请你解释这样一个事实：

Google总部在声明退出中国之后，立刻取消了所有中国工程师访问Google代码服务器的权限。
他们都是在上班后发现服务器的home目录进不去了。事先根本没有通知。
很多人写到一半的代码，就没法动了，要等几个礼拜之后，调动到美国才能继续写

如果Google是有预谋的撤离，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手段？他完全可以让员工继续工作，做一些善后工作。 比方说现在Google music，中国公司和美国做的是不一样的（music.google.cn 和 music.google.com）现在要取消中国的music了，完全可以让中国的工程师来做这个代码迁移的工作。

现在是中国的工程师全部带薪休假，由老外来接手善后事宜。

为什么Google突然那么不信任中国这边的团队？毕竟他们自己开发的代码，让他们自己来做迁移肯定效率更高啊

唯一的原因就是，Google内部的技术人员中被安插了党的特务（就在Google上海办公处）

事实真相就是，这个人在受到党的派遣，应聘Google成功之后，就把Gmail的关键代码down下来然后上交给了组织。

而这个组织破解gmail系统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人权团体”的邮件，这些在Google官方的声明都有

这样一来会暴露gmail系统的所有漏洞，而且Google官方不能承认这个事情，否则他在国际上的声誉会大受影响。他能做的就是停止中国所有的工作，中国这边所有的工程师已经不能登陆google的代码服务器了。然后应该会抓紧几天时间修改一部分gmail代码

其实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完全是突发事件，所以Google的官方声明，你去读一读原版，写的是很仓促的，字里行间都能读出他们最高层的震惊，就是Google三个最高层的人临时讨论一致决定的。如果是什么和美国政府商量好的，你觉得堂堂Google的官方声明会写的那么潦草，一点正式文件的套路都没有？

Google撤离也不是因为互联网审查，这个当然是一件很让Google不舒服的事情，但这几年他不也就这么忍下来了嘛

特工这次的窃密行动，使Google有面临全面破产的危险（Google官方博客也说了，牵涉到知识产权的问题），说白了，再在中国呆下去，可能要威胁到整个公司的生存，所以才如此仓促的把中国部门的一切工作全部停掉

所以Google一开始还说打算和中国谈判，但是今天马上就放弃谈判的打算了，因为就算政府让步，Google也不能再留了，再留就有性命危险。也不是中国市场赚钱不赚钱的问题了，赚这点小钱，把整个公司的性命搭进去，风险太大了

关于Google工程师访问Google代码的权限，Google对于技术人员的诚信是相当信任的。即使是一个实习生，也可以访问99%以上的代码。 Google只有一个代码库，每个进去的人学到的第一条开发原则就是：搜！从代码库里面尽量搜索功能相似的代码，然后给原作者发Email。讲究这种整个公司的代码共享，才会达到有那么高的编码效率。而且Google的代码，注释，和技术说明文档是一体的，对每一个工程师都是公开的

你可以喷我，也可以提出其他的说法，但是请你在回复之前先看完全文，然后想想自己的说法能不能自圆其说！！

我只能说，特工你太辣手了，实在逼得人家混不下去了

补充一：
这个事情还在调查中，有一个人，他是党员，来了Google没多久，就把gmail核心代码下载下来，而且现在这个人已经不知所踪了，这些是可以肯定的

至于他是谁指使的，我们只是猜了

这两天Google总部派人过来和中国每一个工程师喝咖啡谈话，调查是不是这个人还有同伙

同时总部在评估，这件事情造成了多少代码泄漏，哪些代码需要重写

等这些工作做完，就会开始转移中国这里的工程师（要是没有调查就转移，岂不是让别的卧底混入美帝了嘛）

然后这个时候总部应该会给一个说法，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等再过一个月左右大家再回来看这个帖子吧！

补充二：
算了我来说吧。

里面一共三个卧底，里面居然还有共产党支部。

里面的支部书记是国安四年前就布的局。

这个朋友本科就是交大出来的，后来去了信安部。

信安部派他会交大信安学院念计算机，天天做算法题, 毕业就进了Google。

之后发展了两个内线，其中一个内鬼暴力破决Gmail的源代码系统，
把代码偷出去给了政府。

政府主要是要监控用Gmail的反共分子。

里面不得了，居然还有国安局的党支部小组。

这个老兄拿了100万奖励，外加公务员待遇。

这帮人一下班就偷偷去陆家嘴开党支部会议。

小补充三：

google是如何发现代码被转给特工的？

除非google在每个员工的电脑上装监控软件。

要访问代码，必须登陆Google唯一的代码服务器
服务器端有你的浏览记录

现在只知道这个人是党员，他在很短时间内浏览了很多代码，而且这个人现在不见了，我只是根据这些猜测他是上交组织了

第一攻击了很多源代码管理服务器，

第二明确地告诉你是非法弄到的。

大家再看会，我的手机就会响起了……

现在同事大部分已经开始准备离开了，少部分技术人员和法律部的会继续留下来，大家情绪非常失落，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

2006年纽约时报的长文，译者不详。英文原文有一些小错误，译文中予以了保留。

Google's China Problem (and China's Google Problem)

By CLIVE THOMPSON

“Google”在中国：他不是Google

在中国，很多年轻人都把李开复当作名人。虽然不是像陈冠希或者演唱组合F4那样，但是这个44岁，总是身着一身灰色的计算机专家肯定能吸引一大堆粉丝。当这个Google中国公司的总裁在中国的大学发表演说，讲中国的年轻人如何该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青年竞争的时候，黄牛党会把门票炒到60美元一张。还有一次，李开复演讲的会场里有8000名听众，学生们被李开复的每一句话所吸引。

不难看出为什么李开复被崇尚科技的中国年轻一代视为偶像。他在台湾长大，之后去了美国，中英文都很熟练。在去年加入Google以前，他曾在加州为苹果公司工作，之后又效力于微软中国。他一手建立了位于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中心。他个人曾出版了"Be Your Personal Best,"一本卖得很好的励志类书籍，内容是关于中国学生需要接受有承担风险的精神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七年前，他建立微软实验室的时候，就聘用了十几个中国顶尖的毕业生。现在他又在Google重复这样的步骤，“中国的学生绝对不同凡响。”他在北京和我见面的时候这样说。“他们有巨大的学习的欲望。”

在讲述科技带来的巨大解放的时候，李就像是一个传教士。他说，网络会给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人们带来更平等的机会。一旦国内的小乡村也实现了网络化，距离北京或者上海几千里之外的学生也能够学习麻省理工或者哈佛的网络课程，从而解决受教育的问题。李在去年夏天才加入Google，但是他身上早已经带着Google员工的那种热诚和理想化的信念。当他从微软离职的时候，他在个人网页上发表了一封感情洋溢的公开信，赞扬Google将信息传播给大众的这种使命感。他用了一个公式作为结论：年轻+自由+平等+ 颠覆+创新+用户为本+不要做坏事=Google的奇迹。

当我拜访李开复的时候，Google的奇迹正在北京的商业区的办公室里被进行着。这些小办公室看起来就像是在匆忙中租下来的。狭小的房间里挤满了穿着T-SHIRT的年轻人，围着巨大的纯平显示器，讨论Google的新程序代码。“我们这些人所抱的理想都是非常高尚而重要的，“李告诉我，“如何做出用户喜欢的东西，然后考虑下一步如何盈利。还有就是不要做坏事。”李开复指的是Google公司的格言。“不要做坏事---我想我在内心深处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但是Google最近几个月在中国的行动看起来却不怎么理想主义。在一月份，也就是李开复开办北京办事处不久，公司宣布将在中国市场推出新版本的搜索引擎。为了遵守中国的法律，Google同意净化所有中国政府不赞成的搜索结果。这其中包括法X功；宣扬言论自由的网站；或者任何提及天X门XX的网站。如果你搜索“西藏”或者“法XX”，中国以外的google能给出几千个博客，新闻，还有讨论组。但是在中文Google上试试，绝大多数的链接都不见了。Google把他们删得一干二净。

Google的决定在美国反响极差。一月份，公司主管被召到国会听证会，他们的行为被拿来和纳粹合作者相比。公司的股票下跌，抗议者举着标语在公司总部外抗议。Google虽然并非唯一一家在最近由于中国问题而受谴责的美国科技公司，而且也不是做的最过分的。然而Google的管理者却应该另当别论。当公司在两年前上市的时候，公司年轻的创始人，Sergey Brin和 Larry Page 在写给证券所的文件中说，Google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关注公众利益的公司。Google现在却和压制自由的中国政权合作，他如何自圆其说？

我很难准确的了解李开复对于公司和中国政府的合作持怎样的态度。作为我和李开复会面的条件，Google不允许我提起有关此类的问题，只有公司在加州的总部才被允许谈论此话题。但是当我和李谈起网络是如何改变中国的时候，他的一个观点颇能说明问题：他所雇用的中国学生，其实并不渴望民主。“人们其实可以自由地谈论这个话题，他补充说，（指的是民主和人权问题）我不认为他们在乎这个。我认为大家会说：“美国民主，那是好东西。中国现在的繁荣和稳定，也是好东西。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能去我喜欢的网站，能看到我的朋友，过得开开心心。”李开复说，当然，关于自我的表达，公开发表言论，已经变成了中国年轻人当中的热门话题，这是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博客，论坛已经遍布中国。“但是我不认为这有什么政治含义，”李接着说，“我认为只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们可以表达自己，并且被别人听到。他们喜欢这个,这样就够了。”

这样的话在我听来，就像是含糊的政治见解—一种缩了水的言论自由的概念。但是当我和中国的年轻一代网民相处一段时间以后，我听到的都是略有不同的类似观点。年轻+自由+平等+不要做坏事 这是一个等式，包含着几个恒量，却有着许多个可能的解答。当下，对于中国人来说，何谓自由？审查制度也有层次之分？限制信息也有好坏之分？在美国，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无法被接受---对话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是在中国，正如Google所发现的那样，对话才刚刚开始。

文化差异

事实上，Google在中国并不是先驱。雅虎是第一家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网络公司，在1999年就推出了中文网站，并在北京建立了办事机构。雅虎的决策层很快就认识到进入中国是多么困难—而且文化的障碍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何等的巨大。例如，中国的生意人在沟通的时候不喜欢留言，留信息这样的方式，他们倾向于使用手机和短信。（我在联系一个中国总裁的时候就遇到对方电话关机，而且不能使用留言的情况）对于中国网民而言，网络最吸引人之处---这一点和美国不太一样—就是论坛。成千上万的关于不同问题的争论在论坛上出现。百度，一个2001年推出的中国搜索引擎，雅虎的早期竞争者之一，发明了一个讨论工具。允许人们对当前的热点搜索项目进行即时讨论。用户现在如果在百度搜索nba巨星姚明的话，他们找到的不只是关于他比赛的报道，他们还能加入和姚明有关的成千上万个聊天室。百度的聊天室每天会有超过5百万的发帖。

正如雅虎所发现的那样，这些文化上的细微差别导致了美国公司的网站对于中国用户而言太外国化了。也使得这些用户转投那些中国网站。这其中包括了新浪和搜狐。这两家网站的搜索引擎不那么好用，但是充斥着论坛聊天室还有政府批准的中文网站。高涨的民族情绪可能也有关系。“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强烈自豪感，要支持自己人。”香港城市大学的LIH告诉我。

