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笔记

狼来了

Fri, 19 Mar 2010 02:44:55 GMT

我最早开始严肃的关注一个经济政策问题是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能对中国金融业产生的冲击，这件事情说说已经有10年了。那个时候自己对任何东西的知识都极度有限，唯一能做的就是阅读，看别人怎么说。那个时候对加入WTO的相当占有优势的看法，不仅是对金融业，对制造业，农业和其它服务业也是如此，都是狼要来了，中国的羊要入狼群了。中国的各类企业，那个时候看起来，要技术没技术，要资金没资金，要管理没管理，要人才没人才，要经验没经验，总之和那些巨大的跨国公司相比，看起来毫无竞争优势。尽管对那个时候的政治因素不甚了解，但我怀疑，如果没有朱镕基的强势推动，加入世贸这件事情很可能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扼杀。加入世贸之后的情况，大概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狼是出现了，但不光是那些跨国企业，中国的不少本土企业也一样凶猛。加入世贸，并没有导致中国市场的全面沦陷，相反，中国的企业还攻陷了大量的海外市场。我想现在大概没有太多的人会反对这样一个说法：加入世贸，中国收获远远超过损失。事实上，现在国际上，狼来了的声音很响，都是指中国的。

这只是中国的改革进程中，诸多“这个暂时还不能做，还不成熟，做了会出乱子”的例子之一。国有企业改革当然是另一个例子。现在的80后90后大概已经记不得中国的国企不但不会赚钱，反而必须要靠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活命的时期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仍然承担着巨量就业的大多数国企，都处于入不敷出甚至资不抵债的状况。虽然很多人同意国企改革势在必行，但又有多少人其实在嘀咕：国企承担的那么多就业，改革不能走得太远，否则会出乱子。但国企的改革还是大刀阔斧的做了，还是在朱镕基的主导下。那次改革是有很多痛苦的，特别是大量的国企职工下岗，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瓦解，很多人的生活陷入困难。但事后证明，那些痛苦也是暂时的。中国花了几年时间，清理了经济中最不具竞争力的部分，暂时失业的上升很快也就被更有活力的经济吸收了。

还有就是银行改革。我七八年前曾经写过一篇关于银行改革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我们很隐晦的说道：中国的四大国有处于“技术性破产”状态。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最熟悉的工农中建四大行在本世纪初期，都是资不抵债的。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个人对中国的银行改革是有点悲观的，更确切的说是十分悲观的。首先这些东西太大了，然后是成本太高，银行的坏债可以轻松的吃掉20％的GDP,然后是阻力太大――国企，地方政府还有银行自己，都有阻碍改革的动力。最后是改革的风险很大，就是做砸了的可能性是不可忽略的。但是银行改革还是义无反顾的做了，始于朱镕基，开花结果于温家宝的任上。你可以对银行改革的效果有自己的看法，但我觉得有一点是必须得肯定的――今日的工农中建远比十年前的四大国有强多了，从公司治理，到盈利能力甚至到风险控制都是如此。工商银行在这场危机之后，已经一不小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

写了这么多，是想说，做改革就是有风险的。但中国事实上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时刻。在每个关键时刻，都有既得利益者，反对改革者喊“狼来了”。但中国恰巧是一个极有弹性的国家，远比那些觉得这个也不能动，那个也不能动，动了会出乱子的人想象的要更有弹性。谨慎是永远没有错的，但谨慎不应该成为不做为的理由。

我的一个同事最喜欢说一句话：什么都不做，也是一个政策选择，但往往是最坏的政策选择。

汇率几则

Wed, 17 Mar 2010 03:37:31 GMT

温总理前两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强硬表态，一下子引起了全球各方面的关注和猜测。《纽约时报》昨天发了一篇报道，大意是说，中国人在钻全球贸易和货币体系的漏洞，一方面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维护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利用国际货币基金无法对操纵汇率的国家进行硬性惩罚的现实继续操纵汇率。那是一篇相当糟糕的报道，事实和立场都很扭曲。当然，著名的左翼专栏作家克鲁格曼同学也没有落后，直接要求美国财政部给中国贴“汇率操纵国”的标签，群起而攻之的还有130名议员。

这里想谈几个关于汇率的事情，和人民币的汇率是否低估没有直接联系，有任何读出了“低估”或者“没有低估”的，都是误读。

事情一：汇率高估是相对容易判断的，而汇率低估不是。想判断一个国家的汇率是不是高估了，是相对简单的。方法一是你去这个国家转一圈，看看银行是不是按照官方的牌价相对自由兑换外币，然后再看看有没有黑市。汇率高估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有外汇供应限制和黑市，然后黑市的外币价格要比官方的牌价高不少。人民币当年和美元3：1或者5:1的时候，中国也有很多黄牛炒汇，黑市的价格8：1甚至10：1。现在的黄牛也有，但已经不重要且黑市的价格就是官价了。方法二是你看这个国家外汇储备。汇率高估的国家，外汇储备的压力一般都比较大。但汇率低估的情况则很不相同，一个汇率低估的国家很可能没有黑市，但没有黑市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汇率就低估了。一个汇率低估的国家很可能会大量的积累外汇储备，但大量的积累外汇储备也并不代表汇率就一定低估（想想日本和德国）。

事情二：高估的汇率是很难无限期的维持下去的，低估的汇率是相对容易可以被无限期的维持下去。前面说了，高估的汇率通常会表现为对外汇供应的管制，黑市和外汇储备的压力。外汇储备的物理下限是0，这个东西是有边界的。你储备没了，你就得贬了。低估的汇率不一样，积累储备可以没有上限，积累20万亿亿美元储备，虽说未必是件好事，但你要是真的走到那一步，也没问题。低估汇率的最大危害可能会是通胀，但如果一个国家愿意忍受一点点通胀，而不想去动名义汇率，那是完全可行的。反过来的操作则要痛苦的多，也就是一个高估的国家，不想动名义汇率，而是通过制造通缩来实现调整――从拉脱维亚到希腊，都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有多困难。

事情三：汇率是可能高估或者低估的，而且在很长的时间里被高估或者低估。有人说，名义汇率可以被锁住，但真实汇率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调整，主要是价格调整。而高估和低估最终针对的都是真实汇率。在理论上，低估的国家会有通胀，高估的国家会有通缩，价格粘性通常也就粘几个月到一年，因此锁住了名义汇率的国家最终会通过价格的调整来实现向均衡汇率的回归。但这是理论。实际上，真实汇率是很粘的，因为还没有被完全理解的原因。说这个，是想说，不能因为中国没有发生高通胀，或者希腊没有发生高通缩，就得出结论中国没有低估或者希腊没有高估的结论。但同样，根据前面说的，不能因为中国没有黑市和大量积累外汇储备，就得出结论中国就一定低估了。

事情四：汇率影响经济结构，特别对中国这样的转型/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家阳台朝东，阳台上放了一盆大叶植物，常年享受东边来的阳光，使得整个植物都朝东偏。你站在边上看，觉得很难看，因为整个植物是歪的。不过这没有大问题，因为太阳永远从东边升起，这个长歪的植物可以充分的享受阳光。因为首先阳光是偏的，所以植物才是歪的。中国的经济有一样的问题，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中国的汇率水平是直接相关的。如果中国的汇率水平再降低一点，中国的出口部门可能会更大，因为原先一些不能盈利的外贸企业现在可以盈利了。相反，如果中国的汇率水平上升一点，中国的出口部门可能会缩小，因为一些企业可能会变得不能盈利了。长远的看（而不是只看短期），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是想增加出口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还是降低。你当然可以通过其它手段来影响产业结构，就像我每隔几个星期就要把花盆转一下。但汇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像阳光一样，是一个极度重要的价格信号。如果我能把阳光放到花的头顶，我就不用费劲老是转花盆了，汇率的道理也是一样。

