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6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彩排首次燃礼花，大半个北京都看得到“鸟巢”上空的绚烂；7月30日，开幕式在“鸟巢”进行了第一次封闭式的帶妆彩排。
七月•请让开，奥运来了

    2001年2月，北京许多主干道上，用于美化的草坪和落叶灌木居然前所未有地在一夜之间绿了起来，奥申委副主席、宣传部长蒋效愚特意解释说，春节前，北京市在部分草坪上使用了草坪增色剂，为的是增添假日色彩，与申办奥运没关系。或许是巧合吧，正是在那个时候，评估团造访北京。
    2008年，奥运会在植被最繁茂的盛夏举行，北京主干道的灌木无须涂抹颜料，尽可以欢畅呼吸。不过颜料供应商并不会失去生意——城市里处处需要粉刷一新。
    7月的北京，温度已经很高了。经过整整7年的筹备，伟大首都也显露出奥运新气象。主干道旁居民楼的“平改坡”全部告竣，充满欧陆风情；主干道旁的店面粉刷一新，标牌统一更换；主干道旁的不雅观建筑统一由奥运宣传板遮挡……
    这个月，北京城区的雨水多过普通年份。假如有云团飘过北京上空，它的命运多半是被火箭击中，一旦奥运开始，这些火箭会搬到远郊区县，在那里拦截云团。有人诙谐地把此举称为“双规”老天爷——“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让雨在奥运开幕前落下，或者让雨在北京之外、至少是“鸟巢”之外落下。
    奥运会开幕式的那个晚上，空气湿得可以拧出水来，但雨水被成功地阻断在城区以外，火箭的轰鸣，淹没在焰火燃放的喧嚣中。

为了“平安奥运”
    7月1日上午9时40分许，28岁的北京籍男子杨佳突然持刀出现在闸北区公安局的一座综合办公楼内，据警方说，杨佳为了报复连续捅伤10余名警察，其中6人抢救无效死亡。
    7月21日，昆明连续发生两起公交车爆炸案。
    这些突发事件虽然并非直接针对北京奥运会，但还是让本已严峻的奥运安保形势雪上加霜，用于安保的投入不断追加。在此之前的春天，一些被制止的恐怖袭击被证实是针对北京奥运的——在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南航客机上，图谋撞击北京奥运场馆、制造又一个“911”事件的计划最终败露；在一辆山西开往北京的汽车底部检查出了爆炸装置，据称目标也是奥运场馆。
    7月份的北京奥运赛时工作动员大会上，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明确提出，平安奥运是北京奥运成功的最大标志。
    7月23日上午，北京市政府信访办门前停了7辆警车，以及5辆没有牌照的车，每隔几分钟，还有巡逻的警车由南向北开过。这天是星期三，每周固定的信访接待日。
    市政府正对的正义路有一个街心花园，每条长椅周围都三五成群地聚集着上访的人。有人商议既然国内告状无门，能不能告到国际法庭去；有人在哀叹“谁让你生在这个时代”；还有人在讨论奥运会之后对上访的限制会不会松动。
    一个着装警察试图说服一群老人离开，他想尽可能表现得有亲和力：“我就（是）一机器，脱下这身衣服，没准儿是一坏人呢。”
    一个老人立刻接话：“别，脱下这衣服，没准儿您是好人呢。”
    街心花园里，一尊雕塑静默无语，那是少女托腮冥思的造型。
    奥运前的“上访村”，截访的车子陡增；周围的旅馆拒绝带上访资料的人入住。
    居民委员会是国家机器的神经末梢，他们负责在细微处防微杜渐。许多住宅小区都贴出居委会的告示，要求重点监控几类居民，其中甚至包括近期闹家庭矛盾的。
    为美国奥运代表团建立训练营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高于美方训练区的环绕一周区域，要签订“制高点责任书”，专人紧盯制高点动静。各楼管理员逐个宿舍分发安全须知，要求“在美国奥运代表团进驻期间，面向美方训练区域各学生宿舍窗户、楼道窗户、卫生间、洗漱间窗户早7：00-晚7：00禁止开启”。
    网络上一个叫“新疆人在北京”的QQ聊天群，有人在抱怨，回龙观地区的好多房东为避免麻烦，都不肯出租房子给户籍新疆的人。
