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世界最深的潜伏

Thu, 02 Jul 2009 19:47:00 GMT

　　历史上最伟大最传奇的间谍是谁？当然是被中国人遗忘的祖国的好儿子时佩璞。

以下来自网上资料

在法国被判间谍罪著名京剧演员时佩璞逝世
（巴黎2日法新电）1986年在法国被判间谍罪的中国著名京剧演员时佩璞，周二在巴黎逝世，终年70岁。

　　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蝴蝶君》（ M.Butterfly），讲述中国一名男扮女装京剧演员与法国外交官相恋，这个京剧演员在现实中的原型就是时佩璞。
　　时佩璞的助手周三证实，时佩璞是周二在法国巴黎的家中去世，他晚年一直在巴黎生活。
　　在舞台上男扮女装的时佩璞出生于山东省，于1964年认识当时驻北京的法国外交官鲍斯柯特，对方以为他是女儿身，猛烈追求他，两人其后更发生性关系，1969年，中国情报机构利用这关系，将鲍斯柯特招为谍报人员，回报就是允许他娶时佩璞回国。
　　此后，鲍斯柯特一直为中国提供情报，直至1983年他和时佩璞被法国安全局拘捕，当局后来终向他揭露时佩璞并非女人。
　　时佩璞86年被判替中国当间谍罪成，判监6年，后得当时的法国总统米特朗特赦，87年获释后一直住在巴黎。
　　他的事迹后来被改编成百老汇戏剧《蝴蝶君》，后来又被拍成电影，由著名华裔演员尊龙主演。
＝＝＝＝＝＝＝＝＝＝＝＝＝＝＝＝＝＝＝＝＝＝＝＝＝＝＝＝＝＝＝＝＝＝＝＝＝＝＝＝＝＝＝＝＝＝＝＝＝

　　“时佩璞确实是个很出色的演员，在当时压抑的环境下，堂而皇之的同性恋爱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选择了这个最荒诞大胆的方式，以女性的身份诱惑了伯纳德。至于后来案发之后所有人都质疑的，伯纳德怎会在十八年中一直没有发现时佩璞是男儿身，最后的解释是时佩璞以中国习俗为由只同意在黑暗中爱爱，并且每次都很专业地将双腿间的赘物夹紧隐藏起来。尽管听起来很难以置信，但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其实也很可能的，再加上时佩璞很会营造神秘的气氛，爱情有时也不过真的只是个痴人说梦的幻想。”

＝＝＝＝＝＝＝＝＝＝＝＝＝＝＝＝＝＝＝＝＝＝＝＝＝＝＝＝＝＝＝＝＝＝＝＝＝＝＝＝＝＝＝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20785?tid=2
（法国?巴黎）1986年在法国被判间谍罪的中国著名京剧演员时佩璞周二（6月30日）在巴黎去世，享年70岁。
男扮女装的花旦时佩璞与法国驻北京大使馆一名职员当年的一段畸恋，一度引起轰动，这段错综复杂的异国恋，后来被美国华裔剧作家黄哲伦写成百老汇剧本《蝴蝶君》，此剧在1993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男人，为什么会单身这么久？
　　获米特朗特赦定居巴黎

　　时佩璞因为为中国从事间谍工作，在1986年5月被巴黎一间法院判处监禁6年。时佩璞的亲密爱人布尔西科也同样获罪。
　　时佩璞1987年获得当时的法国总统米特朗特赦，重获自由身后，他一直定居在巴黎。
　　时佩璞的助手表示，他是在巴黎的住家逝世。他生前与儿子时度度一同在巴黎定居。
　　时佩璞是在1964年遇到布尔西科，2人的关系前后维持20年。

　　布不知时佩璞是男儿身

　　60年代在北京工作的布尔西科，一次在使馆举办的酒会期间遇上男扮女装的花旦演员时佩璞，2人陷入爱河，但布尔西科一直都不知道时佩璞是男儿身，2人密切交往后，时佩璞更告诉布尔西科，已经怀了他的儿子。
　　布尔西科后来被调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大使馆工作，但他在1977至1979年间仍多次往返蒙古与北京之间，继续与时佩璞保持亲密关系，并在这期间把约30份法国机密文件交给中国。
　　布尔西科后来带着爱人离开中国到巴黎生活，1983年，2人一同落网后，布尔西科才发现真相，他当时在庭上宣称自己遭爱人背叛。后来他在狱中企图自杀，不过获救。

　　前爱人时佩璞病逝
　　布尔西科反应冷淡

　　目前住法国一间疗养院的布尔西科，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访问时，对前爱人时佩璞病逝的消息，反应冷淡。
　　因中风住进疗养院，目前已逐渐复元的他虚弱地说：“他死了，我并不意外，他病了很久了。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
　　受询是否对时佩璞病逝是否感到难过时，布尔西科说：“他做过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都没有一丝怜悯之心，我想现在再玩另一场游戏，说我很难过这类的话，是很愚蠢的。盘子现在已经空了。我自由了。”
　　布尔西科显然仍无法原谅他的前爱人。
　　他在访谈中坦言，过去数十年来，与时佩璞的关系仍然紧绷。最后一次跟他交谈，也是数个月前的事，当时，时佩璞告诉他，他仍然爱着他。
　　后来已公开与另一名男子同居的布尔西科在1988年罕有地接受访问，谈到了自己的性向，他说：“我一直对男性及女性都有兴趣，不管我自己或是他们究竟是甚么性向，并没关系。”

　　布尔西科以为中国人害羞
　　误当时佩璞为女人

　　1964年，布尔西科被外派到北京大使馆担任会计师一职。当时20岁的他在一次外交酒会上，遇见26岁的京剧花旦时佩璞。
　　以教外交官夫人中文为职的时佩璞当时向布尔西科自我介绍时，说自己是京剧演员，也是京剧作者。
　　在一个美好夜晚，在紫禁城里，时佩璞向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员述说起自己的身世，他说自己原是女人，但因为重男轻女的父亲渴望生儿子，从小就被迫以男儿身被养大，2人旋即坠入爱河，并有了亲密关系。
　　很多人都难以想象，布尔西科怎么会一直被亲密爱人时佩璞蒙在鼓里，不知道他是男儿身。
　　据布尔西科透露，他与时佩璞虽然关系密切，但很少发生性关系，如果有性行为，每次也都是在黑暗中仓促完成。
　　据布尔西科解释，他以为在保守的中国成长的时佩璞，对自己的身体比较害羞。
　　不过时佩璞自己的说词是，他从未告诉布尔西科他是一个女人，只是布尔西科把他误当女人，他就将错就错。
当这件震惊世人的间谍案曝光后，“雌雄莫辨”的布尔西科在法国成了笑柄。

　　时佩璞告知怀孕了
　　布尔西科当中国间谍

　　布尔西科被调离北京后，长年在外生活，但却经常返回北京探望时佩璞，2人继续藕断丝连。
　　1965年，时佩璞告诉布尔西科，他怀孕了。不久后，还生下了儿子时度度。
　　布尔西科自称是为了见“妻小”之面，才将法国的机密文件交给中国当局。布尔西科称，当时时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一名特务人员来找他，以时佩璞与儿子的安危作威胁，要求布尔西科为中国从事间谍工作。
　　1982年，在布尔西科千辛万苦张罗下，成功安排时佩璞与儿子来到巴黎共同生活。不过，2人的关系立即引起法国当局关注，1年后，2人齐齐被捕。
　　布尔西科万万也没想到，他爱了那么多年的“她”，竟然是男儿身。
　　真相大白后，时度度向警方供证，他是新疆维吾尔族，母亲因为太穷了，将他变卖。

　　畸恋曝光被写成百老汇舞台剧
　　《蝴蝶君》上演引轰动

　　时佩璞与布尔西科被捕后，这段扑朔迷离的畸恋曝光，在西方引起轰动，“雌雄莫辨”的布尔西科更成为法国人的笑柄。
　　但中国当局却由始至终保持低调。
　　在时佩璞被判刑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毓真表示震惊，他认为时佩璞被指控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
　　马毓真当时说时佩璞1982年10月赴法是应法国政府邀请去讲学的。
　　不过，除此之外，中国当局至今并没对法国的“美人计”指控再作出其它正式响应。
　　尽管如此，这段充满奇情的异国恋，受到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关注，他将这段真人真事，与作曲家普契尼的著名歌剧《蝴蝶夫人》结合，写成了著名的百老汇舞台剧《蝴蝶君》（M.Butterfly），上演后立即引起轰动。
　　《蝴蝶君》的戏剧张力，更吸引了澳洲导演柯南伯格，在1994年时将之搬上了大银幕，并找来奥斯卡华人影帝尊龙担任主角，拍成电影版的《蝴蝶君》。
＝＝＝＝＝＝＝＝＝＝＝＝＝＝＝＝＝＝＝＝＝＝＝＝＝＝＝＝＝＝＝＝＝

[转]

1964年，法国外交部向驻华使馆派去一位崇仰中华文化的年轻外交官——伯纳德·博斯考特。此人在使馆举办的酒会上(有版本说是当时政府组织外国友人看传统京戏时相遇的），看上了一位男扮女裝的花旦演員时佩普(有版本为 时佩璞) ，一见倾心，遂屡屡提出约会。此事在当时非同小可，剧团领导层层上报，中共情报部门决定假戏真唱。于是26岁的时佩普在组织的安排下，与20岁的伯纳德周旋起來，开始了一段荒唐奇特的交往。
　　这对“情人”独步于中共情报机构精心设计的“世外桃园”中。为了牢牢套住这個洋人，一年之后，时佩普告诉情人已怀身孕。中法的“爱情结晶”居然是从新疆抱来的一个蓝眼睛混血儿。这位洋兄如痴如狂，法国政府的种种绝密文档就这样源源不断地经“女友”之手流入中共手中。不久之后，这位洋兄离任回国，念念不忘他的“情人和爱子”。
　　文革期間，时佩普要求伯纳德提供更多绝密文件以保证“她”和幼子的安全。1982年伯纳德把时佩普以夫人身份带出中国大陆，前往巴黎定居。不幸的是，这对情侣很快被捕。当法庭向伯纳德宣布时佩普是男人时，他拒绝相信。最后法国警方把他們关在一间囚室，使他终于发现真相。绝望之余，伯纳德割喉自尽，但是被抢救过来。时佩普以间谍罪锒铛入狱，19个月后出狱，被遣返回国。至电影拍成时，他们两人还好好的活着。
　　伯纳德说，每次他们做夫妻之事的时候，时佩普总以“东方女性”的行为准则要求自己先关灯，然后才脱衣服。细节不得而知，但是相信成年人都会觉得理解不了。就算感情的事和智商不成正比，这个伯纳德也要算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傻子！时佩普实在让人叹为观止，他是一个多么冷静、多么理智、多么工于心计的人啊？这样的人，说他是“人才”都委屈了他！
　　由于外交官大人并非纯正的同性恋，所以注定了这就是一场悲剧。他能如此深爱一个女人，18年不变，的确难能可贵。但这中间是否有其他成分参杂在里面，比方说这里面有西方男人对东方女人的征服欲、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华文化、一知半解还夜郎自大，时佩普欲擒故纵的高明手段和别有用心的曲意逢迎，恐怕这段爱情就伯纳德一人而言，也算不上纯粹。
　　除去演绎的成分，事实是：1964年时佩普第一次认识伯纳德时，20岁的伯纳德在法国的寄宿学校曾有过同性恋经验，但从来没有结交过女朋友。时佩普平时打扮成男的，因此一开始他们之间是普通的同性朋友和师生关系。尔后不久，时佩普用“祝英台和梁山伯”的比喻，让伯纳德理解他实际上是个女的，其原因是家里没有男孩，“她”是被当成男孩养大的。1965年6月他们同居。伯纳德在同年离开中国时，时佩普自称“已经怀孕了”。
　　4年后，伯纳德重返北京。他首先提出做情报工作，因为他想帮助中国。1972年伯纳德离开中国，73年以游客身份又在北京待了几个星期，并第一次见到了长得象自己的儿子。从75年到77年，伯纳德在外蒙的法国大使馆工作，每一个半月有一次机会公差去北京看望时佩普和儿子。
　　 1982年伯纳德替时佩普和儿子申请到前往法国的签证。同年9月，他们开始在伯纳德和他男朋友居住的公寓生活。83年7月，伯纳德和时佩普被法国政府逮捕。虽然时佩普的头发已开始脱落，但是伯纳德仍然坚称他的爱人是“女”的。经过血液检查，男孩跟伯纳德和时佩普都没有血缘关系。伯纳德确实曾经割喉自尽，大约是他自己也受不了自己的愚蠢！时佩普被提前释放，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身体欠佳。

这件事的分歧之处在于，这到底是一件离奇的同性恋事件，还是间谍事件。外国人比较相信后者，因为这起码让人对愚蠢的伯纳德感到同情。如果去除神秘的政治外衣，这个伯纳德就实在有点“二百五”得过份！

转某人留法巧遇，原年份已经不详

我现在在法国留学，5天前也就是10月16日我坐火车去巴黎时候遇到了《蝴蝶君》男主角Gallimard的原型，他叫……天！他给我写的签名太潦草....完全看不出来了！！！

故事的原型至今还活着，而且他还给我展示过他脖子上自杀过的痕迹，而且他身上带着所有的跟M. Butterfly相关资料都给我看过了，实在是让我惊异于世界之小。那个“女”主角圆形的照片我也看过了，只能说……东西方审美观差别很大……
　　话头是他挑起来的，一句不怎么标准的汉语：“你是中国人？”吸引了我的目光，是一个70岁上下的目光和蔼的老先生，穿着一身看起来过时的西装。看到我给他了肯定的信号，他便来了兴趣。张开双臂叫到：“我爱毛主席！”（当时我那个寒啊……幸亏这车厢上就我一个中国人），我跟他说现在老毛子已经走下圣坛了，他却仍然性质不减，跑回他的坐位拿出自己的护照，上面遍布70年代到中国的签证，他一个个给我悉数着，抚摩着业已发黄的纸张...而后又拿出一大堆M. Butterfly相关的资料给我看，里面包括蝴蝶君的录象带，还有一本M. Butterfly小说，后记中有大量的真人照片。那本小说中某张照片下的一句话让我触动很深：“他毁了我的一切，我的工作，我的家人甚至我的生活，可是我觉得至少被骗总比骗别人来得要好一些，我宁愿一直相信这其实是一场梦，相信Mei Dudu（好象是这么写，“女”主角真名叫Mei Shipu）是我们的孩子...”他怕我不相信，还给我展示了一下脖子上自杀过的痕迹——一道划过半边脖子的伤痕……当他跟我提起以前那些他记忆中耳熟能详的城市名字的时候，老先生的眼睛湿润了，几乎不能说话...先生下个月要去上海，他不断的问我，中国会不会欢迎他，欢迎一个已经退休的老间谍，再去容他圆一个魂断30年的梦……车已经进站巴黎，我跟老先生握手言别。站台上看着他步履蹒跚地远去，一份挥之不去的惆怅飘荡在我的心中，我一直没敢问他是否还爱着他的蝴蝶夫人，其实那张照片下的话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爱情有时候就是这样离奇，可以让人不顾一切。　　

　　另外他身上还带着3份不同的护照，还有3个不同号的手机...
－－－－－－－－－－－－－－－－－－－－－－－－

　　我爱我的祖国，因为我的祖国如此伟大，总能制造如此多的奇迹。

靠党

Tue, 30 Jun 2009 19:09:04 GMT

　　生日快乐

青春期终结的夏天

Tue, 30 Jun 2009 16:22:00 GMT

　　　　　　一

　　我骑着哐哐作响的自行车冲进那年夏天时，空气中滚烫的躁动烧灼着我的皮肤。
　　那个酷热的夏天，也许是从1987年或是1988年开始的。除了通货膨胀、官倒、待业、读书无用论、特区还是殖民地、邓与毛的功过、学潮之类让全民沸腾的话题外，各种奇怪的事故、灾害也似在鼓舞一种跃跃的躁动。
　　我不理解邓后来总结说“它迟早要来”的真实意思，但我那时觉得，全社会都像我一样，盼着非得狠狠地怎么一下才能痛快。
　　我呆在一所男女生整整六年都不说话的学校。它能保持这种古板的校风，当然有其暗中的代价。爆裂的青春痘并不总能及时释放澎湃的青春破坏力，于是，课桌上能被一拳打断的木方木板，理所当然是我们课余时间用来向女生证明自己优良基因的对象，在已没有合适的木方和木板可赢得女生尖叫的最后一个夏季，我们终于盼来了动乱。
　　它确实千载难逢。甚至那些在力量项目上落下风的男生，也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因为这样公共的事件，再文静的女生也无法继续一边目不斜视一边立着耳朵听男生吹牛了。如果没有这伟大的历史机遇，在即将挥别那些让你在不眠之夜辗转反侧的女生的最后时光，你怎么能因势利导地可以与她光明正大地搭上几句话，怎么可以纯真无邪地看她几眼。
　　生活突然变得多姿多彩，我不用乘老师不注意，猫腰溜出教室，跨上那辆笨重的自行车，直奔河对面那所大学的图书馆，或到市中心的新华书店独自打发无聊时光。我可以在学校吹牛，可以窜访到朋友那里抬杠，可以跑回家看电视。
　　更重要的是，它缓解了我强迫症式的白日梦：创办一家汽车厂，我亲自设计的汽车横扫世界；发动一场战争一劳永逸地将西伯利亚夺回来。除了这些伟大理想，我一直思谋着去养红毛龟——当时媒体整天宣传绿毛龟如何在广交会上受欢迎——不就是乌龟背上用红色的水藻代替绿色的水藻么，它肯定更受欢迎；或者整天琢磨如何把金刚砂熔化加盐，大规模制造各种颜色的宝石。
　　我原以为，到了我们这一茬什么都没赶上的倒霉蛋有能力参与点什么时，中国会越来越平稳地进入一个繁荣富强文明的社会，这种大好局面想一想就让人沮丧。谁想到，一个注定会在将来历史考卷被问及的重大事件就这么来了呢。无拘束的欣快感将毕业班的窒息氛围一扫而空。
　　当《人民日报》宣布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时，我突然获得了赦免，不用在门缝后躲躲闪闪，可以大模大样和父母一同端坐着看电视了。
　　你们不信就等着看吧，这些学生一定会被政府收拾得服服帖帖，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父母说。
　　时局像一个方向不定但却越滚越大的雪球，连年轻的老师们都坐不住了，他们开始在课堂上抽空表达对时局的看法。
　　因为河对面那所学校的笨蛋们终于羞答答上街了，因为昨天晚上有一群街痞乘着游行把几个小杂货铺洗劫了，因为有人开始去堵火车了，因为我们一位老师也亲自去堵火车了，他是少数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前三排。
　　当游行队伍经过学校门口的马路时，没有人可以阻拦我们突然冲出教室，伏在走廊栏杆上指指点点，而那些低年级的可怜虫只能把脑袋挤在窗户的铁栏杆上。
　　当北京枪响之后，我们这座城市蓄积的巨大热能才真正爆发。

　　　　　　二

　　那个夏季结束之前，绝不可能流行王朔。因为当时正流行用“脊梁”代替“栋梁”，用“共和国”代替“祖国”，而“晴朗”、“美丽”之类的形容词开始做动词用。
　　那是一个“共和国”的时代。
　　“共和国”自有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和友善：她是课堂上满面春风，课后试图和学生打成一片的实习老师，而“祖国”则是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冷若冰霜横眉立目的班主任；“共和国”是年轻的时而温婉时而夸张激扬的咏叹调，而“祖国”则是中年的时而语重心长时而铿锵愤怒的宣叙调；“共和国”喜欢对你描述人性化的理想蓝图，“祖国”反复让你背诵蛮荒的创世神话。
　　“共和国”最正式的登场告白是《河殇》。第一次播放《河殇》时，我在门缝后心潮澎湃、断断续续偷看了几十分钟。我能敏锐地分辨“共和国”特有的声息，因为我一下就知道作者应该与此前的《横断启示录》是同一拨人。当我告诉父母，“殇”字不念“阳”，得念“商”时，我终于在它重播时，获得了观看的许可。
　　不久，街头报栏上不断整版刊载《河殇》的解说词，这让我注意到，“共和国”如此伟大的道白，居然有低级的文史硬伤，而且它习惯用形象类比替代内在的逻辑论证，尤其是用它磅礴、深沉、夸张的布道语气传达某些似是而非的宏论时，我发现“共和国”其实也很不高明。
　　然而，省电视台的新闻里说，官员们正被动员集体组织学习《河殇》。这让我意外发现，原来“祖国”这个老东西一旦不再板着脸，竟是如此无知可笑，——尤其是，后来“共和国”被定性为反动时，才腆着脸向“共和国”靠拢的老家伙们又急忙公开反省认错。
　　对“共和国”和对“祖国”的智力优越感，折磨得我一次次跨上自行车漫无目的乱窜：我原来竟然已经高明到孤独的地步，为此，我曾偷偷替“共和国”忧患了好几个月——像我这样的人材，怎么能浪费在整天的白日梦上？然而，我对投靠“共和国”尚持保留意见，毕竟“共和国”让人觉得很不实在。
　　“共和国”和“祖国”在媒体上发出互相矛盾混乱的声音，老百姓的观念分歧越来越大，而截然对立的也观念在我的脑子里被同时供奉：我坚信只有消灭了所有国有企业，中国才能像日本那么富强，但我又能比政治老师举出更多乡镇企业扰乱甚至破坏经济的理由；我坚定地认为没有比毛更坏的暴君，但又悄悄地崇拜希特勒；我觉得只有美国才真正是最人道的国家，但又认为只有斯巴达式禁欲朴素的社会才是伟大高尚的；我从整体上特别同情农民，但厌恶每一个具体的农民，当然，对工人阶级，我无论是对整体还是个体，我都强烈反感。
　　当我憋得忍无可忍把教室后门的一块木板一拳打裂后，我终于打算将一肚子对“共和国”的改进意见郑重地写下来，以期被“共和国”青睐。没等我想好如何动笔，在那个夏天结束时，我在报栏上看到了“易家言”批判《河殇》的整版文章。我逐字逐句仔细看过，没有找到一行我认为应当出现的理由。
　　那个夏季结束之前，许多年来，我的载重自行车在坑洼不平的马路哐哐作响时，我一直觉得那是蒸汽机车沉重的车轮撞击铁轨，是坦克履带碾过壕沟。它一往无前坚定自信。
　　当我离开那个街头读报栏，默默跨上自行车，疯狂骑行时，街道上的人流车流，如映在水洗过的镜面一样扭曲模糊，我突然想起载着我乱窜的这辆破旧自行车，其实是我爸的单位配发给他的。
　　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当“共和国”一翻脸又变回“祖国”时，人家根本你就不打算讲道理。智力优越感之上，原来还有一种暴力的优越感。在“祖国”面前，“共和国”就像曹操眼中的孔融：“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

