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方舟子毒草文章：矮象和硕鼠

Thu, 21 Jan 2010 19:48:13 GMT

　　　　　矮象和硕鼠

方舟子

　　提起庞然大物，我们往往会想到象。象是现存最大的陆地动物，最大的非洲丛林象的身高能超过4米，体重能达到12吨。象刚生下来时的体重通常就有120千克。它们是如此庞大，以至我们习惯充满敬畏地称之为“大象”。

　　但是有一种象的形象很难让人将它冠以“大”字，它们成年时身高还不到1米，体重只有大约100千克，和猪的大小差不多——猪鼻子插葱有时的确是可以装象的。这样的矮象一定很可爱，可惜它们只生活在更新世，已在大约1万年前全部灭绝。

　　矮象并不是大象的祖先，在它们之前大象早已进化出来。相反地，矮象是从大象进化来的。这些矮象的化石是在地中海的西西里岛和马耳他岛发现的。在地中海的其他岛屿，也有类似的矮象化石出土。大约600万年前，地中海的海水被部分或全部蒸发了，生活在大陆的大象得以迁移到这些岛屿。后来随着海平面的上升，这些大象的后代与世隔绝，在岛上进化成了猪一般的矮象。

　　为什么大象的后代变成了“猪”了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问一下，为什么大象要把身体弄得那么庞大呢？原因很简单，身体庞大是它们保护自己的法宝。当大象的身体大到连老虎、狮子也望而生畏时，大象就没了天敌，可以自由自在地吃草。但是身体庞大也意味着要消耗大量的食物。一头成年大象每天要吃上一、两百千克的植物。而一个大象群体为了避免近亲繁殖，通常有几百头大象，它们消耗的食物量大得惊人。

　　在地中海的岛屿上，没有大型的肉食动物需要抵御，大象身体庞大的优势消失了，劣势暴露了出来。在岛上，资源非常有限，没有足够的食物来维持一个大象群体，身体大的象饿死，身体小的象由于需要的食物量也少，反而容易生存下来。要维持一个500头大象的群体，可能至少需要几千平方千米的空间，但是要维持一个同等数量的矮象群体，有几十平方千米的地盘可能就足够了。这样，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大象的身体就变得越来越小。

　　不仅大象如此，其他大型食草动物到岛上繁衍后，由于没有天敌，也由于缺乏食物，它们后代的身体也会逐渐地变小。甚至人类也是如此。2003年在印度尼西亚的弗洛里斯岛发现的史前“矮人”（已在大约12000年前灭绝），身高只有大约1米。

　　但是对俗称老鼠的啮齿动物来说，情形却正好相反。老鼠体型小的原因，也是为了避免被天敌吃掉，因为身体小容易躲藏。到了岛上以后，没有那么多天敌，甚至根本就没了天敌，没有必要再躲躲藏藏，身体小的劣势就暴露出来了，因为身体太小，热量容易散失，而且能吃的食物种类有限，比如粗一点的植物就咬不动。对老鼠来说，身体大一些反而更有优势。在岛上生活的啮齿动物的身体通常要比在大陆生活的大很多。例如在弗洛里斯岛上原来生活着一种窟山鼠（已灭绝），和猫一样大。

　　不过，和在乌拉圭发现的一种豚鼠相比，窟山鼠就是小巫了：这种乌拉圭豚鼠比牛还大，体长3米，高1.5米，重达1吨，比矮象还要大得多。幸运的是这种可怕的硕鼠生活在200～400万年前。在当时，巴拿马地峡还未出现，南美洲和北美洲是分离的，南美洲实际上是一个大岛，北美洲的剑齿虎等天敌还过不去享用这些硕鼠。现在还生活在南美洲的花背豚鼠是硕鼠的近亲，而花背豚鼠的体长只有80厘米，体重只有15千克，这在现在啮齿动物中已经算是大的了。

　　当大型的哺乳动物迁移到岛屿，它们的身体通常会逐渐矮化，而小型的哺乳动物则相反，它们的身体会逐渐巨化。这种现象被称为“岛屿法则”。这个进化速度会非常快。对88种岛屿哺乳动物（其中一半是啮齿动物）的调查表明，它们的进化速度要比大陆哺乳动物快两倍。

　　人类的文化进化其实也存在类似的“岛屿法则”。对人类社会来说，“岛屿”并不一定是地理意义上的。开放的岛国可以包容世界，自我封闭的大陆国家却是文化的岛屿。一个国家如果闭关锁国成了世界的孤岛，那么由于缺乏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和文化交流，也会很快地让伟人矮化，鼠辈巨化。这样的国家，会一时成为“矮象”和“硕鼠”的天堂。但是不论是可爱的矮象还是可怕的硕鼠，终究还是都灭绝了。

2010.1.18.

（《中国青年报》2010.1.20）

上帝啊，派个外星人到哥本哈根来吧

Thu, 07 Jan 2010 23:56:00 GMT

　　　　上帝啊，派个外星人到哥本哈根来吧
　　　　　——《阿凡达》观影记

　　并不是所有开发商都像中国房产开发商那么缺乏耐心，《阿凡达》一片里，矿产开发商为说服纳威人，看上去已极尽耐心，所花人力物力高得令人乍舌，你想，甚至许多纳威人在他们的培养下早就学会了说英语，这得花了多少时间？！为便于和纳威人沟通，他们甚至花费巨资用高科技生物技术造出一批拥有潘朵拉星人躯壳和地球人心灵的“卧底”——阿凡达。当然，凡事两手都要硬，为最终解决问题，他们也被迫准备了数量极其庞大的重型空中坦克，如你所知，一般来说，只要一方都准备坦克了，那最终肯定是会要用上的。

　　我的老师羊小倭说过，“再大的腕儿也有个价”。以地球人的技术和财富，不说让纳威人集体同意，买通一大半纳威人愿意接受条件并造成其分裂，按通常的情形，是不难的，其成本绝对不会比制造一批阿凡达和调大批重装备跑到遥远的潘多拉星上更高昂。如果纳威人是住在地球上，何至于此？

　　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真正自给自足、完全不需要外部商品交换的文明。当年英国人在乾隆爷大寿时跑来打探做生意事项，被我“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打发掉了，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乾隆的话似乎得到了验证，倒不是乾隆爷有道理，而是因为垄断贸易和高额关税（官员腐败使得所有商品实际过关成本剧增）原因。英国货后来在坚船利炮下打开中国市场，并非中国百姓在炮舰强迫下购买洋货，而是清廷对贸易的限制被打破了。

　　纳威人看上去生活在一个更为自足的环境中，因为有翼龙，他们甚至可在空中自由飞翔，这比技术远为发达的地球人行动更便捷自由。不过，纳威人是个丛林原始部落，似乎处于采集和打猎为生的阶段，连最基本的农业都不具备，他们既未学会使用金属也未发明出车轮，比印第安人的文明水平差得极远。他们肯定需要更舒适的房子，更舒适的床——虽然吊床看上去很浪漫，但肯定有更好的，他们需要绚丽的衣服、他们需要驱逐各种蚊虫和寄生虫的药剂（虽然片中来不及描述）、需要医药、需要各式各样的工具、他们甚至需要空调、需要电灯、需要手机、需要我们已经发明的一切……如果地球人愿意和他们交换这些的话。

　　编剧可不傻。他让潘多拉星的环境与地球环境差别如此巨大，使地球人与潘多拉星人的交易成本高得无法想象：地球人暴露在潘多拉星上就很快会死掉，适于潘多拉星环境、且适于潘多拉星人的口味和需要的成套商品，单为他们开发出来，成本就太高了，或者说，单价太高，譬如纳威部落，总数不过两万人，这样规模的一个部落，确实缺少基本商业价值，而电影中出现的所有潘朵拉星部落的总人口，似乎都不满10万。除了纳威人地盘上的矿石，其他部落根本就拿不出对地球人有价值的可交换商品，由于潘多拉星的生物与地球上的物种是如此不同，开发公司甚至拿不出类似鸦片式的东西让纳威人喜欢。

　　——所以，请你不要说，这是一部可以影射中国拆迁与反拆迁的电影，如果《阿凡达》里的开发商说的是汉语，那就不会有阿凡达，不会有那位女博士，不会有大批懂汉语的纳威人了，片子里有的只是“杰克”——由清一色的杰克组成的队伍，你说他是科考团也好，拆迁队也好，总之，一开始就不会那么大费周章，上来就是典型中国式拆迁：拆迁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拆迁是暴动，是一个群体推翻一个群体家园的暴烈的行动。

　　那《阿凡达》是一部什么片子？当然是环保片。就像中国人对新闻中最关注的事项时拆迁一样，对西方人来说，最关注的是环保问题。

　　所以，在地球人看来，潘多拉星上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妙奇幻：能散发美丽荧光的植物，能与人类心灵感应的动物、能悬浮在空中的巨大山石……而当时地球人的环境如此恶劣，甚至地球人扎堆的基地都是逼仄阴森幽暗压抑的。看看吧，高科技的代价是什么，是我们的环境从此与美丽与色彩无缘，而一个没有文明和技术的遥远的潘多拉星又是多么的美妙。——西方环保主义者的世界观在《阿凡达》中得到了最极端的呈现。

　　——编剧真的不傻，在地球上可以找到的一切像纳威人生活的部落，其实都过着令人同情的生活，而且，一旦与外界接触，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便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反现代”观念浓厚的环保片，由于很多时候，“现代”其实就是西方文明的同义语，你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西方环保主义知识分子反西方文明的电影。

　　尽管，这部片子不惜以最大的同情和热诚赞美纳威人的一切，不惜以最大的厌恶和热情鞭挞地球人，尤其是西方文明的一切。令人遗憾的是，它还是不自觉地习惯性地——当然也是无可奈何地采用了典型西方文明中心的习惯性立场。

　　我想，假如萨义德老先生如果还活着，他一定会和我一样，当看到杰克被纳威人的公主救下来时，就会心中暗叫：这个该死的编剧，接下来难道你会让公主爱上杰克，并且让杰克来领导纳威人并拯救纳威人吗？

　　当公主和杰克的翼龙幸运地躲过巨大的红色食肉翼龙的追杀，公主告诉杰克，她祖父当年的座驾就是这种红色的翼龙，人们称他为“魅影骑士”，历史上只出现过五次。我心中的萨义德就高叫起来：可怜的公主，你不知道，你很快就将看到历史会第六次上演，杰克将因此成为你们的新领袖，而你那倒霉的情郎——预备役的酋长肯定会死掉的。

　　唉，从《菊子夫人》到《最后的武士》再到《阿凡达》，西方人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这种将异质文明视为女性，自己为男性，且一个无论如何操蛋的西方男性都会被一个地位神奇的东方女性爱慕的奇怪自恋呢？哦，差点忘记还有《阿拉伯的劳伦斯》。总之，这些作品无论对观念中的“东方”如何善意，甚至作为价值观中最善最美的一极加以赞美，统统都无法避免这样的俗套，而《阿凡达》则是集大成者：

　　一个并不成功的西方男人无意中撞进“东方世界”，必定有个地位高贵的女人爱上他，对方的领袖一定会善待他——甚至用培养接班人的方式善待——也许他们预见到自己的世界迟早将不复存在，所以要让一个西方人作为他们存在过的历史见证，而这个西方人必然在关键时刻充当了救世主。

　　这种俗套，简直与中国传统书生对奇异世界的意淫可有一比。自然，中国书生意淫的世界里，故事的主角同样是一个不成功的男人，虽然相比那个不成功的西方男人，中国书生会相对无用，但却也无害，所以会有一个美丽聪慧红袖添香善解人意的狐仙爱上她，狐仙是没有父亲的，但多半会有一个能给提供书生白吃白喝白玩的大院落的女性长辈。如果是完美故事，其结尾也符合书生的身份：他不需要去拯救一大群狐仙，而是因为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他的科举成功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玩厌的狐仙会知趣地离开，一个符合他新身份的端庄娴静妻子及时地取代狐仙的角色。

　　当然，《阿凡达》重复这样的俗套，这也许是为便于展开叙事角度考虑的无奈。不考虑萨义德的角度，我们换成女权主义角度看，也会问，为什么不能让那个女博士完成杰克的使命？但是，真若如此，不但多数观众的习惯会觉得这种叙事方式很怪异，剧情也会变得不合理：你能想象一位人类女博士的阿凡达被纳威王子爱上，这位王妃如何能领导纳威人并拯救纳威人？王妃如何进行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观众答应，纳威人也不会答应。

　　尽管时间上是一种巧合，但《阿凡达》的推出恰好紧邻失败的哥本哈根会议，我还是愿意将之理解为环保问题确实在西方社会被认为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潘多拉星上的各个部落在杰克领导下战胜了贪婪的地球人，地球人被遣送会他们被污染得肮脏而丑恶的故乡，而美丽的潘多拉星原生态的环境得以保全，《阿凡达》一片为宣传环保观念确实深具良苦用心。

　　——但是且慢，善良战胜了邪恶，自然战胜了贪婪，《阿凡达》告诉我们的，显然只是暂时。没错，杰克领导潘多拉星各族人民战胜了地球人，教育了肆意破坏环境的地球人，但他们赶走的和教育好的，只是说英语的地球人，那么十年二十年后，一定会有第二波地球人来，这一次，一定会是说汉语的地球人，按照真实世界各国发展水平，美国人之后中国人一定会来。那时，他们该怎么办？要知道，中国的文化里，可不会出现杰克这种人，不会出现《阿拉伯的劳伦斯》，不会出现“汤告鲁斯”的《最后的武士》。

　　我个人觉得，假如有一部能深刻震撼教育地球人爱护环境的好莱坞大片。这部片子就得反着来。男主角得是一个外星人，当然，他会是外星人的叛徒。在这部电影里，某个拥有高度文明的河外行星，由于那里的人们肆无忌惮地发展经济，他们的家园被污染得无法继续生存，只好选出一小撮人做种子，跑到地球来。由于贪恋他们的高科技以及地球人的同情心，地球人打算接纳他们并打算合作搞某一个注定要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的能源基地。

　　由于科技越是发达人心便越是丑恶贪婪的缘故，这些外星人比地球人要贪婪邪恶得多，而这个外星人中的叛徒，由于某种原因，爱上了一个环保组织的女地球人，由于爱情，他幡然悔悟，告诉地球人那个能源基地其实会破坏掉地球的环境，于是，在他的领导下——由一个外星人而不是美国人领导地球人当然更容易让全世界接受——地球人与外星人发生了一场终极战争。

　　对地球人来说，这是一场令人绝望的战争，毕竟技术差距太大，但由于某种歪打正着，这种事情历史上已经发生过许多次。总之，这个外星人叛徒领导下的地球人还是摧毁了外星人的基地，消灭并驱逐了他们。而地球人则在这一场生存还是毁灭的战争中受到了充分的环保教育。

　　毫无疑问，战斗中外星人再次摧毁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标志性建筑，由于中国已是最重要的大国，而且在战斗中勇敢地承担了大国的责任，所以这次许多中国的标志性建筑也有幸被摧毁，幸运的是，那些建筑物都只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毕竟，要做到既不伤害大多数中国人的感情，同时又让中国人能因为付出过一定牺牲的而拥有大国的自豪感，上海的一些标志性建筑物是可以被摧毁掉的，若北京的某些标志性建筑物被摧毁，即使从剧情来讲也会很成问题，因为按理这将不会被报道，影片就无法出现全世界亿万观众同时被电视直播震撼冲击的情形，有13亿人不能因亲眼看到一些列巨大变故而受到深刻环保教育，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折扣。

　　这部电影当然会有一场在千钧一发时刻激动人心、扭转乾坤的演讲。几十亿地球人站在街头的电视大屏幕上，一边看着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与西方国家的标志性建筑被摧毁，一面看着各国元首在某个会议上热烈讨论人类的未来——它原本是在讨论与外星人的宏大合作计划的，但那个外星人的叛徒闯了进来，当场揭穿了这个阴谋，并且在亿万双泪流满面的眼睛面前，用那著名的“To be，or not to be”的提问结尾，向地球人描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一个是地球将被迅速污染毁灭，一个是幡然悔悟从此过着环保节能的生活，地球将继续是美丽的蓝色星球。

　　接下来，在外星人被彻底秒杀的一个瞬间，全世界的总统、总理、总书记们庄严地举起右手，集体通过一个庄严的环保决议，在极为抒情优美的主题曲中，各种肤色的幸福的笑脸，各种奇异美妙的山川河流的景色在大屏幕中不断闪现切换，然后全剧终。——您觉得这个会议的场所还有比在哥本哈根更好的地方么？
　　上帝啊，派个外星人到哥本哈根来吧！
　　

　　感谢时光网黄梅小姐赠票

文一《泛突厥主义阴影下的新疆》

Wed, 06 Jan 2010 22:22:00 GMT

http://news.qq.com/a/20091231/002172_13.htm

2009腾讯网“影响中国年度华语传媒盛典”

年度最佳专题报道：
凤凰周刊：泛突厥主义阴霾下的新疆问题
分离主义困扰的世界　维吾尔与中亚地缘政治

　　泛突厥主义阴影下的新疆
　Pan-Turkism & Xinjiang

□ 记者段宇宏

　　从西亚的土耳其到中国西北，生活着近1.7亿操突厥语的各个民族，分布在1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语言、宗教、文化相近，泛突厥主义一直就是对新疆问题影响最深的外部环境因素。今天，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泛突厥主义在其大本营土耳其渐成主流思潮，为北京处理新疆问题平添了诸多不利因素。

　　7月12日，土耳其幸福党在伊斯坦布尔发起逾万人集会，抗议中国所谓“虐待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会上有人高举着热比娅肖像，“中国是杀人犯，解放东土耳其斯坦”口号声起伏不断。刚过一周，土耳其97个民间组织联合署名，由“突厥世界人权协会”会长布史苏尔向联合国驻安卡拉代表处递交一份申明，要求调查“新疆维吾尔突厥人所遭到的人权侵犯”，呼吁“东土耳其斯坦出现的罪行”应该提交到联合国和伊斯兰会议组织讨论。
　　最引人瞩目的指责来自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他说“我们与维吾尔人是兄弟”，称中国在新疆“像是搞种族灭绝”，呼吁“中国放弃同化政策”，承诺要为热比娅进入土耳其发放签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7月14日回应：“哪个国家能将这种事情称为种族屠杀？”他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穆斯林兄弟能认清乌鲁木齐‘7·5’事件的真相。一旦他们了解了真相，他们就会支持我们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以及中国政府为处理这一事件所采取的措施。”中土两国因新疆问题的外交龃龉，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但北京方面公开回应却是首次。

　　中土口角由来已久

　　北京刻意把新疆分离主义称为“东突运动”，而非海外所说的“东土耳其运动”，除却政治考量之外，也有不愿把土耳其牵扯进去之意。而土耳其官方对埃尔多安言论的纠正——据土耳其媒体报道，7月16日土耳其外交部以向中国间接道歉的方式纠正埃尔多安“种族灭绝”的表述，7月17日，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称，他不知道有任何将新疆近来的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企图——亦表明土耳其官方外交立场上对新疆问题依然秉持谨慎小心的现实主义态度。
　　但在现实政治层面，土耳其却是新疆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东土耳其斯坦来！”
　　“喔，我亲爱的同胞，你们还在Khi tay人（契丹人，指汉族或中国）的统治下生活吧。”
　　这是“流亡”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经常碰到的情景。土耳其以突厥国家“老大”自居，自称是一切突厥人的祖国，多年来一直接纳包括中国维吾尔族人在内的突厥“难民”，以此显示“种族友善”和“人道主义责任”。
　　土耳其是“流亡”维吾尔人最自在的地方，除了可自由结社集会，无证件过期被捕和遭遣返的担忧外，时常还有政客和议员前来嘘寒问暖，而在中亚其他突厥国家，却未必有如此待遇，尽管那里生活着众多的维吾尔人。
　　目前土耳其从未有官方正式数据统计过该国维吾尔人移民的数量，据民间数字，应超过5万，若加上早先迁入已融入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后裔，则说有几十万。但该国的维吾尔人流动性大，部分人是把土耳其当作赴欧美的跳板。流落在巴基斯坦和中亚的逃亡者中，小部分青年被基地组织吸纳。
　　至1990年代，长期定居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已获得公民身份和住房，有人已进入军队服役。一部分维吾尔人忙于生计发展，对政治淡漠，一部分成了推动东突运动的积极分子，总体而言，近年越来越多人积极介入政治。
　　1995年，“东突运动”领袖艾沙·尤素夫·阿布泰金以93岁高龄在伊斯坦布尔去世，时任伊斯坦布尔市长的埃尔多安下令为其修建公园和纪念碑。此后纪念艾沙的活动，土耳其很多政党领袖经常出席，往往通过上百座清真寺广播告知信众参加祈祷。
　　“领导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精神领袖艾沙是所有突厥民族的领袖，也是土耳其的朋友。”从来以“口无遮拦”著称的埃尔多安曾在纪念活动上如此评价艾沙。
公园入口有“东突”国旗，园里有艾沙铜像，北京为此向安卡拉提起抗议，土国外交部顾及两国关系，曾多次施压，派人前往摘旗，但遭到抵制，引发大规模抗议。前来阻挠土国外交部摘旗的当地人斥责道：突厥人的旗帜只能升起，不能降下。
　　“你北京的事我不管，我伊斯坦布尔的事你也别管。”埃尔多安强硬地回应。若不是这次埃尔多安主动“管”到北京来，实在回避不开，否则北京极可能保持多年来处理与土耳其有关东突问题的低调态度。
　　1986年，土耳其同意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商务参赞、维吾尔族人穆罕默德·尼亚孜的避难请求，北京甚至都没有公开回应一下。即使趁着搭乘美国“9.11”全球反恐号列车之机，北京将“东突”问题公诸于世，从来总是小心抹去这个“东突大本营”的身影。

　　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

　　历史上，契丹人曾在中国北部建立过辽国，辽国灭亡后耶律大石西逃，创建称雄中亚的西辽国。契丹与突厥语诸民族交往频繁，突厥诸民族就用“契丹”作为汉人或中国的称呼。受此影响，今天俄罗斯也用“契丹”称汉人或中国。

　　历史学家将生活在从土耳其到中国新疆等地的十几个民族统称为“突厥语诸民族”，因为他们有相近的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祖先起源传说、狼图腾崇拜，都自称是突厥后裔。
　　突厥语诸族主要分布在中亚地区，所操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人口将近1.7亿左右，其中以土耳其所占比例最大，约7000万，维吾尔人口占到第四位。
　　中亚地缘政治，中、俄、伊、土四大国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在经济上占优势，俄国有传统力量的凭借，伊朗有宗教优势，土耳其则集宗教、文化、种族优势于一体，近年则在中西亚外交中猛打同语同种的突厥牌，即泛突厥主义。
　　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又称“大突厥主义”，是西方民族主义与西方列强刺激下的产物，19世纪80年代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中国称塔塔尔族），其知识精英最先勾勒出泛突厥主义理论，以应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文化泛突主义提出突厥民族“三统”问题（语言、思想、行动统一），而政治层面的泛突厥主义者则计划在中亚建立各突厥国家，然后实现大联合。俄国十月革命后，这些鞑靼知识分子大量流亡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泛突厥主义在此全面开花。
　　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逢内忧外患。苏丹既是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又是伊斯兰世界最高领袖——哈里发。苏丹醉心于用“泛伊斯兰主义”力挽狂澜，精英阶层试图以“奥斯曼主义（奥斯曼帝国爱国主义）”扶大厦于将倾。当泛突厥主义传来之际，大家纷纷为之迷醉。
　　奥斯曼的苏来曼·帕夏将军把这种新理论融入到自己的著作《世界历史》中。孜牙·乔加勒甫则写下了著名的泛突厥主义书籍——《突厥主义原理》，彻底将这种思潮理论化、体系化。后来泛突厥主义也有大土耳其主义之称。
　　青年土耳其党1908年领导奥斯曼帝国宪政改革，同时操作三种主义来挽救国运，奥斯曼主义作为立国之本，泛突厥主义用来处理与其他突厥民族关系，泛伊主义则处理与非突厥穆斯林的问题。泛突厥主义者一般主张用现代化手段改革宗教，同时具有强烈的反俄色彩。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为赢得良好的国际生存空间，总统凯末尔一直压制着这两大思潮，试图把土耳其民族主义控制在安纳托利亚半岛，即民族边界之内。但泛突厥主义散布到全世界突厥语民族中，文化泛突厥主义，在突厥语民族中则扎根更深。泛突厥主义思潮甚至影响上世纪中国新疆的局势几十年。
　　30年代，欧洲法西斯运动兴起，某些新生代泛突极端分子沾有了纳粹主义气息，蒂尔罕办《苍狼》杂志，俗称苍狼派，“突厥种族高于一切”、“ 突厥种族优于其他种族”是他们的口头禅，但在“凯末尔主义”的压制下，始终不得志。

　　19世纪末，西方出现族源或文化相近群体一致对外的思潮，“泛斯拉夫主义”、“泛日耳曼主义”轮番登场。泛突厥主义是受此刺激和沙俄帝国直接威胁下的产物，认为从亚德里亚海直到中国的所有操突厥语民族都属同一种族，应当团结起来。

　　从来就很国际化的新疆政治

　　维吾尔族绝大部分居住在新疆南部，其次主要分布在乌兹别克与哈萨克两国。中亚民族宗教的盘根错节、大国地缘政治的错综复杂，致使近世中国新疆——这片富饶土地上，既撒满美酒鲜花，也流淌着鲜血与眼泪，是国内外各种势力集团与意识形态厮杀的战场。维吾尔人反倒不是这里的主角，其国际化情形从来就不容忽视。
　　清朝初年，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大部组成的漠西蒙古控制着西北与西藏，准噶尔统治西蒙古后称雄天山南北，控制中亚，盛极一时。沙俄逐渐东侵，汗王噶尔丹既接受清廷册封，又接受沙皇册封，与双方周旋，力图扩张，幻想建立大蒙古帝国。
　　经康雍乾三代帝王，与多位西蒙古汗王争战，最终信奉黄教的准噶尔部被全数消灭，只留下一个地名，遂有了全疆及中亚彻底伊斯兰化和突厥化。满清控制新疆后，好景不长，先后经历大小和卓之乱、张格尔之乱，同治年间又爆发“西北回乱”，安集延（今乌兹别克境内）人阿古柏趁机占据了新疆大部，建立“哲德沙尔汗国”，沙俄随后出兵占据伊宁河谷，清朝在新疆只剩几个据点，大片国土几近全部丧失。
　　阿古柏心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请求苏丹册封其为“埃米尔”（有总督、国王、亲王之意），自认是“属国”，从奥斯曼请来了军事顾问，获得军火援助。外交上，阿古柏在虎视新疆的俄国与觊觎新疆财富的英国之间周旋。
　　1875年前后，已经吞并中亚的沙俄准备出兵，攻灭倒向英国的阿古柏，拿下新疆，不巧，中亚塔什干发生反俄暴动，沙俄只得调兵围剿。
　　第二年，左宗棠率军西征，沙皇在吃不到新疆的情况下，向湘军提供军火粮食收拾阿古柏。沙俄刚平息塔什干暴动，第十次俄土战争爆发，待战事结束，清廷已彻底平定新疆，被沙俄占据长达10余年的伊宁也被收回。1884年，清廷颁旨，新疆正式建省。
　　民国时代，先后经历杨增新主政的小康年代、金树仁统治的动荡时期，盛世才最终在苏联帮助下，成为新疆王。直至抗战末，中国中央政府力量才正式进入新疆。
　　三四十年代，“世界各民族之父”斯大林的巨手一直在新疆各种势力间搅浑水，用“双泛主义”和民族主义作煽动工具，以金钱和武器当后盾，甚至直接派克格勃及正规军入疆，策划了两次“东突国”闹剧。搞第二次的目的，是想勒索在中国东北和外蒙的利益。
　　国民政府反对新疆独立，但同意高度自治，张治中辞去主席一职，1947年任命维吾尔人麦斯武德担任联合政府主席，麦被称为数百年来第一个主政全疆的维吾尔人。1949年，国共内战即将结束，以省府秘书长艾沙·尤素夫·阿布泰金和建设厅厅长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一派不愿与中共合作，出国流亡，先后到达土耳其，被称为第一波正式移民土耳其的维吾尔“开拓者”。
　　60至80年代，苏联仍通过阿拉木图、塔什干电台，每天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向新疆展开宣传攻势：“东突厥斯坦是维吾尔人的祖国。”
　　中苏边境多跨境民族，很多人有双重国籍，包括大量党政军干部。50年代初，新疆进行恢复苏籍和鼓励中国人加入苏籍的工作，到50年代末，中苏两党分歧日显，就变成了遣返苏侨（有苏联护照）运动，苏联也鼓励中国边民移民过去，据说全疆1958年就遣送苏侨99万余人。
　　1962年，新疆军区两名少将马尔果夫和祖龙太耶夫向北京打报告，称与十几名军官要求一起去苏联，中央军委同意请求。结果在二人与苏联特工煽动下，中苏边境出现惊动世界的“伊塔事件”（时称“伊塔反革命暴乱”）：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20余县，6万多人拖儿带女，扔下房舍和器具，逃往苏联，有些县城跑得仅剩几百户人。
　　此事件因苏联多年强势影响所致，当地少数民族认苏联为祖国，孩子们甚至不知北京是哪国首都。吸取教训之后，当地才开展“三个一（一个党，一个国，一条路）”教育。据亲历者说，实际跑出去的人比官方统计多得多，塔城当年与现在的人口数量差别不大，但因为那次逃亡，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比例被倒换过来。
　　苏联对新疆巨大的影响，直到60年代后期才彻底削弱。