    北京娱乐场所空前清查，带有色情意味的消费生意清淡，娱乐场所服务生个人信息必须登记在册，由派出所备案，有前科的、脾气暴躁、容易滋事的人等，要求暂时离职或辞职。
    “鸟巢”附近，人行道边的绿化带里，火箭发生装置若隐若现。它并不准备回避路人的顾盼和拍摄，相反，就是想让外界知道自己的存在。
    在北京市西苑地区的某足球场内，20个武警战士在每天重复着高强度的训练。每次训练前，他们都要高声朗读奥运安保细则，其中包括“为了奥运安全，我愿做出牺牲”的语句。训练的一个重要科目，是应付异常突发情况，其中的一幕模拟演习，有人举起白纸，上写“支持奥运，反对法国”，其他人马上冲上去加以制止。
    一家外国媒体借游客之口抱怨说：北京准备了7年，现在什么都有了，可惜就是缺少街头艺人、流浪汉。在他们看来，北京的安保气氛太浓重，如临大敌，事实上，北京方面已经在小心翼翼地调试紧张与轻松间的分寸，就如同他们费心地控制着装警卫与便装警卫的比例。
    香港某报曾刊发了一条不实消息，说北京三里屯的酒吧都接到北京警方通知，内容包含对外国人的歧视性限制措施。外交部很快出面回击了谣传。奥运前夕三里屯酒吧确实冷清了许多，不过很可能另有原因。定居北京的美国人Eric（就是那个语言天才锁柱子）说，奥运前夕，他认识的差不多一半老外都被迫离开了北京。
    七月底的周五晚上，三里屯一家名叫“26”的酒吧里，三个歌手和一个印度舞者轮番出场，四位侍者守在吧台昏黄的灯光下，陪伴着和他们数量差不多的客人。以往30一支的啤酒，降到了20元，看不到有人豪饮。女歌手尽力想调动自己的情绪，从而调动客人的情绪，看起来没什么效果。
    奥运来了，会给酒吧生意带来影响吗？吧台里的光头男子没好气地说，能不受影响么？听起来不像是积极的影响。
    那家装修气派的大型酒吧“床”的门前，整晚有警察值守。
    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里，警方也协同宣传部门加强了控制。两份流传到网上的官方文件，证实了对网络“舆论阵地”的控制和争夺。其中一份是2006年初安徽省宣传部《关于南昌、长沙、郑州宣传文化工作的考察报告》，称从2004年10月开始，长沙市委外宣办坚持每天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送《长沙舆情快报》。“他们从市委办公厅、市委党校、市委政研室等单位选聘了一批网络评论员……网评员主要职责是密切监控网络舆情，提供舆情信息，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宣传策划、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网评员实行计件工资制，底薪600元，按发贴量加薪，每发一帖，键入“网络评论员管理系统”进行统计。一帖五毛钱，“五毛党”一词由此而来；而编号2008-0173(2)/CG(P)20080112的《沈阳市政府采购中心谈判采购公告》显示，受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委托，沈阳市政府采购中心就“ 奥运网络舆情监控系统集成软件”项目以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组织采购。
    “五毛党”成为2008年的网络异类，在反击西方“反华”媒体、政要及藏独势力的声浪中，他们为引导舆论、“驳斥”或覆盖不利于官方利益的声音而不遗余力。“五毛党”也代表宣传部门的新思维，官方一向强调的“堵”与“疏”的结合，终于在后者上面有所作为。
    平安奥运，不允许有被遗忘的角落，《北京青年报》记者刘砥砺的一段报道，足以让人感受到北京已武装到了牙齿，即使偏远区县也不例外。
    靳各寨村是位于京郊密云县东部的一个几百户人家聚居的行政村，它距离北四环外的奥运中心区90多公里，距离最近的奥运场馆顺义水上公园40公里，村里几十年里间没有外国人光顾。随着奥运会的临近，村民们宁静、慵懒的生活被打破，根据北京市“平安奥运行动”指挥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部署，村里开始招募奥运治安志愿者了。