雅虎在另外一股席卷中国的浪潮里也走得太慢了：盗版的浪潮。自从Napster事件以后，西方国家普遍都把上网免费下载音乐和电影看作违法行为。当然在西方这种现象还是很猖獗，但是自从iTune的成功以后，更多的人愿意付费。在中国，下载盗版音乐，电影和软件就和上网查看天气预报一样平常。百度的总裁发现很多年轻人都在网上找盗版mp3，所以公司就专为此目的开发了一个界面。一天下午，当我在北京的一家网吧里的时候，隔着几张椅子的一个年轻人正在吸着可乐，看着下载的《最后的武士》，他的朋友则在使用百度来下载50cents乐队的新专辑。“差不多五分之一的百度流量来自mp3的搜索，这个在美国肯定不合法。”robin李，37岁的公司创始人说到，“现在我觉得唱片公司可能对我们提供的服务不太高兴。”他最近这样告诉我，“但我认为数字音乐是一种趋势，无法阻挡。”

一开始，Google在进入中国市场上的策略和雅虎就不同。2000年早些时候，Google的工程师悄悄地开始研发能够接收中文，日文，韩文的系统。到了年底，一个勉强能用的中文版google就诞生了。2001年的时候如果你在中国上网，Google的服务器就会检测到你的位置并自动连接到中文的界面。法文版的Google系统也是这样运作的。

就在百度吸引大批喜欢下载mp3的年轻人的时候，Google却在另一些人那里受到欢迎：中国大城市里面的白领，那些接受西方文化，说话夹杂着英文单词的，一个认同全球视野多于民族情绪的阶层。

靠着吸引这些人，Google在2002年底成功超越了雅虎，占领了中国搜索引擎流量的四分之一---这样的成绩完全是在加州的公司完成的，远离中国政府的影响。

防火墙构成的万里长城

接着在2002年9月3日，Google消失了。中国人在那天发现网站被封锁了，只剩下一个错误信息。中国政府开始封锁Google。中国在网络审查上主要依靠两个手段。对于境内的公司，政府使用一系列惩罚和恐吓手段来保证内容的干净。对于境外的网站，政府使用另一种卓有成效的控制方法：被称作网络上的中国万里长城。

当你在使用网络的时候，你感觉似乎是无形无界的。实际上却不是。通过光缆传输的信息需要经过真实的国境线。中国一共有三条光缆主线，中国的网络就以此来和世界连接。中国政府要求管理这些网络的公司设置路由端口，在国内外网络的交接处。其中一些设施是由sisco思科公司提供的，一家美国公司，作为中国的新审查员。

如果你用北京的一台电脑进入一个服务器在芝加哥的网站，你的浏览器就会发出一个请求，这个请求就会通过光缆传到审查的路由那里，然后被检查。如果请求的网站在中国政府的黑名单上—长长的名单—而且还在增多—请求被拒绝。如果请求没有被拒绝，路由接着就会检查所请求的网站上有没有敏感词汇。如果网站包含一个类似“法X”或者1989XXX之类的，路由就会阻断信号，回到网吧，你就会看到浏览器给出一个错误提示。这个过滤系统的复杂程度让人惊讶，可以让某个网站的一些网页通过，同时封锁一些页面。当我在北京的网吧上网，我可以浏览BBC的娱乐和体育页面，新闻页面就打不开。

Google给审查者们带来了特殊的问题：由于当时Google在中国并没有办事机构，中国政府无权干涉，也没有能力让Google主动清除搜索结果。这样，网络长城的功效就只有一半了：它能够屏蔽Google的搜索结果所指向的网站，但是却没法阻止人们看到被禁网站的列表。例如你在上海，然后搜索人 权，你可以搜索到包括中国人 权组织在内的被中国政府屏蔽的网站。但是当你试图点击链接试图进入的时候，你就又会得到一个报告错误的提示信息。政府官员不喜欢这种状况--中国人由此能感觉到，他们的领导人对什么话题感到了威胁—但是Google很受欢迎，他们也不敢完全屏蔽。

在2002年，状况发生了改变。中国政府决定全面屏蔽Google。为什么？各种理论充斥着。Google的创始人sergey告诉我，他怀疑是某个竞争对手从中挑拨—某个中国的竞争对手。但他很老练地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名字。但是很多美国的网络总裁都相信百度在Google被封的事件中直接受益。一个在北京的合资企业家告诉我，屏蔽Google的幕后挑拨者就是百度，2002年，百度的市场占有率比Google低3个百分点。“百度的一些人就坐下来找了上百个能让Google被封的证据。”她说，（她坚持要求匿名，以免遭到官方的报复）“接着百度的人就拿着这些结果找到政府，说，看这些有危害的东西都是在Google找到的，这就是Google被封的原因。“百度坚决否认指责。当我和北京社科院的一位教授谈起的时候，他也否定对于百度的指责，争辩说百度本来就要比Google强，而且更了解中国人的需要。然而，许多了解内情的人都告诉我，中国本土的网络公司经常向政府反映竞争对手的网站内容，以此希望对手遭到打压。在中国，审查制度不只是一个政治工具，而且还是一个竞争工具—一根公司之间互相捶打对方的大棍。

自我审查有奖

10月份的一个晚上，当我去到一家网吧的时候，那里120多个机位已经被年轻人们占满了。（因为电脑和家庭网络还是很昂贵，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是去网吧上网，享受低廉的价格和高速的带宽—还有冷饮）每个人看起来都准备好好地享受一整个晚上：年轻的女孩穿这粉红色和黄色的hello kitty的运动衫，在几个聊天窗口之间切换。楼上一帮穿着橄榄色军装的年轻中国士兵，欢笑着徜徉在中世纪幻想的魔兽世界里。在一堵墙边，挨着一副褪色的功夫电影海报，贴着一行字：请勿浏览色情及违法网页。这个告示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这里的每个人看起来根本不会去浏览关于天X门事件的网站。我询问了网吧的老板，他的顾客会不会经常浏览非法的内容。不经常，他笑着回答，就算有，也是黄色网站。他觉得封锁非法信息应该是政府的事。“政府不准看，那就是不该看。”

对于中国，西方人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假设，政府进行审查是偷偷摸摸的。恰恰相反，党对于这个问题非常的诚实---甚至是骄傲。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商人告诉了我一件事，关于他参加一个中国网络公司协会的颁奖礼，其中出席的包括主要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我当时坐在听众席，然后他们就说，现在宣布年度自律奖！然后宣布了10个公司，给他们发了奖牌，然后握手。一位部长也在那里，还和每个人都拍了照。这基本上就像是自我审查优秀奖—然后每个观众都在鼓掌。”这位商人解释说，中国的网络审查，是警察的一项额外任务。一月份，深圳公共安全部门推出了两个可爱的卡通形象“网络警察”，被命名为JINGJING和CHACHA，每个网络警察都有博客和聊天窗口，市民可以和他们聊天。北京青年报引用深圳官员的话“这两个形象的主要作用是震慑。”文章接着解释说这两个形象主要是公开提醒所有网民，注意安全和健康地使用网络，自我规范网上行为，创造和谐网络环境。

震慑和“自我规范”，事实上在党使用审查制度控制私营网络公司方面很关键。要获准经营网络业务，私人公司必须签订一份协议，不允许包含某些特定话题的内容出现，包括“扰乱公共秩序或破坏稳定团结”，“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或者“违反国内风俗和习惯”。有一项禁令特别针对邪教或者其他迷信，这是很清晰地指向法XX的。但是整个协议的表述，有意地搞得很含糊。随便哪一级哪个部的官员都可以要求把他认为过分的内容清除掉。

国家信息产业部的官员每周都会召集各大网络服务公司的管理者开例会---特别是拥有新闻，博客和论坛的那些---讨论那些新的话题可能在本周出现，而且最好被清理掉。“私底下我们都叫他吹风会。--换句话说，就是会吹哪个方向的风。”那个美国商人说到。政府官员会在几天前就发出警告。

美国的网络公司在刚来中国的时候，都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份官方的黑名单，以及需要审查的敏感词。他们很快发现这样的清单根本不存在。取而代之，政府只是要求公司模糊地去进行自我规范。所以公司必须要参透中国的政治，从而自己了解什么东西政府会不喜欢。去年网上曾经流传着一个清单，据传是政府给博客公司的黑名单。事实上，这份黑名单是中国一家博客公司的一位年轻总裁自己整理的。每一次政府要求清理一个帖子，他就留意哪些内容是政府针对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开发出了自己的黑名单，让自己的公司以后免遭斥责。

不服从自我审查规范的后果很严重。一位美国的公共关系顾问最近在帮一家中国门户网站工作时见到，一天下午，警察冲进公司办公室，把CEO拖进了会议室然后严厉斥责他没能阻止违法内容。“事后他脸都吓白了。”这名顾问回忆说，“你必须理解，这些人都被吓坏了，真的吓坏了。他们很害怕被抓去坐牢。每天坐在办公室里，他们都在想着这种事。”

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网站总是会审查清除掉甚至比需要的还多的内容。中国这一整套体系是建立在一个经典的心理学事实上的：自我的审查永远要比官方的审查更全面更彻底。让每一件网络公司都各扫门前雪，政府就有效地控制了用其他方法难以监控的数十亿电子邮件，新闻，论坛话题。政府采用的方法看起来就像是让公司去自己揣测，然后时不时，怒气冲冲地要求网站在24小时内清理某些内容。James，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他们的执法总是充满着随意性，让人觉得他们就是在监控所有事情。

政府的监控虽然很全面，但也有不灵的时候。某一天可能某个被禁的站点又突然看得到了，多数是由于路由器超出负载，或者政府突然决定容忍这个网站。第二天，或许这个网站就又消失了。总的来说，网民的举动都是很小心的。他们很少触及政府的戒条。在中国有许多不能够跨越的界限，大家不用经常谈论这个，但每个生活在其中，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或多或少的理解这些界限。这也正是美国公司对中国的环境感到困惑的原因。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

对比美国人经历的彷徨，当我问起中国的商人，政府的审查制度对于公司到底难不难操作。“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比在美国提交财政报表难。”XIN YE，sohu的创始人这样说。还有一个晚上，我和张朝阳，新浪的总裁在上海一家爵士酒吧喝酒的时候，我问其他，多长时间他需要把新浪论坛上的帖子清理一次。他回答：“不太经常。”我问他，不太经常指的是一星期，一个月还是更久。他提出了反对，我不认为我应该谈论这个。虽然这样，他却没有因为我问的问题而感到困扰，“我不想把这个叫做审查制度，这就像每个国家都会有一种倾向。在美国也有些宗教禁忌不能谈论，大家都知道这个。”

阿里巴巴网站的老板JACK MA说的更直接“我们不想让政府生气。”我是在十月份的一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宾馆的大堂见到他的。MA的公司刚刚被雅虎收购了40%的股权，MA全权负责雅虎在中国的经营。他对于网上言论的看法是：“任何在中国属于非法的东西，都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搜索引擎上。我们只是做生意。股东要的是分红，股东希望我们的顾客能够高兴。同时，我们也没有义务要在政治方面做这个做那个。忘记这个吧！”

