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道夕死可矣

人民没那麼可怕

Fri, 06 Nov 2009 20:01:03 GMT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除了每天在人家的校园和书店打滚，闲时也会逛逛不同的商店。当时我最爱去参观的，不是什么名牌精品，而是平凡不过的大型超市，因为它更能展现常人日常所需，更能让人认识这个国家的民间文化。结果我很惊讶地在许多超市的货架上，看到一种示威用的标语牌，它大小固定，形态一致，下面有根小棍让人手持，上头是块白板让人自己填字。后来我果然见识过不少美式的示威和罢工，那些家伙安安静静，排成一个环形队伍，人人举着那种超市买来的道具，循回不息地走动。走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休息够了，便起来再走；他们不激动，旁人也见怪不怪，该干什么照干。

那个时候的香港有一条被人叫做「公安恶法」的《公安条例》，是殖民地政府为了压制风起云涌的民间运动而特设的法例，它规定市民集会前必须先向政府申请许可，否则就是非法集会。尤其荒谬的是，它竟然还规定了但凡三名以上的市民在公共场合聚集，就已经可以当做是「集会」，警方有权介入过问。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一直到现在，在几代香港市民的冲击之下，虽然这条法例仍然存在，但内容总算被修改得稍稍合理。更妙的是，包括警方在内的政府部门，也渐渐学懂了酌情技巧，就算遇上未经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集会，也不一定全部依法起诉。久而久之，似乎双方都找到了某种平衡应对的方法。

公元两千年，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有篇文章，把香港称做「示威之都」，因为那一两年香港竟然出现过上千场示威集会，平均一天一次有多，议题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照这个数字看来，香港的监狱应该早就爆满，警察也应该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而整个香港社会更该变得火头处处，动荡不安才是。可实况却不是如此，那两年你走在街上，市面依然繁忙，地铁里的人龙依然有序排队，真真正正是「马照跑，舞照跳」。偶而遇上游行抗议的队伍，人数远远不及示威群众的警察一边替他们开头，一边用扬声器播放警告：「你们已经违反了《公安条例》，我们有权检控有关人士」。

尽管如此，但奇怪是那些警察和示威人士都不太紧张，互不理会，各行其是。旁边围观的人不多，大部分路人都保持着香港精神，忙忙碌碌地高速通过。这情景让我想起了二十年前在美国短住的经历。照理说，香港和美国是很不一样的，双方的民族构成与文化习惯不同，双方的政治制度更是不能相提并论，为什么香港竟然出现了这种看起来十分「美国」的示威文化？如此轻松且如此日常？在那二十年里头，香港这个中国城市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变化，使得过去那种警察如临大敌，群众情绪激动，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一去不返？

从头想起，我发现并不是回归前后的香港反而变得更西化，学到了更多美式示威的神髓，而是香港政府和市民都变得更成熟，摸到一种现代社会里的政治生活之道。简单地讲就是不要把群众集会看得太严重。香港官员回应游行示威的必有官腔是：「我听到了部分市民的声音，一个正常的社会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他们只不过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罢了」。这种官腔有时的确会叫人恨得牙痒，除了这句陈腔滥调，他们基本上什么都没说过。可是你不能不承认，比诸从前，这种应对确实高明了许多，他们只用一句「正常社会里的正常现象」，就把一条街上的群众打发过去。接下来他们也许会和群众代表协商谈判，认真听听他们的诉求。甚或搞点「统战」伎俩，委任几个人加入「××委员会」，用桌上的言语往来取代镜头前的表态冲突。当然，也许他们什么都不做。但最起码，他们没有用刚硬的言语和行动去激怒群众，没有把群众当成真真正正的敌人。

另一方面，香港市民的态度也相应地变了。三、四十年前去游行的人，多多少少都可能有点壮怀激烈的慷慨，他们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警棍和囚室。所以临行之前会有点紧张，例如在七十年代，甘浩望神父带领水上艇户争取陆地居留权，他对群众喊出的那句香港社运史名言：「不用怕港英的爪牙，敌人只不过是头纸老虎」！你把我当敌人，我就当你是雠寇；不难想像，接下来的场面简直就像战争一样了。现在呢，游行人士也真把自己的行动看成是「表达诉求」，上街就和上网差不多，只不过前者要花的成本更大，表达的态度也更坚决。游行的目的自然是要向政府施压，希望它接受自己的意见，而它最终的结果通常是把政府压回谈判桌前，绝对不是你死我活的闹革命。说到底，反对兴建一座焚化炉，或者反对输入外劳，又哪有那么严重？

我们通常会不自觉地假设一场集会会激起更多人效法，更多的集会就会导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香港一年一千场游行也没有吓怕外资，更没有破坏社会和谐呀！理由很简单，大家的心态都很和平，谁都不怕谁，政府不怕人民，人民也不怕政府，大不了街头推撞一下，回头还得坐下来好好将对方当成伙伴般交谈。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不管你抱持何种政治立场，你我大概都会同意现代的政治生活应该更文明一些，政府不靠恐吓来统治人民，人民也不靠恐吓来威胁政府。

广州政府最近要在番禺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引起很多市民签名反对，他们号召集会，甚至发动上街。结果警方以「涉嫌组织煽动非法集会」的理由，找了其中一些人夜谈，叫他们「支持和谐社会建设，做好亚运东道主」，取消种种行动。我觉得「煽动」这个字眼真可怕，比较像是在搞革命，完全令人想不到，这些人其实只不过是对发电厂的选址有意见。事情真有那么可怕，可怕到会威胁亚运主办城市形象的地步吗？如果群众聚会就要闹垮一座城市的形象，那么我的香港早该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了。

我仰慕厦门美名已久，却直到最近才第一次见识它的风光人情，其中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前年的「PX事件」，让我向往它的政府和市民竟然那么温和、文明而可爱。广州与厦门都是沿海城市，我一向对广州的市民文化喜爱有加，相信，广州会是下一个「可爱的厦门」。

村民公審甘乃威

Sat, 24 Oct 2009 18:11:50 GMT

虽然香港自诩为「亚洲国际城市」，但它在很多方面其实更像是一座包裹了大都会外衣的小农村。虽然我很不愿意用陶杰常讲的「小农DNA」去形容香港人的某些习气，但又不得不承认，起码在甘乃威「求爱不遂」这件事上，我们的表现实在很像文学中所描写的那种封闭而遥远的农村。

这座城市有许多甲级写字楼，还有更多的疑似豪宅，但它的700万居民却有着相似的喜好、相似的口味，而且就连看事情的方法也都一样，完全说不上「多元」与「开放」。所以无线电视翡翠台可以继续稳占全港电视收视率之冠，而且持续制造一齣又一齣的家庭伦理剧，和大家探讨某一个坏媳妇的下场、某一个二姨太的诡计，以及某一段婚外情的结局。这类家长里短的故事不单是大家最喜欢的电视剧主题，还是我们认知社会诸种事物的叙述结构。不管出了什么事，只要套上这套叙述结构，一试就灵，然后大家便可以大发议论，不只满足了村民窥私的心理，还能再次确认我们坚信不疑的传统伦理信条。所以刘德华的婚事是很重要的；既然大家住在同一条村子里头，你怎能瞒着大家结婚？还要一瞒就瞒10多年，连孩子都「偷偷」生了出来呢？这完全违反了村里头守望相助的原则，破坏了长年累积下来的睦邻之道。

然而，香港毕竟有着现代大都会的外衣，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排斥刘德华，以后不借酱油给他。我们必须文明一点、正式一点地谴责他「身为公众人物，却丧失了诚信」。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甘乃威的「丑闻」其实也是这么一齣套上了文明外衣与公共语言的家庭伦理剧。本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现在竟然有人想要藉此逼迫民选议员甘乃威辞职，甚至发动罢免程序，那就真真正正影响到公众利益，不能不细究其中是非了。

让我们简单归纳一下甘乃威事件的本质。根据目前大家掌握的材料，我们可以推定﹕

首先，他没有涉及到婚外情，因为他只是「求爱未遂」（假如『表示好感』算是求爱的话），远远还没达到已经发展出一段感情地步。

第二，这也不是性骚扰，根据《性别歧视条例》的分类，我们看不出其中有任何性骚扰的情节。

第三，这也未必是「无理解僱」，因为那位女下属曾向平等机会委员会投诉，但不获受理。就算它可能是，双方也都已达成了赔偿的协议。

第四，除了那位下属，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是甘乃威的夫人；可是一来她与公众无关，二来她也已经接纳了丈夫的作为，外人更是毋庸多谈。

尽管如此，媒体却仍然不依不饶地追索这件事的「真相」，比如说研究那位女下属的生平，分析「表示好感」与「示爱」之间的区别。这种农村式的八卦流言本来也没什么所谓，好玩就行。但许多人却死咬着甘乃威的议员身份，觉得此事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理由是他有「诚信」的问题。

近年香港的公共言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滥用一些看起来很严肃很正式的词语，仿佛只要使出了这些术语，我们所谈论的事情就真的成了很严肃很正式的要事，完全忽略了我们对这些词语的用法有没有范畴错置的问题。所以才会有人质疑刘德华的「诚信」，觉得他暗地结婚的行为破坏了他身为「公众人物」的「认受性」。同样地，今天的甘乃威事件一不违法，二不涉及滥用职权，三不涉及公帑的误用；难道就因为他曾隐瞒向下属「表示好感」的情节，我们就可以质疑他从事议会工作的「诚信」了吗？

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是有个度量的，必须相称于他的职权范围，不能随时扩大，也不能无限拔高。很多人（包括一些值得尊重的政治学者）也一再指出，公职人员应该符合「最高的道德水平」，这岂不等于要求一种圣王政治，觉得每一个从政的人都该是完璧无瑕的圣人？难道我们选举议员看的不是他的愿景，知识与能力、而是专选君子吗？这到底是在选议员还是选好人好事呢？部分人甚至认为民主派议员应该更讲道德，这真是令人不知从何说起。

没错，议员的诚信是很重要，他不能在和公共事务相关的事情上说谎，尤其不能在他直接处理的事务范围上说谎。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要求他不能在其他与公职相关的事情上说谎，比如说他的学历，因为学历能够说明能力，那会影响到我们要不要选他的判断。再数下去，我们或许还可以要求他尽量不要在公职范围外更远的事情上说谎，因为大家相信一个人在私生活上说谎，也很有可能会在公务上不诚实。

可是在这个离公共事务最远的范围上，我们必须谨慎对待。

当形势发展到要逼甘乃威辞职，甚至危及整个民主派「五区总辞」大计的地步，这件事就变得可怕了。犹如村民只是不爽一个邻居偷偷结婚，却用「不忠不义」的名义将他扭送官府一样，我们也只不过是在利用「诚信不足」这类字眼来包装自己对一个直选议员施加的集体私刑。真正在破坏公共利益的，其实是我们自己。

这件事再度证明了香港人对绯闻和家庭伦理剧的热爱要远远大于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你看霍震霆，连续8年没在议会里提出任何动议及修正案，在立法会内各事务会议委员会上的出席率也是一直偏低，就算现身也是坐几分钟就走。但我们何曾听过有人说这是「丑闻」，何曾见过有人要调查他的表现是否符合公众期望，乃至于要求他自动引退？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Tue, 20 Oct 2009 16:39:00 GMT

一、

国庆为什么要阅兵呢？或者更直接地问，阅兵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兵者，凶器也。在一片人工制造的欢欣气氛之中，把一队队坦克和可以运载核弹头的导弹送进张灯结彩的大街，难道大家就不觉得诡异甚至荒谬吗？当然，我知道标准的答案一定是阅兵能够展示国防的力量，而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正是国家存在的基本目的。

可是这个国家根本就建立在一连串的战争之上；它不只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而和平诞生的机构，它还是一具透过无数杀伐才得以稳定执政的战争机器。为了达成保护人民的目的（比方说保护人民不受外国侵略），它得先屠戮人民；如此吊诡，如此难解。