    和城里的景象相似，村里的治安志愿者大多是50至70岁的中共党员，他们也穿上印有燕京啤酒标志的白T恤，戴上红袖标，一次一次地被组织起来开会、学习，县里、镇里的干部陆续进驻（仅镇政府派来“包村”的干部就有8名），让人感觉到局面的紧张。村主任李玉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像这么大规模的发动群众还是头一回。”
    靳各寨村按照地势走向被划分成8个片，每15户形成一个网格，每个网格，责任到人。其中，对于一些曾经参与过邪教组织、多年越级上访、以及刑释解教人员，村里特别安排治安志愿者加强关注，如发现有异常动向或离家外出的情况，都要向上级单位进行汇报。
    一位河南塔沟武术学校的教练带着学员在“鸟巢”实地排练太极拳节目，不断收到一个暗恋他的女子的短信，对排练情况评头品足。开幕式节目当时尚属机密，而且每天进入“鸟巢”需要过四道关卡，连鸟都很难飞进来啊，教练开始还以为对方是在蒙自己，但是难以解释她怎么会把排练内容说得那么准确。直到有一天，教练看到了孤零零站在看台上的那位23岁的老乡。
    为了每天关注自己心仪的人，河南姑娘一次又一次蒙混过“鸟巢”的四道严密关卡。安保部门得知此事后，不免感觉后怕——幸亏她不是恐怖分子。奥运安保甲胄层层，终究也有阿喀琉斯之踵。

不存在的示威区？
    7月23日，奥组委在“北京奥运会安保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公布，奥运期间将在日坛公园、紫竹院公园和世界公园开辟游行示威专区，供中国公民与境外人士进行抗议活动。只是有个前提，需要事先向有关部门申请并获准。奥运将让这个国度更尊重公民的权利，许多媒体当时就对此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称，我们可以从“奥运游行示威公园”开始，慢慢对公民进行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理性表达意见的训练，有助于增强公民的民主实践和意见表达能力。
    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北京奥组委顾问、美国人类学教授苏珊•布朗内尔推动了这一专区的设立，而苏珊本人的解释是，自己确实与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提出过类似建议，但她并不认为那会是促成这一动议出台的决定性因素，她甚至不敢肯定自己的建议是否到达北京奥组委的决策层，“或许只是巧合吧。”她谨慎地说，“决策应该是中方自己做出的。”
    不过，苏珊并不否认自己从欣喜到疑惑的情绪起落，她不理解这个好的动议为什么最终没有真正落实。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了对示威区没有得到利用的遗憾。
    8月中旬，位于北京白石桥地区的首都体育馆热闹异常，奥运排球比赛正此进行，而一路之隔的紫竹院公园，游人们悠闲地跳舞、划船、散步、唱京戏，雨水浸润过的草地散发着清香。
    据说，这么一个清幽的地方，奥运期间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开辟一小块区域接纳合法抗议者。现在，听不到抗议，只有悦耳的鸟鸣。
    公园里最怡人的风景自然是来自竹林，眼光所及，到处是茂林修竹，假使有人要在景致这么优美的地方表达不满，他也一定会呼吸舒缓，心态平和，有话好好说。如此看来，有关方面的选择还真是用心良苦。
    竹韵餐厅前面，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空地，若不是事先询问警方，你实在看不出这就是紫竹院公园里的游行示威区。公园里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也表示不清楚存在这个区域。
    空地周围竹林环绕，完全看不到游行示威方面的标识，连警察都没有。整个紫竹院公园里也难以找到关于游行示威区的指示牌。