小小的革命

去年秋天，在北京星巴克，我遇到了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博客写手，ZHAO JING。他是一个31岁，穿着讲究而又帅气的人。当他说起90年代晚期网络的到来让中国发生了巨变的时候，言语中透出喜悦。政府之前控制了所有的媒体，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可以上论坛或者建立自己的博客了，这就像是解开了一把锁。就算你再谨慎，不愿谈论政治。你也可以只是公开的发表你对其他事情的见解---天气，体育---感觉上真是一场小小的革命。ZHAO（他现在就职于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在言论方面要比大多数人都大胆，越界。大学毕业后，ZHAO在一座小城市的旅馆里做了接待员。他觉得如果自己够幸运，有一天也会有自己的事业。1998年他开始上网，开始意识到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其实是谈论政治问题。他开始撰文发帖。在网上写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家报社的编辑就请他去做记者了。

“这就使网络的作用。”ZHAO说着，并露出一丝微笑，“我只上网了一个星期，就在省内外都出了名。我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写东西。但我也意识到问题不在我，而是我居住的这座小城市。”ZHAO在2003年3月丢了工作，由于他所在的报纸发表了关于一位支持政治改革的退休官员的文章，政府报复性地查封了报纸。但是ZHAO仍然渴望写作，因此就在一个服务器在英国的博客网上安了家。他以安替作为笔名，写了很多诙谐的支持言论自由的文章。这些文章很快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八月下旬，政府使用防火墙封掉了他的网站，这样在中国就没人能看到了。他转而使用微软的博客，MSN SPACE。虽然政府还在监控他的文字，但安替却仍然大胆地在写。安替告诉我，他知道自己很安全，因为他知道哪些界限不能碰。

“如果你只是每天上网写东西，批评政府，他们不会介意，”他说，“因为这只是言论。但如果你想组织一些人—哪怕只有三四个---那他们就要来收拾你了。因为这不是言论，而是有组织有预谋。人们说我很勇敢，但其实我不是。”网络给安替带来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但他说起自己的博客对政府能产生什么影响时，却不怎么兴奋。更让他兴奋一点的，是他对自己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还有几个中国的年轻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如果网络能给中国带来一场革命，那么革命也肯定是通过每个人的自我实现，通过许许多多微小的，平凡的方式。

一天下午，我去拜访了一位29岁的中国女士，JIANG JINGYI。她在EBAY开了一个网上服装店。当她打开自己在上海的繁华地区的公寓大门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突然撞进了一间别致的SOHO流行时装店。三排衣架挂满了冬天穿的夹克，起居室的中间堆着运动衫，还有整齐地摆放着的跑鞋和靴子。我们坐在她摆了四台电脑的卧室里喝茶，JIANG通过翻译告诉我，她以前是一个设计师。但她自己很喜欢开店。所以有一天就决定在当地的服装厂进一些便宜的衣服，然后放在网上卖。衣服卖得很快，她得了3成的利润。接下来的三个月，她越卖越多。有一天她发现网上拍卖的利润已经超过了她原来工作的工资。她辞了工，开始专心搞拍卖。现在她每月的销售额超过100，000元，合12000美元。

“我的父母没法理解。”她笑着说，一边用电脑向我展示她最新的拍卖，一件售价300元的夹克（网上她给这件夹克的描述是“非常时髦，穿起来很酷！” ）现在JIANG的销售范围已经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以前中国落后的银行系统和信用机制让网络交易很复杂。但现在贝宝---EBAY的网络交易系统—终于把中国和世界市场连了起来。她说自己准备开展小型的国际业务，把打折的衣服直接卖到伦敦或者洛杉矶。

妥协与放弃

Google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政府在2002年下了查封令。而查封令在两周之后又神秘地嘎然而止。但是就算解除了查封，Google还是有很多麻烦。中国的防火墙长城拖慢了所有进入这个国家的网络信号。一百次里面有十五次，Google会因为网络塞车而无法使用。防火墙也开始惩罚那些好奇的人们：如果有人查找一个敏感词汇，防火墙通常就回复一个虚假的错误信息，让人以为Google的系统坏掉了。然后接下去的好几分钟，用户就没法再连接上Google----这种惩罚可以算是数字化的一巴掌吧。对于Google来说，这些延迟和错误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搜索引擎本因在毫秒之间给出结果。百度，Google的主要中文竞争对手，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服务器就在中国本土，在万里长城之内。更糟的是中国的大学网络不能够访问国外网站，意味着Google在其他国家最忠实的粉丝，在中国却不得不选择百度。

BRIN和其他Google的总裁们意识到，防火墙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而且都是他们不情愿的。如果Google继续置之不理，继续只在国外运行，那么结果只能是被防火墙拖慢，甚至更不公平的封锁---最终，市场份额就会被百度和其他中文搜索引擎瓜分。如果他们开办中国分部，把服务器开在中国，防火墙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服务速度立刻就能提升。但是Google就必须屈从于中国的审查制度。

大棒加胡萝卜最终把Google引到了中国。百度就是大棒：截至2005年，百度已经彻底地击败了竞争对手，几乎抢占了一半的中国搜索引擎市场，而Google的市场份额缩水到了27%。胡萝不就是Google公司自己的一个概念，让一个独裁的国家的人民拥有更多的信息来源，这就是在做好事。公司的职员指出，他们肯定要比那些屈从于审查制度的中国公司做得好。当然，Google也必须清楚最敏感的政治网站----宗教团体，民主组织，天XX纪念---还有黄色网站。但是相比中国用户能够在Google上找到的内容，这些只是九牛一毛。Google还是能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艾滋病，环境问题，禽流感，全球市场。BRIN告诉我，利润，在综合考虑的因素中占的比重不大。他认为Google要想在中国盈利至少需要好几年。他认为，事实上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业考虑并没有希望中国人能够好地获取信息的考虑多。“我们最终决定作出这个妥协。”

他和起来管理层开始讨论哪些妥协他们能够接受。最后决定是，不像雅虎和微软，他们不提供中文的邮件和博客服务，因为这样的服务会被迫使得他们要审查博客或者要把不同政见者的信息提交给秘密警察。他们还决定不会撤销现有的，没有审查过的中文版Google。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就给中国人提供了两个搜索引擎。中国网民仍然可以进入旧版google.com；这个版本提供没有审查过的搜索结果，虽然敏感的结果最后仍然会带来一个错误页面，虽然该版本仍然会很慢而且时不时地被防火墙整个封杀。新版的Google是google.cn,这一版的内容会经过审查---但是会快得多，可靠而且不会被防火墙阻挠。

BRIN和他的小组决定如果他们必须要清理例如“天XX事件”的搜索结果，那他们会在搜索结果的顶端放上一个声明，解释说根据中国法律，有些结果被隐去。当中国的用户查找被禁止的条目，BRIN说，“他们至少能注意到有东西没有了，或者至少注意到国家的控制。”这就使计算机专家经常使用的解决方案：信息缺失其实也是一种信息。（Google的法语和德语版也会显示类似信息，针对一些支持纳粹的网站）

BRIN的小组还要接受另一个挑战：如何决定哪些网站要屏蔽？中国政府不会给他们一个黑名单。所以Google的技术人员就借助高科技手段。他们在中国境内设置了一台计算机，然后设置程序让该机访问国外站点，一个接一个地试。如果有站点被屏蔽了，就意味着政府把它视为非法---这个网站就被加进Google的黑名单。

2005年12月，Google的管理层在许可证上签字，正是进入中国市场。他们从来没有正式地和政府官员坐下来，接受审查协议。他们决定自己先这么做---然后等着政府的反应。

中国风暴

Google.cn于今年一月27日正式运营，维护人权组织的成员马上登陆新的引擎，察看它是如何运作的。Google的自我清查非常全面，有关法XX的第一页搜索结果，都是反对法XX的网站。Google的图片搜索，也是很出类似的结果。输入天X门，你看不到XX和XX，只能看到夜晚的美景还有幸福的中国夫妇在那里的合影。

Google的时机实在选得太差了。Google.cn的做法被代入一个政治语境，和其他在华科技公司的做法相提并论。去年九月，无国界记者组织透露，在2004年，雅虎把一封用户的个人邮件交给中国政府。导致SHI TAO，一名商业记者，在把关于政府规范媒体的文件传给境外网站的时候被捕。他被判入狱10年。接着在12月，微软遵从政府的要求，关闭了安替的博客。值得注意的是，微软的博客服务器甚至没有在中国；公司有效地遵从了大洋彼岸政府的审查，删除了位于美国的服务器里的资料。

对比这些事件，Google的管理层也许表现得更负责更道德。但是中国问题的风暴在二月席卷了硅谷，Google首当其冲。国会召集了三家公司进行听证---一起的还有csico，中国万里长城的硬件提供商---立法会质疑了三家公司的做法，Google更是被特别地教训了一顿。他们质问，一家以“不要做坏事”为口号的公司为何与中国的审查者合作。“这样你们的公司就成了中国政府的打手，”JIM LEACH，爱荷华州的民主党人说，“如果国会也想学学怎么审查，我们就找你们Google。”

安替给出的排名

2月份，我又一次见到了安替，这时候距离他的博客被关闭已经两个月了。我们在北京的一间酒吧喝酒。安替还是像之前那样充满活力，虽然他有点后悔上次自己所做的乐观的评价。“我现在有一点愤世嫉俗。”他的博客被封是因为一篇日志，谈到中国一家报纸的主编被炒。他当时呼吁大家抵制该报。这个举动显然是越界了。已经不只是言论那么简单，因为安替号召了大家去行动。政府联系了微软，要求关闭安替博客，公司同意了。这个举动召来了大批拥护言论自由人士的抗议，他们指责微软甚至在中国政府还没给出正式的要求之前就屈从了。

微软似乎对公众的抗议已经习以为常。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公司的政府关系总管表达了遗憾。为了挽回颜面，微软高层指出他们备份了被删掉的博客日志，并把他们寄给了安替。安替告诉我，微软并没有提及，他们拒绝把日志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他们只是刻了一张碟，然后寄到安替要求的美国境内任何一个地址。微软看起来太害怕中国政府了，安替苦笑着说，他们甚至不敢通过邮件把被查禁的东西寄到中国。（微软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

我原本以为安替会很愤怒。但他却出人意料地很平静。他把几家公司进行了道德上的排名，扳着手指一间间的数。他说，Google应该排在最前。它确实真诚地在改善中国人获取信息的质量，而且在这样坏的体系里希望做到最好。微软其次；安替显然对他们的做法不太高兴，但他说微软还是提供了一个好用的博客工具，毕竟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意见的空间。雅虎排在最后，安替对他们的态度唯有怨恨。

“Google做出了妥协。”他说到，有时候妥协是必要的。但是雅虎的行为，却要被归到另一类：“雅虎是叛徒，中国人都痛恨雅虎。”安替说，不同点是雅虎把一个不同政见者置于危险当中，而且很明显没有考虑到对人权的伤害。（雅虎没有做出评论）Google却相反，他们避免了那些有可能导致人们入狱的服务。安替说，他们虽然也在审查信息，但他们犯的错无非是删掉一些信息，而不是删掉自己的人性。