所以怎样定位 1949那一年所发生的事，便成了一个很紧要的问题了。如果把它看成“革命”，那么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罪恶了。尽管是罪恶，但你还是有办法解释，因为它到底是场革命嘛。例如，你可以描述一个革命前的黑暗状态，把它形容为水深火热的地狱，然后陈说革命之必要与战争的不可回避。你还可以挖掘出一条和平路线曾经有机会实现的证据，然后控诉国民党拒绝和议，坚持用兵的残酷及愚蠢。虽然并非全无可议，但这样一套革命论述大体上还是能够勉强地解说那种吊诡的情境。没错，国共战争那三年是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可那是革命呀，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新国家，不得已，总得有人牺牲。于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能以龙应台所说的“胜利者”形象，心安理得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检阅它胜利的原因了。在这个意义上，快乐地阅兵不只不荒谬，反而很正当；因为当年的战争是正义的，眼前的武力也是正义的。我们正义，并且凯旋，你就算兴奋得跪倒在装甲车前，也没有人会怪你变态。

不过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1949那一年还可以有别的说法，比如“内战”。我觉得大陆这几年越来越流行“内战”这套论述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内战”和“革命”不好并容。内战是一国之内不同武装力量的交战，双方抢夺政权，彼此敌对仇杀；然而，这毕竟是同一个国家里头自己人的事。革命就不同了，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它要彻底推翻过去一切的邪恶与腐朽；革命者和老政权完全是不可与共的两端，判然分明。

如今用“内战”代替“革命”，目的自是为了两岸统一。大家打了半天，可到底是自己人起哄，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兄弟俩千万别以为打完一场架，就连血缘关系也断了。所以南北战争打完，美国还是原来那一个美国。

有些论者喜欢用南北战争比较我们的内战，觉得人家到最后大团圆结局很好，双方彼此尊重，败军之将李将军至今还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粉丝遍及北方。怎么我们就不行呢？

因为我们的内战在某程度上还没有结束，也没有人投降，它延续变形为一种不动声色的敌对状态。就说是革命，它也还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长期革命。而且我们始终绕不过那个问题；它究竟是内战还是革命？只有“内战”才能支持双方和解，并且必将统一的道理。只有“革命”才能说明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新中国，而今年是它建国的六十周年。它们的矛盾在于如果你接受革命论述，你就必须承认对手不是兄弟，你和他没有关系，他是和你全然不同的老怪物。你还得考虑是不是要继续“解放”对岸的大业；如果不，你要说明对方已经不腐朽了，而你自己原来也不革命了。

以“内战”代替“革命”，你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新颖？失去了“革命”那种看似天然的道德光环，你在内战中杀了那么多人又还有什么道理可讲？死者不再是让政治理想大放光明的燃料，而是“兄弟俩”夺取大位过程中的无辜寃魂。

二、

革命是一场开端，所以暴力是必然的。正如汉纳·鄂兰（ Hannah Arendt）在《论革命》里所说的：“如圣经和典故所说的：该隐杀埃布尔，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如果不运用暴力，如果没有忤逆之举，开端就无法缔造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那场开端暴力的拾遗了。

虽然多年前的《雪白血红》已经详细描述过四八年长春围城的惨烈，但是在龙应台的笔下重看一次那半年的经历，你仍然会抑止不住自己的情绪。“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当时共军的策略就是严防死守，不许粮食和燃料进城，也不许百姓出城，他们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困死在城里”。只不过被困死在城里的，主要是那上百万的市民。

他们吃掉了猫狗老鼠，吃掉了马，然后吃树皮、吃草、吃酒糟，最后吃人。一个幸存者记得自己在草地上看见一个正在移动的东西，“那是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已经不会哭了”。连围城的林彪都忍不住给毛泽东发电报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龙应台在长春考察，发现连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这件往事。“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被遗忘的死者当然要被唤回，被湮没的历史当然要被记起，所以龙应台才会花了一年多的功夫，几乎是呕心沥血地写出了这本书。但是循着智性的推理，我们仍然可以追问，她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是想命名那些只剩下数字的死者？是想藉着填补事件来重述一段不同的历史？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之后，很快就被大陆当局当成了禁书，它还禁止媒体与网站发表任何评介文章。为什么？它怕什么？难道这本书动摇了六十年国史的基础，动摇了那套革命的叙述？我们知道这场革命的合法性建立在它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在共产党终结了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再反共的作家和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当年的国民政府实在烂得可以，否则共产党就不可能在短短三年之间以摧枯拉朽之势终结掉国民党的政权了。难道龙应台正面驳斥了这一整个论述，从根本上否定了它的理据？

没有，龙应台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是“非政治”的，因为她甚至没去触碰那个很根本的问题：这到底是革命还是内战？汉纳·鄂兰认为传统战争从不以自由为论据，只有到了现代，才有以自由正名的革命战争，这就是一般战争和革命的分别了。传统的战争只是“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鉴于咄咄逼人的新权力崛起而拼命维持自己的权力”。只有革命宣称自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只有革命才会以自由的名义去正名那场开端的暴力。那么，龙应台是不是要用长春围城这样的例子去告诉大家那根本不是革命呢？不，她不讨论这个范畴的问题。

如果重写这段历史要有政治杀伤力的话，你要不就继续支持它是革命，要不就说它只是争权夺利的历史循环的又一幕罢了。说它是革命，说它牺牲了那么多的人命，然后你就可以质问现政权“你的革命承诺实现了吗？你所预许的自由在哪里？你对得起被牺牲的人吗？”这是有杀伤力的。说它只是夺权的内战，把它一切口号当成纯粹的矫辞，你则从根本否定掉了现政权的合法性；这也是有杀伤力的。但假如重写这段历史的最终预期就只是要现政权为死者道歉，要当局纪念国庆时不要那么兴高采烈呢？假如当局不那么小器，它大可以简单答复：“好，我道歉。我甚至可以为死者立碑，在长春建一座纪念馆”。然后呢？

三、

虽然龙应台没有正面质疑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但后者对她的恐惧却是有道理的，只不过它可能也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道理，因为龙应台所描述的那些死者是它无法命名的。那些饿死在长春城里的人，那些跪在围城解放军面前哭求的饥民，那些被遗弃在野地上如爬行动物般蠕动的婴儿；你该叫他们做什么才好呢？他们肯定不是革命的敌人，但他们更不是为了革命而献出生命的战士。他们甚至连“牺牲者”这个称号都配不上，对于这些只是想吃饭只是想活下去的来说，“牺牲”是个太过沉重太过堂皇的一个字眼。我们似乎只能用最简单最赤裸但也很可能最真实的名字来描述他们：“死者”。

由于它面对的是单纯的“死者”，所以中国政府才会尴尬，因为它无法把他们稳妥地纳进革命论述；它既不能说他们是革命的对手，也不能轻易地形容他们怎样为革命牺牲了生命。它只能沉默地回过头去，把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挥出门外，假装书里的死者从来不曾存在。

要尴尬的，又何止于中共呢？你看那随着国民党飘洋过海的两百万人，里头有些人根本不能说是“随着”国民党去台湾的。例如当年十二岁的桑品载，说得好听点，他是“被带过去”的，成了一个离乡背井的少年兵。而那时被溃败的国民党“抓壮丁”抓到台湾去的少年兵里，竟还有六岁的郭天喜。“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于是下令普查，一查吓一跳，像天喜和品载这样命运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个！只好成立‘幼年兵总队’，直属陆军总部。六岁的郭天喜和十二岁的桑品载，一样穿军服、拿枪、上操，一样挨打、关禁闭”。几十年后，这些娃娃兵是否就是在台湾被人喝骂，要他们滚回去的“老芋仔”呢？

除了抓人，国民党当然也要杀人。“一九四七年七月，国军整编六十四师在山东沂蒙地区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激烈争夺领土的时候，曾经接到‘上峰’的电令：‘以东里店为中心，将纵横二十五公里内，造成绝地，限五日完成任务，饬将该地区内所有农作物与建筑物，一律焚毁，所有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

虽然说主题是一九四九，但为了说明那一年的复杂局面，尤其是彼时台湾的情势，龙应台还花了不少篇幅去谈二次大战时的台籍日本兵柯景星和蔡新宗，他们战后成了新几内亚战俘营里的战犯。对着这些从小到大被教育成“日本皇民”的台湾人，你又该说什么才好？同样令人无法言语的，还有卓还来。他是中华民国驻英属婆罗洲山打根的总领事，成为日军俘虏之后坚决不降，于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被人押进丛林，再也回不来了。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运回南京菊花台的烈士陵园。不过两年之后，他的妻子就不敢去上坟了，他的子女也从来不敢提起这位烈士，因为“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顶上插的是甚么旗子”。

更使人迷惑的是龙应台竟然还访问了澳洲退伍老兵比尔，甚至大段引述了日本军人田村吉胜的日记，里面记录了他对一个女孩的思慕：“从不曾给你写过信，也不敢对你有所表露。孤独时，我心伤痛，想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龙应台到底要写什么？这难道不是一本反思一九四九的书吗？为什么除了离乡的台湾外省人和战死的解放军之外，她要加入这么多的杂音和这么多的外国人呢？

如果要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去总结这本书，那大概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了。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主导精神，那么它肯定是一种最素朴的人道主义。龙应台反战吗？她没有直接说过，正如她没有直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论述，也没有正面挑战台湾今天的主流意识型态一样。但是她写出了一本最政治的书，因为她在一切枱面上的政治论述之外，提出了它们全都吸纳不了的政治。

茱迪思·巴特勒在《暴力·悲悼·政治》（ Violence, Mourning, Politics）这篇文章里提到悲伤的政治时说：“很多人以为悲伤是私人的，使我们回到孤独的处境，所以是非政治的。但我以为它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政治社群的想法，因为它把关系的人际纽带铺陈出来了，那种纽带可以理论化成（人之为人的）基本依赖与伦理责任”。我失去了一个人，然后痛苦不堪，因为他从我身上带走了我的一部份；这恰恰说明了我永远不只是我，我永远不是自足自存的主体，我们永远都是彼此构成的社群。

对于所有那些“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龙应台给了他们“失败者”的名字，并且说他们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我的老校長高錕

Fri, 16 Oct 2009 19:37:46 GMT

我以前从来都不觉得香港的大学有多好。你看那些学生，毕业典礼总是人人手抱一只毛毛熊，不说还以为是幼稚园结业呢。至于老师，不是不好，只不过研究多用英文出版，而且以论文为主，书店很难见得着，不像大陆学者，著作等身的人多得是，看他们的作品一字排开摆在书店，威风得不得了。校园气氛就更不要提了，许多大牌学人来演讲，也都只有小猫几只去捧场；学术沙龙？那是什么东西呀？没听过！

直到近几年在大陆跑多了，见过不少名牌学府的另一面，听过不少著名“大师”的笑话，了解到整个高等教育界的运作方式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香港的大学也不算太差。

你看，英国《泰晤士报》公布全球大学排行榜，香港有3家进了前50呢。可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高锟，刚拿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难道不是很威风吗？但坦白讲，当年我念书的时候可不以为他有这么厉害；相反地，我们一帮学生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个糟老头罢了。我的一个同学是那时学生报的编辑，赶在高锟退休之前，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总结他的政绩，标题里有一句“八年校长一事无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

不只如此，当时高锟还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港事顾问”，替将来的回归大业出谋献策。很多同学都被他的举动激怒了，认为这是学术向政治献媚的表现。于是在一次大型集会上面（好像是毕业典礼），学生会发难了，他们在底下站起来，指着台上的校长大叫：“高锟可耻！”而高锟则憨憨地笑，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后来，一帮更激进的同学主张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营”，他们觉得那是洗脑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输以母校为荣的自豪感，其实是种无可救药的集体主义，很要不得。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他们冲上去围住了他，塞给他一个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学生玩偶，意思是学生全给校方蒙成了呆头。现场一片哗然，高锟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

后来我们才在报纸上看清楚他的回应。当时有记者跑去追问正要离开的校长：“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毕业之后，我才从当年干过学生会和学生报的老同学那里得知，原来高锟每年都会亲笔写信给他们，感谢他们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这些热心搞事的学生，忙得没机会和大家一样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会自掏腰包，私下捐给这两个组织各两万港币的补助金，请他们自行分配给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我那位臭骂他“一事无成”的同门，正是当年的获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经回到母校任教了，在电话里他笑呵呵地告诉我：“我们就年年拿钱年年骂，他就年年挨骂年年给。”