    一些记者也发回了日坛公园、世界公园的现场报道，他们看到的情景与紫竹苑公园的没什么不同。在位于北京使馆区的日坛公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记录下发生在8月9日上午10点30分的一段小插曲。
穿着平常的白短袖和米黄长裤、最近才从外地来到北京的张亮（音）从日坛南门进入，径直走向两百米开外的“祭天壁画”景观。他紧紧地攥着手里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他前几天花200块钱专门定做的横幅。张亮看准壁画前一对一左一右相隔20米的灯柱，开始动手绑横幅。旁边路过一两个游客，看他个头不高，干活有些吃力，随即上前帮忙。
横幅展开，红底黄字的标语挺长，一口气还读不下来：“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以及生产力广度，缩小贫富差距，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国力强大和全民富裕的新社区。”张亮擦擦额头上的汗，稍稍退后看横幅有没有挂齐。“希望它（横幅）能够挂久一点，一次搞不好就多来几次。”张亮说。
一会儿，从壁画右侧小路的树荫下走出两个灰色制服的保安，他们查问张亮的来意，同时，另外几名保安走了过来。过了一会儿，几名警察带走了张亮。
北京市局示威游行审批处民警表示：“一个人要申请示威游行，在原则上是不许可的”，朝阳分局的专门负责人也解释说，“必须得本市的（户口）或是在北京呆上六个月以上的（外地人员）才能在北京申请。”
    7月23日以后，假如通过正常途径申请在三个公园内的专区里游行示威，会有怎样的遭遇？不妨看看北京某都市类报纸的一位年轻记者的讲述——
    我按奥组委公布的程序去试了。去负责接待中国人申请的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从上午9点多呆到中午12点，没有人去申请。然后我就自己试了试。在接待大厅，有一个牌子写着“游行申请”，我过去问怎么申请，女警察表情愕然，让我给治安总队的法治科打电话咨询，然后再办理。
    第一次是用手机打的，对方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在北京上学的大学生，然后我说了我想在日坛公园示威，他说让我去朝阳分局申请。
    我把奥组委在前一天发布的程序读给他听，他说他们没接到任何关于接待示威申请者的通知，申请者要按法规到示威地点所在地的分局办理。
    我再次提醒他，是奥组委安保部长说国内申请者到治安总队办理，他不耐烦地答复“那你找奥组委咨询去”。
    我开始以为对方听说我是学生，是在搪塞我。后来让实习生用座机再给治安总队打电话，说是保护小动物协会要申请示威，得到的答复相同，到所在地分局申请。我又给朝阳分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好像从来没接待过“示威申请”这样的业务，说业务流程不清楚，让我过一段时间再打给他。
    后来我找到了世界公园的工作人员，对方说他们目前没有接到任何的示威活动通知。
    紫竹院公园负责宣传的人没正面回答我，说要当面采访再谈。后来我又给朝阳区委宣传部写采访申请，想接触日坛公园……等我准备再给朝阳分局打电话咨询程序时，（报社）领导说这个题目不能作了。
    整个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获得在三个公园抗议的批复。倒是有一些零星的报道指出，个别前往申请游行示威的中国公民，随后受到了人身限制。另有一些公开报道显示，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有人选择了不合规定的方式表达意见。

准备了好多天
    奥运不仅是北京的，也是全中国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去一座名叫本溪的距北京近千公里的东北城市去看看。
