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以“鸟巢”、“水立方”为代表的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成为长假首日接待游客最多的地方，共迎客15万人次，9月30日全天接待26.22万人，10月1日截止15时的接待数字是19.46万人。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接待游人数量远远超过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等北京著名旅游景点。
十月•危局
自己成功的受害者
中国在21世纪初被称为“世界工厂”，而广东省的东莞市，无疑是最具标本意义的一个车间，近年来，这座新兴城市的年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15％以上，超过1000万的外来务工者，挤满了蜂巢一般的工位。2008年，当中国制造进入寒冬，东莞同样是危局中的一个典型标本。英国《卫报》的记者10月就从东莞发回这样的报道——
掉下的玩偶头无神地盯着大门外；WALL-E和芭比宠物医生的盒子散满了院子。
两周以前，玩具生产商合俊（Smart Union）还在辛勤地为美利坚与欧洲的孩子们制作着玩具；而现在，这个公司却被摘牌清算了——这让它的7000员工震惊不已。
“前一天我们还在正常上班，而第二天，工厂就彻底停产关门了。”魏孙影（音译）说。此时的她正站在中国南部城市东莞一家工厂的大门口，八年来，她一直在这家工厂充满烟雾的房间中为塑料零件涂漆。
“现在，我们厂里的几千人都在找工作。每天我们走得脚都疼了，却还是找不到任何活计。”
10月中旬，工人们聚集在工厂门口，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这家企业10月份停产，之前有大约6500名员工。
仅仅几个月之前，合俊公司还是打工者的理想之选，进厂竟要缴纳高额的“介绍费”。
合俊当然不是一个凄惨的特例，2008年，寒潮强劲，整个珠江三角洲都战栗不已。仅2008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显示，该区域已有67000家小工厂倒闭。即使挣扎着活下来的小企业，大多也都到了崩溃的边缘。来自广州海关的统计数字是，2008年前三个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有实际出口玩具记录的企业由4820家减少到了1554家。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6000多家制鞋企业中，超过1000家倒闭或外迁。
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史蒂芬•格林说：“很多工厂的订单本都是空空的。”
2008年10月下旬的“广交会”，或许可以解释合俊公司为什么会突然死亡。
“广交会”的玩具展区被安排在广州琶洲会馆的C区，这里圣诞树灯光闪烁，风铃轻轻摇曳，但前所未有的萧条还是在人们沮丧的脸上暴露无遗。
一家参展商租下两个展位，10月25日这一天，三名工作人员如此度过——一个人在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里的游戏，另一个玩游戏的工具则是笔记本电脑，还有一个人呆呆地坐了许久，因一个电话而兴奋起来：“你快过来吧，我这正没人陪我聊天呢。”
玩具展区外面的长廊上时常坐满参展者。有的人在闲聊；有的人盯着玲琅满目的玩具发呆，有的人则歪着脑袋，半张着嘴巴睡着了。一位来自辽宁的参展商对记者说，在他印象中，2003年“非典”期间都没有这么冷清。
《卫报》记者认为，“某种程度上，东莞成了它自己成功的受害者”。整个广东省也是一样，它在不到15年里完成了西方200年的工业发展进程，现在，政府试图把自己的省份移至价值链的上游，却发现转身并非易事。
长江三角洲感受到的寒意，绝不逊色于珠江三角洲。2007年，温州生产打火机的企业还有500多家，一年过去后，开工的只剩下不到80家。
财经作家吴晓波去“长三角”考察制造业，回来以后写下“江南危矣”的题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2月初完成的一份《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数据调查报告》显示，截至11月底，十省份农民工返乡数据总计有485万名，占2008年9月底外出务工人员的5.4%，算上依旧滞留下来寻找工作的人们（比如合俊公司的那些农民工），实际的失业人群可能更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表示，从各地调研情况看，农民工失业人数，保守估计也将超过1000万人，这一数字占全国1.4亿外出农民工的7%以上，形势之严峻前所未有。《财经》在深入调查之后也得出相近的结论，而且只是2008年年底的数目，它无疑还会继续攀升。
在严寒中无声消亡的，基本都是私营中小企业。它们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同时也最为脆弱，在国家经济序列中属于二等公民，很容易在气候骤变之际自生自灭。
与奥运无关
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的股市没有接到“配合奥运”的政治任务，相反，它相当的不配合。奥运开幕后，沪深股市持续下跌，8月11日两市跌幅均超5%。
10月13日的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说，美股周五收盘走低，道指以8451点结束了112年历史上表现最差的一周。道指盘中剧烈波动，振荡区间达1000点，盘中一度跌破8000点关口。
中国股市从10月起反复起落，幅度都在10%以内。证券印花税单边征收，利率下调，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每一项政府用于提振信心的举措，都被股民和机构当作短线操作的机会，他们自觉地坐在过山车上，只想借此减少一点损失。
