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圣诞和新年假期之间的办公室格外清闲。不过我和我的法国同事还是在一起奋力工作，为即将到来的又一次远行做准备。然后，一个英国同事突然闯了进来，对我说：你们那个武广高铁通车了，你们的高速火车挺气派。然后无事可做的英国同事，又非常严肃的跟我们讨论，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武广段，这一段地形相对复杂的路线作为第一条远程的高铁，他觉得选京沪线似乎更合理一点。后来，我知道，整个京沪高铁，几乎完全是用桥梁的方式贯穿全线，是一条用钢筋混凝土托起来的铁路，一个原因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了“被高速”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对高速铁路欢心鼓舞的。高速铁路的票价更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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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谷主给我看了一份北大的卢锋教授去年十月份写的关于产能过剩的报告，里面有这么一张表格。
表1 有关部门预测市场走势及其检验情况若干事例
预测信息来源
预测意见
实际情况
检验结果
2002年4月计委、经贸委《关于制止电解铝行业重复建设势头的意见》
2005年电解铝年需求量550万吨相比，过剩130万吨。
2005年电解铝产量781万吨，消费量774.85万吨。
对两年后需求预测值比实际值低估40%。
2003年11月发改委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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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10多天前2009年GDP数字公布之后写的，发于本周的《瞭望东方》。碰巧的是，这个星期连续多日，胡锦涛，温家宝和李克强都在中央党校讲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迫切性，让这篇文章有应景之嫌。对不起，我没有内部消息，只是看了2009年的增长数字之后有感而发。我还想多说一点的是，转变增长模式有两种大的思路，一是政府出重手，强制经济转型，二是改变经济中存在的激励和价格扭曲，让经济自主的转型。从效果上看，前面一种方法会相对立竿见影，但从可持续性和后遗症小的角度，后一种则应该是更好的方法。我下面这篇文章的前四段绕来绕去就在说一件事情：中国的经济复苏，政府的政策应对只是一个因素，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前些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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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整整两个月前，我对朝鲜进行的货币改革进行了下面的评论（文章的标题是：自杀性没收）：
如果黑市的新朝币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大幅贬值几百倍或者上千倍，我会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如果朝鲜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发生恶性的通胀（官价可能不会动，但黑市价格会飙升），我也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相反，如果这些事情不发生，可能才是比较让人惊讶的。
今天看到新闻：
因货币改革失败 朝鲜高官被免职
中国日报网消息 据美国媒体报道，2月3日有消息称，主导朝鲜货币改革的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长朴南基日前被免职，原因是朝鲜去年进行的货币贬值导致市场经济瘫痪，社会不安情绪也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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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通过征收物业税的方法来“抑制”房价，是个稍微有点天真的想法。美国大多数地方都有物业税，税率是各地自己定的（通常是在县一级，当然，美国的县和中国的县概念很不一样），但总的说来不算低，就这样也没能阻止房地产出现泡沫。物业税，收低了，完全不足以抵挡泡沫的攻势，收高了，毫无疑问又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买个房已然不容易了，还要交税，年年交。有人说，可以分一套房和二套房，一套房免税，二套房开征，这也许能有点用吧，但我估计有了这么一个口子，逃税恐怕也不会太难。
但，我还是支持物业税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中国的税收收入中最大头的就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项加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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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很多同事，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他们都送自己的孩子去学中文，原因很简单：他们觉得中文会是英语之后世界上最有用的语言，中文代表未来。十几年前，林毅夫说中国2030年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多少人不相信，怀疑，嘲笑和不屑一顾，觉得林毅夫在痴人说梦。现在中国超过美国已经不再是大多数人的问题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时候。2030年，在这场危机之后，看起来还算保守了，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超越美国很可能不需要20年。
但，中国的崛起也是充满悖论的。在人类经济史上，大概还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人均收入还如此之低，然后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一跃从吃不饱饭，无足轻重，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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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刚刚回到美国，就被谷主拉着去参加她一个老师的家庭晚餐，地点是老师的岳父家里。谷主说老师的岳父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在中国住过很长时间，值得一见。
进了家，谷主被老太拉到一边说话。老头在为孙子孙女们（当晚有8个在房子里跑来跑去）准备一些食品，所以我就站在厨房里跟老头聊天。老头西点军校毕业，大半辈子都是军人，讲话的口气有点硬硬的，花了我几分钟适应。老头能说点中文，说是在台湾学的，自称还带点北京口音。在我接触过的学中文的老外中，似乎很多人都以有北京口音为荣。但事实是，大多数人其实四声都分不清，所谓有北京口音也就是会在词的结束带点儿话音。