    本溪是辽宁东部山区的中等城市，一座日渐没落的老工业基地，煤已采光了，铁矿也快见底了，大量失业的产业工人经历着艰难的转型。这城市知名度不高，而且没诞生过什么革命家，也没产生过耀眼的运动明星（冬奥会银牌得主李妮娜算是最知名的一位了）。
    2007年4月26日晚，时年39岁的姚革看电视里播放的新闻，北京奥运火炬揭开面纱，传递路线也同时发布。播音员宣读境内113个传递城市的时候，坐在轮椅上的姚革颇为意外地听到一个名字：本溪。
    本溪是他的故乡，但他从没想过它会成为火炬传递城市。与姚革一样，本溪市的100多万市民大多也经历了惊异-怀疑-兴奋的过程。
    按既定线路，火炬将在一日之内连续传递本溪、辽阳、鞍山三市。三座城市相距均不到百公里，利于火炬团队连续作战，不过市民们还是不免猜测：本溪和辽阳的入选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无论如何，争取到火炬传递机会可以被看做本溪从未有过的荣耀一刻。而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想法是，借助火炬传递为本溪做一次“免费的形象广告”。
    亢奋之后，艰苦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对于这座人力、财力有限的城市而言，“举全市之力迎接火炬”的说法并不夸张。尤其是随着火炬传递的安保压力越来越大，本溪市的安保之弦也越拉越紧，仿佛要经过这座城市的不是名为“祥云”的火炬，而是敌对国的装甲运兵车。
    火炬传递线路几经斟酌，最终放弃了穿越繁华地带、展示城市新貌的初衷，改为滨河路的一段，起点体育馆，终点殡仪馆，一侧是太子河，一侧是几座小山丘，这里不仅人少，连路边的建筑都少，容易“控制”。
    火炬传递起点旁的鹏程园社区（它是线路上仅有的两个社区之一）有近百住户临街，他们的门最初被敲响，是因为政府要借用他们的阳台，贴上中国国旗与奥运五环并列的招贴画。几十幅整齐排列的图案，为的是展示本溪人“对奥运圣火的热情”。
    敲门声不是只响这一次，而是时常响起。警察、街道干部经常要来做工作，确定房间的固定住户，登记备案，而且被告知火炬传递时的既不许家中无人，又不许开窗，不许在窗前观望、走动。作为精神补偿，某些住户会收到一个西瓜。
    不仅如此，在6月下旬、7月初的两次演习和正式传递的时候，每个沿线住户家都会安排一名警察或政府工作人员入户值守，以防意外事件。
    入户是一个让人为难的任务。值守人员敲一家沿线住户的房门，敲了几次都没人答应，最终他们动用某种技术手段开了门，见到的竟是屋内一双愤怒的眼睛：“你们凭什么闯进我家？”值守人员也很生气：你凭什么不配合政府的工作，还故意不开门，难道心里有鬼？把他带走，接受审查。结果，那位拒绝合作的住户被关了几天。
    另一强硬的住户运气好一些，他们大声斥责擅入民宅于法无据，值守人员自觉理亏，无奈地离开了。
    一位女警察早晨4点就到了——因为到的实在太早，她负责“照看”的老夫妻有抵触情绪，拒绝开门。女警察就在门口站着，难得地目睹了夏日清晨天光渐亮的全过程。后来，老夫妻有些过意不去，给女警察搬出一只小板凳。
    火炬手张学锋熟识的一位警察，任务是值守路边建筑物的屋顶，“他在上面站了一晚上，真不容易。”
    这座城市的神经好像从未紧张到如此程度，一位姓王的警察说：“我们都快被逼疯了。”
    其他工作人员同样要作出牺牲。一位记者这些天患了严重的痛风，脚都不敢穿鞋，走路要一点一点蹭，但是很抱歉，演习的时候还是要去，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既然报完名了，就无法更换了。
    15岁的婷婷6月底刚参加完中考，有点儿重回人间的意思，她突然想起这城市要经历一个大事件，“太好了，我可以去看火炬传递了。”欣喜之情只持续了一秒钟，父亲告诉她，普通市民不允许去现场。像其他普通市民一样，小姑娘觉得自己的热情被晃点了。
    围观群众确实不是随便当的，他们都来自全市的机关、事业单位，每位观众都经过政审，进行备案，配发专门的证件。
    法院的多数员工都要担任观众，7月3日那最后一次演习，“除了火炬是假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们的运气比警察稍好，到岗时间是早晨5点半，他们不能带打火机，不能带饮用水，要带上的是一张笑脸，以便营造夹道欢迎的生动的气氛，一直到上午10点。