上个月，我们中大人戏称为“殖民地大学”的香港大学也出了条新闻，他们把名誉院士的荣衔颁给了宿舍“大学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苏妹，因为“她以自己的生命，影响了大学住宿生的生命”。这位连字都不识的82岁的老太太，不只把学生们的肚皮照顾得无微不至，还不时要充当他们的爱情顾问，在他们人生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以自己的岁月浇灌他们茫然的青茅，所以一向有“大学堂三宝”之一的称号。那一天，“三嫂”戴着神气的院士圆帽，穿上红黑相间的学袍，是一众重量级学者之间最灿烂的巨星。她一上台，底下的老校友就站起来大声呐喊，掌声雷动；不管他们的头发是黑是白，不管他们现在是高官议员还是富商名流，他们都是她的孩子。

我和高锟可就从来没这么亲近过了。八年里头，我只当面对他说过一句话。那一天我们几个同学从图书馆出来，正好见到他走在前面，马上揉搓成了一团纸朝他丢过去。他一回头，我就指着另一个同学笑着大喊：“校长，你看他居然乱丢垃圾！”总是笑得有点傻的校长一如以往，顿了一顿才反应过来，慢吞吞地说：“这就不太好了。”我们立即笑作一团，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

前一阵子，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讲“领导的艺术”，居然大谈什么“包容是领导最重要的美德”，我听了忍不住摇头轻叹：“你来我们这里讲包容？”

去年开始，高锟得了老年痴呆症，最近记性有点衰退了。这也不是不好的，因为我希望他忘记当年我们的恶作剧，忘记我们侮辱他的种种言行。但我又是多么多么地盼望他，我们的老校长，能够记住他刚刚得到的是诺贝尔奖，记住他提出光纤构想时的喜悦，记住他和夫人一起拖着手在校园内散步的岁月，记住我们毕业之后，偶尔在街上碰见他，笑着对他鞠躬请安“校长好”时的衷诚敬意。

學習當國民── 十一再談烏魯木齊記者遇襲案

Fri, 02 Oct 2009 16:11:01 GMT

今天再谈香港记者新疆遇袭事件，似乎有些过时，而且不太配合国庆的欢快气氛。可是我以为正正是要在这个时候去讨论那场事关「香港人的言论自由」的意外，才更能突显它的意义。

首先，让我们重新检讨「香港人的言论自由」这个古怪的说法。我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热心人士会把替香港记者争取公道的行动看成是「捍卫香港的言论自由」的圣战？香港记者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被人怀疑藏毒，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被人无故殴打，这是在践踏言论自由？还是又是践踏了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呢？日本记者近日在北京采访也遭到了武力对待，日本人是不是应该跑到中国来捍卫他们日本人的言论自由呢？假如我们的媒体去朝鲜采访，处处被人「接待」，处处被人跟踪，除了按照官方指定的行程和路线行事，便完全没有机会自主采访；我们会说这是香港媒体的采访权利受到限制，是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受到了打压吗？当然不；相反地，我们会说这是朝鲜当局不尊重新闻自主的权利，我们会说这是朝鲜政府在压制言论和资讯的自由流通。同理，香港记者在成都被公安诬指藏毒，在乌鲁木齐被武警踢打，这也不是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受到威胁，而是中国政府不尊重新闻自由的表现。

假如我们真要争取什么，那它绝对不该只是「香港人的言论自由」，而是整个中国的言论自由；假如我们真要捍卫什么，那也不是香港记者的采访权利，而是全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权利。除非我们基于「同声同气」的感情，只想特区政府、港区人大以及中联办替我们香港人讨回公道。又或者我们只是希望中央更重视香港人知的权利，下令各级政府日后要多多宽容港媒；就算真的要打记者，也独独不能打香港的记者。

我的同事闾丘露薇前一阵子发表了一些惹起争议的言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记者本身应不应该成为新闻事件的主角，以港媒记者遇袭为中心的报道又会不会转移了大家对新疆局势的关心。平心而论，记者被打和新疆的民族冲突都是值得关心的新闻，两者不必然有非此即彼的关系。然而，这场争论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它的背后还有一重情感认知上的差距。这个差距的一端是觉得太阳底下无新事，骚扰记者在中国根本不算新闻；与其把记者遇袭的意外当作最重要的题材，不如把它当成新闻工作中的负面常项，转而关注原来设定的主题。这个差距的另一端则是认定中国政府既然屡次重申记者的采访权利应该得到保障，这么粗暴野蛮的事件就绝对不应该发生。何况香港的记者就算不是真的无冕皇帝，平常在港也不算是毫无地位的工作，如今又怎堪如此无理的待遇呢？

于是我们就能进入这次事件的核心意义﹕那就是一般香港人所习惯的正常突然一下子被人颠覆掉了；而这场意外，在绝大部分国人甚至部分香港媒体工作者那里，原来竟是一种常态。换句话说，一切香港人所熟悉的规则，一切香港人所相信的价值，都一起跟着那几名记者在中国的现场遭到考验和挑战。

我们以前不是不知道大陆新闻工作者的状况。大家都晓得记者是种高风险的行业，在这个有权力者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容易以暴力来表达权力的国家，记者是常常捱揍或者被威胁捱揍的。大家也都听过有些编辑和记者因为揭露地方弊端，而被当地公安进京追捕的新闻。可是这一切消息一向都只存在于香港报纸的「中国版」和电视台里的「中国新闻」之中。那是一块相当独特的地盘，似乎再古怪再匪夷所思的消息，只要它发生在那个独特的地盘，也就变得比较能够理解，或者至少比较可以接受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总是下意识地以为那是块和我们不同甚至无关的地方。

其他地方的地区媒体常把地方新闻当成最重要的对象，然后另辟一个「全国」（national）新闻的区域，最后再加一个国际新闻的版块；形成从地方到国家再到全世界的三层空间。香港媒体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不把「全国」新闻叫做「全国」版或者「国家」版，反而通常把它称作「中国」版，甚至加上台湾消息变成「两岸」版。虽然这是因为一国两制使得大部分国家政策对香港特区没有什么直接影响的实际缘故，但我们看待「中国」新闻的方法却很容易使大家以为那真是一个和我们没多大关系的国度，一个我们称之为「中国」的邻近地区。所以当我们听到其他省市的记者被执法人员无理拘捕的时候，我们不会说那是「我们的新闻自由被伤害了」，我们往往只是把它当成「中国」发生的另一桩怪事。

香港记者带着大家一起进入乌鲁木齐的现场。也许这次遭遇太过震撼，所以很多人一时反应不过来，遂以惯常的模式把它定位为「香港新闻自由」的保卫战，一如既往地想要捍卫香港的这个或者是香港的那个。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实在不是香港的价值受到了侵害，那是我们国家的新闻工作现况出问题了。

「井水不犯河水」的说法曾经相当流行，可是随着回归以来两地融合的主调渐渐升温，那种划地为界互不干涉的论调已经变得很政治不正确了。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透过那桩特别的事件，学习怎样把自己当作真正的国民，听国家的话「顾全大局」，把香港记者的事看成是中国记者的事，把全国人民的新闻自由看成是自己的新闻自由。这并不是意味着要把香港人自己的价值观当成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唯一尺度，也不表示我们必须入乡随俗地以记者被打为必然合理的现实。这次事件只不过是个开端，日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现场遭遇，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在那两套常态之间来回跳跃，批判同时自省。

誰敢說房裏没有大象？轉李昌平鴻文一篇

Sun, 20 Sep 2009 17:23:00 GMT

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基层的“越级上书”者

作者：李昌平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中国的县以下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可能人人都知道，但多数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拿乡镇财政状况而言，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很多，但真正搞明白了的，我没有见到过。因为，一个乡镇的财政状况，顶多只有3－5个人明白真实的状况，有的人当了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乡镇副书记、副镇长，根本搞不明白所在乡镇的财政真实状况。甚至如果遇上一个专横的乡镇书记，连乡镇长也未必清楚本乡镇财政的真实状况。就别奢谈什么人民代表“当家做主”了。

对基层的情况，如财政税收、计划生育、黑社会、企业改制等等的真实状况，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人少之又少，而能够把真实的状况明明白白写出来的人就更稀罕了。偶尔有一些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基层干部群众，把一些真实状况写出来，并送到了中央领导的手上。领导看到后，自然很重视。领导重视的一种常见方式就是做出“重要批示”，责成相关部门组织调查核实，并将调查核实的情况上报到做出“重要批示”的领导或更高的领导，再组织人研究对策。

专家学者写一个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领导批示了，可以有奖金，可以评职称，可以提高地位等等，好处多多。然而，基层干部和群众反映实情，领导批示了，得到的待遇就完全不同了。基层干部群众将情况反映给了中央领导，领导“重要批示”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下去核实情况，常常会得到如下两种待遇：

第一，中央、省、市、县（区）联合调查组下去了，层层对反映真实情况的基层干部群众施压，逼迫其出具书面说明，“承认”自己所反映的真实情况是“虚假”的，是为了哗众取宠。省市县区各级在应付完中央领导之后，再慢慢对这个“越级上书”者实施“温水煮青蛙”之术。

第二，领导“重要批示”一级一级往下转，各级领导也都做出“重要”批示，最后“批示旅行”到达最基层领导的手上，没多久，这个“越级上书”者就很惨了，重则被打成“腐败分子”或别的什么份子而坐牢，轻则降级、降职、换岗或破产舍财。

我过去在乡镇当书记的时候，也接到过李鹏总理在我乡某村干部“关于××乡计划生育问题的反映”上的“重要批示”，在李鹏总理的“重要批示”下面跟有很多省部级以下各级领导的“重要批示”，当批示旅行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把“重要批示”的复印件转给了那个反映情况的村干部，从此，那个反映情况的村干部惶惶不可终日，不到2个月，就“自动”南下打工去了。

2002年，我上书朱总理，反映严重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总理派人暗访后证实“情况属实”，在我成为全国“最着名乡党委书记”之后，也不得不“自愿辞职”南下打工。不然，坐牢的一定是我（我辞职两年后，湖北省委俞正声书记到监利县蹲点，又两年后，监利县两任县委书记坐牢了）。

最近，李克强副总理在一位基层干部的“情况反映”上做出了“重要批示”，中央有关部委和各级政府都派出了调查组，几乎没有做任何调查，就直接逼迫那位反映真实情况的基层干部承认自己所反映的情况“不真实”，口说还不行，还要以书面材料的形式承认是“不真实的”。各级政府和部门官员松了一口气，又可以继续“一级蒙一级，一直蒙到总书记”了。可是，一方面是李副总理等领导同志再一次被骗了，得不到真实的情况，无法研究对策，改进工作中的不足；另一方面是这位基层干部不仅搭上了一辈子的政治前途，还在当地官场落得个“叛徒”“内奸”之名，从此惶惶不可终日。李副总理等中央领导被骗，我等小百姓只能一声叹息。可那位惶惶不可终日的小人物多次在电话中求教于我，我很同情，但只能对他说：既然有说实话的勇气，就应该有承担说实话后果的准备。我混蛋啊，怎么这么帮助“弱势”的人呢？！我每年都遇到因为 “越级上书”而惶惶不可终日的人，我真不知道怎么帮助这些 “上奏折”的底层小人物。虽然我这辈子是再也不“上书”了，但我还是很希望看到更多“越级上书”人，因为我们的国家需要有“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人把真实情况及时反映上去。

无数的专家学者们，抄抄写写搞出无数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报告，绝大多数于国于民并无用处，但能够得到很多好处；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像大熊猫一样珍稀的底层“上书”者，其“上书”的“情况反映”让领导们茅塞顿开、如获至宝，可无一不命运坎坷、甚至悲惨！这是中国之不幸啊！

在我们现有的体制和改革背景下，各级“领导”、特别是“一把手”都有两项大权在握：一是“合法加害权”，另一是“非法激励权”。让你升天堂或下地狱，往往是在“一把手”高兴与不高兴之间。更何况现在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和黑社会势力越来越趋向结盟了，体制内官员指使黑社会势力收拾“越级上书”者是最近几年的新趋势。正因为如此，“越级上书”的小人物对中央很重要。

中央“重要批示”无可厚非，批示给谁是值得好好斟酌的。为什么就不能亲自或指派秘书找“越级上书”者谈一谈呢？为什么不请独立的机构调查核实呢？假如人家反映的是计划生育的问题，你批示给计划生育部门调查核实，虽然表明了领导“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领导风格，可这种领导风格恰恰会害了“越级上书”的底层小人物！

