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稻粱谋系列·之七）

干烈的海风从太平洋上吹来，空气里的盐分飘落在贫瘠缺水的土地上。村子里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这家窜到那家，得意洋洋地看着满地母鸡和白鸭四散躲开。下午四五点钟，老人们已经陆续吃过晚饭，抱着孙儿们走出来散步消食。年逾古稀的外公背着双手，乐呵呵地引我走向一栋低矮而古朴的建筑，指着木门下方的一大块残破的缺口，对我说：

“你来看，你来看。这里是当年被土匪砍坏的。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子，晚上土匪来抢劫，我躲在我婶婶怀里，吓坏了……”

外公并不是我自己的外公，是死党珺的外公。十几年老友，她的家人早将我也视作家人，因此我便跟着她叫“外公”，“外婆”，“姨妈”，“小舅”。那是2006年，我为我的硕士论文收集资料，来到外公祖居的这条村落。这里是福清，历史上是福建省会福州辖下的一个县（目前为地级市），以“侨乡”和“偷渡客”闻名海内外。而我硕士论文要写的，正是这个传统侨乡的新出国潮。2006和2007年间，几次考察都住在外公家里，老人赋闲在家，便喜欢一遍遍地给我追忆家族往事。这两三年间又经历了外公生病入院、姨妈回乡探亲、珺回国办婚礼等等家事，一来二去，外公家族近百年来辗转移徙的侧影也就逐渐在我记忆中清晰起来。

说起“侨乡”这个词，我脑海中首先蹦出来的画面，是花团锦簇的主席台上，须发皆白的老华侨神情激动，颤巍巍地在剪彩，身后有大腹便便的政府官员，脸上浮着灿烂的笑容。换句话说，“侨乡”是个积极而且正面的词。然而提到“偷渡客”，似乎眼前就会出现密闭的集装箱，蓬头垢面的人蛇瑟缩地突然曝露在警察的呵斥之下……这是个何等卑微而幽暗的词语，似乎只合在耳语中流传。但是，这是截断了历史的时间轴而抽取出来的新闻式画面。如果我们回溯那老华侨的父母祖辈，我们会看到瘦骨嶙峋的贩夫走卒，顶着眩目的烈日，在马尼拉或者新加坡街头为两餐奔走，同时被明清朝廷视作叛国的弃民；同样，如果我们真正造访如今的福清乡村，看到的则是鳞次栉比的别墅，有着华丽的外观和夸张的装饰，女人抱着孩子坐在院落里，大方地冲你笑着，如释重负地说，我们去年刚还完了我老公出国时借的钱，这栋房子上个月也终于盖好了，再过三五年，等他在那边多赚点钱，就可以回来享下半辈子的清福……正是无数个这样的故事溶在福清人的血脉里，才让“出国”成了福清人的职业，并且是世代相传的营生。

外公的故事，可以从土匪砍门说起。外公出生于1932年。那是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村子附近的玻璃岭上盘踞了一伙土匪。而周遭的村落却世代有人下南洋谋生，其中不乏勤俭致富者，于是村中乡亲就赛着修祖屋，攀比邻里。那些美轮美奂的大宅院，到了乱世便成了钱财露眼的招牌，打家劫舍的土匪自然时常光顾。当时外公的爸爸确在南洋，然而不过是印尼乡间踩着脚踏车兜售日杂的货郎，下南洋之前也只是本地轿夫挑夫，这样福清家中又能有几分积蓄？家人被吓得狠了，六岁那年，外公的母亲便带两个儿子远赴印尼，投奔父亲。好景不长，外公在印尼读到小学三年级，日本兵打到南洋群岛，印尼的宗主国荷兰也已被德国吞并，局势紧张之下，他们母子就被送回了中国，而外公的父亲和哥哥则继续留在印尼谋生。直到1947年，外公已经在县城读完了初中，他的父亲才离开印尼那边的二房，回乡养老，落叶归根。而外公的大哥以及异母姐姐则定居海外，在印尼和香港繁衍后代。

初中毕业，外公投考了福州的林森师范艺术科，并获录取。作为家里嫡亲的独子（上面有三个姐姐和一个过继来的哥哥），同时也因为身体娇弱，外公尽享家中最丰厚的一份资源，可以尽情读书学习而不需劳作。师范毕业之后，外公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最后以校长身份退休，在家里颐享天年。从1947年入读师范，到晚年退休赋闲，外公这几十年的故事，恰恰落在中国结束内战、锁国孤立、内耗频仍……直至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的这一段岁月。即便“出国”是福清人世代相袭的职业，那也毕竟是一口青春饭，1979年已经人过中年的外公自然很难再重走父亲的海外谋生之路。可是，他膝下的五个孩子，却分别向着五个不同的方向散开，在沉寂了几十年后再度续写家族的海外故事。

To be continued…

“为稻粱谋”系列：

（一）引子：你是学什么的？

（二）我真的不是蛇头，真的……

（三）也是历史，也是移民

（四）十七岁的阿草

（五）漠然乡土

（六）指尖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