失真的世界

安替的道德观点很让人惊讶，不只是因为对于美国的思维方式来讲太过陌生。大多数美国人，特别是多数思考和写作关于中国问题的美国人，他们的思维中不存在折中的民主，或者折中的言论自由。一个国家要么就完全拥护这些自由，要么就是跌进了集权国家的深渊。但是中国的博客写手和网民们其实之前早已经在谷底待着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被审查过的互联网，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网络把公共言论变成了一种日常行为。这个角度也正是Google所接受的。由此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不完美的互联网能否带来一个更完美的社会？

有一位我采访过的总裁把中国的互联网问题总结为“失真的世界”的问题。如果那些用Google搜索法XX的人看到的都是反对的网站，他们的世界观会是怎样的？ 他们也许会相信Google的权威，假设情况就是这样。这正是最近国会听证会上，民主党代表CRISTOPHER SMITH所担心的。“关于敏感问题，当Google只是带给你正面宣传的信息，那么Google在其中就起了协从的作用。这样就影响了整个下一代---他们会认为，也许我们可以生存在独裁的环境里。没有什么LECH WALESAS（波兰革命的领袖人物），民主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对于SMITH来说，Google的逻辑就是妥协的逻辑。就像很多公司和种族隔离的南非打交道一样，Google太看重利益，而忽略政治问题。（本月早些时候，Google的CEO在北京见李开复时对记者说，Google去改变中国的审查制度，实在是很“傲慢”）

但是也许失真的世界对中国来说还是小问题，因为很多中国人告诉我，他们很久以前就学会了跳过党的那些虚伪的政治宣传和媒体控制。中国社科院的GUO LIANG教授告诉我一个显著的例子。“哈佛的一些人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互联网的调查，我们他们调查结果是什么？他们回答，我们认为中国政府试图控制互联网。我就一直笑，我说，我们当然知道这个！”Google的审查过滤对GUO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一点也不新鲜。

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ANDREW LIH说，大多数中国人抱有一种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中国人有五千年的历史，你现在封一个网站，他们只会想，用不了多少时间，它自己就会回来的。”或者想想中国那些想方设法登陆维基百科全书的人。最近，伟基百科被全面封杀。这些人希望说服维基的管理者能够建立一个中国政府允许的版本，禁掉那些在中国不合法的条目。他们说，这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好事，特别是那些边远地区学校。（到目前为止，维基仍然表示不会创建一个审查过的版本）

电脑程序的代码是很灵活的，因此有很多办法对抗虚伪---让信息审查这个事实或多或少被大家看到。在开发google.cn的过程中，Google曾经考虑禁掉和敏感话题有关的所有内容。也就是说在Google中国去搜索法XX，结果是一个支持的站点也没有，一个反对的站点也没有。那样能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别忘了，当Google推出审查版的google.cn的时候，仍然保留了旧版的搜索引擎。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网民，只要输入一个敏感词，然后把新旧版本的结果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知道黑名单上到底有什么了。有些批评家甚至建议Google做得更多一点，直接把黑名单在美国公布，让审查制度变得完全透明。

超级女生理论

当我和李开复在他北京的办公室谈话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会感到他的前后矛盾。有一阵他就像一个热爱自由的Google人，强调说互联网给了每个网民以权力。但是下一分钟，他就更像阿里巴巴的总裁JACK MA---强调中国人对于引发动荡不感兴趣。在和中国的网络公司总裁聊天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的听到这样的圆圈逻辑：我们不觉得清理掉敏感话题有什么不好，因为用户本来就不会去看那些东西。

也许他们是对的，用户是不会去看。但你也能很轻易地反驳说，他们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被吓到了。谁会公开地在公共网吧查找不合法内容呢？---甚至是在家里—政府要求每个上网用户都要登记姓名和电话号码以便追踪。政府对网络的镇压甚至有可能变本加厉，如果中国广大的穷苦农民也开始上网。政府适度的容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网络言论。但是那些被腐败的地方官僚欺压的农民们都是激进分子，他们对北京来说是现实的威胁。2004年有多达70，000起抗议活动，其中很多都被强硬地镇压了。

在批评家眼中，Google是将中国网民的期望置之不顾，为了保证市场赢利而屈从于中国政府。李开复的话则代表一种完全不同的信念：互联网由于与生俱来的特性，将会逐渐瓦解政府控制言论的能力，为一个拥护民主的社会打下基础。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的革命将不会存在“伟人”，也不会存在LECH WALESA式的英雄，激励被压迫的同胞，为民主而战的将是一亿毫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他们在博客上谈论他们的约会，他们喜欢的乐队，电子游戏---整整一代把公共言论当作日常习惯的年轻人。

在我们谈话当中，李开复谈起了去年的超级女生，一个模仿“美国偶像”的电视节目。和美国的版本类似，年轻漂亮的女孩在夺目耀人的包装之下演唱西方流行歌曲。每一回合，观众都可以通过短信选出他们最喜欢的参赛者。随着比赛进入白热化，开始了类似总统大选的拉票活动，组织起来的粉丝们建立网站，要求大家投自己喜爱的歌手。最后的决赛，有800万年轻人参与了投票；冠军是李宇春，21岁，学生打扮的她唱了爱尔兰乐队Cranberries的一首zombie。

“我觉得这就是民主的一次实践。”李开复说，“大家为超级女生投票。他们喜欢这个比赛---他们上街去拉票。”换句话说，也许这并不是革命。但是这也许是个开始。

（作者CLIVE THOMPSON是纽约时报杂志的记者，经常报道科技类问题）

中国首席谈判代表的这番谈话大概的描述了中国面临的压力，也暴露了中国面对这样的压力，可以出的底牌却没有几张，这也是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相住”的主要原因。缺乏回旋余地，始终是中国的一个软肋，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形发生，从2010-2012年，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守势”不会有改变，面对的压力却是更多。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也是一直未有改变。接下来的谈判如果停留在减排多少上，都是在外部绕圈子，中国谈判的核心问题是何时可以达到排放顶峰并开始下降。万岗的说法是在2030-2040，但是目前看来，先要过了2020这一关。

苏伟：哥会议对全世界进行一场气候变化的认知普及

　12月30日下午，中国社科院小报告厅举办“城市与环境高峰论坛”，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并举行建所揭牌仪式。

　　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气候变化司司长，中国政府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苏伟表示:

　　哥本哈根会议上，全世界的人对于气候变化都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虽然这个会议本身成果有多大说不上，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成绩就是对于全世界人进行了一场气候变化问题认识知识的普及、认识程度的提高。短短的两个礼拜的会，由于借助一些现代的传媒技术，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哥本哈根，对于哥本哈根谈判的每一步都是公开和透明，全世界都在参与这件事情。应该说这是一个好事，一个是对于气候变化问题，大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同时，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或者是环境问题，实际上是和所有人切身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综合性问题。

　　就我们国家而言，对气候变化问题也是非常重视的。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人大到政协，方方面面的，还有社会各界，政府的部门、研究机构、企业、民间团体都在关注气候变化这个事情。从全球来看，中国国民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在世界上也是非常高的，这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对于人类，对于世界那种负责任的精神和态度。

　　气候变化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发展的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从我本人的经历看，我工作之后没多久就基本上参与到气候变化这件事情上来。从1989―1988年，国际上开始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当时主要是科学方面，更多的是有环保的问题，主要是和当时的国际格局变化有关系。冷战结束了，传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当然局部的动乱还会有，但是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开始向比较实际的问题转，比如说经济领域、环保领域的问题，气候变化也是其中一个关注的问题。当时主要还是从环境、生态这个方面来考虑。

　　随着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和对这个问题更加深入的讨论，逐渐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成为一个经济的问题，成为经济竞争力的问题，成为一个发展空间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想胡主席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个判断，说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发展的问题。这也是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本质的认识，我觉得这种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反映了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

　　从国际上看，在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一直到1997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上是往越来越实的方向发展。到2007年，巴厘岛通过了巴厘路线图，今年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落实了巴厘路线图，应该说这个形势非常的复杂，斗争非常的激烈。争论的焦点一个是涉及到历史责任问题，虽然公约已经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200年工业化过程当中大量排放温室气体，造成了现在气候变化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它所产生的影响不分有没有历史责任，所有的人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危害。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靠发达国家就能承担起的这样的责任，必须要经过国际合作，能够携手努力，共同应对，这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当时所确定的原则，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光说历史不行，因为发达国家在谈判当中还讲到未来和现在。目前来讲，发展中国家已经到了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的阶段，他们的排放，包括在全球排放总量的比重在不断升高。对于发展中国家在谈判当中的立场也带来一些问题，现在中国虽然没有公布具体的排放数字，但是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的排放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所以中国在国际谈判上的压力非常大。而且今后由于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由于我们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国家在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处在总量上增加，速度上也不会降下来，这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面临的压力会更大。我们和发达国家讲，你们要有历史责任，但是他们说未来的增量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的增量占到全球增量的接近70%，所以我们面临的压力也非常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判当中一是要强调公平的原则，要综合的考虑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排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相对还有优势。从人均来讲，我们已经超过世界人均的平均水平，所以这方面已经没有优势了。我们在谈判当中所要坚持的就是要综合考虑人均历史累计排放。我们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的潘教授帮我们出了一些很好的主意和理论，包括碳预算的概念，帮助我们在国际谈判当中坚持我们的主张，争取我们的利益，争取我们的发展空间，应当说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现在从谈判来看，现在争论的焦点问题实际上就是谁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历史责任他们是认的，但是具体到减排责任，根据《京都议定书》他们要承担绝对量化的减排，发展中国家也要采取一些行动，这是巴厘路线图的具体要求。现在他们对历史责任表面是承认的，但是具体落实到减排指标，一开始他们有点不认帐，他们虽然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但是现在有一些反悔，认为随着发展中国家排放量的增加，要公平的解决这个问题，光靠他们是不够的。他们认为，《京都议定书》当中所涵盖的总量仅仅是35%左右，因为美国没有参加，他们就提出来，他们也不应当这样做。如果美国不参加有约束力的指标，如果欧洲或其他发达国家单独的承担，在经济上必然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他们提出要废止《京都议定书》，这也是最近国际谈判当中的焦点问题。

点击看大图

来源：Copenhagen summit: G2 is the key to CO2 

如果你关心全球变暖，那么一定不会陌生于媒体上层出不穷的应对招数，其中最抢眼球的一类可以成为“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从在大洋上修建巨型导温管阵，将洋面热量引入洋底，到播撒含铁矿物质促进浮游生物生长，最让人惊叹的还是在平流层（大约距地面10千米以上的高空）大量的播撒二氧化硫反射太阳光。真是敢下五洋捉鳖，敢上九天揽月，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难得有个拯救世界的机会，谁不想大显身手？这些东东，虽然没有具体的解释，也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但是因为抢眼球，适宜传播，所以一直会在眼前耳边晃悠。到后来，似乎还有一些科学家出来论证自己的方法的合理性，并在利益集团（主要是石油公司）的支持下，试图影响应对全球变暖的政策，淡化人们对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注意力。美国气象学会09年7月开了一个关于地球工程对于气候变化作用的研讨会，给这些奇幻招数过了个堂，最后发表了一个学会的声明（原文在下），主要结论是认为地球工程策略不能取代对全球变暖的适应措施，是否能在全球暖化恶化时成为救急的吗啡也还难说，减排二氧化碳还是最务实与迫切的举措。这也给算是给政策圈提了个醒，（目前）除了减排，别无他路。

更多内容请参见 realclimate A biased economic analysis of geoengineering  and Why Levitt and Dubner like geo-engineering and why they are wrong, 顺便再推荐一下realclimate, 作者包括全球气候科学变化方面的资深专家（包括气候期刊的编辑，IPCC科学顾问等等）。如果遇到气候变化方面难断的是非，最好上去搜索一下相关文章，这里有热烈而高水平的讨论。如果国内的编辑记者们还有什么不明白也可以直接写信给作者，他们一般都很乐于帮忙。

Geoengineering the Climate System

A Policy Statement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Adopted by the AMS Council on 20 July 2009)

PDF Version

Press Release: PROPOSALS TO GEOENGINEER CLIMATE REQUIRE MORE RESEARCH, CAUTIOUS CONSIDERATION, AND APPROPRIATE RESTRICTIONS (PDF)

Human responsibility for most of the well-documented increase in global average temperatures over the last half century is well established. Furthe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particularly of carbon dioxide from the burning of fossil fuels, will almost certainly contribute to additional widespread climate changes that can be expected to cause major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most nations¹. 