请中央领导爱惜底层冒险向你反映真实情况的“小人物”，注重保护基层“越级上书”的“小人（物）”反映真实情况的积极性，如给他们调换工作岗位和地域，并制度化。

当然啰，也许有的中央领导本来就很烦的“越级上书”的“小人”，那就另当别论了！

依法如何嚴懲

Tue, 15 Sep 2009 09:49:33 GMT

听说赖昌星真有可能要回国了，至少他的前妻已经先走一步，自动归案。回想过去这么多年，中方或者派人直接找他谈判，或者和他在加拿大对簿公堂，又或者利用外交途径游说加国有关单位，始终没法把他带回受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依据加拿大司法单位的说法，主因是贪污重犯在中国有可能判死刑，而加拿大是个没有死刑的国家。其实中国政府也曾公开承诺绝对不会把赖昌星送上刑场，但加拿大那边就是不相信。不只不信，在他们看来，这种承诺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的司法有问题：假如你的司法真是公正而可信的，你又怎能在审判之前就先断言被告不会被处以极刑呢？

从这个“军规 22条”(catch22)式的诡局，我想起了许多官员常常放在口边、许多媒体常常用在笔下的四个字：“依法严惩”。

一些官场和媒体的常用语就跟口号一样，听起来十分正式，稍作分析便知道漏洞重重。只是这种语言有麻痹大脑的作用，听得多说得多，习以为常，大家很容易就会久而不觉其怪，丝毫不察其中的矛盾甚至荒谬。“依法严惩”就是一个好例子了。遇上重大罪案，有些官员想也不想就说“我们一定会依法严惩那些歹徒”；发现重大弊端，有些报刊的社论会呼吁当局“必须依法严惩涉事人员”。大家说得如此顺口，似乎完全没意识到“依法”与“严惩”是不能这么简单就接起来的。

如果真正依法，一个嫌犯怎可能连审都还没审，便知道他一定有罪，而且还会被重判严惩？如果真正依法，一个嫌犯就算肯定获罪，我们也绝不可能在开庭之前便断定他得到的处罚必定是严厉的。简单地讲，“依法”就不可能“严惩”。有些官员甚至在还没捉到疑犯之前，便对媒体预言那些罪大恶极的家伙一定会被“依法处以极刑”，这就更令人不知该从何说起了。

“依法严惩”这个说法其实是运动年代的遗留物，那时候法治不彰，公平审讯只是幻想。而法庭，与其说是查明真相的地方，倒不如说是面向革命群众的舞台。它不是用来搞清楚一个人究竟有罪没罪的场合，而是个揭露罪犯恶行，羞辱他教训他，然后定罪量刑的教室。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在被押上法庭以前就已经是罪人了，而刑罚的分量和方式也早在审讯之先便已大致确定。审讯只不过是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将抽象刑律应用在具体个人身上的程序。这就叫做“依法严惩”了。

到了现在，我们还在乐此不疲地“依法严惩”。为什么？

必须考虑它在语用上的含义。一是昭告天下，我们懂法律了，而且尊重法律法制；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绝对不会随随便便捉人，草草率率判刑，一切有根有本，非常正当。二是让社会安稳，让大家知道作奸犯科的家伙一个也跑不掉，而且都得严厉惩治。既要人认识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又要人感到中国如今已经是个法治国家，所以我们才会沿袭“依法严惩”这个古怪的说法，直至今日。

由于中国曾经经历过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而且法制建设也还处于现在进行式的状态，有待完善；所以害怕别人说我们不讲法律不重法治，便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里的一种忧虑了。难怪“依法”几乎被说成了口头禅，常见各级公务人员动不动就用“依法”修饰任何动词任何语句，深怕别人以为他们行事有不依法不合法之嫌。可“依法”说得多了，我们就很容易忘记它的确切意义，弄出“依法严惩”以至“依法处以极刑”这类句式，使人以为中国式的依法就是还没捉到人更还没开庭，就已能未卜先知地断定疑犯难逃严惩。

达赖喇嘛的外访政治

Sat, 12 Sep 2009 16:30:00 GMT

一位网民在一则达赖喇嘛访台的新闻后面跟帖：「我真搞不懂，一个中国人来到中国的土地有什么问题呢？」理论上，他是对的。如果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达赖喇嘛当然就是中国人了。同时，台湾也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达赖喇嘛访台就是一个中国人访问中国；这怎能说是错事呢？

然而，政治现实和描述政治现实的语言总是比这么简单的推理要复杂一些，奥密一些。例如「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句话，虽然湖南、山东、陕西和北京都绝对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们从来不会用这句话去描述这些地方，因为那就成了一句废话了。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在台湾、西藏和新疆上头，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一直有人主张这些地方其实不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有人主张这些地方应该独立建国。所以，「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个回答，一句宣称与声明；其必要来自怀疑和争议的存在。更简单地说，它是一种表态；既是事实的陈述，又比单纯的事实陈述多了一层政治对应甚至交锋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看待它的意义；却又不能太过当真地拘泥于字面，否则就真以为达赖访台是「一个中国人访问中国」了。

同样地，抗议达赖喇嘛出访外国就和抗议台湾领导人以「总统」名义外访相似，曾经是种非常必要的政治表态。有如预先设定的程序反应，只要达赖喇嘛一到某个邦交国访问，外交部就一定要抗议，同时对西藏的领土问题再次作出严肃的声明。不过，这种反应的实质效果在过去几年以来却有了极大的变化。

就以达赖喇嘛这次去台湾为莫拉克风灾灾民祈福这趟行程来说吧，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并不只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台湾岛内的政治斗争，也是因为达赖喇嘛出访已经渐渐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块试金石。请注意，达赖喇嘛数十年来根本就一直在周游列国，或者弘法，或者开会，又或者参与某些政治活动，而中国外交部也一直行礼如仪地发表抗议声明，但它几乎从来不曾燃起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暴，直到去年达赖喇嘛在巴黎接受荣誉市民为止。

这个变化的原因自然是中国崛起，成了举足轻重的强权，大家不能再把它的抗议当做耳边风，听过就算。于是要不要邀请达赖喇嘛，要不要批准他的入境签证，就是各国都要面对的重大难题了。

一方面，他们要考虑自己的入境政策、宗教政策和对达赖喇嘛的一贯判断，毕竟他们曾经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让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入境，现在要不要对这些政策和立场做一个改弦易辙的转变呢？如果要的话，他们该如何对自己的国民解释这种转变？

另一方面，他们得担心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必须顾及中国的抗议不只是说说而已，并且还会带来一些实质的「惩罚」（温家宝的「环法之旅」就是最好的例子）。

故此，对很多国家来说，批不批准达赖喇嘛入境就是在中国的市场与订单，以及自己的宗教政策与人权原则之间的艰难抉择了。相对地，中国则可以把这个问题当做一种测试，用以考验这些国家对自己有多重视，对双方的关系又有多忠诚。也就是说，达赖喇嘛的每一次行程都变相地成了中国验收外交成积和检证自己实力的机会。

然而，这套「达赖外访」的政治游戏又替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局带来不少崭新的变量。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去年在波兰会见达赖喇嘛已经引来足够严重的后果，不料盛传有意竞逐下一届总统的社会党籍的巴黎市长还要火上添油，干脆颁发荣誉市民给达赖喇嘛，请他到访。结果使得萨尔科齐完全没有回旋余地，只能「一错再错」地得罪中国。我们今天在台湾看到的情形，只是这种外交引致内斗，内斗牵制外交的逻辑的强化版。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将来还会有更多国家的反对派利用达赖喇嘛这张牌去占据道德高地，打击在朝的政党。

因为这些反对党和政治势力玩的是一种借力打力的手段，表面上他们是对外在向中国示威，实际上是在自己的领域里收割成果。像民进党这么正规的政党，固然可以想尽办法刺激中共，然后让国民党自己去接这颗烫手山芋；再好整以暇地坐在一边等看戏。要是换上一个没有机会执政也不大有意愿执政的小组织，那就更是桩无本生利的买卖了；他们用不着害怕中国的报复，却可以凭空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为了转移大家对民族政策的怀疑，中国政府把新疆「七五事件」的主要责任推到热比娅等「海外势力」身上（说起来也怪，明明新疆一直处在政府的严密掌控之下，「一小撮」「海外敌对势力」却能轻易在那里闹出这么大的事。难道政府不觉得丢人？不以为这套说法是自掌嘴巴？）。果然，热比娅自此迅速走红，俨然有「达赖第二」的势头，去了澳洲去日本，完全重复以往达赖喇嘛外访的模式。由此可见，只要中国继续高调抗议，这种游戏就会不断有人玩下去；只要中国继续用一个外人当标靶，就会有第二、第三、第四个达赖喇嘛。

誰給你批評學生的權利

Sat, 05 Sep 2009 18:56:16 GMT

虽然今天的服务业比诸从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起码商店的售货员不会再用一副晚娘脸对付你，餐馆的服务员也大都彬彬有礼。但很多海外游客还是会偶尔感到一丝丝的不习惯，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新派的“贴心”服务似乎是种工业产物，背后有着繁琐的教导与严密的规训。那些为你送茶水递毛巾的小女孩表现恭敬 (而且常常恭敬到离谱的地步)，但你只要稍微提出一点在她受训所学范围之外的要求，她就会立刻显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也许你只是问她能不能挪开饭桌中央那盘尺寸过大的花饰，以免阻碍饭友视线的交流；她就可能要去请示经理，深怕这个做法不合规定。

资深的服务业行家或者会说这是“服务意识”不够，不懂得事事以客为先。但在我看来，这种现象的成因，这种所谓“服务意识缺乏”的背后，其实反映了一种权力授予的问题。许多服务业基层员工长期不受尊重，被顾客当作牛马使唤，被上司当作不知疲劳的机器；但就是没人认真把他们当人看，那种有思考能力有变通权力的活人。他们受到的训练通常是一二三四地记熟规定，按照既定程序工作；于是当遇到一些规定和程序之外的情况，他们就马上不晓得该怎么办了。他们要不是没有应变的权力，就是不知道自己原来也可以有应变的权利。他们对权利的理解是：只有说了可以做的事，我才可以做；没说我能做的事，我最好不要做。

扯了这么半天，其实我想说的是教育部近日发布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其中有一条很受争议的“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除了惹来一阵讥侃嘲笑，也有不少论者很认真地直接进入课室管理的领域，探讨师生之间的义务与责任。教师为何及如何批评学生的课题当然很值得深谈，可是我更关心那些嘲笑后面隐含的现实。

这个规定之所以可笑，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老师批评学生乃天经地义的事。学生不认真上课，不按时呈交作业，难道老师还不该“采取适当方法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顺带一提，这真是句典型官僚腔的烂中文。其实它只要说 “适当批评学生”就行了，又何须“采取”和“进行”？)为什么他们要规定一个大家早就认定的道理和现实呢？法律没规定我有按照个人需要去厕所恰当地排出尿液的权利，我是不是就不能去洗手间呢？

依照常识，法律只规定不能做的事，不会反过来规定你能做什么，法律没规定我不能用粗话骂人，所以我骂人时就可以放开骂，而且用不着害怕自己违法。尽管这么做很粗暴很没礼貌（因此法律不禁止的行为在道德上并不一定合宜）。

依照国情，我们还晓得“法规”和“法律”往往混淆不清，甚至常常有法规僭越法律的情形。教育部这个规定令我想起本国多如牛毛的各种规定，里面不乏这类根本就用不着规定的规定；它们是不是说明了“不违法即可为”的常识在我们这里不管用呢？是不是表示出我们真正的常识其实是“要说了可以做，你才可以做”？

教师批评权利的规定不一定是荒谬的，其现实基础在于今天的老师确实不大敢批评学生；他们担心家长投诉，忧虑校方不满，只好对着顽劣学生忍气吞声。换句话说，一种教师本该拥有的权力被剥夺了，教育部现在就是要把这份权力还给他们。

所以，我不会怪教育部干了一件无聊的事，我也不会指责各种部门要颁布一大堆规定去告诉大家能干什么。这里真正令人忧心的，是一种权力及权利被剥夺的普遍感受和意识。仿佛大家都把权利看成是种要有指示才能行使的东西；仿佛每一个人都像我所遇过的那些餐馆服务员，怯懦退缩，只能跟循命令和规定，不能掌握自己的权限与权利。这让我想起一句中国各阶层管理人员训斥下属的常用语：“谁让你这么干的？谁说你可以这么做的？”