　　土耳其的维吾尔流亡者

　　尽管苏联在中亚拥有巨大的支配力量，但从文化和种族上看，当年的维吾尔精英对土耳其更心驰神往。据说1914年，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到新疆阿图什，就通过办学方式讲授泛突厥主义思想，成为最早的传播者，而泛突厥主义最重要的载体《译文报》当时也已传入新疆。
　　艾沙和伊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疆风云人物，被视为海外“东突运动”元老及“火种”保留者，在土耳其和突厥语各民族中有一定知名度。1940年代末新疆联合政府中的维吾尔族官员，几乎都参加过之前的东突运动，从泛突及不同程度分离主义角度来看，各派之间区别在于对待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态度。艾沙和伊敏被认为是温和派，他们可以接受在中华民国之内的自治，而不愿被斯大林吞掉，或在斯大林庇护下的“独立”，他们同意中国政府驻军新疆，政治上倾向国民党，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抱敌视态度。
　　非官方层面，至少土耳其政府通过提供财政资助及活动空间，逐渐使该国变成全球东突运动的总部，近年德国和美国维吾尔移民增多，这个“东突心脏”的作用才适度减弱。
　　艾沙和伊敏在土耳其继续领导东突运动，先后创办《东土之声》、《东土新闻公报》、《自由土耳其斯坦学报》等政经和文化刊物，用英文、维吾尔文、土耳其文出版。伊敏早年撰写的《东突厥斯坦历史》自然是培育年轻人“民族意识”的教材。
　　伊敏1965年去世后，艾沙成为实质上的领导人，先后建立“东土流亡者协会”和“东土基地”，基地的目的是“致力于维吾尔文化和社会身份的保存”，为年轻一代提供精神资源，艾沙认为其重要性胜于谋求独立和暴力“复国”。
　　“东土学生联盟”、“东土妇女协会”、“开塞利东土文化和团结协会”也相继在其孵化下生长出来。
　　为使国际社会不忘东突，艾沙利用一切国际场合发出声音，参加过新德里和摩加迪沙的亚非会议、巴格达穆斯林国家会议、麦加伊斯兰大会。
　　艾沙的长子艾尔金·阿布泰金亦是著名东突活动家，“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的创立人之一。该组织吸纳了五大洲几十个“流亡政府”及分离主义组织作为会员，艾尔金曾任总秘书长。“世维会”成立后，艾尔金担任了首任主席，其继任者是热比娅。
　　作为早年突厥语诸民族中文明成就最高的维吾尔族，东突通过文化泛突作为纽带，得到不少土耳其政要和知识分子支持，在这个以“一切突厥人祖国”自居的国家，有人称维吾尔是其“文化母亲”。
　　苏联解体之后，沉寂多年的“双泛”伴随着宗教复兴与民族主义复兴，在中亚及新疆活跃起来，土耳其作为泛突心脏的输血作用自然功不可没。经过中亚，艾沙与伊敏的精神资源渗透至新疆，八九十年代影响力不可小觑，北京自此开始与“双泛”长期角力。
　　据《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及对策研究》一文透露，1980年，新疆大学历史系两个学生刻印和传播伊敏的《东突厥斯坦历史》，有的师范学生毕业后，把这个作为教科书向中学生讲授。
　　仅1988年，喀什维吾尔高级中学高二15名学生成立了“母系突厥解放组织”；另有5名学生成立“阿塔图克解放组织（凯末尔又被称为阿塔图克，意为突厥国父）”；和田地区墨玉4名中学生成立了“天山联盟”，墨玉县一中有13名学生成立“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党”。
　　90年代，新疆大学生中，“东土族解放”、“青狼青年联盟”、“天山雄鹰联盟”、“东土耳其斯坦子弹”、“兰狼解放”、“东土伊斯兰党”、“东突星火联盟”一类组织纷纷涌现。
　　1987年，《东突厥斯坦历史》在安卡拉出增补版，《东土之声》经过连载后，大量流入新疆，疯狂传播。4年前去世的新疆文联作家吐尔贡·阿勒玛斯在此期间先后出版了《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史》，后来自治区党委在全疆文化教育界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认为这三本书是“双泛”大毒草、伊敏的流毒，破坏祖国统一，损害民族团结。
　　从清廷灭亡西蒙古准噶尔部控制全新疆以来，新疆其实一直就是各种国际力量角逐之地。冷战结束后，苏联的威胁和作用突然消失，但一度冷寂的泛突厥主义则在广阔的中亚西亚地区蔓延起来。而土耳其的外交和国内政治生态变迁，泛突厥主义思潮已渐成主流。

　　土耳其的突厥外交

　　作为世俗化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有极其独特的政治体制——“政党执政，军队监国”。二战后，作为凯末尔主义大本营的军队坚守世俗主义，时常“挺身护宪”，抵制政府的宗教化政策，压制极端宗教力量，局势稍稳后又开启选举，还政于民。每当此时，激进泛突或宗教势力就暂时退缩到文化生活领域。
　　苏联解体前，土耳其始终生存在强邻的威压之下，泛突厥主义只是一种无现实空间的幻想。中亚各国独立后，土耳其最先给予承认，中亚各国领袖对泛突思潮亦一度趋之若鹜，与土耳其关系迅速升温，土耳其也日益重视泛突主义在中亚外交中的基石作用。土耳其通过接受中亚突厥语民族留学生，出资援建大学、清真寺，设立文化机构，提供贷款等方式，拉近与中亚各国感情。仅2001年同中亚国家签订条约协议就达400多个，90年代中期，哈萨克斯坦的土耳其公司已有269家，项目金额达10亿美元。
　　土耳其政府定期召开“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国际突厥语民族团结合作大会”，政治、经济、文化议题无所不包，甚至与阿塞拜疆有“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之类的议题，并已着手建立欧洲议会那样的“突厥语国家大议会”。
　　2006年9月，第十届国际突厥语民族团结合作大会在土耳其凯麦尔召开，大会建立贸易、经济合作、教育、科技、文化、青年组织6个国际委员会，中亚诸国、俄罗斯的图瓦、阿尔泰等自治共和国、欧美的突厥语民族社区600多代表参加。
　　“有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地区，为什么不创立突厥语地区，我们需要改写我们共同的历史，各国应统一语言”；“要建立突厥联邦，历史给了我们独特机遇，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历史根源，我们要经济一体化，才能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同一立场”；“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必要性工作即突厥世界联合行动，要公平解决东土维吾尔问题 ”……这些都是会上各代表提出的议题。
　　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会在外交上日益加强突厥因素，当作外交政策中最重要手段。他呼吁各国“拥护土耳其突厥合作的外交政策，统一在国际社会的立场，以便有效地对付孤立突厥语国家的企图”。
　　土耳其近年与西方关系有所疏离，外交重心略向中亚偏斜，亦有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一向与欧美关系极其亲密的土耳其，苦苦加入欧盟的努力屡次受挫，国父凯末尔力主的“脱亚入欧”之梦依然看似遥不可及。西方的小弟当不成，自家兄弟的老大则看似更易争取。
　　而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互相作用，也直接影响到了土耳其的政治生态。被认为是极右的泛突主义政党——民族主义行动党，1969年在议会仅有一席，曾被中国学者视为“毫无群众基础”。不过现在的数据，三大政党分别是：正义与发展党，有46%选票，占340席；共和人民党，有20%选票，占98席；民族主义行动党，14%选票，占70席。
　　共和人民党是凯末尔创建的政党，民国时代中国称之为土耳其国民党，意识形态为凯末尔主义，土耳其目前第一和第三大党都有不同程度的泛突倾向、比较浓厚的宗教背景。起码能说明，泛突在近二十几年的土耳其，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埃尔多安就是正义与发展党的主席。
　　虽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对北京的指控，被土耳其媒体批评为过分“横蛮”，但在有“东突大本营”之称的土耳其，同样有很多泛突主义的刊物，不乏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如《突厥祖国》、《突厥联盟》、《我们的圣地》、《突厥文化》、《突厥斯坦之声》……它们经常指责政府冷漠无情，不关心国外“受压迫突厥同胞”。无疑，“双泛”思潮在土耳其全社会的抬头，为北京解决新疆问题平添了诸多不利因素。

原文2009年8月刊于凤凰2009第23期(总第336期)

文二《新疆问题与中亚地缘政治》

Wed, 06 Jan 2010 22:20:00 GMT

http://news.qq.com/a/20091231/002172_13.htm

2009腾讯网“影响中国年度华语传媒盛典”
年度最佳专题报道：
凤凰周刊：泛突厥主义阴霾下的新疆问题
分离主义困扰的世界　维吾尔与中亚地缘政治

新疆问题与中亚地缘政治

□ 记者段宇宏

　中亚五国中，除塔吉克斯坦人为操东波斯语的民族外，其他国家的主题民族均为突厥语民族。通行在突厥语各族知识精英中的一种说法，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中国称柯尔克孜族）等本来就是一个民族，由于政治上长期不统一，近现代被沙俄与苏联分而治之，人为划分成了数个民族。尤其是维吾尔与乌兹别克，他们认为完全就是同一民族，相似性达到100%。
　　突厥语诸民族文化的互相影响往往难分彼此，譬如大陆人熟悉的维吾尔传奇人物阿凡提，其原型生活在土耳其，而非新疆；而对突厥文化有巨大影响的《突厥语大辞典》，作者是11世纪出生于喀什的维吾尔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熟悉中亚民族问题，当过记者，从事NGO工作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海莱特·尼亚孜介绍，在从来没学过的情况下，乌兹别克语100%能听懂，哈萨克语懂八成，土耳其语懂五成，陌生单词是近现代产生的新词汇，日常用语完全通用，只有口音区别。中亚各国和土耳其的音乐、影视剧流入新疆，无需翻译。“维吾尔人去中亚经商、旅游几乎没有语言障碍，”他强调，“当然那是历史，现在大家分属不同政治实体，也可说是不同民族，要承认现实。”
　　正因为有着种族和文化上的亲近关系，改革开放后，维吾尔人成为中国与中亚交流的排头兵。中亚国家在独立前未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洗礼，自古就擅长经商的维吾尔人很快在当地的服务、贸易行业占据优势。同时也为东突兴起提供了一定的人力和资金来源，90年代，中亚一度有十几个较活跃的东突组织。
　　据哈萨克斯坦《民族报》2004年引用的官方数字，在该国维族人多达217万，有70多所维族学校，为中亚各国之最，1991至2001年，曾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高度活跃的政治活动。
　　曾在新疆工作过的哈萨克总理马西莫夫拥有一半维吾尔血统，哈萨克议会中有一名维吾尔族代表，但在部长州长这一层次中则没有维吾尔族人（北京一位维吾尔学者称，哈萨克斯坦不少高级官员私下称自己其实是维吾尔人）。《民族报》认为维吾尔族对法律制定的影响不大，其人口数量与政治权力分配不平衡，“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态度，一般情况下是正常的，影响其变动的外部力量来自中国”。
　　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的民主化程度被认为比较高，维吾尔族在此地的政治生活环境已算最好。乌兹别克斯坦甚至严格限制维吾尔族人在本国从事新闻、出版、教育行业，严禁其组织结社。
　　海莱特·尼亚孜认为，乌兹别克斯坦的维吾尔族人其实才是最多的，应该在500万之众，但大部分人并未标明民族身份，数量时起时伏，这主要取决于政治环境松紧。“当然在生活水平上，维吾尔族人在中亚是比较富有的。”他说。
　　俄罗斯名为《关于亚洲》的杂志报道，吉尔吉斯政府2004年禁止维吾尔文化中心15周年比什凯克大会，是最重大的压制案例，但该国南部地区非常流行维吾尔语电视剧，每周六，当地私营电视频道OSHTV还用维吾尔语播出。
　　中亚各国的民间及当地维吾尔族同情资助东突组织难以避免，北京的反东突战略自然就不可能是“纯粹内政”，必须得跨出国境，寻求合作。
　　中亚国家民族宗教问题同样错综复杂，专注于发展经济的同时，自身也面临分离主义威胁：塔吉克斯坦有“戈尔诺—巴达赫州”分离问题，并在1992年该国内战时曾一度宣布独立；乌兹别克的“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有分离倾向；这些国家的维吾尔族人还有成立自治区的诉求。
　　这是中亚与中国联手共同反击分离主义的政治经济基础。北京通过“上合组织”在中亚打击东突的成效目前十分显著，中亚上合成员国给予积极配合，对当地关涉维吾尔的政治活动严加限制。
　　试图挖掘突厥语国家大金矿资源的东突组织遭遇重大挫折，这几年纷纷把活动重心转向欧美，很多东突组织及成员移居西方，并效法达赖希望在西方寻求支持。目前来看，获得西方世界支持比从中亚汲取资源似乎更加容易，更有成效。
　　中亚诸国独立数年后，已脱离外交上的稚嫩，当初的泛突热情渐趋理性，它们开始利用和动员一切有利发展的资源：跑到土耳其进行突厥语民族大联合的同时，也不妨碍进入“上合组织”与中国联合打击三股势力。
　　但中亚作为突厥语民族聚居的地带，东突仍将之视为潜在的天然的“盟友”，东突精英往往寄望于各国进一步“民主化”，更利于从民间获得更多资源。
　　新疆“三股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大陆学界常归结为“双泛”的恶劣影响，因它是承载“三股势力”的思想温床。已有学者指出，“双泛”使中国民族问题解决复杂化、国际化，也将会对已解决的边界问题造成前途不明朗情形，进而影响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商贸往来、劳务输入，甚至中国海外企业的安全。
　　但这种说法有时过于笼统和模糊，缺乏深入研究，未到“知彼”的程度，而且在表述中常常误把泛伊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划上等号，这种误会又是照搬一些西方学者的误会所致。中亚国家的宗教复兴，与二战后西方出现的宗教复兴性质差别不大，大陆改革开放后，也有传统文化宗教热。但泛伊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在突厥语民族中并没太多市场，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的解读从来都很宽松，经过苏菲神秘主义千年传播，伊斯兰教才在中亚扎根，其信仰有颇多异质成分。
　　原教旨主义只是要求严格复归本初伊斯兰生活方式等思潮的泛称，如不吸烟不喝酒，妇女戴面纱。虽然守旧，这种生活及精神层面的原教旨主义并不暴力，沙特阿拉伯就是以标准的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派作为国教，接近一种清教主义，但沙特与英美关系十分和谐。政治性和暴力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则以基地组织为代表，对世界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宗教情感上的泛伊主义也不似政治性泛伊主义那般面目狰狞，世界上同种宗教经常举行的全球交流大会，即是这种共同信仰牵线的作用。
　　泛突主义同样具有多面性，因种族和文化接近而有亲切感为人类本性，情感和文化上的泛突主义不应笼统归为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
　　全球某处华人的遭遇，常会牵动其他华人的情感，亦不可说成是“泛华主义”。政治上与种族上的泛突主义才应该引起警惕，会对主权和社会安定造成威胁。在中亚各国，现实政治中真正的民族议题，是由于民族混居，都存在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往往是邻国的主体民族）的权益问题，所以政治与种族上的泛突厥主义，在现实政治层面经常是受打压对象。
　　时至今日，没有几人相信，全球某种宗教能组成一国，某个种族集群能联合一体，即使社会发展水平达到欧盟程度，欧洲一体化亦困难重重，何况在发展中国家主权意识强烈的时代，谈何容易。

原文2009年8月刊于凤凰2009第23期(总第336期)

文三《分离主义困扰的世界》

Wed, 06 Jan 2010 22:12:00 GMT

http://news.qq.com/a/20091231/002172_13.htm

2009腾讯网“影响中国年度华语传媒盛典”

年度最佳专题报道：
凤凰周刊：泛突厥主义阴霾下的新疆问题
分离主义困扰的世界　维吾尔与中亚地缘政治

　　　　分离主义困扰的世界

□ 记者段宇宏

　　分离主义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即便在西方国家亦不例外。今天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可以完全消除分离主义的办法，但通过发展经济，落实民权，制度设计，运用法律手段，不断使其边缘化和非暴力化，增强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消解国际化压力，却有颇多成功案例。

　　全球并不只有中国面临疆独、藏独、台独威胁主权安全，不管何种政治体制，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国家，分离主义的身影无处不在。
　　分离主义在西方语境中被视为中性词。基于各自立场，反对者称它为“分裂主义”，支持者叫做“独立与自决”。民族主义思潮催生近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概念，它强化主权与领土意识的同时也滋生了分离主义，两者冲突对峙百年来绵延不绝。
　　一战后，列宁和威尔逊首先提出“民族自决”，曾激荡起一波又一波的主权与分离的较量。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又引发过两波分离高潮。支持“自决”者也反对“分裂”，反对“分离”者也会支持“独立”，这中间不外乎就是种族、文化、宗教、经济、政治利益的博弈。对分离主义威胁感到日益紧迫的中国，或不必过度恐慌敏感，而需集纳全球消解分离主义经验，运用政治智慧维护国家统一。

　　千奇百怪的主权与分离问题

　　法国被科西嘉问题困扰，英国备受北爱纷争折磨，西班牙有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问题，加拿大有魁北克分离运动，俄罗斯被车臣战火搞得焦头烂额，土耳其面临库尔德和亚述分离主义的挑战，日本的琉球复国运动一直搞得有模有样……
　　2004年2月，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监狱里一名犯人提起抗议：“我是德克萨斯共和国公民，不是美国人，你们无权将我引渡到加利福尼亚。”这名犯人认为，阿斯彭历史上曾属于“德克萨斯共和国”。即使世界上政治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也无法消除分离主义。
　　美国境内的分离主义运动多达几十个，相关组织不计其数，堪称光怪陆离。有黑人发起的“黑带共和国运动”，印弟安人发起的“拉科塔复国运动”等；“卡斯古底亚共和国”、“德克萨斯共和国”、“佛特蒙共和国”、“夏威夷王国”则已宣布建立，有自己的网站、报刊。有些分离运动，还有几个“临时中央政府”，由同一运动的不同组织各自组建。
　　“德独运动”认为1865年美国收该州入版图为非法，不予承认。1995年12月，一个主要的德独组织在奥文顿市宣布建立“德克萨斯共和国”，并制定“宪法”。“国家”刚成立，组织却出现裂痕，分成三派，因为内讧（绑架）和威胁谋杀政府官员（包括克林顿总统），大量成员入狱。直到2003年，内部整合后才趋于团结，共同承认了现在由米勒“总统”领导的“临时政府”。这个“德国政府”的运作自然离不开金钱，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募捐和出售证件（护照、身份证）。不过这只是“诸德国”之一，另一个德独组织成立的“德克萨斯共和国”，正副“总统”分别叫拉里·胡格赫斯和戴尔·罗斯。
　　美国这类分离主义运动，大多数不具暴力色彩，没有群众基础，几乎沦为极少数社会激进边缘人士自娱自乐的活动。只要不触犯法律，美国政府从来爱搭不理，这是美国独有的一道奇特景观。
　　英国除北爱问题之外，还有苏格兰、威尔士分离运动，但这不足以令人惊讶，作为英国主体民族的英格兰同样存在着英独运动。2008年，安德鲁·康斯坦丁，一位英国民主党的前成员，正式组建“解放英格兰党”，成为当代英独运动的代表性组织。该党的政治目标，是把英格兰从英国独立出来，并促使英格兰退出欧盟。
　　直布罗陀16世纪初并入西班牙版图，18世纪初被割让给英国。西班牙从上世纪60年代起宣布永不放弃对直布罗陀的主权要求，两国争吵不断。对北爱问题一直头疼的英国，在这里找到巨大安慰。
　　“英国出卖了我们”，2002年，英国试图接受西班牙“主权共享”要求的消息传出，直布罗陀数万居民罢工罢市，强烈谴责英国政府出卖主权的“卑鄙行径”。两年后，当地官民热情洋溢地举办庆祝英国占领直布罗陀300周年活动。值得玩味的是，当地居民中的英国移民只占15%，其他居民则来自意大利、马耳他和西班牙。
　　不同国家，不同组织印制的地图能告之我们奇特世界的另一面。中国大陆的世界地图上找不到“萨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但它却赫然出现在朝鲜、越南、古巴、安哥拉等几十个国家的地图上，因为在中国看来，它只是摩洛哥南部一个省份。2005年之后中国出版的地图上，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国家——锡金悄悄消失，印度方面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承认锡金属于印度的国家。
　　东欧南欧地区，这里的主权与分离问题如同一团乱麻。俄罗斯面临国内各色分离运动困扰的同时，又同外部世界在此问题上有着趣味性互动。“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位于摩尔多瓦与乌克兰之间，国际社会均认为它属于摩国一部分，唯有“南奥塞梯共和国”、“阿布哈兹共和国”承认其独立。“南阿两国”宣布从格鲁吉亚治下独立，同样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只有俄罗斯和尼加拉瓜与它们建交。
　　意大利是唯一一个在自己首都（罗马梵蒂冈）派遣驻外大使的国家，经常被视为奇闻，而一个不拥有半寸领土的组织却被联合国和国际法视为“准主权国家”，却不是天方夜谭。起源于11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天主教军事修士会——“马耳他骑士团”，与100多个国家建有“外交关系”（包括梵蒂冈），发行自己的护照、邮票。与之建交的国家，派驻梵蒂冈的大使兼任驻骑士团大使。骑士团在罗马的修道院，既是外交部，又是驻教廷和意大利的大使馆。
　　总而言之，全球主权与分离问题的纷乱复杂状况，远远超出一般人想像。

　　发达国家治疗分离主义伤痛的努力

　拥有分离倾向的多民族国家，不意味着民主化后，民族冲突会加剧并导致国家分裂，西班牙是其典型代表。而南斯拉夫则是民族分离倾向并不显著，民主化转型后，主体民族煽动民族主义导致国家分裂的典型。
　　如果说奇形怪状的非暴力分离主义还具有一定喜剧色彩，而暴力性的极端分离主义则会给一个国家带来难以弥合的伤痕。西班牙的“埃塔”(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组织的简称)和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是发达国家仅有的两个暴力性分离主义组织，造成无数起生命和财产损失，一个已放弃暴力回归主流政治，一个已至穷途末路，但它们造成的恐怖阴影，在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
　　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找到完全消除分离主义的办法，但通过发展经济，落实民权，制度设计，运用法律手段，不断使其边缘化和非暴力化，增强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消解国际化压力，却有颇多成功案例。
　　日本被视为单一民族国家，种族与文化同质性极高，按理不应有分离主义之忧，但在冲绳地区却有点例外。70年代兴起的“琉球独立党（2008年3月更名为吉嘉利俱乐部）”一直致力于建立“琉球共和国”，然而日本凭着经济世界第二的优势，使“琉独”变成皮肤之患。
　　琉球大学华裔教授林泉忠2005年进行的民调显示，当地认为自己是冲绳人也是日本人的占56.8%，认为自己是冲绳人的占40.6%；假如日本政府不许可，认为琉球可以独立的占20.5%，日本政府许可，有57.4%认为可以独立。2006年冲绳县知事选举证明，即使在有分离倾向的民众中，最激进的琉独党，也没有群众基础，该党第二代党首屋良朝助参加选举，仅得票0.93%，铩羽而归。
　　现代政治发源地英国，一向具有政治稳定的传统，却也免不了遭受暴力分离主义之痛。但北爱问题的特殊性，对面临类似问题的后发国家不太有借鉴意义，占大多数的新教徒居民愿意留在英国，占少数的天主教居民希望与爱尔兰合并，双方长期处于仇视状态。光凭自治，不解决问题，占少数的天主教徒难以在选举中获得权力，更增添仇视情绪；两次公投，多数人愿意留在英国，爱尔兰共和军又执意以暴力对抗主流民意，北爱问题一度成为死结。
　　直到上世纪末，英国政府从权力分配、族群和解的每一个细节设计制度；爱尔兰放弃对北爱的领土诉求，配合英国政策；美国爱尔兰裔组织施加压力，进行和平游说，三种因素加在一起，爱尔兰和平才迎来曙光。
　　西班牙作为最早的西方殖民帝国、最晚实现现代化的西欧国家，长期面临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挑战，而西班牙成功政治转型的同时逐步消解分离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则被视为典范。
　　1976年苏亚雷斯首相推动政治转型，告别佛朗哥威权时代，决意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实现政治现代化。转型期的西班人突然发现，威权时代用武力震慑分离主义所获得的平静，只是假象。分离主义不仅具有深厚群众基础，并像火山一般喷发，极端力量还借着转型的机会“杀”出一条血路。
　　因为种族和语言的巨大差异，巴斯克的分离主义情形尤为严峻，达到当地几乎全体民众支持独立的境地。自称信奉马列主义的埃塔从地下分离组织变成反政府恐怖武装集团，一阵阵的爆炸声在西班牙各地响起，一宗宗谋杀案接连发生。尽管埃塔宣称只是刺杀政府官员，实际上更多的平民丧身其手，迄今为止欠下数千条人命的血债，埃塔的恐怖名声很快传遍世界。
　　西班牙强硬打击暴力性分离主义的同时，在反对民族分裂的宪法框架下，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分权体制，前所未有地向非主体民族地区授权，彻底修正佛朗哥时代强行推动的同化政策，力倡民族和解。1979年10月，吸纳各方建议，平衡双边利益的《自治条例》提交给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两地选民表决，分别有87.9%和90.3%的选民投了赞成票。巴斯克地区历史最悠久、最强大的非暴力性分离主义政党巴斯克民族党史无前例地赞同了政府的《自治条例》。
　　埃塔红火一阵后，随着自治的推进，从此走上边缘化道路，在整个西班牙乃至巴斯克，名声日降。10年间，巴斯克地区民意发生了变化，1979年，只有5%的人认为埃塔是“犯罪分子”，10年后这一比例提升到16%；当初17.1%的人认为埃塔是爱国者，10年后降至5%，将埃塔视为疯子的人则从8%提升到16%。
　　西班牙立法禁止与埃塔有牵连的政党，一旦发现，法院可宣布其非法，驱逐出政坛。激进的分离主义政党巴斯克人民团结党（被认为是埃塔政治组织）、巴斯克祖国共产党、巴斯克民族行动等党派因为勾结埃塔，先后被法院禁止，退出主流政治舞台。
　　西班牙转型彻底成功后，巴斯克大学现今在当地进行的民调数据则显示出乐观前景。33%的人支持巴斯克独立，31%的人赞同以联邦制方式留在西班牙，32%的人赞同成为西班牙的民族自治区，也就是说，不支持独立的人占了63%。对于埃塔的态度，60%的人完全排斥埃塔，18%的人声称早年曾支持埃塔但将不再支持，13%的人赞同埃塔的终极目标但反对其暴力方式，仅有2%的人完全支持埃塔及人民团结党。
　　在文化和种族与西班牙主体民族更相近，但之前分离主义同样严重的加泰罗尼亚，今年5月份的民调数字则更令西班牙兴奋，近八成加泰罗尼亚人以身为西班牙人为荣，20.9%的人赞成独立，35%的人赞成以联邦制方式留在西班牙，34.9%的人赞同成为西班牙的民族自治区，4.4%的人赞同成为西班牙普通省份。最新一次加泰罗尼亚议会选举中，公开鼓吹独立的“共和左翼”仅得票14%。

原文2009年8月刊于凤凰2009第23期(总第336期)

钱学森神话

Mon, 02 Nov 2009 16:46:00 GMT

黄章晋 @ 2009-11-2 11:39 阅读(4809) 评论(37) 推荐值(259) 引用通告分类: 未归类

　　国人传统，一人仙逝，人们只宜奉上颂词，不过，钱学森先生实在是我国创世神话的一部分，这里简单质疑几句不算不敬。
　　言钱学森之伟大，必先谈美国人百般阻其回国，言某米国高官称其值５个师。这种说法与今天党报中某某学子谢绝导师与Ｘ万年薪挽留毅然回国同属一类。其实，钱学森毅然回国前，是申请美国国籍未成；钱被阻挠系当时他身在特殊部门，同时又秘密参加美共，当时特殊政治环境下，自然在调查之列。
　　言钱学森之伟大，必言若无钱等人，则中国必无火箭。其实，若无钱，对中国火箭的有无并无任何影响，但若无苏联，中国的火箭两弹统统不会有——至少当时不会有。假装苏联人不存在，当然会高度赞美钱学森。
　　钱之所以被格外看重，当然有第一条因素在先，——相比之下，邓稼先等人生前寂寂无名，更有钱学森政治上乖巧的原因；还有一条，是当时新政权领导人缺乏现代科技认知，只认为航天及核武器是尖端科技，而完全漠视航空，故航空领域的钱学森们和整个航空工业被一起冷落，苏联人走后，连歼６飞机的改进工作都搞得事故百出狼狈不堪。
　　最后，钱学森既然享有超拔的特殊地位，自然难免苛责：这样的大科学家怎么能为亩产万斤背书。我们现在仍无法知晓钱学森是出于被迫还是自愿写下那些文字。不过，奇怪的是，今天竟然有评论家论证，毛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亩产万斤的，无论钱是否喝了迷魂汤，伟大领袖居然受钱学森蒙蔽，持这种主张的人，不是缺乏起码的智力，就是全无心肝。

中国人世界最聪明？

黄章晋 @ 2009-11-2 23:37 阅读(8) 无评论推荐值(0) 引用通告分类: 未归类

　　中国政府在大谈两弹一星的成就时，只字不提苏联人的帮助。钱学森的特殊地位除了当时的统战宣传需要外，也可起到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取得不可思议成就的作用。美国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之间，用了7年时间，苏联用了4年时间，中国只用了2年零2个月。
　　时间上看不出问题，经费投入才看得出问题。
　　苏联人为研制核武器和火箭，1947到1955年间，全部投入是793亿卢布，而且是在德国工程师（火箭技术）和美国科学家间谍（原子弹技术）的帮助下取得的，其花费少于美国人的投入。而中国一五（1955－1957）期间，全部工业总投资的实际完成额，折卢布仅为56.4亿卢布，不足苏联人研制核武器和火箭投入的1/10。这已经基本奠定了中国重工业的基础。如果当中的一半是拿来用在核武器和原子弹上，总投入也只有苏联人的1/20。
　　一些智商比我高很多的家伙在我的《钱学森神话》后面跟帖，教育我别否定钱学森的巨大功勋和科学水平。ＯＫ，那请告诉我，是不是中国当时科研人员的智力水准和基础工业的技术水准远远高于美国和苏联，以至于中国只需要投入不足1/10的科研经费就能取得与美苏同样的成就？
　　关于苏联人如何直接运送设备乃至武器，手把手安装调教培训中国人，到中国来帮助建设火箭和原子能基地、到中国勘探开采铀矿的资料，沈志华等编译整理的系列书籍太多了，我这里就懒得直接大段抄书了，只引两条：
　　一、1955年4月27日，中苏签订《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议》，苏联援建中国6500-10000千瓦的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同时无偿提供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图纸，提供核燃料棒和放射性同位素，培训技术人员。
二、1957年12月20日，苏联用两列火车， 60个车皮运送2枚P-2导弹及全部配套设备，交付给中国。P-2是德国V-2火箭的苏联改进型，在中国是后来的东风1。同样无偿安装培训并提供全部图纸。
钱学森是很牛，但还没牛到空手跑回中国后，能迅速搞出火箭的程度，他的水准，也不会比苏联援华的萨维利耶夫等人牛。当时中国一流的火箭专家也并不只钱学森一人。今天，朝鲜和巴基斯坦都宣传自己独立搞出了核武器或火箭，而且巴基斯坦也有个钱学森——原子弹之父卡迪尔·汉，他们的技术到底哪来的，人们心知肚明，而中国当时成就中自力更生的成色，要远低于今天的朝鲜和巴基斯坦。
　　两弹一星之于当时的中国，实在如一个制造收音机的乡镇企业突然要搞486计算机一样，你可以拥有钱学森等这样从IBM回来的工程师，但和能研发制造486计算机是两回事。
　　谁是中国两弹一星的真正元勋？不是别人，正是被无数中国人唾骂的赫鲁晓夫。这位红色世界的新掌门人为获得二当家的支持，那段蜜月时光，对二当家有求必应。如果不是毛于1958年8月23日突然下令炮轰金门，中国还会取得更多不可思议的成就。
　　大哥因为金门而决心与二当家翻脸，是因为赫鲁晓夫秘密来华，离开时，二当家劝他可以大张旗鼓地走，赫鲁晓夫同志欣然应允，但他人刚走，二当家就万炮轰金门，全世界都以为，大当家跑到二当家，正是为炮轰金门一事，唬得美国威胁动用原子弹。其实，大哥也完全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对这种不可理喻且全无诚信的二当家，自然大哥决不能再要啥给啥所。
　　当然，二当家这种下作手法并非绝无仅有，朝鲜也多次效法，最近一次，是我们敬爱的温总理前脚离开朝鲜，那边就一口气连放好几个二踢脚。还好，全世界已经习惯了朝鲜，也知道我中国，已晋级为负责任的大国了。