Three proactive strategies could reduce the risks of climate change: 1) mitigation: reducing emissions; 2) adaptation: moderating climate impacts by increasing our capacity to cope with them; and 3) geoengineering: deliberately manipulating physical, chemical, or biological aspects of the Earth system². This policy statement focuses on large-scale efforts to geoengineer the climate system to counteract the consequences of increas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Geoengineering could lower greenhouse gas concentrations, provide options for reducing specific climate impacts, or offer strategies of last resort if abrupt, catastrophic, or otherwise unacceptable climate-change impacts become unavoidable by other means. However, research to date has not determined whether there are large-scale geoengineering approaches that would produce significant benefits, or whether those benefits would substantially outweigh the detriments. Indeed, geoengineering must be viewed with caution because manipulating the Earth system has considerable potential to trigger adverse and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Geoengineering proposals fall into at least three broad categories: 1) reducing the levels of atmospheric greenhouse gases through large-scale manipulations (e.g., ocean fertilization or afforestation using non-native species); 2) exerting a cooling influence on Earth by reflecting sunlight (e.g., putting reflective particles into the atmosphere, putting mirrors in space, increasing surface reflectivity, or altering the amount or characteristics of clouds); and 3) other large-scale manipulations designed to diminish climate change or its impacts (e.g., constructing vertical pipes in the ocean that would increase downward heat transport).

Geoengineering proposals differ widely in their potential to reduce impacts, create new risks, and redistribute risk among nations. Techniques that remove CO₂ directly from the air would confer global benefits but could also create adverse local impacts. Reflecting sunlight would likely reduce Earth’s average temperature but could also change global circulation patterns with potentially serious consequences such as changing storm tracks and precipitation patterns. As with inadvertent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the consequences of reflecting sunlight would almost certainly not be the same for all nations and peoples, thus raising legal, ethical, diplomat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Exploration of geoengineering strategies also creates potential risks. The possibility of quick and seemingly inexpensive geoengineering fixes could distract the public and policy makers from critically needed efforts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build society’s capacity to deal with unavoidable climate impacts. Developing any new capacity, including geoengineering, requires resources that will possibly be drawn from more productive uses. Geo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once developed, may enable short-sighted and unwise deployment decisions, with potentially serious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Even if reasonably effective and beneficial overall, geoengineering is unlikely to alleviate all of the serious impacts from increas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or example, enhancing solar reflection would not diminish the direct effects of elevated CO₂ concentrations such as ocean acidification or changes to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biological systems.

Still,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is serious. Mitigation efforts so far have been limited in magnitude, tentative in implementation, and insufficient for slowing climate change enough to avoid potentially serious impacts. Even aggressive mitigation of future emissions cannot avoid dangerous climate changes resulting from past emissions, because elevated atmospheric CO₂ concentrations persist in the atmosphere for a long time. Furthermore, it is unlikely that all of the expected climate-change impacts can be managed through adaptation. Thus, it is prudent to consider geoengineering’s potential benefits, to understand its limitations, and to avoid ill-considered deployment.

Therefore,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recommends:

1. Enhanced research 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tential for geoengineering the climate system, including research on intended and unintended environmental responses.
2. Coordinated study of historical, 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geoengineering that integrates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generational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and includes lessons from past efforts to modify weather and climate.
3.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of policy options to promote transparenc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xploring geoengineering options along with restrictions on reckless efforts to manipulate the climate system.

Geoengineering will not substitute for either aggressive mitigation or proactive adaptation, but it could contribute to a comprehensive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to slow climate change and alleviate some of its negative impacts. The potential to help society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sks of adverse consequences imply a need for adequate research, appropriate regulation, and transparent deliberation.                                        

[This statement is considered in force until July 2012 unless superseded by a new statement issued by the AMS Council before this date]

©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45 Beacon Street, Boston, MA 02108-3693

______________________

¹For example, impacts are expected to include further global warming, continued sea level rise, greater rainfall intensity, more serious and pervasive droughts, enhanced heat stress episodes, ocean acidification, and the disruption of many biological systems. These impacts will likely lead to the inundation of coastal areas, severe weather, and the loss of ecosystem services, among other major negative consequences.

²These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sometimes overlap and some specific actions are difficult to classify uniquely. To the extent that a geoengineering approach improves society’s capacity to cope with changes in the climate system, it could reasonably be considered adaptation. Similarly, geological carbon sequestration is considered by many to be mitigation even though it requires manipulation of the Earth system

《南风窗》2009年18期做了一组关于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报道，其中有一篇是关于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的采访，虽然话没有说满，但是道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现实。

理性看待新能源——专访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俊峰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当世界经济陷入阴霾，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能源聚焦了太多目光，也被赋予了太重的使命，这些是新能源产业能背负得了的吗？本刊记者特意走访了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俊峰。

　　新能源无力让经济走出低谷

　　《南风窗》：在金融危机下步步后退的世界经济似乎把新能源当成了救命稻草，美国新复兴计划的核心是培植新技术和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欧盟各国为了强化其在新能源领域已经获得的相对优势，也进一步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中国、印度等很多国家也把新能源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有这样一种说法，新能源的发展可能会引发第四次技术革命。新能源被认为是带动世界走出本次经济危机的领头产业，新能源能否担此重任？

　　李俊峰：与欧盟的绿色能源计划相比较，奥巴马的能源新政其实并没有新意，但是它却在我国国内形成不大不小的冲击波。有不少经济、科技和能源的“三栖”名人将其比喻为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和克林顿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提出了所谓引导论，鼓吹每次危机都会发生一些技术革命，都会诞生一些新的技术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观点，提出了“新能源技术革命可能是引领本轮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灵丹妙药”的高论。我不知道哪次危机是靠技术走出来的，金融危机还是得由经济学家们多想想办法。人们常说“头疼医头”不对，但头疼总不能医脚吧。

　　发展新能源也不是美国浪潮，中国对发展新能源一直比较重视，目前中国光伏发电占世界40%，风电仅次于美国。中国是德国之后第二个制定《可再生能源法》的国家，很多政策都是在国际上也比较先进的。中国在新能源方面政策还是比较连续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政策。第一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是为了解决农村能源问题，提出发展沼气和小水电，一直延续到80年代。第二阶段到90年代末期，是为了改变能源结构，解决能源多样化问题。第三阶段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因为从90年代末期开始，节能减排和大气污染压力越来越大。

　　大家把新能源看得过高，能源是经济问题中的一部分，新能源又是能源问题中的一部分，依靠一部分中的一部分去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不容乐观。发展的东西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看不清楚，变化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现在的认识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现在新能源技术，还处在弱小的发展阶段，不可能承担大任。能源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大约为6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和的10%左右，新能源占能源的10%，也就是说，目前新能源只占到世界经济的1%。媒体喜欢用新能源革命，但是还没到那个时候。即使现在一年增长100%，新能源也还不是主流。

　　新能源是发展方向，是未来的希望，也许有一天它会是新的一轮经济起飞的引擎，但是现在还不是，它还很弱小，很幼稚，需要呵护和扶持，而不是拔苗助长，妨碍了它的大好前程。目前国内新能源占的比重很小，产业规模也很小，太阳能发电全国不到20万千瓦，风电1200万千瓦，电网接收能力、储能等远远不够。我们规划到2020年，才占15%，到2030年占20%，到2050年占30%。如果按这个时间表做到，已经很了不起了。

　　新能源发展前景不是无限的

　　《南风窗》：前段时间有人说中国的风电装机40%不能上网，影响了新能源的发展，而这是因为技术和政策问题，是这样吗？

　　李俊峰：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尽管许多能源企业遭遇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我们的企业总体看来还是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制定好了许多的行业政策，鼓励和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比如说2005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的几个为新能源行业立法的国家之一。在这个立法之后，又陆续出台了10多个细则，涵盖上网电价、太阳能光伏补贴，新能源项目特许权招标等多方面。

　　新能源问题虽然被整个社会重视了，但是由于可再生技术本身的特征，要让社会完全接受还有一定的距离。比如说太阳能，有阳光才能发电，没有阳光就不能发电；风电也是一样，高度依赖自然条件。这种情况下就要电网去适应它，接纳它。现在的电网建设不论政府还是企业都高度重视，希望电网能够做好接纳新能源发电的一些准备。

　　先澄清一个问题，过去认为中国电网落后，其实我们的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仅次于美国，大部分设备是新增的，一半以上的电网是2005年以后建立的，还很新。而日本电网是上世纪80年代建立的，美国是60年代末，欧洲是70年代末，相比之下，中国是很年轻的电网，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所以，技术上不存在风力发电上不了网的问题。

　　并网的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是《可再生能源法》有缺陷，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规定，像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这样的电网企业，应该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的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并提供上网服务。但我国的风能资源大部分分布在偏远地区和海上，离大城市密集区和负荷中心远，风电大多不在电网覆盖地区。

　　二是当初谁也没想到风电发展会如此迅速，制定规划的时候一年风电只有50万千瓦，当时觉得5年增长10倍，到500万千瓦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没想到2007年就达到了600万千瓦，2008年则达到1200万千瓦。按照原来国家风电的建设规划，电网是到2010年能接受1000万千瓦风电。因为在现实执行中存在困难，有一些个别的地区风电上网和外送有困难，例如蒙西地区，东北电网等，由于发展快，布局集中，所以大家希望政府和相关企业更应该加强统筹布局，有计划地发展，防范一头过热、一头过冷的失衡现象。

　　另外，应该澄清的是，过去说的1200万千瓦的装机只有800多万千瓦并网是一个误解，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的正常程序也需要约三个月的时间，调试要两个月的时间。调试完了再验机，需一个月。在验收合格前不能并网是正常的。吊装完成的容量和实际并网发电的容量有差别是正常的。