大家常常把焦点放在官员和各种公营单位的管理人员身上，关注他们的权力集中和权责范围不明会导致滥权、贪污以及腐化的乱象。可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了另一个与之平行的现实，那就是大面积的权力剥夺。相对于管理者的权限不清楚所造成的权力滥用，底下被管理者则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状态：由于权限不清楚，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所以也就什么都不敢做了，直到上层明确为他们界定出一堆繁琐的可与不可。对他们来说，权力不是一种自己本身拥有的东西，权力也不是一个无限扩展的范围，要等组织或者管理者来限制他们的权力种类和边界。相对地，他们根本没有权力，更不晓得自己的权力可以用到什么程度，这一切全赖组织和管理者的赐与。

因此，餐厅的服务员就算再有礼，也只不过是执行上意的机器人，不懂变通，也不能因时制宜地响应顾客的要求。我们与其告诉教师他们有批评学生的权力，还不如从根本上扭转上级赐与的权力意识，真真正正地“充权”(empower)他们，使他们感到自己不是无能的餐馆员工。

关注网瘾是杞人忧天吗？轉周黎明兄鴻文一篇

Mon, 31 Aug 2009 13:47:00 GMT

关注网瘾是杞人忧天吗？

周黎明

（译自《中国日报》2009年8月21日X-Ray专栏）

小标题：关于网瘾的纷争背后，左右两派均隐藏着自己的特殊动机。

8月1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了一个名叫“网瘾之戒”的节目，内容是关于山东临沂一家医院用电击疗法治疗网瘾的事件。患者多半是青少年，由父母送去接受治疗，以取得所谓的“行为矫治”效果。这是一个非常深入的调查报道，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也涉及了不少专业知识。在主持人柴静的“拷问”下，主治医生杨永信变相承认他的疗法没有经过“申报”和“论证”，而他使用的仪器自从2000年以后便不再获得政府的许可。

跟大多数对本次报道留言的网友一样，我觉得电击疗法不能治根，它所产生的只是恐惧和顺从。当然，我不是什么专家，这仅是个人直觉。根据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和英国国立健康诊疗研究所(Britis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的研究，电击疗法对于成人不会造成脑损伤。但在我看来，用于青少年，而且是强制性的，未免过于残忍。

然而，央视这篇报道带来的，除了对网瘾治疗方法的讨论，还有对网瘾本身的质疑。著名知道分子梁文道先生用大标题提出问题：“网瘾是一种瘾吗？”时评人和菜头更是一针见血：“这就为针对网络世界的打压提供了医学上的借口，如同古代烧死麻风病人一样，把网络上的异类从生活中驱逐出去。”

梁文道跟和菜头均为“自由派”的代言人，但他们这次的观点却有失偏颇。我非常敬重梁先生，在很多问题上也跟他看法相似，但这次，他似乎混淆了网瘾和长时间上网的区别。他说，早年“提醒自己可别变为这种脱离世界的傻蛋。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才发现互联网原来不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它就是世界。”为此，他列举了网上购物等活动。我想，梁先生或许从来没有进过一家内地的网吧，或许搞混了两个貌似相同的概念。举例来说，16岁男生小张每天上网10个小时（暑假嘛）。第一种情形：这10个小时中，小张花两个小时阅读网络报刊，收集相关信息，三小时写一篇文章（为此不停查阅网上辞典、百科全书等工具），两小时观看视频，两小时（稍微不到一点）打游戏，剩下的时间给他母亲购买生日礼物。第二种情形：小张花八小时玩网络游戏，两小时网络聊天。

从梁先生的文章来看，他辩护的是第一种情况；在我看来，第二种情况才是网瘾。但是，你若对这两种情况的小张分别拍一组照片，你是看不出区别的。而你若跟他相处一两天，直觉会告诉你，他是否有网瘾。一般人所说的“网瘾”，不仅指上网的时间长度，更是指上网的性质。第一种情况我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小张在网上从事好多种不同的活动，其中一些是有教育作用的；而第二种情形如果持续数月数年，我认为是不健康的，因为它排斥了人生的多样性。当然，许多网络游戏既好玩又有益处，即便是纯娱乐的，也可以训练一个人的眼手协调、反应能力、出谋划策等技能。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讨论网游的利弊，也不讨论网瘾的形成（家庭、性格等），本文的重点是究竟有没有网瘾，是不是一种社会现象。

在我看来，否认网瘾的存在，实属见了棺材也不掉泪。哈佛大学麦克琳医院网瘾研究中心的Maressa Orzack主任在2005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美国网民中，大约百分之五之十“对网络具有某种依赖”。同年，中国的调查结论是，年轻网民中，有网瘾的占百分之13.2，目前用的最多的一个数据是青少年有网瘾者达二千万人。

诚然，这些数字不是金科玉律。只要稍微改变调查的方式以及关键词的定义，这些数字就会发生变化。但网瘾是否存在，只要去任何一家网吧呆上一个星期，答案就不言自明。而对于一个少年沉迷网络的家庭来说，任何数据都是空洞的，他们面临的是慢慢丧失亲人，而对手却是虚拟世界，你没法抗争，仿佛是眼见绳索一根根断裂、亲人滑落深渊的慢镜头，那种感觉不是评论家滔滔雄辩所能掩盖的。

假设网瘾的确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是否应该关闭相关的网站？保守派人士似乎有这种倾向，他们把网络视为罪恶的源泉。其实，在我看来，网瘾跟其他的瘾本质上没有区别，如酗酒、赌博、购物、看连续剧、读廉价言情小说（在西方比较普遍，中国只有一个琼瑶，效果不太明显）等。这些活动本身没有害处，关键是分寸和节制。再有益的事情，没有度的话，也会变益为害。从政府的角度，你不能干涉人家酗酒，但你可以禁止酗酒者驾车，因为那样会危害他人。你不能因为购物狂可能倾家荡产而要求关闭商店，因为没有危害他人。同理，网瘾所及也限于个人和家庭，关闭网站（或者给业者制造麻烦）无异于削足适履。细究起来，每一种瘾的程度和结果都是不同的，也因人而异。西方专家对于网瘾也分两派，有些视之为购物瘾的同类，有些则认为跟赌瘾、毒瘾相仿。

由于自由派怀疑保守派利用网瘾说事，有借机压缩网络空间的嫌疑，因此，自由派评论家矫枉过正，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或者把网瘾跟正常的上网混为一谈，或者把网瘾偷梁换柱成对不恰当戒网方式的批判。和菜头在文章中，把网瘾比作文革中偷读禁书以及二三十年前性知识的传播。沿用他的类比，我并不觉得躲在衣橱里看《红楼梦》自读是不健康的，但若每天三次，那就有求医的必要了。和先生在偷换概念，把争取做某事的权力偷换成无节制做某事的权力。他所列举的所有例子，若在适度的范围内，在我看来都是健康的。但他把网瘾的概念看成“妖魔化网络的一种手段”，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成人世界和主流社会面对日益兴起和强大的网络世界无所适从，内心充满恐惧，于是这种情绪就被投射到无辜的小孩子身上，通过惩戒他们来舒缓内心的忧惧之情。”我敢断定，和菜头没有当过父母，至少他亲人中没有出现过有网瘾的孩子。借网瘾来谈权力，如同《好色客》出版人拉里·弗林特的招术（其名言：“像我这样肮脏的东西都可以出版，才能证明美国有言论自由。”）在中国，这一招弊大于利，最终只能反过来损害网络权益。再者，疗法是错误的，并不表明那些少年没有问题，不需要帮助。若真要对此事有发言权，应该像柴静那样深入采访医生、家长、少年三方，倾听所有人的心声，而不是预先设立一个立场，然后找一堆有利的证据来佐证这个立场。保守派用这种方法来禁书、禁电影，自由派只是角度换了换，思维是相同的。

我认识一个父亲，他有一个18岁的儿子，典型的网迷，每天除了睡觉就是打游戏，其他什么都不做，用他父亲的话来说，“废了”。这个父亲有高学历，也很开明，深知那些疗法有问题，但他被夹在一心赚钱的网游业者和同样以利润为目标的治疗者的中间，找不到出路。和菜头把杨永信的“巨大市场”归咎于父亲的“愚昧”，我觉得这种对家长的批评跟电击疗法一样残忍，他们当中很多不是愚昧，而是无助、绝望。如果治疗确实肥了杨永信们的钱袋，那么，放任自流岂不是肥了网游商的钱袋？两边都有经济利益撑腰。

自由派对网瘾的辩护充斥着精英主义，甚至潜意识中有极端达尔文主义倾向。承认网瘾者似乎在说：让这些青少年干他们喜欢干的吧，总比上街加入黑帮强，过上两三年他们会醒悟过来，一切回归正常。没错，据西方专家的观察，多数网瘾者终将摆脱这一习惯。不承认网瘾者，看到的是一派和谐景象，如同咱们的主旋律电影。

在这竞争残酷的环境里，两三年时间可以大大削减一个刚步入成年者的职场竞争力。除非是天才，他可能因为耽误了这关键的两三年，而终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这，自然不是精英们需要关心的，两千万青年（我估计实际因网瘾而废者应远低于此）遵循达尔文理论，将自己驱逐出无情的竞争场，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很可能是，头脑清醒者更容易找工作了。这个成千上百万的群体若最终变成整天打网游、看肥皂剧的宅男宅女啃老族，无情地说，于社会无害有益——他们出让了更多的机会；他们占有更少的社会资源，不妨碍社会治安；他们变成孤独的消费者，为社会贡献了一份清净。如果给他们一个宗教或哲理的名头，说不定会成为一种时尚，羡煞旁人。唯一不安的是他们的父母。

网瘾跟其他瘾一样，属于私人事务，外人不便干涉，如果有网瘾者已成年，那么，其父母也不能强制他。所以，如果说有伤害，伤害的是他自己。我承认任何人都有这种自由，我只是觉得，这么多青年实施自我淘汰，是不是一件可悲的事？为了争取或保留那朝不保夕的网络知情权，任这个群体自我牺牲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网瘾者自己乐不可支，精英们像保护上网权那样保护网瘾权，看来我真是杞人忧天了。

阿森納是誰的球會

Sun, 30 Aug 2009 16:26:32 GMT

英超开锣，事前不被看好的阿森纳竟然两战皆胜，以十球入账暂居群雄榜首。身为阿森纳球迷，我自然心花怒放，伦敦那批祖传三代的同道想必更是欢欣莫名，备感荣耀。说起来，自从足球联赛这种制度兴起，球迷和球会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许多学者感到好奇的题目。许多球迷对心仪的球会拥有一份始终不渝的信仰，不管它踢得有多烂，也不管它跌到哪一组。他们骂是要骂的，但却总是死心塌地地追随到底。这种群体认同感是怎么来的呢？

从前，很多人认为这是种地缘加血缘关系，一个地方的球迷自然要支持自己地方上的球会。例如牛津联，也曾是旧制度下甲级联赛的劲旅，得过联赛杯冠军；但是自从超级联赛成立，它的表现就拾级而下，由甲组跌入乙组，由乙组跌入丙组，现在更摔到英格兰足球议会联赛，几近永不翻身。即便如此，今天它还是拥有一批不离不弃的死忠粉丝，每一场比赛都站在台上高唱会歌。理由很简单，牛津人当然要捧牛津队。

可是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曼联、车路士和阿森纳这种超级豪门呢？他们的球迷是国际化的，他们的球员也是国际化的。尤其是阿森纳，光看球员国籍的比例，你根本就不能说这是支英格兰球队，更遑论其中连一个伦敦土产也没有了。当地球迷会怎样看待这支由法国教练率领的队伍呢？难道他们不觉得阿森纳已经不再属于南伦敦？

不只如此，阿森纳的大股东是美国人，而且今年还闹出俄罗斯巨富想要入主的新闻；它还算得上是英格兰的球会吗？进而言之，其实整个英超也都几乎不是英国的了，数得出来的几个巨头，几乎全都落入外资手中。然而，英国媒体却还是自豪地说英超已经取代意甲，成为全球水平最高观众最多的联赛；那些球迷也仍然一如继往地追捧这几支早已变色的球队。