    法院的观众们服装不算单调，只是牌子无一例外都是NIKE——单位事先发了NIKE专卖店的代金券，人们可自行选购。遮阳帽倒是统一款式的，adidas品牌。有年轻人仔细鉴别了一下，认定专卖店的NIKE是真品，而adidas却是假货。
    演习那天早晨6点，董先生开车接近了本钢宾馆附近的家，遇到警察的拦截和盘问，董先生解释说要回家吃饭，警察开导了他：“到哪吃早饭不一样啊。”董先生只好驱车转悠了几公里，在一个路边小铺解决了早餐问题。
    为了迎接火炬，全市所有的网吧、按摩、洗浴、娱乐场所都接到通知，只能经营到晚上11点半之前。这些基本靠夜晚做生意的店家门前，很快出现了大量的变卖、转让的广告。
    在本溪做小生意的热合买提等维吾尔族人汉语很差，这让警方感到为难，经协调，专门从乌鲁木齐调来几名维族警察。热合买提这样描绘为同民族警察的初次会面：“警察来了，问我们来干什么，有没有做坏事。我告诉他，我都知道，全市50多个维族朋友，都是好人，没人做坏事，我们就烤羊肉串。真的。”
    因为北京要办奥运会，本溪的这个夏天禁止露天烧烤，热合买提和他的50多个伙伴只能在同族警察的陪伴下，面对一大段太过悠闲的时光。
    7月9日，快到午饭时间了，李冬仍像蜘蛛一样吊在前进路的一幢高层建筑上，洗刷着外墙，“晒得快要虚脱了。”他抱怨着，却只能继续忙碌，这项工作必须在傍晚结束，以跟上全市清洁建筑的扫尾进度。按照政府部署，主要道路两侧的建筑全都粉饰一新，连楼缝间看得到的小块墙体也不能遗漏，假如你只是在主干道上逡巡，会以为这座老工业城市只是刚刚出生。
    除了巨大热情，本溪为火炬传递投入了多少？财政局官员透露的数字是，5600万。当然，这仅仅是市财政的看得见的投入。7月18日的传递还有几天就要到了，安保费用还在追加，一张硬弓被拉满到随时会绷断的地步。
    7月14日上午9点半，在姚革经营的复印社门前，几名城管干部要求复印社把贴在玻璃上的不干胶广告撕掉，因为奥运火种要经过这里。“火炬都不传本溪了，你不知道？”姚革反问。“你可不能造谣啊。”对方严肃地说。姚革说明了自己的火炬手身份。几位城管人员进到屋里小声问：“真的不传了？”“可不咋的。”姚革很肯定地说。城管干部思虑再三，还是要求姚革把广告“先撕掉再说”。
    7月14日上午10点半，本溪体育馆门前，几名工人正在拆卸刚刚搭起的舞台，他们先于普通市民得知，火炬可能不来了。
    来自省里的消息在一天前已开始内部传达：取消火炬在本溪和辽阳的传递，集中力量保证鞍山的安全传递。事实上，此前有多个做好一切准备的城市也取消了传递，本溪和辽阳不应觉得太过沮丧。
    奥运火炬不来了，小道消息漫散开来，多数市民都显得将信将疑。
    火炬手张学锋较早得到消息，他是本溪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副校长，按计划，他的学校将选派750名学生去为火炬传递做观众。“怎么和这些满怀热情的孩子解释，让我挺为难。”
    7月18日的传递开始了。通过三星公司选拔的姚革本来就被安排在鞍山，而张学锋这样的本溪站火炬手也被派到了此地，人数大增，每个人的传递距离被进一步压缩，一般只有20多米，在电视镜头里稍纵即逝。出于安全考虑，火炬手不许带任何东西，特制服装上也没有口袋，假如姚革在陌生城市里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得翻出袜子里的小纸条，组织者在上面标有联系方式。当然，他需要想办法借到电话。
    电视里播放着鞍山站的传递画面，本溪人以此方式确认，火炬真的不来了。
    司机张川用结婚打着比方，“聘礼也下定了，是吧，七大姑八大姨也都通知到了，酒席也交完钱了，老丈人都磕了头了，完事新娘子跟人跑了，这叫咋回事，这不白忙活了吗。”这时，有辆车从他右侧违章超车，晃了他一下，张川摇开车窗大叫：“抢！抢什么抢！”
    火炬缘悭一面，政府沉默以对，没有对传递临时取消做任何解释，据说是怕伤害市民的感情。不过，绝大多数市民看起来既失落又释然，其中包括警察和观众们。