就说这些，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有自己看法的人，欢迎对号入座。

早午饭

Sun, 14 Mar 2010 22:20:05 GMT

天气渐渐的暖了，让我和谷主又有了在周末吃早午饭（Brunch）的想法。春天的周末，可以睡得稍微晚一点，这样早饭和午饭就可以放在一起吃。暖和的天气也允许在街边或者天台上边晒着太阳，边吃东西，有一种说不出的自由和悠闲。我们的这个习惯是还在剑桥的时候养成的，后来不管是在纽约还是在华盛顿，也都没有放下。

最近这两个周末，我和谷主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一顿（美式的）早午饭，出去吃过那么多次了，很多东西都有现成的卖，有的东西做起来看起来也不复杂。所以，我们就做了。

谷主比较喜欢吃Waffle（似乎翻译成松饼，直译是华夫，但并不是国内的华夫饼干），我比较喜欢吃Omelet(煎蛋卷)，我们都喜欢烟熏三文鱼片，然后再加点水果，果汁还有咖啡，就是一顿不算复杂但依然丰盛的早午饭了。

烟熏三文鱼片当然没法自己做，所以直接买现成的，水果和果汁都也都是现成的，果汁我们其实也试着自己轧过，总是效果不甚好。Waffle我们是从面粉做起的（加糖啊，油啊，鸡蛋什么的，搅拌，然后放到专门的Waffle机里烤几分钟就成），waffle上抹的新鲜奶油也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主要的工作是搅拌，原料很简单，就几样，好在我们有一个电动的搅拌机，不算很麻烦）。Omelet主要的原料是鸡蛋，我们最近不太吃肉，所以里面加的东西也都是素的，芦笋，蘑菇和菜椒，放点橄榄油，加点盐，煎一下就行。咖啡，过去都是直接用咖啡机做的，很简单。但最近觉得这样做出来的咖啡味道不够好，所以谷主专门去买了那种比较传统的意大利咖啡壶，自己做Espresso，然后再加打得起沫的热奶，假装是从星巴克买的拿铁。这些东西单个都不复杂，特别是如果工具和原料都齐备的话，但放在一起做，我和谷主还是颇忙碌了半个多小时，只是整件事情的乐趣就是忙碌的过程，要不然也不用在家里折腾了。

说了这么多，是因为，当谷主往三文鱼片上加了一种我没见过的调味品之后，我很好奇的看了看标签，那个玩意产自土耳其。我的兴趣一下被勾了起来，我很好奇的想知道，我们这顿早饭到底用了多少个地方的东西。我于是把标签一个一个的看过去，除了刚才土耳其的调味品外，三文鱼片是来自智利的，橄榄油是希腊的，芦笋是墨西哥的，咖啡是哥伦比亚的，咖啡壶是意大利的，香蕉几乎必然是来自中美州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橙汁是佛罗里达的，做早饭用的小电器几乎全部是中国制造，其它的蔬菜，面粉，水果，鸡蛋还有奶制品和调料的产地不祥，可能大部分都是美国本地的。

看到这些，你除了不得不感叹美国这个地方多么依赖于进口外，你更得感叹全球化可以让产于全球各地的东西，如此方便和便宜的就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我跟谷主说，这顿饭最大的成本是人工。如果你相信机会成本的概念，这顿饭的人工成本就是我和谷主半个小时里可以挣的工资，比起所有上面提到的那一切要多出不少。当然，拿我和谷主挣得去衡量人工成本恐怕并不合适，但即便在饭馆里，我估计准备这一顿饭最大的成本也会是人工，而不是那来自于七八个国家，不远万里运来的各种东西。

于是，我的思维很快的跳跃到，从纯粹经济的角度，这个世界在消除了货物和资金的跨国壁垒之后，最应该做的恐怕就是消除人员流动的壁垒。虽然这是一件在政治上很难想象的事情，也会带来无法预见的社会后果，但从纯粹经济的角度，这种想法是合理的。没有理由，一顿早饭最后半个小时的简单人工，比这之前生产，运输，包装和销售所有的原料的成本（注意，这里面不仅是人工成本）加在一起还多，这很可能说明了在人力资源的分配上，这个世界远远还没有达到最优。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所谓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区分会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没有意义，如果允许人员自由流动的话。简单的国际贸易理论就会告诉你，可贸易的部分越大，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福利就会越高。

不管如何，我和谷主享受了一顿好吃而且便宜的早午饭，还有一个悠闲的周末，我们自己的福利已经够高了。

洁版王二的余粮

Fri, 12 Mar 2010 18:12:24 GMT

原文发表于这周的《瞭望东方》，写于两周前，是根据博文王二的粮食（2）修改的，不过应该写得更明白了一点。文章发出去后，很快就传来新闻，美国财政部修正后的数据显示中国仍然是第一大债主，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前两段里的看法。

春节期间，往往是经济新闻的淡季。但一条中国在去年12月减持340多亿美元美国国债的新闻，却引起了不少的波澜。虽然340亿美元看上去不是一个小数，但媒体的沸沸扬扬恐怕只能算是过度解读。340亿美元，占中国2.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不到1.5%，可以有很多技术性的原因，导致这1.5%的波动，比如说持有的债券到期但尚未重新投出，比如说直接持有的美国国债下降但通过第三方持有的美国国债增加。

最重要的是，给定美元债仍然有这个世界上最深最厚的固定收益市场，给定国家外管局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在国际上新投出300亿~400亿美元的资产，这个世界上估计没有哪个基金经理能够做到用如此规模增加投资，又要求好的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而不增加美元债持有量的。

话说回来，假设中国真的开始减持美元债了，这件事真的会像很多人说的那样：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吗？其实很不一定，特别是如果中国继续保持一年3000亿~4000亿美元的国际收支盈余。几个月前，笔者在这个专栏写过一篇《王二的粮食》，解释为什么储备货币并不是中国外汇储备收益率低的根本原因，现在可以继续那个故事，解释为什么中国在不减少对外盈余的前提下减持美国国债未必会伤害美国。

想象一下：一个岛上住着三个人，王二、张三和李四。王二干得多吃得少，每年下来都有余粮。张三是自给自足式的，一年到头正好吃光花光，不多也不少。李四有点好吃懒做，每年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得找王二借才行。几年下来，王二手上全是李四打下的借条（俗称：外汇储备）。粮食这东西有个特点，没法放，不吃就烂了。所以，王二也有自己的问题，不借给李四多生产出的粮食也是烂掉，谁让王二自己吃不掉呢（俗称：内需不足）。

李四一边找王二借粮食，一边还老是指责王二，说什么都是王二粮食生产得太多，遏制了自己生产的积极性，王二要是不生产那么多自己又吃那么少，李四不可能这么好吃懒做。所以，李四老是嚷嚷着要告王二倾销。

王二觉得很委屈，又想起李四干的一些别的让自己窝心的事情，一咬牙决定今后不收李四的借条了（俗称：减持美元国债）。然而又有了一个问题，不收李四借条没问题，但每年多打的没吃掉的那些粮食还是在那里。于是王二只能找到张三，说我这里粮食多，要不然借给你吃吧。张三想，王二来得正好，昨晚李四还说要来借粮，要打一张借条，搞得我这里粮食不太够吃了，这样一来就好办了，于是打了一张借条给王二，拿走了粮食。第二天李四来借的时候，张三一手把王二的粮食交给李四，一手收下李四的借条。

从王二的角度说，他的粮食还是多，只是手上的借条由李四变成了张三，实现了不直接借粮给李四的想法。从李四的角度说，虽然从王二的手上直接借不到粮了，但还是可以从别的地方借到粮。这个岛上其实只有王二有余粮，所以李四最终借来的粮食只能是王二的，只不过经张三转了一把手而已。而张三在这里只是个中间人而已，多出了一堆债务，也多出了一堆资产，一正一反，正好抵消。

虽然这个故事做了很多简化的假设，但事情的根本还是：中国减持美元国债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改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盈余国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赤字国这一现实。中国可以在外汇资产组合上做各种优化，但放眼全球，真正在借入钱的主要还是美国人，而真正在借出钱最大的，就是中国。减持，最多是不直接借给美国政府了而已，但到最后，钱还是会间接地流到美国。