煤老板走了，晋官不再难当

Tue, 20 Oct 2009 06:14:00 GMT

　　今年山西的热点新闻，或许可以这么概括，上半年是“晋官难当”，下半年是“煤老板难当”。“晋官难当”这里不再复述，而“煤老板难当”或许值得多说几句。
　　比起运气不好的官员，煤老板运气不好的比例要高得多。据业内人士估算，在这次限时由七家大型国企兼并收购的煤企重组中，山西煤炭行业民营资本的损失约500亿元。没赶上时机的煤老板们，不但血本无归，甚至整个家族负债累累。比起丢掉乌纱帽的官员来说，煤老板要难当得多。
　　在煤老板退出历史舞台时，也许不需要经济学家们强调兼并时应当尊重产权尊重法律，更不需要他们再次强调落实产权制度、对煤老板加大安全投入和有效利用矿产资源的激励作用。2004年，山西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煤炭新政时，时任省长张宝顺就把产权问题对安全和资源利用的激励作用说得非常清楚了。
　　山西煤政由承包制到产权明晰再到被国企强行兼并，政策变迁不单是回到起点，而是对民营资本涉足煤矿的一次彻底清零。我认为，这种彻底的国进民退，实在不是如何看待民营和国营的观念发生了巨变，而是持续矿难事故的现实压力下必然的选择。
　　其实，在巨大压力下，山西省近年来已经一次次提高民营资本进入门槛，不断兼并矿井，应当说就安全、效率与矿产资源利用率而言，已有相当明显的收效。伴随着单井产量标准由9万吨上升到15万吨、再到21万吨、30万吨的不断提升，山西民营煤矿技术和资本集约化程度迅速提高。山西近几年的百万吨死亡人数大大低于全国水平。不幸的是，因山西煤炭巨大的产量，构成新闻的重大事故几乎全都发生在山西。
　　不断的重大事故使山西上下官员承受着巨大的问责压力。
　　今天，官员问责惯例的出现，是不小的政治进步，但中国式问责，是高层在基层事发后对公众和社会的交代，而非依据明确的权责对等原则，由基层或同级的裁夺。问责虽然一直在推行，但问责的基础，即官员权责的边界，何为直接责任何为间接责任，却始终缺乏量化的、具体的规范以及明确的权责规定。
　　落到现实层面，问责就具有极大的机会主义和随意性，问责的依据更容易变成一种高层对形势的政治性判断，即问责依据不是具体失职和错误的情由，而是公众的关注程度和舆论压力大小。事故的社会关注程度决定了罢免官员层级高低，是今天已形成的基本规律。
　　中国的国情往往是官员的权力大过责任，但在生产安全上，却形成了权力与责任不对等的奇特现象。即便一个地方官员高度重视辖地的生产安全，但因为管辖权所限，而难有实际作为，一旦事故够大，则必须辞职。“晋官难当”的感概正是由此而来。
　　正是因为上上下下的官员都知道，因不可测的公众关注事故而被问责，多少是一种意外“牺牲”，而培养一个干部多不容易，所以不断有官员因问责而丢官，又不断有官员悄悄复出。
　　在这种问责制下，我们不妨做一推论，若近几年山西的煤炭开采死亡率上升一倍，但不发生一起5人以上的事故，山西留给全国“血煤”的印象会有今天这么强烈么？煤老板们会在近两年每出事故必集体停产的整顿中，突然等到彻底出局的噩耗吗？或许，今天的山西煤政会是另外一种情形，而煤老板也不会像今天一样彻底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当然，煤老板消失，民营变国营，不意味着事故率会必然降低，重大事故数量会减少。据业内人士介绍，今天山西被兼并的民企，其技术设备和安全防控水平，并不都比兼并者低。此次负责重新整合山西煤炭资源的七家大型国企中，个别兼并主体，涉足煤炭开采业务时间不长，谈不上有丰富的采矿管理经验。而这七家国企集团，要消化掉新兼并来的大量产能，短期内需要抽调和培养大批各层级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这未必不构成新的安全隐患。
　　但由国企完全代替民企，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就是，在分布于山西各地煤矿的管辖权上收的同时，事故的责任也被一并上收，国企煤矿事故的责任与地方基层政府完全脱钩，而对这些省属国企的直管层级来说，由于这些国企集团自身拥有相对明确独立的生产安全权责，他们应承担的事故问责压力远小于民企事故的问责压力。——连煤老板都被全部赶走了，再出事故，确非为政之失，实乃人谋不及。
　　告别煤老板，迎来垄断国企，对基层政府和地方利益来说，当然是个莫大损失。除了直接的财政损失外，还有煤老板们在大都市一掷千金引来全国侧目之时，不忘造福桑梓的种种善举。这些年来，随着煤价一日千里，地方政府出台了种种门类齐全的硬性摊派任务，以成全他们不忘家乡的愿望。今天，国企在兼并民营煤矿时，地方政府试图说服他们顺带兼并种种善举的任务，未获成功。
　　不过，对地方党政官员来说，总算免了辖区出事故的战战兢兢。
　　多年来，矿难事故、官煤勾结腐败案、煤老板一掷千金，是人们看到“山西”二字就会想起的关键词。现在好了，随着山西煤老板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也许山西人会从此耳根清静，终于不再有那么多糟心的负面新闻了；对近两年战战兢兢感叹“晋官难当”的山西各级父母官来说，也许煤老板走后，晋官从此不再难当。　

十二篇文章推荐

Thu, 08 Oct 2009 17:31:00 GMT

　　不记得罗永浩当初怎么交代的，大意是推荐12篇文章，是印象很深刻还是很喜欢，还是上网以来对自己影响很大，要求不记得了，我答应后一直拖，等认真开始选，再回过头再问罗永浩：你是让我按什么标准选文章来着？罗永浩说，我也不记得当时怎么说的了。那就这样吧。

《认识中国的尺度》李朝晖
http://www.philosophyol.com/BBS/viewthread.php?tid=8640
　　李朝晖就是牛博的莫之许，当时我们还不很熟，QQ上他主动找我勉慰一番，语气里导师的意味很浓，我心说，您谁啊，但还是做谦虚状，说，您论坛上文字太过简短，其实我很想看你代表性的文章。于是看到这篇长文，于是认认真真花两天时间看完后，于是一拍大腿：我操，终于碰到了一个真正的青年学者，而且是活的。于是，我投《到华夏时报》评论部当了莫之许的手下，时在2001年7月。8年了，现在我当着很多人的面说，我是莫之许的学生，莫之许依然一副不太接受的样子。

《不信任民主》洪世宏
http://www.boxun.com/sixiang/000702/5.html
（不好意思，要翻墙，自己解决）
　　有了点点网上薄名沾沾自喜时，总会有些人让我觉得自己是如此浅薄可笑，洪世宏便是其中之一，当时他在中青在线极少发言，但还是被我粘住，成为我的若干上游思想来源之一。这个年纪比我甚至还略小些的人，身上有股三十年代学者的风度，我想有一天他还是会到大学执教鞭吧。

《关于一组稿子，关于记者，关于新闻—— 一个编辑的说法》李大同
http://www.cyol.net/2001/50baoqing/gb/content/2000-12/26/content_136218.htm
　　李大同和文中的L，都是我熟悉而极为敬重的人。大同老师这篇文章，不但我时常翻出来读，而且每换一处新的工作，必推荐给同事学习。8年前大同老师曾推荐过我，未遂，无缘亲炙实为遗憾。近曾拜访大同老师，想认真请教新闻业务，大同老师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新闻，真的抱歉，我过时了，今天是你们的。

《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赵无眠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620/12/5029_3969443.html
　　当年，网上似曾有过N大汉奸之说，我以为芦笛、赵无眠的见识、功力不可与其他人并举，有幸在他们创作高峰时期上网，让我少了多少淘选功夫。这两人当年的文章，在我看篇篇精品，对我震撼最大的，当属此文。虽然今天网上可供查阅的史料更多，文章中许多说法可有更好的阐释，但对应当读到它的读者来说，我以为是最有冲击力的一篇。

《中日和平条约廿五年：邦和心未平——兼论日本向中国道歉问题》皇甫茹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19
　　虽然皇甫茹可能就是我熟悉的某个人，但我还愿意单独表达对这个马甲的敬意，冠以皇甫茹之名的文章，与赵、芦一样，篇篇精品，这篇未必最好，但因为工作缘故，有段时间曾反复阅读。

《吉他，我们的来复枪》李方
http://oldbbs.cyol.com/index2.php?forumname=&job=view&topicid=1697897&forumid=47
　　不多说了，什么是北大才子，这就是了。顺带对第一次知道李方这个名字的文艺女青年说一句，今天的李方已成功蜕变成一个沉稳无趣的职业经理人，至少当着我的面的时如此。

《奥狄浦斯：瘟疫、理性和英雄主义》吴澧
http://oldbbs.cyol.com/index2.php?forumname=&forumid=54&page=1&topicid=1599478&job=view
　　经历过BBS黄金时代，便很难在自话自说的博客时代有表达冲动。一个人的最佳才情智力表现一定是在激烈的互动碰撞中产生。按照羊小倭老师的说法，文章的生命终止于最后那个句号，而BBS上的文章则是一棵在互动中不断生长的树。只可惜再无法回到那个时代。很抱歉，吴澧的这篇未必是BBS黄金时代中青在线较有代表性的互动文章，但花了几个钟头，好歹搜到这个，自问还算能表达对吴澧的敬意。

《埃及金字塔的神话和鬼话》方舟子
http://www.oursci.org/archive/ency/pseudo/070.htm
　　我知道很多人看到“方舟子”三个字就不爽，但我确实也认为，方舟子的科普文章，是检验一个人“基本常识能力”的标杆，及格的人并不太多。这篇文章，我觉得应该进初中生的参考教材。

《曹操吃瓜》图雅
http://www.guaidou.com/html/2006-10/6935.shtm
　　看图雅的文字，我如手上套了厚袜子的笨熊羡慕巧姑娘飞针走线。图雅是传奇，不过评论只是三流见识，小说一长则显得未尽用心，这种短篇则是天纵才情。

《玻璃屋顶》三七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1?_encoding=UTF8&s=books&qid=1255021853&asin=B00114BL6G&sr=8-1
我和三七很熟过，但我不好意思说，因为他是偶像，我是粉丝，不，鱼翅。——给的地址是书不是单篇文章，你订购，你便应该会有。

《“革命时期”的浪漫》野夫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tjyf/9977.html
　　花团锦簇机智聪明的文章，有时只是套路问题，微小改进，长期坚持，必有所成，但情怀、见识、文笔三者皆具，是没法练出来的，你的文字里是否带用胸膛里血肉的温度，我能感觉出来，那是生命质地的不同。野夫的生命不同于常人。

《江上的母亲》野夫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tjyf/6366.html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经历过反反复复的苦痛与折磨，但却没有在文学、音乐、艺术上有所沉淀显现，没有一丁点儿深沉坚强的东西留下来，这样的民族只配有大死而不配有之后的大生，此前，我觉得这个13亿人口的群体，经历过150多年的折腾、被折腾，依然只是薄薄一层，它真不配再用“中国”这个光辉的名字，只配被人称为“支那”，现在看，显然我是错的。

对不起，你这个民族不能上网

Mon, 05 Oct 2009 15:33:00 GMT

新疆人全国各地“受欢迎”

星期六, 十月 03, 2009

每日“库”图——— 新疆人全国各地“受欢迎”
作者库尔班江 ( 纪实类 ) :: 点击 (156) :: 最新回复 (27)
本文地址: http://saimaiti.blshe.com/post/5364/447793

   昨天第一次来到沈阳，第一次受到沈阳人民如此“热情”的招待！“热情”到昨晚差点睡在马路边上。

   办完了一天的事情已经很劳累了，准备找个宾馆住下，结果折腾了三个多小时没有一家宾馆允许我入住，当时打电话预定的时候都说有房间，当我走到宾馆前台的时候服务员却理直气壮的告诉我：我们这里不接待任何新疆人！当我出示所有证件后他们还是依然拒绝，我问他们是谁规定的，他们说是公安局规定的，简直欺人太甚！找了很多家宾馆，所有人的态度一样坚决，看到我就像看到贼一样~！眼光没有任何善意。我对这个原以为不错的城市失望极了！！！最后，我让他们找来当地的公安局人员，反复复印了我所有的证件，甚至还怀疑我的证件在造假。。。。好说歹说才让我勉强入住下来。我用手机录下了他们和公安局人员的对话，本想把这些录音放在这里让大家听一听，但是想想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互相理解也许是当时我唯一能安慰自己的借口，这件事情我可以理解，我想问问如果换成别人，他们会理解吗？这样的做法到底会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局面会延续到何时？好在我懂得汉语可以和他们沟通，如果对于那些刚从新疆出来做生意的或者是旅游的朋友来说难道真的只能睡在路边了吗?国家政府真的会这样规定吗？我想只是当地的政府的办事方式和办事头脑过于肤浅了。

   躺在床上让自己安静了一会儿，静下心来仔细想了一下，其实这些工作人员的态度在这个时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地政府作出这种极其针对性的行为是不是值得让我们去反思一下呢？今天早晨更是碰到一件好玩儿的事儿。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回复一个邮件，我在宾馆附近找了网吧，走到前台，

“我需要上网，请问需要多少押金？”

“10元”网吧人员看都没有看我爽快的回答到。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我拿出身份证对他说“给你。”

“对不起，你这个民族不能上网。”

“为什么不能？”

“国家规定的。”

我无奈的笑了笑走了。走到第二家回答也是如此。。。

作者：库尔班江

1982年出生于新疆和田市，维吾尔族 1999年开始从事摄影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学生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博学会士新疆摄影家协会会员曾多次在北京、平遥、新疆举办个人影展,作品多次获奖 2005年参与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森林之歌》拍摄创作 2007年完成纪录片处女作《喀拉古塔格日记》，获得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影像节最佳纪录片奖。“传媒影像力首都高校影像大赛”最佳纪录片奖。全国大学生DV有奖征集比赛纪实类三等奖纪录片和个人影展在清华大学,人大，民族大学等6所高校进行巡回展映接受《帕米尔》杂志及《人民日报》社人物专访

齐步，走！

Mon, 05 Oct 2009 01:55:00 GMT

　　国庆60周年的大阅兵的分列式表演，其规模和严整程度上肯定世界空前绝后。我的意思是，即使在天安门以后还有类似的阅兵，将来世界上也不可能有在规模上超越它的。除非中国出现一位特别喜爱阅兵的领导人——理论上，以长安街的宽度，我天朝完全可以排出规模比现在大四五倍的方阵来。据说，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就曾排练过千人以上的方阵。
　　世界上像中国一样重视分列式表演，且水准可能与中国一较高下的，方今仅只俄罗斯、朝鲜而已。由于我天朝分列式正步流派与俄罗斯朝鲜不同，谁的更好看，留到后面再说，但就规模来说，中国的分列式每行25人，世界第一，朝鲜人以24人宽度屈居亚军，季军俄罗斯是每行20人，因为红场的宽度尚不及长安街，它不能排出更大规模的阅兵方阵。如有必要，以长安街的宽度，我天朝完全可排出每行40人以上的队伍来。当然，有人会抬杠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七?九大街比长安街更宽，但是，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比较适合搞出世界规模最大的狂欢节游行队伍，阅兵这样的事情，还是交给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合适。
　　今天，特别看重阅兵的国家差不多都有点非民主的嫌疑，因为民主国家，老百姓也好、军人也好，似乎不懂得什么叫大局，什么叫集体荣誉，像法国、印度这些民主国家，虽然也年年搞阅兵，但显然只是出于一种历史惯性，咸与狂欢的味道越来越浓，不但动辄拉上友邦的军队一起散步，而且军犬、骡马之类的动物也一道上街。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指望能有钟表一样精准的分列式表演。
　　至于分列式整齐与否威武与否，与一支军队的军威国威确实没什么关系，否则，中国军队就是天下第一，而严重落后于时代的朝鲜军队则是世界第二了。但与中国进行过多次联合军演的俄国人看来，如果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军队的水平只是世界二流的话，中国军队只能算三流水平。
　　被公认为世界上武备最强大最训练有素的美国军队，基本上没有阅兵传统。虽然这些西方国家有些场合也有分列式表演，但最能展现分列式庄严威武风采的踢正步，在美国和英国，是被废止的，因为在这些国家，踢正步被认为有极权国家象征的嫌疑。正步又称鹅步（goose-step），是德国人的发明，源于普鲁士时代，希特勒时期把它发扬光大到了极致。而普鲁士人击败法国一跃成为头号陆军强国后，正步就成了后进国家军队必学的课程。不过，今天在德国，踢正步与行纳粹礼一道被法律所禁止。
　　热爱阅兵时的分列式表演，确实在今天是非民主国家的特征之一，不过分列式这种操练形式，现代的源头，只应当出现在真正的民主社会。——手边没有资料，分列式应当最早出现在冷兵器末期的瑞士，距今至少有五百年的历史。因为分列式这种操练，很明显是为了训练步兵方阵使用的。手持长兵器、密集站立，能迅速转向、快步前进的瑞士步兵方阵，必须要用分列式这样的方式进行日常训练。在中世纪的欧洲战场，骑士一统天下局面被终结，我以为，瑞士方阵的作用至少不下于火药武器的出现。在当时，只有瑞士这种完全由身份平等的自由民组成的国家，才能发明出无坚不摧的步兵方阵，而在同时代欧洲的其他等级制国家，绝无可能出现有如许勇敢精神的公民，大小封建主和骑士也不可能接受平民成为战场主角。受瑞士步兵方阵的影响，欧洲才逐渐开始有了接近现代意义的步兵。
　　如果再往前推，说罗马、希腊这样的国家当年也该有分列式，答案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种公民国家，密集的步兵方阵是其最显著特色，要发挥方阵的巨大威力，必须进行日复一日的训练。分列式的训练，恐怕是比刺杀动作更重要的训练科目，因为方阵的威力就在于组合成一个整体之时。
　　有意思的是，步兵方阵恐怖的巨大威力早在希腊时代，周边各个民族就有所了解，但他们多半只能雇佣希腊人，而无法自己训练出一支同样的军队出来，大约这也是因为“不知自由为何物的野蛮人”多是临时被动员而来，虽不乏逞勇斗狠之徒，但作为一个集体，则根本缺乏必须的牺牲精神和纪律意识。类似的，瑞士方阵在欧洲横行数百年之后，才先后有了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山寨版，虽然瑞士人战场上不打瑞士人，但雇主还是得硬着头皮不敢得罪他们，毕竟最好用的，似乎还是瑞士步兵方阵。瑞士的步兵方阵，几乎每个方阵都是乡邻，这种天然的感情纽带产生的战斗力，确实无法靠简单模仿产生。
　　顺带说一句，CCTV拍的一部《复活的军团》，有意无意地将秦始皇的军队往欧洲的希腊/马其顿步兵方阵和罗马兵团上靠，仅考虑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不必去追究其地出土文物上的大量意淫说辞，就很难让人相信，当时的中国存在这种与自由民组成的步兵方阵相似的兵团。中国历史上唯一在精神内核上与希腊/罗马及瑞士步兵方阵有些微接近的，可能就是戚继光组织的戚家军与曾国藩组织的团练，两者都是靠高薪组织同乡同村人当兵，本质上，戚家军和湘军都是典型雇佣军。在中国历史上要往前再追溯这种同类的士兵，或者还有东晋时期的由流民自组而成的北府兵，无论如何不可能是秦始皇挨家挨户抓来的兵。本质上，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军队，即便有大批悍勇之徒，按希腊人对他们见过的一切东方军队的说法，还依然只是“一群由被恐惧所驱使的奴隶组成的乌合之众”。
　　回到分列式。在欧洲，战场上的主力由领主、骑士率领着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逐渐变成训练有素的常备军人，或发轫于瑞士步兵，再经由瑞典人、普鲁士人、法兰西人的不断改进，才有了今天的样子，当然，其社会组织也在此过程中发生巨变，欧洲的封建制渐为君主集权所替代。而常备兵的操练之术，一开始就是分列式，只有分列式的严格训练才能消灭个体的差别，建立起集体感，使万人如一人。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没有分列式，便没有现代陆军，虽然分列式的实际战术意义早已不存，但培育纪律、集体、服从的功用却依然存在。
　　中国人最早见识到西方的分列式，大约是林则徐时代，当时林则徐等人英夷无膝盖的印象，或许是初次见到欧洲军队分列式中走正步的缘故，稍早一点，马嘎尔尼等人晋京职贡，也见过我大清阅兵的军威，彼此都觉得对方可笑，我大清以为，夷狄无膝盖，可用竹竿将之捅倒，想必很难爬起，而英夷则认为，且不论我军装备之落伍，单我阅兵将士身上无用之物挂得玲琅满目，甚至有打折扇的，军队威仪丝毫不见，想必是一支乌合之众。
　　以后的屈辱历史，便是一次次见识到洋枪洋炮和齐步走的威力。中国人学习走正步，比引进洋枪洋炮来得要晚了半个世纪，因为光引进武器不行，还得按照西法改造人，有史可查的阅兵有正式的分列式和走正步，最早应该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那是向德国人学的。
　　也许西方发达国家早就过了热爱分列式的时代，也不认为其有特别的象征意味，——经过纳粹之后例外，但对一切曾经落后挨打过的国家来说，分列式却是展现军威国威的最好工具，其功用与摩天大楼差不多。对中国这种“一盘散沙”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可惜的是，我红朝建军，基础是少数黄埔生的骨架加少广大农民，打胜仗靠的是革命化而非正规化，开国大典的受阅士兵最初不知操练分列式为何物，临时现学。中苏蜜月时期，全盘学苏联，解放军在正规化、现代化上下功夫不少，但毛太祖武皇帝本人山寨出身，对形式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甚为抵制，中苏蜜月终结，中国军队便从其最接近现代化素质最高的巅峰迅速山寨化。当时的中国军队是全世界站出来仪容最寒碜的军队，以往年年都搞的国庆阅兵，随着我军山寨化的时代大潮一并取消。
　　顺带说一句，毛废除军衔制，让中国军队成为世界上穿得最皱皱巴巴的军队时，毛本人和身边的几位亲密战友的军装还是与其他人略有差别。至少毛、林在文革时期一身军装露面的场合，他们的军帽并不是软乎乎贴在脑袋上，而是不经意地在前端隆起，形成类似大檐帽的效果，如非刻意定做，那就是手下精心地仔细抚弄过一番。
　　可怜我们从幼儿园时代起就开始学“1、2、1”都想长大后当兵流血牺牲的小屁孩，连电影里看到朝鲜人民军都羡慕得要死，按照我们当时的话说，人家看上去就特“正规”。影像世界里出现过的军队，只比中国军队略微正规一点的，是日本鬼子，最正规的，无疑是德国兵，他们不但正规得一塌糊涂，而且还特别“派”，虽然也是鬼子，但没祸害过中国，所以是私下里崇拜喜欢的对象，——到今天，热爱“第三帝国”的中国人，恐怕要比德国总人口还多吧，至于美国，从不能给人很“正规”的印象，看上去松松垮垮，说美帝是“纸老虎”，我信。但苏军是继德军之后世界最“正规”，电影《卓娅》里我们见识过苏联飞机遮天蔽日、坦克布满原野的可怕场景，“解放军不可战胜”的话说万遍也比不过那一次直观印象。中国惩罚越南时，我们那距苏联边境仅几百公里，银行取钱的人排成长龙，人们疯狂储备干粮。
　　当我们第一次见到分列式时，世界各国军队“正规”排序榜立即倾覆。当时中国刚开始与外界恢复正常关系，电影院放映一冗长无趣的纪录片，从头到尾是各国民族特色队伍游行，当瑞士人出现时，所有打瞌睡的小男孩都如吸食了鸦片般振奋，片中瑞士人身着蓝色制服随着铁皮鼓表演分列式。当时我们真以为像大元帅一般华丽的制服是瑞士军队现在的装扮，啧啧称奇之余，暗叹我天朝军队何时能也正规一回，也能像瑞士人一样走操。我们毫不犹豫地把“世界最正规”的头衔给了瑞士这个“无害”的小国。
　　中越战争后，我军终于换装，于我等热爱战争的少年，其欣喜若何？然后有了1984年的大阅兵，真是盼我军威国威盼了十来年啊。记得当年《兵器知识》“供借鉴但不代表我们认可其说法”地转载《简氏防务周刊》的评论文章时，对英国人对我军常规武器过时的说三道四非常愤怒，心说，等着罢，就你英国这种过气的二流国家，收拾了美国之后自会顺带收拾你们的。
　　感谢CCTV，我是打那时起，才知道以前有过阅兵，才知道我军原来军威过，而我国原来国威过。而且曾威了超过十年。
　　再然后，有了国旗班。这差不多是全世界走操最庄严精确的团体了，因为红场列宁墓和当年第三帝国的警卫旗队钟表一样精准的走操已成历史。得感谢国旗班，太阳-天安门-毛这三位一体，在毛空缺了二十几年之后，天安门莫名其妙地还作为国家的图腾出现，搞得我国还像个神权国家，而没有多少党国的意味。有了国旗班的分列式，在CCTV之类宣传窗口，国家的图腾才逐渐终由天安门悄然向国旗过渡。——想想看，如果没有国旗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到了祖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他们该以何方式表达自己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呢。
　　某些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国家确实值得自己为之骄傲、为之自豪的东西不多，而让你感到沮丧的愤懑和压抑的东西却无处不在。这个国家拿得出手的，让你骄傲自豪的东西，而且是其特有的，恐怕就是盛大的阅兵了。是的，只有中国才有可供阅兵之用的最宽阔的街道，只有中国政府才愿意为了人民的骄傲和自豪，全心全意地、不惜一切代价地打磨出世界上最好的分列式——让人民在电视上看见它。
　　以我个人的审美观，我认为中国的分列式是有史以来最庄严最美的。它自成流派的步伐、步速、姿势最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和传统，庄严大方不失洒脱利落。苏联人的步速动作明显大过中国，双手垂直，踢正步时，身体会前后微微晃动，有跳跃感，固然行走起来有种咄咄逼人的压迫感，但这种姿势行进，要保持整齐殊为不易，而其源自欧洲骑士傲慢传统的抬着脖子的姿势，在中国人学来，会显得格外滑稽。朝鲜人学的是典型苏联流，个小、短腿的缺陷使得朝鲜军队行进时，丝毫没有那种舒展的感觉，看上去一跳一跳，走得慌慌张张。纳粹德国的正步手臂摆动幅度接近中国，步伐动作稍大于中国，看上去是除中国之外最舒服的。
　　在我看，中国阅兵最大的问题甚至是致命问题在于，它在长安街上行进。长安街及其周围建筑的尺度，几乎都不是按照人的尺度来的。天安门城楼是适合看群众游行的地方，它的高度、尺寸，让人像是阿兹特克人的祭坛，它适合半人半神的皇帝高高在上，下面是蚂蚁一般走过的迷狂的人海，然后是孩子们跑到祭坛下仰着头欢呼献花。
　　——当然，上面的最好也是能在此时满面笑容地挥舞着帽子，向下面的人民致敬的伟大领袖，而不应当是像日本人开发的机器人一样，表情AI只有几行程序的首长。
　　只要认真想一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分列式，就是件极其滑稽可笑的事情。检阅者在那么远的距离，根本看不清走过的士兵的脸孔，看不清我军的威仪。——虽然首长们看到女兵方阵走过时，一张张紧绷的脸纷纷绽放出笑意，但请放心，他们远不如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们，他们只能通过服装和身姿看出是女兵，仅此而已。有一天技术发达了，弄一群机器人在长安街上走过，站在上面的人根本看不出来。当然，被检阅者也根本看不清上面的人是谁。
　　事实上，由于放在这个不适当的街道行进，现场没有一个人真正处于最能感受到军队行进中那种气势和力量的位置。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到的镜头，也统统是大角度俯视的。如果说这种角度能展现一支军队一往无前的气势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我深表怀疑。中国阅兵式最缺的要素恰恰就是压迫感、力量感。只要是在长安街上阅兵给天安门上的人看，就是每行站100个兵，它也显示不出那种凛凛的力量来。
　　回过头来看《意志的胜利》中希特勒在纽伦堡的阅兵。以现代的标准看，元首检阅的分列式非常山寨，且不说远不如我军整齐，就规模而言，限于街道宽度，每行只有12人，就是这样的宽度，片中可以看到他们在穿过街道的门洞或在街道转弯时，队列还要收缩一下。但元首是站在路边的奔驰车上，这个高度只比行进队伍高半人，处于一个与被检阅者互动的最佳距离。至于一般的围观群众，由于处于极近的距离——片中最远的围观者也比天安门城楼那个位置更近，不消说，他们在现场感受到的那种凛凛气势，要比我们通过电影看到的强过百倍。
　　当然，像元首这样浑身带有魔力的人，天朝体制并不出产，我天朝较容易大规模制造勃列日涅夫同志这样的领导人，那么退而求其次，红场列宁墓那样位置也是个很好的检阅位置。甚至不追求或没有能力与被检阅者互动的领导人，就该在那个距离、那个高度检阅。
　　公允地说，苏联/俄罗斯的阅兵式，虽然其整齐程度明显要逊于我国，方阵规模更是明显缩水一号，但观感上其气势则远非我军能及，实在不是我军威国威本身不如，乃是角度和距离的问题。任何队伍拿到长安街上遛遛，都渺小得没有丝毫气势了。至于元首在纽伦堡检阅的那支威风凛凛的袖珍军队，放到长安街上，恐怕会显得马路空旷得太别扭。
　　话说回来，我天朝举世无双的分列式，仔细推究起来，原本就不是要展现给谁看的。当代法国、印度之类就不必说了，甚至在纽伦堡，由于元首和纳粹是如此得人心，老百姓都可以在马路边上、自家窗户上随便看，而我们的阅兵，就像火炬传递一样，虽然声势浩大，不惜倾尽举国之力，但除了天安门城楼那些看不清分列式的人，其他中国人甚至看到的只是延迟了30秒的“现场直播”，本质上，说它更是一次体现这个国家某种必要的规格、资格、待遇的仪式，也许更合适。如果这场盛大的阅兵式，完全由电脑特技制造完成，对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来说，其实是一点遗憾都没有的。
　　而对我这样一个真正的分列式爱好者来说，如果10年后，没有抬着五块画像的游行队伍出来前的阅兵式可看，多少是件遗憾的事情。
　　祖国，万岁！
　　中国、俄国、朝鲜，齐步，走！

