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

中国的法律是常备用品？

Thu, 18 Mar 2010 11:59:22 GMT

在全国上下一致声讨房地产业赚取暴利，官商勾结，强抢如劫掠的时候，三家央企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天内三创地王。厉害呀，厉害。最难得的是，他们居然是利用我们的存款赚取我们的房款，两头在民。不是吗？没有我们的巨鹅存款，银行哪里有那么多钱贷给他们？他们又怎么会有那么松的头寸？他们赚取的，实际上是抢夺的，难道不是我们的房钱？

于是北京市政府一天之内大赚一百四十多亿地价，简直赚翻了。中心城市房价应声而涨，房奴们，掏钱吧，信共产党者得永久沉沦。于是舆论一片哗然，国民声讨央企，纷纷要求禁止央企进入地产业。这时候，砖家们出来了，出来的恰是时候。他说禁止央企进入地产业于法无据，似乎还非常在理呢。

实在令人咋舌，原来中国的法制进步了那么多的？突然间人人具有法制观念了，法律没有规定能做的就不能做了？那还是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吗？我们党难道不是一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吗？法律不仅仅是用来解释我们党的行为的合法性的吗？居然要事前查法律了？告诉你一个定律：凡是中共事先查法律条文的时候，这法律一定是用来做贞节牌坊的。

这一次是不是？想想？果不其然啊。中共跟央企的关系是什么？是老板跟打工仔的关系。因为央企是国有的，央企的资金是从政府居然还是中央政府的腰包里掏出来的，并享受中共的垄断待遇的。央企的老板是谁？是国资委，是李荣融同志。各位打工仔朋友，你们的老板每次下命令要你们干活的时候，会事先查查有没有法律条文支持的吗？除非他是傻的，否则一定不会。央企跟政府的关系难道不就是如此吗？政府对央企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不是国民与政府的关系，是老板跟下属的关系。所以不存在法律是否有条文支持的问题，他就是一个通知这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砖家都没有搞明白这么简单的逻辑关系呢？因为他不是不懂，他是装傻，他在忽悠大众。有这么好赚的钱，又有那么宽松的头寸，央企为什么不参与抢劫？兄弟，这是合法的抢劫，利润比毒品还要大，你说他怎么能够不参加？他手上又不是没有枪，对吗？所以啊，用法律把大众都绕晕了，就没有阻力了。大家听听这是多么强的法制观念啊，只不过这次法律被砖家强奸了，被砖家卖进窑子了。可怜的法律，可怜的房奴，可怜的党奴。

法律既然进了窑子，那当然就可用可不用了。这是个不用的例子，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潭局长最近出名得很啊，一本香艳的日记弄得知名度比当年小燕子还要高。前天看新闻还说他矢口否认日记是真的，昨天听说他被开除党籍和官职了，今天听说他被批捕了。我不想替潭局长说话，假如日记是真的，他活该。

问题就在这里了，假如是真的，他受贿几十万，当然要抓。但是假如是不够的，要有真凭实据才行的，这是执法行为。光凭几个帖子，据说是他的日记，这样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司法行为的。至少也要时间去调查清楚吧？从网络信息看，他自己就否认日记的真实性，那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怎么能双开并且批捕呢？大家都恨贪官，我也恨，但是法律就是法律，司法行为是一定要有合法的证据支持的。因为法律的尊严比区区一个小局长重要太多了。

为什么广西忙不迭地双开他，批捕他？很简单，因为影响太坏了，当然这是对中共而言的，对国民来说这影响再好不过了。中共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是加快处理，然后把事情冷冻下来让大家赶快忘记这件事情，这对他们是“最好”的处理方法。于是谁管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把他先办了再说。谁让这小子官职这么小，事情闹那么大？这时候就不能查法律了，明知道没有足够证据做的事情，做了再说，反正媒体都是自家办的，硬把他摊凉了再说。