中国做什么才能真正对美国造成最大的影响？不是减持，而是真正地缩小自己的国际盈余。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岛上，如果王二没有余粮了，那李四才会真的犯愁，才必须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这个世界上如果有被惯坏了的债户，那一定有太大方的债主。以每年几千亿美元的速度向外借钱的中国，恐怕可以算是史上最大方的债主了。而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上看，也许只有帝国时代英国的盈余，才有和中国相媲美的可能。

再试一下

Thu, 11 Mar 2010 03:18:53 GMT

每年一开人大两会，就会有人出来嚷嚷分外汇储备或者花外汇储备。我曾经碰到过一个财政部的官员，也有类似的抱怨――人民银行管外汇管得那么差，还不如交给财政用。好在他只是在抱怨，我回了一句，如果你喜欢高赤字，花外汇储备没问题，因为花外汇储备本身就是一个财政行为。对方也是行家，我这么一说他就明白了。当然，也真有抢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补财政窟窿的，这就是最近的阿根廷，拿央行的外汇储备去还债，最初央行行长不同意，总统就把央行行长给赶下了台，换了一个自己的人，然后她自己任命的行长执行了自己下的抢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命令。

我大概整整一年前，写了一篇关于为什么外汇储备不能分的文章，现在看来，写得可能不够好，所以今天再试一下，稍微换一个角度。

假设两个提议。

提议一：让人民银行分6.8万亿人民币给全国人民花（合1万亿美元）。

提议二：让人民银行分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给全国人民花。

这两个提议对全国人民而言，是完全一样的。提议一，是每个人分到大概5200块人民币，提议二，是每个人分到大概770美元。你有了5200人民币，你可以轻松的到银行换成770美元。你有了770美元，也可以轻松的换成5200人民币，两件事情对老百姓而言是完全等同的，没有什么本质差别，虽然我估计对绝大多数老百姓而言，他们会喜欢发人民币，而不是发美元。因为发了美元也没法用，最后还是要换成人民币才能花。

不想成分给老百姓，想成分给财政部也行。

提议一：分6.8万亿人民币给财政部。

提议二：分1万亿美元给财政部。

因为财政部的财政支出花的主要都是人民币，因为财政部拿到1万亿美元之后能做的是把这1万亿美元拿到人民银行再换成6.8万亿人民币（经过商业银行也可以，只是多一个环节而已）。所以，人民银行分1万亿美元给财政部，其实就是给财政部6.8万亿人民币，两件事情完全等同。对财政部而言，两个提议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所谓的“二次结汇”的问题，人民银行看起来分了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因为在国内只能用人民币交易，最后这1万亿美元又回到了人民银行，而人民银行等于是放出了6.8万亿的人民币。因此，所谓分外汇储备最后就变成了印票子，而印票子是几乎不会增加任何人的财富的，要不然想让老百姓富也太容易了。

当然，有人会说，要是没有“二次结汇”的问题，是不是外汇储备就能分了？老百姓和财政部可以把美元留着，然后花在国外，这不就没有问题了？答案是，仍然不是。分外汇储备的结果是人民银行的资产减少了（外汇储备是人民银行在国外的资产），但人民银行的负债并没有变化（流通中现金，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存款以及央行票据等是人民银行的负债）。分了外汇储备，通俗的说，人民银行就有“资不抵债”的问题。商业银行资不抵债的结果是倒闭，而中央银行永远不会倒闭，如果中央银行资不抵债，绝大多数时候，无非会有三个结果可以解决：通胀，贬值或者是财政部出面对央行注资，最后一个结果当然就是把分出去的外汇储备还回去，前两个结果则是让老百姓手里的钱购买力下降。必须得说的是，这些事情不一定会立即发生，但这些事情一旦发生，对央行的信誉和一个货币的破坏力是很大的。我们可以拭目以待阿根廷抢中央银行储备的后果。对了，千万不要轻易相信阿根廷官方的通胀数据，那里的统计局长就是因为公布了真实的通胀数据被现任总统的丈夫，也就是前任总统赶下台了，自从换了新统计局长之后，阿根廷的通胀一直都很“温和”。

软指标

Mon, 08 Mar 2010 00:53:54 GMT

我平常一觉醒来，我的黑莓机里一般躺着10-15封邮件不等，大多数都是我睡觉期间发过来的关于亚洲的市场和投行报告，主要是关于中国的，别的国家我不太关心。星期五早上起来，一下多出了好多封，这通常意味着出大事了。打开一看，原来都是关于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

《政府工作报告》的经济部分，严格说，没有什么新闻，所有关于政策走向的部分早就反复说过多次了，没有太多让市场兴奋或者失望的东西。取决于你的视角，没有新闻或许是好消息，或许是坏消息。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强调，人大不是橡皮图章。但如果真的不是橡皮图章，至少人大应该审议一些具有约束力的文件。有人说，当然啦，《政府工作报告》代表大政方针，还有财政预算也要人大审议，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文件，怎么能说没有约束性？我想就一个很小的方面说，其实差得还很远。

温总理的报告里说了好些个数字，增长率8%，通胀率3%以内，财政赤字1万亿出头一点，信贷增长全年控制在7.5万亿，登记失业率4.6%以内等等等等。

把这些数字一个一个看过去吧。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政府能够控制经济增长率，那大概就是中国政府了。但问题是，每年的政府报告里的增长率都是8%，这个数字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信息量了。在2009年，8%还有点政策的信息是因为在年初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中国的增长会大幅放缓，8%至少表明一种政策的决心。但到了2010年，悲观的预测也觉得中国能增长9%，乐观的要两位数，8%在这个时点就显示不出任何的政策信息了。然后紧接着就是财政预算，今年的预算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8%，支出增长11.4%，赤字因此是一万亿出头一点。我想说，2009年惨成这样，头几个月财政负增长，还搞了增值税改革和增加出口退税，全年的财政收入还增长了11.7%。2010年的8%的财政收入增长是怎么估算出来的？你看看中国自1992年以来的数，财政收入什么时候增长低于过两位数？中国财政的总盘子是7万亿左右，财政收入增长少估一个百分点，就给财政系统700亿的自由度―中国财政超收的部分是相当灵活的，可以追加支出，也可以减少赤字偿还债务，也可以纳入财政稳定基金，这些最后基本都是财政系统说了算。而2010年的预算，财政收入的增长，在我看来有可能低估5-10个百分点，甚至更多。我相信到了年末，财政系统会发现超收了4000亿到7000亿，而这些都是没有打入预算的。如果这些钱全部用于冲销赤字也就算了，要是变成了突击花钱（这是有先例的），那其中引起的浪费就可想而知了。然后还有登记失业率，谁都知道这个数首先没有任何信息量，其次几乎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没有任何相关性（在90年代末大量人员下岗的时候，登记失业率才3%，2007年经济过热的时候反而有4%，2009年全年都是4.3%,动都没有动过），把这个数控制在4.6%以内，是什么意思？完全没法理解。

不过我想说，信贷规模7.5万亿和通胀3%是有约束力的，这两个目标不是说政府，特别是央行什么都不干就能自动实现的，这两个数字，虽然不算新闻，但是有信息量。

交给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审议的文件多有约束力，是反映一个国家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多有实际约束力的重要指标。即便从这个很狭窄的角度说，中国的人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稳定和彼稳定

Fri, 05 Mar 2010 02:43:11 GMT

一月的时候，我在北京，坐着一辆出租车沿着长安街自东向西开，大概是从国贸或者东方新天地出来，去金融街。我跟司机聊上了。我其实想知道的是司机的社会福利怎么样--养老和医疗之类的。北京的社保体系在全国属于好的，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比较好，我想知道好的社保体系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能不能给他们安全感。但聊着聊着，司机就开始跟我讲他的幸福生活，他有出租开，老婆也上班，女儿也挣钱了，三个人一个月能挣到1万块，觉得生活的挺知足。我没怎么想就回了一句，那会儿车正好经过新华门，幸好你生了一个女儿，不用买房，否则你这1万块未必够。我这一句话显然触动了这位师傅的神经，让他想起了当年的“屈辱”和如今的“幸运”。他大笑道：当年我的哥们儿都嘲笑我，说我没用…（此处略去50字）…，生了个不带把的，现在他们一个个都傻X了，不吃不喝也不够啊。