　　　　　　三

　　这个城市的所有不安分，都集中在河对岸的那个校园里。闹哄哄的议论和满墙新贴的大字报，吸引我每天骑车前往。
　　这是一个吉普赛人的营地，各式各样的人在里边做布朗运动，一辆半履带装甲指挥车开进这个营地，车上立着一个面无表情的纳粹军官，吉普赛人完全无视他的存在，他们的政治性躁动搞得像骡马大会。我其实是骑跨在自行车上，没有半履带装甲指挥车，白衬衣绿军裤，没有帅气的军服。
　　我当时好奇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是怎么传到这个城市来的，除了那些关于食堂伙食的打油诗，绝对都是转贴。我以前老在这里蹭图书馆蹭饭，和他们当中不少人熟悉，这些内容绝对超出他们的认知。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有些人甚至根本无法从电视上准确分清胡和赵，许多人反邓的理由是觉得毛时代要好得多。对这类居然认为毛英明的人，我心里在下判决书：那个唾沫横飞的眼镜，应该送到山西去背石头；那个激动得语无伦次的青春痘应该送到西藏去修铁路。
　　有两次，我见到随着一阵起哄，无数的墨水瓶和浆糊瓶从宿舍楼的各个窗户雨点般落下。小瓶=“小平”。
　　在我父母那里，“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大老粗”，而打倒“老一辈革命家”的“造反派”之所以更坏，是因为他们都是“二杆子”。
　　我觉得我呆在一群“二杆子”中间。因为唯一一个正面的“老一辈革命家”是邓，而他正是这伙人集中攻击的对象。我相信大字报的有些传言是真的，但我不相信到了邓这个地位，居然还要想着去搞钱，就如毛的天文数字稿费，你不能理解为毛是想挣钱。
　　人们似乎因为分歧而盼着这天的到来，它果然竟使全社会都团结起来。无论是各单位那些坚定的中层左棍干部还是右派文化人，全都是动乱的热心支持者，当然，和我一样，大家支持的是电视上、报纸上，正成为全世界主角的北京的那些人。
　　尽管身边的人们互相瞧不起，甚至因为分歧而到了互相憎恨的程度，但正在广场上的人们，却让那种久违的神圣和崇高感像电流一样传递给每一个人。
　　“共和国”明显在暗中使劲，因为所有媒体都在不动声色地倒向广场。我能明显看到《新闻联播》脸上的严霜一点点解冻，那个严肃的班主任到哪里去了？
　　最能令我信服的交流对象，我发现其实是我的父母。
　　然而，广场上正在进行中的历史，只能让他们局部兴奋，因为这是他们过去一切经验都无法解释的，他们几乎处于失语状态。
　　他们每天兴高采烈地看完《新闻联播》后，都会自言自语，邓怎么还不出来表态收拾局面呢？虽然胡的抑郁而终，让他们对邓略有失望，但依然坚信，这个国家只有邓才能把握正确航向。
　　他们一直相信，邓早些年关于“现在时机不成熟”指的是彻底“非毛化”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曾有给邓上书的强烈冲动，希望邓能及早完成彻底“非毛化”，因为邓给人们言论自由，但毛时代留下来的中层干部和被蒙蔽的“二杆子”群众却用它反邓。旧的谎言继续蒙蔽社会，迟早会导致改革开放翻车。
　　他们的价值体系里，只有邓的改革与毛的文革，天安门广场正在发生的一切完全超出了这个价值坐标。秩序的日渐崩解隐隐让他们担心，他们认为如果邓最终被迫交权，必然会大开历史倒车，毛派卷土重来。

　　　　四

　　我当时崇拜的政治人物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唯一形象气质与颟顸、老迈、迟钝、装腔作势、官僚主义、保守、缺乏自信、缺少良好教养等党的领导固有特征无缘的领袖。他紧抿的嘴唇流露的坚定，浓眉下那双眼睛的犀利深沉和若有所思，简直让我神魂颠倒。
　　里根退休时我曾为他的时代结束而难过，胡和中曾根康弘也曾让我着迷。但我对赵没有什么好印象，他的河南口音和他拖沓的腔调，让我认为当时媒体对他口才没完没了的赞誉是在无耻的拍马。在我看来，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北方口音，天然就是老一代革命家“大老粗”形象的重要特征之一。与戈尔巴乔夫相比，赵虽然一直在努力地模仿某种“穿西装”的风度，但依然有“南下干部”痕迹。当时唯一让我心仪的中共领导人是田纪云。
　　我打心眼里希望偶像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时，人们能自觉让出广场，甚至相信戈的来访会给我一个惊喜，学生和政府秘密接触，第二天双方皆大欢喜。然而奇迹并未发生。
　　我记得杨尚昆在拥抱戈尔巴乔夫时，他激动地忘词了，结结巴巴地说出“珍贵的朋友”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来。与戈尔巴乔夫拧紧浓眉、紧抿嘴唇的一脸沉静相比，中国领导人的形象太差了。杨、赵装腔作势，邓土头土脑。不过，所有观感都被赵那句令人震惊的话给覆盖掉了。
　　当赵突然说我们所有大事还得向小平汇报做主时，明白无误听完这句话的我，当时就傻掉了。
　　我清楚记得，我父母当时曾拍着大腿“哎呀”地叫了起来，我们不可能三个人都听错赵的意思，我们为赵以这种公开方式出卖邓而震惊，有种如梦初醒的不明真相的强烈羞辱。等到后来宣布戒严时赵果然未露面，再后来他到广场上说我们老了无所谓时，我们相信，他的政治生命的彻底完结，是因为那句话，而且邓也绝不可能原谅他。
　　后来，我们认为，学生抢在宣布戒严之前停止绝食，肯定是赵的手下在传递信息。而此前政府处于完全失能状态，我们则怀疑，是两拨人马都在利用学生在打击对方。后来赵说“我们来晚了”的无奈和悲凉，我以为，那是因为他对自己彻底失算的悔恨，原本，他早就该出现在广场。
　　我突然一夜之间就迷上了吾尔开希。
　　在同学们迅速达成对赵的人品一致否定的共识时，我惊讶地发现，“吾尔开希”开始成为大家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我清楚记得，有位铁哥们课间坐在走廊栏杆上，一边晃动着两腿，一边魔症似地反复念叨着“吾尔开希”的名字。我们都以为这个奇怪的名字可能来自一个特别有文化的家庭，全然不知道他是维吾尔族人。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国人在公开场合会有那种说话的语气和神情，当时，我们熟悉的公开说话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领导的说话方式，一种是学生会干部的说话方式。许多年后，当我看到梅尔吉布森在《勇敢的心》里对士兵的讲话，看到西方政治人物的公开演讲，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当时只在电视镜头中总共出现不到一分钟，却能让许多人产生被电流击中感觉。
　　“祖国”唯一在“共和国”面前不堪一击的时刻，就是吾尔开希突然打断了李月月鸟，李僵硬地靠在沙发上恼羞成怒道“我今天不讲”的那一刻。
　　赵到广场看学生后，我们的省领导立即跟风，一位经常上省电视台的官员伸出的手，被靠在墙上的学生冷冷拒绝，那支尴尬的手在空气中转动了几下，狼狈地收了回去。青春少年样样红，伟大祖国的青春自此一去不返。
　　我对袁木的口才也有很好的印象。他在那么不利的情况下，依然从容自若强词夺理谈笑风生不失风度，你能想象那样艰难的任务，今天谁能完成得像他那样好。我觉得李月月鸟的那个讲话，若交给他来完成，效果会好上十倍。因为李宣布戒严后，我们学校里三字一顿的李式说话方式风靡一时，“一小撮”、“极少数”成为口头禅。
　　今天，当“第四代们”在电视机前令人揪心地像个复读机般发表讲话时，我偶尔会怀念那个被人遗忘的袁木，如今的“祖国”，甚至连袁木这样的人才都找不到了。
　　
　　　　　五

　　“反革命暴乱”被平息的消息传来时，正是周日，我借口去学校拿资料，跨上单车就跑到一位同学家看电视，晚饭回来时，正聚精会神看新闻的父母愠怒地看了我一眼，我看出虽有秋后算账的意思，但眼下并无风险，于是大模大样地倾听久别的、铿锵有力的“祖国”的声音。
　　“祖国”向我们展示了大量证据，不过，我始终找不到符合我以往“暴乱”定义的证据。
　　通缉令中出现了“水蛇腰”、“三角眼”、“地包天”这样的外形描述，我怀疑这里边一定有人在故意使坏，暗中破坏“祖国”的形象。
　　周一班级里例行的时事讨论时间，我发现CCTV的连续轰炸，已经成功地使大家坚定地站在了“祖国”这一边，只有一位坚持听美国之音和ＢＢＣ的哥们，沉默而坚定地对“祖国”持保留意见。
　　妹妹带回来的消息让我非常愤怒，她的班主任居然一大早命令全体学生对着黑板上几行大字肃立默哀，第一堂课全部时间都在声泪俱下地控诉“祖国”。我甚至想跑到她的学校把那位该死的眼镜老师臭揍一顿。
　　如果“共和国”当时还有宣传的机会，我相信人们又会迅速站到“共和国”一边，因为我的白日梦，一会儿是一位在火光之中坚定指挥士兵的军官，一会儿是一位流亡中被女同学收留的学生领袖。我坚定地站在“祖国”一边，是因为士兵的英勇牺牲，在我的观念里，军人是不可被亵渎和侵犯的，我不能接受士兵在电视中那种被雨点般的石头和酒瓶子打得像绵羊一样挤在一起的场景，然而，暴徒和学生又始终在我观念里是两个不可能有交集的群体。
　　我一直在努力计算军人的死亡数字，我相信官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士兵的牺牲事迹，我最后认定，官方死亡“数十人”的说法，按照通常的习惯，应当是“十余人”。我隐隐觉得党和国家把有利的道理全部例举后，依然理亏。
　　我愿意相信党和政府的声音，是因为开枪之后这座沸腾的城市，大街上一切关于牺牲者的传言都是如此不可信，两堆紧挨着的宣传人群中，一个说死了六千人，另一个则说死了一万人，而电线杆子上写着最新数字二万人。我突然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无论是过去的党还是今天的老百姓，一切历史上的枉死者，对生者而言，其价值从来就只是为了激发仇恨，所以，他们才会不断夸大数字和强调枉死时的惨状。我为这种发现感到难过。
　　在官方电视画面一次次毫不遮掩地展示死去士兵惨状的宣传，和大街上宣称坦克碾死四千学生以及刺刀剖腹挖心强奸女生之类的宣传之间，我毫不犹豫地倒向了拥有更强大和专业权威宣传机器的一方。
　　那个螳臂挡车的歹徒出现在电视上时，我的心陡然震了一下，但我不像我的父母为这个人惊叹不已赞不绝口，我只停顿了几秒就迅速站在铁骑一边，那几天，我骑上自行车，有时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的话”？不过，满大街都是螳臂挡车的歹徒，我看得见他们的嘴在激烈地张合，在寂静中，我的“铁骑”飞驰而过，没有擦过任何一个歹徒。
　　作为同在电视前的观众，我和父母的感受从此开始截然不同，此前的一切是他们的经验无法解释的，此后的一切却全在他们预料之中，我则陷入了经验、观念完全无法解释事实的困境之中。
　　我非常渴望CCTV能满足我深刻的恐慌和焦虑，因为我坚定地站在正确一边，而潜意识却经常站在美好一边，正确与美好从来不曾这样分离过。当我看到“暴徒”被纷纷捕获时，我同情“暴徒”，我质疑为何要对“暴徒”使用远远超过必要的暴力，这在父母那里是不难理解的，展现专政的威力。我不太能接受父母后来的结论，但CCTV却不能说服我，他们说，邓本质上与毛是一类人。
　　当邓终于坚定自信地出场，总结它迟早要来时，同学们第二天齐齐赞美邓果然英明神武，即使是以前整天说邓连毛的一个手指头都不如的同学，也对邓佩服连连。我被困惑折磨得疲惫不堪，只想赶快要个可信的说法，统一思想，然后忘掉。

　　　　六

　　我差点忘掉自己的任务是参加高考。
　　其实，我读书不过只是一直在糊弄父母，但要把这个过程对付完。
　　高考第一天是我的生日，中午吃过饭后，父母突然决定，由父亲骑车一路陪我去考场，我这么大个人居然被自己老爸护送着上考场，这是怎样的一种羞辱，我立即被这个主意激怒了，当然，我的嚣张更激怒了父母，几句话下来，气氛就对立到无法沟通的程度，我光着脚冲进了楼梯，门被重重摔上，它又被拉开，父亲跟了出来。
　　我刚跨上自行车，我的那双凉鞋啪地一声从三楼被扔到我的脚下。
　　我一声不吭地疯狂踩着单车，五十岁的父亲在烈日下拼命地追，我知道父亲在后面咬牙切齿，他能追上普通中年人，但不可能追上我。我们家在远郊，路程足够长到我可以把父亲远远甩出视野。
　　晚饭时，果然没有清算，大家默默吃饭，父亲甚至态度温和地让我多吃点。
　　那段时候，天气与春夏之交已有巨大差别，无风无云无闷热，只有毒辣的太阳对人赤裸裸的煎熬烧烤。
　　考完试后的某个休息日，快到午饭时刻，我正躺着懒觉，门被用力撞开，午饭时刻到了。
　　各自默默吃完饭，父母一脸铁青端坐沙发上，清算的时候到了。
　　“你这个畜生，你爸爸那天在后面追你，气得肺都要炸了。”我没做声，在厨房里洗碗，外面是两个人愤怒总结各种被骂过一万次的我的罪行。
　　我坐在餐桌旁，盯着墙壁，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没听见。我看见眼前出现一大堆空盒子和瓶瓶罐罐。
　　“老子们省吃俭用，怕你忙着学习不注意身体，给你买了上百块钱补品，你个畜生还有没有良心？”一大堆空盒子递到我眼前。
　　“其实，你们给我整天喝的这个镇脑宁，专门是给射击队员喝的，是喝了让人反应迟钝的东西，为了让你们安心，我一声不吭全喝了，你要我怎样？”我强词夺理。
　　“啪”一声脆响后，我耳边一片嗡嗡声，放佛一叠银元从空中划过。
　　我站起来，选择一个方便他们使用长兵器的位置站定。再来啊，我说。
　　噼噼啪啪一阵密集响声之后，打人工具折断了。
　　你给老子滚出去！
　　我从容而有力地慢慢带上门，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下楼梯。
　　自行车座在烈日下晒得能把屁股烫熟，我手扶着车座突然不知道该往哪去。我这才发现，我狼狈不堪的青春，就他妈这么过完了。

如果美国军队无法打败外星人

Sat, 27 Jun 2009 21:46:00 GMT

　　每次谈到电影，我周围一些其实特别没文化的家伙，会突然微笑着别过头，用白人探险家看毛利人的同情眼神看我一眼。因为我平时只看战争片，所以，哪怕只能说出一个伊朗或意大利导演的名字，在我面前，谁都可以脖子上无故多出一条许文强的白围巾。
　　我相信，《变形金刚Ⅱ》会让所有文艺青年失去发言的欲望。因为《变形金刚Ⅱ》讲述的是美国军队第Ｎ次单独出手解救全人类的故事，它很明显是一部美国军队的广告宣传片。
　　电影刚散场时，女友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决战要选在埃及么？因为如果在美国，好的变形金刚这一方可以单独打败坏的一方，美国军队就没有出场的机会了。
　　我很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决战地点发生在美国，要机器人出场何用？美国只消派出一小股国民警卫队就可以轻易干掉所有坏蛋。迄今为止，在各种入侵地球的外星人当中，变形金刚是威力最小的一种款式。难怪本次外星人入侵，美国总统破天荒地没有亲自出手，他只派出一个代表出场。理论上，这些只是钢铁之躯的外星人，M1坦克的120mm主炮完全可以在他们靠近之前一炮撂倒一个。所以，别说在美国本土了，即使在长城脚下ＰＫ，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都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坚决平息一小撮外星人的暴乱。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外星人只好精心选择跑到埃及这种弱小的第三世界国家找个决战地点。
　　这部美军的宣传片传递了如下信息：
　　1、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一样充斥着官僚主义，比如那个拿着总统亲笔信的官僚气十足的特使，但美军的主流是好的，尤其是基层指战员拥有积极的主动性和强烈的责任感。
　　2、美军有一支极为善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军官队伍，譬如那位驱逐舰舰长，在接到那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肉贩子的莫名其妙的电话后，一句废话没有，果断发射电磁轨道炮，点杀了一个外星人头目。
　　3、美国空军的投送能力，比我们以往所掌握的要强大得多，譬如满载的C17运输机，未经空中加油补给，就直接从美国本土飞抵埃及上空，而一支来历不明的F16战斗机部队，同样未经加油，就直接出现在埃及上空（美军最近的F16基地也距此2000公里之外）。
　　4、美军一旦准确判明敌意，通常会派出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强大力量。譬如美军毫无必要地派出了B1轰炸机，甚至美军此战根本不需要派出空军，单凭美军增援的坦克部队就可以毫发无损地全数消灭外星人。
　　5、美军是一支平等公正的军队，从那个令人厌烦的特使被从飞机上扔到沙漠而但广大指战员事后完全不担心因此受罚就可见一斑。
　　总之，这部勉强有些爱情+友情元素，处处强作幽默的片子，完完全全是为宣传美军强大战力而作。由于是一部宣传片，所以充斥着大量无法自圆其说的bug。
　　当然，《变形金刚Ⅱ》也明白无误地显示，为了能够对付美军，各种款式的外星人或机器人有明显的联手趋势。譬如那个将山姆“推坐”在床上的女同学，应该是从《终结者》那里派来的，因为它能随意变成人的技术，目前所知，只有未来地球上的机器人才掌握。此外，似乎本次对地球的全面入侵，《异形》也派出了小股辅助部队参与其中。看来，外星人对美国军队战斗力的急剧上升深感忧虑，为了拯救人类，美军任重道远啊。
　　万一哪天比美军强大的外星人来到地球怎么办？理论上，这样的外星人肯定会出现。
　　如果，美军根本无法对付的外星人造访地球，那么，一贯对每次都是由美军拯救人类感到不满的朋友有福了，因为，当外星人强大到美军都搞不定的时候，就该是咱中国人出手了。
　　美国一个“毛派组织”在声讨好莱坞的罪恶时，老早就预言到了这一喜人的场景。
　　——这个组织认为，好莱坞长期有计划有预谋地妖魔化外星人，故意把外星人描述成像当年西方的殖民者，是因为不知比人类先进N多年的外星人，早已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它们若降临地球，一定是来传授共产主义的……
　　毫无疑问，当史上最强大的外星人降临地球时，美国人若胆敢做螳臂挡车的歹徒，那就让他们去与外星人为敌吧，只要我们中国人喊出烂熟于心的口号，我们就得救了。

其辱自取

Sat, 27 Jun 2009 10:24:00 GMT

　　前些时候，围观某卫视的一个牛人认证、授勋晚会。虽然，这晚会山寨得不能再山寨，但其名目、奖项设置却是正确得不能再正确，健康积极向上和谐圆满胜利团结。所以，那个小小会场，除了一位牛人遣一毫不相干的人代领那条猪肉外，各路牛人齐聚，各个红光满面，谈笑风生。
　　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总结一遍，各单项牛人奖颁布一圈后，终于到了高潮。各主持人鱼贯从后台闪出，做激动雀跃状，各自口念颂词，随着主持人用江青式的激动嗓音报出那个德高望重的名字，一位金丝眼镜三件套的老“尖头们”在掌声雷动中颤巍巍闪亮登场。
　　无疑，金庸老先生很是看重这个终身荣誉奖。与那些骤然爆发的成功人士相比，譬如冯小刚之流，金老先生态度庄敬认真，足令那些把感言当成卖弄嘴皮子的小暴发户们汗颜，如果丫们懂得什么叫汗颜的话。所以，金老先生虽有事前认真准备，但上得台来，却是激动得有点说都不会话的意思。他喘息连连的每句自矜自夸，都是一阵暴雨般的掌声。
　　在无数滚烫双目光搀扶下，金老先生缓缓步下台阶，我就盼着倪萍出来，眼眶含泪地在《难忘今宵》的歌声中宣布各位散伙。
　　然而，这高潮虽然暂时息止，但晚会却一点没有见好就收官的意思。
　　貌似，这压轴戏的主角还另有他人。
　　果然，这操蛋的牛人认证晚会，除了有个终身成就奖外，居然还搞了一个最高终身成就奖。当各主持人再次环舞台站立，做倪萍状时，我不由得别过脸，朝金庸的方向望去。
　　我从来不曾喜欢过金庸。他的武侠小说在我看，几乎就是垃圾，他的文学史地位，纯粹是是这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太没文化的原因，只有他早年的时论才真正有价值。这个杰出的码字匠人，精明一世，可惜晚年糊涂，架不住帮闲吹嘘，几沦为小丑。
　　然而，当钱学森夫人蒋老太太被众人搀扶上台领取最高终身成就奖时，我对金庸老先生无限同情。我相信这位喜滋滋精心梳洗打扮一番的大师，在专程赶往北京，领取他心中最高的终身成就奖时，压根就不知道，居然还有一个什么最高终身成就奖。
　　冯小刚也好，张艺谋也好，杨紫琼也好，他们尚在事业如日中天的年岁，这等场合，正是把平时嗑瓜子练就的嘴皮子展示一番的机会。而金庸这等老派人物，矜持克制了一辈子，在夕阳无限好的最后时刻，追求的，无非是更多的大帽子，像跪在玩具柜台前不肯走的孩子，认真而执著。
　　妈的，竟然被人涮了。
　　而且，还不止一次。
　　我相信，金庸在他二楼巨大的书房缓步走了五十个来回，终于绽出顽皮的笑容道：好，咱们这就申请进作协吧。一定是楼下来客向他庄严承诺，作协保证给予其不低于如夫人的荣誉职位。
　　金庸扶着金丝眼镜，如闺房中等待了半世的初嫁新娘，红晕慢慢泛上橘子式的老脸，款款步下楼梯，向那位早就站起来恭候的中山装伸出热情的大手，年轻的中山装激动地说：所有的河流总会相遇，您这一下楼，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
　　金庸一回头，发现楼梯没了。
　　第二天，全中国报道金庸嫁入作协为妾。
　　太史公曰：被统战者，其辱自取。
　　

这本螳臂挡车的伟大杂志

Tue, 23 Jun 2009 09:36:59 GMT

　　“……11月9日中午11点，当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带着3000名纳粹分子向行政长官官邸开去时，严阵以待的警察开了枪，打死了14名纳粹分子。这群螳臂挡车的歹徒顿时做鸟兽散……”
　　每期《战争史研究》总是不辜负我的苦苦期盼，在给我巨大的阅读快感时，还能捎带着一些暗中的惊喜，让你在某段文字某句话中找到独特的识别暗号，让我一再能自我确认，唔，我是这本杂志的合格的读者。
　　对多数对军事历史题材不感兴趣的人来说，《战争史研究》是本沉闷无趣的书，没错，它厚达120多页，每期文字总量在30万字以上，通常每期的文章总数不超过6篇，而且很多文章是连载的。它确实就是一本书，因为我们伟大祖国的优越体制，它用的是书号而非刊号。不过，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这本书是用今天中国最平实优美的汉语写就，自有一种含蓄内敛的幽默和热情。这样的文字一直是我所追求的目标。
　　据说，最近有位同行招新人，问及对许多媒体看法。新人在谈及我所供职的媒体时答曰：这是一本在家里攒出来的杂志。凭这句概括，此新人获得了工作。这个说法传到我这里时，带了些许的嘲弄，不过，当我想到还有《战争史研究》这样的杂志时，我觉得在家里攒，一点算不上难为情，当然，我供职的媒体给人如此印象，实在情非得已。
　　记得我在日本的书店看到《周刊文春》时，惊讶地发现它和不少日本如雷贯耳大名的杂志一样，封面除了刊名，竟然没有任何内容的提示文字，我买到的那期，封面是一只猫，外加“周刊文春”四个字，可以自我到这个程度的杂志，只能说明它的长期专注，已拥有极高的读者粘性，这样伟大的杂志国内目前还不可能出现。当然，我说的是除了《战争史研究》以外的杂志。本期《战争史研究》的封面，是铁托的大幅半身照和“战争史研究”五个大字，惟一的内容提示，我以为是“主编　阎京生”。
　　又，和许多觉得鸡蛋实在味美非得认识那只母鸡不可的读者一样，我想方设法打听《战争史研究》的主编阎京生，试图有机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身边倾听，奈何阎京生和刘怡（副主编）这两位隐士高人的门扉，我至今尚未打探得到，也许是我心不够诚的缘故，毕竟在我，留个远远的偶像用来崇拜，是一种心理需求。
　　　

