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2011年11月初给南方都市报系列人物采访汇集的书《十人》所写序言，短短几个月，变化真大。我的序言当然是基于那本书的内容而写的，自己的文字，代表着自己当时的思想，是否定不了的。）
“非典型”的十个人
这本书的十位主人公，年长的梁文道、周云蓬、左小祖咒1970年生人，最年轻的韩寒出生在1982年。
对这一轮岁月中出生的中国大陆人来说，2000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个年份似乎是幸福的终点，是整个国家的圆梦时刻。笔者也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小学、中学时，不断被老师灌输：2000年中国将实现四个现代化。“四化”可算是上世纪80年代最火的“关键词”。不止一次，语文老师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设想一下2000年我们这些已长大的孩子在做什么。
我们那些小孩们各有不同的职业理想，但我们笃信，2000年不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因为教科书和媒体上无处不在的“党和政府”，就像父母承诺去集市上给自己买一把糖果那样，给我们一个“四化”的许诺，而履约的时刻就在2000年。
一转眼，当年憧憬2000年幸福生活的孩子们，已开始告别青春迈入中年人的行列。想起曾经被许诺的那个“2000年之梦”，可说是百感交集。对许多同龄人来说，包括《十人》中所采访的十位文化人，2000年，不是梦的终点，而是个人梦的起点。2000年过去又十年了，在阅读这十位同龄人过去十年的心路历程时，我总是不由地联想到自己，这十年是怎样过来的，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改变了自己什么？走到今天，曾面临着多少次三岔路口的抉择？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吗？
《十人》这本书所采访的十位文化人，他们的名字我早已熟知，他们的文章，我也是时常拜读，其中一多半是我的朋友，我也在这个文化产业大圈子里谋生，算是他们的同行。和中国上亿同龄人相比，我们从事的职业不主流更不显赫，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边缘化”地生存。以俗世的价值观衡量，这些人远称不上“成功”。就传统的两大指标即权力和财富而言，70后做到厅局级80后做县长大有人在，70后或80后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人也不少。
在万丈红尘中，他们当然不可能与无远弗届的政治权力毫无关系，同时也需要钱财在大都市里维持比较富足的生活。“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南宋大文豪柳永这句词读起来轻巧，却蕴含着他本人多少人生的辛酸与不得已。传统的中国文化人，他的文化成就再辉煌，若无权力和财富加持，就会被视为“不得志”，无论他是李白、杜甫、李商隐，还是曹雪芹、蒲松龄。幸好，这十个人生活在今天，这十年不是属于“文景之治”、“开元盛世”或所谓的“康乾盛世”，而是属于地球已成为一个村庄、利益和价值观多元化的21世纪之初。他们给同龄人展示了一种可能：在一味追求权力或金钱之外，人还可以相对自在地生活，追求自我完善，自由地思考与表达———这是一种对多数同龄人而言的“非典型之梦”。这个梦看起来寻常，但追寻起来或许比权力和财富还要艰难，要有天分，有运气，更要勤奋，耐得住寂寞，抵御住种种诱惑。
他们的这十年
当十年前梁文道进入凤凰卫视时，多数大陆人并不了解他，这个在台湾度过少年时光的生猛香港仔，其影响只限于香江边的年轻文化人小圈子。这十年，凤凰卫视提供的舞台以及大陆各媒体的专栏，让他声名远播，到了有自来水处必有梁文道文集的地步。这当然要归结于他的天资和勤奋，但尤为难得的是他总有一份清醒以及对知识人良心底线的坚守。如他自己所言：“需要寻找更有力的武器去和伴随着声名一起到来的东西抗衡，这似乎像是一个不得不去战胜的新敌人。”2000年柴静进入中央电视台———这个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官方媒体时，还是个24岁的小姑娘，大学毕业不久。一个女孩子进入这样一个名利场，要超越浮华与虚荣，更要克服权力带来的羁绊，而如她勉励自己“保持清醒和客观性”，则更加难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18岁的韩寒退学了，此前他的《三重门》让一位少年一下子成名，当时媒体对其不乏有“伤仲永”的惋惜。十年后，当他的同龄人中佼佼者名校毕业，通过考托福、G R E、雅思去了国外，他还留在上海，不但成了一名优秀的赛车手，而且已从一个文学少年变成笔法老辣、幽默而冷峻的时评人。成年的他针对所在的城市举办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如《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一样喊出“城市，让生活更糟糕。”