所以说，房价关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这句话怎么讲都不算过。但这是一笔政治帐，这里的稳定是政治上的稳定。

房价当然也关系经济金融的稳定，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也就是美国房价的崩盘。如果稳定房价，也能帮助中国避免出现美国式或者日本式的房地产泡沫崩盘，那房价也关系着中国的稳定。这是一笔经济帐，这里的稳定是经济上的稳定。

对不少人而言，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稳定所指的方向都是一样的，就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甚至逆转房价上涨的趋势。因此，控制房价是一石二鸟的。但我觉得情况不是完全如此，我觉得控制房价最强有力的理由还是政治上的稳定，至于经济上的稳定，我想说中国既不是日本也不是美国，房价的波动不会导致中国发生金融危机或者失去二十年。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简单和中国老百姓的传统美德。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简单，投资房地产的主要融资方式就是从银行贷款，一些大型的企业，特别是一些国企和上市公司，也用自有资金做房地产的买卖。但如果是自有资金，亏了自己扛着，更何况都是财大气粗的企业，恐怕不会对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冲击。

你再看银行贷款的部分，房地产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大概是18%，其中6%是给开发商的（2万5千亿），12%是房贷（4万8千亿）。那12%的房贷，总的说来是相当安全的，如果一套房子，你已经砸了30%，40%甚至50%的首付进去了（中国平均的首付率似乎是在50%以上），不到天塌下来的情况，你是不会赖房贷最后让银行把房子收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传统美德，量入为出，不借过头钱，用时髦的话讲就是低杠杆率。开发商的那6%要风险大很多，但2万5千亿，总额并不特别大，就算全部都坏了，颗粒无收，也扳不倒中国主要的银行。中国现在主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超过了10％，2万5千亿，能让资本充足率降到5％左右，虽然不高，但也没到危急的地步。

总而言之，中国借款人的低杠杆率和没有各种复杂的金融工具把这些风险集中于一两个机构身上，使得房价的波动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在我看来，会相对较小。在很大程度上，这和股市有点相似，股市从2007年的6000多点跌倒2009年的不到1800点，砍了一半还要多，不少人亏了很多钱，但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我个人觉得，如果房价跌20％－30％，甚至40％，影响会是类似的。

所以，还是干脆承认房价是个政治问题，这样大家讨论的时候也就不用遮遮掩掩的了，看似分析一个经济问题，实际打着政治的算盘，结果搞得四不像，讲的道理跟不讲理一样。

当蒙代尔遇见克鲁格曼

Wed, 03 Mar 2010 02:39:02 GMT

蒙代尔和克鲁格曼都是诺奖得主，前后差了不到10年。按辈分说，蒙代尔算是克鲁格曼的师祖了，蒙代尔是多恩布什的老师，多恩布什是克鲁格曼的老师。蒙代尔是一个固定汇率的粉丝，克鲁格曼则恰恰相反。

欧元是蒙代尔的思想之子，最近出了一点麻烦，欧元区的几个国家，比较著名的当然是希腊，因为财政上的巨大缺口，出现了债务危机的苗头。克鲁格曼在他著名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中，曾经生动的描述过，货币（大幅）贬值也许会是类似国家的宿命。但在欧元区，“贬值”在技术上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欧元瓦解。于是，克鲁格曼的末日情景偏偏遇上了师祖的连环计。

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汇率不动（或者说不让欧元瓦解）是要有代价的。既然是财政上有个大窟窿，那就得把这个窟窿给生生的给填上。（不是说货币贬值了，这个窟窿就不存在了，但是因为贬值对总需求的抑制作用，这个窟窿会相对好填一点，但也会有别的副作用，比如说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如果一个国家在发生危机的边缘了，那不管怎样，结果都很难特别好看，否则那就不叫危机边缘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来填这个窟窿，以希腊为例，选择其实并不多：希腊人自己或者欧元区的其它国家，当然，如果前两者都不能/不愿填，那最后还可以找国际货币基金。但不管怎样，填窟窿是需要出真金白银的，德国和法国的纳税人会问：我们凭什么勒紧自己的裤腰带去给希腊前几年的纵酒狂欢买单？希腊人会说，让我们自己解决债务问题，那是会死人的—砍工资，砍养老金，砍学校，砍医疗还有增税，哪件都是要把老百姓搞上街的（其实老百姓已经上街了），更何况，别忘了，希腊倒了，跟着倒的恐怕就是欧元。

好在希腊并不算大，救希腊对德国和法国以及整个欧元区而言，不会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但单一货币和不同国家之间不一致的政策之间的张力不会因此而消失，欧洲有几个选择：一是加快一体化，彻底淡化国界，经济上的，政治上的，使得政策上的不一致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释放，比如说人口的潜移，投资的流动和货物的流动；或者是更加严格的要求各国执行具有一致性的宏观政策（这个难度很大，比如说希腊甚至在自己的数字上做假）；或者也许就是等待着蒙代尔和克鲁格曼代表的两派截然不同的对于汇率的观点一次又一次的在实践中碰撞，这一次也许蒙代尔还能胜出，下一次就未必了。

房价的数据

Tue, 02 Mar 2010 03:44:58 GMT

谁都知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房价数据，和很多人日常生活的感受完全不同。事实上，统计局的数据和很多民间的数据也不符，比如说搜房网的数据或者是一些地产中介的数据，后者显示的房价上涨速度要远超过统计局的数字。让我们先假设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是真实的数据，只不过口径不一样。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工资的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工资上涨的很快，但很多人觉得不是如此。一个事实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只包含很少一部分就业人员的工资。换句话说，国家统计局的工资样本并不能完全反映整个经济中工资变动的情形。还有另外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北京的污染数据，官方公布的是几十个观测点的均值（包括郊区），而美国人在自己的大使馆里也架了自己的观测仪器，结果是有时候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北京是“蓝天” 的时候，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却显示在北京的那个区域，污染为重度。你不能说谁在做假，只是谁的数据更有意义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觉得在讨论中，上来就假设一方是在做假那就没什么好讨论的了，而且，房价可能比上面两个例子更复杂一点。

我下面构造一个例子，来说我觉得衡量房价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我们假设有个城市，就叫北京吧。这个城市只有一条东西大路，我们就叫长安街吧。长安街把这个城市分为两大块：城北和城南。简单起见，假设2008年，城北的楼价是2万块一平米，城南的楼价是1万块一平米。到了2009年，城北的楼价变成4万块一平米，城南的楼价变成2万一平米。请问，2009年的房价比2008年涨了多少？这似乎是个傻瓜问题，翻了一倍，还罗嗦什么。

事情其实不完全那么简单，至少在我看来，不是那么简单。现在我们假设2008年全北京开盘的楼都在城北，而2009年全北京开盘的楼都在城南。如果你只看新楼的销售数据，你会发现北京2008年和2009年的开盘价完全都是一样的，都是2万块，有人也许会说，好了，2009年的房价相对与2008年没有涨。明眼的人会说，这是在做数字游戏，拿苹果跟橘子比，或者拿吉利和奔驰比，你要是拿今年的吉利和去年的奔驰比，车价不仅没有涨，还降了呢。

这些都没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政策的目标是让大多数人都买得起房，也许新楼的销售数据就是应该看的数据。我想的可能完全是错的，但还是放在这里。这么说吧，后海边上的翻新过的四合院价格可能已经翻了几十倍了，但对绝大多数要买房的人，这个价格并不重要。一张电影票可能已经从20块钱涨到100块钱，但对绝大多数买盗版盘在自家电视上看电影的人也不重要。LV包的价格又翻倍了，但这对绝大多数背包上班的女士们也不重要。换句话说，那些有价但量小的市场，其价格的重要性，要远小于那些真正有交易量的市场里的价格变动。