附：送给国庆阅兵爱好者们一段伟大元首纽伦堡阅兵视频（视频背景音乐与纳粹无关，地点非柏林，系纽伦堡）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Q4NDE5NjA=.html

伊力哈木今日已获自由

Sun, 23 Aug 2009 08:35:57 GMT

　　如题。

紧急求助吉林通化

Tue, 28 Jul 2009 07:52:00 GMT

谁有在吉林通化钢厂的朋友？能帮我们的忙么？我的信箱：huangzhangjinster@gmail.com，或直接致电周宇：13269083048。万分感谢

再见，伊力哈木（下）

Sat, 11 Jul 2009 23:34:00 GMT

　　六

　　“维吾尔在线”被伊力哈木当作自己的儿子。
　　“维吾尔在线”的办站宗旨是“认识维吾尔历史，弘扬维吾尔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推动对外开放，促进维吾尔自治区发展”。不过，伊力哈木对我介绍，除了拾遗补缺，为维吾尔人搭建一个汉语门户网站外，使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有个了解、交流的平台，是最重要的考量，因为通过网上文字交流，可让那些无从全面了解维吾尔人的汉族人，能有了面对面的机会。
　　每次我们见面，他必谈到“维吾尔在线”，每谈到这个网站，他一定要在“我们维吾尔在线”几个字上加重语气，其热情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把大量业余时间倾注于此，论坛更是花费他极大时间，只要有时间，几乎每个帖子、每次争吵他都要认真点开看。他几乎熟悉每个ID的观点和最近说了什么。
　　我在“维吾尔在线”注册发过几篇文章后，他再和我聊天，完全把我当成和他一样整天泡在这个论坛上的人，兴致勃勃地谈起某个ID某个争论。其实我并不经常造访，我登录论坛，时间也更多地花在仔细看那些与新疆问题有关的长篇论文或资料上，因为在我看，大部分争论文章几乎不含任何营养，它只陈列和展示双方的偏见和狭隘。可是，当你面对那个热烈与你交流对他儿子看法的父亲，我只好对那些我完全不知道的事频频点头。
　　他真是爱这个儿子，甚至他在说某某某ID一定是“五毛党”时，都兴奋得满面红光，在他看，多个“五毛党”入驻，说明真是有影响力了。
　　我曾经是个优秀的论坛版主，用超凡的精力和热诚很短时间内让自己掌管的论坛兴旺起来。但那是在8、9年前，到了今天，我不但平时各种乱七八糟的爱好和活动多，经常要去访问的网站也多得顾不过来。
　　在我的文章屡屡被伊力哈木从我的博客转载到在线的论坛后，我实在承受不了这种羞愧，终于下了狠心，答应做个认认真真的版主。惭愧的是，我自律性如此之差，我的热情维持了两三个月，在经历一次网站关闭后，等到再恢复，我只是偶尔点个卯。我只能这样给自己找解释理由，因为网站关闭太频繁，所以上“维吾尔在线”很难成为一种固定习惯，尤其是今年最后一次关闭，持续之长，到它在海外设置服务器再度运行后，我一次也没有访问过，只在7月5日深夜，通过代理服务器艰难地爬了上去。
　　如果从增进维吾尔族和汉族的互相理解这个任务看，我觉得维吾尔在线的社区的目标根本没有实现，甚至我没有看出论坛上活动频繁的ID们，在互相理解上有什么明显改观。这个论坛社区上，内地汉族的ID约占一半，甚至更多，在我看，汉族ID上来确实是为好奇所驱动，但表现却像压根就没有去理解和倾听维吾尔人声音的打算，因为他们要忙着与民族情绪做坚决斗争。很多时候，论坛看上去就是《环球时报》、《人民日报》被零零碎碎搬了上来。而维吾尔族的ID，你同样可以看到很多人身上有着浓重的《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的痕迹——《环球时报》上“西方”与“中国”被置换成“汉族人”与“维吾尔人”。同一个系统教育出的两个民族，在此相遇往往会以互相扣帽子而告终。
　　伊力哈木非常期待的有大量维吾尔族人参与的情形，更在现实面前严重碰壁。在新疆坐办公室的人，看到“维吾尔在线”论坛上火爆的话题和争论，多半先会被那些标题吓住，所以，“维吾尔在线”社区，游客远多于注册的人，注册的人中，真正活跃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你别看他们不发言，他们只是怕丢了饭碗和乌纱帽而已，我们新疆很多人其实都在看我们维吾尔在线的。”伊力哈木很有成就感。
　　伊力哈木也许是对的。以我的长期泡论坛经历，观念一开始就有巨大分歧的人，一旦争执，从来不会一方承认另一方的观点，双方争的不是事实如何、逻辑如何，而是谁胜谁负。即使一方当场将另一方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输掉的一方只会选择机会再来。然而，争论过程中，双方已经悄悄完成了部分事实和立场的交换，即便一个ID与另一个ID从此结仇，他也会无意中受到对方的影响。交流的真正作用显现，是在争论双方离开争夺胜负的现场，回过头与自己的“同志”碰撞之时，这时，他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从对手那里悄然接受的东西传播出去。公开的争吵最终一定会在参与者中形成某种普遍的共识，而隔离争吵，则永远没有共识。
　　“维吾尔在线”头两次被关时，伊力哈木难受得简直要疯了，我甚至能从电话这头听出他想从胸膛里扯出什么来。我开始担心他这种情绪极容易受刺激的性格，在这种时候我发现，其实他是个非常固执很难做出妥协的人。直到有一次，他终于学会语重心长地教育下令网站立即关闭的小办事人员：“维吾尔在线”是手续合法的正规网站，得到自治区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怀，是展示我们国家开放和民族政策一扇窗口，你把它关了，正好给西方敌对势力以口实，你意识到了它对国家形象的损害么？这样的责任，谁都负不起啊。
　　当伊力哈木开始习惯自己的宝贝儿子一次次要求“被自杀”时，他这套将“维吾尔在线”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形象的说法已完全失去作用。
　　使他情绪急剧低落甚至气急败坏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网站被关闭，一个是被请去连续喝好多天茶。他状如被囚禁于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原地转着圈圈，满嘴“王八蛋”地痛骂小小的办事员、小小的官僚竟然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我就要打开网站，我看他们能怎么着，我还怕他们抓起我去坐牢么？”
　　伊力哈木是个总能顽强地乐观起来的人。上次，他可能和我整整唠叨了两个小时对网站被关闭的愤怒，下次去，他会像在井冈山茨坪的毛泽东一样向你描述起他想创办一个搭建中国与中亚贸易平台网站的宏大的愿景。他可以募集到多大规模的资本，可以有多大的辐射影响力，地方可以选在哪里，办公楼会怎么样，又多少各个民族的青年精英在这里能找到工作，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似乎明天就可实现。
　　他突然会冒出一连窜金光闪闪的创意，比如哪些汉语世界的网络工具，可以被翻译后，在完全空白的中亚国家拥有广阔市场，他放佛身后有一面巨大的地图，他随时起身不断在上面插上旗帜。——怎么样？我这个主意不错吧，我们维吾尔在线可以做得事情多得狠！

　　七

　　我宁愿天天听伊力哈木在我耳边赞美维吾尔人，也不愿多听一次他对自己民族的批判。
　　我记得只有两次伊力哈木紧攒拳头谈起他的“维吾尔人需要大死大生、大灾大难”，此前，我已在“维吾尔在线”看过他那篇写得零零碎碎不成文章的文章。
　　夜深人静时分，听他民族反思，我看到屈原、陈天华、王国维、茨威格们不死的灵魂在我们俩的身边舞蹈。他面孔扭曲，咬牙切齿、呼吸急促、双眼喷火、浑身发抖。他像温柔地撕裂自己的皮肤般细数着这个痛恨着的深爱着的民族，这个堕落的民族、这个犯罪的民族、这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这个被绝望淹没的民族、这个被仇恨诅咒的民族、这个被艾滋病浸透了血液的民族、这个应当为自己羞愧而死的民族、这个没有未来的民族、这个只有死过一次才能活过来的民族……
　　在网上，他经常也会为给内地汉人造成强烈恶感的维吾尔人的小偷、吸毒、敲诈问题解释辩护几句，当我谈到人们认为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享受了太多优惠政策时，他会激动地说起很多民族政策的扭曲事实与真相，但他谈到维吾尔族社会异常痛苦的现代化转型困境时，他会一点一点细数维吾尔族精神上的堕落和麻木，数到每根骨节都喀嚓做响。他痛恨那些不但把自己变成犯罪分子，还把孩子们也变成犯罪分子的“口里齐”（“口里”意为内地，“齐”在维吾尔语中有“者”或从事某职业的意思），痛恨那些绝望中拥抱极端主义宗教的人，痛恨那些幻想着独立后只要把新疆的石油卖给西方人就可像科威特人一样只管享受的人、他痛恨那些把自己的同胞当作要钱要权工具的官僚、痛恨那些对自己民族的痛苦麻木不仁却只盯着自己饭碗里二两肉的知识分子——你看看，全世界有哪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下由一个纯朴乐观善良的民族变成了一个令人不齿的堕落、绝望的民族？
　　伊力哈木对某些民族政策恨得咬牙：我们在变成什么样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但现在却是盗窃、吸毒最多的民族。一个维吾尔人，他去偷去抢去犯罪，没人管没人抓，但如果他去谈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问题，去反映现在真实的民族问题社会问题，马上就会有人去抓他去关他。他掉到水里快淹死了，喊救命，警察路过不会管，他喊一句反动口号，警察立即会跳到水里把他抓起来。那些维吾尔的特权阶层，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自己向汉族人索取特殊权力利益的人质，那些汉族特权阶层，也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要挟中央的工具。我公开的时候，当然要骂中国民族政策王八蛋的地方，但对你自己的民族，你不能让大家把一切都怪在汉族人身上，去从别人那里找借口，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找到了借口，这个民族就是个最不幸的必然要灭亡的民族。我要是共产党，我给你独立，我要看着你堕落灭亡的笑话。自强者，天助之，不是吗？
　　你上次也给我讲，浙江人怎么起来的，台湾人怎么起来的，不就是靠传统的标会聚集原始资本吗？我也给你讲过我们维吾尔族也有个和标会一样的互助集资的工具，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个分羊的仪式，由发标的人分羊。但是你看温州人起来，生意做到新疆来了，我们维吾尔人在干什么？历史上，我们维吾尔人在做大金融大买卖的时候，温州人算什么呢？过去汉族人什么时候生意有我们维吾尔人做得远？但你看看我们的有钱人，汉族好的没学到，坏的全学到了，有钱了不关心教育不关心未来，去行贿去吸毒，我们是身体上在吸毒，精神上也在吸毒……
　　我很恐惧这样的时刻，当他细数着自己可怜可恨可悲的民族时，对我这样一个默默的听者，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我被一种巨大的悲怆的力量紧紧地压在椅子上无法动弹。
　　按照我们爱国青年的惯常标准，伊力哈木是个不折不扣的“维奸”。曾有一位网友让我辨析一个叫“罕见”的人的言论，并问我如何看待此人起名“罕见”，我回答道：“起汉奸（罕见）这样的名字，显然是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今天被骂成‘汉奸’的人，内心是真正痛彻地爱着自己的苦难民族的，而这个民族之苦难，多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原因，最后，‘汉奸’是种智力和精神上高贵的尊号。”
　　伊力哈木不是个好穆斯林，烟不离手，因为身体不好，酒比以前喝得少多了。关于宗教，伊力哈木知道维吾尔族被汉族人歧视的原因之一，就是对穆斯林的普遍偏见。虽然他知道我并非那种对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心存偏见的人，伊力哈木还是喜欢对我一遍遍反复强调。维吾尔族是突厥人，不是阿拉伯人，整个突厥语世界都很世俗化，没有哪个突厥民族国家是被宗教极端主义左右的，中亚有些突厥民族甚至也吃猪肉。
　　伊力哈木说起过网上流传关于巴勒斯坦人和疆独的互相勾兑的文章，意为中国政府一直在饲养白眼狼。他说这肯定是个无知的愤青造谣帖，想当然地以为维吾尔人会和阿拉伯人有什么亲缘关系，维吾尔人当然也会同情巴勒斯坦人，里边除了宗教情感外，更有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但在他熟悉的维吾尔人里，虽然同情巴勒斯坦人，但显然普遍更喜欢犹太人。
　　我很怕与他说起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因为它比起汉族人的“西化”要纠结复杂得多。一个愿意用最大的诚恳和理性去辨析的人，必须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因为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纠结，不可避免地要与汉族与维吾尔族的关系紧密缠绕在一起。维吾尔人由传统的农业和商业民族走向现代工商业民族，汉族人肯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肯定也起到了刺激性的反弹作用。
　　一个肯定和希望汉族人能继续起到积极正面作用的维吾尔人，同时又看到了在汉族人普遍的观念中，维吾尔族只是一个“能歌善舞”、充满“异域风情”的、可供旅游参观的、日益将生活在橱窗中的民族，其内心的苦痛挣扎可想而知。
　　在看待维吾尔的传统宗教和文化问题上，伊力哈木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他似乎没有力气去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只是偶尔谈过，宗教如果能完成现代化转型，只起到一个民族道德、价值观念和文化习惯源头的作用，那就很好。至于民族文化，他觉得他以往在这个方面发言很少，他要好好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今天的维吾尔人不可能因为十二木卡姆、因为突厥语大辞典、因为福乐智慧受人尊敬。犹太人就不是因为《圣经》、《塔木得》受人尊敬的，如果犹太人只有前人的创造，犹太人和维吾尔一样不为人所关心。
　　“唉，我要是可以分出几个哈木来，肯定会写出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我根本考虑不过来。”
　　伊力哈木推荐我认识了一位“我们维吾尔人的拉什迪”，他希望我能好好宣传一下他这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同胞。“拉什迪”能写非常优美的汉语诗歌和散文，但他的文学作品都是维吾尔语的。我很惭愧，维吾尔人在汉族人心目当中，普遍只是与“小偷”、“好打架”、“恐怖分子”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甚至连这些汉族人最关心的问题，人们都无法公开谈起，他的“安拉已死”又会有何人关心？
　　“拉什迪”抱怨，从沙特过来的宣扬“瓦哈比”宗教极端主义的东西可以公开出版没人管，而他的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批判的东西，却不能公开发行。这是我完全无法探知的一个世界，我没有语言，只能默默听他。这种被两种极端力量层层压抑覆盖的夹缝中努力用笔挖出一点点可以呼吸的洞穴的人，我无法公开对其表达敬意。
　　我觉得，有沉默寡言的“拉什迪”在场，伊力哈木的精神压力和负痛会轻很多，至少他会自觉地为自己悄悄地卸下一些东西。他经常会完全不顾“拉什迪”的腼腆和紧张，罗尽世上最华丽的语言，向我拼命赞美就坐在他身边的民族的骄傲。
　　其实，“拉什迪”们非常担心人们谈起他。汉族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心中的怕。

　　八

　　在维吾尔在线，曾有一位远比我投入更多精力管理论坛的汉族人，他是我的同行。他只是看到过伊力哈木的文章就被伊力哈木俘获了。
　　我很多次会下意识地提醒自己，我要时刻警惕伊力哈木，我不能被他蛊惑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方向。他是个巨大的黑洞，我只是个路过被他的引力俘获的小行星，我可以保持安全距离地绕着他转，绝不可一时冲动被他从此改变了人生轨。很多次，我会突然打断他的话，告诉他，现在我在提醒自己，你是个拥有邪教教主魅力的家伙，我不能被你给施了法术。好了，你可以继续说了。
　　这种时候，伊力哈木会盯着我笑起来。
　　“唉，你帮过我们很多忙，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其实吧，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很少，我不想麻烦你的，但你还是可以帮我们多说说话，多宣传宣传我们的网站。”
　　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伊力哈木。他要教书、他要办网站、要救助维吾尔流浪儿、要赞助支持一些维吾尔孩子求学、要支持维吾尔人维权，他还生意要做，甚至他还在股民论坛上写文章——“你不知道吧，我在那个论坛，很多人崇拜我的”。
　　伊力哈木曾离异，前妻留给他一个女儿，这个在北京读书的漂亮的小女孩儿我只见过一次（伊力哈木给她起名“维吾尔利亚”，让这个北京生北京长大的孩子永远不忘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民族。——这个名字曾引来质疑和责难，伊力哈木说，我当时就是要给她起这个名字。说起此事时，正值户籍档案电子化、各地纷纷出台起名规范化的草案。伊力哈木介绍，为使维吾尔名字与汉语译音规范化及电子录入方便，地方出台了一个维吾尔标准名字的东西，维吾尔人起名，只能从那几百个里边选，如果一个有文化的人想给自己孩子起个表中没有的、有新意的名字，理所当然会被拒绝。你们汉族人以前可以叫“卫华”，现在可以叫“嘉豪”，维吾尔就永远只能叫“买买提”？）。这个精力旺盛容易亢奋的人，有段时间身边只有那个追随他的学生和他妹妹照顾他。我觉得这样的人的单身生活不但节律无度易损健康，而且情绪也非常容易剧烈起伏走极端。我曾经还试图介绍一位很优秀的维吾尔族女性给伊力哈木认识，可惜对方对伊力哈木毫无兴趣。
　　我知道伊力哈木有时眼睛望着我时，想说什么，不过，他总是欲言又止。一个人他知道自己具有某种力量，但却克制不用，本身也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伊力哈木说，北京有藏学会，什么时候有过维吾尔学会？到处有人在关心西藏问题，没有谁在关心维吾尔问题。藏族人有王力雄，王力雄有唯色。我们啥都没有。藏族人的生存处境比我们好得多，国家每年对西藏是倒贴，而新疆是倒过来的。但人们同情藏族人，歧视维吾尔人，汉族的官员老板整天围着各种活佛打转转，我们呢，汉族人碰到的不是卖羊肉窜的，开饭馆的，就偷钱包的、吸毒的。你知道刘志霄（《维吾尔通史》汉语、维吾尔语版的作者）吧，他做报告的时候，他的维吾尔语里借用汉语的词汇比我们还少，他死的时候，我们维吾尔人排着队为他送葬。当然，我们维吾尔人自己也不争气，我们缺少能用汉语写文章的人，我们学社科专业的人少，我们的声音发不出来。我们其实很需要你这样的人，可我们维吾尔人没有像你这样能写的，藏族人不但有王力雄，他们自己也能写，他们的声音能进入汉族主流社会，我们没有。
　　“嗯～，你要帮帮我，帮我培养出几个像你一样能写的维吾尔人。”我当然愿意，但我能做的，只是如果有维吾尔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我可以业余时间多交流，但我很难想象我介绍一个维吾尔族学生到市场化媒体时，会碰到怎样古怪的表情。
　　伊力哈木迅速地在自己培养自己，他让我每天把我订阅的《南方都市报》评论邮件转发给他，他要一篇篇仔细阅读并转载，偶尔，他也动笔写。“有一天，我们维吾尔在线也要像《南方都市报》一样，每天有我们自己的评论，我们不但要批评他们，还要拿出建议给他们。”
　　许多维吾尔在线的朋友经常提醒敲打伊力哈木，他在新疆的朋友们也提醒他，——随着维吾尔在线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他的话语权随之被放大。同样的话以前说和现在说，效果已经完全不同，很多人劝告他，说话不要太放肆，不能再向以前那样口无遮拦。这种劝告对伊力哈木似乎是无效的，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经常不分场合地攻击地方领导。
　　伊力哈木并不总能做到他极力想做到的理性。譬如他曾在分析民族政策的由来时，有时会倾向于阴谋论的解释，作为一个帮观者，我并不认为那种逻辑经得起仔细的推敲，就像所有中国人在试图证明自己凭空的动机猜测有道理时，都会举珍珠港的例子一样。有时候，我知道去反驳珍珠港的例子并不成立（航母是海军最重要的兵器，是珍珠港袭击成功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共识，当时罗斯福等认为海军最重要的武器是战列舰而非航母，罗斯福知道偷袭阴谋把航母调出让日本人扑空的说法显然不合理），并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不同处境的人，在解释同一问题时，会有完全不同的倾向，与逻辑能力与见识无关。
　　事实叙述的真实性，在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符合不同人群共同生活经验的、可传播的观念和事实，需要抽离具体的情境，甚至要有身份能完全超越的人才能得出，对维吾尔人、对藏族人、对汉族人（相对西方世界）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身处其中并被强烈煎熬，却能做到这一点，就实在有点非人类了。
　　邱晓刚曾这样总结：“人们常常对弱小一方许多年后还努力维持仇恨的做法不解或非议，然而考虑到他们除了诉诸道德别无平衡之术，也许该给他们更多的同情，一个处境逼仄的群体，其心理不可能不是狭隘的，这需要理解。”
　　自去年奥运之后，伊力哈木情绪败坏的时候明显增多，当然，也因为他被带去喝茶有关。那段时间，我不在北京，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他支持鼓励那些在北京入住酒店被拒绝的维吾尔人去打官司。——在他看来，北京与新疆相比，就像美国与中国相比。他常说，北京的国安也好国保也好警察也好，都有非常好的修养，知道文明执法，尊重程序，他也只敢躲在北京胡说八道。他曾自嘲，是不是我没出息，在新疆我肯定不敢批评政府，我现在经常都不敢回新疆。但是在奥运期间煽动打官司控告民族歧视的，无疑是非常犯忌的行为。
　　有一次我到他家时，他才刚刚结束喝茶，情绪极为低落，他说我已经做好交代家产该分给谁该怎么管的准备，我想我是不是该去坐牢了，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啦，我都说你们还不如把我拉出去枪毙算了。唉，我的这个脑子已经快不行了。我坐牢也好，枪毙也好，总算解脱了。
　　年初，伊力哈木有次电话里突然没头没脑的说，如果现在有人说要去炸汽车，我会说我不拦你们，去死吧，大家都死了才会有人在乎你们，唉，我不怕监听，我就要说给他们知道。听到这次伊力哈木被捕消息后，一位朋友说，他心里很难受，因为有天伊力哈木在ＭＳＮ上说，我们的人民要流了多少血泪你们才肯关心我们？他无法承受这份沉重，把他删除了。
　　在这个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表达一种同情和理解，当一个人、一个群体无法知晓另外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处境和感受时，同情甚至都是浅薄的，仅仅是出于一种对自己良心免于不安的反应。
　　今天，我曾试图回忆与他最近相见的细节，寻找到他会因情绪日渐失常观念变化的迹象，没有。虽然，他年轻的妻子和2岁的儿子突然被从阿图什接来，让我想起也许他是在做最坏的准备。但我记得最后一两次见面时，他曾兴致勃勃提出建议，等他再准备好一些资料，把一些想法厘清，由我执笔帮他系统整理记录他的观点，出一本书。“我要自己开印，既要让汉族人听到我们维吾尔人真实的声音，还也要影响那些脑子不好使的家伙，怎么样？我这个计划想了很久，这次咱们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九

　　韶关出事时，我正在为别的事情焦头烂额，好几天后才上网看视频看报道。
　　我觉得，它无疑是中国民族隔膜和民族矛盾不断积累下来必然要引发的悲剧。
　　在汉族人看来，维吾尔人完全是法律上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特殊民族，因为内地城市里，维吾尔族小偷极为猖獗，卖糕敲诈勒索者，甚至往往以暴力威胁，但警察几乎不管。在内地汉族聚集区发生这样的事情，维吾尔人形象可想而知。中国的民族政策，普通汉族老百姓很容易感受到其明显的优惠性和倾向性，但一般不认为它不恰当，但是对维吾尔族人，人们显然认为，他们是被政府纵容惯坏了。
　　在新疆本地与维吾尔人混居的汉族人那里，这种感受就更为强烈。我的同行Ｃ，是从爷爷那一代就开始住在二道桥的汉族人。他认为，维族人可怜，受政府欺负，但汉族人更可怜，受维族人和政府的双重欺负。在Ｃ的记忆里，他从小到打就一直被维吾尔同龄人欺负，在胡同里独自碰到一群维吾尔年轻人时，只能硬着头皮不看那一片敌视的目光，但往往还是要被肩膀故意撞一下，胳膊肘故意碰一下，至于日常生活中，维吾尔小摊贩只针对汉族人的强买强卖则给他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刺激。直到1997年乌鲁木齐抽调军警大规模打击“三种势力”。——多少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看到我们自己的军队来保护我们。公共汽车、商场到处要开包检查，但只查维吾尔人不查我们，哪个老维敢顶嘴，上去就是一枪托，要不就直接丢车上去抓走，我当时终于出了一口恶气。Ｃ说，他刚到北京时，甚至都有抓住一个维吾尔人痛打一顿的冲动。
　　中国是个地域歧视和城乡歧视极为普遍的国家，即使主流文化中也随时充斥着地域性的歧视，譬如春晚的各种小品类节目就不断地重复塑造一种身份和性格的偏见。不过，在社会封闭时代，它带来的问题并不严重，并且它本身就是封闭时代的必然产物，但在开放时代，它的伤害性和副作用就明显显露出来。汉族人之间尚且如此，加上疆独和反恐因素，则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可想而知。
　　由于事关民族问题不得报道讨论，只能依赖互联网上私底下的传播讨论，维吾尔人是犯罪民族且不知好歹妄图独立的看法逐渐发酵升温，这种观点不但在《环球时报》培养的读者那里普遍存在，在自诩价值观向西方看齐的人那里也普遍存在。几年前，“杀光这些维吾尔畜生”的说法就在互联网上出现，但在中国，这类不和谐的声音一般会自动消失，但情绪却并不会消失甚至因此升温。
　　所以，韶关民族冲突事件中，视频中施暴者的残酷和狠毒并非毫无来自。传言中的强奸案本身就是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的产物。尽管传言中，强奸—迅速破案－迅速释放，再强奸－再迅速破案－再迅速释放，还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十来天内。放在任何时候，它都不符合我们起码的共同生活常识，但事发后，很多人依然坚信发生了连续的轮奸案——在一个维吾尔族工人只有八百人的两万人的大厂里。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维吾尔族人就是这样不可理喻的野蛮人，而政府则是不可理喻的纵容维吾尔人的政府，至于事后政府的说法，因为其公信力早已流失，政府的话肯定与真相相反。所以，在韶关的工厂，参与施暴的人根本不需要任何动员和任何事前组织，积蓄已久的愤怒可以一瞬间就爆发出来。
　　伊力哈木后来说，那不是斗殴，是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仇杀。它当然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它是民族政策失败的产物——民族仇恨驱动的一次民族冲突。
　　7月3日，我的博客上有人跟贴道：“牛博对维吾尔人遭受的惨剧失声了。”7月4日，一个跟贴这样警告：“如果涉及到汉回之争，那我的枪只能对准你了，不许动，动就打死你，知道不，小子！”
　　当然，偏见不会对足够文明的人产生行为扭曲的作用。厦门的一位朋友说，前些天，厦门的城管砸了一个维吾尔族人的瓜摊，市民们闻知后，纷纷跑到那个维吾尔族人那里去买瓜，7月5日之后，他担心那个维吾尔族人的摊子是否会被同一拨人砸掉，没有。呵，厦门这伟大的城市。
　　如果官方对韶关事件出于其既有逻辑中的善意，故意隐去民族特征，将之尽量克制地描述为一次刑事案，这种善意能有多少人领情。而那个倒霉的朱某，如果官方报道属实，其实只是又一个“罗刚事件”中的“梁少南”而已，我不知道他会遭遇什么样的惩罚，处在他那样的位置，无意中触碰引发的一连窜大规模的血腥暴行，是否会让他在日后依然认为，他或许不该写那个帖子，至于维吾尔族人，他的看法却一点没错？
　　施暴者炫耀功绩的视频被上传到网上后，视频内容本身以及大量跟贴者盛赞壮举的言论，对维吾尔人的刺激可以想象。
　　在平时，维吾尔人可以上网看到汉族人对维吾尔人的讨伐和仇恨，但汉族人却看不到维吾尔人的声音。来自维吾尔人的这种情绪恐怕要更复杂更为强烈。我几次听过新疆的汉族朋友说，如果没有“维独”，我们没准会支持自己搞疆独，央企把新疆的资源全部抢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十大富豪里，一多半是从内地跑这里没几年就闪电发家的。
    新疆本地汉族痛恨的对象往往清晰而具体，维吾尔族人的痛恨则往往会迁移到整个汉族人身上。我在做维吾尔族流浪儿从事小偷问题调查时，也听到有反扒组织成员说，有次抓到小偷，对方理直气壮抢人，说，你们到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才偷了你多少东西，你能抢我怎么不能偷？这个逻辑把反扒组织完全听傻了。
　　我的那位同行Ｃ，近几年回新疆时，惊讶地发现，周围很多汉族人开始同情维吾尔人，觉得维吾尔人可怜，政府什么也不给他们，工作机会也没有。而在以前，维吾尔族人针对汉族的攻击行为特别多的时候，周围没有人不恨维族人的。
　　——回到韶关事件。近几年，随着严打三种势力，新疆的治安秩序大为好转，但在维吾尔族的部分群体中，生活发展空间却日渐逼仄。为缓解新疆本地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社会巨大的失业人口压力，于是有了政府组织大规模劳务输出的决策。据“维吾尔在线”斑竹海莱特介绍，一直盛赞资本主义、坚信经济终是解决一切问题最重要途径的伊力哈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时，一致赞美这项在他们看来是迟到的举措——任何一个农业民族变成工业民族，都必须经历远离家乡、抛弃土地走进工厂接受雇佣剥削的痛苦洗礼，不如此，无法从农村进入城市，也无法由传统走入现代。
　　不过，这个在内地是以自发力量驱动的人口流动，在新疆，是以强烈的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一个英明正确的政策，只要通过官僚系统的动员执行，它必然带有这个官僚系统各级组织成员执政水平的强烈印记，它甚至决定了一项政策最终效果。上层出思路，中层分任务，基层则粗手粗脚落实任务。如同内地许多地方搞计划生育一样，劳务输出在许多地方伴随着各种不可思议的强制和惩罚性手段。一项本应该缓解民族问题的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大量足以抵消其积极意义的反作用。几十年来，中国的民族政策莫不如此。
　　而韶关事件视频里，那些操两湖口音的施暴者，并不知道四千公里外，那些同为劳工的维吾尔族人是怎么来的。据一位此前曾报道过新疆劳务输出的同行介绍，劳务输出主要是女工，那些男性劳工很多是怕他们正爱恋着的古丽们到了内地会被人抢走才积极报名的。
　　韶关事件，检讨的不应当是当地企业——他们未必真需要千山万水从新疆组织来的劳动力，他们原本就担当了一部分可以不承担的促进民族关系的职责。需要反思的是，政府动用其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时，完全未考虑到社会和民族情绪，未考虑到其行政动员能力本身带来的巨大副面效应。7月5日乌鲁木齐骚乱发生时，谈到韶关事件，一位新疆本地的汉族同行这样说：“你让天生经商的民族去种地，去打工，这和组织贩黑奴贩猪仔有什么差别，新疆的石油工业不允许维族染指，却假惺惺让人家去广东打工。中石油在非洲都不敢这么干，非洲规定必须雇佣本地多少工人，就这样，苏丹反政府武装仍然不干，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才绑架中国工人。”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对各自在国家所处地位感受截然相反的例子，并非只有今天的中国，当年苏联的情形与今天的中国几乎完全一样。但专制国家并非总是如此。伊力哈木曾对我说，毛泽东的时代，新疆的民族关系比现在好得多，相比之下，也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对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他纵有千般不喜欢，也因为这点会怀念那个时代，会感谢毛。立在喀什噶尔清真寺对面的毛泽东像，据说是因为当地人阻拦才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在二三十年前消失。认为毛的时代民族关系比今天更好，在新疆几乎是各民族的共识。然而，解释却千差万别，最愚昧疯狂的，莫过于认为那个时代的民族关系是靠王震的枪杆子出政权的结果。
　　在我个人看，无论你认为中国今天的民族政策有多糟糕，汉族是一个多么缺乏与异族拥有共同生活经验的民族，尤其是与文化、种族有迥然差别的民族，但中共建立政权后，它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大幅提高了汉族人的政治文明水平，在观念上，是革命性的巨大进步。甚至它在一段时间里，可以因民族政策实际执行的效果，有足够自信去嘲笑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此前，乌鲁木齐的名字是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迪化”，它是一座长期执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城市。
    然而，毛时代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用的是复杂问题简单处理的手段，即国家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控制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高度意识形态的政党，以超民族面貌出现，它只要在社会资源的调控和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上，采取均等和稍稍的向少数民族倾斜的政策，就必然会赢得各个民族的基本认同。但这种社会组织却是以低效率和高昂成本运行的社会，它必然无法维系。
　　改革开放后，民族政策中甚至加大了倾斜的力度和具体范围，但社会的资源分配和机会分配，显然已远非国家能直接掌控，在民族自治区，民族政策的调整范畴应适用于一切领域，而非只由地方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机关以及文教卫和国有企业，但问题是在这个国家，有些法律是永远只写在纸面上的。而不在其调整范围的地方，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必然逻辑下，只要是市场机会认为雇佣汉人就更便捷，便会无情地排斥少数民族。如果加上当地国家机器的加速腐败，资本对权力的腐蚀，央企对地方的掠夺。纵然真有对少数民族的千般照顾，维吾尔族人的日益被边缘化和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便是无法阻挡的自然趋势。
　　7月6日凌晨，我和Ｃ两人守在线上，一边互相报知对方最新信息，一边讨论新疆民族问题的症结和由来。Ｃ的家在乌鲁木齐领饭巷和新华南路一带的维族聚集区，他父母住在一幢混居着维汉两个民族的居民楼，他的父母在外面沸反盈天的喧闹声中坐卧不宁。Ｃ说，无论如何，我下次回去一定要让父母亲搬离那里，今夜之后，两个民族肯定会埋下新的仇恨的种子，那里绝对不能再住了。
　　同时在线的，还有一年前我在乌鲁木齐碰到的大牛，他感慨道：“不幸一语成谶，《乌鲁木齐篇：找个肩头痛哭一晚》。我特别难过，像我们去年奥运会前的那次二道桥大酒，会不会成为绝唱？”
　　7月7日，更大规模的骚乱。在紧张焦虑和难以言传的伤痛中，我突然想起我竟然又忘记了写杨增新这个人。我用心寻找这个人的资料，是因为几年前在一个论坛潜水时，看到一个向上级政府反应地方民族政策问题的公开信，第一自然段中就出现了当年“杨增新将军”如何如何的字样。这个1928年7月7日遇刺身亡的人，居然在80多年后还被人记起，这是怎样一个传奇的人物。在包尔汗、广厚的回忆录中，对这个云南蒙自人平静、诚恳的怀念和追忆之情颇能动人。我曾和伊力哈木争论过这个人，伊力哈木认为他是个搞愚民政策的混蛋，在我看，他是中国旧文化训练出来的杰出统人物，只有曾国藩堪与之相比。我一直想为之写个长篇，告诉迷信枪杆子的愤青，无论是在民族问题还是对外争取平等上，有一种力量、智慧和艺术，是他们完全不懂的。
　　7月8日凌晨，伊力哈木被捕。我第一次与伊力哈木深谈时，就有强烈为他写传记的冲动，一半是对这个人的传奇和能量的由衷崇拜，一半是为他身上的东西所打动。
　　我做事从来喜欢拖拉，但我在内心答应自己的这篇关于伊力哈木的文章，拖拖拉拉却是由于某种隐约的怕，就像我始终不愿靠他太近的缘故。从伊力哈木给我电话开始，我枯坐一夜，很多东西想写，让我坐立难安，却敲不出几行文字。连续不眠，终才写出半篇，却为发布与否犹犹豫豫，我征求意见，只为获得鼓励。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所有的人都建议不发时，我发现，专政的恐惧在于人内心中自身的恐惧，恐惧是会互相传染的，这个是可以克服的。
　　当我回拨伊力哈木的电话，总是提示已转移至人工呼叫时，我发给他一条短信，希望他还能看到：“你一定要坚持住，好好活着。”
　　再见，伊力哈木！