全国卷一：致动物管理局的举报信

Sun, 07 Jun 2009 22:30:00 GMT

高考语文试卷全国卷一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兔子是历届小动物运动会的短跑冠军，可是不会游泳。一次兔子被狼追到河边，差点被抓住。动物管理局为了小动物的全面发展，将小兔子送进游泳培训班，同班的还有小狗，小龟和小松鼠等。小狗，小龟学会游泳，又多了一种本领，心理很高兴：小兔子和小松鼠花了好长时间都没学会，很苦恼。培训班教练野鸭说：“我两条腿都能游，你们四条腿还不能游?成功的90%来自汗水。加油!呷呷!”
　　评论家青蛙打发感慨：“兔子擅长的是奔跑!为什么只是针对弱点训练而不发展特长呢?”思想家仙鹤说：“生存需要的本领不止一种呀!兔子学不了游泳就学打洞，松鼠学不了游泳就学爬树嘛。”
　　要求选准角度，明确立意，自选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致动物管理局的举报信

尊敬的动物管理局首长：

　　我是水上分局游泳基地后勤科的螃蟹，我在游泳基地后勤工作的战线上，已经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三十年，虽然政治面貌是群众，但我一直对组织上忠心耿耿。我写这封信，是因为最近在游泳基地出现了一系列非常不正常的、甚至是十分严重的动向，我觉得我再也不能坐视不顾，所以，冒昧地向组织直接写信反映我看到的一系列不正常现象。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月，游泳基地训练班来了一批新学员，成员有兔子、乌龟、松鼠和狗，由教练鸭子培训它们，虽然这些人表面上遵从组织的安排、分配学习游泳，但是，背地里，这些人经常聚在一起不好好改造，甚至发牢骚，不但对组织发表了大量恶毒言论，还散布制造了一些列针对组织的谣言，更为严重的是，基地的部分领导严重丧失了立场，竟然同情甚至附和他们的反动言论。下面，我汇报一下我搜集到底他们的各自表现：
　　兔子最反动最猖狂，天天散布不满，它的反动言论主要有一下三项：
　　1、所谓狼把我追到河边差点被抓住的说法，完全是当局为了强迫把我送到游泳培训班而制造的谎言，如果狼把我都追到河边了，那我不是淹死就是被吃掉，怎么可能会是“差点被抓住”呢？当局制造的这个谣言，太没技术含量了。
　　2、我被送到这里，可能是我上次获得短跑冠军后，不小心对“动物自由联盟”的记者透露了我被迫服用兴奋剂的问题，所谓的改练游泳，实际上是想故意让我淹死，用这种方式灭口。
　　3、我的表弟白鼠比我命运悲惨多了，因为打洞试图穿越动物管理局的围墙，结果被抓去做活体试验，据说是被活体取肾，总之很惨。
　　乌龟表面上挺憨厚老实，其实骨子里和兔子一样反动，他胡说什么“我被送到游泳训练班肯定是个误会。我因为抱怨过房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房子，干脆自己弄个小产权房，随身背着走，被抓去送到飞行培训班学习，结果我从飞行塔楼摔了下来，我的小产权房摔得七零八落，还好，它保护了我，你们看，我现在把它拼贴着粘了起来，看上去竟然比以前好看了。我保外就医后，原本应该送回强制学习飞行的，我被弄到这里来，估计是当局执行机构官僚主义发作吧，我真该感谢他们。”
　　松鼠表面上胆小怕事，但也散布对管理局的不满，他造谣说：“我想我完全应该是被兔子连累的，我没有干过任何一件坏事，也没说过管理局任何一句坏话，对了，我只对啄木鸟一个人悄悄说过，我表哥兔子被抓起来了，他是被冤枉的。”
　　青蛙作为基地的主管领导，对这些被送来的学员，不但经常公开表达同情（譬如总是借故让兔子和松鼠免于培训），甚至还附和兔子的反动言论，胡说什么“现在当局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抓你到这里来，借口都不需要的”。尤其恶劣的是，他公然向兔子等反动分子泄露机密，5月17日，他自以为周围无人，悄悄告诉兔子，让他注意不要在狗面前发牢骚，说狗是派来的卧底.5月28日，他又故意装作哀叹的样子，将基地以前淹死过猴子、乌鸦等等情况悄悄告诉给了兔子。我想，对这样的领导干部，组织上应该派调查组审查他的问题。
　　仙鹤作为基地的领导之一，并没有对青蛙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公开言行做坚决的斗争，反而阴阳怪气地说不改革不行之类，经常附和青蛙。
　　此外，基地的教练鸭子，虽然业务上勤勤恳恳，但只顾低头拉车从不抬头看路，对培训基地出现严重的政治方向错误的苗头从来不闻不问，这样的人年年获先进，辜负了组织对他的信任。
　　总之，游泳训练基地已经令人痛心地丧失了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的作用，为一小撮丧失原则的、甚至是反动势力所控制。作为一名在基地战斗了几十年的老同志，我恳请组织上立即派遣专案组彻查游泳基地。

　　此致
　　　　　　　　　　敬礼

螃蟹

2009年6月7日

　　一、此为盛大文学文化频道“盛大杂谈”论坛命题作文，未经授权，商业媒体不得转载
　　二、欢迎光临“盛大杂谈”论坛，本人作为版主，将热情端茶送水伺候。

江湖行走要有大是大非大节

Tue, 26 May 2009 18:59:34 GMT

江湖行走要有大是大非大节

这是一家大型网站首页的截屏，请问，是新华网、人民网还是千龙网的？

回答之前，不妨先回顾历史。

2008年4月，北京晚报揭下了南方报业集团的画皮，一年后，该报又撕下凤凰卫视的面具，2009年1月5日，更有七部委联合重拳出击“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1月7日，多家门户网站集体道歉，更有人“顶风作案”被开除。

江湖近年多风雨，出门行走要小心。

现在回到正题，上述三个答案都不对。

这个首页截屏是暴风影音的。

暴风影音首页上的重要链接，内容要么是2004年的，要么，是在今年1月份伟大的“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期间的内容，它从昨天晚上（5月26日）到5月27日凌晨，几个小时未更换。

为什么暴风影音会突然变成新华网、人民网的首页？不妨简单追溯最近几天的新闻：5月19日，全国出现大面积断网事故，经查，系暴风网站的域名解析系统受网络攻击出现故障引起，23日，网易科技发表独家评论《暴风影音理应为断网事故负责》，25日，暴风影音发出公开信，向全国用户和网民致歉，事件到此为止，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以为，暴风影音、网易科技的表现都值得赞赏。

然而，暴风影音道歉一天之后，突然挂出这样的首页，实在令人不安。

我不安，曾有著名的论坛社区的站方向监管当局偷偷举报，竞争对手纵容网民发言尺度过宽；我不安，对方以同样方式悄悄回击；我不安，门户网站也曾有过类似行为；我不安，新闻人评价竞争对手时，喜欢不屑一顾指责对手利用了管制的漏洞……

中国的江湖，不是自由的江湖，是文网密布、处处陷阱的江湖。

人在江湖行，身段上、技术上，要以正常江湖的规则约束自己，是为节；人在江湖行，难免脚跟碰脚尖，相处之道，不可借用非江湖逻辑的文网和陷阱，是为大是大非。

人在江湖行，非江湖的纲纪律令如刀悬颈，刀俎之下，你我皆鱼肉，我可借刀杀人，人亦可借刀杀我。

某搜索网站以言论控制不利，借刀排挤了海外竞争对手，谁料转过头，刀俎又悬于自己颈上，被某电视台以不道德行为曝光，最后，只能破财消灾。

借刀杀人，你今天赢下一站，明天的下一站，谁敢说赢家还会是你？那家搜索网站在被人深入揭批有违商业道德时，君不见监管者推出了新华搜索么？可惜，它江湖行走，全无是非，更无节气，今陷刀俎，同情者谁？

和谐社会，以和为贵，行走江湖，不可无大是大非大节。毕竟，文网、陷阱只是一时，而是非公道人心，自是永恒。

900多年前，包拯曾拟词自勉，是为官之道，亦是今日江湖行走者自存之道，兹录如下，与诸君共勉：

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

精钢不做钩；

仓充鼠雀喜，

草尽狐兔悲；

史册有遗训，

无贻来者羞。

北回归线上的疤痕

Thu, 21 May 2009 08:07:00 GMT

按：三十年前，两个多年来同志加兄弟的国家突然翻脸，一个要教育忘恩负义的东方小霸，一个要保家卫国打击霸权主义侵略者，战火在北回归线附近燃烧了将近十年。当时，每个国家都把战争中的英雄当作新时期的楷模和偶像，突然之间，两国又像当初翻脸一样和好了。没有人知道真正翻脸的原因，没有人详知战争的过程，三十年过去，国境线两侧的昔日敌人就像接到同一分文件一样，所有国民要求遗忘掉这场战争，曾将无数家庭和个人卷入的战争就像从来不曾发生过，只有那些命运被深刻改变的人，无法遗忘。

□ 文/记者周宇

2009年3月11日，昆明的一家皮具美容店，52岁的店主赵永刚，坐在满屋的皮鞋、油漆和皮衣中间已忙碌一整天。金融危机以来，皮具美容店生意差了许多，好在最近送鞋子来保养的人又多了起来。

一个和赵永刚年纪相仿的人径直步入店内，与他商量晚上聚会的事情。这个人告诉赵，聚会有老首长出席。赵永刚开始为难起来，他想见见昔日的首长和战友，但又舍不得丢下这满屋的鞋子。

赵永刚是中越战争退役老兵，二等功臣。2009年2月17日，是中越战争30周年纪念日，2月份以来，赵和战友的聚会、扫墓和纪念活动也因此不断。

3月6日，越南北部老街省老街市，50岁的摩的司机阮文贵又拉到了一个中国客人，这个客人的目的地是城外的老街省老兵公墓。1万越南盾，阮文贵很高兴能做成这笔生意，并且不介意在客人参观公墓时，在公墓门口等候。

公墓位于老街城外约3公里，在通往老街市开发区的路上，周围少有人家。公墓里空无一人，只有少数墓碑前有蜡烛或是香火的痕迹。公墓正中的纪念碑上写着“祖国记功”，纪念碑前只有一个花圈，上书“祖国永远记住你们的功劳”。这里埋葬着一些在中越战争中的越南阵亡者，许多人没有留下姓名。

时近三八妇女节，老街街头到处都是卖花的摊位，根据习俗，很多人都会买花送给家中的女性。但在公墓里，一束花也看不到。

见客人对中越战争有兴趣，阮文贵介绍，自己就是那场战争的老兵。阮脱下外套，卷起袖子，他的右臂上赫然呈现一个炮弹弹片留下的伤痕。

在老街市，许多开摩的的司机都和阮一样是中越战争中的越南老兵，他们并非老街本地人，是因为战争而留在了这里。

在2月17日那天，越南河江省境内的1509陵园，同样鲜有来访者，整个陵园只能看到一两束鲜花。一个越南老兵点燃了香，孤独地纪念他埋葬在这里的上千名战友。

中越战争是中越两国最近的一场有重大人员伤亡的战争。据越南官方公布的数字称，中国有2万人被击毙，伤6万余人。中国方面，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称，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

从1979年2月1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开始，中国士兵赵永刚、越南士兵阮文贵和他们各自的战友，在红河岸边展开厮杀。每个人身边都有大量战友倒下，每个人都见证了城镇的毁灭以及百姓的流离失所。战争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虽不为他们所理解，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1979年2月17日零时，22岁的赵永刚和战友们接到命令，乘坐橡皮艇从河口县偷渡红河，进入越南的黄连山省（现分为安沛省和老街省）。

当时赵永刚头脑一片空白，感觉像在做梦。两年前入伍时，赵完全没想到会打仗。对他来说，部队只是个跳板，为的是退伍后可以进工厂。

1978年下半年，军区首长突然密集地视察，一位首长还在视察之后丢下一句话：“希望你们为人民立新功。”赵隐约感到，“立新功”可能意味着要打仗了。

年底，对越作战的任务下达。士兵们被告知，中越两国不再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越南是个忘恩负义的国家，不但大规模排华，侵略柬埔寨，还炮击、骚扰祖国的南疆。

赵永刚在偷渡的时候，20岁的阮文贵，这个在驻老街的越南地方部队中服役的士兵，还在睡梦中。阮文贵与赵永刚同一年入伍。高中毕业后，阮文贵没考上大学，按国家规定进人民军服役3年。

阮文贵的中学时代是在中越友好的宣传中度过的，他在高中学习了3年中文，这是当时越南中学教授的唯一外语。在学校，阮被告知中国给了越南大量无私的援助，他从未听到任何批评中国的言论。

在高中毕业之后，阮发现了变化：许多中学不再教授汉语，而是改教俄语。阮对此感到不安。阮原本是准备训练后被派往柬埔寨战场的，但最终留在了老街。

凌晨2时，偷渡成功的赵永刚和战友们摸到越军阵地，对方喊口令，他们抬枪便打，不久，赵听见其他地方也响起了枪炮声。

赵永刚当面的越军，当时大部分正在阵地背后一个砖瓦厂的院子里看苏联电影，对战争爆发毫无准备。顺利占领越军阵地后，赵永刚发现，阵地上的重机枪和用来对付步兵的高射机枪都没用上，阵地前的陷阱里甚至没来得及插入致命的竹签。

两小时后，河口方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强渡红河。一个叫谢明的通信兵看着身边的战友一波一波地乘坐橡皮艇，高喊“同志们，为保卫祖国领土，冲啊！”，奋力向河对岸划去。对岸越军则对着口号声的方向猛烈射击。

约一小时后，中国炮兵开始压制越军阵地，炮火映红了夜空。中国军队终于抢滩渡河成功。

清晨，谢明渡过被中国军队鲜血染红的红河后，才发现自己配属的连队突然少了很多人。很快，大批陌生的面孔填充了刚刚空缺出的位置。

正准备起床洗漱的越南士兵阮文贵被中国军队总攻的震天的枪炮声吓坏了。此前，阮文贵和他的战友每天都在担心中国可能的进攻。此后的日子里，阮只知道到处都是中国的炮弹，到处都是源源不断进攻的中国军队。阮与所在的部队边打边撤。

2月17日凌晨，中国军队总攻的炮火也将老街市女中专生姜氏梅惊醒。周围是不断的爆炸声，附近的教堂被炮弹炸毁，姜氏梅的一户邻居家被炮弹击中，全部死去。

老街城一片混乱，人们只知道炮声是从北面传来的。姜的父母丢下了临街的大片木头房屋，只带着些衣服和钱，在黑暗中拉着7个孩子往南跑。

全家夹杂在难民潮中狂奔，终于逃到40公里外的柑塘。柑塘火车站挤满了逃难者。姜家幸运地挤上火车，逃到200公里外安沛省的亲戚家。列车的窗外，是挤不上车徒步往南的人流。

在逃到老街南面约20公里的地方，阮的部队被中国军队包围。他身边的战友一批批阵亡，尸体被活着的人遗弃。阮文贵被弹片击中了手臂，但侥幸冲出包围圈。不到一个月，阮文贵所在约100人的连队就阵亡了49人。阮的一个兄弟战斗单位则全部阵亡。

赵永刚所在的尖刀排在进入越南4天后遭到重创：被埋伏的越军前后堵在了一片山谷之中，激战中，一名机枪手死在了赵的怀里。赵所在的连队，在第二天早上清点人数时，包括抬走的伤员、牺牲者、被打散的人，160余人损失了100人。赵因勇敢荣立二等功。

谢明所在部队损失更大。“每一分钟都在死人”，谢回忆，即使在已被攻占的城市也是如此。谢被子弹击中了腹部。来到柑塘的第三天，谢明和战友们平时喝水的水塘里突然漂满了尸体。大家这才知道此前柑塘火车站发生过肉搏战，死去的军人都被丢进了水塘，在水底沉了2、3天后才浮了起来。

　　【“兄弟之间”的战争】

直到战争爆发后，才有一位战友告诉阮文贵，战争的原因是“中国和越南本来走同一条路，但越南背叛了中国想和俄国人走，于是中国要教训越南”。

很多年之后，阮文贵说服自己，这是一场兄弟之间的战争，与抗美、抗法战争完全不同，“亲兄弟还打架呢！”

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赵永刚也觉得自己对待越南人，应该像在国内作战对待老百姓一样。

2月17日上午，赵永刚第一次见到逃难的越南老百姓。他有些心疼地看着眼前惊恐的老年妇女和孩子，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呆在家里不要乱跑，并分给爱抽烟的老年妇女们烟抽。

赵有时会问村民：“中国好不好？毛主席好不好？解放军好不好？”得到的答案都是“好”。一些村民在解放军进村时就翻出早年的毛主席像，挂在家里。

一次包围越南村庄，并成功抓获大批战俘后，赵所在营经过请示上级，决定向村民们宣传中越友好。赵永刚所在连队手持冲锋枪包围了一块水田，其他连队则跳进田里，为越南村民插了两个小时的秧。

村民们好奇地围了上来，一些村民的脸上带着笑容。赵永刚觉得那是“皮笑肉不笑”，大家都知道这是表演。

谢明所在部队也曾试图建立与越南村民的“友好”。战争初期，谢的战友们被命令见到逃难的越南老弱病残，要背回来予以救治。但难民们并不领情，一些战友被背在背上的“难民”突然拔刀捅死。

谢的战友对此感到费解，抓获了一名这样的“难民”后，战友们审问她，为什么要杀死中国军人。装扮成老太婆的年轻越南女子称，“你们是侵略者”。

血的教训让谢明和他的战友只能放弃友好。

谢明在越南乡村见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东西，包括捷克的摩托车、苏联的康拜因、法国的装卸车、日本的收录机。

在进入越南人家中搜查时，谢突然发现桌子上一个疑似定时炸弹的电子装置，战友们立即卧倒，但炸弹并未爆炸。一名战友壮着胆子按了一下按钮，“定时炸弹”开始播放音乐。此后谢明才知道，这原来是日本三洋牌收录机。而法国的装卸车则被误认为是新式坦克，被士兵们用火箭弹摧毁。

1979年3月28日，谢明的部队在柑塘接到了撤退的命令。此时，谢明才知道，3月5日，北京已经宣布撤军。

谢明的部队撤退时，同时完成炸毁当地主要建筑物的任务。柑塘政府大楼、百货大楼、老街市政府大楼、发电厂等建筑，以及一个磷矿、大批桥梁被全部炸毁。谢明记得，老街城里那些法式的漂亮小洋楼也都被炸毁，一些藏有武器或民兵的村舍则直接用燃烧弹烧毁。

赵永刚的部队同样边撤边炸。被炸毁的许多房屋和设施，都曾是中国援助建设的。中国军队撤退后，越南北部的老街、沙巴、同登、凉山、高平等众多城镇成为一片废墟。一位越南记者称，在高平，“中国人一所房子也没有留下”。

阮文贵突然听到中国人撤退的消息时，感到比战争的爆发更加难以理解。30年后，阮依然不明白中国人怎么说走就走了。

一直被往南方赶的部队开始追在撤退的中国军队身后打。阮跟着部队打回老街，一直打到了红河岸边。

阮文贵看到的老街城已经是一片废墟，兄弟之情荡然无存，战友们只要见到中国人就立即杀死。那时候，阮一见到红河对岸清晰可见的中国人，就恨得咬牙切齿。

逃到安沛省后，姜氏梅一家很快花光了积蓄。他们没有回到家乡老街，越南政府不允许任何市民回到已成废墟的老街城。姜氏梅一家和其他从老街城逃出来的家庭一样，靠外出打工或是做小生意努力活下来。战后10年间，他们的家乡老街城，除了驻军，是一座只能长草的空城。

　　【战火十年国境线】

1979年的战争结束后，阮文贵和赵永刚都在一年后退役。两年后，双方争夺重点集中在广西境内的法卡山、云南麻栗坡县境内的老山、扣林山、八里河东山、者阴山等地。北回归线以南不远的中越国境线上，再次成为炮火连天的战场。

麻栗坡县烈士陵园的《老山、八里河东山、扣林山地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概况》（下称《概况》）称：“自一九七九年我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以来，越南当局本性不改，不顾我国政府多次严重警告，继续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西侵柬埔寨，北犯我国边疆，先后派兵侵占了我国云南边境老山和扣林山地区十个高地。”

1981年5月、1984年4月，双方在此地展开激烈争夺。中国内地的各大军区轮番上阵，与越军厮杀。《概况》称，仅其中一次长达100天的战斗，中国军队就攻克了50多个高地。

战火在这一西南边陲小县燃烧了整整10年，距今天麻栗坡县中越天保口岸30公里的老山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战场。

959名解放军和支前民兵阵亡者被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其他一些则被火化后运回原籍安葬。陵园中的阵亡者来自19个省市，最小的年仅16岁，他们当中有的阵亡时入伍仅3个月。

天保口岸不远处盘龙河畔的一个桥头曾经是遗体转运站，村民们记得，整卡车的遗体被堆放在这里，再转运走。当地的老太太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死去的年轻人，以及满地的遗书和遗物，一起跪在路边痛哭。

越军同样死伤惨重。据云南省边防部队记载，仅在1984年4、5月间连续100个昼夜的激战中，就击毙越军副团长以下官兵数千名。

一名越南汽车兵对越南记者回忆，早上载着满车的士兵上前线，晚上拉着满车的伤员和阵亡者回来。满车的伤员和尸体之间，一段香蕉树的树干上插着点着的香。汽车兵原本以为会有一些伤员能活下来，但在到达目的地后，经常发现一车人里只有他自己是活的。

在越南河江省临近中国一侧，遍布着众多烈士陵园。仅在渭川县烈士陵园，就埋葬着1600名死于中越战争的军人。

战争对地方的影响同样巨大。

2004年，曾有文山州官员告诉大陆媒体，整个战争期间文山州仅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9.8亿元，间接损失更无法计算，而从1949年到1991年的42年间，国家在该州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8.4亿元。

文山州政府的文章曾称，该州“是从1992年战后恢复建设才集中了全部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在全国人民大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文山的各项工作都‘一切为了前线’，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支前是文山州最重要的工作。州里成立了支前办公室。谢明回忆，那时候“最新鲜的蔬菜都给我们吃，香烟要多少有多少”。

文山州的官方资料记载，1984年到1993年间，全州支前物资供应共计粮食11099.63万公斤、食油678.425万公斤、木柴煤炭19687万公斤、肉食2105.365万公斤、禽蛋及副食品1439.565万公斤、鲜（干）腌菜12844.95万公斤、香烟839.99万条。这一数字还不包括供应前线部队生活日用品、马料、马草以及计划外供应及慰问品。

此间，全州文山、马关、富宁、麻栗坡、砚山、广南、西畴等各个县共组织民兵连108个共计10393人，民马连55个计4838人，3764匹马。

战争也带给当地一些好处。文山是中药三七的重要产地。轮战期间，大批军人过往导致三七销量猛增，居民常常只要挑到路边就能全部卖掉，干三七的价格也能在一夜之间每公斤上涨数十元。

另一好处是，战争令公路一直修到了老山顶上。

离天保口岸约1公里的壮族人梁久永，一家都是国营天保农场的职工。10年间，梁家经历了三次疏散。

1979年的战争爆发后，梁久永的母亲用壮族传统背带将4岁的他背在背上，全家疏散进猫耳洞，洞外，炮火整夜不停。

1981年，梁家再次被通知疏散，一些来不及疏散的村民死于炮火。梁的父亲是支前民兵，梁的母亲独自带着5个孩子疏散。3年后，小学二年级的梁久永刚刚开学，梁家遭遇第三次疏散，梁久永再次离开学校。