中国的二手房市场这些年发展很快，特别是去年，因为一些税收上的优惠，交易格外活跃。但中国房市，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新房占主导的市场，换句话说，大量的交易还是发生在一手市场。如果一手市场的价格相对稳定，不发生过快上涨，是不是就能实现让大多数人购房成本不过快上涨的结果？在我上面的例子里，2008年花150万在北京能买75平米房子，2009年150万还是能买75平米房子。没错，地段不一样。但这就跟在家看盗版《阿凡达》一样，没错，是没法和在正规的大屏幕影院里看3D的，但是10块钱的盗版碟，也能够满足你的基本需要了。没错，别人开大奔，到你只能开吉利，但你也有代步的工具了。更何况，地段也不是绝对的，十五年前，北京的三环外就有点荒凉了，现在的四环外还能看到农田，谁好意思说自己住四环边上啊。现在，能在四环边上买套房，大多人都要欢天喜地了，觉得就住在城里，连通县看起来一点都不远。回龙观当年看起来何其遥远，亦庄也是遥不可及，现在很多人不也住得其乐融融的。距离问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发展公共交通来缓解，更何况，城市大了，市中心也可以有很多。

我和人相当激烈的讨论过什么房价才是应该看的房价，我上面构造的这个例子，是一个完全清晰的房价涨了一倍的例子（我特意的，实际情况要比这个复杂多了，比如说商品房价格暴涨的同时政府大量供应限价房，房价应该怎么衡量？光看商品房价格可能是在疯涨，光看限价房，房价可能没涨。取平均，怎么取？是按交易量加权平均，还是按保有量加权平均？你就想吧，不那么简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你也不能完全说我上面提供的另一种论证没有任何道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觉得住房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最终还取决于你关注房价的最终原因是什么。

简单公布一个总的房价指数，掩藏了太多重要的信息。如果统计局真的想把房价的信息做好做透明，那就公布更多的数据，更细的数据，让更多专家和百姓进行研究，参与讨论。在那之后，也许会有共识，也许继续会有分歧，但事情恐怕都要比现在要更清楚。

神奇的不是政府

Mon, 22 Feb 2010 04:07:19 GMT

这周的《60分钟》很好看，总共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讲“臭名昭著”的黑水公司如何草菅人命的――这一次是美军的命；第二个故事将的是一个新能源公司Bloom Energy如何可能革命性的改变人们用电的方式――两个小盒子加一个油桶，就能提供一个家庭的用电，从此家庭不用再从电网接电，或者是如何可能成为硅谷又一次昂贵的失败－－这个公司吸收的风险投资在3亿美元左右（包括曾经投了网景，亚马逊和Google的公司），而其还没有正式向市场推出产品；第三个故事是关于世贸遗址的，为什么在911发生将近9年之后，世贸遗址还是一个大坑，按照最初的计划，这会儿世贸遗址应该已经是高楼耸立了。对了，这还是在世贸遗址上已经花了70亿美元之后，那里还是一个大坑。

关于世贸的故事，总结起来比较简单，至少根据《60分钟》的报道，症结就是金钱，政治和完全没有任何效率的官僚体系。世贸的东家是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一个硕大无比的准官僚机构。

世贸的故事和Bloom Energy的故事简直就是对美国有效率和无效率两个极端的写照。很多人都觉得美国有民主，所以美国政府应该相对的更有效率，更好的为老百姓服务。我对这件事情的幻想早就在我第一次和美国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时候就消失了，世贸遗址的事情，只是美国政府（和准政府机构）一样十分缺乏效率的一个体现。美国政府的无效率，远不只是在这一个方面。

我一直都感叹美国有一部好宪法，那是一部处处都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当然不只是宪法，更广义的说，正是对政府的限制，才让这个国家的创造力，更准确的说是个人的创造力，没有都像世贸遗址那样，被官僚们扼杀。所以，才有了Bloom Energy这样的故事：一个NASA的科学家，原先是负责设计在火星上制造氧气的，他需要一个很有效率的装置使用能源来制造氧气。后来上火星的计划被搁置了，他有了一个主意：为什么把整个装置的功能反过来使用――也就是用氧气和燃料很有效率的来制造能源。后来，就有了Bloom Energy的装置：几个小盒子，一桶燃料，不需要燃烧，不会发热，更重要的是不再需要电网远程输电，就能为一个家庭提供足够的电力。Google和Ebay这样的公司已经开始使用Bloom Energy的试用品，效果据说不错。而且，这个装置的价格，一旦大规模制造，据说可以相当的便宜。整件事情，完全是私人资本在支持，在承担风险。

有人也许会说，世贸的事情在中国绝对不会发生。这也正是我对谷主说的。我说，这事要是发生在中国，政府高层早就强力介入了，开一个协调会，主要领导一拍板，最后加班赶工，还能保证按工期完工（当然，也有反例，比如说央视新楼边上那个焦糊的裸了一年多的配楼）。不得不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确实比美国政府更有效率――修路盖楼架桥，这个世界上还很少能有政府能跟中国政府比的。但，这件事情是有反面的，强势政府推动事情推动的快，扼杀事情也会扼杀的很彻底。但到最后，推动的事情是可以衡量的，但扼杀的事情却不可以。所以，到头来，全是成绩，没有错误。

这场全球危机，让世界各国政府的角色都在膨胀，中国的也是。认为市场能够自我纠正一切的看法显然是有巨大局限的，但此时此刻，尤其需要提醒所有人，政府也并不神奇。

王二的粮食（2）

Fri, 19 Feb 2010 03:16:30 GMT

昨晚和谷主吃饭的时候聊起了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的事情。我先跟谷主讨论了一下为什么美国财政部公布的TIC数据，未必真的能反映中国全部持有美国国债，我个人怀疑中国真的能净减持美国的国债，但是这也只是个人的怀疑而已，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然后我们讨论了一个稍微更严肃一点的问题：中国减持美国国债能不能给美国人颜色看？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难猜：能或者不能。既然很多人都觉得能，我昨晚就给了一个为什么答案可能会是“不能”的理由。我不是故意想抬杠，而是我真的这么觉得。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岛上住着三个人，王二，张三和李四。王二干得多吃的少，每年下来都有余粮。张三是自给自足式的，一年到头正好吃光花光，不多也不少。李四有点好吃懒做，每年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得找王二借才行。几年下来，王二手上全是李四打下的借条（俗称，外汇储备）。不过得记住，粮食这东西有个特点，没法放，不吃就烂了。所以，王二也有自己的问题，不借给李四多生产出的粮食也是烂掉，谁让王二自己吃不掉呢（俗称，内需不足）？

然后李四老打白条，还嘴上不干净，说什么都是你王二生产的粮食太多，遏制了我自己生产的积极性，你丫要是不生产那么多自己又吃那么少（俗称：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我可能这么好吃懒做吗？我没告你倾销就不错了。

王二觉得很窝火，又想起李四干得一些别的让自己觉得窝心的事情，一咬牙，老子今后不收你的借条了（俗称：减持美元国债）。但现在有了一个问题，不收李四借条没问题，但每年多打的没吃掉的那些粮食还是在那里。王二于是只能找到张三，说我这里粮食多，要不然借给你吃吧。你不用把张三想成一个人，可以有上百个张三，有的小名叫小英子，有的小名叫小法子，有的小名叫小德子什么。张三想，王二来得正好，昨晚李四还说要来借粮，要打一张借条，搞得我这里粮食太够吃了，这样一来就好办了，于是打了一张借条给王二，拿走了粮食。第二天李四来借的时候，一手把王二的粮食交给李四，一手收下李四的借条。

王二现在高兴了，你看，我现在手里换成张三的借条了，就不借给你李四，饿死你。张三还是老样子，粮食刚好够吃，但就是手里多出了一堆李四的借条，但同时欠了王二一屁股债，数一数，两边正好一样多，所以还能睡一个安稳觉。李四那边还是打着饱嗝，懒懒的，你王二不收我借条，就以为我就借不到粮啊？你大概还觉得借给张三的粮都给张三吃啦，才不是呢，转个圈又到我这里来了。