再见，伊力哈木（上）

Thu, 09 Jul 2009 21:01:00 GMT

再见，伊力哈木

　　7月8日零点50分，突然接到伊力哈木的电话，他劈头就说：“我已经接到正式通知，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哈木的声音了。主席说维吾尔在线煽动暴力事件，这是冤枉我，我没有煽动过暴力，我不可能煽动暴力，暴力和仇恨对任何人对任何民族都没有好处，谁都不愿意看到民族仇杀的悲剧。”我只来得及说一句你要多保重，他就挂掉了电话。
　　当时，我正在一位朋友家谈起乌鲁木齐、谈起伊力哈木。一个小时前，我曾致电他，希望获得他的授权，因为我很难受，我想写这个人，让更多汉族人知道这个人，也想表达一下自己对民族冲突的认识，我知道他可能不便接电话，果然，他在电话那头说，他身边有几个“朋友”，希望我能理解。
　　“你赶快问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助和有什么交代啊！”朋友提醒道，我如梦初醒，立即回拨电话，仅仅一分钟的时间，那边已经转为人工呼叫了。
　　伊力哈木身边的“朋友”，也许是7月5日夜去拜访的。当时，我得知乌鲁木齐的骚乱极为严重，便电话问伊力哈木的乌鲁木齐情况，电话杂音极大，几乎无法听清他说什么，只模糊听到他介绍，事件由韶关引起，据说下午示威的学生开始约定要遵守一切公共秩序，后来有失控，被逮捕。接下来几分钟完全听不清内容，再然后，依稀听他说似乎有人现在鼓动，要每天上街坚持闹让政府打死一百个（维吾尔人），连续让你杀五天，直杀到政府形象破产，他焦虑地说这些人现在都疯了，这时我突然听到电话里传来门铃声，然后他嘟囔道，难道我的朋友们就来拜访了？回头给你电话，然后挂断。

　　一

　　认识伊力哈木似乎是命运的必然。
　　2001年秋的某一天，某位朋友给了我一张人民大会堂的演出门票，因为想见识一下人民大会堂什么样，我兴冲冲去看那莫名其妙的演出。今天我已完全忘了晚会主题也和大致内容，但我记得快结束时，在欢天喜地的乐曲声中，一大群人穿着各个民族的服装，载歌载舞齐声赞歌。我突然被那些或插着鸟毛、挂着叮当作响的配饰，或袒臂或皮帽子的装束刺激得醒了过来：这难道不是一个现代版的中央帝国在炫耀万邦来朝的仪式么？今天还会有哪个国家会刻意将所有少数民族各选一对演员代表，穿上平时根本不穿甚至早已淘汰的服饰，在首都欢天喜地的歌舞展示呢？我能想起来的，只有强盛的苏联帝国，曾让各民族代表轮番上场激动地表达“对各民族的伟大父亲”斯大林的赞美，而苏联帝国已经解体了。
　　从那时起，我就常存辞职去新疆做民族问题调查采访的念头。在我内心深处，那里更像是我的故乡，虽然我在湖南生活的时间长于新疆，但湖南之于我始终是个笼统而整体的故乡概念，而新疆则是一个具体而清晰的小镇，我甚至不会说任何一种湖南方言。如果中华帝国步了苏联帝国的后尘，那我时时梦见的故乡就彻底变成敌国领土了。
　　除了阅读资料，为了能认识一个愿意讨论民族问题的维吾尔人以便于我日后的计划，我在一个穆斯林聚集的论坛潜水一年多。可惜直到它被关闭，我都不曾结识一个维吾尔人，而在别的维吾尔人常出没的论坛，则几乎看不到一个对时事关心的维吾尔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但凡是汉语的维吾尔人论坛，几乎都没有时事或社会论坛，人们只谈风月。但我好歹开始知道普通维吾尔人的立场是什么，他们的处境和呼声是什么。
　　等我已绝了到新疆去的念头时，因为做维吾尔流浪儿童大量在内地当小偷的问题调查，无意中知道竟然还有个“维吾尔在线”，于是，先碰到了站方几位小心谨慎在京读书工作的维吾尔年轻人，然后，是站长伊力哈木。时在2007年夏。
　　伊力哈木全名伊力哈木·土赫提（伊力哈木是其本名，土赫提是父名），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他业余时间是个成功的商人和“一小撮”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伊力哈木大约生于1969年，新疆阿图什人，阿图什人在维吾尔人当中的地位犹如犹太人，此地人特别善于经商读书，历史上这里诞生了维吾尔大把大把的名人。伊力哈木毕业于东北师大，曾留学韩国日本，因为足迹广泛，伊力哈木通晓汉语、英语、韩语，“能说一些”日语、乌尔都语，“那不算啥”地能听懂中亚各国的语言。我结识的一些维吾尔朋友，大多都拥有令汉族人汗颜的语言天分，伊力哈木自称其语言天分在维吾尔人里“是中等偏上”。
　　伊力哈木的相貌容易被认为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矮矮的个头，挺着大肚子，秃顶较严重，——陌生人在头半个小时里，未必认为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他曾屡次问我，他像我一样剃个光头是否可行，这个决心两年未下，看来最终由政府帮他光头愿望了。
　　最初，伊力哈木和我们交道时，约略有公事公办的架势，只在我见面向他用维吾尔语问好那一刻，他眉毛一挑、眼睛亮了一下，热度维持了五分钟，100W的灯泡就回到了40W的亮度。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对我并不真正信任的缘故。在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的过程中，他们曾与各地的民间反扒组织建立起联系，他感谢一些组织对维吾尔流浪儿的关心，——这些素不相识的汉族普通市民体现出远比政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但一些反扒组织血腥的报复则让他认为，本质上汉族人还是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维吾尔人的苦难。
　　但到他家做客，小心地谈起我的新疆情结，说起我曾写过一篇《请对他们说一声yahximusiz》时，他突然像插上了一个五千伏电源般振作起来，抓住我的手。原来那篇文章转到维吾尔在线，竟一直被置顶。他说他一度怀疑是否会是一个真正的在新疆呆过的汉人写的，因为他相信有能客观平等看待维吾尔人的汉人，但不相信真有有反省能力的 “好汉人”。
　　在我，则同样无法想象，我会这么不经意地遇见这样的“好维吾尔人”。我说的“好”，是指好的谈话对象，因为我确实想不起我的汉族朋友里，有过像他这般让我觉得兴趣点和见识有如此匹配和过瘾的交流对象。——当然，他是我的老师。
　　伊力哈木当时身边就有位一直追随他的学生，是西南某个民族的孩子，所学专业完全与伊力哈木无关，仅仅因为伊力哈木身上绽放的神奇的魔力，毕业在东南沿海工作一年后，又辞职返回伊力哈木身边。此外，他还吸引了好几个不同民族的热心者参与网站的管理。
　　伊力哈木生来就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他说话一激动，就有股力量像蒸汽顶着茶壶盖子一样让他时不时想站起来。他似乎拥有五十升的肺活量，能不换气地倾斜出几十个排比句，原话照录，不需要修改一个字就是一篇杰出的演讲稿，而这个演讲稿，光你看一遍就能体温瞬间上升。POWER，这是我能想起来的唯一一个词，他显然没有过任何修辞学和口头表达的训练，完全凭一股澎湃浩荡的力量，一种从胸膛里抓出的滚烫的带着血肉温度的热情和痴诚，打动你，催眠你，征服你。

　　二

　　这样的人，我不可能放过他，尤其是这个人的知识和见识，一个人是否能吸引我，恐怕这是最重要的。他似乎也绝无放过我的意思。第一天，我们聊了一个通宵，同去的小姑娘从未听闻一个如此的世界，一直好奇地睁大双眼，我们注意到她时，她早已趴在桌上睡着了。第二天，我意犹未尽，又叫上另外一位同事前往，直到天亮方才各自找沙发、地毯躺倒。
　　其实，与他长谈后，我在感慨认识这个人的神奇之时，偶尔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怀疑，他在敞开胸襟时是否会真的相信我，相信我有与他一样的坦诚。因为不用他介绍我也知道，谈到民族问题，普通维吾尔人之间往往都没法互相信任，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大哥”的眼线无处不在，一个处境逼仄的民族，绝望可以大量制造仇恨，也可以大量制造被出卖的灵魂。
　　而我，无论如何只是一个从未交往过的“和台”（Khitay，音“赫岱”）。在当地有维族朋友或藏族朋友的汉族人，或许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哪怕与这位异族朋友有很好的关系，可以一起吃吃喝喝生意上互相照应，但多半都会默契地避免谈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时期。你可能会有一位维吾尔朋友，但随着时间流逝，你们会越来越不能诚实交流民族问题。这就是中国民族关系的普遍事实。
　　伊力哈木给我讲过一个疯子克里木的故事，此人二十年前曾在东南沿海炒外汇发了财，与当地汉人的交往中，深刻发现自己的族群在观念意识上的落后，也深刻感受到周围汉人对他的歧视，于是他狂热地想融入汉人社会，先是疯狂练习各地汉语方言，接着饮食习惯上完全向汉人看齐，不吃清真食品，每每大啃猪蹄，后来干脆到医院换了八升汉人的血，但他主动“被同化”彻底失败，人们看到那张中亚面孔，还是本能地横上一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客客气气的隔膜。
　　就如“和台”这个称呼，在懂维吾尔语的汉族人在场时，维吾尔人会用“汉人”这个词，但私底下维吾尔族人多半会常用“和台”这个称呼。同样，汉族公开场合使用“维吾尔”，而私底下会有不少人使用“缠头”这个词。对当地人来说，公开场合使用“汉人”和“维吾尔人”，不少时候只是自觉配合民族团结的一种表演。
　　“和台”这个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大量使用的称呼，被“老大哥”禁止使用后，于今，早已自然而然地悄悄附丽上了一种贬义的、私下暗语切口的意味。原本，“和台”即“契丹”，源于金灭辽后，契丹人的一支逃到新疆境内建立的西辽政权，它并无任何贬义，俄语里中国的称谓Кидай（Kitay）就应当来自突厥语。
　　而“缠头”源出“缠回”，得名维吾尔族人旧时以白布缠头的习惯，原本可视为无歧视意味，但清代官方公文中将“缠回”、“生回”与“汉回”、“熟回”分指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时，中华文化中心论的歧视性意味不言自明。
　　而“和台”与“缠头”在今天日益广泛的私下使用中，民间又赋予其全新的歧视性解释：“缠头”多被解释为脑筋不好使，纠缠夹杂不清。而关于“和台”，则更让人啼笑皆非，一位“内高班”学习后考入名校的古丽说，她父亲给她的解释是：当年汉族人来新疆时，基本上都穿着黑大衣，所以大家就用“黑大衣”（Khitay）来称呼汉人。——汉人大规模进新疆，的确是穿着黑色棉大衣的劳改犯开道，但这个维吾尔词语的误读却完全是在汉语语音基础上，而非维吾尔语的语音基础（诸位读者可品出其间意味）。
　　——我不相信一个内心敏感的汉人在与维吾尔人、藏人交往时，会感觉不到有一道看不见的长城横亘在中间。——据伊力哈木介绍，“长城”一词在维吾尔语里还有一种称呼，意为“把我们隔在外面”。
　　第一次见面时，伊力哈木就给我讲过他的那种强烈不安全感，讲过一些这方面他知道的、他经历过的种种。当时，他刚刚经历过一次“大哥”的关心，家里的电脑、书都被搬去化验检查。他怀疑自己家里可能有小电子动物入驻，滔滔不绝之时会突然紧急刹车，抬头望望天花板，喃喃自语：“唉，党中央啊，我哈木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我有一种隐约的分裂感：他虽然开玩笑说“我看我们中央政府真要是听到了我的真心话，那可是好事”，但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没有任何人会觉得自在。他可以认为，焦虑和不安全感是“老大哥”在看着他，也可以认为，这个明察秋毫的目光是“和台”的。而我，是“和台”的一分子呵。
　　第二次见面后仅仅两天，他的手机就始终无法接通，家里的座机好不容易有人接了，却是他的妹妹，她也在到处找他。
　　那天，我刚刚看完《窃听风暴》，我正被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怀疑强烈左右着情绪，我想这就是伊力哈木日常的感受吧。我在伊力哈木那里的长谈，大量是关于新疆的民族问题的现状、可能的危机、解决之道、他个人的理想追求等等。对维吾尔人来说，无一不是犯忌的内容。
　　我，一个“和台”，扮演一个假意对维吾尔人的热心人，诱使他滔滔不绝地说出内心的想法，讲出大量对“老大哥”的批评，然后我离开，“老大哥”破门而入。——当他坐在大功率电灯下的椅子上，不知道白天黑夜的时候，他是否会这么怀疑？他会对“和台”有信心么？如果我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否会因此彻底对汉族人失去信心。
　　这种纠结，我无法用文字表达。

　　三

　　知道我生于兵团，伊力哈木毫不掩饰一个普通维吾尔人对兵团人内心的敌意，甚至在我面前，他会故意夸张那种情绪，因为我和他热情如火刚好相反，表情肌实在不发达，或许总是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我在他面前扮演过无知的大汉族主义愤青、扮演过党中央、扮演过自治区政府、扮演过沾满维吾尔人鲜血的湖南人代表、扮演过把新疆各个工程都承包了的山东人代表、扮演过掠夺了当地维吾尔人、当地汉人资源的国有垄断企业代表……我可能是中国带表最多的人吧。
　　他是在告诉对我来说只有概念没有细节的事实，是在倾泻压抑多年的表达愿望，我是在倾听和接受有关“把我们隔在外面”另一侧世界的系统知识教育。这是一个“和台”倾听一个“缠头”的倾诉，这是一个“和台”接受一个“缠头”的教育。
　　你们汉族当然是大哥，大哥说我都房子地方小不够住，小弟弟你让点地方吧，于是最好的地都让给兵团了，上游的水哗哗都截到兵团的地里去了。你说，国家发展的需要，东部的大哥需要小弟当原材料基地，暂时牺牲一下，没问题，石油、煤炭、天然气、棉花……拿去。也不求你的税收给我们维吾尔人给我们新疆汉人多留一点，但不要说每年国家拨款多少多少养着我们，这个话不好听对吧。
　　你看网上的汉族愤青，脑子很笨的，整天骂海外资本掠夺了中国财富，其实应该感激人家。你看，它们帮你解决了多少就业机会，把那么多农民培训成了适应现代管理的产业工人。没有台湾人、香港人办厂，内地人哪里会知道怎么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没有外资企业的示范，内地人哪里能掌握什么东西都可以山寨的能力？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可惜啊，我们维吾尔人有一颗感恩的心，但没人给我们感恩的机会，还有我们可怜的新疆老汉人，你看我们新疆什么都有，就是本地人没什么机会。
　　打个不正确的比方，汉族是个统治民族，是殖民者，到新疆来我们欢迎啊。刘晓波说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统治的话很对，哪个落后民族不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现代化？但是你看你们汉族人，最高端的行业，我们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经验没有资本，好，你们去干，简单的加工业，你们开厂子，我们当工人嘛，低端的工作可以交给我们，我们可以边被剥削边学习嘛。你看看西方殖民者，从来都是带去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他们高高在上，一个英国人从来不会跑到印度和当地人去抢重体力活，但你们汉族人带给我们什么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最高端的工作抢了就抢了我们不眼红，但连扛麻袋这样的苦力都要和我们维吾尔人抢，世界上哪有这么没出息的统治民族呢，我都替你们着急啊。
　　不是么？大哥哥到处打井、开矿、修路、搞建设，你说地下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是国家的，不是新疆本地人的，没关系，内地也是这样嘛，你守着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中石油中石化一来说对不起，地下有国家的资源，你搬家吧，你搬家了。没关系，你还需要劳动力嘛，正好小弟弟没活干，分配一点苦力活给小弟弟养家糊口好吧？苦力活的机会都不给小弟弟。你看看新疆一些招工启事，这个写着只招汉人，那个写着限招汉人。你们兵团的人受不了兵团剥削，人口流失，没劳动力了，你们放着一边更穷的维吾尔小弟弟不管，偏要跑到内地去招民工，来一个人就给几千安家费，提供住房家具——汉族大哥哥很多时候做事太不含蓄。
　　你说我哈木有语言天分，没办法嘛，我十七岁才接触汉语，拼命学啊，汉语这么复杂这么难懂的语言都学会了，像日语、韩语这样和维吾尔语语法接近的阿尔泰语学起来就快多了。你说我们维吾尔人有语言天分，都是被逼出来的啊，你看维吾尔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要么去中亚做生意，要么去当导游，只好拼命学外语，成绩好的就到西方去留学，不回来了。
　　为什么很多维吾尔人想独立，很简单嘛，在自己的家乡找个工作都必须懂汉语，哪怕是工地挖个沙子到小区扫个地当个保安也要懂汉语，懂了汉语还不一定给你这个工作。你们内地的汉人没有说一定要懂英语才可以到工厂打工、去扛麻袋吧？维吾尔人到内地去找工作，不懂汉语你当然可以不要他，但新疆是民族自治区，有宪法、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你看美国黑人，你白人如果因为种族肤色不雇用解雇我，我可以去告你，但你如果是一个维族人去告人家搞民族歧视，人家不理你，如果你敢到网上去说，人家就可以跑来抓你，说你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这个时候，受害者除了维吾尔族还有谁？还有当地汉族老百姓，这些人欺负不了维吾尔人，自己平时也受气，新疆的资源他们也没分，但怎么办，维吾尔人恨他们，是你们抢了我们的饭碗，是你们汉族人在欺负我们，我能分得清是哪个汉人欺负我哪个不欺负我吗？
　　……
　　我知道伊力哈木不可能对我存有一丝的责怪或迁怒意识，他甚至认为新疆本地汉族是被愚蠢民族政策绑架的人质，但我得经常扮演这样一个坏人或愚蠢政策的代表，因为后来我介绍过几个关注新疆但却对此一无所知的朋友给伊力哈木，通常，这些新朋友在伊力哈木那里是“友邦”，而我则是干下了种种蠢事，让新疆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犯。

　　四

　　“如果我不是一个维吾尔族，我肯定会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我是个维吾尔族，我首先得是个民族主义者。”伊力哈木曾重任在肩一脸自信地拍着胸脯说：“我们维吾尔知识分子里，学社科方面的人很少很少，内地的大学在新疆招生，法学、社会学、政治学从来就招的很少，经济学的有一点儿，你看维吾尔人里有不少理工科的专家学者，但他们不懂得自己民族的权益去怎么表达，那些老的搞文化艺术类的知识分子嘛脑子不好使，又活的像个娘们一样，我哈木自己能挣钱，我敢说我敢想，我不想着自己的民族，不关心自己的民族，谁去关心？”
　　伊力哈木自信是在为中央政府、为党操碎了心。因为他反对新疆独立，时刻担心新疆出现剧烈的民族冲突，虽然它认为后者随时可能。
　　伊力哈木反对新疆独立脱口而出的根本理由是：“每一次新疆的民族冲突，你首先看到的肯定是维吾尔人起来上街砍人，其实最后不都是维吾尔人死的多吗？如果中国出现民族分裂出现战乱，那肯定是维吾尔人血流成河，而不是汉族人血流成河。不要说你们汉族有十三亿人，光是新疆的汉族人，他们掌握的资源力量，都对维吾尔人有压倒优势。”
　　我曾多次问过伊力哈木，是否也有过独立的想法，只有一次，他一脸痛苦地认真想了一下喃喃道，有谁不曾幻想过生活在一个独立自由完美的国度，可以畅快自由地呼吸呢？他缓一口气道，你是一个对自己民族负责的知识分子，一个尊重历史也要尊重现实的知识分子，要有民族自尊，但也要有现实理性，独立是绝不能追求的。
　　好几次，他甚至这样反问并自答：“所有的汉族人都在担心，苏联、南斯拉夫的命运会不会落到中国头上，难道汉族人就没想过，维吾尔人也在担心吗？那么多维吾尔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能活得好一点就非常满足了。就算血流成河之后，汉族人说你们独立吧，维吾尔人得到的是什么？从此世世代代与一个十三亿人口的邻居为敌？你想过没有，就算汉族人像瑞典人一样，大家和平分家，但是，新疆这么大的地方，这么长的边境线，你让汉族军队保卫你的安全多好，自己独立再搞一套东西，老百姓的负担多重？如果真像有些人想像的，独立后让美国人驻扎进来，那么我们就彻底变成双重仇恨的人质了。”
　　伊力哈木一直坚持认为，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完全不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是紧密结合的。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
“但是，你们那些整天喊着自由民主进步的汉族人可是不关心我们”，伊力哈木目光闪闪地笑着问：“我们维吾尔人脑子很笨吗？你看看你们汉族多少愤青啊，他们一边说西方在搞文化侵略，在搞经济剥削，要反西方，要反西方的价值观，回过头又说要狠狠地镇压维吾尔人，要把我们维吾尔族全部同化，你看你们汉族人脑子好使吗？对不起，开玩笑我不是在说你。”
　　我们是在维权，是在维护宪法给我们各个民族平等的权利，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应当享有的权利，不是搞民族分裂、不是在煽动民族情绪，有人说我们这是民族分裂，我们不能上这个当，不能真的去搞民族分裂煽动民族情绪。但为什么有些汉族知识分子一听到维吾尔人说我们争取民族平等，就跟着说怀疑我们是在搞民族分裂？
　　“在我哈木看来，只要生活在一个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国家，是汉族人占多数还是维吾尔人占多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权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些周边国家的人才还会因为你制度的优越性被吸引到这边来。”
　　我怀疑，伊力哈木的有些看法，或许只敢对我分析：你看看中亚独立的国家，有哪个不是独裁者当政，一个比一个操蛋。有时候你会想，汉族人带来的难道就都是坏的影响吗？你看中亚那些国家，都是独裁国家，但斯拉夫化最深的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它的统治比斯拉夫化浅的国家要文明一些开放一些现代一些。我当然恨不得汉族人是像讲英语的民族那么文明。
　　伊力哈木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新疆是一个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区，维吾尔人会因生活在中国为傲，中国就对中亚地区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因为维吾尔人的语言优势，他们天然会成为拓展中国在中亚文化、经济影响的排头兵，哪怕是对维吾尔人平等一些，情况都有不同。很多次谈到这个话题时，伊力哈木说如果有时间他要把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建议系统写出来，我也很多次答应，我可以帮他完成文字整理。两年了，这个事情终于被彻底搁置了下来。
伊力哈木说，虽然维吾尔人受了很不公平的对待，但因为维吾尔人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一个善于向汉族学习的民族，维吾尔商人向西拓展市场时，很多时候得益于维吾尔人在十三亿人口这个巨大市场上与各民族的互相交流学习。伊力哈木举餐饮业为例说，维吾尔人与中亚很多民族其实是同一民族，饮食习惯完全一样，但国境线这边的维吾尔人的餐饮文化融合了大量其他民族的创新，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比起国境线那边的同胞，有明显竞争优势，譬如中亚国家现在流行新疆人发明的“大盘鸡”，名称都是汉语音译。虽然维吾尔人在中亚也是夹缝中求生存，但服务行业却逐渐落在了维吾尔人手中。
　　“难道我们维吾尔人，我们诞生过《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的维吾尔人只能推广大盘鸡、推广筷子？我们没有人才吗？”说到这里时，伊力哈木常会目光炯炯地扳着手指头，说他认识的多少中亚国家高官，虽然公开身份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但其实私下自认为是维吾尔人。
　　“我们维吾尔人一点不笨”，伊力哈木说：“和内地的汉人比，像浙江江苏广东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经验、意识都比不过他们，他们起步早有资本，但和新疆本地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是温州人，汉族人是东北人。我们自生自灭，从来没人管我们，只好从小摊小贩做起，新疆汉族人嘛大部分生活在体制内，习惯了被安排被管束，他们比我们日子好得多，但靠自己力量做起来的你看有几个呢？”

