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2.13对中国人，特别是这十几年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日子。

 70年前，从今天开始在民国的首都南京，发生了被后世称为“南京大屠杀”的时间长达几乎两个月的大屠杀。70年过去了，这个惨案到现在还没有被人忘记，反而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被越来越多的人讨论，争论和辩论着。

 抗日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在对外战争获胜，我们设立了军事法庭来审判那些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刽子手，正义得到了伸张。可是，国府全面控制下的南京军事法庭又是怎样在审理这起案件的呢？包括在东京被送上绞架的松井石根在内，被处死刑也就只有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和搞“百人斩”的野田毅，向井敏明两个陆军少尉和田中军吉大尉这五个人。

 但是其他的战胜国是不是这样？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记录吧，美国人因为残杀美军飞行员俘虏的油山事件而判处横山勇陆军中将以下15名绞刑，对于同样性质的石垣岛事件，美国人把井上乙彦海军大佐以下42名送上了绞架。英国人呢，因为在新加坡监狱里拷打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导致15名致死事件，新加坡军事法庭起诉21人，判处角田春中佐以下8名死刑。

 我们的民族是个善良的民族，而善良决不是缺点，老冰无意责备先人们的善良。以暴还暴不是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之所以得以五千年绵绵不绝，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决不是靠暴力，我们确实没有必要依靠暴力的报复来显示胜利者的骄傲。但是“以德报怨”绝不是在说我们就应该模糊我们所受到的伤害，这样做会导致世人怀疑我们的“德”在何方。

 在70年后的今天，真正敢对1937年的12月在民国首都南京发生了由日本陆军进行的大屠杀这件事情的存在本身质疑的人是很少的，屈指可数。但是争论和辩论的最大题目居然变成了日本陆军在南京屠杀的具体人数。

 老冰一直没有弄懂为什么要争论这个莫名其妙的数字，应该说根源是从当时的民国政府开始的失误。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国府一开始就提出来了个45万人的数字，后来在美国人的质疑下减到了30万。而东京审判的当时大家对那件事还记忆犹新，所以日方对此案除了提出几个象征性的证人之外几乎没有做认真的抗辩。因为日本辩护团的首席辩护律师，战后出任过鸠山内阁文部大臣，众议院议长的清濑一郎最知道那是事实。清濑一郎在《秘录·东京审判》中回忆他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三年后的1940年到南京时，南京人看到日本兵还是惊恐万分，“能够推想日本陆军干了些什么”。

 日本人不抗辩了，国府也就没有继续提出应该提出的证据。甚至美国人在菲律宾的战俘营里调查在莱特岛被美国人打残了的第十六师团残部以帮助国民政府寻找南京大屠杀的凶手的时候，正在忙于房子票子车子条子婊子这五子登科的国府大员们根本不予配合。使得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书上出现了可谓今古奇观的两个不同数字：对日本国家的审判书中是20万，对松井石根的审判书中是30万。而国府居然对这两个不同数字的存在不置可否，默不作声。

 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特殊环境，对南京大屠杀的提起和研究都是一个禁区，现在40岁以上的人们其实在小时候和学生时代并没有怎么听到过“南京大屠杀”这个名词。以至于在七十年后当事人和经历人已存不多的今天，我们面对着有人企图否认这一惨案的存在时，手头的资料武器并不比70年前更多。

 历史就是这样，它永远存在，而人们的“记忆”只有几十年的时光，“感觉”就更加短。要真正做到“以史为鉴”，首先就要存在一份经得起推敲和质问的真正的历史。否则带给后世的除了互不相让的争执，起不到任何镜鉴的作用。为什么没有人敢对从皇姑屯到北大营的历史发难？这是因为托苏联人的福，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详细而公正地审判了那一段历史。

 往事已不可追，但是对于其他的历史事件，是不是要吸取教训呢？就在当事人，经历人还大量存在的今天，否认文革是浩劫，否认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的言论越来越多，这比日本右翼的复活军国主义企图要更加危险的多。历史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是：一个国家在败于外国之前，肯定败在了国内。单纯物理封杀这些愤愤言论是没有用的，只有留下值得信赖的史料，让那段历史昭白于天下，才可能避免错误的选择，才能使中国真正地富，真正地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