1986年，因为梁久永的表娘（爸爸的表妹）是对面的山里的越南人，梁家被要求调到其他县的农场。但梁家断然拒绝离开居住了数百年的山头。

梁家此后被停发工资和粮食。这一年，小学三年级的梁久永辍学回家，和家人一起喂猪为生。梁每天和军人们住在一起，并收集军人的剩饭喂猪。

梁久永在越南的表娘一家，同样因为在中国有亲戚而遭怀疑。猛烈的炮火中，表娘一家和村民们躲在山洞里不敢出来，以木薯、野菜为主食。村里一名少妇冒险出山洞背米，被炮弹炸死。惊吓和饥饿之中，表娘家亲友中的三位老人先后死在山洞里。

漫长的战争令供职于老山前线总指挥部的谢明备感煎熬，尽管是军官，他也不知道战争到底何时结束。

长年的轮战，令部队的纪律成为问题，当地也逐渐开始抱怨军人扰民。

1990年，越南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副总理武元甲应邀访问北京；越南体育代表团参加十一届亚运会，中越出现和好的迹象。营以上军官的政治学习，一度出现要求对战争总结和回顾的内容，前线军官预感到，战争或需要结束了。

【垮掉的一代】

1992年，中越战争彻底结束，老山的轮战部队陆续撤离。

此前一年，局势已经缓和。梁久永家和越南的表娘家相隔10年后终于在中国一侧再次见面。梁的母亲送给表娘家一小包大米。

表娘家从南方重返故园时，村庄已被炮火夷为平地。田园里满是巨大的弹坑和地雷。除了野草，长在田地里的树木也有一抱多粗。

生存成为双方共同的难题。1993年之后，中国政府要求战区人民“两费自理”（生产费、生活费）。梁久永的母亲于是背着清凉油、感冒药、针头线脑、衣服、壮族绣花等翻过山头，去越南出售。

一个瘸腿、姓田的越南人热情地接待了梁的母亲。田笑着说，他是越南的特工，战争时曾带着10个部下，背着100公斤TNT来中国炸桥。但在半路踩上地雷，失去一只脚。

田家的房子也被炮火摧毁，只得在山上用树木简单搭建一间。屋子里只有蚊帐和被子，屋外的几颗龙眼树用来养活4个孩子。

由于地里地雷太多，没有人敢种地。梁久永的表娘一家就靠捡炮弹皮、手榴弹，以及拆废弃的军事工事里的“工事钢”卖钱为生。尽管如此，仍不时有越南村民被地雷炸死。

中国一侧，天保农场也有人被地雷炸死炸伤，但集中扫雷之后，农场橡胶生产得以恢复。但生活依然贫困，如果想要现金，只有挖“工事钢”卖钱。

梁久永没能把初中读完，被战争打断多次之后，梁无法再沉下心读书。战争成了他心中最深的烙印。他觉得自己的心理是畸形的。没有玩具，也不用上学，梁小时候曾经拆一箱手雷，往河里扔着玩，或是打枪来消磨时间。梁久永记得，1985年来的一些士兵入伍时间太短，还不熟悉武器，农场的孩子们就教他们使用武器。

梁如今依然习惯性地穿着从军用内裤到迷彩服、军靴的一整套军装。他热衷于寻找许多只有他一个人能找到的中越战争遗迹。

在网上，梁久永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驳斥那些对中越战争一无所知，却无限向往的年轻人。对战争和死亡的厌恶，又令他挣扎了很久后决定不去当兵。

战争结束后，梁久永到处打工。他走遍了大陆的众多大城市和云南的各个边境口岸。1994年在中缅边境的瑞丽口岸，梁被当地的灯火辉煌震惊了。

“同样是国家级口岸，瑞丽人都开始盖别墅了，我们天保口岸还在解决温饱问题。”梁对此愤愤不平，他认为，天保口岸被战争耽搁了太久。梁后来又去了云南另一中缅边境城市畹町，发现比瑞丽更加繁华。1997年，梁离开冷冷清清的家乡，去广东打工。

战后，边境还经历了一段混乱期。1990年代中期以前，遍地的枪支弹药、手榴弹威胁着治安。外地商人来到此地都要保持谨慎。梁也曾借此欺行霸市，强行装卸货物。

如今，不论是文山州还是红河州，依然到处都可以见到“枪支弹药”、“枪支迷药”这样的小广告，和办假证的小广告一起涂在墙上。

就在2009年2月份，梁久永的妻子还在山上挖出了一箱曳光弹，交给附近驻军。梁对这种子弹的原理和使用方法了如指掌，驻军的士兵们却反而从未见过。

在梁的印象中，和他一起长大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出人头地”的。与周围崭新的楼房相比，梁久永多年前盖的家看上去更像是个厂房，略显寒酸。

文化程度不高，脾气极度暴躁成为一代人的共同特征。梁的一位同龄的发小因为冲动杀人而被处决，梁自己也曾经抄起铁棍殴打他人，仅仅因为对方朝他姐姐行走的方向吐了口水。

“翻脸比翻书还快。”身边更年轻的人无法理解梁久永这一代人奇特的脾气。梁说，他在突然翻脸时，常常想起小时候那些和他一起玩耍的士兵，转瞬间就变成烈士。

梁自己也险些被近在咫尺的炮弹炸死：幸好炮弹落在一个洼地，死角挡住了弹片。

1992年，姜氏梅一家也回到了老街。此前一年，越南政府才正式允许老街重建。姜家的木屋早已变成了长满荒草的废墟。幸运的是，姜家认出了当年的地皮，并在原地开始重新盖房子。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找回当年的土地。越南政府鼓励外地人重建老街，土地完全免费。姜家的一户邻居回来后发现，自己的地皮已被别人占据。

越南南方的年轻人也被鼓励来老街工作：无需考试，就能直接获得公务员身份。于是，老街的市区满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建者。如今，老街市已难以找到真正的本地人。

阮文贵也加入了重建大军。一个家在离河内不远的越池，来老街找工作的女子成了阮的妻子。阮幸存下来的战友，很多娶了外地来重建老街的女子。

姜氏梅如今在老街市一家农贸市场旁边开杂货店。战争令她离开了学校。但姜认为更可怜的是她在隔壁同样开杂货店的弟弟。弟弟甚至没能把小学读完。

3月7日，姜的弟弟在隔壁的店铺里拿着棍子打孩子，孩子哭喊着跑进了姜的店铺。姜用尽全力也没能拦住冲进来的弟弟，两个瓷盘摔碎在地上，破碎声与孩子的哭声混杂在一起。

姜的弟弟冲进店铺的深处一边继续用棍子教训10来岁的儿子，一边说，“我没读书不知道吃了多少亏，你还敢不上学去打游戏！”

【国境线恢复建设的较量】

1986年，越南步中国之后宣布“革新与开放”。

1991年，越共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访华，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这一年，美越关系也出现转机，华盛顿向河内提出关系逐步正常化蓝图。

从1991年至1995年的5年内，越南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高达8.2%，每年创造100多万个就业机会。通货膨胀率也从1991年的67.1 %降至1995年12.7%。这被一些研究者称为越南经济的“高速起飞期”。

1992年，国境线云南一侧开始了战区恢复建设。第二年2月，中越双方共同努力下，国务院批准恢复天保口岸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与此同时，越南方面对战后边境进行了大力扶植。扶植力度之大，甚至引起了文山州官员的紧张。文山州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中，详细列出了越南的具体政策：

扶植内容涉及口岸建设、扶贫、免税、贷款和教育等方面。战时被“净化”到内地居住的回迁居民得到特殊扶持，政府除向回迁农户无偿提供种籽、化肥和耕牛外，每户还补助建房费折合人民币1000～1500元。此外，边民们5年内免征一切赋税，政府每月还免费向边民提供一斤煤油和一斤食盐。伤残（亡）人员及其家庭则由国家出资建房。

一份文山州向云南省和中央政府公开提交的一份《情况汇报》称：“越方优于我方的边境扶持政策，已在我方边民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有的伤残人员抱怨：‘打战时国家要我们当民兵守哨卡，背弹药上前线，我们死的死、伤的伤，现在国家的照顾政策还不如越南的好，以后再打战，哪个还听政府的话上前线去送死？’”

一些边民受越方战后特殊扶持政策的影响，纷纷外迁。上述情况汇报称，数年来已有398户边民自动迁居，其中有198户752人外迁到越南、老挝和缅甸居住，“既造成不良政治影响，也危及了边防的巩固。”

梁久永也通过越南表娘一家的不断变化感到不平衡。90年代中期，表娘家开始经营洗车厂。此时，梁在越南当主治医师地一个亲戚，下班后还要靠卖酱油补贴家用。但是到90年代末期，梁家在越南的亲戚大多开上了汽车。越南由政府出资对民间买车的高额补助也令梁久永羡慕。

如今，战后的恢复建设重新成为一种较量，双方都在盯着对方的动作。

2000年，文山州一些县的边境村寨开始实施茅草屋改建项目，每家补助5000元人民币。当地公检法等单位，也各自挂钩一个村委会，帮助其建设小康示范村。2006年起，边境线上居民医保全部免费。但上述政策只有拥有国境线的村委会才能享受。

越南同样如此。一位匿名中国山区边境官员介绍，越南一方临近中国的房子靠中国的那面墙被粉刷得很漂亮，但中国的官员参观后发现，屋内同样简陋。

实际上，山区的贫困至今依然是两国共同的难题。2009年越南官方报道称，一个与广西、云南同时接壤的山伟乡共有908户，5112口人，其中未能解决温饱的占47.64%。河江省耸辣乡一个叫耸辣先的村庄，只有47户，90%多是贫困人口。

一些越南边防军人卖掉自己养的猪和羊，给村民们盖一种叫做“大团结屋”的房子。村民们哭着说，他们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匿名中国边防军官称，偷渡到中国来打工的越南人依然很多。2008年抓住的一名非法入境者，已经一个月没吃大米或是苞谷这样的主食。该越南人称，他来华打工的收入大约是10元人民币一天，外加吃饱饭。

贫困落后令一些越南山区少数民族妇女被拐卖到中国。同期的越南官方报道称，一些人只能卖几百块，多的到3200元人民币。她们大多被卖到中国当妓女，包括一些5-7岁的女童。这些越南女童在中国养大后，不会说越南话，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而在中国一侧，贫困使得一些山民宁愿冒险进入政府划定的雷区，因为雷区去的人少，可以捡到更多的柴火。于是，时至今日依然偶尔有山民被地雷炸死炸伤。

2006年，云南省副省长李汉柏在云南省战区恢复建设工作总结表彰会上说，尽管通过10多年的恢复建设，战区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遗留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战区22个县市有15个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共有贫困人口近170万人。

【国境线两侧的公墓】

1980年，赵永刚退伍后，被安排在昆明市活塞厂上班。此后的30年间，赵几乎每年都要去屏边县的烈士陵园，为团里的46位烈士扫墓。

赵每月从50余元工资中单独拿出5元，作为扫墓的路费。等凑够了大约一个月工资，赵就会请假，然后踏上去蒙自的火车，再转蒙自到屏边的汽车。第三天早上，赵就可以看到陵园里的战友们了。

赵在战友们的坟前点燃一支烟，洒上一杯酒，或是放个苹果，一边哭一边和他们说话。扫墓令赵沉浸在为国捐躯的荣耀感之中。数年之后，这种荣耀感逐渐褪去，赵永刚和战友们说的心里话也越来越多。

“大哥，我今天来扫墓，心里难过。我们打仗，保卫江山，到底为了什么？”赵对着墓碑说。年复一年，赵永刚在扫墓时唠叨着自己对退伍兵待遇太低、社会不公、腐败的不满。但赵永刚从不在墓园里提起的是，这场战争正在被遗忘，他怕战友们听了伤心。

1995年，赵离开了难以按时发工资的活塞厂，开始为昆明各种行业的老板们跑业务。之后，赵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皮鞋和皮具保养。

2月17日，中越战争30周年纪念，对赵永刚和谢明都很重要。越战老兵，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身份。此前的数天里，两人所在部队老兵分别聚会予以纪念。

但这一天对阮文贵并不重要。越南的军人纪念日是7月27日，这一天，参加过抗法、抗日、抗美、中越战争等历次战争的越南军人都会庆祝。历次战争中，中越战争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阮从来不去老街城边3公里的军人公墓扫墓，因为许多战友的尸体早已不知去向。偶尔，阮也会思念死去的战友，这令他又回忆起对中国人的仇恨。只是面对随处可见的中国游客和忙着去中国做生意的越南人，阮轻描淡写的仇恨显得无处安放。

即使是提到当年老街城的毁灭，阮文贵也觉得没什么必要。“如今的老街城比当初大十倍，又先进又漂亮。两国的关系也早已重归于好，还提那些事情干什么？”

老街城和对岸曾经令他恨得牙痒痒的河口县城几乎已经连成了同一座城市。河口的越南商贸街除了为来自中国内地的旅行者们服务，也在为越南人服务：越南人可以在这里购买国内不能公开出售的东西，比如工艺刀具和成人用品。

并非每一个越南老兵都能轻易放下当年的战争。前述河江省汽车兵就在2月17日来到公墓祭奠死去的战友。汽车兵给每人点了一支香。30年前，这里是打得最火热的地方之一，但在现在，烈士们静静地躺着。汽车兵说，山顶太冷了，希望2月17日能有人来给死去的战友们点香，让他们温暖一些。

阮文贵不愿意去的老街省公墓，赵永刚反而去看过。去红河对岸的越南看看，是众多中国老兵的心愿。

2005年，赵永刚和老战友们去屏边扫墓。对长眠在屏边的战友们一番倾诉之后，活着的战友们决定去老街看看。因为赵没带身份证，两名越南人民军士兵帮助他们偷渡了过去，中国老兵们为此每人支付了60元人民币。

赵想去老街省的军人公墓看看那些被他们打死的越南军人，这样心里会稍稍好受一点。不过走到公墓门口，赵没敢进去，他怕自己的年龄引起公墓管理者的猜疑。但赵不知道，这座公墓里面并没有管理者。

转：流星划过夜空之祝晴川

Sun, 17 May 2009 08:32:00 GMT

　　这是我的老师羊小倭几年前的一篇文章。羊小倭原名羊羊羊，ＢＢＳ上有青年问，你这么媚日，简直是小倭寇，遂欣然改名“羊小倭”，除了向日葵，确乎没有比他更亲日的生物了，如感不适，请批判性阅读。
－－－－－－－－－－－－－－－－－－－－－－－－－－－－－－－

《流星划过夜空之1937年12月南京城上空的一抹神光》

　　1937年11月20日，南京城守卫战拉开战幕。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区司令长官。一时间，大军云集石头城内外。国军将士达十一万之众。而他们面对的则是大日本帝国的八万虎狼之师。
　　12月7日。战斗在栖霞山打响。多灾多难的南京古城，一幕惨烈的悲剧正式上演。
　　12月12日。唐生智终于失去了作“当代史可法”的勇气，他忘记了自己的誓言。丢下了南京城里的40余万军民率先逃跑。转眼间，十余万英勇的战士顿时变成奋勇的逃兵。这就是当时臭名昭著的“下关大溃退”。日本人还未进城，下关一带便已经成屠杀场。据逃兵统帅之一宋希濂回忆：仅在争相渡江的过程中，就有被淹死者以百千记，由于自相射杀而惨死者更是不计其数。未能渡江者，则大部分丢弃了武器回到南京城里混入老百姓当中，当然，等待他们的依然是不可知的恐惧。
　　在这些没逃出的可怜的士兵中，有一位普通的少校参谋：祝晴川。他没有牺牲在日本人的炮火下又侥幸躲过了自己人的自相残杀，又回到了南京城里，假冒盛锡福帽店的刘姓老板。在南京城里，等待他的又会是命运怎样的安排呢？
　　战火下的南京城，将为祝晴川的生命履历翻开崭新的一页。
　　12月13日晨。祝晴川把自己部队的住南京办事处:上海路陶谷新村七号,挂上了难民收容所的牌子。是日，日军破城。不可名状的恐怖感笼罩在祝晴川的心头。
　　12月15日夜。这是祝晴川首次与日军面对面。当听到深夜里狂乱的叩门声时。难民所里的二百多人都知道：灾难来了。只有祝晴川被一种神奇的力量驱使打开了楼门，他用日语对日军头目说：对不起，开门迟了。
　　下面的事情使他感到惊奇：日军头目竟也客气的开口了：我们是来抓“逃散兵”的，这里有吗？在得到祝晴川否定的回答后，日军只是用电筒在楼内照了几下后便和平的退去。祝晴川此时此刻不仅对生的希望大增，连勇气也足了。但是，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女人，永远是战争中最无助最易受凌辱的一群。男人与男人的战争，不论是谁输谁赢，遭受侮辱和摧残的却总是女人。人类几千年的战争史同时亦是女人的被蹂躏史。伟大而善良的汉民族女性，在遭受过回纥人、蒙古人、满人的蹂躏后，现在，要蹂躏她们的是大和民族的军人。
　　12月16日午。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少女来到陶谷新村收容所请求收容。在得到安置后，三人竟胆大包天的回家取行李（天晓得她们怎么还有行李）。等再回来时，鬼子来了！！两个持枪的日军尾随而至，将中年妇女推出房门，一人持枪守门，另一人进房要对二位少女施暴。这时候，竟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时候，竟然是在避难所二百多中国人目睹之下！这时候，祝晴川又站出来了。
　　他用日语对守门的日军说：您在日本受过教育吧？您家里有姊妹吧？您能容忍这种行为吗？日军问：她们是您妹妹吗？祝晴川鼓足勇气说：是的！
　　对视之下，奇迹出现了，正义之神出现了。那小鬼子突然对门内大喊：停止！快出来！两个未遂的施暴者竟然脸红了，竟然逃走了！祝晴川的生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12月19日。祝晴川被一个日本军曹请到了日军某旅团的司令部。原来，日本人知道了在某个难民所里有一个回讲日语的中国绅士。日军首长坦言：为避免在抓捕“逃散兵”过程中由于语言不同而产生的隔阂，我们想请您担任宣抚官。如何？这不就是“汉奸”吗？祝晴川犹豫了。毕竟自己还是中华民国的军人，虽说是逃兵，但是，也是军人。祝晴川的另一个意外发现则使他完全放弃了替日本人当宣抚官的念头：该旅团的最高指挥官竟然是他当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时的同学。幸好是外出开会未归。祝晴川迅速的找了托辞逃开了。
　　但是，天降大任于斯人。逃是逃不脱的。神的使者降临了。这一次是佛祖的关照。
　　12月20日。世界红卐字协会南京分会会长一行三人慕名而来拜访祝晴川，请祝晴川去该会主持。颇令祝晴川惊奇的是：他们居然是乘坐着豪华小汽车来的！倒底是真神的眷顾，南京城头掠过了佛的神光。 12月21日。神的使者不断下凡。这一日，在红卐字协会门口来了两个手敲太鼓高举“南无妙法莲花经”巨幡的和尚。他们是日军的随军僧：塚本和其徒弟小野。
　　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面。虽然神的使者是不分国籍的，但是，他们还是谈到了遣唐使谈到了鉴真东渡谈到了1923年秋日本大地震时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无私援助甚至谈到了数月前在南京上空的中日空战，被击落的日军机师是如何被红卐字协会妥善掩埋，最后谈到了城里的奸淫掠夺。
　　于是，在当晚的几个收容所门口。出现了日本僧人当门卫的场面。善，又回到了南京市城中。
　　12月24日。日本海军高级官员来到了红卐字协会，详细了解了日军飞行员尸体的掩埋情况。
　　12月25日。日本海军又派员前来向红卐字协会表示谢意。
　　12月27日。日本侵华军海军司令官亲自来红卐字协会致谢并赠送大量现金。祝晴川谢绝了金钱但是感谢日军首长对整顿军纪的承诺和举措。
　　1938年1月1日。南京城里终于出现了日军宪兵。人心终于稍得安宁。
　　侵略者的暴行减少了，但是在沦陷区的民众生活却又面临到了断粮的危险。祝晴川和塚本商定向日军要粮。
　　祝晴川拉上日本和尚塚本作幌子来到了被国军遗弃的粮仓。却正赶上日军已经在搬运粮食了。几句话不合，塚本竟和日军一曹长扭打成一团。当祝晴川用日语把二人拉扯开时，那刚才还骂塚本是“吃里扒外的秃驴”的日军曹长，却对这个会说日本话的支那人礼貌有加。真真是捉摸不定的大和民族。
　　在日军曹长的带领下，祝晴川见到了有权处理此事的日军中佐：幅。幅是一个无礼之极的家伙。他听清祝晴川的来意后。狂笑说：大日本皇军所占之地，一切人力物力均归皇军所有！祝晴川才只说一句：您这是违反国际法的。那幅顿时变了口气：您是学习国际法的？祝晴川随口编道：我是早稻田大学政法系毕业。幅马上咖啡伺候。当祝晴川告诉他1923年中国人民是如何支援了日本人民多少多少大米之后。幅便说：这两仓大米属于贵会了。刚才失礼了！又安排了一个叫二川喜代的日军大尉协助祝晴川用军车运米放赈。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日子里。祝晴川和塚本以及二川等人专心致力于两件事：送米和掩埋尸体。塚本和二川甚至亲自开车参与其事。据世界红卐字会南京分会统计：共埋尸体43061具。据二川统计：共为红卐字会发米350吨。
　　1938年的春节来临了。这真是一个国破家亡的春节。在寒冷的南京城里，也有不多的几丝温暖。其中就有祝晴川和塚本等人的努力，还包括：日本海军司令官用祝晴川退回去的感谢金专程去上海买回的救济品请祝晴川发放。而祝则希望由日军自己发放。在祝的感召下，日本海军亦多次向难民区发放救济品与食物。
　　1938年1月31日。祝晴川和他的日本朋友一起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春节。二川喜代大尉带来了日本酒和鱼、肉罐头。酒酣忘情之际，二人竟同声吟诵起了两国人民都熟悉的千古绝唱：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鱼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1938年2月1日。在二川的帮助下，祝晴川逃离南京城。
　　有爱心的人终究是汉奸的坯子。在汪精卫先生的“和平运动”开始后，祝晴川又回到了南京。终于官至伪军参谋次长。
　　好文基本转抄自祝晴川老师回忆录并且严重感谢！