　　五

　　伊力哈木最佩服的汉族学者是秦晖。我曾向他提过两次秦晖的名字，一段时间未见，他一口气搜集了大量秦晖的文章。他称秦晖是他知道的唯一可与西方学者比肩的中国人，他有很多观点想和秦晖碰撞，我好几次答应他，要找机会让他和秦晖认识，可我去年一系列的工作变动，此事就被无限地拖延下来。
他曾经最想认识的汉族学者是王力雄，他看过王力雄的全部作品，王的作品几乎全部被他转载过，他很想当面感激这样一位长期关心维吾尔人的汉族人。当然，也有许多观点想与王商榷。我拉他与王力雄见面认识后，伊力哈木多少有一点点失望。他用食指在自己太阳穴上比划着对我说：“王力雄先生有良心，这个人了不起，有人格魅力。我非常非常尊重王先生。嗯，他是不是文学家出身的缘故？我觉得他很多问题的思考方法不对，和我们使用的工具不一样，怎么回事？”
　　我想，与王见面后对伊力哈木的情绪打击，主要是因为写过《黄祸论》的王，对中国前景持完全不抱希望的悲观态度，这与伊力哈木高涨的积极乐观态度完全相反。如果按照王对中国前景的悲观预计，不但汉族社会要彻底崩溃，维吾尔人更会完蛋——“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中国大崩溃，维吾尔人闹独立，那肯定汉族人会镇压，我们维吾尔人还不会被愤青杀光么？你信么？”
　　伊力哈木甚至好几天在反复咀嚼王力雄的观点，试图逐点粉碎王氏观点。等我第三次见到伊力哈木，他已再度恢复他特有的乐观。伊力哈木坚信，经济的开放，必然带动法律和整个制度逐渐向西方世界看齐，人们的观念也会逐渐改变，而私有制和公民个人财产的增加，必然带动权利意识的觉醒，最终会倒逼政府一点点放权，期间的博弈必然会伴随一定的社会秩序震荡，但大方向不可能逆转。“你们汉族人是个多么勤劳能吃苦的民族，我在全世界都没见过这么不知疲倦的民族，你怎么可能拿来与南美、南亚和非洲相比，是不是？”
　　5·12汶川大地震后，我曾临时赶回北京，那段时间，伊力哈木每天盯着电视。他的固执的乐观和维吾尔人角度，总能得出一些我不曾留意的观点，我记得他双眼湿润地感慨：四川人真了不起，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你们汉族人，在这么操蛋的统治之下，平时生活得像野草一样卑贱，像动物一样麻木，但你看看这次地震的四川老百姓，太顽强坚韧，太了不起，这样的生命力，这样的意志，你说说，世界上哪一个优秀民族，能比汉族表现得更好吗？有什么人能征服他们吗？你说新疆那么多维族人为什么要主动献血、捐物资，那真是被打动坏了啊。啧啧，这样的民族不应该也肯定不会永远是用这样的方式生活。哎，有这样的老百姓，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
　　伊力哈木认为，王误读或夸大了维吾尔人分裂意识，把普通老百姓都当成了政治动物来观察，在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上，王的眼界和思维方式还是紧盯着几个悲剧性的国家，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可能。因为新疆民族问题，伊力哈木甚至也怀疑过王力雄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思路。他觉得，某种程度上，汉族知识分子公开同情民族自决或同情独立，其最终结果也许是悲剧性的，因为你不可能指望所有汉族人都与你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几个民族能都觉悟到这个程度，在力量极为不对称的情况下，被激发起独立意识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发生对抗，不但少数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汉族本身也因为必然残酷的镇压行为而面临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
　　关于民族自决原则，伊力哈木曾试图和我探讨，到底是这个共识重要，还是其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能被解决才是根本？对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截然不同于西方的东方，难道没有更易被接受和更适用的共识么？我没有能力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是“和台”，我关心新疆民族问题，但它不是让我日夜寝食难安的问题，在今天还极难有制度创新可能的事实面前，我很难像他一样有热情去考虑未来复杂的制度创新问题。
　　伊力哈木很多关注和思考，我已完全只能倾听，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他曾给说，假如维吾尔人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前提下，分裂意识的人比例更高，其实是可以借鉴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经验，通过宪法和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保证其留在俄罗斯内，而不出现主张分离的政党获得地方政权的情形。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经验，新加坡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得失，欧洲各国处理民族矛盾的经验，都在他的重点研究之列。
　　是不是还有过一个汉族学者，一个汉族官员也像他这样想过问题，我很怀疑。

三《出喀什记》

Mon, 06 Jul 2009 06:00:25 GMT

　　　　　　　　　《出喀什记》

记者周宇

　　【无法慰藉的乡愁】

　　艾克拜尔最近一次打电话回家时得知，位于恰萨老城深处的老房子或许保不住了。他有了一种无法回到家乡的感觉。
　　他想起一位祖居被拆的老人家，老人时常从郊外的安置小区回到老屋的位置，看着自家的房子变成了商铺，泪流满面。
　　艾克拜尔的中学时代像是生活在中世纪：斑驳的土墙，盖着褐色头盖的妇女，老者雪白的胡须，清真寺里阿訇每天五次悠扬的唤礼声。这样的画面，以后即使在电视上，艾克拜尔也只是偶尔看到。
　　1997年，艾克拜尔中学毕业后到首府乌鲁木齐读预科。乌鲁木齐被他称为是“世俗之城”。
　　来自喀什的艾克拜尔有些瞧不起北疆的同学：他们的信仰远远没有自己坚定。顺应潮流的同学们对此并不在乎。
　　不过一些年长的人还是对艾克拜尔有特殊敬意。他们有时会问艾克拜尔，某件事情或某个仪式，如果在喀什将会如何举行。
　　艾克拜尔曾经带了两个北疆的维吾尔族同学去喀什老城旅游，两个同学被铜匠、铁匠铺传出的叮叮当当声，以及热闹的巴扎震惊了，他们从来不知道维吾尔族有这么多独一无二的东西。
　　一年后，艾克拜尔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每个周末，他都会去清真寺做礼拜，和阿訇交谈，听阿訇讲解经文。有时候，他会试着叫上其他维吾尔族同学一起去，但并不是每一次对方都愿意。
　　如今，艾克拜尔是北京一家外企的优秀员工，他的工作与新疆或是维吾尔族没有任何关系。
　　选择在北京而不是回到家乡，并不是因为某种梦想或是自己特别优秀。艾克拜尔在乌鲁木齐和喀什都努力找过工作，但找不到。他不得不彻底放弃新疆，干脆留在内地和内地大学生一起竞争。
　　艾克拜尔如今和同事们相处非常融洽，这也是他认为在新疆难以获得的。“在这里没有人管你是哪个民族的，只看你有多大的能力。”
　　艾克拜尔兢兢业业的努力赢得了同事的尊重。一些同事问他，都说维吾尔人很野蛮，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野蛮呢？
　　艾克拜尔只能苦笑：有空了大家还是抽时间一起去新疆看看吧，看看我们到底是否野蛮。
　　艾克拜尔至今遵循喀什老城孩子的传统，绝不抽烟喝酒。这令他不得不回避大多数应酬。那些回避不了的应酬中，艾克拜尔也会坚持不饮酒，并且只吃素菜。
　　工作的繁忙令他无法像学生时代一样在周末按时去清真寺，只得抽空在家里做礼拜。
　　找女朋友也是难题。身边同族的人太少，女孩就更少。艾克拜尔的家人曾经考虑让他从新疆带个女朋友到内地来，但他怀疑女孩是否能够适应北京的生活。
　　闲暇时，乡愁折磨着艾克拜尔。如果现在的工作是在喀什，能够每天在父母的眼皮底下上下班，该多幸福啊。他只能很快地安慰自己，时代不同了，全球化浪潮下，大家都在漂泊。
　　艾克拜尔目前还没有回家乡的打算，事实上，家乡已经迅速地逝去。
　　工作期间，艾克拜尔回过新疆，去了库尔勒和阿克苏。发现和内地城市没有区别，完全找不到家乡的感觉。
　　假期回到喀什后，所见也面目全非。
　　小的时候，受尊敬的阿克撒卡勒在巷子口摆个糖果摊，一群大胡子长者时常坐在糖果摊旁边聊天。长者和糖果，成为艾克拜尔最美好的童年记忆。但在数年前，糖果摊消失了，巷子口成了繁华街道的一部分。
　　即使是在老城，人们的信仰也不如从前。儿时的玩伴告诉他，现在去清真寺的人有所减少。清真寺里会详细记录每一个来做礼拜的人，领工资的阿訇也说了太多宣传政策的话。
　　另一个叫艾克拜尔接受不了的细节是，清真寺里到处挂满了标语。
　　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者称，他在喀什一座清真寺里一次见到过14个标语，从民族团结到计划生育，无所不有。研究者想要拍照，却被阿訇一把抓住并坚决阻止。
　　艾克拜尔感到困惑：在内地，反倒可以更随意地去清真寺做礼拜或是听阿訇讲课。
　　不愿回乡的根本原因还是自己。“心野了。”艾克拜尔说，他和父母有了巨大的观念鸿沟。父母希望在老城里永远地生活下去，艾克拜尔却想见识更广阔的世界，而不是在巷子深处一成不变地生活。

　　【回归宗教】

　　2000年，曼苏尔刚刚从喀什到乌鲁木齐读书，曾在公交车上被人误以为是小偷，纷纷躲着他。经过来自北疆的同学提醒，曼苏尔得知，自以为干净整洁的南疆穿法，在乌鲁木齐却很乡气，只有以偷抢为生的“巴郎子”会这么穿。
　　尽管不是出生在老城，曼苏尔从小的生活环境仍非常传统：学校里女教师戴头巾，男教师大胡子，9岁以上的女学生戴着头巾，长裙垂到脚踝，男生不敢喝酒抽烟。
　　班上男女生几乎从不说话，女生看到男生在聊天，会自觉地绕开走。
　　初中时，在路上看到内地来的女人穿着紧身牛仔裤以及露肩的短袖衫，同学们感到不可思议。会有人跟在后面骂，甚至扔小石子。
　　老城区里的同学更加传统，他们一般较早地结束学业。男孩大多跟着家长做生意，女孩会较早嫁人。曼苏尔上高中时，他的一位16岁的初中女同学就结婚了。
　　到乌鲁木齐之后，曼苏尔像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与车站、清真寺、农村的墙上到处都是标语的喀什相比，乌鲁木齐街头的标语少了许多。反恐、民族团结、打击非法宗教等政治话语瞬间远去，像北疆的学生那样自在生活才是当务之急。
　　在北疆同学们的指点下，曼苏尔很快改变了服装和生活方式。抽烟、喝酒、弹吉他，通宵不睡。曼苏尔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上大学、大城市、长大的标志。
　　变化的不止是自己。那些一起从喀什来乌鲁木齐的女生，再回喀什时，个个穿得像外国女郎一样时髦，来时的头巾已不见踪影。
　　乌鲁木齐的都市生活令曼苏尔大开眼界，也让他原本优秀的成绩一落千丈。努力学习改变维吾尔族命运的曾经梦想灰飞烟灭，就连毕业证也险些没有拿到。
　　2005年，曼苏尔回到喀什并一度失业。此时的喀什，已经不再是曼苏尔中学时代那个保守的城市。迪吧、慢摇吧开始普及，年轻人抽烟喝酒随处可见，甚至有人抽大麻。一些中学男生躲在厕所里抽烟，女孩子则戴着头巾走出家门，摘下头巾走进迪吧，换了衣服玩耍，喝得醉醺醺出来再戴上头巾回家。
　　曼苏尔到高中时，才第一次听说艾滋病。等他回到喀什，防止艾滋病的宣传画即使是在老城里也可以看到。
　　一些朋友失业，一些朋友做小生意，大家每隔两三天就聚会，喝酒抽烟，不谈理想，不做礼拜，说得最多的是无聊的电视剧。一个同学的爸爸向他抱怨管不了自己的孩子，还得为孩子在迪吧玩耍买单。
　　2008年5、6月间，为迎接奥运会，内地众多城市的维吾尔人被遣返。这令喀什街头的小偷顿时多了起来。
　　他们大多留着长长的“成龙头”，穿着西装和运动鞋，游荡在街上。曼苏尔讨厌这些去过内地就以为自己厉害的人。“别以为这里是内地，这里是喀什，老实点！”曼苏尔曾经在大街上教训他们，身边的其他喀什人也围上来帮他说话。
　　眼看着曾经的信仰之城变得模糊，曼苏尔感到迷茫。此时，长期的烟酒以及不规律的生活让他的身体状况变得糟糕。
　　这令他回忆起小时候曾经害怕过的阿訇、阿卡塞勒，他们曾经不断地教育曼苏尔，要记住真主，不要抽烟，不要喝酒，要做有信仰的人。
　　曼苏尔决定恢复到自己幼年的时代，按照严格的穆斯林来要求自己：每天按时做五次礼拜，拒绝烟酒，保持规律的生活。
　　曾经希望用现代文明和技术令维吾尔人更加强大的曼苏尔，开始认真研究伊斯兰教，从中汲取智慧和道德。
　　本地清真寺的阿訇令曼苏尔失望，他们常常在做礼拜之前宣传政府的政策，大谈民族团结、反恐维稳或是计划生育。曼苏尔认为，清真寺是真主安拉的房间，不该在里面讲太多与真主无关的话。
　　一些人和曼苏尔一样对此反感，甚至不去清真寺而干脆在自己家中做礼拜。另一些朋友则和曼苏尔产生了争执。一位朋友说，他所在的农村农民文化程度低，很多好政策都是阿訇在清真寺里面告诉农民的，农民们对此很高兴。比如种什么样的农作物政府会给补助。
　　曼苏尔如今时常在网上收看圣地麦加做礼拜之前阿訇的教诲。对信仰的坚定让他有一种崇高感，认为自己是一个高贵的人。
　　曼苏尔发现，身边回归宗教的人在逐渐增多。只是很多人回归宗教的目的要更实际：孩子越来越难管了，回归宗教，或许能将他们从娱乐场所中争夺回来。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艾合来提至今坚持认为，喀什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即使是在他周游全国、在北京求学多年之后。
　　艾合来提出生在南疆的农村，从小就生活在对喀什的无限想象之中。大人们提到喀什，并不直接说名字，而是说“城里”。去过喀什的孩子，回来后告诉没去过喀什的艾合来提，喀什太大了，如果不紧紧抓住大人的手，就会走丢。
　　1980年，11岁的艾合来提第一次跟随爸爸去喀什。在这里，艾合来提同时见识了现代与古老。
　　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口，几个同龄的孩子戴着花帽，穿着西装，用尊称“您”和艾合来提打招呼，而不是和他打架。
　　这让艾合来提震惊。在家乡，只有60多岁的人才会戴花帽，只有特别有钱的人才会穿西装。在喀什，却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
　　艾合来提跟着父亲来到艾提尕尔清真寺旁边一条繁华的街道。这条街在艾合来提看来，简直是手工艺博物馆，就连花帽的式样，都比乡下多得多。透过烤羊肉的烟雾，艾合来提看到妇女们戴着厚厚的头盖，惊讶地问爸爸这些人怎么这么奇怪。爸爸说，这是伊斯兰教的传统。
　　艾合来提的父亲又将他领到了老城巷子里的朋友家，让他站在生土房子的天台上欣赏整个老城。迷宫般弯弯曲曲的老城小巷，令艾合来提产生神秘的畏惧，又含着憧憬。
　　回到乡下，艾合来提向人请教他在喀什见到的奇异景象，包括厚厚的头盖。家乡的百岁老人告诉他，即使在100年前，本地的女人也不戴头盖。但喀什是“大城市”，所以要戴。
　　中学毕业后，艾合来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喀什成了他上学的出发站。父亲每年要在喀什将他送上去乌鲁木齐的汽车，然后再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去北京。
　　一次次流泪告别父亲，喀什成了艾合来提最忧伤的地方。这种忧伤在父亲去世后变得更加强烈。
　　艾合来提在北京得以大量阅读汉语世界和英语世界的作品，认识到维吾尔语文学的贫瘠，立志做一个革新维吾尔语文学的作家。
　　此后艾合来提曾向家乡的维吾尔语写作者介绍解构主义、结构主义等新的文学思潮。但在新疆，他遭受的批判通常多于赞扬。
　　普通文学爱好者大多欢迎艾合来提介绍的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直至今日，一些文学青年熟知的作家依然是茅盾、舒婷、艾青。他们热切想看到的，是张贤亮的著作，至于余华，则完全不知道。
　　引进新鲜事物的同时，原有维吾尔文化的消亡同样令他担忧。
　　艾合来提的儿子在双语小学里读书。他发现儿子在学习了一段时间汉语之后，开始用汉字的象形思维来理解拼音文字的维吾尔文。儿子看到父亲或是自己的名字，只能将其理解为一幅画，而不能理解出其中的一个个字母。
　　艾合来提惊讶不已，由于双语小学3年级之前没有维吾尔语课程，艾合来提送儿子去一个老师家中学习维吾尔语字母。但他遭到了老师的拒绝，老师说，如果他私自教授维吾尔语，将会被开除。
　　无奈之下，艾合来提只得自己在家教儿子学习维吾尔语字母。
　　艾合来提对双语教育的担忧和反对，并未得到一致的支持。家乡的一位文学上的好友，就坚定地支持双语教育。好友如今和上小学的儿子一起学习汉语，并羡慕艾合来提可以自由地阅读各种汉语书籍，眼界开阔。
　　2003年，艾合来提再去喀什，正赶上喀什拆迁。艾提尕尔清真寺附近，艾合来提的父亲曾经带他登上天台，瞭望老城的生土房子被拆除。
　　这令艾合来提伤心不已。艾合来提在散文《喀什，我的眼泪》中说，父亲去世后，他拼命想记住父亲的样子，但实际上是越来越模糊。喀什也是一样，随着生土房子的轰然倒塌，正在无法阻挡地远去，直至被遗忘。
　　伤感之余，艾合来提没有太多的惋惜。在他看来，维吾尔族本身就是一个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民族，也是注定会被现代化浪潮快速改变的民族。从历史上看，维吾尔人也曾经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
　　艾合来提认为，维吾尔文化传统慢慢对现代化让位，就像语言、风俗的淡化，是不可避免的。“老城应该作为文物保留下来，但仅仅是文物，对维吾尔人的文化现状并无多大意义，也不可能作为以后维吾尔人文化思维的框架。”
　　尽管在他的心里，喀什还是那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得容易迷路。

《凤凰周刊》

二《喀什，不堪重负的生土》

Mon, 06 Jul 2009 01:26:00 GMT

喀什，不堪重负的生土

记者周宇

2009年3月底，喀什老城，正午。一块雕琢繁复的伊斯兰风格图案，和上百年依附的生土墙壁一起断裂下来。

大股灰土腾空而起，遮蔽了现场。推土机轰响着退后，等待下一次冲击。

“把我也埋在这里吧。”一老者泪流满面，被两个年轻人扶住。

紧邻的另一栋土坯房，三、四个人站在还没拆完的孤零零的房顶上，高举大锤，砸开房顶，砸倒土墙。

阿里木江站在围观的人群中，目睹老城阔巴克巴扎路的拆迁，从小在他心中坚固无比的生土老屋，在推土机面前比砖造的房子脆弱得多。

2009年2月26日，新疆喀什市政府宣布，历时五年、投资30亿元的喀什老城改造工程正式启动。这也是历年来最大规模的改造行动。官方称，8平方公里老城区中，大约1平方公里的迷宫式街巷将得到整体保护，其他部分将会被拆除或改造，加固。

喀什是南疆传统的维吾尔族聚居区，市中心仅存的吾斯塘博依、恰萨两片老城区，是现存最后一处完整的维吾尔传统建筑和生活社区。两片老城以艾提尕尔清真寺为中心，隔着宽阔的解放北路毗连相依，像一只被切开了胸膛的大鸟。从空中鸟瞰，老城区的房子连成一个个高高低低的小格子，被新城的长方形高大建筑包围，像是一片留存的密码。

这片密码多年来正在被蚕食，一些老巷子的线索消失，变成越来越逼近的高楼大厦。人们担心维吾尔世界的一些内容从此无法破译。

改造行动在海外引起波澜。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美国、土耳其等众多国家的维吾尔论坛从2008年底就开始讨论此事。

【过街楼的阴影下】

穿过被完全拆掉的阔巴克巴扎路，阿里木江走向巷子深处的老屋。

时过一月，满地灰土之中，已看不出曾经存在过什么样的房屋。晒得黝黑的工人坐地敲打碎砖，最古老的土砖被遗弃，碾为齑粉。

一块广告牌竖立起来，描述着这片老城改造后的动人效果：整齐的6层火柴盒式建筑，玩具样的汽车鱼贯而行。广告牌后面，现实中汽车的喧闹已经传来。

进入小巷一百多米，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座过街楼投下大段的黑影。一对外国游客在阴影前放慢了脚步，犹豫是否继续往小巷深处走。老城弯弯曲曲的小巷对游客就像迷宫，被称为“时间停止的地方”，需要辨识地砖是六边形或正方形，来分辨是通路或死巷。阿里木江熟悉附近所有的小巷，以及两旁生土房子的主人。

回到家，关上木门，阿里木江又回到厚厚生土墙的庇护之中，身上炎热褪尽。清晨，老屋门窗大开灌进凉爽的空气，日头升高后关门闭户，屋里可清凉整整一天。

阿里木江在屋内铺着的地毯上坐下，阳光透过伊斯兰风格的窗棂外照进这间传统民居。墙角是花砖拼出的彩图，伸手可及。客厅的整面墙用石膏作出一排排清真寺形状的小格子，里面摆满精美的瓷器，它们与老屋长年相伴，有的历经了几代人。

阿里木江的爷爷和父亲都出生在土屋里，阿里木江的胡子一点点长出来，直到变成和爷爷一样长，生土筑成的老屋却看不出什么改变。

生土，是喀什民居的最重要特征。不愿透露姓名的喀什学者将其描述为“土木结构方形平房，用厚厚的土坯砌成，房顶用木料加封盖，复以苇席、麦草、草泥没顶……为了抗震，墙基宽为70公分到90公分，其坚固程度在伊斯兰世界很少见。”

阿里木江的爷爷回忆，老屋100多年前修建以来，一直坚固舒适，无需修缮。四周的街巷也一片宁静，感觉不到时间流逝。

平静的生活中，突然的变化接踵而来。

1958年，喀什通电。这一神奇事件，改变了老城人的作息。在这之前，尽管有了汽油灯或蜡烛，老城人仍旧按着真主定好的时间，天一黑就睡觉，清晨4点多就起床。夜晚登上老屋的凉台，看到的是庇护着一片生土墙垣的月光。

通电之后，夜晚像一个灯笼，不但夜市的巴扎被电灯照亮，人们在家里也可以看书聊天，延迟入睡。

1968年，红卫兵闯进老巷子。他们扯掉妇女的头巾扔到地上，砸毁古物和清真寺，冲进家里烧毁典籍。

两年后，老城经历了新政权下的第一次大规模“改造”：挖地道。

居委会告诉大家，苏修要进攻了。阿里木江也提着锹钻进地底下。防空洞挖在老城众多巷子的地下，离地约4-7米，洞高近2米。

老城中本来拥挤，挖出来的土只能铺在路面上。一些路面抬高了近1米，原有的排水系统失去作用，雨、雪水倒灌进住户的院子，消蚀着墙根。

苏修始终没来进攻。半年后挖地道运动悄然结束，居民们将这些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奇怪地道封起来。日子继续在过。

1990年代末，自来水进入老城。阿里木江的记忆里，这是和其它的事情一同到来的：一个叫“东突”的名词越来越刺耳地传到老巷子里，清真寺和广播里回荡着关于民族团结和反对分裂的讲话。

接下来，一条条老街巷被拆掉。2002年，艾提尕尔清真寺改造项目开工。

这一轮改造中，清真寺门前传统的大巴扎（维族集市）和附近的老城民居消失，变成宽阔的广场，变成广场和马路对面巨大的商业楼。

这番动作不同以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喀什官员回忆，2003-2006年间，喀什老城被惊动的声音传到了国外。

2004年，建设部部长汪光焘赴喀什考察。汪在讲话中称，他一下车就在寻找老城，“生土建筑结构，四个平方公里的规模，中间又有一个中亚地区有名的清真寺。我可以说的直观点，四个平方公里比你周围地区值钱得多，价值高得多”。

汪强调尽量保持原貌，改善路网来带动功能的完善：“生土建筑是这个古城建筑的基本特色……抗震加固方案调子唱的不要太高。”

2006年，国外媒体的镜头初次对准改造中的老城。阿里木江惊奇地发现，反对的声音似乎起到了作用，老城的大规模改造基本停滞。

但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抗震”的声音压倒一切。

电视上反复播放汶川地震废墟的画面，老城被描述为随时可能彻底崩溃的危城。

当年底的一次研讨会上，一名维吾尔族专家、两名汉族专家同时提出要求保护好老城。但提议遭到训斥：如果地震了怎么办？你能承担责任吗？

30多年前挖的地道也成为拆迁理由。这一次，政府决心异常坚定。“我们绝不能受一些人以所谓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为借口来蒙蔽我们的群众，让我们的群众以血的代价和生命财产的损失去保护那些没有丝毫价值的破旧危险房屋，决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错误舆论来阻碍喀什的发展”，《喀什市老城区危旧房改造综合治理宣传提纲》措辞严厉。

2009年2月27日的全市动员大会上则对干部作出了要求，“对有意抵触，拒不配合工作、不履行其应有职责和义务的部门领导就地免职，别无选择……”

3月25日，吾斯塘博依街道第一期拆除全面开始，近百户居民搬迁至5公里外的住宅小区。

“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吾斯塘博依街道一位匿名居民称，一些老人搬到新区后，时常在傍晚回到被拆除的老屋前，默然伫立。

在回家的过街楼下，阿里木江碰见了这样一位老者。两个同样戴着花帽，同样花白胡须，同样穿着长长风衣的老人站在阴影中握手，用维吾尔语互致问候，游客举起了相机。

相机拍不出来的是，一个老者的眼眶湿润，另一个老者的心头，延伸着与巷子一样深长的疑虑。

【建在沙上的门】

阿米娜最近一次接到婚礼邀请是在上个月，但阿米娜没去。

阿米娜是典型的南疆维吾尔族美女：乌黑的头发和眼珠，高耸的鼻梁，睫毛长的惊人。阿米娜说，多年前她坐在没被拆除的老屋前，时常有路过的摄影师将镜头对准她。

9世纪末，回鹘人征服喀什之前，南疆地区曾经生活着羌人、塞人、粟特人、样磨人等众多民族，当中有的是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回鹘人西迁后，民族大融合，形成了现代阿米娜们深目高鼻、黑发的基本特征。对来自欧洲或是东方的游客来说，都有异族的神秘感。

阿米娜如今住在喀什市东北面郊区的“香妃花苑”安置小区。这是政府为安置老城拆迁户兴建的小区。在这之前，阿米娜一家住在老城南部的库木代尔瓦扎街道。

阿米娜想起自己15年前在老城里结婚的情景：整条巷子都热闹起来，附近街区，不论是否认识的人，都接到邀请，几乎每家都会派人来参加她的婚礼。

来的人太多，家里的地方根本不够用，周围的几户邻居打开大门，并且拿出自家的器具，一同招待来客，

阿訇被请来，坐在房间里最尊贵的位置上，主持婚礼并证明她的婚姻。整整两天，小巷子盛满歌舞。

喀喇汗王朝时期，歌舞成为从皇宫到农村的重要活动，并形成了把“安拉与信仰、歌曲与舞蹈”融为一体的独特传统，延续至今。

阿米娜的婚礼是老城区最常见的婚礼方式。那时候，很少有人在酒店举行婚礼。

婚后的生活也是“互助式”的。早上做好早饭，阿米娜会将其中的一部分送给隔壁的邻居家一起吃。邻居家里做了抓饭，也会送过来和她分享。

丈夫在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的巴扎做生意，她和巷子里别的妇女一样，不用工作，在家呆着就行。白天女人们聚在空荡荡的巷子里，或是某家的门口，做针线活、聊天、带孩子。一些戴头盖（喀什老城特有的，盖住整个头部的褐色的厚厚网状头巾）的老年妇女会在这个时候掀起头巾露出脸，或是换上只遮住头发的薄头巾。

阿米娜熟悉巷子里的每一户人家，熟悉每家的女人和孩子。聊天时说起谁家的女儿长大了，家有男孩的有心的母亲会过去看，确定孩子们的婚事。

附近的裁缝店、卖馕的饭店、粮油店几乎都是世代营业。在丈夫卖货的巴扎，能买到所有便宜的生活用品。

如果哪个女人想出去找工作，婆婆会不高兴：“家里养不起你吗？家里的事情都做完了吗？”

这里被认为是整个维吾尔族最传统的城市生活区。阿米娜和邻居们，被不愿透露姓名的维族学者称之为“维吾尔族的上海人”，斤斤计较又和睦相处。这些“维吾尔族的上海人”围绕每条小巷都有的清真寺、曾经的经文学院，以艾提尕尔清真寺为中心，形成独特的“组团”居住结构。从阿訇、铁匠到阿米娜，都是这个稳固团体中的分子。

变化在悄悄地发生。阿米娜搬离老城之前，不工作已不再是年轻女人的美德。结婚时，有工作的女孩，婆家给的彩礼高达1.5万-2万元，没有工作的女孩只有5000-6000元。

另一个变化是，巷子没有以前那么安静。很多年轻人失业，他们时常聚集在巷子口，无所事事或是在没有旁人的时候抽烟。这引发了来自巷子内外两方面的提防。

2003年，阿米娜的家被拆迁，让给仿照内地的商业步行街。阿米娜一家搬到了现在的小区。这一特意借用汉族传说中来自新疆的“香妃”之名的小区，建造4年后的入住率还不到40%。

搬到新小区后，老街里封闭的时间似乎被打破的罐中之水，泼到地上，再也收不起来。

起初住户很少，周围一片荒凉，习惯了繁华的拆迁户们称之为“戈壁滩”。阿米娜的公公老是哭着说，宁愿买个帐篷搬回被拆掉的老屋附近住，也不愿住在新的小区。阿米娜只得和丈夫一起安慰他。

望着一栋栋空荡荡的高楼，阿米娜内心迷茫。自己所住的单元里，邻居一个也不认识。她在小区里找了一圈，才在不同的楼里找到了三户原先同一个巷子的邻居。原本最熟悉的左右邻舍，则因为拒绝在这里买房而搬到别处，无从寻觅。

新邻居们花了很长时间去互相认识，但仅仅是认识，不复老城里亲如一家的旧观。大家住在不同的楼、不同的楼层，女人们串门聊天变得困难。阿米娜不再做早饭送给邻居，因为她不熟悉对方的口味。

传统婚礼的情形不见了。大家楼上楼下为邻，再无法像过去那样互相借房子接待婚礼来宾。

过去，来宾多的时候，分散在众多邻居家中，每家的厕所也是全部开放的。如今，参加婚礼的来宾上厕所都成了问题。

有人曾提议，希望政府能够修建公共礼堂以及公共厕所，以便满足婚礼、葬礼等各种集体活动之需，但这一愿望至今未能实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酒店。