2008年8月之前，“中国加油”，“奥运加油”的声音响彻中国，波及世界，其实它应该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响起，帮人们对抗恐慌和绝望。
一直希望借奥运商机发展业务的公司法人张宁说：“奥运经济是个‘鬼’，人人都说它可能存在，却没有人真的见到。”他抱怨说，上游的资源都控制在政府部门手里，私营公司只能像厨房里的小伙计，帮着摘菜，洗碗，顺便闻一点油烟味儿。为了奥运梦，张宁把儿子丢在南京老家，自己跑到北京折腾了两年，事后一反思，他没觉得奥运会真的商机无限，蛋糕大得不得了。
2008年年初，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日本专家田中修就曾指出，对于中日这样的国家而言，举办奥运会，重要的是提升了国民自信心，而所谓“奥运经济”，主要拉升的也只是主办城市的基础建设，其他贡献并不明显。
田中修对于中国的经济过热表示忧虑，尽管他并不觉得这与奥运直接相关。事实部分地被田中言中了，早在北京奥运会开始前，中国经济的温度计已经由热转冷，它甚至无意与预言中的“后奥运”低潮合拍。
即使没有奥运，没有金融海啸，2008年也是中国的一个拐点。经济增长模式遭遇瓶颈的迹象，在年初即已显露，楼市停退，股价“跳楼”，预警信号的级别不断升高……
巴士司机的两难抉择
为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中央政府进行着不断的政策尝试，收效并不明显。当高企的房价似乎真的撞到了天花板，成交量萎缩，房价徘徊甚或下挫，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又坐不住了，纷纷奋起救市。中央政府以一种默许的姿态注视着波澜起伏，没有办法，地产业已经成了国民经济这座大厦里过于粗壮的支柱。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近两年共产党和政府反复提及的任务。连高层也不否认，现有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深层矛盾，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渐尖锐。在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一刻，政治体制改革再度被热议，但它看上去比经济领域的突破要艰难得多。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制”，虽小有推进，却远不及外界普遍期待的力度。
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分仰仗外贸和基建投资的拉动，将使这种增长虚弱而缺乏可持续性。调整产业结构，哪怕是承受暂时的阵痛，不时出台的相关政策表明，决策层暗暗下着决心。但是，所谓的改变增长模式，更多停留在口头上，很难被实际推动。
即使在地方政府中有人愿意忍受阵痛而尝试产业升级，也需要逆风而行。2008年12月10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金融危机给广东上了生动一课》，表示应坚持减少广东境内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他把这个形象地比喻为“腾笼换鸟”；不过，当月25日的《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批驳的文章，认为这是在“歧视中小企业”。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最大弊端，在经济界基本是一个无须争议的共识：GDP的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外贸（自2002年加入WTO以后每年外贸增幅都超过20%）拉动，当外需疲软或趋于饱和，成本优势随人民币升值而降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遭遇瓶颈，国内就可能面临大萧条甚至经济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分析表明，如果美国的增长率下降1%，中国的出口就会下降4%，要知道，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已高达35%。美国打喷嚏，全世界都感冒，而中国可能会是感冒最重的一个。
这是中国漫长海岸线上2008年下半年的情景：大量的10万吨级的货轮和五彩的集装箱停靠在港口，个别货轮以“拼船”的方式才能勉强凑齐足够出航的订单——有点像北京奥运单双号限行期间的“拼车”出行。即使有中国军舰参战的围剿索马里海盗的行动大获成功，仍无法冀望海上航路重现中国货轮往来穿梭的盛况。
一度，中国巴士在减速，尾灯上亮出“宏观调控”的标志，它试图修正自己的方向。但是，如何承受因此带来的车厢内的抱怨之声，是巴士司机棘手的问题。更要命的是，外面的天气恶劣起来，抱怨加重，司机被迫加一把力气，猛踩油门。在艰难的11月，由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转为经济刺激方案，正是踩下的那一脚油门。它可能意味着中国又一次失去深化改革的时机，但你也必须体谅，这确实是无奈之选。
中国的GDP每变动1%，都至少涉及120多万人的饭碗。不要说停滞，哪怕中国巴士的加速度降到百分比的个位数，一些伴生的危机都是让司机恐慌的。必须让中国神话继续下去，别无他法，我们不妨把它称为高增长依赖。
这是一种靠不住的依赖。司机如何加油，经济衰退还是真实地降临了，政府刺激政策频出，股指、房价、就业率的阴线并未随之消失。
经济的萎靡推高了失业率，也更加考验企业主的信用，从年初开始，就不断传出企业主恶意拖欠工人工资甚至携款潜逃的新闻。据政府背景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报道，2008年共有6万多起劳动仲裁案件，是前一年的两倍。
危机中的应对之策，仍有头疼医头之嫌，中央政府用以刺激经济的4万亿（各地政府随后跟进18万亿）投资，依旧集中于基本建设。而不是切实增加民众消费能力，解决内需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