　　《南风窗》：解决了这些问题，在中国新能源是否就会像现在人们希望的那样迅速发展起来？

　　李俊峰：首先，世界能源市场有限，一旦某种装备建成之后经济寿命是20年左右，技术寿命更长一些，例如中国的电厂大都是2000年以后建成的，新能源短期内很难对其进行替代，新能源发展的最大市场空间是新增容量。

　　同时，还要认识到，当前条件下新能源的发展主要依靠政策扶持，市场容量是政府政策提供的，即使某一天各种新能源变得具有市场竞争力，其市场容量也是有限的，不仅新能源技术之间相互竞争，还要面对传统能源低碳化技术的强有力竞争。例如同类中的太阳能不仅要与风电、水电、生物质发电竞争，未来还要与带有CCS(碳捕获和封存技术)的燃煤和燃气发电竞争。大量发展风电、太阳能等间歇式的能源，还要有储能技术和系统的支持以及电网调度技术和系统的改革，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智能电网技术”的支持。

　　简言之，近期不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新能源发展市场空间取决于政府政策，而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各类新能源技术之间的相互竞争及其与CCS技术的竞争。中远期的未来(大约50～100年之内)新能源发展成本的上限是带有CCS装置的燃煤和燃气发电技术。新能源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但并不是无限的。对新能源的认识要回归理性。

　　关键是掌握核心技术

　　《南风窗》：除去笼罩在新能源产业上的光环和泡沫，对新能源产业来说，要想健康地发展起来，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俊峰：新能源要发展壮大，关键是技术突破。像对于国内光伏产业来说，目前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技术无法真正突破而导致成本过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即使国家的财政支持再多，产业也不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的技术研发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落后，当然这跟我们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比较弱有关系。

　　随着新能源发展热潮的兴起，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各自的新能源发展规划，一批新项目迅速上马，但是相关的质量保证体系却迟迟没有出台。目前新能源产业迫切需要的两个标准，是新能源类产品本身的质量认证体系，另一个则是新能源电力入网的接入标准。

　　如果没有加以很好的引导，难免会造成新能源产业的产业链盲目集中于技术含量不高的个别环节，造成局部的产能过剩、全行业整体竞争力上不去的问题。因此，我们希望这些部门和企业，都应该在技术研发方面有更多的投入。现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很弱，没有国家的研发团队，新能源产业的关键技术、材料和装备都依赖进口，连生产线都靠进口。

　　《南风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三资企业的兴起，中国自主研发创新技术越来越少，在很多重要领域都不掌握核心技术，如何确立中国新能源产业在世界中的位置，使新能源产业得到良性发展？

　　李俊峰：在长期发展的规划中，应当通过政府的扶持，建立一系列大型的国家实验室和服务社会的研发机构、技术中心、试验平台，以此突破新能源产业现有的核心技术瓶颈。研究人员不养了，全世界没有这样做的。像德国有弗朗霍夫研究院，美国能源部下面有十几个实验室等等。这些研究人员是为全社会服务的，不是为一家企业服务。

　　而中国在能源领域除了我们研究宏观政策层面的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没有一个国家的或者是为社会服务的能源研究所了。原来一些出名的比较大的能源类研究院所都归了企业。石油科学院归了中石油，核能研究的院所划归了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电力科学院归了国家电网等等。一堆研究院所都是依附于企业。这些属企业所有的研究院所不可能服务整个社会，失去了国家研究机构本来的功能，比如中国电力科学院，当然只听国家电网公司的。

　　不管国家财政出钱也好，私人基金也好，中国需要为社会服务的研究所。比如，像美国的联合技术，不仅为美国企业服务，也为世界各国的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我们有数不清的国家实验室、国家研究中心，但是，就是缺为全社会服务的研发机构。

朱棣文不光在美国推广，在中国也是宣传白屋顶的好处。他强调的是白屋顶可以把建筑的降温空调使用能源降低5-20%，这样就可以通过节能减排。其实不止是减排，节能就是省钱，省下的就是赚了的。2009年7月29日，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发布了关于白屋顶的Q&A, 算是给朱棣文的推广做了个注脚。如果您有兴趣，不妨查看。虽然中美“国情”大不相同，但是物理的原则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中国推广白屋顶也是节能减排的一项好措施。

PS: 在中国北方推广房屋保温节能措施的节能效果应该好过20%，不知道有没有没有大力推动和宣传。

美国能源部信息中心的网页公布了朱棣文在北京的行程和在清华发表演讲时所用的ppt.

中文版部分内容缺失而且翻译多处有误，如果可能，建议阅读英文版。

朱棣文（也可以说美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方面是提高能效（节能建筑），CCS（碳捕捉与封存），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等）。中美之间合作潜力巨大，不过感觉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15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跟需要做的事情来比，还是有差距。如果双方希望趁着应对气候变化的机遇，在两国能源战略上促成长久合作，应该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台湾多家电视台都报道了这则消息，全世界多家媒体转载。这则消息是可大可小。一般人就是看个热闹，但是在全世界关心风能的人士（可以是支持也可以是反对）眼里可是一则非常抢眼的新闻。先看完新闻再评价：

來到澎湖，觀光客最愛在著名景點，風車前拍拍拍；但現在卻傳出，有羊兒疑似因為，風車發出的低頻噪音一命嗚呼。

農民郭靜山：「死了差不多有4、5百隻。」記者：「死了4、5百隻喔？」郭靜山：「如果說集體一天就死光，我就可以處理啊，那現在是陸陸續續，一天2隻、3隻慢慢死。」

養羊養了18年的郭先生說，羊群很少生病，但就在3年多前，羊咩咩出狀況了。郭靜山：「(羊群)晚上都睡不著，是有吃東西，可是不消化啊。」

郭先生反覆觀察，發現羊群們白天很焦躁，晚上更是直盯著40公尺外的發電機看，郭先生懷疑，就是風車打轉咻咻聲，吵的羊隻腦神經衰弱，才會死亡！

郭靜山：「台電已經跟我們協商好，說要協助我們遷場，但縣府不理我們，縣府說我們的羊是疾病死的。」

這麼離奇的新聞，網路已經引起熱烈討論，有網友說，自己曾經站在風車下，親身體驗，也覺得壓力好大啊；甚至連英國媒體也很感興趣，讓這條新聞上了版面，但羊到底是被風車噪音吵死？還是被病毒傳染死亡？恐怕大家都很想知道！

3点想法：1. 看报道只说可能对羊群有不良的影响，而没有对附近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如果有，相信台湾的媒体是不会放过的）。风机的设计和风场评估时的噪音都是针对人能听到的范围内的强度，次声波部分虽然人听不到，但是强度却要更高（见下图橙色箭头区域是次声波范围，可以看到强度明显高于人耳可听到的范围内的声波）。羊是不是受到次声波的影响呢？

但是如果羊受到次声波的影响，为什么牛就没有反应呢(见上图)？英国还是把风电场所占空地用来养牛。这个没有具体资料很难解释。只能说大概可能是次声波的影响，另外，不同物种也许感受不同。现在的风机大都在60-80米高，而风机离羊圈只有40米。羊受到惊吓也不一定。而英国的牛是散养，受到的影响就小一些。

2. 随着风能利用的不断翻倍增长，风电场的不断兴建，以后类似的消息也许会更多。以前看着漂亮的大风车看多了也会厌烦，更何况如果在民居附近有一个风车的话，有可能有更多的抱怨。在中国，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引起关注，大概也是因为风电场都是建在人口密度很小的地带。

3. 现代化的风机发电只有30多年的历史，现在的技术也远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但是为什么世界范围内提倡和支持的计划与声音不断呢？因为就风机的环境影响和燃烧化石能源所造成的影响相比，还是优势多的多，而且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风电的环境影响也会逐渐减小。这一点在噪声控制上已经有了证明。（多说一点，现在欧洲新建的火电项目，CO2的封存是必须的，加上已经成熟的脱硫除尘等工艺，火电也已经可以做到很清洁了。但是这样就会把供电成本提高60%-180%，与风电相比，经济上的优势就不在了。）

网易5.12发的这篇报道科学网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发表的一组报道说明了关于地震预报方面的科学争议。这里要强调的是“科学争议”，双方并不是要真的“争”个对错，而是从自己的背景出发，用事实和理论来说明推论，并不一定谁对谁错。红色标注代表的是认为地震可以预报（但是不一定是短临预报），蓝色标注的观点是认为地震不能或中短期内不能实现有实际意义的预报。

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和目前很多民众认为“地震局的观点是地震不能预报”相反，中国地震局的专家是倾向于地震可以预报的。

有必要说明的是，文中所谓的“前兆”是震前有物理联系的事件，而不是很多读者脑海里浮现的蛤蟆搬家，猪羊跳圈，鱼跃水面甚至地震云等等。因为要将它们和地震建立起联系，还有太多的漏洞要补上。

在这些观点争论之后，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将地震的危害减低到最小。目前最可靠而有效的办法不在于中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短期预报。毕竟，即使地震可以预测了，也没有人会愿意墙倒屋塌，我们要做的依然是在地震潜在区域加强防震训练，保证建筑质量，这才是真正眼前可以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有效方法。如果我们暂停在地震是否可以预报的争执上，就会忽视了真正紧迫的事情，而这也就给了正在进行中和将来要有的豆腐渣工程以机会。只有真正做好了防震训练和质量监督监察，以后如果出现类似的灾害，我们才会让孩子不至于压死在豆腐渣当中。

1997年3月，美国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地震不能预报》（Earthquakes cannot be predicted），文章对地震预报的极端悲观在地震学界激起了巨大的争议，其通讯作者日本东京大学地球物理学家盖勒（Robert J. Geller）教授也立即成为了一个“地震不能预报”的旗帜性人物。

几个月后，Science发表了两位学者对此文的批判以及盖勒等人针锋相对的反驳。1999年，争论发起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地质与地球物理系教授梅恩（Ian Main）在英国Nature杂志的网站上发起了一场历时两个月的专题辩论，探讨“单个地震的准确、可靠的预报是否是一个现实的科学目标；如果不是，我们在试图达到地震发生过程的可预测性中还应该走多远”。各国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盖勒则舌战群儒，陆续提交了多篇文章。这场辩论对后来很长时间的地震预测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地震不能预报》一文中，盖勒等人首先规范了“地震预报”的要求，即能够明确给出地震的时间、地点和震级。他同时强调，地震预报必须非常可靠、精确，以减少因预报错误而造成的各方面的损失。在随后的文章中，盖勒将他所指的“预报”限定为“对即将来临的大地震的报警……也就是说，对地震风险的长期预测，或对余震可能性的统计性预测，均不能分类为预报”。

盖勒等人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认为地球处在一种自组织临界（SOC）状态，任何小地震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次大地震。

实际上关于地震是否能够预报，在盖勒等人的文章之前已经有了几十年的争论，而地震的SOC模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便有人提出，并据此提出地震不可预报的观点。

“自组织，不临界”状态

但是，对于地球到底是否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地震学界的观点并不统一。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吴忠良介绍，地震活动的能量-频度关系是地震活动的SOC模型中最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是唯一的）观测证据。盖勒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他的观点所倚靠的观测事实，是除特大地震之外，所有地震都具有尺度不变性。