但从此，天下太平。王二继续种他的粮就是不吃，张三继续自给自足，李四继续打白条。世界还和以前一样，但大家的幸福感都提高了。

谷主没有完全被我的故事说服，我的故事也只是一种相对极端的情形，后面有很多假设的。以前也写过一个王二的故事（原始版和洁版），也是关于外汇储备的，故事其实也是类似的。

当民粹主义遇见民族主义

Fri, 12 Feb 2010 01:44:39 GMT

没有人会怀疑，中美关系，即便还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中美两国各自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为中美各自并不视对方为朋友，双方充斥着不信任和不理解。

你也许会觉得这么重要的双边关系，两个国家应该彼此十分了解。这没错，双方确实都花了大功夫琢磨对方。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形成机制之后，中美两国的财政部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有专职的人员来筹备对话中涉及经济的部分，双方都有相当高级别的官员直接过问，任何消息几乎都是直接“通天”的。我碰到过中国的官员，能够随口报出美国的某份可能针对中国报告的预定公布日期和可能的口径。我也碰到过美国的官员，能够随口报出国务院某个部部长的名字甚至某委一个副主任分管的是什么。

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双方的了解程度还远没有达到彼此关系所要求的那种水平。这里面有语言和文化上的因素――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鸿沟；这里面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直到今天“共产主义中国”和“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提法仍然还屡屡出现；这里面有人力资本上的缺口――美国政府里有一些中国通，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过，能讲中文，但即便对这些中国通而言，因为中国的政府和政治缺少足够的透明度，他们的知识也是相对有限的。在中国政府里面情况可能反过来，虽然美国的政府和政治相对透明，但中国的官员，除了外交部以外，很多人都是一直在中国工作的，真正的美国通比较少。这里面有媒体的因素――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质量不低，但视角经常会比较偏，以负面新闻为多（虽然，这不是只针对中国一个国家的）；中国媒体对美国的报道，数量不少，但质量不高，经常只是报道简单的事实（虽然，这也不是只针对美国一个国家的）。不管怎样，双方的缺乏理解，有时候能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我听过中国的官员抱怨，中国一位部长到美国访问，前前后后见了几十个国会议员，给这些议员们讲中国，得从最基本的ABC讲起，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就是当天华盛顿邮报上关于中国的新闻。我也听过美国的官员抱怨，中国的很多官员似乎缺乏最基本的对白宫和国会，联邦和州关系的理解，很多事情不是白宫说了算的。

然后，最麻烦的是，当美国的民粹主义遭遇中国的民族主义。今年，双方的外交恐怕最后都不能被称作外交，而只能叫做“内交”。随着美国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还有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的政客们，自总统以下，都会逐渐提高他们“民粹主义”的调门，其中很多会是针对中国的――从贸易到汇率，从网络战到太空战，从中国威胁到中国崩溃――但他们的听众其实主要是美国国内的选民。一个可以预见的可能性是，民主党的选举形式越岌岌可危，白宫和国会对中国的口气会越强硬，都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到了中国这边，民族主义会把任何不对美国说“不”的行为都被诠释为软弱，对任何美国的行为，不管只是姿态上的还是实质性的，都要进行强硬的反击，国际场合以不和美国合作为荣，动辄把事情上升到“遏制中国”的高度，凡事背后都有针对中国的阴谋。然后这中美两边的这两种力量会相互加强，原先就不够信任和了解，一来了情绪就更难预料事情会如何变化。

格林斯潘的夫人，NBC的首席外交记者米契尔(Andrea Mitchell)在最近的一档关于中美关系的新闻中结尾处说道：中国人连借给我们的熊猫都要回去了（指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熊猫“泰山”和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兰”回国一事，此事其实和最近中美关系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虽然他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但这恐怕也预示着中美关系不妙的前景。

被高速和春运票价

Mon, 08 Feb 2010 03:05:19 GMT

去年圣诞和新年假期之间的办公室格外清闲。不过我和我的法国同事还是在一起奋力工作，为即将到来的又一次远行做准备。然后，一个英国同事突然闯了进来，对我说：你们那个武广高铁通车了，你们的高速火车挺气派。然后无事可做的英国同事，又非常严肃的跟我们讨论，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武广段，这一段地形相对复杂的路线作为第一条远程的高铁，他觉得选京沪线似乎更合理一点。后来，我知道，整个京沪高铁，几乎完全是用桥梁的方式贯穿全线，是一条用钢筋混凝土托起来的铁路，一个原因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了“被高速”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对高速铁路欢心鼓舞的。高速铁路的票价更高，挤压了普通火车的数量，最后增加了不少人的出行成本。而对很多人而言，时间是相对不重要的，舒适度是相对不重要的，钱才是相对重要的。“被高速”的抱怨合情合理，我同意，我的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一天的英法同事们也同意。

必须得说，不是所有的市场都会有“被高速”的问题，应该说大部分市场都不会有。和很多其它市场不同，在远途交通方面，铁路的中低端替代品比较少，供给也受运力限制，这才有了“被高速”的问题。如果有好的替代品，坐不起高铁的人可以选择别的交通工具。如果供给没有限制，那高速铁路也不存在挤出普通火车的情形。

但“被高速”只是一个更广泛问题的缩影――就是有限的资源，在这里是铁路运力，如何在一个收入差距日渐不平等的人群中分配。很多人，包括过去的我，可以很轻易的说，春运问题最后是一个价格问题，把价格提高到足够的水平，春运期间火车票紧张的情形就可以被消除。所谓刚性需求的说法，自然是站不足脚的。你把车票提高到1万块一张，保证火车站门口门可罗雀。

但上面的这个想法，忽略了一个极度重要的维度，通过火车票提价来减少客流挤出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很明显会是低收入的人群，这里恐怕主要是农民工，当然还有那些回家意愿相对较弱的人群。

从控制人流角度，提价绝对不是一个坏注意。但从平等和公正的角度，这就很难讲了――为什么收入本就不高，一年到头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最后在春节回家团聚的事情上也要做二等公民？也要被挤出？也要为更有支付能力的人群让路？

也许有人会说，这就是收入低的命运。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所有倡议春运期间大幅提高票价的人（包括过去的我）都不应该忘记，市场分配的结果，虽然也许是最“有效”的，但却完全未必是有人情的。忘记车票提价的分配后果，是一个重大的疏漏。

产能过剩

Sat, 06 Feb 2010 22:51:47 GMT

昨天，谷主给我看了一份北大的卢锋教授去年十月份写的关于产能过剩的报告，里面有这么一张表格。

表1 有关部门预测市场走势及其检验情况若干事例

预测信息来源	预测意见	实际情况	检验结果
2002年4月计委、经贸委《关于制止电解铝行业重复建设势头的意见》	2005年电解铝年需求量550万吨相比，过剩130万吨。	2005年电解铝产量781万吨，消费量774.85万吨。	对两年后需求预测值比实际值低估40%。
2003年11月发改委等五部门《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	预计到2005年底将形成3.3亿吨钢铁生产能力，大大超过2005年市场预期需求。	2005年钢铁产量3.5亿吨，消费量为3.4亿吨，产能4.3亿吨。	对两年后产能预测值比实际消费量低3%，对两年后需求预测“大大”低估。
2003年11月发改委等七部门《关于制止电解铝行业违规建设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	按目前发展态势，2005年底电解铝产能将超过900万吨，远远超过2005年全国电解铝预计消费量600万吨水平。	2005年消费量为775万吨，产能1079万吨。	对两年后消费预计值比实际消费量低29.2%。
2005年11月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铜冶炼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	目前在建、拟建铜冶炼项目总能力205万吨，预计2007年底将形成370万吨铜冶炼能力，远远超过全国铜精矿预计保障能力和国际市场可能提供铜精矿量。	2007年消费量为399万吨。	消费量“远远超过”有关部门对两年后原料供应能力预测值。
2009年3月《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2009年我国粗钢产量4.6亿吨，同比下降8%；表观消费量维持在4.3亿吨左右。到2011年，粗钢产量5亿吨左右，表观消费量4.5亿吨左右。	尚无最终数据	待检验。从1-10月产量和消费数据看，预测值很可能再次低估。
2009年9月发改委等十部委行局会《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目前在建项目粗钢产能5800万吨，多数为违规建设，如不及时加以控制，粗钢产能将超过7亿吨，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尚无数据	由于文件没有说明发生产能过剩具体时点，因而难检验。