婚礼的热闹程度远不如从前。举行婚礼的人家在同一栋楼中每家发放请帖，但很多邻居不去参加。

阿米娜结束了悠闲生活，她开始出门找工作。丈夫在拆迁中失去了工作，全家的收入全靠每人每月100元的低保。

阿米娜家市中心老房子的拆迁赔偿标准是320元每平方，“戈壁滩”上新小区的价格是650元每平方。中间2万余元的差价，正好花去全家多年来的全部积蓄。

阿米娜回到老屋拆掉后盖起来的步行街，想找一份清洁工的活，每月能挣500元她就很满意了。因为不会汉语，她花了2个月时间，最后只好重新回到家中。

孩子读书要花钱，家人千万不要生病。一想到钱的问题，阿米娜就头疼。这让她对针线活失去了耐性。

阿米娜的丈夫艾尔肯不喜欢“香妃花苑”这个小区名字。小区内部被命名为玫瑰苑、月季苑、石榴苑、杏花苑、桃花苑以及梨花苑。这些汉语称谓令艾尔肯感到陌生。

“库木代尔瓦扎”，是艾尔肯以前所住的街道的名字，老人说，意思是“建在沙子上的门”。

【沦替的巴扎】

艾尔肯最不喜欢新小区的原因是，离艾提尕尔清真寺太远。这对在巴扎卖货为生的他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老城里遍地是世代做小生意的人。艾尔肯的父亲每天推着小车到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卖东西。初中毕业后，艾尔肯继承了父亲的推车。

艾尔肯的车上装满了收音机、电池等各种杂货，少的时候一天能挣20-30元，多的时候100多元。每天只需1元管理费，艾尔肯可以将东西卖得很便宜，有赚头就行。

2002年之前，艾提尕尔清真寺两旁是具有600多年历史的艾提尕尔大巴扎，这是养活艾尔肯一家的地方。

巴扎是维吾尔族的传统市场。以艾提尕尔清真寺大巴扎为中心，整个老城区遍布数十个大小巴扎。对艾尔肯这样的手工业者和生意人来说，巴扎是水，他们是生活在其间的鱼。

2001年发表的《喀什名城保护规划》认为，喀什街巷的构成主要是“巴扎”方式，其空间形态、行业性居住与生产销售合一的传统特色非常突出。诺尔贝希、欧尔达希克、库木代尔瓦扎等众多街道形成了传统的花帽、粮油、布匹、首饰等商品销售街道。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唱着歌的叫卖声是喀什巴扎的特色，也是艾尔肯的拿手好戏。

巴扎的唱卖声可能持续了近两千年。《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前128年，张骞发现喀什（当时称疏勒）是西域三十六国唯一“有市列”的地方。此后开辟的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南线必经喀什。

16世纪初，欧洲人开辟海上航线。欧亚大陆深处的丝绸之路变得萧条。1524年，明朝在西北势力衰弱，关西七卫全部撤入嘉峪关内，划关而治。但喀什本乡人的巴扎，却和庞大的清真寺和经文学院，厚厚的生土建筑一起，如化石一般，以最古老的面貌被传承了下来。

1949年之后，比以往所有政权都强大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生产建设者以兵团的方式来到遥远的喀什，带来了3层的百货大楼、体育馆和养有动物的人民公园。

巴扎受到的冲击也由此拉开序幕。1990年代末，街上已随处可见外地商人，改变的大幕完全掀开了。

2004年11月，艾提尕尔清真寺改造项目完工。原先的巴扎和就地吆喝的小商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广场，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以及两侧租金昂贵的商业楼。

艾尔肯租不起这样的商铺，只得推着车子转移到清真寺后面的吾斯塘博依路边走边卖。

推车的日子不好过。城管指责卖货的小车堵塞道路，抓住了就会扣车、没收电子秤或是罚款。艾尔肯又将车子推进了老城区弯弯曲曲的小巷子里，挨家挨户卖东西。

搬到香妃花苑小区之后，在小巷深处做生意变得不可能。离市区太远，车子推不过去，也没地方停。更何况去市里来回的路费要花去2块钱。

当年的老邻居，一大批年龄相仿的生意人，如今成了新小区里的失业者。每天大部分时间用来打牌和打桌球。妻子们的烦忧增加了。

艾尔肯羡慕小区里仅有的几个小卖铺，每天至少可以挣5元钱。

不止是艾尔肯这样的小商贩，一些“大生意人”也光景沦替。库木代尔瓦扎街道美食街上一家卖馕的店铺，曾经吸纳包括老板6个儿子在内的20个年轻人就业。美食街拆除后，老板失业在家，6个儿子分散在各地打零工。另一家经营鸡、鱼的餐厅，约110平米的店铺，养活了店主家族13个年轻人。被拆迁之后，13个年轻人有的失业，有的打零工。

一位维族学者研究了喀什的70多个大小巴扎。他发现乌鲁木齐最大的民间巴扎——领馆巷巴扎里的喀什人正在增多，他们当中一些人曾经是喀什老城的商贩，在巴扎消失之后，流浪到了乌鲁木齐。在这里，他们一晚上大约能挣20-30元钱。

【被强拆的“白胡子”】

艾尔肯如今很少去小区里的清真寺做礼拜，他声称是因为听不见阿訇唤礼的声音。

住在老城的时候，巷子尽头就有清真寺。每天五次，阿訇会登上清真寺俯瞰周围街区的宣礼塔，用悠扬的唤礼召唤大家做礼拜。

这样的唤礼声自艾尔肯出生从未间断。唤礼之后，巷子里的男人们走出家门，走进清真寺。开店的人在店门口摆上一根棍子，表示店主不在，有些店主连棍子都不用摆，丢下无人的商店，径自走开。

新小区的面积太大，一排排单元楼挡住了不再显得高大的清真寺，唤礼声从艾尔肯的世界中消失了。

生活的窘困，令礼拜的习惯变得松懈，小区里原本应该拥挤的清真寺并不拥挤。

此外，由于拆迁户不愿意入住，小区里很多房子卖给了公务员和教师，按照政府的规定，他们一般不允许进清真寺做礼拜。

上千年来，伊斯兰的教化传统是喀什维吾尔族人生活的一部分。艾尔肯的童年时代，整条街道“都看着阿訇一张嘴”，听他组织集体活动或是教育孩子。这样的日子在搬到新小区后消失了：居委会管理着一切。艾尔肯抱怨，如今的阿訇，清真寺以外的事情什么都不管。

新小区里的阿訇艾尔肯原来不认识，以前熟悉的阿訇，拆迁后搬到了别的地方。那个阿訇同时也是整条街道的阿克撒卡勒。

阿克撒卡勒(Aksakal)是维吾尔族对长者的尊称（维吾尔语“白胡子”之意）。有些社区的阿克撒卡勒原本就是阿訇。阿克撒卡勒不像阿訇一样总是呆在清真寺里，或是领取政府的工资，而是完全出自人心的认可。他们德高望重，熟悉社区里的每一户人家，充当深巷里的民间教化者。

阿克撒卡勒和阿訇，和社区里的清真寺一样，成为维吾尔族“组团式”社会结构的核心。

奥斯曼是库木代尔瓦扎街道被拆掉的一段美食街里的阿克撒卡勒。奥斯曼的父亲是个做馕的人，奥斯曼自己是个裁缝，他的孩子们则开店铺或是修手机。

奥斯曼小的时候，见到阿克撒卡勒就会双手重叠在腰间，鞠躬致意。阿克撒卡勒教育奥斯曼“上学了，要知道真主。不要喝酒，不要抽莫合烟。”

50岁之后，奥斯曼自己成了阿克撒卡勒。他是整个街区公认最年长，最有道德和知识的人。整个街区结婚、起名字等各种事务，都会请奥斯曼到场。即使不能去，主人也会将最好的位置留给他代为出席的儿子。

白胡子长者的威信影响着老城里的每一个人。奥斯曼附近街区的一户人家因为和外族人通婚，甚至不敢在家中举办婚礼，也不敢请阿訇和阿克撒卡勒。婚礼在酒店里简单举办，只叫了最密切的亲友。

奥斯曼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他也信任共产党和政府。

新政权成立后，共产主义信仰冲击着喀什。满街都是穿着老式绿军装，戴军帽的人。一些曾经的伊斯兰教徒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文革结束后，那些改信共产主义的前伊斯兰教徒们有的重新皈依了伊斯兰教，另一些则再也没有回归。

80年代初，政治的遗迹仍然浓烈，但一些追求时尚的人，开始在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花1元钱租西装、领带和礼帽，以清真寺为背景合影留念。

1990年代末，商铺和高楼逼近了老街区，教化者奥斯曼感到不安：孩子们当中人开始抽烟喝酒。

各个巷子口，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聚集在那里聊天、抽烟，或是在街边的栏杆上纵跳。其中一些人选择了犯罪，有的去内地当小偷。

这令老城人痛心疾首，“丢尽了维吾尔人的脸”。

对女人的教化也变得脆弱。奥斯曼曾要求女人们按传统方式戴头巾，但很快遭到政府的制止。此后，奥斯曼再没有就此发言。

女人们的头巾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尽管一些中老年妇女还戴着头盖，但能露出眼睛的阿拉伯式头巾、只包住脸的四周的伊朗式头巾，以及用戴口罩来代替遮面头巾的方式，纷纷开始流行。头巾的花样越来越时尚，成为年轻女孩的装饰品。

但教化者最为脆弱的情形，还是面对政府。

2005年7月，奥斯曼家所在街区被强拆，警察和官员包围了强拆现场。

奥斯曼并没有因为阿克撒卡勒的身份而受到照顾，他被四个人扭住手臂，塞进了一辆汽车。奥斯曼听见儿子在喊“爸爸，爸爸”，然后看见儿子的脸被人踩在地上。

拆迁时，阿訇不在现场。此前，也曾经有人向阿訇求助，但阿訇表示无能为力，不能插手。

强拆掉的8户人家，所有的人被迫分散住在亲戚家或是租房子住。几十名失去店铺和工作的男娃子心中憋着火。

奥斯曼几乎是最后一次发挥了“白胡子”长者的作用。他召集家长和孩子们，告诉大家不要闹事，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相信问题2年内一定会解决。

拆迁之后，奥斯曼的孩子们有的开电瓶车拉客，有的在工地上干活，有的失业。其他拆迁户的孩子们同样分散各地。

这使管束孩子们更加困难。以前住在一起时，每天晚上店铺关门孩子们就会按时回家。如今无事可做，他们出入迪吧、歌舞厅、网吧，玩到凌晨，父母去叫才勉强回家。

听说孩子们抽烟喝酒，奥斯曼依然会规劝。但他清楚，每说一次，至多只能维持一两天。一个儿子趁奥斯曼不在家，偷偷变卖了家中的财产。

如今孩子们见到奥斯曼依然双手叠在腰间鞠躬行礼。抽烟喝酒也从不当着奥斯曼的面。奥斯曼听说，一般都是躲在屋外的角落里。能够如此，奥斯曼已觉满意。

【橱窗里的归宿】

吐尔逊家的木门上，钉着一块蓝色的金属牌：喀什低保户。这是几张金属牌中最显眼的一张。

在老城区生土房屋的木门上，触眼是各式各样的金属牌：光荣户、五好家庭、平安家庭、文明家庭以及供水证、房屋出租许可证。

最多的金属牌还是低保户标志。官方数字称，老城区62616户22万人中，低保户、困难户、低收入住房困难户高达23109户，68897人。这些每月领取低保金的家庭，又成为旧城改造中首先拆除的对象。

由于人口不断增加，老城人不得不想出各种方法来增加住房面积，并创造了独特的建筑形式：过街楼，就是在窄窄的小巷上空造出与两旁的二层楼相连、底部悬空的房子。这种房子容易让人很直观地产生抗震性的疑问。

吐尔逊祖辈是吾斯塘博依老城里的生意人。尽管按照传统，后代不应该离开祖辈出生的地方，但他已做好了离开老城的心理准备。

吐尔逊小时候，一家8口人住着两层共80平米的生土老房子。弟弟结婚的那年，为了有间独立的婚房，吐尔逊家盖起了过街楼。等到吐尔逊结婚，连盖过街楼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按照维吾尔族的传统，子女婚后不应该再和父母住在一起，起码不应该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吐尔逊只得外出租房子住。

吐尔逊舍不得离开老城，于是在老城里找了一间10平米的房子，一家三口租住在里面。

周围的朋友都在谈论老城改造。有人担心会拆掉他们的传统文化，盖起和内地人造的温州大厦那样难看的现代建筑。而吐尔逊担心的是，如果搬到新的小区，听说只有45年的产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世世代代居住。他曾听到一些已经搬过去的邻居的疑惑：怎么还要交房租？

一些有钱的邻居向政府提出，希望能够自己拆掉房子，按政府的抗震要求，自己盖新房。这样理直气壮的要求吐尔逊无法提出。他希望政府能够允许他顶多出资约30%，在原址合作建设楼房，然后让他搬回去住。即使是这30%，吐尔逊也需要父母、姐姐和弟弟共同努力，才能支付得起。

吐尔逊希望重建后的房子能够保持维吾尔传统风格。但他最担心的是被疏散到郊区的安置小区，再也回不来了。“如果真的能搬回来，传统风格丢了也就丢了吧”。

老城人口的膨胀、居住条件的困难是政府一个有说服力的拆迁理由。除了吐尔逊这样的困难户，一些维护维吾尔族传统的学者也看到了这种现实。一位北京维族学者心目中的模式是：模仿巴格达或是开罗，保留老城不动，在老城的旁边建设新城。

他说，在喀什，维吾尔人能找到故乡的感觉。但令他痛心的是，最近的一次喀什之行，让他感觉像是到了“唐人街”，很多东西已经在新旧交替的混淆中似是而非。只能把老城从现实的复杂纠葛中剥离，单独保护下来。

将喀什当做维吾尔族人的故乡，或许是一种被几十年来的现实刻意聚敛了的情怀。新疆历史上曾经出现大量政权。在莎车、鄯善等地，许多人对本地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叶尔羌汗国、高昌回鹘王国等国的怀念之情显然超过了喀喇汗王朝。

实际上，建在沙上的城市或王国，难免风中流逝和沙尘掩埋。在土曼河的两岸，没有人能说清曾有过多少处喀什故城，曾经的疏勒又确切位于何处。

喀什市政府网站上的考证文章显示，喀什城市位置几经迁徙。如今的恰萨老城建于17世纪中叶，此时喀喇汗王朝已经灭亡500多年。吾斯塘博依老城更迟，建于1838年。

一些莎车县、库车县、鄯善县在外地读书的学生甚至不参加所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或是吐鲁番地区的同学会，而是自立门户。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能量，以及近年商业浪潮的交互冲击下，新疆南北两道的古老城市风味全失，泯然与内地无异，只剩下喀什老城，保留着近于化石的生土外观和传统生活。

国家建设部总工程师金德钧曾表示，“喀什历史街区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处伊斯兰传统街区，是研究古代西域城市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新疆的几位维吾尔人表示，对从喀什来的老城居民，他们会有一种尊敬之情，会请教一些传统礼节的细节。到喀什去看看，也是他们寻根的一种方式。

一位维吾尔族音乐人称，他经手的所有维吾尔族风格MTV全部在喀什拍摄。一旦老城拆除，大量MTV将无处可拍。

对外界的游客来说，这里是一个观赏维吾尔民族风情的最佳景点。一家北京公司垄断了喀什市的旅游资源。在恰萨老城，他们在最古老最完整的一片巷子的入口处出售30元一张的门票。

讲解员会带你走遍整个巷子，并按照公司规定向你介绍恰萨老城的历史。讲解员岗位职责上写着，讲解员必须宣讲公司规定的解说词，不允许讲没有史学根据，不符合历史事实和人文景观的内容，也不得带有宗教迷信色彩。

讲解员会指给你看高高的生土墙垣之上，那些世代经营手工业或小生意的家庭。一些家庭可以进入参观，顺便购买花帽、乐器等手工艺品。

沉重的历史情感、膨胀的人口、地震的威胁之外，另一重阴影也似隐若现。香妃花苑小区的墙上刷着“坚决打击伊斯兰解放党”的标语，老城里的阿訇时常会说维稳、民族团结的话题。甚至文革时期出于战备挖的地道，也引发外界的想象。

前述乌鲁木齐维族学者猜测，政府对喀什老城的不断拆迁，也有出于反恐的考虑。12万维吾尔人集中在4个多平方的老城里，令政府不安。

匿名喀什前政法干部称，不排除政府有这方面的考虑。在他看来，如迷宫般的老城里藏几个人轻而易举。

但他从未听说过与老城有关的恐怖事件。一种现象是：来自其他新疆地区的“东突”分子为了制造影响，跑到喀什来作案。

2009年4月初，政治局委员、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在喀什、和田考察时强调，喀什、和田处在反分裂斗争前沿，要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时刻紧绷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社会稳定这根弦，始终保持对“三股势力”的严打高压态势。

北京奥运会期间，喀什城区发生针对武警的袭击爆炸案，16名武警死亡。事后查明，两名嫌犯均为喀什人，一为的哥，一为菜贩。

生活在老城深处的吐尔逊，对这些耸人听闻的事情感到隔膜。生意很难做，孩子越大花钱越多，这是大家都面临的问题。吐尔逊和他身边的人都忙着挣钱，好让生活好一点。

对于吐尔逊托身的这片沧桑生土群落来说，虽然貌似坚固，又有多少外界情怀的寄托、国家安全和政治理念的诉求、商业文明的扩张以及旅游消费的需求，是它应该承担和能够承担的呢。

“总得留下点什么，不能全部拆掉吧。”阿里木江说。即使不再拆迁，老城的面积已经小得难以包住小巷里的宁静。许多曾经悠长的小巷，走着走着就到了现代化大楼的脚下。老城的密码就这样被突然破解。“再拆下去，旅游者都不来了，老城的失业人口又会大批增加。”

将老城作为文物保存下来，并发展旅游，除了前述的北京维族知识分子，也是许多普通维吾尔人的想法。这使乌鲁木齐的维族学者沮丧：古老的文明最终变成了展览的橱窗。

一名出生老城的青年学生家门口，常年有无数的旅游者路过并拍照。内地的朋友也时常在他面前善意地夸奖维吾尔人的能歌善舞，这令他非常厌烦。

“我们又不是猴子，怎么会整天闲着没事干唱歌跳舞呢？我们有丰富的文化和艺术，我们只是在婚礼和节日里才会尽情地唱歌跳舞。”学生说，他自己就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

但是，在橱窗里被参观以及在外人面前演出载歌载舞，也许已经是喀什的生土老城和居民们能有的最好归宿。

《凤凰周刊》

一《喀什噶尔，我的眼泪》

Mon, 06 Jul 2009 01:21:22 GMT

喀什噶尔，我的眼泪

作者（应要求匿名）

在我的心目中，喀什噶尔一直是世界上最大，最神秘，也是最神圣的城市。我15岁就离开家乡，去过很多比喀什噶尔大好几倍的大城市，先后在北京，乌鲁木齐等大城市生活，但我对喀什噶尔的感觉始终没有变；在我的心目中它依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是世界的中心。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因为童年时期听到的关于喀什噶尔的无数传说，也许因为对这座城市的漫长向往，或是因为在我成长的阿图什，人们把喀什噶尔直接就叫城里，而把阿图什看成是乡村。不知喀什噶尔这座城市的形象从何时起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但我知道，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喀什噶尔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现在我内心的对城的命名。也许，因为维吾尔语中喀什噶尔一词的发音与城市一词的发音相近，城市和喀什噶尔，在我童年的词语中几乎是同义词。

读小学时，同龄小孩中几乎没人去过喀什噶尔。当去过喀什噶尔的那些小孩满心夸耀地给我们讲述他们的体验时，我羡慕得无法压住妒意，并根据他们的描述，尽情地发挥想象力，徒劳地让吐曼河、艾提尕尔清真寺和人民公园在脑海中复显。但我脑海中的这些图像仅仅是无数个由我真实经历中细小碎片构成的，像流水中的倒影一般，是一些模糊而捉摸不定的破碎不堪的景象。它们越模糊，我将其拉回现实的欲望就变得越强烈。我9岁时的一天，父亲突然说他想带我到喀什去观光。我那天高兴得彻夜难眠。但因为他学校里的工作非常忙，抽不出空，我只好等到暑假。但是，到了暑假，过度劳累的父亲大病一场。虽然我成长的阿图什离喀什噶尔只有40多公里，但在我的心中，这座城市变得比童话中的仙境还遥远。我越向往，喀什噶尔就变得越神秘越虚幻，犹如现实当中并不存在。我又听别的小孩的炫耀，等待下一个暑期。

终于有机会看到大城市，那是1979年，当时我十岁。父亲带我去喀什噶尔，那天我一生难忘。大城市给一个儿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对走失的恐惧。因此，我紧紧握住父亲的手指头不放，直到完全走出这座城市。对喀什噶尔的这种感觉在我身上一直保留到现在。现在我已经30多岁，结婚成家，但一旦到喀什噶尔，虽然这里的人再多也不如北京的王府井或乌鲁木齐的大十字的茫茫人海，虽然我对这里的环境和人们都感到很亲密，但总是警惕的眼光看周围，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缠绕在心头，仿佛进入了曲曲折折纠缠不清的迷宫或童话故事里的神秘仙境。很长时间里，我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感受。在我身上从未有过广场恐怖症或社交恐怖症的迹象，15 岁小小的年纪离开家，孤自一人去北京，远方大城市完全陌生的环境，异族陌生的面孔，都没有象在喀什噶尔那样让我感到神奇；我去过中国最大广场天安门，进入过王府井的茫茫人海，但从未感觉到在喀什噶尔那样走失的危险；故宫、颐和园奇特的建筑物也没有像喀什噶尔那一条条古老街道那样给我的心灵带来震撼。喀什噶尔那人山人海的集市、眼花缭乱的坊巷，七拐八弯，纵横交错，至今还屹立在那里的高台民居，异常亲切又神秘。人对自己的肉体才会有这种感觉，你的血管，你的内脏对你来说世界上比任何外在的东西都很亲，但那里生命的骚动比外在的任何东西都陌生。

10岁那年来到喀什噶尔之前，外面的世界仅仅存在于书本上和我残疾姑妈给我讲的童话中。我父亲给我买了里面有维吾尔童话故事的两本书，其中一本还有一张插图。其中画的公主和王子背后有着雄伟的宫廷。仅有一张，我看不过瘾，非常迷恋。因此，我每天找一些比较薄的纸放在上面，用铅笔描红。当我看到艾提尕尔清真寺，看着它冠似圆顶，就像进入童话之中，就非常兴奋的问父亲：那是不是宫殿？父亲告诉我：那就是著名的艾提尕尔清真寺，但他没有说它不是宫廷。后来长大以后我才认识到，那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宫殿。在艾提尕尔清真寺周围，我看到几个小孩在玩，穿着整齐干净，并且随口尊称，相敬有加，仿佛童话中的王子。偶尔穿梭而过的头盖面罩的女人，愈加增加了这座城市的神话色彩。

我从15岁上大学那年起，喀什噶尔这座城市的形象与我的悲痛和眼泪纠缠在一起。由于阿图什地方政府非常贪钱，规定公交公司不出售学生票，因此，每年暑假结束，返回北京之时，我们只能从喀什噶尔出发。每到这时，父亲就陪我来喀什，在公交公司招待所住一晚，第二天清晨把我送走。在缓缓移动的车窗里，我的泪水渐渐将父亲的身影和喀什噶尔茫茫的屋顶、烟囱、拱北、坊街冲得越来越模糊。从此，我对喀什噶尔的记忆增加了眼泪的颜色。

最近几年，喀什噶尔的市容经历了很多变化。我站在艾提尕尔旁边，看到以往最典型、历史悠久的建筑物已成废墟，感到那个又神秘又亲切的喀什噶尔正离我远去。从前，每次我父亲和喀什噶尔送我远走，而现在，是我在送走他们。我每次离开尚能返回，但离我而去的喀什噶尔好像永远回不来了。1997年，父亲突然车祸去世。我依然每年都去喀什噶尔，但从那以后，我不敢去那个公交公司，不敢再将那离别的场景映入眼帘。但这次，我逃避多年的记忆，曾有的离别之悲痛再次涌上心头，比以往任何时间更强烈，让我的心无声地颤抖。眼睁睁地看着喀什噶尔像我遇到车祸的父亲一样，全身粉碎，面目全非地躺在人们的脚下。就在这一刹那间，我领悟到了我对喀什噶尔的敬畏感的源头。因为，就在那里，我看到的一切，触痛了祖先留给我潜意识里被压住的无数神话原型；唤起了并不是在头脑里而是在我血液里流动的远古的记忆；激起了对我自己来说非常陌生，但始终控制我一举一动和每一分感情的深层欲望。

世界最深的潜伏

Thu, 02 Jul 2009 19:47:00 GMT

　　历史上最伟大最传奇的间谍是谁？当然是被中国人遗忘的祖国的好儿子时佩璞。

以下来自网上资料

在法国被判间谍罪著名京剧演员时佩璞逝世
（巴黎2日法新电）1986年在法国被判间谍罪的中国著名京剧演员时佩璞，周二在巴黎逝世，终年70岁。

　　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蝴蝶君》（ M.Butterfly），讲述中国一名男扮女装京剧演员与法国外交官相恋，这个京剧演员在现实中的原型就是时佩璞。
　　时佩璞的助手周三证实，时佩璞是周二在法国巴黎的家中去世，他晚年一直在巴黎生活。
　　在舞台上男扮女装的时佩璞出生于山东省，于1964年认识当时驻北京的法国外交官鲍斯柯特，对方以为他是女儿身，猛烈追求他，两人其后更发生性关系，1969年，中国情报机构利用这关系，将鲍斯柯特招为谍报人员，回报就是允许他娶时佩璞回国。
　　此后，鲍斯柯特一直为中国提供情报，直至1983年他和时佩璞被法国安全局拘捕，当局后来终向他揭露时佩璞并非女人。
　　时佩璞86年被判替中国当间谍罪成，判监6年，后得当时的法国总统米特朗特赦，87年获释后一直住在巴黎。
　　他的事迹后来被改编成百老汇戏剧《蝴蝶君》，后来又被拍成电影，由著名华裔演员尊龙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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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佩璞确实是个很出色的演员，在当时压抑的环境下，堂而皇之的同性恋爱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选择了这个最荒诞大胆的方式，以女性的身份诱惑了伯纳德。至于后来案发之后所有人都质疑的，伯纳德怎会在十八年中一直没有发现时佩璞是男儿身，最后的解释是时佩璞以中国习俗为由只同意在黑暗中爱爱，并且每次都很专业地将双腿间的赘物夹紧隐藏起来。尽管听起来很难以置信，但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其实也很可能的，再加上时佩璞很会营造神秘的气氛，爱情有时也不过真的只是个痴人说梦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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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chew.com.my/node/120785?tid=2
（法国?巴黎）1986年在法国被判间谍罪的中国著名京剧演员时佩璞周二（6月30日）在巴黎去世，享年70岁。
男扮女装的花旦时佩璞与法国驻北京大使馆一名职员当年的一段畸恋，一度引起轰动，这段错综复杂的异国恋，后来被美国华裔剧作家黄哲伦写成百老汇剧本《蝴蝶君》，此剧在1993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男人，为什么会单身这么久？
　　获米特朗特赦定居巴黎

　　时佩璞因为为中国从事间谍工作，在1986年5月被巴黎一间法院判处监禁6年。时佩璞的亲密爱人布尔西科也同样获罪。
　　时佩璞1987年获得当时的法国总统米特朗特赦，重获自由身后，他一直定居在巴黎。
　　时佩璞的助手表示，他是在巴黎的住家逝世。他生前与儿子时度度一同在巴黎定居。
　　时佩璞是在1964年遇到布尔西科，2人的关系前后维持20年。

　　布不知时佩璞是男儿身

　　60年代在北京工作的布尔西科，一次在使馆举办的酒会期间遇上男扮女装的花旦演员时佩璞，2人陷入爱河，但布尔西科一直都不知道时佩璞是男儿身，2人密切交往后，时佩璞更告诉布尔西科，已经怀了他的儿子。
　　布尔西科后来被调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大使馆工作，但他在1977至1979年间仍多次往返蒙古与北京之间，继续与时佩璞保持亲密关系，并在这期间把约30份法国机密文件交给中国。
　　布尔西科后来带着爱人离开中国到巴黎生活，1983年，2人一同落网后，布尔西科才发现真相，他当时在庭上宣称自己遭爱人背叛。后来他在狱中企图自杀，不过获救。

　　前爱人时佩璞病逝
　　布尔西科反应冷淡

　　目前住法国一间疗养院的布尔西科，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访问时，对前爱人时佩璞病逝的消息，反应冷淡。
　　因中风住进疗养院，目前已逐渐复元的他虚弱地说：“他死了，我并不意外，他病了很久了。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
　　受询是否对时佩璞病逝是否感到难过时，布尔西科说：“他做过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都没有一丝怜悯之心，我想现在再玩另一场游戏，说我很难过这类的话，是很愚蠢的。盘子现在已经空了。我自由了。”
　　布尔西科显然仍无法原谅他的前爱人。
　　他在访谈中坦言，过去数十年来，与时佩璞的关系仍然紧绷。最后一次跟他交谈，也是数个月前的事，当时，时佩璞告诉他，他仍然爱着他。
　　后来已公开与另一名男子同居的布尔西科在1988年罕有地接受访问，谈到了自己的性向，他说：“我一直对男性及女性都有兴趣，不管我自己或是他们究竟是甚么性向，并没关系。”

　　布尔西科以为中国人害羞
　　误当时佩璞为女人

　　1964年，布尔西科被外派到北京大使馆担任会计师一职。当时20岁的他在一次外交酒会上，遇见26岁的京剧花旦时佩璞。
　　以教外交官夫人中文为职的时佩璞当时向布尔西科自我介绍时，说自己是京剧演员，也是京剧作者。
　　在一个美好夜晚，在紫禁城里，时佩璞向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员述说起自己的身世，他说自己原是女人，但因为重男轻女的父亲渴望生儿子，从小就被迫以男儿身被养大，2人旋即坠入爱河，并有了亲密关系。
　　很多人都难以想象，布尔西科怎么会一直被亲密爱人时佩璞蒙在鼓里，不知道他是男儿身。
　　据布尔西科透露，他与时佩璞虽然关系密切，但很少发生性关系，如果有性行为，每次也都是在黑暗中仓促完成。
　　据布尔西科解释，他以为在保守的中国成长的时佩璞，对自己的身体比较害羞。
　　不过时佩璞自己的说词是，他从未告诉布尔西科他是一个女人，只是布尔西科把他误当女人，他就将错就错。
当这件震惊世人的间谍案曝光后，“雌雄莫辨”的布尔西科在法国成了笑柄。