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球物理学与行星物理学研究所的诺波夫（Leon Knopoff）教授则早就提出，地震具有“自组织，但不临界性”（SO but not C）的特点，尤其是考虑到余震，地震的震级-频度关系是具有特征尺度的，而不是像 SOC模型所建议的具有“尺度不变性”。

而且吴忠良表示，“即使地震活动的SOC模型是成立的，得出‘地震预测不可能’的结论也显得过于仓促和简单化。”因为地震的SOC模型的着眼点，并不是某一次地震，而是由很多地震构成的地震群体；地震的SOC模型的重点，也并不是阐明一个具体的地震动力学和运动学，而是试图说明那些与具体的运动学和动力学关系很小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律。

吴忠良在文章中指出，“中长期”预测和“短临”预报所对应的机制，或者在这两个时间尺度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地质-物理过程，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地震活动的 SOC 模型对应的是“中长期”的、大范围的、“大”地震的情况。“至于每一个地震是如何孕育和发生的，我们有更‘好’的模型。”吴忠良表示，“尽管‘短临’预报是否可能也同样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由地震的 SOC模型却无法直接得出‘短临’预报不可能的结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地震预测研究以来，吴忠良指出，对地震预测研究持否定意见的人，其否定的主要依据都是地震预测“太难”，而以SOC模型尝试从物理学的角度探讨地震预测的问题，无论结论如何，都是一个新的思路。一方面，SOC模型使人们认识到，某些看上去过于简单的地震模型可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另一方面它也提示人们，不应该把搜寻前兆信息的视野局限在传统地震学研究中所说的“震源区”的狭小范围内，这是地震预测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基本思路上的进展。

前兆是否存在

盖勒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迄今为止人们所总结出来的地震前兆都不可靠，不能接受统计检验，他认为，“大部分地震预报研究都是经验性的，大地震发生后，各种类型的数据被回溯性地检查，以图发现前兆信号……然而如果没有适当的控制，经验方法可能导致荒谬的结论”。而另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便是“在考虑更合理的解释之前就将‘异常’信号归于地震前兆”。总之，既无定量的物理机制能把前兆与地震联系起来，也无统计上的证据证明这些前兆真的与地震有关。

美国加州大学南加州地震中心杰克森（D. D. Jackson）教授（《地震不能预报》一文的合作者）也提出，“前兆方法难以奏效是因为地震太复杂、太稀少了。即使前兆存在，少数观测也难以导致预测，因为前兆特征会随时空而变。”

但地震到底能否预报，地震前兆是一个重要前提；如果没有前兆，预报也就无从谈起了。在《地震前兆统计检验的地震学问题》一文中，吴忠良明确了“地震前兆”的定义，即在地震发生之前能够在噪声水平之上观测到的、用来给出地震预报的物理现象。盖勒曾写道：“……什么是成功的预报，这是很难定义的。说一个预测在空间上差 99.9千米是成功的，而差 100.1千米就不成功，这显然是非常随意的……”盖勒主张对地震前兆的检验应采用“贝叶斯方法”，即任何一次失败都大大地降低方法本身的先验概率。按照他的结论，迄今所有的预报方法无一可取。

对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地球物理学与行星物理学研究所的阿瑟维斯（Richard L. Aceves）和帕克（Stephen K. Park）教授提出反驳，他们指出，盖勒等人将此前100年在地震预报方面的失败作为未来预报也不会成功的论据，但实际上基于地球物理学的预测技术到目前为止仅有几十年时间而已，而这些技术所引入的是与过去100年来相比全新的、完全不同的方法。

梅恩也指出，地震预报，即通常在观察前兆信号的基础上试图对迫近的地震的某些特点进行预报。这种预报仍然是概率性的，即准确的震级、时间和位置未能准确或可靠地给出。但是，在观察到的前兆和而后发生的地震之间有超过偶然机会的某些物理联系。

而吴忠良则从地震学和地球动力学两方面出发，阐述了地震前兆的检验问题并不是纯粹的统计学问题，因此仅从地震前兆对应地震的成功率低于随机预报的成功率，而断言迄今报道的所有地震前兆无一可取也是不正确的。

对此，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倪四道告诉《科学新闻》：“目前认为地震存在前兆现象，地震学家公认的前兆之一是前震，但是还需要更精细的探测手段进行研究。”

能否用基础研究取代预报

由于目前成功进行短临预报的几率实在太低，盖勒等人认为未来花几十年作这方面研究也并不能保证获得成功。此外，在1999年Nature组织的讨论中，盖勒对于中长期预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也十分怀疑，他举例说，日本长期以为东京及周围区域将会发生地震，为此作了很多研究和准备，使得日本西部各地，包括神户，错误地预计它们的区域不会面临这方面的重大风险，从而未能对地震采取足够的预防性措施。这是1995年神户地震造成重大损失的原因之一（而这也最终促使日本政府将工作重心由地震预报转向了基础研究和地震预警）。

因此，盖勒建议人们放弃地震预报，转而将精力放到基础研究和地震灾害防治方面。“地震预报在50年或者100年后能否成功并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他告诉《科学新闻》。

但很多人对此并不认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Lamont-Doherty地球观测站的斯科兹（Christopher Scholz）教授提出：“我们是否应当宣布地震预报是不可能的，并将它从我们的思维中排除掉？我想不应当，在地震物理学方面还有那么多需要了解，快速的进展也正在实现。”

美国阿拉斯加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教授维斯（Max Wyss）的看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对其（地震预报）近期的前景是悲观的，而对其长期的前景则持乐观的态度……地震破裂无疑是存在一个预备过程的（前震显示了这一点）。我相信，紧随我们之后的有创造性的、充满活力的人们最终将会提高我们的能力，预报出某些地区的某些地震……”

而倪四道的观点则比较折中，在《应急地震学的研究进展》一文中，他表示由于孕震过程很难进行直接观测，人类对孕震过程及地震破裂起始过程了解尚少，地震的短临预报在短期难以取得突破。因此，他告诉《科学新闻》，“目前应该大力发展地震预警，有效减少地震灾害”。

美国为什么不作地震预报

虽然科学家对地震预报展示出了一定的信心，但实际上进行地震预报仍然步履维艰，很多国家并不支持这方面研究。比如有科学家表示，在欧洲，科学项目建议书中只要提到地震前兆，那么这样的建议书肯定得不到经费。

维斯根据他的亲身经验，指出美国也不支持地震预测研究，“若提交给NSF（国家科学基金会）或USGS（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建议书中提到‘地震预报’的话，可以肯定不能获得支持经费”。对此美国加州门洛帕克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迈克尔（Andrew Michael）承认美国地震研究预算只花了很少的经费来寻找地震前兆，“这种有限的经费使我们只能在极少数地区布置多种密集的仪器，而这些地区还没有经历过大地震”。

之所以放弃地震预报，是因为和日本的神户地震相似，美国也曾经遭遇了一次地震预测滑铁卢事件。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重视地震预测研究，起初信心十足，他们注意到，在加州帕克菲尔德的圣安德烈斯断层，大约平均每隔22年就会发生一次5~6级地震。于是，根据上一次地震发生在1966年，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在1985年发布预测，预测帕克菲尔德地区在1988年到1992年将会再次发生6级左右的地震。然而，预期的地震在预定时间内始终没有发生，一直拖到了2004年才姗姗来迟。而且，在断层附近密集的仪表网络系统中，科学家也始终没有找到这次地震的可确信前兆。

据吴忠良介绍，美国最初在帕克菲尔德地区建设地震预测试验场，是为了研究究竟是否存在地震前兆，以及在地震发生前后，当地的地球内部结构及地球物理场和地球化学场有哪些变化，试图在实现短临地震预报方面能够有所作为。然而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测的失败，给了科学家们当头一棒。从那之后，美国地震研究便转向研究地震机理和对地震灾害的评估上了。而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测试验场虽然在进行短临地震预报的目标未能实现，但大量的观测结果却在客观上使帕克菲尔德地区乃至整个加州成为地质、地球物理方面比较清楚的地区，并使这一地区在长期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检验各种地震学理论的实验基地。

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地质调查局在其网站上明确表示，他们会借助科学的数据，计算未来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比如科学家预测在未来30年内，旧金山湾区发生一次重大地震的概率为67%，而南加利福尼亚的概率是60%，但他们只致力于通过提高基础设施的安全等级来长期减弱地震的危害性，而不会把精力放在研究短期预报上。

在国际地震预测领域，有这样一则道德规范，日本东京大学地震预测研究中心金森博雄教授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研究地震预测是个人的事情，而必须只有在科学界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才能向公众发布地震预报”。但很显然，目前科学界还没有达成这样的共识。

（记者徐治国对本文亦有贡献）

先说2点实情：

1。行政干预科研和学术。

中国地震局的起步是由政府总理提出的，目的是为了预报地震。当时的科学家只是一个去执行决策的技术官僚的角色，这里就已经背离了他们研究者的身份。在地震科学发展的初期，行政领导地震研究的危害还不明显。但现在是尾大不掉，地震局想搞点研究也没法明明白白的搞，因为行政从一开始就已经定下了“地震是可以预测”的调子，这也是办地震局的初衷。但是与气象学不同的是，在是否可以预测的问题上，科学界至少目前却有与行政截然相反的结论。

因此可以理解地震局是没有办法明确承认这一点的，即使它有这个意愿。

被捆绑着手脚的地震局现在只能用技术和设备升级的办法来靠近真实的研究，过去“群防群测”的“老专家”们被边缘化，但是他们与行政官员关系紧密，还可以制造不小的压力。这些遗老们限于专业水平（学术水平有高低，发几篇文章还应该是可以的，只是他们大多没有这个基础的能力），他们无法向科学界说明自己“研究”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假设和现实的区别，而是诉诸于大众、媒体，利用民粹的情绪，试图通过向行政施加影响，重新走“发动群众，群防群测”的民粹道路，从而恢复或重建自己在中国地震研究领域的影响力。

2。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潜流在大众对地震研究的看法中。

民族主义这次的表现并不是喊口号上街，但是却有更深远的背景、更贴近普通人的内心。“土”“洋”划分的广泛应用就是直接的证明。对于一个预测方法，媒体的报道很少有关心背后的理论和假设是否有合理，结果是否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白话说就是“真的有效”）这样真正的硬货。这固然是因为报道出于记者之手，而不是研究人员所著，但是即使是地震局的研究人员，又有几个人能出来把话讲明白呢？真正明白的人或多或少，但是你要是把话说透了，那不是自掘后路么？不能预测还要你地震局干什么？

先知土摩托曾云：一到天灾发生的时候，上帝们就纷纷出来活动鸟。发生了这么大的自然灾害，人总是要讨个说法。不说出科学的真相，那就只能是各种科学幻想家的狂欢了，而民粹主义则是这场狂欢的土壤。

接下来说推论：

既然地震目前看来是不能预测的，那就应该把地震局的注意力转移到地震发生后的预警、提高建筑质量、增加防震训练上来，而把地震研究剥离出地震局的主要职能。但是这就涉及到了地震局自身职能的转变，自然也还有一串利益分配的问题，更涉及到敏感的豆腐渣建筑问题。与其冒险改革，不如坐享既得利益，即使科幻家们把水搅浑，也无大碍。