－－－－－－－－－－－－－－－－－－－－－－－－－－－－－－－－

无人拯救的记忆

Thu, 14 May 2009 10:54:00 GMT

　　　　　　无人拯救的记忆
　　　　——《南京南京》、《拉贝日记》观后记

　　如果拍一部电影，其目的就是要让日本人牢牢记住南京大屠杀的残酷，并产生与受害者强烈的共同命运感，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自然主义写实手法将大屠杀中各种惨剧全部展现一遍，日本兵由中国人演，中国受害者，则由日本演员演。
　　两年前，共同社记者斋藤真和我聊起历史时告诉我，大约是９０年代，日本拍过这样一部片子，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是，他认为全日本最美也是他最崇拜的一位女星，非常牺牲精神地在镜头前三点全露，他不记得电影名字，于是在餐巾纸上写下了这个女星的名字。当然，他不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因为日本人扮演的中国人和中国人扮演的日本兵，在他看来都太假。
　　可惜，写有斋藤心中最美女星名字的那张餐巾纸，等我想起来时，它不知道被随手丢到哪里去了，否则，今天在《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同期上映时，可以委托一下在日本的朋友们帮助查找一下。
　　想起这部未曾得见的电影，是留意到陆川反复强调，他希望《南京南京》能在日本公映。我无法不想，这部片子以日本士兵角川为主视角，以及他这么迫不及待地诉说心愿，到底是为将来盯着日本票房市场铺路，还是为的是教育日本人呢？
　　就我个人对《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观后印象，虽然陆川的作品是部垃圾，但真在日本登场，至少他的名字会在讨论和争议中被人记住，恭喜他得偿所愿吧；至于后者，我想，他真是把日本人当成中国人，丧失了历史记忆，需要他来教育，更低估了日本人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认真程度。在他之前，日本已经拍了更血腥的南京大屠杀，而且，日本版的高圆圆早做出了当着你的面把最美的瓷器砸得粉碎的牺牲。
　　在看《拉贝日记》前，我草草写了点《南京南京》的感受，有人跟贴说，我对陆川作品的贬低是在为《拉贝日记》当托。这为先生真是高看我了，德国人还不至于找我来当托，看过《拉贝日记》后，得再补充一句，固然《拉贝日记》叙事节奏舒缓朴素，张弛有度，人物塑造还算丰满，较之陆川的天资不够却努力装深刻，远胜几筹，但《拉贝日记》中，那个戏份很大的金陵女生其实完全多余，至于她的弟弟拔枪击毙试图强奸她的两个日本兵，并成功逃脱的情节，不可信到了令人发毛的程度。不过，两部片子的电影水平高下之别不值得浪费笔墨，此亦非我所长，说说历史吧。

　　【谁的历史，谁的记忆】

　　其实，我今天是一个资深新闻民工，多少得感谢一个“长谷川弘一”的日本人（当然，他更像中国人而非日本人），2000年2月，我上网第二天就看到了他那篇被到处转载的辱华帖，激愤之下，我匆匆写就的《难道我们不是劣等民族》，随即在网络世界被疯狂转载，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瞬间被无数陌生人认可，可想是多大的正面鼓励。我迅速变成一个网络写手，接着变成新闻民工。
　　此后，“长谷川弘一”源源不断出现，辱华帖虽然越来越长，但水准却飞流直下，与此同时，从长谷川之后，中国网民的鉴别能力却越来越强，因为仇恨、因愤怒而重读历史，你只要是智力诚实，不可能不像我一样，由一个“仇日愤青”变成“汉奸”。
　　在《难道我们不是劣等民族》中，我曾说，我十二岁之前是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上，此前，如果我听到这个词，会以为是国民党在雨花台屠杀共产党人，因为我从小学老师那里知道，雨花台有30万共产党人被屠杀。
　　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前因后果，如果多留意点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并动下脑筋，相信你会认为，整个中国官方对此的框架性描述都是错的：1937年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并非一场有预谋的要灭亡或全面吞并中国的侵略战争，即使到1945年，日本都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要质疑我，我建议，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去买一本俞天任先生的《军国幕僚》，我不是因为帮此书作过序而推荐它，而是因为它是我读到的这类书中写的最好的一本。我相信国内有不少历史学家水平比俞天任高，毕竟旅居日本的俞天任先生只是业余研究历史，但中国的历史学者们的体制内身份决定了他们只能沉默，就像我问一位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学家，如何看待遇难人数时，他沉吟半响说，三十万是个政治数字，我们不要讨论它。
　　不能不说的遗憾是，旅美的张纯如在撰写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中，忽略掉了一个不应忽略的问题：在中国，哪怕是所谓的夏朝的历史，都不太容易公开发表与官方不一致的观点，何况如此敏感的近现代史？她轻信了官方控制下的大陆同行的诚实，以为这些研究成果都是确凿无疑的，我想她死前应该感受到了这种轻信带来的耻辱。
　　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谈起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都会本能地皱起眉头，我看过日本使用最多的那个版本，个人的感受是，若它作为中国的标准教材，中国孩子们会掌握更准确公正的历史。还记得那个中日韩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吗？唯一不可能用它的国家，恰好是中国。即使是长期被中国官方批判、实际使用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日本右翼教科书，我仔细阅读后也认为，较之我以前读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整体上它也要公正客观些。如果CCTV和《环球时报》的价值观，是中国政府希望灌输给国民的价值观，那么，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篡任务交给扶桑社，其实是很合适的，除掉中国人不喜欢的为日本侵略辩护的部分外，它那种隐隐约约的反西方和弱肉强食逻辑，不正是中国政府希望灌输的东西吗？
　　在大陆官方还不曾提起南京大屠杀的七十年代，日本记者本多胜一就多次来华，先后写出了多部关于南京大屠杀和侵华日军暴行的著作，他的第一本作品《中国之旅》曾在《朝日新闻》连载，比之中国在需要时，《人民日本》刊载几篇大批判式的文章，起码对读者了解更多具体事实和真相而言，效果要好得多吧？
　　如果有人希望只看一本书来了解南京大屠杀，我个人谨慎推荐日本历史学家洞富雄的《南京大屠杀》。——顺带说一句，可能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是，在中国与日本争论钓鱼岛的归属时，中国这边寻找到的历史依据，恐怕大部分都来自井上清先生沙里淘金批阅史料的贡献。而大陆官方喜欢挂在嘴边的慈禧太后赏赐钓鱼岛给盛宣怀的证据，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有哪个历史学家站出来说，那个自称盛宣怀后代的家伙，三十年前在被拆穿时就承认了自己是个骗子。
　　中国是个有历史的国家吗？你看，以前只强调南京雨花台国民党屠杀了30万共产党员，不提日军屠杀了30万南京军民，现在掉了个头，南京雨花台30万被屠杀共产党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陆川是我同龄人，所受的历史教育当无差别，据说，他为拍此片研读了多年历史，做了相当多的家庭作业。想必他该知道，中国根本是个选择性遗忘和选择性记忆的国家，日本人哪里有资格与中国相比，哪里还需要他去教育。
　　即便他选择性地遗忘了自己所受过的历史教育，但从吴子牛到陆川本人，拍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波折，他是记得清清楚楚并不断强调的，然而他就没有想过，一部反映本国人民受难历史的电影，居然在中国要经受如此之多审查和限制，是哪个民族的记忆和历史观需要拯救？如果电影在日本成功登陆，不恰恰证明，需要教育的是中国人，尤其是他本人吗？
　　中国人特别喜欢引用《菊与刀》中的一个观点，来解释日本人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即日本人是没有罪感只有耻感的民族，其实，这原本只是本尼迪克特以西方基督教文明为本位观察的结果，如果观察研究对象换成中国人，得出的结论同样会是中国人没有罪恶感只有羞耻感的民族。
　　你能看到，陆川特别着急地想去拯救，当然是只拯救别人，而全然不知道，他不但是这个群体中没有罪恶感的一个，甚至连耻辱感都没有一丝一毫。所以，在这个最能触动中国人情感和心灵的问题上，他的表现太令我不齿。当然，陆川只是中国特殊体制流水线一般加工出来的一个作品而已。
　　非但教育日本人这种事情轮不着陆川，甚至哪怕仅仅是用惨烈的电影画面让日本人深受刺激，日本人的工作也早就做在前面了。

　　【被人拯救，无人拯救】

　　我必须得承认，在看《拉贝日记》之前，我从未特别认真留意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大约是1987年，我第一次接触到专门讲述关于侵华日军暴行的书籍，南京大屠杀部分占了相当比重，“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字样反复出现，但我清晰记得，这个莫名其妙的名称，书中始终未予正面介绍，它只在作证时才出现，以当时一个高中生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完全无法想象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很长时间，当这个机构和相关人员的名字出现在眼前时，我都会下意识地跳过它，恐怕它们是我在相关历史的阅读中，唯一一个只愿意想当然地去含混理解的问题。我曾模模糊糊地将之定义为，这是某个原来在租界之类的角落里存在的国际组织，非常时期他们跳了出来，起了维持会的作用，其历史意义，主要还是使我们对日军暴行控诉的证据更可信。
　　我后来甚至会整段整段地快速扫过或跳过与之相关文字，是因为，这个组织提供的日军罪恶描述，相比之下总是那么轻描淡写，几乎看不到那些特别残忍血腥的场景，他们咬牙切齿描述的日本兵，有时甚至是偷偷摸摸的，与这类书给我的日本兵残暴程度印象有相当距离。我只容易被那些极端残忍的描述吸引，因为只有这类暴行才能使我强烈的仇恨之火一直熊熊燃烧。
　　所以，我很能理解，为了维持仇恨的强度，“长谷川弘一”们的辱华文章只能越来越极端，当羞辱今天的中国人已无法起到预想的效果时，“长谷川弘一”们开始用细致的文字耐心地折磨中国女性，先是某个无名的抗日女战士，然后落到赵一曼烈士身上。我想，他们在写这些文字时，身心一定饱受摧残。在此，我向这些为了拯救民族精神，心灵曾经丰润善良纯洁、但最终枯萎的长谷川弘一们致哀。他们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记忆的民族最不幸的牺牲者，虽然他们的牺牲，不曾拯救这个民族的一丝一毫，甚至使它愈加堕落败坏，丧失了起码的善良。
　　只要你真的想了解南京大屠杀，“国际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根本就是你的眼睛和意识无法躲藏的，即便是为了拯救我们被屠杀的记忆，而非强调我们曾被它拯救，也无法永远只安排它作为历史的一个不重要的旁证出场。
　　我知道，我到最后潜意识依然拒斥去详细了解这段历史，仅仅是因为，一种下意识的民族骄傲，让我无法接受，在南京城破时刻，被政府丢弃的几十万首都军民，没有任何尝试组织起来自救的努力，此时，一群人上人的白人，他们甚至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就像他们在无数个第三世界国家曾经的那样，再次成了救世主，而中国人则像任何哪怕最原始的非洲部族民，无论他曾多么富有过、多么颐指气使过、多么慷慨激昂过，只能拥挤在西方人天使般张开的翅膀下。
　　只要你承认有过救世主与被拯救者的历史，就要知道应当感恩，这种感恩是最沉重的感恩。——救世主与被拯救者的差别，绝不仅仅是国家力量强弱、武器先进落后的差别，甚至是否拥有核武器都无法改变它的一丝一毫，——有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她的国民今天依然想尽一切办法逃到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直到今天，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很少有中国大陆移民这样，缺乏权力意识，缺乏参与当地政治的意识，这种差别，是他们在自己的祖国被定型的差别。
　　如果有一天，我们将“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炸烂”，届时，西安以东的幸存者，依然和70年前的先辈一样，只能躲在那些在中国像分泌唾沫一样随时分泌爱情的洋鬼子伸展的双翅之下。只要我们追求的是“一个英雄的国家”，一个“被一群英雄领导的国家”，我们就是这样的命运。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实只是一个没有登记注册过的NGO组织。当我突然某一天不得不知道这个事实时，真有恼羞成怒的感觉；当我在电影上看到这个组织闹哄哄成立的过程时，我的感情再次被深深伤害。
　　我之无法接受我们曾被人拯救，还因为我受到的历史教育，一直就在告诉我们，我们从来就是被人拯救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所以，我们必须感恩，必须克服一切非分之想。我们假装相信我们被拯救，并一再努力做出绝无非分之想的样子，而宣称还将拯救我们的人，假装相信我们有了感恩之心并杜绝了非分之想。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非法NGO组织，在需要我们去仇恨时，只好默许它曾拯救过20万南京军民，——我真的不习惯接受这样的事实。习惯了天天假装感恩，在真正需要感恩时，我不知所措。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已经允许拉贝曾经拯救过中国人，但陆川还是令人震惊地选择让拉贝在《南京南京》时跪在中国人面前，让他为无能为力拯救中国人民而羞愧，而中国人民则宽恕了他。《南京南京》看上去，给人的感觉是，最后那20万人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那两个人是日本兵角川拯救的。
　　God save me！
　　谁来拯救陆川？

　　【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军队】

　　《南京南京》中，陆川最用力的任务，恐怕是阐释战争对人性的扭曲。谈到这个问题，不妨看看日本电影《二百三高地》。片中那个在日俄战争中最后阵亡的小贺中尉，战前是个狂热崇拜俄罗斯文化的小学教师，他参军向孩子们道别时，仍不忘告诉孩子，我们是与俄国军队作战，但不能有把俄罗斯人当敌人的看法，俄罗斯是一个拥有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灵魂的民族，托尔斯泰曾告诉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过，在经历过惨烈的旅顺攻坚战后，小贺中尉当着乃木希典的面，枪杀了一位俄军战俘，他的战友愤怒谴责他时，他回答：所有的俄国人都是我的敌人……对在最前线的士兵来说，没有什么面子与公约，只有生与死。
　　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日本人来展现南京大屠杀时，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和当事人内心的苦痛挣扎，有名有姓的日本人里，恐怕松井石根会是最好的一个。当然，将这位因南京大屠杀而在东京被判处绞刑的战犯搬上银幕，陆川的智力、知识和胆量都还远远不够。
　　《拉贝日记》一开始就里非常明确地将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指为朝香宫鸠彦亲王——他曾代理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一职，比之《南京南京》的背景交代无头无尾，比之中国媒体通常简单化地将松井石根列为元凶，多少让人觉得它在史实上的用心和认真。但是，《拉贝日记》一片中，朝香宫鸠彦亲王身边那个善良正直的参谋就来得可疑且不符合历史，因为参谋群体，是日军攻陷南京后一系列暴行的最重要组织者和鼓动着。典型如朝香宫鸠彦亲王身边的参谋长勇，此人后来还狂妄地宣称，我对谁都（以长官名义）乱下命令，一举杀了三十万俘虏。
　　如果因大屠杀时约束部署不力，松井石根死得有点冤，因为松井石根在日军南京进城仪式时才出场，此时大规模屠杀战俘已经结束，此前松井还曾严令日军不得驻扎城内，但是，南京战前，日军苦战３个月攻陷上海后，一度准备“凯旋班师”，后又改为“扫荡上海附近之敌，追击战线为苏州、嘉兴以东”，而松井和第10军的柳川平助却擅自下令攻取南京，他本人为日军的“下克上”火上浇油，粮秣不足的日军必然会大规模劫掠杀人，这本该是他预料之事，就此而论，松井石根被送上绞刑架，或许死的不算太冤。
　　松井在被送上绞刑架前对来访者的遗言摘录如下，或值一读：
　　南京事件，可耻之极。在南京入城后，举行慰灵祭时，我提出也要一起祭祀死去的中国人，可是参谋长以下部属怎么也不理解，说是会影响日本军的士气。以师团长为首都是那么认为的……在举行慰灵祭后不久，我把大家召集拢来，以军司令官的身份板着脸发起火来。当时朝香宫也在场，柳川中将也是个方面军司令官，我说，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威，一下子由于那些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可是，此后大家却都笑了起来。尤为甚者，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仅我个人落到这样的结局，虽一个人，但能给当时军人们以更多、更深刻的反省，就此意义而言，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好歹已是这样了，就让我这样死去吧。
　　松井石根、荒木贞夫都曾在南京大屠杀后感慨，如今的日军远不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的日军。其实，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日本是一个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期全然不同的国家，他们赞美的，是全力以赴“脱亚入欧”时代的日本，那时的亚洲和欧洲，在日本被认为是野蛮与文明的象征，那时的日本军队刻意表现自己是遵守一切国际公约的文明的军队。而二战的日本，经历过国粹主义、国家主义的洗礼，不但“鹿鸣馆时代”的全盘欧化作为耻辱被扫荡一空，而且日本早已变成了《中国不高兴》所向往的“英雄的国家”，日本军队也早已不是一支有“文艺腔”的军队。
　　当时的南京军民遭遇的。正是这样一支完全消灭了“文艺腔”的军队。
　　陆川塑造的角川因为受过一点西化教育，还残存了一点“文艺腔”，但这种“文艺腔”最后竟然驱使角川自杀！对比一下《二百三高地》小贺由膜拜俄罗斯文化而在惨烈的战争中杀俘，哪个“文艺腔”更可信呢？我当然以为，战后“文艺腔”比中国浓烈得多的日本，拍出来的人性更真实可信。想一想八十年代中越边境冲突战时期，来自西北的某军，经历过强度并不高的战事后，其扰民之无法无天，竟然让云南当地政府居民忍无可忍，上书中央称，我们云南军民自己能完成保家卫国任务，不需要某某军来帮忙。
　　关于南京的守城者，我的一位长辈曾负责主持南京防御工程的建设，他的回忆录中基本是以自己一生的曲折来颂扬伟大光荣正确，惟一的价值，正是关于南京之战，因为他与唐生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唐生智守南京的来龙去脉的史料，我在别的地方没有看到过。
　　他在回忆录中说，上海陷落后南京岌岌可危，唐生智之突然决定守南京，仅仅是因为长期跟随唐的佛学大师顾伯叙对唐进言，南京自古帝王之都地势险峻固若金汤，而日军此来仓促，他算定日军必蹶南京城下，故力劝久坐冷板凳的唐生智争取建此不世之功。国防会议上，原本大家都认为不应死守南京，但唐一番爱国慷慨陈词，无人敢撄其锋，唐如愿成为南京守军司令，统辖上海苦战后建制不全且并不服从这位老军阀的守城大军。
　　守城期间，顾大师在唐公馆花园内秘密建一神坛，每日做法祈祷，但是，该坛某日中午竟被路过日机无意中丢下的炸弹正中，当即粉碎，唐回家见此情景，当即目瞪口呆不能言语。也许是出于避讳，回忆录中未明言唐生智突然丢下几十万军民只身逃跑，是否仅仅是那颗炸弹的缘故。
　　据说，松井石根在被绞死２０年后，他的秘书曾拜访蒋介石，蒋后悔流泪，说对不起松井石根，不知道蒋介石是否曾后悔过让松井石根上绞刑架，而唐生智却没有被送上绞刑架。
　　唐只身逃跑时，竟忘记通知守卫南京惟一逃生通道挹江门的三十六师，结果，奉令任何部队不得出城的三十六师与争相逃跑的军队与发生冲突，其激烈程度远非《南京南京》中刘烨扮演的陆剑雄与日军的那场小战斗可比，更非影片中守门部队与逃跑部队抱团看哪边力气大。——溃军动用了数辆坦克才打败守门部队夺路出城。双方战死者数量，应当不少于南京陷城后与抵抗日军的牺牲。如同圆明园周围老百姓在英法联军入园之前就先行抢劫的翻版，日军进城前，溃败的守军就开始在城内抢劫放火。
　　９年前，我在写《难道我们不是劣等民族》时，强烈的怒火指向当时不争气的中国，指向当时不争气的中国军队。看完《拉贝日记》时，依然气结难平。其实，不消一同前往的同事劝告，我也深知，当时抵抗日本现代化军事机器的，是一个前现代化的国家，一个前现代的军队，许多奉令开往淞沪前线的军阀部队，经历从故乡到江南的芒鞋千里，还未投入战斗就已处于崩溃的临界点。
　　而这个国家的国民，对国家的现代认同，对民族的现代认同，以及由此而生的向心内聚力，并非内生性的因素，而恰恰来自日本入侵的外部性刺激。南京大屠杀七十多年后，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依然要靠对“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对时刻要再度灭亡中国的日本的阴谋想象来激发和维系，这才是我最伤痛之处。
　　今天，任何对这个国家出于个体自觉的精神探索，都是不被允许的，我们何来真切的历史和真切的记忆，更何谈拯救。
　　当陆川们一脸深刻地皱起眉头，当我们慷慨激昂高谈大义时，或许有必要在夜深人静时抚摸胸膛，自问一下，是否“在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同情。”

新疆版山寨红牛

Mon, 11 May 2009 04:31:54 GMT

向汉族兄弟学习，山寨一切能山寨的东西。

不能对不起《拉贝日记》

Sun, 26 Apr 2009 00:19:00 GMT

　　关于南京大屠杀，我以前看过的电影计有《屠城血证》、《南京1937》、《南京大屠杀》，加上前天晚上看过的《南京！南京》，一共四部，过几天，《拉贝日记》上映，这是第五部了。
　　原本，《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之间，我绝对只会看一部，但看完《南京南京》之后，想了又想，我连《南京南京》这样的笨蛋电影都看了，如果不为《拉贝日记》再买张票，实在不公平。
　　不太知道为什么《南京南京》事前会得到媒体这么友好的待遇，当然，也许是他们没看过的原因。以前买过《可可西里》的碟，跳跃着快放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了，因为陆川这个同龄人，有着我很不喜欢的张艺谋那一茬人特殊的味道，而陆川显然又比张艺谋、陈凯歌的天赋差很多，他的用力，甚至让你为他揪心。
　　《南京南京》的让你揪心，来得比《可可西里》强烈得多，也许是我坐在电影院里，手上没鼠标，也跑不掉，只好坐在那儿看他用力深刻。该怎么描述这种辛苦呢？就好比你看着一个不很聪明的孩子，非常卖力地装出很深刻很老练的样子，他卖力到你在旁边都为他着急，为他后背汗出如浆。
　　如果你看过《南京南京》，也许你会同意我的这个比方，整部片子特别像小豆子这个演员的表演，他的用力表演之过火，蠢的招人烦，还特别固执。
　　其实，我是一个一坐进电影院就很乐意放松下来，任剧情摆布的家伙。但整场电影下来，我像又坐在办公室里，看一个记者写得极其拙劣的稿子，时刻想帮它大删大改。我只能说，陆川这个家伙真了不起。
　　《南京南京》有个超烂的剧本，虽然它的角川的视角还算不错，但从开头刘烨出场到刘烨被屠杀，那老长一段，我觉得它完全就是多余的部分。刘烨是个很棒的演员，甚至是中国第一流的男演员，我妹妹还特别迷这个家伙。但在这部电影里，据说陆川要让他表演“很男人”，也许是因为他真是个能领会导演意图的好演员的缘故，他的角色扮演的让人生气而且莫名其妙（顺带说一句，这片子里唯一出彩的地方，就是几位女演员）。
　　在他率手下阻挡溃兵出城那一段，他虎着身子，与旁边的人拉成坚实的人墙，他激动得嘴角都在抖动哆嗦。那几十秒的镜头，让我想起某些缺少文学天分的笨蛋笔下的人物对话，每个角色的胸膛里都蹲着那个作者，他们用特别话剧特别书面语的调调交谈。
　　这片子甚至看得令人生气。就像你接到的很烂的稿子，有的一看就是不用心，整个敷衍了事，这种的东西让你失望但不会让你生气，但那种特别认真特别用心特别刻苦的笨蛋稿子，作者偏偏非常坚定自信地与你产生某种共鸣——你认为特别扯淡的地方，正是他等着你表扬的地方。我甚至在看到电影中特别傻的段落时，都能感觉到，他正等着你看到这个地方，准备一脸严肃地向你解释，此处，他是多么多么的别具匠心。
　　真他妈抬杠。
　　看到片尾，小豆子和那个胖子士兵被释放后，碰了下脑袋，然后傻笑着远去，我差点探出手制止道：哎，停一下停一下，别老像第一次学会使用省略号的小学生，没完没了地用省略号表示此处很深刻很意味深长。
　　《南京南京》中有多幕导演刻意想烘托营造的悲壮英雄场面，也许是他一想到这里应该让观众泪如雨下情不能自持，于是自己就泪如雨下无法自己，导致我总是早早知道他的预谋，开始为他要的效果是否会流产而担心，当然，如你所知，看《画皮》都能看得我眼睛湿润，但看《南京南京》，只能把人看得郁闷。显然这部电影完全没理解，什么叫不动声色。
　　当然了，《南京南京》，比我记忆里的《屠城血证》还是要好多了，至于吴子牛的那部《南京1937》，虽然《南京南京》让人生气，但拿来与之相比，我还是觉得侮辱了陆川。
　　关于南京大屠杀，我觉得拍的最好的，是前年和同事们一起去看的《南京大屠杀》，虽然这部电影里那些口述的外国当事人，是由演员扮演的，算不得真正的纪录片，但它未给自己赋予特别的任务，真切、朴素，很好莱坞很能打动人。我想，《拉贝日记》应该比它会更好吧。
　　走出放映厅，外面到处是《南京南京》的海报和视频宣传片段，之所以这时会特别注意到它们，是因为那些宣传大词，突然有了“ＸＸ宝邸仅余一席”的余味。
　　Soga。
　　无论什么题材的电影，你一口气连看两部，总归心里怪怪的，但想想看，娘的，我都花了冤枉看过《南京南京》，可不能对不起《拉贝日记》啊。