　　时佩璞告知怀孕了
　　布尔西科当中国间谍

　　布尔西科被调离北京后，长年在外生活，但却经常返回北京探望时佩璞，2人继续藕断丝连。
　　1965年，时佩璞告诉布尔西科，他怀孕了。不久后，还生下了儿子时度度。
　　布尔西科自称是为了见“妻小”之面，才将法国的机密文件交给中国当局。布尔西科称，当时时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一名特务人员来找他，以时佩璞与儿子的安危作威胁，要求布尔西科为中国从事间谍工作。
　　1982年，在布尔西科千辛万苦张罗下，成功安排时佩璞与儿子来到巴黎共同生活。不过，2人的关系立即引起法国当局关注，1年后，2人齐齐被捕。
　　布尔西科万万也没想到，他爱了那么多年的“她”，竟然是男儿身。
　　真相大白后，时度度向警方供证，他是新疆维吾尔族，母亲因为太穷了，将他变卖。

　　畸恋曝光被写成百老汇舞台剧
　　《蝴蝶君》上演引轰动

　　时佩璞与布尔西科被捕后，这段扑朔迷离的畸恋曝光，在西方引起轰动，“雌雄莫辨”的布尔西科更成为法国人的笑柄。
　　但中国当局却由始至终保持低调。
　　在时佩璞被判刑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毓真表示震惊，他认为时佩璞被指控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
　　马毓真当时说时佩璞1982年10月赴法是应法国政府邀请去讲学的。
　　不过，除此之外，中国当局至今并没对法国的“美人计”指控再作出其它正式响应。
　　尽管如此，这段充满奇情的异国恋，受到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关注，他将这段真人真事，与作曲家普契尼的著名歌剧《蝴蝶夫人》结合，写成了著名的百老汇舞台剧《蝴蝶君》（M.Butterfly），上演后立即引起轰动。
　　《蝴蝶君》的戏剧张力，更吸引了澳洲导演柯南伯格，在1994年时将之搬上了大银幕，并找来奥斯卡华人影帝尊龙担任主角，拍成电影版的《蝴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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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1964年，法国外交部向驻华使馆派去一位崇仰中华文化的年轻外交官——伯纳德·博斯考特。此人在使馆举办的酒会上(有版本说是当时政府组织外国友人看传统京戏时相遇的），看上了一位男扮女裝的花旦演員时佩普(有版本为 时佩璞) ，一见倾心，遂屡屡提出约会。此事在当时非同小可，剧团领导层层上报，中共情报部门决定假戏真唱。于是26岁的时佩普在组织的安排下，与20岁的伯纳德周旋起來，开始了一段荒唐奇特的交往。
　　这对“情人”独步于中共情报机构精心设计的“世外桃园”中。为了牢牢套住这個洋人，一年之后，时佩普告诉情人已怀身孕。中法的“爱情结晶”居然是从新疆抱来的一个蓝眼睛混血儿。这位洋兄如痴如狂，法国政府的种种绝密文档就这样源源不断地经“女友”之手流入中共手中。不久之后，这位洋兄离任回国，念念不忘他的“情人和爱子”。
　　文革期間，时佩普要求伯纳德提供更多绝密文件以保证“她”和幼子的安全。1982年伯纳德把时佩普以夫人身份带出中国大陆，前往巴黎定居。不幸的是，这对情侣很快被捕。当法庭向伯纳德宣布时佩普是男人时，他拒绝相信。最后法国警方把他們关在一间囚室，使他终于发现真相。绝望之余，伯纳德割喉自尽，但是被抢救过来。时佩普以间谍罪锒铛入狱，19个月后出狱，被遣返回国。至电影拍成时，他们两人还好好的活着。
　　伯纳德说，每次他们做夫妻之事的时候，时佩普总以“东方女性”的行为准则要求自己先关灯，然后才脱衣服。细节不得而知，但是相信成年人都会觉得理解不了。就算感情的事和智商不成正比，这个伯纳德也要算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傻子！时佩普实在让人叹为观止，他是一个多么冷静、多么理智、多么工于心计的人啊？这样的人，说他是“人才”都委屈了他！
　　由于外交官大人并非纯正的同性恋，所以注定了这就是一场悲剧。他能如此深爱一个女人，18年不变，的确难能可贵。但这中间是否有其他成分参杂在里面，比方说这里面有西方男人对东方女人的征服欲、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华文化、一知半解还夜郎自大，时佩普欲擒故纵的高明手段和别有用心的曲意逢迎，恐怕这段爱情就伯纳德一人而言，也算不上纯粹。
　　除去演绎的成分，事实是：1964年时佩普第一次认识伯纳德时，20岁的伯纳德在法国的寄宿学校曾有过同性恋经验，但从来没有结交过女朋友。时佩普平时打扮成男的，因此一开始他们之间是普通的同性朋友和师生关系。尔后不久，时佩普用“祝英台和梁山伯”的比喻，让伯纳德理解他实际上是个女的，其原因是家里没有男孩，“她”是被当成男孩养大的。1965年6月他们同居。伯纳德在同年离开中国时，时佩普自称“已经怀孕了”。
　　4年后，伯纳德重返北京。他首先提出做情报工作，因为他想帮助中国。1972年伯纳德离开中国，73年以游客身份又在北京待了几个星期，并第一次见到了长得象自己的儿子。从75年到77年，伯纳德在外蒙的法国大使馆工作，每一个半月有一次机会公差去北京看望时佩普和儿子。
　　 1982年伯纳德替时佩普和儿子申请到前往法国的签证。同年9月，他们开始在伯纳德和他男朋友居住的公寓生活。83年7月，伯纳德和时佩普被法国政府逮捕。虽然时佩普的头发已开始脱落，但是伯纳德仍然坚称他的爱人是“女”的。经过血液检查，男孩跟伯纳德和时佩普都没有血缘关系。伯纳德确实曾经割喉自尽，大约是他自己也受不了自己的愚蠢！时佩普被提前释放，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身体欠佳。

这件事的分歧之处在于，这到底是一件离奇的同性恋事件，还是间谍事件。外国人比较相信后者，因为这起码让人对愚蠢的伯纳德感到同情。如果去除神秘的政治外衣，这个伯纳德就实在有点“二百五”得过份！

转某人留法巧遇，原年份已经不详

我现在在法国留学，5天前也就是10月16日我坐火车去巴黎时候遇到了《蝴蝶君》男主角Gallimard的原型，他叫……天！他给我写的签名太潦草....完全看不出来了！！！

故事的原型至今还活着，而且他还给我展示过他脖子上自杀过的痕迹，而且他身上带着所有的跟M. Butterfly相关资料都给我看过了，实在是让我惊异于世界之小。那个“女”主角圆形的照片我也看过了，只能说……东西方审美观差别很大……
　　话头是他挑起来的，一句不怎么标准的汉语：“你是中国人？”吸引了我的目光，是一个70岁上下的目光和蔼的老先生，穿着一身看起来过时的西装。看到我给他了肯定的信号，他便来了兴趣。张开双臂叫到：“我爱毛主席！”（当时我那个寒啊……幸亏这车厢上就我一个中国人），我跟他说现在老毛子已经走下圣坛了，他却仍然性质不减，跑回他的坐位拿出自己的护照，上面遍布70年代到中国的签证，他一个个给我悉数着，抚摩着业已发黄的纸张...而后又拿出一大堆M. Butterfly相关的资料给我看，里面包括蝴蝶君的录象带，还有一本M. Butterfly小说，后记中有大量的真人照片。那本小说中某张照片下的一句话让我触动很深：“他毁了我的一切，我的工作，我的家人甚至我的生活，可是我觉得至少被骗总比骗别人来得要好一些，我宁愿一直相信这其实是一场梦，相信Mei Dudu（好象是这么写，“女”主角真名叫Mei Shipu）是我们的孩子...”他怕我不相信，还给我展示了一下脖子上自杀过的痕迹——一道划过半边脖子的伤痕……当他跟我提起以前那些他记忆中耳熟能详的城市名字的时候，老先生的眼睛湿润了，几乎不能说话...先生下个月要去上海，他不断的问我，中国会不会欢迎他，欢迎一个已经退休的老间谍，再去容他圆一个魂断30年的梦……车已经进站巴黎，我跟老先生握手言别。站台上看着他步履蹒跚地远去，一份挥之不去的惆怅飘荡在我的心中，我一直没敢问他是否还爱着他的蝴蝶夫人，其实那张照片下的话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爱情有时候就是这样离奇，可以让人不顾一切。　　

　　另外他身上还带着3份不同的护照，还有3个不同号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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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我的祖国，因为我的祖国如此伟大，总能制造如此多的奇迹。

靠党

Tue, 30 Jun 2009 19:09:04 GMT

　　生日快乐

青春期终结的夏天

Tue, 30 Jun 2009 16:22:00 GMT

　　　　　　一

　　我骑着哐哐作响的自行车冲进那年夏天时，空气中滚烫的躁动烧灼着我的皮肤。
　　那个酷热的夏天，也许是从1987年或是1988年开始的。除了通货膨胀、官倒、待业、读书无用论、特区还是殖民地、邓与毛的功过、学潮之类让全民沸腾的话题外，各种奇怪的事故、灾害也似在鼓舞一种跃跃的躁动。
　　我不理解邓后来总结说“它迟早要来”的真实意思，但我那时觉得，全社会都像我一样，盼着非得狠狠地怎么一下才能痛快。
　　我呆在一所男女生整整六年都不说话的学校。它能保持这种古板的校风，当然有其暗中的代价。爆裂的青春痘并不总能及时释放澎湃的青春破坏力，于是，课桌上能被一拳打断的木方木板，理所当然是我们课余时间用来向女生证明自己优良基因的对象，在已没有合适的木方和木板可赢得女生尖叫的最后一个夏季，我们终于盼来了动乱。
　　它确实千载难逢。甚至那些在力量项目上落下风的男生，也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因为这样公共的事件，再文静的女生也无法继续一边目不斜视一边立着耳朵听男生吹牛了。如果没有这伟大的历史机遇，在即将挥别那些让你在不眠之夜辗转反侧的女生的最后时光，你怎么能因势利导地可以与她光明正大地搭上几句话，怎么可以纯真无邪地看她几眼。
　　生活突然变得多姿多彩，我不用乘老师不注意，猫腰溜出教室，跨上那辆笨重的自行车，直奔河对面那所大学的图书馆，或到市中心的新华书店独自打发无聊时光。我可以在学校吹牛，可以窜访到朋友那里抬杠，可以跑回家看电视。
　　更重要的是，它缓解了我强迫症式的白日梦：创办一家汽车厂，我亲自设计的汽车横扫世界；发动一场战争一劳永逸地将西伯利亚夺回来。除了这些伟大理想，我一直思谋着去养红毛龟——当时媒体整天宣传绿毛龟如何在广交会上受欢迎——不就是乌龟背上用红色的水藻代替绿色的水藻么，它肯定更受欢迎；或者整天琢磨如何把金刚砂熔化加盐，大规模制造各种颜色的宝石。
　　我原以为，到了我们这一茬什么都没赶上的倒霉蛋有能力参与点什么时，中国会越来越平稳地进入一个繁荣富强文明的社会，这种大好局面想一想就让人沮丧。谁想到，一个注定会在将来历史考卷被问及的重大事件就这么来了呢。无拘束的欣快感将毕业班的窒息氛围一扫而空。
　　当《人民日报》宣布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时，我突然获得了赦免，不用在门缝后躲躲闪闪，可以大模大样和父母一同端坐着看电视了。
　　你们不信就等着看吧，这些学生一定会被政府收拾得服服帖帖，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父母说。
　　时局像一个方向不定但却越滚越大的雪球，连年轻的老师们都坐不住了，他们开始在课堂上抽空表达对时局的看法。
　　因为河对面那所学校的笨蛋们终于羞答答上街了，因为昨天晚上有一群街痞乘着游行把几个小杂货铺洗劫了，因为有人开始去堵火车了，因为我们一位老师也亲自去堵火车了，他是少数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前三排。
　　当游行队伍经过学校门口的马路时，没有人可以阻拦我们突然冲出教室，伏在走廊栏杆上指指点点，而那些低年级的可怜虫只能把脑袋挤在窗户的铁栏杆上。
　　当北京枪响之后，我们这座城市蓄积的巨大热能才真正爆发。

　　　　　　二

　　那个夏季结束之前，绝不可能流行王朔。因为当时正流行用“脊梁”代替“栋梁”，用“共和国”代替“祖国”，而“晴朗”、“美丽”之类的形容词开始做动词用。
　　那是一个“共和国”的时代。
　　“共和国”自有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和友善：她是课堂上满面春风，课后试图和学生打成一片的实习老师，而“祖国”则是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冷若冰霜横眉立目的班主任；“共和国”是年轻的时而温婉时而夸张激扬的咏叹调，而“祖国”则是中年的时而语重心长时而铿锵愤怒的宣叙调；“共和国”喜欢对你描述人性化的理想蓝图，“祖国”反复让你背诵蛮荒的创世神话。
　　“共和国”最正式的登场告白是《河殇》。第一次播放《河殇》时，我在门缝后心潮澎湃、断断续续偷看了几十分钟。我能敏锐地分辨“共和国”特有的声息，因为我一下就知道作者应该与此前的《横断启示录》是同一拨人。当我告诉父母，“殇”字不念“阳”，得念“商”时，我终于在它重播时，获得了观看的许可。
　　不久，街头报栏上不断整版刊载《河殇》的解说词，这让我注意到，“共和国”如此伟大的道白，居然有低级的文史硬伤，而且它习惯用形象类比替代内在的逻辑论证，尤其是用它磅礴、深沉、夸张的布道语气传达某些似是而非的宏论时，我发现“共和国”其实也很不高明。
　　然而，省电视台的新闻里说，官员们正被动员集体组织学习《河殇》。这让我意外发现，原来“祖国”这个老东西一旦不再板着脸，竟是如此无知可笑，——尤其是，后来“共和国”被定性为反动时，才腆着脸向“共和国”靠拢的老家伙们又急忙公开反省认错。
　　对“共和国”和对“祖国”的智力优越感，折磨得我一次次跨上自行车漫无目的乱窜：我原来竟然已经高明到孤独的地步，为此，我曾偷偷替“共和国”忧患了好几个月——像我这样的人材，怎么能浪费在整天的白日梦上？然而，我对投靠“共和国”尚持保留意见，毕竟“共和国”让人觉得很不实在。
　　“共和国”和“祖国”在媒体上发出互相矛盾混乱的声音，老百姓的观念分歧越来越大，而截然对立的也观念在我的脑子里被同时供奉：我坚信只有消灭了所有国有企业，中国才能像日本那么富强，但我又能比政治老师举出更多乡镇企业扰乱甚至破坏经济的理由；我坚定地认为没有比毛更坏的暴君，但又悄悄地崇拜希特勒；我觉得只有美国才真正是最人道的国家，但又认为只有斯巴达式禁欲朴素的社会才是伟大高尚的；我从整体上特别同情农民，但厌恶每一个具体的农民，当然，对工人阶级，我无论是对整体还是个体，我都强烈反感。
　　当我憋得忍无可忍把教室后门的一块木板一拳打裂后，我终于打算将一肚子对“共和国”的改进意见郑重地写下来，以期被“共和国”青睐。没等我想好如何动笔，在那个夏天结束时，我在报栏上看到了“易家言”批判《河殇》的整版文章。我逐字逐句仔细看过，没有找到一行我认为应当出现的理由。
　　那个夏季结束之前，许多年来，我的载重自行车在坑洼不平的马路哐哐作响时，我一直觉得那是蒸汽机车沉重的车轮撞击铁轨，是坦克履带碾过壕沟。它一往无前坚定自信。
　　当我离开那个街头读报栏，默默跨上自行车，疯狂骑行时，街道上的人流车流，如映在水洗过的镜面一样扭曲模糊，我突然想起载着我乱窜的这辆破旧自行车，其实是我爸的单位配发给他的。
　　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当“共和国”一翻脸又变回“祖国”时，人家根本你就不打算讲道理。智力优越感之上，原来还有一种暴力的优越感。在“祖国”面前，“共和国”就像曹操眼中的孔融：“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

　　　　　　三

　　这个城市的所有不安分，都集中在河对岸的那个校园里。闹哄哄的议论和满墙新贴的大字报，吸引我每天骑车前往。
　　这是一个吉普赛人的营地，各式各样的人在里边做布朗运动，一辆半履带装甲指挥车开进这个营地，车上立着一个面无表情的纳粹军官，吉普赛人完全无视他的存在，他们的政治性躁动搞得像骡马大会。我其实是骑跨在自行车上，没有半履带装甲指挥车，白衬衣绿军裤，没有帅气的军服。
　　我当时好奇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是怎么传到这个城市来的，除了那些关于食堂伙食的打油诗，绝对都是转贴。我以前老在这里蹭图书馆蹭饭，和他们当中不少人熟悉，这些内容绝对超出他们的认知。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有些人甚至根本无法从电视上准确分清胡和赵，许多人反邓的理由是觉得毛时代要好得多。对这类居然认为毛英明的人，我心里在下判决书：那个唾沫横飞的眼镜，应该送到山西去背石头；那个激动得语无伦次的青春痘应该送到西藏去修铁路。
　　有两次，我见到随着一阵起哄，无数的墨水瓶和浆糊瓶从宿舍楼的各个窗户雨点般落下。小瓶=“小平”。
　　在我父母那里，“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大老粗”，而打倒“老一辈革命家”的“造反派”之所以更坏，是因为他们都是“二杆子”。
　　我觉得我呆在一群“二杆子”中间。因为唯一一个正面的“老一辈革命家”是邓，而他正是这伙人集中攻击的对象。我相信大字报的有些传言是真的，但我不相信到了邓这个地位，居然还要想着去搞钱，就如毛的天文数字稿费，你不能理解为毛是想挣钱。
　　人们似乎因为分歧而盼着这天的到来，它果然竟使全社会都团结起来。无论是各单位那些坚定的中层左棍干部还是右派文化人，全都是动乱的热心支持者，当然，和我一样，大家支持的是电视上、报纸上，正成为全世界主角的北京的那些人。
　　尽管身边的人们互相瞧不起，甚至因为分歧而到了互相憎恨的程度，但正在广场上的人们，却让那种久违的神圣和崇高感像电流一样传递给每一个人。
　　“共和国”明显在暗中使劲，因为所有媒体都在不动声色地倒向广场。我能明显看到《新闻联播》脸上的严霜一点点解冻，那个严肃的班主任到哪里去了？
　　最能令我信服的交流对象，我发现其实是我的父母。
　　然而，广场上正在进行中的历史，只能让他们局部兴奋，因为这是他们过去一切经验都无法解释的，他们几乎处于失语状态。
　　他们每天兴高采烈地看完《新闻联播》后，都会自言自语，邓怎么还不出来表态收拾局面呢？虽然胡的抑郁而终，让他们对邓略有失望，但依然坚信，这个国家只有邓才能把握正确航向。
　　他们一直相信，邓早些年关于“现在时机不成熟”指的是彻底“非毛化”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曾有给邓上书的强烈冲动，希望邓能及早完成彻底“非毛化”，因为邓给人们言论自由，但毛时代留下来的中层干部和被蒙蔽的“二杆子”群众却用它反邓。旧的谎言继续蒙蔽社会，迟早会导致改革开放翻车。
　　他们的价值体系里，只有邓的改革与毛的文革，天安门广场正在发生的一切完全超出了这个价值坐标。秩序的日渐崩解隐隐让他们担心，他们认为如果邓最终被迫交权，必然会大开历史倒车，毛派卷土重来。

　　　　四

　　我当时崇拜的政治人物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唯一形象气质与颟顸、老迈、迟钝、装腔作势、官僚主义、保守、缺乏自信、缺少良好教养等党的领导固有特征无缘的领袖。他紧抿的嘴唇流露的坚定，浓眉下那双眼睛的犀利深沉和若有所思，简直让我神魂颠倒。
　　里根退休时我曾为他的时代结束而难过，胡和中曾根康弘也曾让我着迷。但我对赵没有什么好印象，他的河南口音和他拖沓的腔调，让我认为当时媒体对他口才没完没了的赞誉是在无耻的拍马。在我看来，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北方口音，天然就是老一代革命家“大老粗”形象的重要特征之一。与戈尔巴乔夫相比，赵虽然一直在努力地模仿某种“穿西装”的风度，但依然有“南下干部”痕迹。当时唯一让我心仪的中共领导人是田纪云。
　　我打心眼里希望偶像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时，人们能自觉让出广场，甚至相信戈的来访会给我一个惊喜，学生和政府秘密接触，第二天双方皆大欢喜。然而奇迹并未发生。
　　我记得杨尚昆在拥抱戈尔巴乔夫时，他激动地忘词了，结结巴巴地说出“珍贵的朋友”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来。与戈尔巴乔夫拧紧浓眉、紧抿嘴唇的一脸沉静相比，中国领导人的形象太差了。杨、赵装腔作势，邓土头土脑。不过，所有观感都被赵那句令人震惊的话给覆盖掉了。
　　当赵突然说我们所有大事还得向小平汇报做主时，明白无误听完这句话的我，当时就傻掉了。
　　我清楚记得，我父母当时曾拍着大腿“哎呀”地叫了起来，我们不可能三个人都听错赵的意思，我们为赵以这种公开方式出卖邓而震惊，有种如梦初醒的不明真相的强烈羞辱。等到后来宣布戒严时赵果然未露面，再后来他到广场上说我们老了无所谓时，我们相信，他的政治生命的彻底完结，是因为那句话，而且邓也绝不可能原谅他。
　　后来，我们认为，学生抢在宣布戒严之前停止绝食，肯定是赵的手下在传递信息。而此前政府处于完全失能状态，我们则怀疑，是两拨人马都在利用学生在打击对方。后来赵说“我们来晚了”的无奈和悲凉，我以为，那是因为他对自己彻底失算的悔恨，原本，他早就该出现在广场。
　　我突然一夜之间就迷上了吾尔开希。
　　在同学们迅速达成对赵的人品一致否定的共识时，我惊讶地发现，“吾尔开希”开始成为大家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我清楚记得，有位铁哥们课间坐在走廊栏杆上，一边晃动着两腿，一边魔症似地反复念叨着“吾尔开希”的名字。我们都以为这个奇怪的名字可能来自一个特别有文化的家庭，全然不知道他是维吾尔族人。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国人在公开场合会有那种说话的语气和神情，当时，我们熟悉的公开说话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领导的说话方式，一种是学生会干部的说话方式。许多年后，当我看到梅尔吉布森在《勇敢的心》里对士兵的讲话，看到西方政治人物的公开演讲，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当时只在电视镜头中总共出现不到一分钟，却能让许多人产生被电流击中感觉。
　　“祖国”唯一在“共和国”面前不堪一击的时刻，就是吾尔开希突然打断了李月月鸟，李僵硬地靠在沙发上恼羞成怒道“我今天不讲”的那一刻。
　　赵到广场看学生后，我们的省领导立即跟风，一位经常上省电视台的官员伸出的手，被靠在墙上的学生冷冷拒绝，那支尴尬的手在空气中转动了几下，狼狈地收了回去。青春少年样样红，伟大祖国的青春自此一去不返。
　　我对袁木的口才也有很好的印象。他在那么不利的情况下，依然从容自若强词夺理谈笑风生不失风度，你能想象那样艰难的任务，今天谁能完成得像他那样好。我觉得李月月鸟的那个讲话，若交给他来完成，效果会好上十倍。因为李宣布戒严后，我们学校里三字一顿的李式说话方式风靡一时，“一小撮”、“极少数”成为口头禅。
　　今天，当“第四代们”在电视机前令人揪心地像个复读机般发表讲话时，我偶尔会怀念那个被人遗忘的袁木，如今的“祖国”，甚至连袁木这样的人才都找不到了。
　　
　　　　　五

　　“反革命暴乱”被平息的消息传来时，正是周日，我借口去学校拿资料，跨上单车就跑到一位同学家看电视，晚饭回来时，正聚精会神看新闻的父母愠怒地看了我一眼，我看出虽有秋后算账的意思，但眼下并无风险，于是大模大样地倾听久别的、铿锵有力的“祖国”的声音。
　　“祖国”向我们展示了大量证据，不过，我始终找不到符合我以往“暴乱”定义的证据。
　　通缉令中出现了“水蛇腰”、“三角眼”、“地包天”这样的外形描述，我怀疑这里边一定有人在故意使坏，暗中破坏“祖国”的形象。
　　周一班级里例行的时事讨论时间，我发现CCTV的连续轰炸，已经成功地使大家坚定地站在了“祖国”这一边，只有一位坚持听美国之音和ＢＢＣ的哥们，沉默而坚定地对“祖国”持保留意见。
　　妹妹带回来的消息让我非常愤怒，她的班主任居然一大早命令全体学生对着黑板上几行大字肃立默哀，第一堂课全部时间都在声泪俱下地控诉“祖国”。我甚至想跑到她的学校把那位该死的眼镜老师臭揍一顿。
　　如果“共和国”当时还有宣传的机会，我相信人们又会迅速站到“共和国”一边，因为我的白日梦，一会儿是一位在火光之中坚定指挥士兵的军官，一会儿是一位流亡中被女同学收留的学生领袖。我坚定地站在“祖国”一边，是因为士兵的英勇牺牲，在我的观念里，军人是不可被亵渎和侵犯的，我不能接受士兵在电视中那种被雨点般的石头和酒瓶子打得像绵羊一样挤在一起的场景，然而，暴徒和学生又始终在我观念里是两个不可能有交集的群体。
　　我一直在努力计算军人的死亡数字，我相信官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士兵的牺牲事迹，我最后认定，官方死亡“数十人”的说法，按照通常的习惯，应当是“十余人”。我隐隐觉得党和国家把有利的道理全部例举后，依然理亏。
　　我愿意相信党和政府的声音，是因为开枪之后这座沸腾的城市，大街上一切关于牺牲者的传言都是如此不可信，两堆紧挨着的宣传人群中，一个说死了六千人，另一个则说死了一万人，而电线杆子上写着最新数字二万人。我突然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无论是过去的党还是今天的老百姓，一切历史上的枉死者，对生者而言，其价值从来就只是为了激发仇恨，所以，他们才会不断夸大数字和强调枉死时的惨状。我为这种发现感到难过。
　　在官方电视画面一次次毫不遮掩地展示死去士兵惨状的宣传，和大街上宣称坦克碾死四千学生以及刺刀剖腹挖心强奸女生之类的宣传之间，我毫不犹豫地倒向了拥有更强大和专业权威宣传机器的一方。
　　那个螳臂挡车的歹徒出现在电视上时，我的心陡然震了一下，但我不像我的父母为这个人惊叹不已赞不绝口，我只停顿了几秒就迅速站在铁骑一边，那几天，我骑上自行车，有时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的话”？不过，满大街都是螳臂挡车的歹徒，我看得见他们的嘴在激烈地张合，在寂静中，我的“铁骑”飞驰而过，没有擦过任何一个歹徒。
　　作为同在电视前的观众，我和父母的感受从此开始截然不同，此前的一切是他们的经验无法解释的，此后的一切却全在他们预料之中，我则陷入了经验、观念完全无法解释事实的困境之中。
　　我非常渴望CCTV能满足我深刻的恐慌和焦虑，因为我坚定地站在正确一边，而潜意识却经常站在美好一边，正确与美好从来不曾这样分离过。当我看到“暴徒”被纷纷捕获时，我同情“暴徒”，我质疑为何要对“暴徒”使用远远超过必要的暴力，这在父母那里是不难理解的，展现专政的威力。我不太能接受父母后来的结论，但CCTV却不能说服我，他们说，邓本质上与毛是一类人。
　　当邓终于坚定自信地出场，总结它迟早要来时，同学们第二天齐齐赞美邓果然英明神武，即使是以前整天说邓连毛的一个手指头都不如的同学，也对邓佩服连连。我被困惑折磨得疲惫不堪，只想赶快要个可信的说法，统一思想，然后忘掉。

　　　　六

　　我差点忘掉自己的任务是参加高考。
　　其实，我读书不过只是一直在糊弄父母，但要把这个过程对付完。
　　高考第一天是我的生日，中午吃过饭后，父母突然决定，由父亲骑车一路陪我去考场，我这么大个人居然被自己老爸护送着上考场，这是怎样的一种羞辱，我立即被这个主意激怒了，当然，我的嚣张更激怒了父母，几句话下来，气氛就对立到无法沟通的程度，我光着脚冲进了楼梯，门被重重摔上，它又被拉开，父亲跟了出来。
　　我刚跨上自行车，我的那双凉鞋啪地一声从三楼被扔到我的脚下。
　　我一声不吭地疯狂踩着单车，五十岁的父亲在烈日下拼命地追，我知道父亲在后面咬牙切齿，他能追上普通中年人，但不可能追上我。我们家在远郊，路程足够长到我可以把父亲远远甩出视野。
　　晚饭时，果然没有清算，大家默默吃饭，父亲甚至态度温和地让我多吃点。
　　那段时候，天气与春夏之交已有巨大差别，无风无云无闷热，只有毒辣的太阳对人赤裸裸的煎熬烧烤。
　　考完试后的某个休息日，快到午饭时刻，我正躺着懒觉，门被用力撞开，午饭时刻到了。
　　各自默默吃完饭，父母一脸铁青端坐沙发上，清算的时候到了。
　　“你这个畜生，你爸爸那天在后面追你，气得肺都要炸了。”我没做声，在厨房里洗碗，外面是两个人愤怒总结各种被骂过一万次的我的罪行。
　　我坐在餐桌旁，盯着墙壁，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没听见。我看见眼前出现一大堆空盒子和瓶瓶罐罐。
　　“老子们省吃俭用，怕你忙着学习不注意身体，给你买了上百块钱补品，你个畜生还有没有良心？”一大堆空盒子递到我眼前。
　　“其实，你们给我整天喝的这个镇脑宁，专门是给射击队员喝的，是喝了让人反应迟钝的东西，为了让你们安心，我一声不吭全喝了，你要我怎样？”我强词夺理。
　　“啪”一声脆响后，我耳边一片嗡嗡声，放佛一叠银元从空中划过。
　　我站起来，选择一个方便他们使用长兵器的位置站定。再来啊，我说。
　　噼噼啪啪一阵密集响声之后，打人工具折断了。
　　你给老子滚出去！
　　我从容而有力地慢慢带上门，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下楼梯。
　　自行车座在烈日下晒得能把屁股烫熟，我手扶着车座突然不知道该往哪去。我这才发现，我狼狈不堪的青春，就他妈这么过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