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余秋雨大师霉运缠身，其“捐款门”由萧夏林先生揭开后，余大师还来不及“系统地”撰文驳斥古余萧沙四大“咬余专业户”，另一位名气不亚于余秋雨的文化名人易中天先生撰文《余秋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认为余秋雨可以不捐，但不能诈捐。如果诈捐就是欺骗公众。真可谓鼓破众人捶。
    尽管余秋雨以及他任名誉董事长的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公司董事长黄育海先后向媒体做过解释，黄董更是言之凿凿地说余的捐款已经到账了。诚如易中天文中所问：“ 第一，到哪个账了？第二，怎么到的？第三，啥时候到的？”这三个问题不解释，无论余先生如何巧舌如簧，也难消除公众疑问。
    照理说，在现代社会，某人是否捐款20万元，什么时候捐的，不可能成为“罗生门”，这么一大笔钱交给慈善机构或受捐方，总得入账，总有记录，又不是行贿需要偷偷摸摸。即便是余先生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哪怕以化名捐款，照样会留下纪录，为自证清白，这样的纪录并不难出示。
     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要如此穷追不舍去问余先生的捐款详情呢？他也许因为太忙，把捐钱忘了，经过公众提醒，再补捐不也挺好么？20万元一分不少。其实，现在公众最关注的不是余先生最终会不会掏20万，而是“大爱至善”的他在教导广大群众时，是否食言，是否欺骗公众。因此，“捐款门”的每个细节都值得关注。而不是他到底有没有掏钱那么简单。这人世间的公正与良善是建立在真相呈现的基础上，没有真相，就只有假公与伪善。
    不独涉及余秋雨这种名人的公共事件被搞得云山雾罩，一些涉及到政府公信力的事件，也是这样，给公众“假作真来真亦假”之感。比如说，湖南株洲立交桥垮塌，官方公布死亡9人，而网友提出种种证据来质疑这一结论，但官方至今除了重申结论外，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详细报告出台。云南昆明“小学生卖淫案”被报道后，一波三折，官方做了三次通告，前后矛盾甚多。最后一次宣布小女生确系家长支使卖淫，其父亲被刑拘。可既然这是“真相”，官方前两次为什么要说假话？央视主持人方静身陷“间谍门”同样如此。先有曾供职央视的知名人士阿乙博士在博客中披露方静因泄密被有关部门带走，引起舆论的狂风巨浪，接着方静打破沉默，否认此事，再接着方静复出去央视上班，阿乙道歉。似乎风平浪静了，但真相究竟是什么？尽管公众相信方静不是间谍这种结论，但假新闻是如何出来的。这个不弄清楚，对方静本人是不公平的，同样是戏弄公众。
    当下，一种“难得糊涂”的调调被一些人推销，认为追寻真相的人纠缠细节，甚至是别有用心。比如矿难发生了，每一个死者家属已获得相当的赔偿金了，有关责任人被控制了，即将接受司法或行政处罚。为什么还要去追究到底死了多少人，每位死者的姓名呢？
     纵观古今中外，凡是“葫芦案”的出现，不公正泛滥的时代，一定是真相被严重遮蔽的时代。我们不否认，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有可能某次重大事件的真相没有公之于众，但在更高级别的政治人物主持下，受伤害者得到救济，相关责任人得到严惩。但这只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个案，不可能形成惯例，更不可能形成制度。真相不明，弱者最可能受到伤害，而强势者很容易逃脱追究。没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只可能是沙上建塔，而如果真相被遮蔽，那么程序公正从何谈起？真善美三者之中，“真”必须排在首位，离开“真”，哪会有“善”与“美”？
    公众对一些地方政府发布的消息，对余秋雨这种公众人物自说自话，毫不留情地追问一个个细节，决不是吹毛求疵，而是对真相一种最起码的追求，如此，才可能有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公序良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