最后两点补充：

1。本文中的群防群测是指在通过群众运动的方法来预测地震，并不涉及广泛的数据采集工作。现在虽然已经没有人相信“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最高指示了，但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还是能广泛获得共鸣的。

2。毛太阳落山了，周公还在。

如果读者发现有欠缺和错误的地方，请在留言中提出来。谢谢！

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凋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共产党、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 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的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是不是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 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跳来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思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此难怪中国人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就于先，再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思者也。马克斯早在一八六五年就完成「资本论」初稿的最后两卷，但他不让恩格斯看，事实上，他在第三卷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的论据。他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的讲演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劳工们，可用和平方法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斯本人，对马克思主义，也不无疑义。恩格斯1890年写信给舒密特，提到马克思曾自讽的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此可见，此马来头大，固有自知之明者也。如今一个世纪下来，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人物以「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他们之中，不论上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毛泽东，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在在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独裁，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共产党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连胡适都如此，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专制、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国人，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荣以外，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言论自由。结果比赛下来，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统治，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它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岂止香港，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是不是也不错呢？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做亡国奴！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这又怎么说呢？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五四运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始，以被帝国主义打倒终。我们走了七十年的远路，如今自由无缘、繁荣没份，在上者专政，在下者浑沌，所谓思想解放、个人解放，都还瞠乎其后，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登彼岸。抚今追昔，真令人不禁为五四忧。也许再过七十年，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项目。不过，先决条件是不能再走错路了，再走错路，再来个七十年也没用。那时候，我们已是世界第一贫穷愚昧之国，连帝国主义都不要我们了！

09年4月19日的泰晤士报发了整版的长文，介绍中国核试验对于参与的军官，临近地区民众以及他们后代的影响。BBC中文网发表了这片文章的摘要。

星期天的《泰晤士报》用一整版报道了中国几十年试验原子弹所造成的生命代价。报道说大约有19万人死于中国的核武器试验。文章说从毛时代就开始的核武试验，它的核辐射冲击波可以伤害到远到哈萨克斯坦的儿童。文章说一些当时参与原子弹试验的受害者第一次提出让政府补偿的要求。

这些人属于编号为8023的特种部队，他们驻扎在新疆戈壁沙漠的罗布泊，专门负责原子弹试验。现在这些仍然在世的老退役军人大多数在50到70岁之间，而且浑身是病，健康不佳。文章引述一位被采访的老兵的话说："我是8023部队的成员，一呆就是23年。我的工作就是负责在爆炸试验区找回试验品，并且监视爆炸后的仪器设备。当我女儿出生时，她被诊断出脊髓生有巨大的肿瘤，医生说这是由核放射尘导致的"。

文章叙述说，在核爆炸之后，那些士兵骑在马背上，快速冲向蘑菇云，唯一的保护装置就是戴上防毒面具。事后也没有任何消毒措施，只是用水洗一洗而已。

文章说，根据最新的研究显示，中国从1964到1996年的核武试验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数都要多。而据日本扎幌大学物理学教授高田的计算，多至148万人受到核放射尘的污染，19万人死于与核辐射有关的疾病。

受害人当中既有汉人，也有藏人，维吾尔族的穆斯林等，他们患有奇怪和罕见的疾病，孩子生来就得神秘的癌症等。文章说"核子沙尘"即一种由尘土和核裂变产物所组成的混合物，被大风吹袭，从罗布泊顺着古丝绸之路由中国一直蔓延到西方。而在中国内部没有对此发表过任何独立的科学研究报告。不仅如此，受到影响的还可能是两代甚至三代人。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对来自退伍军人团体的压力作出了一些回应，比如据中国民政部负责人所透露，从去年起中国已经开始付给核武试验人员一些"补贴"，但具体数额不详。

文章接着说自从1964年中国首次的核爆炸以来，中国的科学家共进行了46次核试验，其中包括热核爆炸、中子弹、原子弹等。而关于进行核试验的财政资金更是秘密，不对外公开。但据信中国试验第一颗原子弹的花费相当于中国1957年全国预算的三分之一还要多。

参与当时核试验的10位中国顶尖科学家几乎都在欧美接受过教育。文章说，核试验死亡和患病的人数可能永远也无人知晓，除非有朝一日未来的中国政府允许病理学家沿着丝绸之路的墓地寻找答案，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文章说当今天的游人骑着骆驼在敦煌附近的沙漠中旅游时，他们可能有所不知的是那些埋没在沙丘、石冢中的中国核试验的牺牲者，文章引用一位当地男子的话说"这里的人都活不长，50、60岁就死了。"

看了瞭望东方周刊的3月9号的封面报道，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说几个实质性的问题：

1.重大事故处理机制：

有了气候变化的压力，核电的极低排放优势就非常明显，连已经立法要在近期逐步废弃已有核电站的瑞典、比利时等国也已经松动政策。但是切尔诺贝利事故深刻的刺激了公众对于核电的不信任感，因此即便技术上再更新，要在欧洲继续维持已有的核电厂运转还是充满争议，新建核电站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欧盟20多年来首个新建的核电厂在芬兰从开始就争执不下，最后还是议会投票表决通过，这下真是全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重中之重当然是防患于未然。然而建设者在陈述了技术上一切的优势之后，无法避免的一个最终问题就是：万一出事怎么办？芬兰人的办法是在建核电厂的同时就建立一个预备风险理赔基金（启动时就有14亿欧元），由企业、政府共同出资，以后每年还要从核电厂的收益中提取一定资金来补充基金。

2.公众参与？！

中国的决策过程是比美国快，可是朝鲜似乎比中国还要快吧？决策者是爽了，这决策成本谁负呢？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见的多了。一个对周边居民影响巨大项目，决策起来却是跟公众一点关系都没有，环评公示是尽量要让它虚化，走过场。现在，这些套路是越来越挥舞不开了。

压水反应堆是安全，核电行业也比火电行业死人少的多（这里要包括煤矿），能感受的污染也是极低，可现在公众对于身边环境的关注一天天高涨，要是谁知道自己家附近要建一个核电厂，难免要神经紧张。现在环评报告一公开之后，公众参与是法定的程序。如果大家心存忧虑，而这时官员和专家们如果一副权势和真理在握的样子，不能积极耐心开展对话，有效的消除不安，难保不会好事变坏事。有话好好说，对哪一方都适用。

3.质量监督。。。

大家都是中国人，自然知道中国的“特殊国情”。新型核电站建设成本的30%都是用在安全上，这个AP1000是怎么就变成China AP1000的？消化引进吸收，如何不是简化改建仿制？对于这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工程质量是怎么保证的？

4.核废料处理？

再高雅的人，也是要便便的。再安全的核电站，也是有核废料的。如果光顾了宣传运行的安全而不管不顾核废料的处理，这才是真的埋下数百年隐患。现在中国的核废料如何处理还很不透明，从电厂转移之后去了哪里？一句转移处理，是把当地公众的担忧化解了，可是整个社会付出的成本是什么呢？又是谁在具体付出这些代价呢？没人知道。阳光找不到的地方，不止是腐败在生长。

除了保护军事机密，能不能把民用的核废料处理单列出来？

5.经济账？

知识产权是美国科技公司最看重的，这回怎么就白给中国了？两年的施工建设时间，美国的overnight capital 是1200美元/千瓦，1940美元/千瓦的中国造价合理吗，能不能解释一下？

6. 减排？

核电是CO2排放极低（因为还有厂房设备原料的原因，所以不是0排放），但是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是惠而不实。因为中国现在没有参与强制减排，中短期内也不可能参与，减排压力当然没有强制减排国家重，所以虽然核电的低排放对于欧洲来说很重要，但是在中国，这个欧洲“核电复兴”中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并不存在。

7. 铀矿

AP1000设计寿命60年，把成本降低不少。可是根据联合国《世界能源报告》2004版，依目前的储量，核能还能维持80年，可是随着核电的大规模建设，这原料枯竭的一天也就会加速提前到来，加上中国的铀矿资源很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是杞人之忧。

综合起来的看法：技术有保障但是善后要有预案，进口货太贵国产又不能放心，安全与环境问题上公众有权参与，决策者要为行为负责，核废料处理要透明。

上面的讨论不当的地方一定不少，作者也不希望给读者任何暗示，有话都说在明处。希望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和理性的思考与讨论，如果能有业内人士参与讨论则是再好不过。需要宣泄感情的留言者请另寻佳处。

如果你已经对气候变化有所了解，又希望了解更多政策总结和发展趋势，从地球公民的角度来审视气候问题，那么向你推荐这份『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

报告宏大但不空洞，细致而全面。如果你有空可以当书看，收获一定不小。点击下面链接打开报告页面，联合国的网站应该没有被GFW，不过速度可能比较慢。

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发展挑战的决定因素。人类如果不能正确回应这个挑战，世界范围内的扶贫工作会停滞甚至倒退。尽管最不发达的国家和最脆弱的群体对气候问题负的责任最小，他们受到的冲击将是最早也是最大的。展望未来，无论强大与否，富裕与否，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避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

　　《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未来范畴的事物。近年来，干旱、洪水和飓风增加，人类应对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不平等越加严重。目前，已经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表明，世界正面临难以回避的不可逆转的生态问题。缺乏快速的应对和认真的行动将会导致在我们有生之年经历人类发展的倒退，并对我们的后代带来更剧烈的影响。

　　目前还有机会可以阻止气候变化最恶劣的影响，然而这样的机会正在减少：时间仅剩下不足十年。是否在今后的几年中采取行动，会给人类发展的道路带来深远的影响。世界不缺少经济资源和技术能力，缺少的是紧迫感，团结和为共同利益奋斗的决心。

　　正如《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在一个分化但是生态上又互相依存的世界里，如何管理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是对全人类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不同国家不同年龄人群的社会正义和人权问题, 也包括政治领袖和富裕地区人民对他们历史责任的认识，并及时开始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总的来说，它是全体人类社会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视角，采取快速有力而统一的行动的挑战。

从小就听到毛泽东老师说人吸入氧气，呼出CO2，现在也常有人拿这个和气候变化联系起来。可是这个排放和燃放化石燃料和毁坏原始森林的排放不是一个概念。您想一想，你呼出的是CO2,可是这碳本身是从哪来的呢？还不是大气-光合作用-食物链积累起来的？一个人到头还不是要化作一阵轻烟，最后也就是从大气中来，到大气中去。一句话，碳中性。

但是屁就不一样了。屁的成分主要是食物中包含的和饮食过程中吞咽的空气，但是也还有甲烷，还有少量硫化氢；因此屁也是能燃烧的，youtube上可以证明。而甲烷的温室效应是CO2的40倍。与农业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总体温室气体排放的18%，除了和化肥有关，其他大都是由于甲烷的产生而造成的，这其中就包括数十亿头反刍家畜的打嗝放屁，以及由粪便发酵产生的甲烷。

看到这里会不会有朋友又菊花一紧，说还是憋着别放了。该放还是要放，因为一旦产生，憋是不能把气体又变回固体的，最多是悄悄的出来。。。找个通风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