1999年，尹丽川从法国回到了北京，凭着在《芙蓉》上发表了《爱国、性压抑……与文学———致葛红兵先生的公开信》，成为《芙蓉》推出的“重塑70后”栏目的中坚作家。此时的廖伟棠作为“港人内地子女”获得香港身份不到两年，刚刚融入香港的他，没有立志做一个朝九晚五的“中环精英”，而是在十年内折返于北京、香港，在两座精神气质迥异的都市之间，寻找他的诗歌梦、摄影梦。
2000年，九岁失明的周云蓬已经在北京卖唱五年了，这一年，他搬到了西郊麋集着进京打工的、拾废品的和搞摇滚的树村，迎来了命运的拐点。2003年“非典”期间，他录制了第一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2007年，《中国孩子》横空出世。也就在同一年，左小祖咒已经出版了两张唱片与一部小说，但没有给他带来财富，他反而为节省生活成本搬进了地下室。还是这一年，在东北一个朝鲜族聚居的小县城长大的罗永浩，来到了北京，这个和韩寒一样只念到高二的70后，有着梦幻般的奇遇：他应聘成为“新东方”的一名教师。而且他的讲课大受欢迎，从2003年起，“老罗语录”风靡网路。
同样是在2000年，宁财神进入了“榕树下”网站做运营总监。在90年代中期他经历了一场过山车式的财富梦：先靠期货交易赚了几百万，然后又全部赔进去且倒亏了几十万。从此远离金融投机的宁财神成了一位“文学青年”，在网络上无意插柳柳成荫，成为著名的网络写手，2002年开始创作的《武林外传》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名。而和宁财神所生活的上海隔着一湾海峡的台北，朱学恒刚刚服兵役完毕，这一年他赚了合人民币50万的版税，比一个上班族要多很多倍。从那时起，他成为著名的“宅神”，宅在家里，翻译的《魔戒》大卖，给他带来丰厚的版税收入，利用G o o g leT rends来炒股，买进的股票在三年间翻了一倍。
这十年，不同以往
朱学恒说他要教导给台湾下一代人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梦想的力量。“梦想”，多么美好的一个词，然而现实中做梦的人往往会收获到苦涩与失望。2000年的时候，我刚刚离开一个政府机关，进入一家报社。在湘中农村长大的我，从小接受的是“有权便有一切”的成功学教育，此时，就如宁财神发誓不再涉足金融市场一样，我知道自己的“做官梦”醒了，也许此生只能靠文字立身。但究竟路在何方，我自己也不知道。那时对这十人，除了韩寒外，我不知道其他任何一个人———原因之一是十年前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原因之二则是公权力系统内的人其实是相当封闭的，他们往往只对影响自己升迁的信息有兴趣。如果问那个时候什么对自己后来的路影响最大，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网络。2000年中国的网民才2000余万，我和宁财神一样，几乎是百无聊赖上网发帖、灌水、拍砖。但就是以2000年为节点，网民几何级增长，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同时也反逼传统媒体的改革。无论是先在网络成名的宁财神、罗永浩，以及靠网络而能宅在家中的朱学恒，还是少年成名的韩寒、因主持电视节目让大陆观众所知的梁文道，如果没有网络，这十个人的十年之路也许会很不一样。
朱学恒在书中说道：你看以前“四五年级”（即大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人）成群结党。到了我们，结果忽然之间发现，机会没有了，台湾这边的房价变得很贵，你要买一套房得不吃不喝工作四十年———大陆的同龄人亦有相似的感觉。但因为有了网络，70后的一代能在思想文化领域，一下子打破往昔山头林立、按部就班的旧秩序而“超常规”地发展，直接站在和50后、60后相同的起跑线上，或者说他们比自己的前辈更敏感、更善于使用新的传播渠道。而信息的革命，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固有程序冲击显然不如文化领域明显。因此，可以说，过去的十年，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揾食的70后，面临的竞争环境几乎在中国所有领域里是最公平的。这个领域和政界、商界相比，家庭背景、人脉因素对个人成就的影响要小得多，在这里，一个人凭着能力单枪匹马奋斗亦能赢得公众的肯定。