    “终于不用折腾了。” 人们长长松了一口气。自2007年4月26日以来，这座城市的人们再一次因为火炬的事情而欣慰。

权利的让渡
    在北京，机动车从7月20日开始按单双号行驶。有关部门还有言在先：如遇特殊情况，可能还要进一步限行，到时候，某某号段、某某号段以及某某号段的车，都不能上路，听起来甚是复杂。一位网民在他Blogbus的博客里调侃说：“（真要这样，）开车出行如同中彩票。”
    驾车出行变得不那么方便了，在一些远郊居民小区的内部网上，单号车主寻找着工作地点相近的双号车主，以便拼凑成一个临时的上班组合。有人打出一个触目的标题：为了奥运，拼了。
    在7月，你要从外省经公路到北京，车要有通行证，人要带身份证，还必须忍耐检查口少则十几分钟多则几小时的排队；你要进行网银转账，可能会被银行告知被银行业务暂时中止，“为落实奥运期间加强风险管理的监管要求，进一步提高……对于此次调整对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奥运做出太多妥协，至少他们保留了抱怨的权利。
    一个笑话流传开来——罗格在奥运会闭幕式上宣布，鉴于北京的卓越表现，下届奥运会仍由他们承办（另一版本是永久交给中国），结果现场中国人全部晕倒……
    到了10月，国际奥委会驻京代表李红有点异样的感觉：好象中国人马上就把奥运的一切都忘了，不提了。有朋友帮她分析说，除了人们要焦虑的事情太多，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漫长的奥运筹备让中国人太疲惫了。
    《华尔街日报》也注意到了人们心理的微妙变化：“奥运前夕，许多中国人（尤其居住在北京的人们）迫不及待地说，奥运会赶紧来吧。接下来的一句，表明他们并非心怀期待——然后好赶快结束。加州大学中国历史教授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也感受到了这种情绪，他说人们简直有一种对奥运会兴趣骤减的感觉，就好像奥运会已经开过了。”
    当然，随着奥运会真正开始，多数人很快忘却了烦忧，重新被裹挟进八月北京的酣畅与恢弘之中。
    在北京奥运会临近的日子里，人们没有像以往那样，看到一份关于主办国的奥运民意支持率调查。
    2008年5月，本书作者借助网络，进行了一次一定范围内的奥运支持率调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的调查只能很低调地、在尽可能保护被调查人信息的情况下完成。发起者强调，这不是一次网络调查，只是借助网民力量来完成（参与协助调查的各地网民，其本人的意见不被采纳）。调查还尽可能地对被调查者的年龄、身份、地域等方面的比例划分做出要求，不过近半数的调查回复仍不能完全符合调查的各项条件。最终，在统计调查结果时做了适当的妥协，保留了大体符合要求的应答，有大约10%的明显不符合要求的应答未予采纳。
    如上所述，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不是一次非常符合规范的社会调查，但它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民众对北京奥运会的基本态度。
    问题的设置极其简单，即“您对2008北京奥运会的基本态度”，有四个选项：支持；不支持；不关心；说不好。被调查者也可简单说明理由，但不作为硬性指标。调查结果不会在奥运前后的“特殊时期”公布，而是在本书里第一次披露。
    最终被本书作者采纳的有效问卷共225份，比例分配如下—— 
    支  持  115  约51.1%
    不支持  36   16%
    不关心  43   约19.1%
    说不好  31   约13.8%
    需要说明的是，本调查的征集时间，恰是公众权益为奥运做出让渡（它是全国范围的，不只限于北京等承办城市）最集中的时期，也是国外媒体所称的中国民众“疲劳奥运”的节点上，因此所采集的数据，可能代表着中国民众对北京奥运情感最复杂的一个状况。在任何主办国，奥运支持率都不是一个固态的数字，它都会随不同阶段而起伏、变动。而中国民众总体上对奥运会的支持率，肯定是史上位居前列的。