老头是中美两军交往的开先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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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国出了一个长差，上周刚刚回来，所以一直没有更新。很抱歉没有跟北京的朋友们打招呼，因为行程实在太紧。只是很多朋友都是做经济的，所以在金融街附近出没了那么些天，或偶然，或必然的还是碰到了不少朋友，同学和师长。感谢一些朋友还专门抽出时间就着我的日程来见面一叙，实在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这是一篇炒冷饭的文章，发表于几个星期前的《瞭望东方》，不过我觉得我谈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回国时也向一些人提起，没想到赞同的还是居多。
一直以来，现代化和工业化紧密相连。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出意外地也是走工业化的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走的工业化道路可以说相当成功。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制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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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变暖的辩论中，谁来减排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不需要由政客和政府来决定的。减排成本最低的国家或者行业进行减排，是任何一个运作良好的减排框架（Cap and Trade也好，Carbon Tax也好）都会最终实现的，这是科斯定理的一个自然延伸。不要觉得科斯定理老掉牙了，Cap and Trade的背后，直接就是科斯他老人家的洞见—你把产权（这里更具体的就是排放的权利）定义清楚了，市场能够找到最有效率的减排方式。
问题的关键是排放的权利如何划定。
我刚开始学经济的时候，做作业，关于科斯定理的。题目大概是这样的（经过我大量改动）：一个宿舍住六个男生，其中有一个人抽很多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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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一下，我是个物理业余，下面一些涉及到物理的东西可能会是不准确的，或者干脆就是错的，如果如此，达人们可以帮着纠正一下。
我前几个月看了一本介绍弦论的普及读物《悠雅的宇宙》(The Elegant Universe)，根据书里介绍，引发弦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黑洞的存在—首先黑洞是个“奇点”，绝大多数弦论之前的物理理论里的方程到了黑洞那个点就崩溃了，无解或者得到一个无穷大或者无穷小的结果。然后，黑洞具有极大的质量和极小的体积（在弦论之前，黑洞广泛的被认为体积是无穷接近于0的），这使得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在黑洞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因为此，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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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生活有一段时间了，官员们，外交官们，游说集团，记者们都接触过一些，让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不管在主流媒体上看到什么，我说的CNN和《纽约时报》之类的地方，有一条是必须的：必须用鼻子闻一下是不是对劲。
哥本哈根的事情，就是一件用鼻子闻起来不对劲的事情。根据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也是很多右愤或者环保愤爱引用的（这里是个超级简化版）：会议开始开得一塌糊涂，后来希拉里跑到会上，很宽容的承诺到2020，发达国家每年为低收入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支持，解决了会议的关键节点－也就是低收入国家减排的经费问题。然后，会议的最大障碍变成了中国，最大的节点是因为中国反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减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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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的会议落幕了，不出意外的，没有太多实质性结果。我在利益“关天”一文里所说，这是一场巨大的利益分配。尽管美国的媒体，非常艺术性的在暗示了中国是谈判中的一个很大障隘，法国总统萨科奇甚至直接说了，但我必须得说，不管美国和欧洲怎么说，遏制全球变暖这件事情最大的障隘是他们，最主要是美国。
美国人，盯着中国，无非是因为下面这副图，这是2005年的数据（本图，和下面所有的图的数据都来自WRI），中国那时已然是世界第二大排放国，现在已经成为了第一大排放国。从增量上说，中国则远远处于第一。
但美国人和欧洲人，还有他们的媒体，非常方便的忘记了下面两个不太方便的事实。第一，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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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于《瞭望东方》
写此文时，世界各国的代表正在哥本哈根商讨全球变暖的对策。如果全球的领导人们真的能够达成实质性的成果，那这大概会是人类历史上用和平方式实现的最大规模的利益分配。是的，应对全球变暖，是一件“关天”的大事，而这背后最大的症结却是利益。
全球变暖，可以看成是老天爷对人类开出的一张罚单，推动近现代经济增长的便宜且容易利用的矿石燃料，被科学证明会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目前的现实是，人类必须得为自己的排放买单。就像原来倒垃圾不要钱，堆得多了，就必须得雇人清理一样。取决于人类想下多大的决心遏制全球变暖－比如说究竟只是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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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谷主有不少信用卡，为了保证不忘记付帐单，最后我们决定只用一两张卡，这样方便管理。
每个月帐单寄来，我会快速的猫一眼上个月的开销。每次谷主去纽约，帐单就会变长，其中很多都是打车的，十几块钱有时候甚至只有几块钱。
