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7日14点20分，我来到3号病房，分开家属摸了一下孩子的劲动脉将听诊器放在孩子的心尖处，没有搏动，没有心音。我看到孩子的嘴唇被描过了，但现在也开始苍白，手指甲也是新画的，似乎油彩还没有干，家属很平静，大概已有心理准备。

孩子的母亲抱着这个最后一次经过打扮的孩子，等着她慢慢变冷变硬。

我回到办公室，冲上级医生打了个手势——宣告临床死亡——这也是最后出现在这个6岁女孩病历上的记录。

主任看到我发呆，问了一句：心情很不好，是吧？我点了下头，没吭声。于是他对我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约去年的这个时候，好像说的也是这句。

不同的是那孩子是男孩，2个月，而且家属十分不理解；相同的是，我居然还是那个德行……

这天，我早退了。回家后一直哄着宝宝玩，但心里一直很不舒服。燕子回来后，得知我们宝宝吃的那个奶粉不是那22个黑名单里的，觉得有些庆幸。并告诉我，身边好多人抱着孩子去医院做B超了，我说我知道，超声室快打起来了。工大的朋友打来电话问我他的宝宝用不用去查下超声，我解释了几句，告诉他暂时没必要查。

稍晚的时候，燕子跟我谈起了一些想法，我说了今天下午的事，“……我们的宝宝还在逗我们玩，那个孩子的家长不知道今晚是怎么过呢，那十个画过的指甲啊？”她那不争气的眼泪立刻流下来了，“清晨，以后我要赚着钱了，咱不当大夫了行么？”

她不过是听我描述了一下而已。

前几天去拜访一位肿瘤学的前辈，他提醒我说，不要试图去搞小儿的肿瘤外科，你对家长说某肿瘤手术效果不错，术后能活上3年5年，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有多大意义呢？

从事小儿外科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条件差，收入低，风险高，还有就是我无法正视患儿的死亡。为什么对那些成人的恶性肿瘤终末期的患者的死亡，我就没那么难受呢。可对这些死去的孩子，不管是什么病因，我在内心深处都没有真正地坦然接受过。

假如我一直从事儿外，我相信我这一生还要经历许多次患儿的死亡，数量上虽比不过在地震中罹难的孩子，但可能每次都会在我的心里重重地震一下。

去年的这个时候，宝宝还没有出生。而现在她已经出落成一个胖乎乎的小丫了，侥幸的是混合喂养到现在，她依然健康。但，好多好多孩子没那么幸运……

下午的时候发了俩条短信，一条发给目前在国内工作正在迟疑是否出去的人，内容是：能走就走吧；另一条发给目前在海外工作仲秋回国探亲正在犹豫是否回国报效的人，内容跟上一条含义相同，表达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