这让我想起有名的“温布顿效应”。

温布顿网球公开赛是网球界大满贯赛事中的圣殿。它明明是在英国举办的赛事，英国人也很希望看见英国球手在此举起银杯，可事实很残酷，上一次有英国男球手胜出这项赛事已是1936年的事了。香港财经评论家蔡东豪说得好：“英国人介意吗？每年英国球手只有陪打份儿，作为东道主会否感到面目无光？答案是从来没有。每年温布顿令伦敦成为全球传媒焦点，大赚游客金钱，制造就业机会，真是丁财两旺，谁是赢家显而易见。”

英超的非英格兰化，亦可作如是观。那些球会的球星也许不是英格兰人，他们的大股东也都是外国富翁，但是除了养不出一支强大的英格兰代表队之外，英国实在没有多大损失。非但没有损失，他们甚至还得益更多；非但不失面子，英超甚至因此制造出遍布全球的球迷，其中还有不少人学会了用带着古怪腔调的英语去唱自己的队歌。阿森纳不再只是伦敦的地方球队，它使一大批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也将它当成“我们”的球队。这就是“温布顿效应”了，一种主场效应。

再放大点看，“温布顿效应”甚至是整个英国的发展方向之一。Aston Martin是007的座驾，但它现在的大股东里有两家科威特公司。Burberry的风衣曾是英国军队的标准配备，但它的生产线已经移到中国。伦敦市内的外籍人口多到一个连警察报案热线都有数十种语言翻译的地步。金融城内的银行有一半是外国的名字……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发展到今天，不介意自己的“国宝” 落入外人手中，不介意国家象征的背后全是外国护照的持有者；但它衰落了吗？也不见得。情况也许恰恰相反，这种“温布顿效应”或者正是英国走出生天，重新赢得全球影响力的方法。这条路不是每个国家都该效法的，但它起码告诉我们世界很大，路并不只有一条。

Guanxi這個東西

Sun, 23 Aug 2009 16:15:57 GMT

很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在机场书店候机的时候，就隐隐约约感觉到“力拓”(Rio Tinto)这类案件迟早是要发生的。

那天我在英文商业书的新书架上，注意到一本书的书名特别奇怪，叫做《Guanxi》，打开一翻，原来里头全是教外国人在中国做买卖的实用知识。从我这个中国人的角度，这本书的内容也可说得上是相当全面了，由各省的环境物产一直谈到中国人的心理学，几乎所有刚刚抵达中国这片土地的老外所需要知道的事情，它全都粗略囊括进去了。问题是它为什么要用“关系”的英文音译来做书名呢？莫非它的作者认定“关系”才是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终极诀窍？放下这本书，我再四处看看，赫然发现同类的书还有不少，并且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关系”的重要。

那是一次令我非常震撼的经验，因为我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不成文定理，这条定理就是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以开放为前导。它背后的假设是中国落后了；既然落后，必然就要改革旧有的陈规与制度。但是如此庞大的国家要动起来可不是易事，所以必须找出足以推动改革的支点和能量。因此当年的政府就用定下开放时间表的方法，来为改革的进程制造紧迫感；时候一到，无论你有多顽固，不管你有多僵化，你也要被迫迎战外来的对手，而且依循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为了准备那注定来临的死线，你一定先大刀阔斧地改造好自己的体质基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这条定理最有名的实例了。当年大家都晓得迟早要放弃市场保护主义的各种手段，所以不得不大规模地重组自身的产业结构；甚至逐步完善法制建设，将来好和国际接轨。由于有过这样的经验，许多中国观察家就断言，中国一定会被世界改变。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中国的经济成长必然要和全球化的未来捆绑在一起，为了融入全球化的秩序，为了争取外国的投资和市场，中国是不能不变的。这个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起点往往是某个行业的固有利益分配模式受冲击，最后则会导向一些相关部门的权力大撤退。我还记得，当时甚至有人把杜绝贪腐的希望，也寄托在这条开放带动改革的定理上，觉得外贸的增加势将带来更透明更公正的交易模式。

结果证明，这种想法简直幼稚得可笑。因为中国商业腐败事件里头起码超过一半是和外企有关的，不少跨国集团都牵涉在那些案件之中。可见外国的月亮并不特别圆，外国的商家更绝对不是天使。但是中国人却往往惯于某种对立批判的思维，为了指斥自身的不是，时常过度强调他者之美善。例如新闻报道，大家总以为只有我们的媒体不客观不全面，于是就夸大了他国传媒的独立与求真；最后知道外媒“原来也有偏见”，接着就极端地彻底否定一切外媒的报道。

贪污的问题亦可作如是观。近来接连几宗大案让一般百姓大开眼界，发现外国公司一样会贿赂，而且还很懂行情地贿赂公务人员。但是你千万不能简单地推论这是中国把他们教坏了，污染了他们单纯的灵魂。事实上，许多声名卓著的跨国企业都有跨国贪污的丰厚经验，在腐败问题严重的第三世界国家留下劣迹斑斑的记录，乃至于欧美等国都专门为此立下规管海外行贿的法律。这是牟利企业的本性，为了追求利润，为了打击对手，为了取得市场，它们一定会见缝插针地寻找一切可乘之机。

然而，正所谓入乡随俗，贪污行贿也自有其地方特色。外企在华行贿的问题还不是行贿自身，而是他们对在华行贿的看法。三十年来，美国商学院开设了许多文化课程，帮助未来商界领袖明了各地市场的文化传统以及其中的商业习惯。这类课程往往简化了复杂的社会现象，隐含“文化本质论”式的偏见；可是它又不乏实证的效果，真能在某些场合大派用场，因此渐渐形成一套主流常识，进入了通俗的商业书籍。

就拿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关系”来说吧，且看专门提供跨文化交易服务的Kwintessential公司怎样在其网络字典中定义它：Guanxi是中国文化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它也表示一方对另一方的义务，建立在历次的社会互动与好处的交换之上。……Guanxi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金，能够在双方之间储存或者消费。……好处的交换不限于同类型的服务。所以如果一个人介绍你给另一个人，而你帮他取得外国护照或者让他的孩子去外国念书，这不算是越界的行为。不只如此，礼物也是建立和扯平Guanxi的常用手段。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有负于人，他就该用礼物恢复平衡。同样地，如果感到自己犯了对方，或者想强化关系的力度，也可以动用礼物。

从这段简短的描述里面，读者能够学到什么呢？他也许会觉得“送礼”是配合中国人的表现，是取得中国伙伴欢心的行为。至于那份礼物是一本外国护照，还是别的什么，就大有斟酌空间了。尽管这个空间是灰色的，甚至可能接近黑色，但也不失为尊重文化差异的恰当表现。再推演下去，Guanxi这个东西就可以变得很危险了，既在法律和道德的界限边缘，却又有实际的效果验证，最后还能用文化差异去合理化一切疑点。“送礼”到底是破坏市场规则的恶行，还是和中国人跨文化交往的必备工具？它什么时候犯法？又什么时候不犯法？对不少外商而言，这还真是个存乎一心的敏感问题。

江平等六位德望前辈呼吁政府释放许志永

Wed, 19 Aug 2009 16:55:08 GMT

来源：萧瀚博客

萧瀚按：

受江平等六位德望前辈的委托，本人代为发表本呼吁书，版权属于六位联署人共同所有，欢迎完整转载。

2009年8月19日

呼吁政府妥善解决公盟事件

江平茅于轼钱理群许医农章诒和张思之

据悉，本月中旬，公盟负责人许志永先生被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偷税罪批捕。

公盟是2003年成立的，前身是阳光宪政网，因国内特殊的制度环境，该机构创办时以公司形式注册，但其工作方式与工作内容均以NGO形态为主。 NGO组织是社会自组织的一种重要形态，它在有效地缓解各种社会矛盾方面往往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以其六年来的作为看，在目前中国各类NGO组织中，相对而言，在以维权为主要手段推进公民社会、有效缓解社会矛盾方面，公盟可能做得最扎实最具体最有法意识担当，且理念中正、行动公开。

公盟作为一个不得不注册成公司的NGO组织，在温和与执着地推进和平宪政的过程中，遭受过种种不为人知的不公平待遇，但公盟依然不改初衷，其善意、理性、温和、执着，对这个国家深切实际的愛，尤令人钦佩。

此次许志永先生以涉嫌公盟偷税被捕，以及公盟的被民政部取缔，与我们理解的偷税罪日常执法与司法存在很大反差。

例如：

且不说国税稽查局的偷税认定是否正当，额度是否正确，即使按照其认定的偷税额度，为何要按偷税额五倍的顶格罚款度罚款，这是通常罚税的10倍（通常罚税倍率多为偷税额的0.5倍）——有什么理由要这样畸重执法？

在税务部门开出罚单之后，至今缴纳罚款的期限尚未界至——这时候就应当或可以逮捕其法定代表人吗？

在公盟申请召开听证会之后，听证期间，公安部门即已将许志永先生刑事拘留——听证会是不是因此变得纯属走过场？

现甚至转逮捕——有必要为了一笔行政相对人积极配合缴纳的罚税急于将人投入国家刑事司法程序？

许志永失去人身自由之后，公盟在缴纳罚税过程中遭遇种种阻挠——不允许公盟缴纳罚税是政府机构应该做的吗？

……凡此种种，这些现象都是在处理一起“企业”偷税事件中不应该发生的。

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政府此举无关公盟是否偷漏税（且不说公盟倘若真的存在缴税不足额的问题，到底是普通疏忽导致的漏税还是蓄意的偷税），而是蓄意构陷，旨在以治公盟偷税罪为借口，以逮捕和刑事处罚许志永先生个人、取缔公盟组织为手段，摧毁公盟，打击国内的NGO组织，以收全面阻挠和破坏发育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之效。

由于制度原因，目前中国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亟待解决，政府在一些方面也做出了一定努力，但排斥民间自发合法帮助政府纠错的做法，显然与中国政府倡导的和谐社会南辕北辙，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不但非法侵害许志永先生个人的基本公民权，也是对公盟以及整个NGO行业的非法打击，并且对社会、政府和国家十分有害，甚至十分危险。

有鉴于上述事实与理由，我们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公盟事件，具体如下：

1. 恢复许志永先生个人的自由，暂时撤销对他的偷税罪指控，经过严谨与合乎法律正当程序的调查之后，再做司法安排；

2. 恢复公盟法人身份，归还被抄没的一切物品，撤销取缔公盟的错误决定。

联署呼吁人签名（以姓氏声母为序）：

江平
茅于轼
钱理群
许医农
章诒和
张思之

2009年8月19日

網癮是一種癮嗎？

Sun, 16 Aug 2009 00:45:11 GMT

首先，他们限制孩子上网的时间，不让小孩老贴在计算机前面。然后，他们把上网时数过长看作一种心理缺陷，所以用“电击治疗法”来治疗它。终于，一群用心良苦的老师为了拔除一个16岁孩子的“网瘾”，把他活活打死。问题是，“网瘾”真的是一种病吗？沉迷上网又真是一种不健康的瘾吗？犹如一个人吸烟吸上了烟瘾，喝酒喝出了酒瘾，必须戒除，必须诊治？

一般而言，所谓“网瘾”并不泛指上网时间过长，而是说一个人花了太多工夫在网上玩游戏和看视频（尤其是色情视频）。可是大家常常会把所有长期在线的人也视作网瘾患者，不管他们究竟是在游戏、泄欲，还是单纯地和别人聊天交流，乃至于阅读不同网站的讯息。假如我们下意识地以为一个人用去很多时间在网上就很病态的话，那么我们就该好好重省到底什么叫做正常了。

很多年前，互联网刚刚普及，一批先觉者已经转型成了宅男，闭门在家，终日上网。当时林奕华曾经在他的剧场作品里安排一个角色讽刺这些人，他说：“某人宣称要在网上认识全世界，可他却从不出门走进这个世界”。这话说得真好，起码我曾奉为铭言，提醒自己可别变为这种脱离世界的傻蛋。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才发现互联网原来不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它就是世界。

勤于阅读的人叫做书虫；尽管稍稍异常，可这究竟不算是病，甚至还是种美好的习性；那为什么一把阅读搬上网就立刻成了问题呢？喜欢交朋结友，不惧陌生，任何人他都能轻松搭上两句的人，往往是大家羡慕的榜样；那又为什么一个老在网上聊天室搭讪陌生人的家伙会成为值得医学眼光关注的对象呢？同样地，什么电影都看的人是影迷，片刻不能没有音乐的人是乐迷，老坐在电视机前的人则可称作视迷；或许他们的生活不够健康，时间的管理也不够明智；但我们绝对不会用看待“网瘾”的方法去严肃处理他们。可见“网瘾”的真正问题出在主流社会对网络的偏见，更准确地说，这是上一代人的偏见。