这张表格大概只透露了一个信息，以发改委牵头的各部委在预测中国的需求，产能以及最终的产能过剩水平上，有着不算特别光鲜的历史纪录。对了，2009年的粗钢产量和表观消费量的数字也出来了，大概都在5亿6千万吨以上，比发改委预测的高出了一亿多吨。

我稍后再回到这张表。我昨晚在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让我拍脑袋来说一个数，究竟什么样的产能利用率算是产能过剩，什么样的产能利用率算是产能吃紧，这个数对中国而言应该是多少？80％，90％还是70％，60％。

我得声明，我这里完全是拍脑袋，纯粹是好玩，没有半点严谨的成分：如果上天一定要让我说一个数，我觉得这个数会是：70％。换句话说，产能利用率达到70％，就不能算是有产能过剩。再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去年用了5亿吨钢，7亿吨的产能算不上产能过剩。请千万不要误读：我说的这些都是以我拍脑袋拍的是对的为前提的，但拍脑袋的东西，一般都是不做准的。

为什么会拍出70％这个数？我的理由很简单（因此也可能很愚蠢），那多出来的30％，可以分成三块，也就是三个10%。

第一个10％是落后产能要被淘汰的。10％基本上是很多人可以接受的资本折旧率（国外的资本折旧率低一点，中国的似乎要高不少）。你可以这么想，一年有10％的产能因为技术，折旧等等的原因将要被淘汰，这大概不能算是一个特别离谱的假设。所以，这就去掉10％了。

第二个10％是为未来的增长准备的产能。中国的经济增长大概10％一年，所以，平均起来对各种东西的需求大概也会增长10％一年，不同行业当然情况很不一样。你总不能等到缺电了再去盖电厂，缺钢了再去建钢厂，这些东西都是有建设周期的。在一个持续增长的经济里，产能高于当期的实际需求会是常态。你就看首都机场那硕大无比的T3航站楼吧，我每次路过那里心里都抱怨，心想这个玩意搞这么大干什么，有时候过了安检得走10分多种才能走到登机口。但我也明白，按照中国航空的发展速度，这个航站楼三五年后就未必显得大了，现在的“产能过剩”是为将来做准备的，需要一点提前量。所以，这又去掉了10％。

第三个10％就是正常的检修和应对短期波动的产能。满负荷运转对什么东西都是不好的，总得有点冗余量。这里打出10％的冗余，就是为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和正常的维护。

去掉这30％之后的产能就是供应当期需求的了，因此我拍脑袋想：如果当期消费相当于产能（已有和在建）的70％，在中国的情形之下，恐怕就不能算是产能过剩。

好了，上面的这些就当笑话看吧。我相信，很多人可以用充足的理由反对我的计算，然后给出一个他们觉得合理的数字，但所有这些都是纸上谈兵。发改委的官员们不是没做过调查统计，不是没有找过专家论证，不是没有进行过反复酝酿，最后不还是一次又一次差得很远？整件事情的关键是，去微观判断一个行业是不是“产能过剩”，在大多数时候几乎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然后政府再依靠不靠谱的判断去微观调控哪个行业该发展，哪个行业该限制，那就更加不靠谱了。

中国有很多国情，比如说要素价格没有理顺，地方政府有投资冲动，银行的行为仍未完全市场化，大型国企在一些领域仍然具有支配地位，政府行为无处不在，价格等间接工具或是不愿意用，或是不好用，使得宏观调控最后就不得不变成微观调控。

十年前，我们说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宏观调控必须伴随着行政手段，今天，我们还说中国的国情使得政府必须出面直接干预。十年后，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说，政府微观调控是中国的国情所致？然后，让前面发改委那份不算光彩的“产能过剩”预测表继续变长。国情在短期是不能改变的，在长期却是可以的，有时候需要的只是一点改革的勇气。

追求有质量的增长

Fri, 05 Feb 2010 16:32:56 GMT

这篇文章是10多天前2009年GDP数字公布之后写的，发于本周的《瞭望东方》。碰巧的是，这个星期连续多日，胡锦涛，温家宝和李克强都在中央党校讲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迫切性，让这篇文章有应景之嫌。对不起，我没有内部消息，只是看了2009年的增长数字之后有感而发。我还想多说一点的是，转变增长模式有两种大的思路，一是政府出重手，强制经济转型，二是改变经济中存在的激励和价格扭曲，让经济自主的转型。从效果上看，前面一种方法会相对立竿见影，但从可持续性和后遗症小的角度，后一种则应该是更好的方法。我下面这篇文章的前四段绕来绕去就在说一件事情：中国的经济复苏，政府的政策应对只是一个因素，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前些年艰难改革打下了好的基础。不要把2009年中国的复苏，当成是政府更多干预经济，国进民退的理由。现在的政府，应该拿出十几年前政府面对危机时的勇气，打破利益集团，进行一些困难的改革。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实现成功转型，中国经济的绝对增速可能会下降，但我们增长的质量会大大提高，是为题。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速：8.7%。和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不算太成功的“保八”相比，这一次中国经济的V形复苏干净而漂亮。

很多人也许会问，和1998年的中国相比，当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更高，这场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要远超亚洲金融危机，为什么中国经济反而在这场危机中能表现得更好？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个人的看法是：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十多年前，中国经济的微观主体还是很多十分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中国的银行体系还离商业化十分遥远，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还远没有具有支配作用。现在的中国经济，是一个远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更有活力，更以市场为主导，也更能够自我调整的经济。中国经济此番的漂亮翻身，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自然功不可没。但出台刺激政策不止中国一个，1998年时的财政刺激计划在当时看来也不算小，刺激计划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点截然不同的效果，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比起当年，比起别的国家要更加健康。

然而此时此刻，远不是沾沾自喜的时候。相反，这场危机再一次提醒我们，塑造一个健康，有弹性，可持续的经济对于中国何等重要。今天中国经济的底子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艰苦的国企改革，商业银行重组和入世的进程打下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经济主体缺乏活力的问题，大部分中国企业都有着强大的盈利冲动，可以在世界性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或者被淘汰。

但我们也越来越发现，中国式的经济增长，钢筋混凝土很多，人情却很少。经济增长不应该是最终的目标，增加广大老百姓的福利才是。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增长了，就业增长却没有相应跟上；GDP上去了，但很多人的收入增长却滞后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拉大；老百姓口袋里是有点钱了，但不少人花钱却变得缩手缩脚，生活的焦虑度越来越高；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正在变得越来越稀有，生态环境的恶化还在继续。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质量却未必好。从粗放的增长转到有质量的增长，正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

转向有质量的增长，就必须改变经济严重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现状。投资和出口虽然也是需求，但并不带来真正的福利。只有消费，才是直接和老百姓的福利相关的。或者说，老百姓的生活好不好和我们又形成了多少万吨钢的产能没有直接关系，和我们又出口了多少万件衬衫没有直接关系，吃饱了，穿暖了，住好了，行便了才是真正的生活好。

转向有质量的增长，就必须改变资本密集的增长方式。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制造业，特别是对资本密集的制造业依赖度很高，各种政策也在向资本密集的产业倾斜。这件事情的副作用是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就业和工资增长相对缓慢，最终导致了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没有收入的相应增长，人均GDP增长再快，很多老百姓大概都还将处于“被增长”的状态。

转向有质量的增长，就必须将生态环境的成本显性地反映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支付必须的成本，从而诱导企业使用更环保，更绿色的技术，在增长和保护生态环境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转向有质量的增长，就必须让老百姓享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基本的社会保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可以帮助那些陷入困难的人群。基本的社会保障并不等同于福利社会，而且可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不用政府额外掏钱，有些甚至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比如说商业保险和年金，而政府要做的则是促成这样一个体系的建立和覆盖全民。