对我个人而言，我庆幸在十年前世纪之交时，自己选择的路是正确的。不知道这本书中十位同龄人是否有相同的感觉。
今天，再回想少年时被许诺过的“四化梦”，因年岁增长认识到人世艰难，任何时期梦和现实总会有差距。但必须承认，单就“四化”所包括的那些“硬指标”，说“四个现代化”已经实现亦不为过。“四化梦”显然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之梦。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把四个现代化量化为，到二十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照此标准，这个目标已经达到。在2010年时，中国的G D P总量已是世界第二，神舟系列飞船上天。
可是，这就是“现代化”么？从晚清开始，“现代化”一直是这个老大帝国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结，一百多年来念兹在兹。国贫民穷，工业、农业、军事及科技落后于西方列国，自然称不上现代化。可是，国家财力雄厚了，掌握了先进技术，就能算得上“现代化”么？单就政府掌握的财富而言，有人说今日是“盛世”也有道理———盛世，或许是物质至上主义者所言的现代化一种传统的表述。可是，这样的“现代化”来到了，许多民众反而有一种强烈的被伤害感，觉得自己过得不幸福，自身权利是异常地脆弱。这样的“现代化”，又有什么意义呢？
走一条摆脱为物、为权所奴役的路
如果按照唯物主义者的现代化标准，这十个人对“四化”无甚贡献，既没有进入官员序列领导“四化建设”，也没有在工业、农业、国防的第一线做出贡献，同样也没有在高等院校的实验室里进行科研公关。然而，这十人十年来在年轻人中产生的影响已经证明：70以及更为年轻的80后、90后对“现代化”有着和“四化梦”设计者不一样的理解。物质上再丰富，如果没有制度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是不靠谱的。
人的现代化是什么呢？或许争议颇多，但我以为有起码的标准：每个人不再是臣民而是公民，他们作为公民的诸多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公权力不能轻易伤害他们。他们的人格是独立的，思想和言论是自由的，因此才会有丰富的想象力和不竭的创新能力，他们组成的民族、国家才可能在文化上其命维新，生生不息，云蒸霞蔚，蔚为大观。———这也是执政者一再强调的“软实力”。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财富的积累不能是目的，而只能是手段，如果人普遍地身为物役或人为权役，积累了再多的财富，也许还是“反现代化”。
这十人这十年来走过的路，就是一条尽量摆脱为物、为权所奴役的路，在压力和诱惑交织的浮世中，尽量保持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坚持文化从业者的良心底线。他们的生存方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同龄人以及更年轻一代人的肯定与赞赏，从而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认识到：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是从事文化和学术事业的核心驱动力，舍此而外，再多的金钱也堆砌不起伟大的文化和学术。
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被许多人理解为一个大国证明自身地位的“加冕礼”，这场盛会的主题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已经有70亿人的世界，如果要说有一个相同的梦想，显然只能取最大的交集，也就是说全人类普遍追求的生存状态，那一定除了富足外，还有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安全感。我和本书十位主人公在过去十年中追寻的，也就是这样的梦。
这样的梦，在古老的中国能实现吗？或许，要再过十年才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