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是人类世代巨变的分水岭。在互联网之前出生的人是前网络社会的成员，他们要学习上网，逐步适应网络带来的种种变化，慢慢掌握网络的新用途。对他们而言，“上网”是一种特殊行为，就像他们看电视看报纸一样，是种需要刻意去做的动作，而且可以计时。所以，前网络时代的人能清晰算出每天上网上了多久，他们会把上网当回事。

互联网以后出生的人，则是许多学者口中的“数字原居民”（Digital Native）。他们生在一个互联网连接范围无远弗届的年代，用不着太多力气就能活用各样数字工具，并且参与网络的革命，主动开发出不同的网络用途。对这一代人来讲，“上网”渐渐变成一个没有意义的字眼，因为他们从来就在网上。他们不会呆呆坐在桌前上网；利用手机等流动通讯装置，他们无时无刻地在线。哪怕他们上床睡觉，他们的博客仍然开放，facebook的户头仍然存在，人家可以日夜无休地留言，仿佛这个人的“虚拟人格”始终醒在网上。

“数字原居民”也许不认识他家的邻居，但他会和一个泰国人做朋友；他不请同学来家里游戏，但他会和他们一起在虚拟的空间里比赛谁先找到神秘的宝藏；他不和伴侣去看电影，但他会把心爱的视频传给对方，同时附上一堆评注甚至自己的习作。你说他们脱离现实，那是因为你不在他们的现实里面。你会因为网络的不现实而拒绝网络购物吗？你可想过，“数字原居民”将来可能还会在网络上学、上班，甚至找医生遥距看病呢。

没错，很多人习惯了网页间的穿梭跳动，因而丧失长时段的注意力，但这是注意力训练的问题，而不是什么“网瘾”；很多人会因为网络上的休闲活动耽误正事，但这只是因为我们的“正事”还没充分适应网络时代的冲击。

总有一天，“网瘾”会成为历史名词，“惧网”才是让人担忧的疾病。到了那时候，“网瘾治疗”大概就和中古的宗教裁判所，19世纪的手淫治疗术一样，是种可笑复可悲的历史现象。

所多瑪

Wed, 12 Aug 2009 16:37:00 GMT

欢迎来到所多玛。且让我为你介绍这座城市里所剩不多的善人。

例如许志永，香港中学生郑咏欣最近才在报刊上为他发表公开信，呼吁温家宝「用法理来说服我」，有情有理，令人慨叹，是一时焦点。在我看来，这封信最令人神伤的，是郑小姐记述许志永被捕几个月前还亲口对她解释别看截访的公安很野蛮，而要注意事情好转的那一面；他说：「中国政府已很努力，要对政府有多点耐性！」

你知道，每次在香港和台湾向别人介绍今天大陆的情况，都有人批评我的立场太过暧昧，取态太过温和。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仍然是大海中那头凶猛的巨兽，独裁专制，噬人无算，而且绝无任何温和渐变的希望。而每一次，我都会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很复杂，不要简单地总体化中国的问题，不要用刻版的偏见来看中国，而且「要对政府有点耐性」。

我的朋友许知远也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我们这一代》，他说许志永两年前曾经意气风发地对他表示「2008年的奥运会将给中国带来一次巨大变革机会。当全世界都盯着北京时，政治权力将有所收敛，而不同民间组织都刻利用良机，拓展公民社会的空间」。这番话我一点也不陌生，因为我也表达过类似的意见，我也曾对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之后的中国充满信心。每当外国记者找我谈论中国的黑暗角落，我都会在最后提醒他们，永远要看到光明的那一面，就如我曾提醒你一样。

而那光明的一面，就包括许志永和他公盟里的同伴，以及正在崛起的维权律师群体，与其它无数想做好事的热心人。这个国家腐败，这个社会冷漠，整个局面似乎就维系在一个十三亿人关于某则谎言的默契之上。尽管如此，却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去替陌生人的子女奔走，如谭作人；竟还有这么多人愿意牺牲自己本来可以享受的生活，去替苦难无告的同胞叩门，如许志永。我甚至乐观到把政府也算进这光明的一面，因为至少他们曾经容许这种昏沉里的光芒摇曳。也许他们明白，连他们自己人都纷纷卷款而去，用脚对这里投下不信任票的时候，好人的存在有多么重要。天不丧予，如果你还能在所多玛找到一个好人的话。

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外面，自由自在地上学成长；却让我们的孩子背负债务来接受可笑的「教育」。他们将自己的家人搬到北美和欧洲，享受干净的流水和清新的空气；却留给我们一片受伤并且中毒的土地。这个国家腐败如此，这个社会已然冷漠若斯。现在他们居然还要扼杀好人，并且恐吓其它人打消当好人的念头？没错。所以当你在公交车上被人打劫，高声求救，却发现满车没有一个人会伸出援手，甚至还别过头去的时候；不要讶异，因为我们鼓励这样的风气。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当好人也不是不行，但前提是尽量不要自发。等到他们「动员」你了，你再调动自己的善念不迟，就像一个演员调动情绪来刺激泪腺一样。在这里，好人最好都是配合政府登场的演员，善意是种需要学习的演技；善恶的标准不来自头顶的星空，也不来自内心永恒的道德律，而在「感动中国」所界定的范围。你千万要小心，知道有人凌辱女子，可不能随便告发，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强奸犯是谁；但如果听说一场运动会要召募志愿者了，那你得踊跃报名，不落人后。

忘记许志永吧，忘记那些你心目的「好人」，不要用你高高在上的标准来看待我们，对我们指手划脚。因为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模式和道德尺度。

对了，听说过北京南站附近的「聚源宾馆」吗？里头监禁了许多被拦截下来的上访者，就是许志永会帮助的那种人。他们居住的条件很恶劣，看守他们的人也很凶暴，偶而还会强奸其中弱女。但许志永明明知道这种情况，却还要对香港来的女学生说「要对政府有多点耐性」；这只是因为他太善良了。

如今，好人谭作人和许志永终于消失了，剩下那批上访者还在「聚源宾馆」里面呼救呻吟。半夜，他们唱歌，希望引起外头的路人注意。据说他们唱的是《国际歌》，而中南海就在五公里之外；据说他们唱的是《东方红》，而毛泽东纪念堂就在五公里之内。歌声由激愤渐转凄楚，终于泣不成声；而街灯，兀自孤冷地亮着。

我不知道你回去之后会如何报告，你明白，中国人是不信邪的。我也早就背弃了你和你所代表的一切。如今，我将留在这里等待利维坦卷起的巨浪迎岸而来。

我另一个朋友，臺灣評論家杨照，曾经在《十年后的台湾》里写下这么一段我屡次引述的话：

「我还记得，我清楚记得，自己年少时候，被美丽岛事件与军法大审震駭，領受到那股歷史性的悲劇感。國民黨威權體制像隻怪獸，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運動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這隻怪獸想：不會再有人敢違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將站在怪獸面前，即使明知將成為下一個犧牲者，即使内心害怕得渾身發抖，也還是得挺身站在那裡。因為，讓怪獸吞噬，是惟一能夠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夠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夠証明我們自主意志尚存的動作，不能放棄」。

他接着说：「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面前，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

我知道自己不是善人，但我寄望自己能够通过那未来的试炼，证明自己。所多玛，一座恶贯满盈的城市，它的善人皆以其自身的消亡来证明这里仍有善人。

預知災難的來臨

Mon, 03 Aug 2009 20:05:10 GMT

理论上，一家公司的股权变动是和地方政府无关的，哪怕那家公司是国有企业，它也不需要把一切事情揽上身；理论上，一家钢铁公司的股权变化是和媒体无关的，假如员工对公司的情况心存不满，媒体也没有任何责任要为这家公司的高层着想，压抑员工发声的机会。可是，万一当这些本来无关的环节全都神秘地扣上了联系，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7月24日，发生在吉林省通化钢铁集团的群体事件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就是一名无辜者的惨死。

此事震动全国，于是吉林省政府当晚就公开承诺建龙永远不会再参与通钢的工作。看来员工是胜利了，只是胜得有点惨，因为这里有一条人命的代价。据报，那位死去的高层为人怯懦，平日不大敢面对下属的挑战，也和此事的核心部分无甚关系。而这样的结局原来是可以避免的。

早在7月24日那天之前，甚至在建龙第一次主政通钢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通钢员工向当地报纸投诉，揭发公司内部极不公平的待遇差异；可惜这些信件石沉大海，不获理会。

如果报纸跟进他们的投诉，深入调查个中内幕，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出面调节，这起事件还会发生吗？假如报道引起了公众关注，因此对建龙和通钢主管部门造成压力，不能不三思原有方案而后行，员工们还会如此愤怒，乃至于一发不可收吗？

从现代良善管理的角度来看，政府和政府拥有的企业之间应该有一个“手臂的距离”(arm’slength)，一方面防止官商不分造成的贪腐，另一方面可在后者出事时保持相对安全的间隔，以免引火上身。至于媒体，则应该有相对自主的报道空间，使得当局能够获取比较完整的信息，掌握社会民情的脉动，从而作出明智的决断，及时介入，防止可怕事态的发生。

人民网的舆情监测室最近公布了20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排行榜，显示地方政府能否快速有效地响应网络民意是个重要的课题，值得列榜评核。可是，如果民情形成不了舆情，那就连回应都谈不上了。当民情得不到反映，当所有“防火墙”全都失效，剩下的便是那地壳下暗自涌动的岩浆了。

萬一登月失敗

Sun, 26 Jul 2009 16:32:54 GMT

40年前，1969年的7月20日，人类终于登上了月球。根据塞尔吉·赫鲁晓夫（Sergei Khrushchev，苏联前总书记赫鲁晓夫之子）的回忆，虽然当年苏联所有报刊都登出了这则消息，但大家都不太把它当回事，毕竟这是敌人的胜利，而敌人的胜利就是自己的失败。既然美国人已经在登月竞赛上走快了一步，再派人去干同样的事情就没有意义了，苏联的登月计划只好无疾而终。他说：“我父亲不能理解克罗列夫（Sergei Korolev，苏联太空计划的前负责人）为什么会输掉这场比赛……对于阿波罗11号的成功也不愿说得太多。”苏联在这次赛局中沉默退场，既不高调颂贺敌手的成功，也不公开坦承自己的失败，一时间显得手足无措，显然没有面对这等结局的准备。

另一边厢，反倒是美国做好了失败的打算。

今天回顾当年那场盛事，很多人都会记起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登月计划时的名言：“我们选择登月，不是因为它容易，而是因为它困难。”的确，这是一句令人震动的壮语，放诸冷战时代，它能起到激励美国民心的效果，是政治上刺激士气的特级补品。然而，把科学探索当成政治手段究竟是很大的冒险，因为科学研发从来没有许胜不许败的道理。尤其是人类登月这种难度高风险也高的大事，实在没人可以为它打包票，说它必定会顺利成功。

所以，后来的尼克松总统曾经为那有可能出现的结局准备了一篇寡为人知的演讲。在这篇幸好不用宣读的讲辞里，他说：“命运注定了那些探月者要在月球上安息。……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回来的希望，但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牺牲里有人类的希望。……古时，人们仰望星空，在星座里看见他们的英雄；现代，我们同样如此，只是我们的英雄是有血有肉的史诗人物。……自此之后，每一个在夜晚抬头注视月球的人都晓得，在那里的某个角落里，有永远属于人类的另一个世界。”虽然这篇讲辞很动人，但我们无从推测万一美国人真要听到它的话会有什么反应。

十多年后，1986年1月28日，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空中爆炸解体，7名太空人全部罹难。这一回，里根总统就真要在电视上向国民发表备案演讲了。首先，他要想办法安抚学童，因为挑战者号的其中一位乘员是女教师克丽斯塔·麦考利夫（Christa McAuliffe），她本来要透过转播给全美学童上一堂太空探索课。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在荧光幕前目睹了这一幕令人震惊的悲剧，里根该对他们说什么呢？

他说：“我要对那些看过实况转播的学童说几句话。我知道这很难理解，但如此痛苦的事情有时就是会发生。它是探索与发现过程的一部分。它是获取机会与扩展人类视野的一部分。未来不属于懦弱的人，它属于勇者。挑战者号的乘员把我们拉向了未来，而我们将继续跟随。”