    某些被调查者的选择理由颇值得玩味。差不多10位选择“支持”的理由极其简单——因为我是中国人。还有一个成都的大学生的理由是“我是共产党员呢”。
    一位在黑龙江任教的50岁女教师表示，其支持的理由是“不支持也没用”。
    一些不支持者的理由比较接近，就是筹备奥运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或“劳民伤财”。还有一位刚刚注销了自己公司的32岁宁波男子表示“对我没好处的都不支持”。
    福建厦门的一位23岁的女大学生选择了“说不好”，她说自己“不支持不抵制，静观其变， 挺关心这么件事情结束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一位署名为“jiaximoduo”的被调查者认为，“北京奥运再次将中国人在10年“文革”中培养起来的假大空的习惯激发出来。全中国人都再次陷入一种虚伪的、无聊的、做作的集体狂热中，这样的氛围再次验证了什么叫集体无意识”。
    武汉市一位54岁的女教师的态度，代表了许多人都曾有过的复杂情感——
    申奥时反对，申奥成功时喜悦；备战奥运反对，火炬到武汉市时被感染也是喜悦。结论：说不好。
    一位网名“杜杜”的大学女教师是协助调查的网民，她的应答属于无效问卷，但本书还是愿意摘录她的态度——
    我的回答是D，说不好。
    为什么呢？
    第一，我们对于奥运，几乎在下意识里都把它当做一件政治任务来看，把办好奥运当成是向世界展示我们国家强大的标志，但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办过奥运，他们都强大吗？真正强大的国家不需证明，心里多少不太健全的民族才一心想证明自己是世界第几大。
    第二，奥运对于一个国家，会带来很多不利因素，政府对此提得太少甚至根本不提……国内经济这两年的问题多多，环境治理迫在眉睫，在我们面临如此多问题的时候，花大把银子办场奥运来脸上贴金，不值。
    第三，奥运带来很大安全压力。国际恐怖主义一直试图在全世界范围内生事端，尽管我国和大部分恐怖主义直接利益关系不大，但也不排除因为奥运树大招风，再加上众多世界头头脑脑们聚焦奥运，使恐怖主义挪到中国生事端，让中国成为受害者。
    第四，有那么多人还是喜欢让外国仰起脸来看他的国家，哪怕自己受点气，回家揭不开锅都无所谓，对着大群这样善良得让人生气的百姓，我也只能说，希望奥运开得平平安安就好。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曾研究过北京奥运会“形象工程”的戴杰（Jacques deLisle）说，中国最近几十年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缘于政府的放权以及某种程度的政治宽松，但要让世人接受中国的这一新形象，政府又必须重拾改革前的老办法。
    1978年以后，初步的市场化唤醒了个体意识，国家意志驱动一切的社会形态正逐渐瓦解或弱化。奥运会之于中国实在魔力惊人，以它的名义，高度的组织性和个人牺牲精神重新成为必须，表面看上去，中国简直是暂时性地退回到了改革开放前的那个社会主义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喻国明指出：“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确实应该有种清醒的认识——如此高效的奥运会与老百姓权益的让渡有关。老百姓表现了积极合作的态度，但我们不能对这种合作态度滥用。权力集中有其优势，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迅速集中资源。但这不能成为一种日常的模式。”
    让人略感欣慰的是，执政者确实有过这种感激之情的表达。随着残奥会在9月17日结束，北京一些媒体刊发了市委、市政府和北京奥组委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信中感谢北京市民为奥运“顾全大局，遵守纪律，甘于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