我的小学

Fri, 24 Apr 2009 06:44:00 GMT

　　到学校报道那天，我是骑着一根扫帚一路跳到学校的，那是1977年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那年的夏季格外漫长，全都是阳光灿烂的白天，整个夏天，我始终保持着双手紧背在腰杆脊背挺直的姿势，听校长解释什么是学生，听班主任点名，听班主任发表一些我记不清内容的讲话，以及在教室外学习列队，学会打扫卫生。也许这是一天发生的，或互不相连的几天内发生的，但30年后，我总把它记成是整个夏天发生的事。
　　这个记忆肯定是不可靠的，我后来想起，其实是我妈带我去报的名，有个细节我忘不掉，老师在填写一个表格时问我的“成分”，我清楚记得，我妈尴尬而又带着讨好的微笑贴近老师，悄声说：“是地主。”这个结果我以前就隐约知道，我一看我妈的神情，就立即做顽劣状，假装被别的东西吸引而没听到“地主”二字。
　　也许报名时我还测试了数数，似乎我表现得差强人意，因为我性格一贯羞涩，之所以对此依稀有印象，是我数数识字之类早慧表现一直是我父母的炫耀资本，我记得我们班上有同学甚至读到了二年级依然不能数到一百，报名时则大部分人无法过关。
　　——必要交代一下，我出生在新疆建设兵团一个偏僻的农场里，那时成年人十天才算一个礼拜，能有一天休息，1977年以前，每天大家下班吃完饭，便是雷打不动的开大会政治学习时间，父母不太可能有过多的“私有时间”去教育孩子，我们的长大，没有外婆的童话、没有妈妈的儿歌陪伴。我四五岁时能流利地数到一百，大半得归功于我6岁才有一个妹妹。很多父母甚至忙得都忘了给孩子起名，直接由学校老师现场发挥，我们班一位女同学和她在隔壁班的哥哥就是一起拥有正式学名的。
　　现在想来，报道那天我骑着的那根扫帚肯定是不存在的，我们家的孩子在父母面前似乎是从来不被许可乱蹦乱跳，那根扫帚应该是正式上课好几天后的事情。

　　　　　　一

　　我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姓王，中等身材，圆脸，齐耳短发。小学作文里，无论是老师还是妈妈，外形描述一定是这样，因为有篇写老师课文就是这样的开头。在我们眼里，全世界的女性都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的教材不是从那时起每年至少一变，没有每年几何级增长的出版物，我想，直到今天，我的汉语里也绝不会出现“高挑”、“修长”、“娇小”之类描述女性身材的美好词汇，至于圆脸，应该是那时中国人认为最好的脸型，在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也许16比９的脸型才是最能代表富足和幸福吧，30年过去，现在最好的脸型已是巴掌大的小瘦脸，我们的汉语似乎还没及时发明出形容它的美好词汇。
　　虽然我完全不是那种善于讨好老师的学生，但我很快就在某些时候成为班主任的宠爱对象，特别是在别的老师和校领导听课时，我会成了她的撒手锏。因为我是个语文天才，这个留在后面细说。
　　班主任的性格，我的谨慎表述是，喜欢突然发火，有时候她的发火会要全班心惊胆战莫名其妙。她喜欢说，要是在旧社会，老师打学生是可以用棍子把学生的手都打肿，此说与我父母的说法一致，所以，她偶尔用教鞭、粉笔头，或者干脆就用拳脚教育一下学生，大家都觉得太正常不过，因为所有班主任都是这样的。
　　我是那种一直不需要老师施以颜色就天然敬畏老师的学生。我曾长期为一些哲学问题所困扰，譬如，我们的班主任也会在厕所拉屎撒尿么？她会和她丈夫吵架甚至被她丈夫殴打么？那时，她在我心中的神圣程度完全与毛主席相等，就如我一直想不出毛主席是否以及如何上厕所一样，我的想像力是难以将老师这样“形而上”的概念与“形而下”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
　　不过，我很早就开始在家里兴致勃勃地对父母讲我又发现我们老师在哪里讲错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所兵团子弟学校的大部分老师其实都只文革时初中毕业，我开始上学那年，即使学校临时动员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当老师，也拼凑不起一只真正合格的教师队伍。
　　帮助我对班主任完成“祛魅”的，是隔壁班的语文老师，一次她到我家做客聊天，开玩笑说，你看你们王老师“抱窝”都刚好选在放假的时候，了不起啊。
　　天，她居然用母鸡孵小鸡来形容我的班主任老师生孩子！
　　我们的数学老师换了很多个，只有一位在一二年级时短暂教过我们的老师，我能清楚记得她的模样，她姓邵，其余的不但面目模糊，甚至连到底有几位、姓什么我都记不清了。
　　我之所以记得她，完全是因为她的形象，现在想来，她应该很像香港明星邝美云，她的穿着仪态完全迥异于周围，她软软的南方口音，她的一举一动都令我觉得心头有把小刷子轻轻刷过，后来我才知道，那种东西是“气质”。我试图了解她，但此意图被班里一位母亲是老师的同学很不屑地及时打断：“切，她老头子是个臭老九。”邵老师很快就从我们的学校里消失，后来我模糊知道，她一家都迁回上海了。
　　数学老师少有明显喜欢我的，因为我对只有正确答案而没有更正确答案的数学几乎毫无兴趣，也因为数学课我才知道我原来有异常严重的走神习惯，语文是课本一发下来我就能开课前就看完，走神不走神无所谓，但数学课走神，碰到质数合数奇数偶数这些概念我就经常会弄混，而四则混合运算没完没了的重复练习令我视为畏途，只有碰到异常复杂的应用题，我才突然兴趣大增，甚至老师没讲到的课我也会兴致勃勃地做个没完。
　　有一个学期，我对数学作业的厌倦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几乎每天早晨都无法交上数学作业，不过，我那时已经交了几个坏同学，上学路上就对好口供，说我把数学作业本拉到他家了。这样的谎言很难天天重复，而且，同桌的女同学又特别积极，我还没撒谎，她就大声嚷嚷我根本就没做作业，然而，我忠厚老实的外形和面不改色的即兴撒谎天才显然能要善良的老师更相信我，相比我出色的成绩，举报者的一贯表现和成绩很容易就在老师那里落下个嫉妒的印象。
　　人是很容易在记忆里悄悄美化自己的，我甚至觉得小学时的表现真够的上天才了，我画画比中学生水平高，成年人能想的出来的任何国家，我都能随口告诉他首都是哪里，至少，我小学成绩从没掉出过前五名应该是相当可靠的吧。

　　　　　　二

　　我们班主任有时会疯狂表扬我。原因很简单，能考满分的学生不算太稀奇，但是用“在……上”造句，我一出手就显示出其他学生所无的想像力：“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长征的道路上继续奋勇前进”、“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各族儿女亲切挥手”。
　　没有什么造句能难住我。譬如，“一边……一边”，一位班干部要老师激动不已的造句是：“在放学的路上，同学们一边走一边唱着欢快的歌”，而我，一张嘴就是“英勇的边疆各族儿女，一边辛勤劳动建设边疆，一边手握钢枪保卫边疆”——我相信我们老师绝造不出这么金光闪闪的漂亮句子。
　　我记得有次老师为准备一次漂亮的听课，悄悄把我和几个班干部叫进她的办公室面授机宜，当时新课文将学到“亡”这个生字，学生要组词，老师绞尽脑汁好歹给我们每人都想了一个带“亡”的词，在一群“灭亡”、“死亡”、“逃亡”的学生中，老师问：“还有什么亡？”我答：“伤亡。”我肩膀立即落下重重一掌，“你真行！”因为“伤亡”这个词在当时的口语和广播里几乎完全不存在。临到现场发挥，我的“伤亡”令听课老师惊讶的嘴还没合拢，再次庄严举手：“老师，还有一个词，亡我之心不死。”
　　在一次课堂作业时，班主任悄悄对听课的副校长这样解释我的惊人表现，他爸爸妈妈都是大学生。毛主席保证，我当时被老师的公然撒谎吓得笔都快掉了，因为我们团场里，我只知道有一个人是大学毕业生，而我父母都只勉强读了五年书。
　　如你所知，我造句能造成这样，等开始写作文，自然我比那些只能造出“放学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踢着小石子”的同学高明太多，因为我太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老师最喜欢的，而且我无师自通地知道描写一次有意义的劳动课，哪些该详写哪些该略写，什么时候该及时地检讨自己的偷懒然后幡然悔悟，什么时候该及时地插入对祖国四个现代化实现后美好生活的憧憬。甚至班里同学最后作文的结尾流行用省略号，也是我的发明。
　　不过，我因语言能力被班主任宠爱的时间没能延续贯穿整个小学，大概是三年级时，我们家订阅了《湘江文艺》，每篇文章我都会认真看完，结果，我对穷尽脑汁的胡说八道逐渐失去了兴趣，老师的表扬激励被模仿真正汉语表达的冲动完全压倒，那些金光闪闪的东西突然就从我的作文里消失了。
　　许多年后，读到郑渊洁的文章，我才清楚找到那种潜意识抵触的最直接表达：我的整个小学语文教育，其实都在教我们撒谎，都是对我们优美的母语的污染。当时我不但作文水平退步了，我还嫉妒其他作文写的好的同学，譬如老师在上面念学习委员的范文，我会突然插嘴：“抄的！抄的《小学生作文选》！我看过……”即使被叫到办公室训话，我依然不服气：“……捧在手里的金鱼哪里会眨眼呢？鱼又没有眼皮，我保证她根本没见过真的金鱼……”千真万确，我们那里鲤鱼都没有，别说学习委员，班主任都是没见过金鱼的。
　　我有时会无端地想，当年被我嘲笑的笨家伙的经历，如果被挂到我的头上，那么今天回忆起来，其实是颇能显示从小就特立独行的证据。比如他们哭丧着脸被老师拧着耳朵带到十来平米大小的花坛：你再仔细看看，难道这个花园不能要你联想起祖国美好的未来吗？看到这些花你能不想起辛勤的园丁，想到老师么……然而，我很多时候却是个讨巧的迎合者
　　我无意给读者留下我们老师还是满脑子文革思维的印象。有两件事我能清楚记得班主任的态度并感念她．一次是作业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语录少了个“不”字，老师愤怒地说，现在是赶上了好时代，要在以前，你爸妈都要被连累劳改！还有一次，是当时随着彭德怀陶铸平反，我父母在家整天与要好的朋友谈刘少奇会马上平反并诽谤伟大领袖，我不知此事轻重，给最要好的哥们大谈毛主席是个最坏的家伙，但因为我们某天吵架翻脸，第二天老师就知道我散布了反动言论，她在办公室对我的教育非常简单：你说没说过这样话？没说？没说那就好，你现在知道不能随便乱说了吧，我警告你，不要把你从家里听到的东西随便给同学说。

　　　　　　三

　　我读书的年龄在现在看甚至是偏大的，但在当时，班里几乎少有比我年纪小的同学，因为各家庭孩子多，即使有托儿所，孩子多的家庭为省钱，也是大孩子照顾小孩，这导致普遍很晚入学，我隔壁一个要好的伙伴比我大一岁，为了在家带两个弟弟，他比我还低一年入学。
　　计较同学们的年纪大小是有道理的，当时风气很糟糕，我五岁时曾无缘无故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学生追逐碾压，你可以想象我们那里小孩打架斗殴之风有多盛行。小孩打架比发育，差半岁就容易分出胜负来，而我在高中前一直是豆芽菜型体格，更糟糕的是，我只有一个妹妹，对那些有不止一个哥哥的家伙，我嫉妒得要死。有一年我父母说湖南老家有个表哥要来投靠，我盼了他半年，甚至早早放出我将有靠山的风声。我表哥无比强悍，甚至能平提两桶水，但他是个28岁的人了。
　　似乎整个小学时代，在校里校外我都是被欺负的对象。
　　也有例外，兵团子弟学校有地方上的少数民族学生，我们班里就有几个，有个个子有一米七的同学名字我还现在记得，刚开学数学老师问他名字，他特别胆小羞涩，大家总听不明白，他一个眼睛特别大而机灵的同伴代他大声念出名字：哈勒斯别克！听到这么奇怪的名字，大家哄堂大笑。起哄就注定了他们在学校受欺负的命运。他们经常被班里最捣蛋的学生围殴，哪怕是才打过架的同学此时都会一起联手。他们几乎不反抗，此时，那些平时受欺负的倒霉蛋也会乘火打劫。我虽没参与班上欺负少数民族同学，但参与过路上向外班的少数民族同学扔石头。也许是语言原因也许是被欺负的原因，少数民族的孩子没有一个能坚持读完小学的。
　　如果今天还有我当时那样的学校，估计没有父母肯把孩子送那去。我们没赶上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时代，但还保有遗风，热天，男生人手一个弹弓或铁丝编造的弹弓枪，寒假一过，则弓箭风行。三年级时，一位许姓同学开学那天被隔壁班飞来的一枝箭射中眼睛，没多久，隔壁班一位同学被高年级同学的火药枪射中，五毫米铁丝截断做的子弹到医院才被取出。相比之下，我眼睛和额头在混战中被飞来的红砖碎块击中挂花各一次，可算受伤次数最少的学生之列，因为我一直是很老实的孩子。读四年级时，学校终于出了一桩当地轰动一时的人命案，五年级一个专门的留级班里，一位智力上有问题的同学在野外把一位低年级同学用铁丝勒死了。
　　女生打架，我只记得学校有过一次，一位很早发育的女生把欺负她弟弟的小男生揍得满脸开花，闻名一时。总体上，女生是完全不同于男生的生物，她们爱聚在一起跳皮筋，当时的跳法好像都是以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地方命名。班里长的特别漂亮的女生最容易受欺负，她的课桌里经常会被无缘无故塞上一大堆垃圾，看她被羞辱得跺脚哭泣，那个做了坏事的小男生会挤在起哄的人群里特别开心，恶作剧是我们那个时代情窦初开的小男生掩盖和表达爱意的惟一方式。
　　有一个同学我偶尔会想起来他今天怎样了，他是我们校长的儿子，在隔壁班。我们校长是个轮廓分明一脸青色胡茬的大男人，但他的儿子却是个秀气的小女生，是的，他说话是女孩的声音，他走路是女孩的姿势，他从不与男生玩耍，从来都聚在女生堆里跳皮筋或踢毽子，他在学校里非常醒目，在身着鲜艳衣服的女生堆里，唯一平头灰蓝色男生装，拍着手笑着跳着的就是他。
　　问题是，在当时，他的女性化，无论是在他的父亲还是老师们眼里，都似乎是被鼓励和赞美的，是啊，如果我们都像他，这个学校是多么太平无事啊。那个空气里还没有细菌的年代，他的父亲是绝不知道有同性恋一说的。他当时几乎很少正眼看我们，其轻蔑之意，甚至比那些最受宠的女生还强烈，而几乎所有的男生不但从不取笑他的女性化，反倒自惭形秽。
　　真的，他现在怎样了？

　　　　　四

　　要么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要么是我的班主任对我的宠爱的确只在局部时刻，否则无法解释，像我这么好的学生居然到了三年级都没戴上红领巾。当时，我们班里那些成绩勉强算中等的同学甚至一些留级生都入队了，没入队的，要么是不可救药的老留级生要么就是无法无天的坏家伙。
　　我们班第一批同学入队时，当时好像还叫“红小兵”，我以为论成绩和表现无论如何该有我的份，然而入队者，除了极个别老实善良得带有苦大仇深状的同学外，其余全是班长学习委员小组长之类，这些人之所以成为班干部，其实是因为班主任以前就认识他们的父母。当然，只要不是脑袋特别笨，一个孩子有了班干部头衔这样一个巨大正面激励，无论如何都是可以成绩名列第一梯队的。
　　等头几批同学被班主任钦定入队后，我在班主任那里的局部宠爱已超过了所有人，看上去。然而，第一次轮到我入队时，突然开始搞民主了。令人尴尬而意外的是，在投票时，我票数竟然不够，尤其令人愤怒的是，一些平时似乎很要好的同学在不同意我入队时，手举得老高，甚至炫耀性地从座位上半站了起来，十几分钟前他们还和我打的火热，那情景要我想起哪儿看到的一句诗：“升起了梯也尔无耻的旗”。
　　我现在都没想明白，当时那些表现最好的同学——老师标准——几乎都投了反对，好像是商量好的，而那些中不溜的围观群众或坏家伙都投了同意。反对的理由高度一致：最近很是骄傲自满。证据：前几天因为看了《抓壮丁》，把那顶解放军帽的里子翻了过来，里边撑了一根柳树枝，弄成了一顶国民党军官的帽子，在教室里大摇大摆炫耀。令人发指的是，那几个指控我的男同学几乎全部都跟着我干了同样的事。
　　这是我一辈子经历过的惟一一次民主投票。
　　早几批同学入队时，我日思夜想能脖子上红领巾呼啦啦被风扯着四处招摇，有回做客，我还乘大人不注意，溜到主人里面房间把墙上挂的红领巾绑脖子上，对着镜子照了小半天。到后来，入队问题的心病越来越重，一者无法给父母解释，二者实在不甘于差生为伍。至于红领巾的荣耀，早随着班里一大半人入队而无所谓了。
　　终于有一天，上学路上，班长突然赶上来搭着我的肩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好好表现一番，你看谁谁都入队了，你怎么能不进步呢？这种小屁孩说成年人的话，当时可把我温暖了好多天，当时我激动得只会乱点头。班里通过我入队时，已经没有什么投票不投票了。反正已经是四年级，小学毕业前，大家都得入队。于是，我终于顺利地成了光荣的少先队员。
　　对那些反对我入队的同学，我根本不敢计较，那时，我，不，所有同学都对打小报告的同学无可奈何，不但是无可奈何，而且压根就是他打了你的小报告，事后你还得讨好她。用“她”是由理由的，因为打小报告这事从来都是女生干的，而且，她们打你小报告从来都是理直气壮，甚至事先就告诉你的——无论你平时多么小心地讨好她，她们总是可以瞬间翻脸。
　　有段时间，学习委员就坐我后座，和我关系之好，用今天的话来说简直算得上有暗恋我的嫌疑，然而就在那段时间，经常是大家正谈笑风生，她突然脸色一沉，站起来就到办公室，几分钟后，班主任就雷霆万钧地冲了进来。尽管我被班主任训斥得哭鼻子，但居然心中一点恨她的意思都没有。
　　然而，成人世界里，对小报告或者在背后咬舌头最计较的，恰恰是那些中年妇女，我真不知道，那些爱打小报告的人变成听到别人背后议论就立即加倍反击的人的，社会是怎么完成这个加工过程的。
　　任何人的童年时代回忆起来都是幸福的，这与他们童年生活在哪个时代无关。所以，我没多去回忆我小学生活那些很幸福的片段。

ANTI-CNN审判ANTI-CNN

Tue, 21 Apr 2009 19:03:00 GMT

　　革命其实是要分先后的，而且，一般都是后来的革命者要革老革命的命。
　　瑞贝卡（Rebecca MacKinnon）就是一位老革命。瑞贝卡女士是美国新闻人，为帮助美国人认识中国，打小就懂中文的瑞贝卡，受CNN和自己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几年时间，就由新闻助理变成驻华首席记者。由于对资本控制下的商业媒体的操作，以及西方普通受众只满足于最浅表的信息了解的不满，瑞贝卡女士女士辞掉了CNN的工作。一个美国人，视商业动机和浅薄的反华为大敌，这是什么精神？这是纯而又纯的新闻理想主义，毫无疑问，这种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是值得我们千方百计团结统战的对象。
　　瑞贝卡女士去职后，一边在港讲学，一边业余也从事些ANTI的CNN事业。瑞贝卡曾在我供职公司讲座，剖析了CNN以及西方媒体为资本左右的浅薄以及有意无意对中国的妖魔化，讲述了她的叛逆的选择。由于我生活在一个只准吃素的国家，对肉的盼望让我的眼睛发绿，自然，对瑞贝卡女士关于吃肉过多胆固醇偏高问题，自是毫无感觉。陪饭时，我不记得与瑞贝卡女士有过什么交流，我只依稀记得，她在胆固醇问题答疑时，我悄悄把每个盘子里的肉都吃光了。
　　后来，革命小将们组建的ANTI-CNN闹得风生水起，我去看过热闹，当时想起过瑞贝卡，因为这些才套上袖箍的红小兵们，若得瑞贝卡这个ANTI-CNN老前辈的指点参谋，讲究点革命斗争技巧，准保IQ、EQ翻番。　　
　　谁能想到，ANTI-CNN的红卫兵小将们，不但没请瑞贝卡老师去帮他们提高一下层次，反而将这位曾经CNN、但ANTI-CNN已经很多年的老革命，视为CNN的现世肉身，当作质问审判的对象。是谁让这些孩子的头盖骨变得这么厚，是谁把这些孩子们大脑皮层的沟回熨平的？如果不看这些孩子们所提问题之愚蠢，仅看其不但分不清“我”和“我们”，甚至连“你”和“你们”也分不清，不难料想，瑞贝卡反出CNN时，这帮家伙们当时肯定还是液体。
　　如主席地下有知，一定会砸开水晶棺怒斥：蠢宝，党赖以制胜的法宝——统战工作都给你们糟蹋破坏成什么样了？too simple!
　　不用说伟大领袖了，人家明明是反CNN的，给丫们一质问，反倒为西方媒体和CNN辩护起来了。唉，我都替你们着急啊。

小ANTI-CNN审判老ANTI-CNN音频地址：
http://rconversation.blogs.com/Anti-CNN 4_13_09 2_53 PM.mp3

小ANTI-CNN审判老ANTI-CNN原记录地址：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9_4_19_11_30_15_302.html
http://www.anti-cnn.com/forum/cn ... p;extra=&page=1

==========================================================

会客各界宾朋，对话天下名家。这里是AC会客厅。

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Sevensky，欢迎大家来到AC会客厅第11期。

今天我们请到了原CNN驻北京首席记者Rebecca MacKinnon！

大家热烈欢迎！

您好，欢迎您来到AC会客厅！

第一个问题：

温家宝在两会之后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批驳达赖的言论和引述的证据，在西媒上被冷处理，几乎所有的西媒都没有报道，就算是极少数提到此事件的新闻也仅仅是描述而未引述，而温家宝提出的证据则更是被近乎所有媒体无视了。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请业内人士解释冷处理这种现象。

先否定以下三条理由：
温家宝的言论没有重要到需要上新闻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温家宝的言论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以担心美国国债安全的言论为例，几乎上了所有的西方主要媒体）

Rebecca MacKinnon:记者招待会时我在美国，因为它很长，所以记者抓的点是哪些是最新的。
因为有些话温家宝已经说过了，所以记者不会去特别关注，不会觉得是个很大的新闻，也不会那么重视。
我是04年离开的CNN，所以这两年CNN处理的西藏问题和我无关，至于他是如何决定、为什么决定，我也不知道任何内幕。