我第一次看到这些的时候，心里就在嘀咕：为什么纽约的出租车愿意接受信用卡？这等于是凭空的增加一笔费用（设备和发卡公司的佣金），对于大部分交易数额都不大的出租车行业而言，这样的一笔费用不是不可忽略的。事实上，这也是纽约的出租车司机们最初的想法，因此他们相当强烈，但不算成功的，抵制出租车接受信用卡的要求。但事情的发展，却不是我或者出租司机所设想的。没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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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20世纪的经济学家里只选出一位宗师，我以为非萨缪尔森莫属。今天他离世了，94岁。
萨缪尔森，几乎改写了经济学的每一个领域。事实上，今天世上的经济学家，大概已经没有太多人能够记得萨缪尔森之前经济学是什么样子，可以说是萨缪尔森，奠定了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有了萨缪尔森，才有了现在大家所知道的经济学。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是萨缪尔森的学生，就更不要说有多少人是捧着他的那本经典的《经济学》走进这个学科的了。
当然，萨缪尔森的高峰是在战后直到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只是他的洞见和理论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政策辩论。就说人民币汇率吧，有谁在讨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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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一件真事，关于名义量和真实量的，觉得挺有意思，写在这里。
7月的一天，我到世界银行和正在那里访问的两位大学时的同门一起吃午饭，一位是我的师兄，一位是我的同班同学。
我当时正在想一件事情，所以顺便也就向两位请教。我说：过一段时间，我要去一个国家出差，这个国家前段时间刚刚决定大幅的增加这个国家公务员的工资，会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支出，这件事情对这个国家的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结果我们讨论的大部分都是关于在国民帐户里，应该对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也就是一个纯粹会计意义上的讨论，而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讨论。最后我们得到的共识很简单：增加工资这件事情最直接的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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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过一个小国出差。下了飞机，我拿出随身带的美元，换成当地货币。后来我发现，直接在当地花美元也可以。这个地方美元如此的流行，以至于电话公司的信息台提供如下服务：你拨一个号码，对面就会报给你当时的市价汇率（而不是官方的汇率）。所以，通常买东西的时候，在价格谈好之后，我说我要付美元，小贩就会掏出手机，打个电话问汇率，然后换算成美元收我的钱。后来去这个国家中央银行，你就发现在这样一个小国里维持自己货币的成本。除去所有更高层次的成本，比如说没有足够的人才来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导致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经常出问题，就说最基本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印钱，所以只能委托国外的公司印，结果是这个国家国际支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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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修改的旧文，发于《瞭望东方》。
去年九十月间，全球经济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开始进入自由落体式的衰退。连续五六年高歌猛进的中国出口，突然由30%左右的增长变成了-20%的下滑。春节前夕，有关部门语出惊人地宣称：中国有2000万左右的农民工因为经济危机而失去工作。在那段时间，很多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人士都在问同样一个问题：一个突然没有了市场的世界工厂该何去何从？
但这之后中国经济的表现，只能说再次惊讶了全世界。中国不仅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先实现复苏的国家，并且带动了整个亚太地区，从澳大利亚，印尼到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复苏。澳大利亚，更因为来自中国强劲的对从铁矿石到煤等大宗商品的需求，而成为了发达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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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才发现，有人指责中石化和中石油卖国，原因是两个公司出口的成品油价远低于国内的成品油售价。
具体的论据是：“11月的商务周刊统计，1-8月中国出口成品油1496万吨，出口额66.5亿美元，平均每吨444.5美元/吨，折合人民币3036元/吨。汽油密度为0.739，1吨汽油大致等于1353升；柴油密度为0.86，1吨柴油大致等于1163升。也就是说，按1吨成品油大约=1258升计，平均的出口价格是：3036/1258=2.4元/升。”
我对中石油和中石化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好玩，所以花了点时间看了看海关数据，用数据说话才是真理。我得说，上面的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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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现代化和工业化是紧密相联的，在多数时候，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出意外的也是走的工业化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走的工业化道路是相当成功的，如果我在制造业的昨天和今天一文中的计算没有错误，中国的制造业在2008年，从增加值上说讲，已然超越美国，很可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了。当然，大并不代表强，中国的制造业在很多方面还处于相对低段。
制造业，虽然（曾经）是很多国家增长的引擎，但制造业却未必是就业增长的引擎。在工业化之前，农业是最主要的就业吸收者，在工业化之后，服务业往往是最主要的就业吸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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