不要忘记，当时还是冷战的时代，太空仍然是双方的战场，而且里根还推出了后来拖垮苏联财政的“星战计划”。这场悲剧攸关国体，他该如何把一次失败妆补得没那么惨重，甚至反过来将它变成美国优胜之道的另一明证呢？于是在安慰完学童之后，他又意有所指地接着说：“我对于我们的太空计划永远有着极大的信心与尊重，今天发生的事情绝对不会减其分毫。我们不掩藏我们的太空计划，我们不保守秘密也不隐瞒事实；我们行事光明而且公开。这才是自由之道，而我们从不改变。”换句话说，连一次世所共睹的挫败，也在里根的诠释之下成了美式自由的胜利。似乎大家越是看到美国的损失，就越证明它的成就。

最后，里根以一段充满宗教情怀的话结束他的演讲：“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的乘员以他们的生存方式荣耀了我们。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最后一次看见他们时的情景：今天早上，他们预备走上他们的旅程，向我们挥手告别，然后脱离大地执拗的束缚飞往天际，抚摸上帝的面容。”

虽然我从不欣赏里根保守的新自由主义立场，但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沟通技巧（里根被美国媒体称为“伟大的沟通者”）。这篇由佩姬·努南（Peggy Noonan）事先写好的讲辞实在精彩，面面俱到地照顾了各方需要，最后更把哀恸升华到了另一层次，重归美国基督教精神的本色。挑战者号事件已经成为现代灾难管理的经典个案，事后两份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有根本的结构问题，上下沟通脱节，高层订下不切实际的目标，漠视了下层技术人员的警告，浑然不把意外当回事。如果说NASA错在没有正视失败的风险，里根那篇演讲就胜在做足了功夫，从而发挥出政治沟通的最大效果，起码在当时成功转移了大部分美国人的视点，把一场人为的祸事变为命运弄人的悲剧。

从尼克松那篇派不上用场的讲辞到挑战者号事件的发生，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不在白宫写手群的技巧高超，而在他们竟然预备了面对失败的方案。相比之下，当时的苏联就给人一种只能成功拒绝失败的感觉了，几乎每一次航空挫折，他们都是用不了了之的方式敷衍公众。凯旋便大事宣扬，遇到问题就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久而久之，这便会积累出公众的怀疑与不信任，丧失掉化解困难的公关先机。不妨大胆地说，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其实是两种态度的对决，苏联那至高无上的领导意志使他们接受不了风险成真的局面，美国高层却算无遗策地把意外变成反败为胜的意识形态工具，哪怕NASA高层的刚愎造成巨大祸害，他们也能设法减低它的负面效应。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吊诡，胜利属于预备认输的那一方。

你怎麼知道他是大師

Sun, 19 Jul 2009 17:49:00 GMT

季羡林先生辞世之后，舆论当然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中国以后还出不出得了大师，似乎季先生就是硕果仅存的最后巨人，学界将来再无本事酝酿出另一位众人仰望的泰山北斗了。这个疑问的前提是大家都已肯定了季先生的地位，仿佛人人都很清楚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然而，我们真的都能看懂季先生早期在佛典语言研究上的创见吗？我们都能欣赏他在翻译《弥勒会见记剧本》上头下的功夫吗？就算是他晚年以大量中文素材写成的《糖史》，又有多少人通读过一遍呢？

不妨老实承认，虽然人人都称季羡林先生是大师，但我们绝大部分人根本就连下这个判断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坊间才会以讹传讹，张冠李戴地把精研东方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季先生尊奉为“国学大师”（除非我们所说的“国学”是季先生提倡的“大国学”，把中西文化交流的面向也纳入传统国学的范畴）。所以媒体才会大肆渲染季先生懂得多少种古僻语言，因为这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成就，将学术看作武艺奇巧，花样会得越多越好。

既然我们无能判断季先生的大师地位，可见这个尊称就不是我们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说季先生是大师，不是因为我们懂得季先生的工作，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内行人的判断。虽然那些内行人其实只是人数很少的一个小圈子，全世界也可能找不出一千人。那么，我们又凭什么相信这个小圈子会肯定季先生的成就呢？我们甚至从未接触过那个圈子，也从没读过他们的专业学报。也许，大家只是信赖整个学术界的共识，当今学术界都不否认季先生是大师，我们也就只好跟着信了。尽管季先生那圈子的人在全球学术群体里只是凤毛麟角，其他专学的学者隔行如隔山，根本摸不透他们干了什么。

我不是在针对季先生，更不敢质疑他在学术史上的位置。恰恰相反，我只不过想指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现象，那就是外行人对专业学者的判断往往要靠一套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信任关系组成的链条。这个现象不仅限于人文学科，自然科学更加如此。例如杨振宁、李政道和斯蒂芬·霍金，我们一般人都不太清楚他们的创见创在何处，大家只能人云亦云，毫不怀疑地接受学界的看法。

掌握不到足够的讯息而妄断是危险的，不经自己的思考而盲从他人的意见是愚蠢的，可是社会的运转与生活的恒常，有时却不得不依靠这种盲从和妄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要是生病去看大夫，找一个别人介绍的“外科圣手”，你怎能知道他就是外科中的圣手呢？你有机会先去检验一下他的本事吗？你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评价他过往的表现吗？

世界如此复杂，每个部件彼此依赖，我们所有人都不能不依靠别人的专业意见。这种信赖固然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它更是对一套系统的信任。

我们都说季羡林是大师，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传媒。传媒都把季先生尊为大师，因为那是学界的共识。学界之所以有这种共识，是因为专研东方学的那个小圈子都很佩服季先生立下的榜样与他留下来的学术遗产。并不是东方学圈子里的人都很高尚诚实，而是整个学术界自有一套规则体制，自有一套评价彼此成就的原则。大家信的不是个人，是这一套系统。我们相信一个人取得博士学位，就证明了他有独立研究的能力；做了教授，就有指导学生的资格；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就表示他的水平达到最高标准。如果他的论著广受引述，行内人不能不读不能不重视，那一定是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于是一般人都会觉得一个哈佛回来的博士就算不是太厉害，也不可能太差；一位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就算不是名家，也不至于太过滥竽充数；一本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著不一定是佳著，但也绝不会是左抄右抄的三流杂烩。

然而，我们今天有谁能够保证一个中国重点大学博士的资格，一部大学出版社出品的水准呢？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成员可以涉嫌抄袭，重点大学的教授可以错把英文里的“蒋介石”译作“常凯申”，一级学刊可以收款刊登投稿论文；博士生更可以从不上课，连论文都由他人代笔。当这一切都可以发生，中国学术领域的信任链条也就完了。前一阵子，学术打假专家方舟子先生揭发全国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在清华上学时有抄袭论文之嫌，周先生对此仍无回应，却有网友先替他着急了，叫大家“ 想想清华的学生压力有多重？不抄袭根本就应付不过来。何必拿这点事小题大做！”我不敢相信抄袭是清华学生的普遍行为，但这位网友的意见却让人忧虑；假如每个人都像他这么想，那么清华的招牌还有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季羡林先生被称作“最后的大师”？因为他是上个时代的产物，一个学界仍有信誉可言的时代；因为他的成就被国际学界承认，而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混沌晦暗的江湖自娱自乐的结果。所以，我担心的问题还不是中国出不出得了大师；而是就算真有，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存在。说一个人是大师，谁说了算呢？我们谁都信不过。

向趙麗華小姐致歉

Mon, 13 Jul 2009 18:03:00 GMT

鄙人數年前曾經在香港報端發表一篇名為〈真正的诗不证自明〉的小文章，其中提到詩人趙麗華小姐及當時熱議一時的「梨花體」詩。該文後又收入拙作《讀者》，流佈海外。直至近日，拙作才被新浪網上的「梁文道博客」轉貼出來，為大陸讀者所知。

於是趙麗華小姐在她的博客發佈〈恭喜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终于加入了蠢货的行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a2fbd0100dt2d.html
)，回應拙作。拜讀過趙小姐大作之後，我才知道當時的「梨花體」詩多為炒作的結果，拙作所引詩句更非趙小姐原作。

拙作出言不遜，如今看來追悔莫及；而行文草率，未究真相便錯信謠傳，對趙小姐更是不公。就此看來，趙小姐評鄙人為「蠢货」，真是再允當也不過。鄙人謹此向趙小姐致上萬分歉意，盼其海涵；並衷心感謝她不吝賜教，使鄙人能夠自省己過，得益非淺。

此外，鄙人還希望拙作讀者廣傳此文，好還趙小姐一個公道。諸位功德，銘感五內。

Michael Jackson的种族逾越?

Mon, 06 Jul 2009 12:13:00 GMT

看到三表和周黎明兄寫Michael Jackson，我也忍不住要貼出前兩天發在南都的這篇東西了：

大家在怀念米高积逊的时候，都一定不忘顺便歌颂他打破种族藩篱的功劳。但要是仔细说下去，除了一首《Black or white》和部分歌曲里的言论之外，又好像再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加上一直围绕着其肤色变化的「漂白」疑云，所谓「打破种族藩篱」就变得玄虚更诡异了。

如果说他是第一个获得白人认同的黑人流行歌手，那也绝对不是事实。在米高积逊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之前，Donna Summer, Marvin Gay都曾攻占过美Billboard冠军的位置，更不用提前辈如Ray Charles甚至Louis Armstrong了；他们的音乐不只受到黑人的欢迎，还掳获了好几代美国白人听众的心。

不过，坊间流传的说法里头至少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米高积逊攻克了MTV这个偏重白人歌手的堡垒。然而，这一点不能只从表面上看，还要继续深挖下去，了解当年MTV频道的性质。

创办于1981年的MTV，一开始是个摇滚频道，主力介绍各种类型的摇滚音乐。基于这种音乐口味的选择，它们不大播放黑人歌手的作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欧美流行音乐文化的光谱里面，摇滚本来就是个白人主导的乐种。几年前我在另一篇文章谈过重金属和白人种族主义的关联，结果被一些重金属迷批评我不懂「重金属的精神」。其实你用不着去讨论「重金属的精神」那么抽象的东西，你只需要睁大自己的双眼，便能发现肤色和音乐口味的关系在美国实在是个可以统计出来的社会现实。自从摇滚乐诞生以来，有多少黑人乐手可以达到Jimmy
Hendrix的殿堂地位？又有多少黑人组成的摇滚乐队能够令人留下印象？

流行音乐和族裔次文化的联系一向是个被默认的美国国情。当Beatles和Rolling
Stone还在英语世界大行其道时，美国黑人心中的偶像始终是Motown公司捧出来的一众英雄；当人人以为摇滚和民歌就能代表上世纪六至七十年代的西方流行音乐时，大家好像都忘了另一头还有Soul，R&B及Funk的存在。我的意思不是白人只听摇滚，黑人只听R&B，双方泾渭分明。不，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许多黑人歌星都曾打进白人的耳朵。尤其在Disco热潮最盛的七十年代末，黑人乐种主导的舞曲简直是席卷天下；例如Bee Gees，他们根本就是以白人的身份在唱黑人风的歌曲( 尤其那种标志性的假音 )。

可是，这些跨越了族裔表层分野的奇人还是很难跨过最底层的界限，那就是广播电台的门户之见了。凡是去过美国的人都知道，彼邦电台的路线之分十分细致十分专门，直到今日为止，播重摇滚的就是重摇滚，放hip hop的就是hip hop，几乎绝不混淆。而当年的MTV就是这种背景的产物，以推动摇滚为职志，R&B和Disco都很难进入他们的法眼。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米高积逊先是以加插了重摇滚感觉的R&B舞曲( 例如Eddie Van Halen在Beat it中秀的那一手solo，和Steve Lukather 狠辣的riff)冲进几个专门的摇滚乐电台，再用精心打造的音乐电影逼得MTV不能不就范；真正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Pop，一种以R&B和舞曲为基调，又揉合了摇滚手法的混杂乐种。所以，米高积逊所谓的「种族逾越」其实是乐种cross over的结果，这个逻辑不能简单地倒过来说。

时至今日，MTV已成了一个跳舞音乐为主导的频道，反而要用专门时段去为摇滚存下一块保留区。当然，这是米高积逊之后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