很感谢您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在四月奥运圣火传递的时候，西方媒体对该报道的版面普遍减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Rebecca MacKinnon:我觉得原因可能很多，而且不一定都是很一致的。每个地方的编辑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不能把四方媒体的想法认为是有一个统一的命令。
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西方媒体一直在重视藏独问题，二是西方媒体有一个性质，掌握政权的群体和无政权的群体相比，他们更重视后者的话。
因为中国学生支持的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所以他们更支持藏独的声音。我觉得的确西方媒体也好其他人也好，不太理解中国留学生的心理，可能他们也不太明白现在中国留学生和国内年轻人的爱国主义现象是从哪来的，他们可能以为是中国政府操作的，他们可能不够理解这个的自发性。

那么在314事件发生之后，您身边的普通美国人有没有和您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藏独分子等这些问题？

Rebecca MacKinnon:美国人主张任何国家独立、抗议是很正常的问题，所以他们不会问我，因为任何政权、代表出现，有独立运动存在的话，肯定会出现抗议。代表一个政权的人不管去哪，比如布什去哪，肯定会有抗议的行动，所以美国人会认为是很正常的。

奥运是全世界的体育盛会，在这个期间有人以政治的目的来做这种事情，你们不会觉得很难理解么？

Rebecca MacKinnon:美国人很奇怪，假如去年奥运不是在中国办而是在美国办，肯定会有人出来抗议美国政权，肯定会有伊拉克人、巴基斯坦人出来反抗美国。美国人已经习以为常了。你是一个比较强的政权，你已经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很大的角色，所以不可避免的在国际上会有人出来抗议的。

您刚才说美国人是主张独立自由的，通常这样的抗议行为他们都认为是正常的，那么在巴黎的金晶事件，藏独暴力抢夺火炬，在美国人眼里也觉得很正常么？

Rebecca MacKinnon:这个不会觉得正常。我自己都认为对一个残疾人这样很过分。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抗议，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对一个残疾人不能这样。这是完全两码事儿。可能他们在行动上没有考虑到这个行为到最后会产生什么后果。
抗议的现象对于美国人来说很正常，但是行动就要分开讨论了。
比如布什被扔鞋的问题，有些美国人认为很好玩，但是有些人认为虽然我很讨厌布什，但是这种行为是不好的。
有些人认为比较同情这个扔鞋的人的立场，但不见得同意他的做法。因为这样可能记者招待会就很难做下去了。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您作为曾经的CNN驻北京的首席记者，能不能谈一谈CNN关于西藏的报道是来自于哪里？来源是否真实？

Rebecca MacKinnon:西藏的人之间很不一致，在国外的、国内的关于西藏前途的看法都不一致，但到底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呢？怎么样和平共存下去呢？肯定是汉族人和藏人要内部解决的问题，不是能让西方人发言的。其中有特别复杂的问题存在。

那么CNN关于西藏的报道是自己买还是别人提供？

Rebecca MacKinnon:我是04年离开的CNN，01年离开的中国，所以他们的报道方式和来源我不太能够解释，我01年之后就没有做过关于西藏的报道。
但是我原来做中国首席记者的时候，感觉报道西藏非常难。
因为政府不会批，所以我只能用二手的资料。
这个也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西方人总认为现代文明造福了中国，在现代明文没有发展的时候。西方也从我们古代中国得到很多科技，文化。如果没有中国的古代文明，西方文明能萌芽吗？为什么有的西方极端份子这么仇视我们？

Rebecca MacKinnon:我可以理解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中国人不是只有一个想法的，西方人也一样。西方的殖民主义对中国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不能说所有西方人都不尊重中国文化。有很多美国人在中国住了二三十年，特别欣赏中国文化；也有一些西方人是信儒教的，嫁给中国人，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
但是互相不理解是肯定的。在西方我也接触过一些人，他们在宗教方面过分的积极，希望全球都变成基督徒，我自己也挺讨厌那些人。所以西方人之间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主要就是，特别是西方政府也好，组织也好，他们的沟通方式是中国人很难接受的，双方都缺乏沟通，需要一些比较平等的沟通平台。但是我不同意这个网友的观点。
比如鸦片战争，我当然不否认这个问题，有很多西方政府在历史上对中国做了统治。但现在为什么美国要统治中国？多麻烦啊？当然有很多利益冲突。

有网友问：现在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Rebecca MacKinnon:西方有些人是赞同这个论调的，我自己的看法也是觉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在华盛顿，有很多人主张这个观点，而有些政府的人很反对，他们认为你把人家当敌人人家才是敌人，你不把他当敌人大家才能和平相处。很多人也认为中国和美国必须成为朋友，美国不能把中国当成前苏联的延续。

很多世界问题必须中美联手才能解决。

因为我是在中国上的小学，我有些最好的朋友也是中国人，我当然不想这两个国家敌对，而且我觉得这两个政府当然会有些矛盾，但双方的老百姓利益很相似。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互相是没有威胁的，可以和平的生存下去。如果要避免一些冲突，我们双方都得努力。
政治家的操作双方都有，但是双方不想成为敌人的话，都得主动去做一些努力。

之前您的博客中有提到说CNN由于人手和资金的原因，所以很多报道都交给实习生来做，也因此新闻的质量有所下降。所以我想问：

作为媒体，作为一个输出思想传播信息的权威机构，对新闻质量的掌控就是根据“因为都是实习生”这样的客观原因来摇摆？因为是实习生，所以对于那些错误的报道群众就可以原谅，或者说由于这些错误报道所造成的群众印象就可以不追究？

Rebecca MacKinnon:我写过具体的事情是关于CNN。com的网站做的采访，一个实习生来做，他没有好好地写笔记，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写进去了，后来cnn的编辑也向我道歉了。
但其实他们错误挺多的，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报道，还有其他国家的，包括美国国内的。
我接受过很多采访，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媒体有比较少的错误。我也没做过分析，谁的媒体出错率比较低之类。我也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分析。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具体的分析，你也可以找一个研究生做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他可能会发现很多不同国家的媒体出错率都挺高的。出错的原因有很多，资金、资源、还有其他。当然不是说出错就可以原谅，但是就是说CNN有一个毛病，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至高的位置，把自己当做神一样，认为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在全世界都有很多人。其实当一个媒体没有得到大家的信任之前，没有理由让别人去无条件相信。对于读者来说，当你接受一个观点的时候，应该事先调查它是不是有基础的。

我觉得你是在为CNN开脱，媒体代表的是公信力，如果读者读新闻之前还要考虑它是否有错，那么媒体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Rebecca MacKinnon:故意骗人是不对的，但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它错误的原因会让你失去信任，那你今后可以不相信它。

对于媒体，不要太当真？放轻松的态度。

Rebecca MacKinnon:不是放轻松，就是要现实。你们国内的媒体是没有错误的么？

因为新闻管制我们有些问题只能报道一方面的看法，但很多大事国内媒体的真实性还是高于西方的一些媒体。

Rebecca MacKinnon:对，国内有些报道要依赖西方媒体，西方媒体也有很大的缺点。有些人会感到失望，世界上没有可靠的信息来源，但媒体总会有限制，政治、资源、市场、人的能力等。我是说的很矛盾，但是现实就是这么矛盾。因为你们比我年轻，也许你们以后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一直没有更好的办法，除了信息来源多元化。最怕的就是一两个信息垄断。
来源多元化的话，就更容易发现真相，比如有一些CNN的报道搞错了，你们很快就搞清楚了，这很好，希望以后消息来源越来越多。

那么美国有信息管制么？

Rebecca MacKinnon:美国不会要通知删除一些报道或领导讲话放头条，但市场、观众的偏见肯定对美国媒体有影响。比如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很多美国媒体都像拉拉队一样，很支持，记者跟着军队，很激动、很高兴。原因有好几个，一是媒体是要靠观众赚钱的，发生战争了大家买报纸看电视就多了。这个是个很可怕的事情，是盈利的新闻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战争和灾难对新闻机构挣钱的机会很好，是卖报纸、广告的很好的机会，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举手去报道伊拉克战争，因为我觉得美国很多媒体盼望着打仗，因为可以挣钱。所以这个就产生了，新闻的批评性没那么强了。这个和中国很相似，有一部分爱国分子，有一部分批评政府。美国的爱国分子看FAX电视台，收视率上升很快，其他电视台如果消极新闻太多，就会丢失观众。
不管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大家心里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作为美国人希望有一个自豪感，希望到其他国家大家都会尊重你，认为你的国家好，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人类的心理，但是这个对新闻市场的影响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市场给新闻放了一个压力，就是观众希望媒体让他们感到高兴，才会看你的东西，也就是要让观众感到为了自己的国家而自豪。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肯定有一部分人对政府的批评很多，但也肯定有很多人不喜欢看批评的东西。
有一些新闻是必须要报道的，国内人必须知道的，但是国内的人知道了会对自己的国家感到失望，这也是一个问题。
中国国内也一样。

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新闻有管制。《纽约时报》曾发表过题为《布什当政：一个预先包装的电视新闻的新时代》的文章，称这种“预先包装”的“不正当宣传”已经成为美国政府控制操纵舆论的家常便饭。您认为美国主流媒体存在政府操纵舆论的问题吗？

Rebecca MacKinnon: 操作肯定会操作，但是任何国家都有这个事情，政治家也好企业也好利益团体也好，都会去操作媒体的，任何政府都有很多策略去操纵。

也就是说，美国的媒体和政府的利益是相关的？

Rebecca MacKinnon:不是相关的，美国媒体经常报道一些政府不希望报道的问题。比方说，克林顿的桃色新闻，如果美国媒体和政府利益一致，不可能报道。还有一个例子，伊拉克战争中期，美国媒体曝光albert Gray的事情。还有一些金融政策等也是这样。操作媒体和利益相同是不同的事情。

会因为广告的原因收到大公司裁团的控制么？

我听说过一些这样的事情，因为有些广告商在中国的利益很大，就跟他们放压力不让报道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但是我觉得全球都是这样的状况，当然这不是好事，媒体操作也不是好事。并不是说全世界都有这种状况，就可以接受。我对美国商业新闻的模式意见很大，媒体容易被商业目的利用，而且美国的有些记者素质太低，太容易被利用。

请问您常看CCTV么？

Rebecca MacKinnon:因为我不常在中国，只是偶尔看。

那您经常看什么样的中文媒体？

Rebecca MacKinnon:我比较常上网，博客，新华网，南都时报等我都看。

无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您看完这些中文媒体报道之后，认为中国媒体01年之后有发展么？

Rebecca MacKinnon:有了互联网，言论空间是大多了。以前发生什么大灾难国内媒体都不报道，但去年四川地震就报道了，这个变化很大。但我也知道三鹿奶粉新闻春天就发生了，但记者不能报道。

我也认识一些国内做深度报道的记者，他们也告诉我说受到限制很多。

德国之声的张丹红事件我想您之前应该也有所闻

请问如果CNN有张丹红式的记者，CNN会如何对待？

Rebecca MacKinnon:这个节目本来就是要做评论的，就是要让大家表达各人的看法，和做新闻报道很不一样（尽量保持客观），她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个人看法，为了这个不应该处罚她。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她受到处罚。我在CNN工作的时候，我的总部对新闻记者表达个人看法有很多限制，一般不让我们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看法，因为会影响报道的公正性和信任度。我们要在任何的公开场合、研讨会出现之前必须要上级批准。我当时在cnn时很少表达个人的看法，现在我没有单位了，所以可以自由表达。张丹红事件可能是他们自己内部没有解决好的事儿，之前应该先沟通好，她能不能在公开场合表达。

请问您在做CNN驻北京首席记者的时候，采访过达赖喇嘛？请问你们具体接触的过程。

Rebecca MacKinnon:我那时候住在东京，达赖喇嘛到日本去访问，我们就申请去采访。他准备离开东京那一天，上机场之前接受的采访，我们就在机场附近的饭店租了一个房间。我们在那里布置好灯光之类，去电梯接他，他一出电梯就抓住我的手，从电梯到房间有一段距离，他一直拉着我的手，挺逗的，很友好、温柔的样子。他是用英文接受采访，也有一个助手在边上提醒一些词之类。他那个采访好像是03年，我问了他一些关于西藏的问题，他也解释他不是主张藏独，他是主张自治，意思是想和中国政府谈自治的问题。他也觉得西藏里有一些人权问题让他感到很伤心，他也提到说怕藏族的文化消失的问题。

我也问过他，西藏以前很不发达，最近几十年现代化了。他说，现代化是现代化，问题是谁来控制现代化，他担心现代化和汉族的统治是混在一起的。
我还问了他关于转世的问题，以后他去世了，转世问题会不会像班禅一样。他回答说，我的转世估计在外面（国外）。

另外，我也问了他伊拉克战争的问题，我问他是不是反对战争，你对伊拉克战争有没有意见，因为当时其他宗教的，比如天主教的著名人士都说过美国不应该打伊拉克、批评战争，他回答说有时候战争还是需要的。

他说过他回去西藏的话，就是要做宗教领导，不是政治领导。

那您当时有没有问过他对班禅的态度？

Rebecca MacKinnon:他认同国外的那个，不认同国内的那个。

转世的情况，好几百年来很多政治利益都在其中操作，是一个很长的传统。

他的意思好像不是说要恢复西藏原来的制度，只是说要让西藏人有更多的权利来决定自己以后的生活方式。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还有待沟通。您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anti-cnn的？

Rebecca MacKinnon:去年你们创立不久，网站很快就有人传，全世界很快就知道了。现在相对以前变化挺大的，规模大了，做各种各样的媒体批评。我觉得这种网站挺好，如果要鼓励人去批评一个媒体，应该欢迎。

所以我觉得国内出现这样一个网站，这样一群人，是很健康的，外面的世界应该欢迎，不应该害怕。

感谢您的认可！

那么，根据您的消息来源，能谈谈西方媒体是怎么看待anti-cnn和cnn之类媒体的关联的？

Rebecca MacKinnon:我不应该算作西方媒体圈了，也不是常住北京了，我现在是在比较学术性实验性的ngo圈子中，主流媒体不觉得我的观点和他们一样。最近我和一些住在北京的外国记者接触，他们不太理解你们网站的范围，他们可能去年比较重视，现在又注意其他的了。

可能他们很多认为爱国青年就是五毛党之类，看法太简单了。

我对AC的观点可能和很多主流媒体不一样。

请问，您对“五毛党”这个词的看法？

Rebecca MacKinnon:五毛党这个概念最早是商业行为开始的吧？这种工作全世界以前就有，很多政治家、不同党派也是将其列入他们的宣传策略中。有些人把五毛党作为中国特色，其实我知道国内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不光是中国有的，这是互联网本质的一个表现，任何国家都有这种人。中国比较特色的方面是新闻管制，所以批评的声音就少，支持政府的声音、支持主流立场的声音比较强，再加上一些所谓的五毛党，支持的话可以听的很多。少数人的、批评性的话可能很难听到，可能没有那么平衡。

你们觉得如果出现很多一面倒的言论，就是五毛党？

我没觉得这样，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样。我知道AC不是五毛党，你们都是自发的。你总是用“你们”这个词，我对此有意见，我不会说中国人都怎么样之类的话，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利益、动机。

我的观点并不代表其他人的看法。我觉得有人自发来支持政府，这个是一个事实；一些观点可能不是主流的观点，不太容易存在，这也是一个事实。

好像西方现在很多媒体就是这样认为的，感谢您的回答！

请问您对AC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建议？

Rebecca MacKinnon:我觉得跟外面的世界需要很多沟通，很多外国人很不理解国内的年轻人是什么想法。我觉得AC要做的事情特别好。你们也可以考虑比如西藏问题，除了和西方人争论之外，也可以想办法多和西藏人讨论，这个可能也是可以为以后汉藏和平共处打下基础，双方真的需要更多的交流。

确实，沟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最后一个略带私人问题，请问您去过西藏么？

Rebecca MacKinnon:我原来想去，申请了没有被允许。
但是我去过新疆。

民主生日，英雄死时

Wed, 15 Apr 2009 21:59:00 GMT

民主生日，英雄死时

——纪念蒋经国百年诞辰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人物，当得起时间汰洗而无愧英雄之名者，非蒋经国莫属。以死去的英雄鞭策苟活的政治人物，以彼岸人物衡量此岸人物，自是蒋经国百年诞辰时，各种纪念文章应有之意。

然而，历来中国有“英雄”与“时势”孰轻重之争，无论是经国先生百年诞辰还是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似乎只见颂圣式的英雄赞歌，缺罕有顺便叨及造就英雄的“时势”。虽然，纪念逝者，自然以论逝者功绩为主，但言及台湾民主化、本土化，若只有蒋经国的英雄的造时势，而无台湾人民前赴后继“群体性事件”的时势压力，岂非民主无干人民抗争，自有独裁者赐予？

独裁者应对民情，自有政商高下之分，但独夫之心，欲出同源。无论修得善果，还是恶贯满盈，不可不论能与不能。

常有人论，蒋高祖一生不曾搞过大清洗，犯上作乱绑架领袖的张少帅（注1）竟百岁而终，而毛太祖从江西“反AB团”一直搞到“文革”，专以擅杀同志为能，所以蒋高祖圣明远过毛太祖。

不过，国、共两党系出同门，皆苏俄红旗下的蛋，不过一为庶长子，一为嫡幼子。嫡子得真传，支部建在连队上，自然有能力想灭谁便灭谁，而庶长子仅得口诀却无心传，组织松散，哪里能想杀就杀。非不为，实不能为也。

（至于人论，小弟若当年交枪，与大哥并灶，议会里排排坐吃果果，中国民主化必早早到来，且不论蒋氏在台作为，仅革命尚未成功大哥便先动手谋害小弟的血腥记忆，哪个小弟相信自己交枪后，会搬进议会而非秦城？）

即便辣手如毛太祖，亦尝问越共总书记黎笋，“你能搞（像波尔布特）这样的大清洗吗？”黎笋摇头，毛太祖叹息道：“恐怕你我都没这样的能力。”

青出于蓝的波尔布特，可以三年另八个月里马不停蹄地搞了四次大清洗，进城之日便“我们天天都在搞文革”，非“伟人气魄”远甚太祖，实在是胜利来得突然，董事会里除了西哈努克一个光杆独董外，别无碍手碍脚之合伙出资人，亦无需要费时费事消灭的“联合统一战线”，故能真正做到“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独夫之独，莫过金二，但若将金二与蒋经国互易其位，谁敢说金二不会修成历史英雄，而蒋经国不会传之三世四世？蒋氏政权终于蒋经国，不可忘记留名殉职新闻记者纪念碑上的江南。此唯一留名碑上的华人，阻挡了蒋孝武接棒步伐。

——教子苛严如蒋经国者，仍不免养子与乌代、库赛等辈相仿。非不为，实不能也，蒋氏家台湾，谁敢阻止蒋门“孝”字辈为所欲为？若蒋氏政权延续至今，与毛太祖后代恰如云泥之判的蒋家第四代，哪里又会是今天这般乖巧驯顺。

蒋氏政权迁台，外来政权即其原罪；美国大兵一边撑腰，一边时刻敲打羞辱，此其不利之二。蒋氏虽专权高于以往，但一个小小的经济对外开放社会，只能忍对看护人“吃饱了饭没事干”，除了克勤克俭哪敢有造次。

人权首先是吃饭权，但再多的饭却堵不住要说话的嘴，少数外来人不可永远世代把持权柄，于是“吹台青”(注2)走走过场，聊表一番三个代表统统纳入体制的心意。可惜，总统听不懂人民的闽南语，人民听不懂总统的浙江话，总统亲民如苦难天使，可你永远不懂我的心。

蒋经国先生听懂人民的心，那还得靠黄文雄那一枪。布衣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独夫畏惧，并非马英九今在追思称：“经国先生身临险境、临危不乱的风范，经过国内外媒体的报导，传遍全球。”多年后，“临危不乱”的蒋经国依然会心悸而顾左右：“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黄文雄氏开枪时，曾大呼：“Let me stand like a man！”此足警示独夫：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枪杆子里出政权，你用得，我也用得。台湾有斯人，当然配享20年后瓜熟蒂落得民主。

或有人责问，当此经国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动辄以“独夫”刻薄称蒋，是否公允。须知一个习而不察的常识，得善终的独裁者，从来评价都是有失公允的：独裁者生前即有国家机器全面唱赞歌，而死去之后，其所得之褒扬亦远过其实。

譬如蒋经国，论及其对台湾贡献，言必称“十大建设”对台湾贡献之伟绩，却殊少总结，这类土共式拍脑瓜的决策到底绩效几何？殊少人会提及，蒋总统曾亲自招民企巨头，训话节制资本，更无人记得，台湾经济起飞真正的力量，来自每个客厅是工厂，家家“标会”融资忙。相比民主时代生活在放大镜下的政治人物，独裁者所得的历史厚爱已经太多。

为编辑蒋经国百年诞辰文稿，我特意选取行宪纪念大会蒋氏在公众面前最后一次亮相的悲怆为开头。于人而言，足可使人对这位开启民主大门，“民主”却以无礼方式回应的垂暮英雄予无限同情，于政治，则隐喻一个无情的事实：民主生日，英雄死时。

敬请垂阅当期《凤凰周刊》。

注1：“少帅”本东北杨宇霆等老军阀对花花太岁张学良的贬称，张公子若当面听人称“少帅”，必大怒。主旋律影视里，动辄当面尊张为“少帅”，大谬。

注2：1972年，蒋经国拔擢台籍青年精英林洋港、李登辉、吴伯雄、高育仁、张丰绪、邱创焕等，时新闻谓之“吹台青”（当时知名艺人崔苔菁之讹音）。又有解释云，被选拔台籍精英都是国语流利能说擅讲之辈，即会吹牛的台湾青年。