增长模式的改变，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速的变缓，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改变以GDP为纲的心态，充分就业，收入增长，环境优美与社会和谐，对于老百姓的福利而言，这些都远比单纯的GDP增长重要多了。

替罪羊

Fri, 05 Feb 2010 05:31:15 GMT

几乎整整两个月前，我对朝鲜进行的货币改革进行了下面的评论（文章的标题是：自杀性没收）：

如果黑市的新朝币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大幅贬值几百倍或者上千倍，我会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如果朝鲜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发生恶性的通胀（官价可能不会动，但黑市价格会飙升），我也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相反，如果这些事情不发生，可能才是比较让人惊讶的。

今天看到新闻：

因货币改革失败 朝鲜高官被免职

中国日报网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2月3日有消息称，主导朝鲜货币改革的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长朴南基日前被免职，原因是朝鲜去年进行的货币贬值导致市场经济瘫痪，社会不安情绪也在增长。

报道接着说道：韩国《朝鲜日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实施货币改革以后，市场功能处于瘫痪状态，朝鲜境内物价飙升。”这位匿名人士还透露说：“在朝鲜权力内部，就货币改革失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这一过程中，主导货币改革的朴南基被免职。”

经济学经常是不准的，但猜这种事情，几乎很难猜错。英明领袖也没办法改变基本的经济规律，所以只能找替罪羊了。

物业税

Thu, 04 Feb 2010 03:24:00 GMT

我总觉得通过征收物业税的方法来“抑制”房价，是个稍微有点天真的想法。美国大多数地方都有物业税，税率是各地自己定的（通常是在县一级，当然，美国的县和中国的县概念很不一样），但总的说来不算低，就这样也没能阻止房地产出现泡沫。物业税，收低了，完全不足以抵挡泡沫的攻势，收高了，毫无疑问又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买个房已然不容易了，还要交税，年年交。有人说，可以分一套房和二套房，一套房免税，二套房开征，这也许能有点用吧，但我估计有了这么一个口子，逃税恐怕也不会太难。

但，我还是支持物业税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中国的税收收入中最大头的就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项加在一起超过税收收入的50％，这两项都是直接和生产相关的。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各级政府喜欢投资搞项目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一个地方老百姓安居乐业，治安良好，并不直接带来财政收入，一个地方到处都是烟囱反而可能带来大把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物业税，是一种财产税，有一石二鸟的好处。一是改变私人的行为，在长期会使得更多的人偏向于小户型。中国的土地紧张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分配房子，大多数人都住大房子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有物理约束，就那么多地，就能盖那么多楼。适当增加房子的持有成本，可以引导很多人走小而舒适的路线。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是，能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物业税，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地方政府的税基问题－你盖完工厂卖完地，以后靠什么吃喝？而且，物业税，和各地物业的价值直接关联，在别的条件等同的情况之下，什么地方越适合人类居住，人们越愿意住那，地方的物业税收入也就越高。这样地方政府的激励恐怕就不是总是上项目了，而是会更重视搞“和谐社会”――我指的是真的和谐社会。

不过我还得说，税总是税，如果开征物业税，政府应该考虑在别的方面减税，比如说个人收入所得税。征物业税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应该是为了调整税收结构的。

不当暴发户

Mon, 01 Feb 2010 03:24:20 GMT

我有很多同事，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他们都送自己的孩子去学中文，原因很简单：他们觉得中文会是英语之后世界上最有用的语言，中文代表未来。十几年前，林毅夫说中国2030年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多少人不相信，怀疑，嘲笑和不屑一顾，觉得林毅夫在痴人说梦。现在中国超过美国已经不再是大多数人的问题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时候。2030年，在这场危机之后，看起来还算保守了，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超越美国很可能不需要20年。

但，中国的崛起也是充满悖论的。在人类经济史上，大概还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人均收入还如此之低，然后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一跃从吃不饱饭，无足轻重，不知道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为何物一下变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总体经济大国。这样的悖论体现在很多地方，就说一个很小的方面，比如说中国的经济数据，经常有人问我怎么看待中国数据的质量。我的回答通常是：按照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讲，中国的数据质量实在太差了，有时候甚至可以算惨不忍睹。但和中国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数据质量算是相当好的了。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的写照――在很多方面以第三世界的水平闯入了政治经济第一世界的俱乐部。

这不是一件什么需要自卑的事情，相反也许是一件可以自豪的事情。只是，这里面只有一个问题，当我们的行为开始具有全球影响的时候（不是夸张的说，至少从经济的角度说，中国的举动可以影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第三世界在很多时候已经不能再被当作一个借口来为我们做的事情辩护了，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将被用第一世界的尺子来衡量，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确实会产生第一世界的影响。

也许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被提醒一下，特别是那些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的官员们，我们不能当暴发户。

晚饭

Sat, 30 Jan 2010 22:03:34 GMT

上周刚刚回到美国，就被谷主拉着去参加她一个老师的家庭晚餐，地点是老师的岳父家里。谷主说老师的岳父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在中国住过很长时间，值得一见。

进了家，谷主被老太拉到一边说话。老头在为孙子孙女们（当晚有8个在房子里跑来跑去）准备一些食品，所以我就站在厨房里跟老头聊天。老头西点军校毕业，大半辈子都是军人，讲话的口气有点硬硬的，花了我几分钟适应。老头能说点中文，说是在台湾学的，自称还带点北京口音。在我接触过的学中文的老外中，似乎很多人都以有北京口音为荣。但事实是，大多数人其实四声都分不清，所谓有北京口音也就是会在词的结束带点儿话音。

老头是中美两军交往的开先河者，也是第一个到中国的国防大学执教的美国教授，在中国的军界和外交界似乎有些熟人。晚饭中间，老头不止一次提到张震（国防大学当时的校长）还有杨洁篪，说他认识杨洁篪的时候，现在的外长当年还只是中国驻美国使馆的一个二秘。据谷主的老师说，2001年中美撞机之后，美国还请老头出面做中国工作，这些事情的真伪我就没法知道了。

也许是军人家庭纪律严明，整个晚饭桌上，主人一方主要就是老头一个人说话，客人一方就变成了我主说，谷主偶然插些话。晚饭的过程中，老头突然看着我，问道：你怎么看Google要退出中国这件事情？有那么一秒钟，饭桌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然后我说：我完全不知道Google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不过显然不是因为Google自己冠冕堂皇说的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从Google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就在那里，Google要是因为这个退出中国，那早该退出了。Google自己也一直说：尽管有互联网审查，Google在中国的存在也使得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因此洁版的Google也比完全没有Google在中国强。

老头说：也许是这一次忍无可忍了呢？特别是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了Google，特别是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帐户。

我于是问道，这也是我一直有的一个问题：你真的觉得那些黑客是政府支持的？（中国黑客犯下过不少“大案”，Google的事情当然媒体上报道的比较多，我还知道一些根本没有被报道，但破坏性更大的中国黑客进入系统的事情）。

老头觉得有可能，然后说了一个故事，以及他的一个猜想。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在中国谈一个大买卖，在等总部的一封重要邮件，这个邮件左等右等就是不来。他担心这个邮件可能被中国的安全部门截留了，后来只能自己飞到东京，跟总部谈妥之后，告诉总部再发一封邮件，里面如此如此说。这封邮件，他也永远没有收到。后来在谈判中，对手很明显掌握了假的底线，所以他的朋友在谈判中就占了便宜。所以老头的猜想就是，黑Google的人可能是有政府背景的，但完全未必是因为政治上的考虑，而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这件事情和最高层没有任何关系，可能只是一些中层官员们，为了在商业上给Google的对手一些优势，所以干了这些事情。老头悠悠的说：中国的政府机构很多时候看重的其实是商业利益。

这些故事和猜想的真伪是完全无法验证的，只是如果中国的安全部门真的中了美国人的“蒋干盗书”之计，那也太给中国人的老祖宗丢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