为支那民族主义者叹息

Sun, 29 Mar 2009 13:36:00 GMT

　　考你一个题，网络上，最能表明中国不高兴的是什么现象。
　　三分钟时间回答。
　　如果我招聘记者，肯定问这个问题，三分钟回答不上来，说明此人严重缺少关注社会的习惯和能力。
　　答案：“草泥马”。
　　答对了吗？
　　所以，如果我是从别处听说有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肯定会认为，这该是本讲“草泥马”现象的书。
　　没有什么比“中国不高兴”这个词，能更准确、更到位、更恰如其分地表达“草泥马”现象背后的那种情绪。“中国可以说不”？那肯定是言重了，在今天的马勒戈壁，有谁敢对河蟹说“不”？自然，更遑论“中国必须说不”，那是想一想都没这胆子的事，至于“中国不开心”？那又太轻太含混了，要在早好几年前，说“中国不开心”，未必不为正确，但更早以前，中国还曾今儿个真呀真高兴过哪。在今天，还真是想不出有比“中国不高兴”更能表达中国现实的。
　　千真万确，看到这个词儿，我当时大有拍案冲动：卧草泥马，这个词儿真他马勒戈壁的牛逼坏了。
　　但《中国不高兴》是本民族主义情绪大杂烩的书。说实话，这失望来的比好好一个书名却没用在“草泥马”上还强烈。记得上一本正牌儿的民族主义宣言书，名叫《中国可以说不》，过去一二十年了，中国实力又不是在走下坡路，怎么也该有更斩钉截铁的态度，至少得是“中国必须说不”这个量级，即使请许知远起个婉约的标题，也得是《现在——请我们停止讨论韬光养晦》，难不成下一本书字会是《中国不开心》？
　　我记得不高兴的作者之一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海外见到中国人的低三下四就气不打一处来，今天，眼见得中国民族主义的舆论领袖们，在姿态上也是越活越抽抽，说实话，我也很不高兴。
　　当然，这本书无论如何是有惊喜的，我是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一拨民族主义者黑纸白字地说出“内争（修）民权，外争族权”这样的词来。真的，许多年前，我看一位曾留学日本的民族主义领军人物的言论，怎么看怎么眼熟。我的意思是，某一天，你突然看到一队身着大日本皇军装扮的家伙打你身边走过，你仔仔细细看个遍，真的，除了没有类似“内伸民权，外争国权”这样的表述外，基本上与皇军没任何区别，但一张嘴，却是满口的高梁花子味道（如果当年就被引进过，恕我眼疏，看了他那么多文字，我竟然一直就没看到这八个字）。顺带说一句，这位领军人物早些年动不动就搬出山本五十六语录，俨然皇协军嘴脸。
　　现在，不高兴们终于奉行完全的拿来主义，把“内争（修）民权，外争族权”也拿来为我所用，已不再是一副简装版皇军的装扮。翻翻七十多年前日本人的东西，你从他们这拨人身上看不到任何一丁点的原创，如果有，也是庸俗化的引进，当然，似乎也没什么重要遗漏，如果有，后面另说。但总归是个进步。——说到这里，我倒想起来，《中国不高兴》比起《中国可以说不》还是有一点自主知识产权的，毕竟石原慎太郎只写过《日本可以说不》，可从没写过《日本不高兴》。
　　之所以我高兴着他们在不高兴事业上的进步，正是因为他们终于开始说 “内伸民权，外争国权”了。当然，您也蛮可以说，不高兴们就是一帮特乖巧的怂人，特别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特别知道该看到什么，不该看到什么。尤其是，知道“外争国权”可以怎么说都成，而“内伸民权”，他们绝不敢像日本前辈一样，放在最先的位置并躬行之，而是只需要反复强调一句，我们一直在说的呀，干嘛老骂我们，干嘛老误解我们。——但我还是觉得，他们终于晃了一下“内伸民权”的招牌，表明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人家，也是有羞耻之心的。这是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式的划时代标志事件。
　　当然，我确实也不敢对这一茬民族主义者给予更多一丁点的期望。你别指望他们能像他们在七十多年前的日本前辈那样，对本国的国民，有真正深切的悲悯情怀（也许其中一位剧作家除外），会反复强调人民的权利，甚至强调当时的朝鲜、台湾的人民也应当享有与日本本土一样的政治权力。当然，更别指望他们能像石原莞尔在听闻武昌起义成功后率部下登高对天鸣枪，山呼“中华民国万岁”，像北一辉那样遗嘱把骨灰送往中国。——无论你今天怎样评论这些已史有定论的人物，相比中国的不高兴，这些人当年好歹还有一点英雄主义的理想情怀，还努力构建了一套自认为是普世的价值体系，而中国的不高兴们，生长于他们所说的“一直腐败堕落”的时代，除了营销的意识很棒，确实找不到别的更多优点。
　　当然，他们也强调英雄主义，呼唤英雄的国家，不过这一点特别可笑。在这片马勒戈壁的土地上，河蟹横行，哪里来的英雄的国家？我知道他们的意思，英雄的国家，并不需要“草泥马”们个个有独立人格——恰恰相反，“草泥马”们应当更加被河蟹，这样才便于一群英雄来统治。——我不知道他们说的这一群英雄是几个？难道是五个？——整本不高兴，五个人都奇怪地操圣经、圣喻、语录、鹤音的调调说话，难道是天佑中华，一口气就给我们降下五个领袖，不但领导我们，而且要领导我们领导世界？
　　虽然他们说话的姿势让我肃然起敬，但私下里我还是觉得此事也太逗了。别说是与他们的日本前辈相比，即使与中国的平均线相比，不高兴们的个人形象似乎也不那么拿得出手，这不成了中国人形象的“逆向种族主义”活广告么？是了，见识过他们几个，对形象颇为自卑如我者，突然都有了人生的信心。
　　不高兴们说起“内伸民权”、“民主”这样的字眼时，像嘴里含着泡泡糖一样口齿不清，可以理解，本无意如此，羞耻心作怪耳。胡温不也还含混地表述过普世价值云云么，但司马南老师眼睛明亮，一下就道出了皇帝的新衣：听话听声，人家是逗你玩儿。但是，不高兴们甚至对“民族主义”这样的称呼也是一副“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扭捏作态，这就让人失望了。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民族主义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如果按照不高兴之一的解释，他们的“民族主义”是被人贴了贬义的标签。——真忍不住要大叫一声“草泥马”，桥川文三在《民族主义——神话和逻辑》可是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做过明显的定义区分的啊。即便如其所言，这玩意其实就是“民间的爱国主义”，那就更应该理直气壮了。人是社会动物，群体和组织的归属感是其天然属性，人人都是爱国主义者，如果自认为民族主义即是爱国主义，有何可耻？
　　顺便说一句，即便是被列为“逆向种族主义”言论最极端者，我也看不出有丝毫的非爱国主义情绪。所谓爱之甚责之切，被骂成“汉奸”的人，内心须是真正痛彻地爱着自己的苦难民族的，而这个民族之苦难，多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原因。如果这些人爱的是美国或西方，这些“逆向种族主义”就该是天天骂美国、骂西方的。
　　于今日的言论环境而言，当然是一个“汉奸”需要的现实承担远远多过一个民族主义者，而这些不敢自称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所需要承担的，仅仅是人们对其智力、知识和道德上的质疑。然而，他们一边膨胀地发出圣经、圣喻、语录、鹤音，一边还扭扭捏、无任何担当的勇气和姿态，说实话，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这样的词，他们真的没有资格领受。如果这几个人一定是某种中国形象的代表，那也是代表中国最操蛋的一面：支那。否则，这个有过灿烂文明、有着十三亿人在蓬勃的物欲和对未来的恐慌焦虑驱动下疯狂努力的国家，真的会很不高兴。
　　真的，对这伙人，对这几个支那民族主义者，除了叹息之外，没有别的词儿评价。

文物归还的“原罪”难题

Tue, 10 Mar 2009 09:51:00 GMT

　　圆明园兽头拍卖，再次成为媒体炒作的热点，也许，今天我们没有条件和能力去挖掘真相，但是，媒体从业者避免无知地跟风起哄，认真做一点家庭功课，还是可以做到的起码的职业要求，可惜的是，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媒体表现的还是如此的无知。重温一下几年前发在凤凰周刊的文章。

　　　文物归还的“原罪”难题

　　西方国家“掠夺”的中国文物能否归还，是个经常被炒热的话题，但我们在讨论这一话题时，观念中存在许多习而不察的盲点。文物流失海外都是掠夺吗？文物以何方式归还？文物是否允许民间自由拥有？文物如何保护以及如何成为真正意义的文化遗产。

文 □ 特约撰稿员杨晓涡

　　日前，大英博物馆将收藏的世界各大洲的部分文物精品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展品中恰好没有中国文物。但大英博物馆想要避免的尴尬依然躲不掉，——国内媒体以《大英博物馆展避开从中国掠走文物》为题予以报道，并再次引发西方国家何时将文物归还中国的热烈讨论。

　　其实，流失海外的文物，确实往往有时代和历史背景的“原罪”问题，但其路径和渠道远非“掠夺”二字所能概括。而且，谈到文物归还时，以何方式归还？主人为谁？以及民间能否允许真正拥有文物，均不可一笔不提地略过。

　　【文物流出的非法与合法】

　　首先，要对流出文物的途径、方式进行严格区分，才能谈归还的问题。使用“ 掠走文物”这个全称判断也许缺乏足够的严谨。你不能在别人家看到了原属自己的东西就立即指认对方是小偷。长期在流出文物前加的“掠夺”二字，以及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历史联想，很容易使我们产生凡是流出文物即为战争抢夺的印象。其实，这两次入侵者在全北京干过无数起个体和集体的劫掠，《女史箴图》即是在英法联军入侵时盗走的，但珍藏最多的紫禁城并没有鬼子进入抢“国宝”。否则哪有13491箱文物（其中仅宋画即达943幅）可让1932年国民政府南迁故宫博物院时可搬？

　　很多被笼统以“掠夺”二字概括的文物流出，其实流出渠道是合法的。譬如，唐代著名文物：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现存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过去我们受的教育是那是被美帝国主义偷去的，最近还有某位专家这么说。但“飒露紫”和“拳毛騧”是1919年美国人花了24万银元从私人收藏家卢芹斋先生手里买去的。西方世界收藏中国文物，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来华传教士时。

　　类似的个案非常多，批量而不正常的典型则是敦煌文物。按照今天的看法，王道士发现了这个无尽的文物宝藏时，该交给国家，他无权把它们廉价卖给西方探险家，但当时的国家在哪里？皇家是否等于国家？官员是否等于国家？如果是，这个话题我们后面会继续讨论。事实上，与中国官员相比，倒是西方人从王道士那里获得文物时，才真正是钱货两讫心甘情愿的。余秋雨先生在《道士塔》一文中对西方探险家算是客气，用了“偷运”二字，但细究起来，中国当时并无任何法律规定这些文物不得出境。“偷运”二字，只表达感情的无奈与愤怒。

　　这种落后国家醒悟过来的愤怒，今天令西方发达国家面临不小压力。因为它们当初很多文物的获得，总在情、法、理上有不大说得清的“原罪”。2002年12月9日，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等19家欧美博物馆、研究所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2003年初，这个声明在国内以《19家欧美博物馆反对归还文物中国专家发誓讨回》为题报道，引发了热烈讨论。报道称，该声明有违《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中，任何因战争原因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的条款。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声明》称：“长期以来，这些获得的物品，不管是通过购买还是礼品交换等方式，已经成为保管这些文物的博物馆的一部分，并且延伸为收藏这些物品的国家的一部分。”显然，“不管是通过购买还是礼品交换等方式 ”的字眼，并不包含战争方式获得的文物。因此，甄别何者为西方国家真正以战争方式从中国掠夺的文物，比不加区别地以“掠夺”二字要求其归还，恐怕是个更务实的态度。2000年3月，美国海关查扣准备送交拍卖唐末彩绘石雕武士像，最后归还中国，即是依照《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伸张权益的一例。

　　但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的《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虽对战争原因被抢夺或丢失应归还的文物，并无任何时间限制，但实际操作中却复杂得多。必须承认个体士兵的罪行与国家机器有组织的掠夺行为有别。而正是这种个体的罪行，使得对某些被掠文物的甄别工作近乎于不可能。

　　而国家机器有组织的掠夺行为，其实更应该交给政治谈判而非法律裁断。典型的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从被占领国搜罗无数珍宝文物，但战争结束，苏联等国又将之整个搬回自己家。今天德国与其他西欧国家不断向俄罗斯提出归还要求。更远者，郑和将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国宝“佛牙”以武力“请”到扬州，是否在此之列？所以，“无时间限制”其实是个权宜而模糊的概念。

　　【谁是文物的主人】

　　但是，问题应该还不是如此简单。讨论归还文物时要辨析的一个问题是：对某一件文物，究竟谁是合法的拥有者？

　　如果问一个问题：今年，你从国内的拍卖场上买了一幅宋元明清人的字画，那么，这画就是你的了么？一般人恐怕都会以为：那当然，谁付钱就归谁。

　　错！你要移民吗？你要长期居住在国外么？当你要离开时，你可能就会发现：你的珍贵收藏原来并不完全属于你。因为：它们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章第六十条规定：国有文物、非国有文物中的珍贵文物和国家规定禁止出境的其他文物，不得出境。

　　所以，当你拿到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时，你看见那有小“＊”号标志的拍品，你就要提醒自己了：你出了钱买下它后，它依然不是你的。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章却又是如下规定：

　　第五十条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收藏通过下列方式取得的文物：（一）依法继承或者接受赠与；（二）从文物商店购买；（三）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买；（四）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五）国家规定的其他合法方式。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藏的前款文物可以依法流通。

　　这似乎牵扯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的私有财产倒底还是不是你的？所以，对“中国专家发誓讨回”或要求归还文物的言论。其实也不妨仔细一问：讨回的是谁的文物？以中国在战争中被抢掠的文物为例，其实很大部分原主是民间而不尽是国家。是不是不需要问原主为谁？

　　倘若前面已被提及的“飒露紫”和“拳毛騧”要归还，该归还给谁？是“国家”还是卢氏后人？在这里，“国家”与卢氏当然非常容易区分，但在“朕即国家”时，国家与私人就难区分了。我们不妨看一个“皇帝小偷”的例子：

　　明清两朝24位皇帝，在紫禁城里收藏了无数宝物。这些宝物是谁的？是国家的？是皇帝私人的？没有人能说得清。所以，在帝国强盛时期，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可以巧取豪夺民间文物。而在帝国衰退时期，小皇帝则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任意变卖抵押文物。仅在《故宫已佚书画目录》里面就记载溥仪以各种名义“偷”出宫1200余件历代书法名画。

　　如果文物只在“国家”拥有时，其所有权才绝对，而文物作为私有财产并不真“私有”时，会怎样呢？

　　从历史实践上看，在“国家”不能保护“私人”手中文物的权益时，“国家” 也将不能保护自己所有文物的权益。著名的文物鉴藏家史树清在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中，就专门谈了当年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是如何以国家之名在民间收购文物的。而田家英当年在短短十几年间成了国内明清文人墨迹的著名藏家，至今国内收藏界无人能比。至于康生对于国宝级文物的追求，更是世人皆知。

　　如果允许私有，允许公民自由移民，但又对文物的转移有国界的限制。我们不妨继续推理：

　　我们今天痛心地说“敦煌在海外”，但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看今天中国最杰出美术作品，恐怕依然得跑到海外去。—就我所知，当代中国最杰出美术家的最杰出作品，几乎在近20年来均为海外收藏。这些人还在为生计发愁且不被国内认可时，拥有敏锐鉴赏力的海外收藏家就开始收购他们的作品，不夸张地说，某瑞士外交官个人收藏的画作，恐怕就可与美术馆的藏品一比价值高下了，当然，如果你认为那些在国内获得各种奖项的东西能代表今天中国的艺术成就，我无话可说。

　　举此例，我要问的是，某一天，这些作品都成为国宝级文物，可它已流出国门，我们是不是要在今天禁止一切作品流出国境？

　　【警惕以国家之名】

　　有意思的是，国内媒体在愤怒地表达文物归还的热切时，往往不忘顺带介绍一下文物在西方国家，譬如大英博物馆受到的保护有多么好，而在中国却得不到起码的妥善保护。同样，不论哪一位文博专家，在谈论在别国的博物馆里面看见中国的文物对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有多少触动的同时，都会对外国的博物馆的收藏条件之先进而感慨。在国内，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单国强说：除了上海博物馆有空调展厅以外，连举世闻名的故宫博物院都只是仅仅在库房里面才有空调。

　　我倒不认为，因为保护得好，所有文物就该留在那里，而我们因为保护条件相对薄弱，坐拥宝藏就奢侈得太过分了。保护的好坏任何时候都是相对的，大英博物馆当年条件也够简陋，它不照样在搜罗全世界的文物精华吗？今天，中国用于文化及文物保护投入的经费约近50亿元，不到英国官方投入的1/10。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投入当会迅速增加。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文物保护最大的差距在于，官方投入仅仅是西方国家文物保护投入的一部分，更有难以统计的民间资本投入于文物保护。而在中国，民间投入几乎是空白。这里，当然有文物市场在中国方才兴起之故，但法律法规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特色差异的影响恐怕更大些。历史上，中国民间有对文物收集整理保护的深厚传统，虽屡遭兵，但对中国文化传承一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不过，这项民间事业解放后开始中断。而且，是以国家之名，以文物保护之名。以著名藏书楼嘉业堂的主人刘承干为例，1954年，刘氏出售清刊本图书两千余册，每册仅卖0.35元。1955年，刘氏将其花费数万银圆从清宫内抄录出的嘉业堂镇堂之宝《清实录》、《清史列传》出售给国家。仅得款六千元。1958年，北京某国营书店以每册四十元的价格收购《永乐大典》残本三十七册。而明版《昭代典则》二十册仅付一百元……至于康生、田家英之流借国家之名，一下变成无可匹敌的大收藏家，这里就不用说了。显然，这种收购并不见得比斯坦因与王道士的交易来得更公平。

　　谈到文物归还问题时，国内媒体除了在民族自尊心和国内文物保护环境外，对国外博物馆、研究所提出的“公共服务”概念几乎均无任何评论。不能不让人认为，在这场东西方对话里，按照目前中国文物界的认识，双方几乎没有对话的平台和语境。

　　假定，我们能按照我们开列的清单把一切文物都要回，文物都“物归原主”— 为“国家”所有，那么，我们就没别的问题可问了吗？文物回国了，给谁看？供谁研究？就藏在暗无天日的库房里面吗？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无论是私人博物馆还是国家博物馆，都是对公众开放的。就我个人体验对比，似乎西方国家没中国那么多不许拍摄更不得触碰的禁则。文物无论“国有”还是“ 私有”，对文物的欣赏属于每一个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化遗产”。

　　许多中国人在到了西方国家后会感慨，这些没有多少历史的国家总有许多保护得很好的文物古迹可被游览参观，而中国却越来越成为一个充斥着急功近利的假古迹假历史文物的集市。表面上，这种不同是目的与动机的差异。我们许多人本能的思维是，这种乱象急需国家出手整顿，深思一下，也许造成与我们初衷相悖的情形的原因，恰是我们凡事喜欢借助国家之力的惯性思维。

　　回到文物归还的问题上来。有鉴于流出文物事实上很难被免费奉还，有专家建议，除了国家外交手段外，可主要通过竞拍收回流失文物。事实上，近年已有多次文物归国是以这种方式。出于民族感情，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失为一种现实的手段，但如果是有关国家部门或国有企业从海外回收文物，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仅以最近几年几桩著名案例看，也许，以国家之名是非常值得警惕与审慎行事的。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14期（总219期）

红朝旧典型，和谐新思维

Mon, 02 Mar 2009 01:20:00 GMT

　　正在编改维稳的稿子，看到一篇稿子里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个“枫桥经验”，文章没给出任何解释。我想记者本人在敲打这个词时，也压根没有产生过了解它到底是什么和意味什么的冲动，仔细ｇｏｏｇｌｅ一下，原来竟是１９６３年毛题词树立的一个典型。现将百度百科词条附录如下：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1963年毛泽东同志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

　　２００８年，周永康在毛题词４５周年时，专门组织学习纪念，以为公安系统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源头和样板。
　　２００８年的１９０万警察大走访，２００９年的３０００局长轮训，其实贯彻的统统是“枫桥经验”的当代版。一言蔽之，警察的任务就是社会矛盾协调员。用警察承担越发繁重的非警务性工作来完成新时期的维稳任务，往大里说，是通过红朝旧典型，为公安系统如何建设和谐社会破题。
　　此为公安系统的旧典型和和谐社会新思维。
　　
　　同样，法院系统现在学习的，是“马锡五审判模式”，这个旧典型的来历更早，是延安时期的。同样，它是与贺卫方为代表的主张向西方的职业化、专业化和独立性等看齐的方向背道而驰的。
　　何为“马锡五审判模式”，各位自己去ｇｏｏｇｌｅ，此不做详述。
　　
　　这里，不对“枫桥经验”和“马锡五审判模式”做价值判断，个人觉得，就胡总的和谐社会理论目标而言，确实“枫桥经验”和“马锡五审判模式”才是真正对路的东西，而西方那套关于警察关于司法的逻辑，确实是不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
　　继续展开一下，和谐新思维，还会被翻出哪些红朝旧典型呢？

把你写在日记里

Fri, 13 Feb 2009 03:24:07 GMT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压心底压心底
不能告诉你
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
我又想起你
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
不能忘记你
把你写在日记里
……
如果评选二〇〇八年帝国届最雷人语录，无疑是南周一位外围菜鸟的话，他在MSN上认真问段宇宏：“像贾葭和秦轩这样的高手，你和他们打过没？打得过么？”
永远有多远？
其实，在我还是这位帝国菜鸟水平的时代，我就看过段宇宏发来当年帝国大赛冠亚军的决赛录像（2002年WCG），装模作样拿着电脑练过，此后我看过许多录像，但在真正与人对战前，这些录像对我提高极少，我根本就无法知道自己和这些人的距离有多远，好比一个30秒跑完百米的人，看跑12秒的人和跑出10秒的人各跑一次，压根不知道谁更快，更不能理解博尔特神奇在何处。
当你能跑进12秒，可能才真正知道，哪怕仅仅跑进11秒，那也是技术之外的天赋，那1秒就是横亘在业余与专业之间的鸿沟。所以，当有一天，冰冷的风、蝴蝶丫头之类能跑进11秒的人出现后，我相信，我等的惊讶震撼，当远远大于飞虎以下的菜鸟们。至少，当我们一次次充满期待地认识了康仔、冰河、小麦等等世外盖世高人后，他们却最终总是令人沮丧地被老地头蛇段宇宏压过一头。你知道山外有山，世界很神奇，但并不出现在你身边。
直到冰冷的风出现。终于见到一个能跑进11秒的人了。
之后，更多大树出现，Athlon、Wondy、Silence、雪花、黑森林……但统统是11秒之外，12秒之内，惊喜是这样多，但也只是这么多。
于是，春节前，一个叫“无敌的套子”的大树出现，你听他说起冰冷的风淡然，不但没有总书记谈起华莱士的语气加重，反像是总书记谈那个香港记者，你听他不咸不淡的自我介绍，甚至像曾有博尔特共同参加过预选赛的经历……
显然，他不仅仅是能跑进11秒，甚至是接近跑进10秒的人。
那个晚上，唐岩，新晋大树，失眠了。
他不是因为自己终于被承认是能跑进12秒的大树，而是因为能跑进12秒，所以才真正理解接近跑进10秒的人水平有多高，而且居然与这样的人同场竞技过。
与“无敌的套子”同场竞技第一局，是唐岩憋屈的经历，更是回味悠长的记忆，简直是越想越甜蜜的记忆。
甜蜜的回忆都会被写进日记里，但各有不同，有的要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有的要说出来说出来，一定告诉你。
“无敌的套子”遇见的是后一种。
“无敌的套子”是个见多识广的家伙，“西方哪个国家我没去过？”“我见得多了”，一点不夸张的，然而，他还是被唐岩给吓住了，第二天开局前的聊天里，他突然就变得大为谦逊起来，甚至惶恐起来：“我的LN水平其实不高的，哪个在那里乱讲啊。”
当时，唐岩诚恳地、反复地对他说：“我终于算对自己这么多年帝国有个交代了，昨天晚上，我可是和国内LN第一人同场竞技啊，我把你写进日记里。”
是夜，唐岩日记如下：
……我们这边四个人，其他三人是：雪儿（一个中年美眉，半大树）、响马（标准菜鸟）、教官（我们这伙人中大树里最菜的一棵），对方三个人，大脚是我们仅次于段宇宏的第二大树，快乐一辈子是新来的大树，不比大脚差，另外一个叫无敌的套子，第一次来，这个人可是国内LN第一高手。我在边上，对着大脚的玛雅，估计城堡时代不用担心被推，但大脚一到城堡就来推我，没推动，座中的“无敌的套子”也来帮忙，马兵、枪兵、冲车、城堡……我家门口昏天黑地尸山血海，拼命打信号，没人搭理，对方最强的两个都在推我，而我这边盟友却憋帝，妈的，感觉都快不行了，雪儿终于41分憋帝成功，又过两分钟才来帮忙，再慢一分钟，老子就真会被他们俩给推了。后面就简单了，边反推边帝王，我负责搞大脚，雪儿响马两个人搞套子，教官拼快乐。大脚极变态，三层围墙，难怪段宇宏封他为第一防御高手，老子好不容易才打穿围墙，丫们投了。这局没杀到什么人，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