所以说，在中国，法律就是中共玩官场游戏的玩具。当他们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忽悠一下国民。当他们不需要的时候，打进冷宫再说。反正大多数国民是看不明白的，还真以为法律是个玩意了。

与“爱国就必须支持共产党”论道

Mon, 15 Mar 2010 11:02:53 GMT

爱国就必须支持共产党：

那些指望中国有一天可以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可以结束这个梦想了。在中国，这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事。换一句话讲，中国共产党不惜被外国入侵，丧失主权，国土分裂，也不会放弃政权。

博主：
小支，哪一朝的皇帝不是祈求江山万代、一统江湖的？又有哪一个做到了的？即便仅仅是一个“共产党”的名称。共产党有这样的认识，一是因为他们有良好的愿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愚蠢。夏商周秦西东汉，哪一个不是被代替了的？呵呵
其实你的话反过来说，才是真正合乎逻辑的：那些指望共产党有一天能够永久执政的人，可以结束这个梦想了。在中国，这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事情。换一句话讲，即便中国共产党将国土、主权和他们自己的良知都出卖了，中国共产党都逃脱不了被推翻的现实，问题不过是迟早而已。

小支，岂不闻“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还有”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想当年赢政何等雄才大略，灭六国而一六合，然秦祚三世而斩。赢政名己“始皇帝”，意在千秋，跟当今的共产党有同样的愿望，其军队之强大控制之严格未必低于今天的共产党。然身死而天下隳者，三旬而已。

汉高祖斩白蛇而揭竿，后有“文景之治”。至献帝而遭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三分而归晋。唐高祖起兵太原，并吞天下。爰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逃不过五代而江山归宋。奴尔哈赤因六大恨而动干戈，至顺治入关，后有“康雍乾盛世”，却输给了外科医生孙文。这些朝代曾经创造的辉煌，哪个比不上今天的中共？“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

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考其完全和平连局部战争的时间，不过几十年。我们曾经创造过无数辉煌，但是我们又毁灭了多少辉煌？当年有人警告当年的老毛子红朝太祖，中国的治乱轮回几千年不曾走出过。你们的老毛头都说“我们可以走出这个轮回，因为我们有民主”。他是虚伪的，但是他也明白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却不是共产党的出路。

想胡温等人，其智不过中人，循吏而已，谈何雄才大略？论政治智慧、手腕、睿智，远不能更历朝开国君主，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能耐要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他们就是想不明白，即便你们“不惜被外国入侵，丧失主权，国土分裂”，到最终还是保不住自己的独裁统治的。

中国地产业存在大崩盘的风险吗？

Thu, 11 Mar 2010 07:04:57 GMT

最近，经常看到一些所谓“经济学家”们谈论中国的房地产事务，我注意到他们大多一定会预测中国的地产市场一定不会出现大崩盘的现象，理由是中国人对房地产的“刚性需求”非常大。有“刚性需求”就意味着有市场前景，有市场前景就意味着无论地产价格如何疯狂地上涨，都会有人接盘，有人接盘就一不存在大崩盘的问题。

事实果真如此吗？待博主慢慢道来。首先我们谈谈什么是刚性需求，所谓刚性其实很简单，就是指不太受其他因素变化而变化的因素。人最刚性的需求是什么？空气、水和食物。这三样你一天都少不得，除非你不想活了。你有家财万贯需要这三样东西，你一贫如洗同样缺不得，品质可以有好有坏，需求是绝对不变的，这就是所谓刚性需求了。

房子也是这样吗？好象不是吧？不买房子我们可以选择租房，农民可以选择不进城，我们甚至还可以选择露宿，当然是万不得以的时候。房子五千块一平方的时候，我们当然买，基本上这就是真实价值了。八千的时候咬咬牙还行，都三万块了还买？我们是傻子啊？还别说，都三万了还有傻子拼命买，是谁？是炒楼的，投机的。去年房子卖得太好了，报纸说只要是能卖的，垃圾都卖出去了。是真实的用家买的吗？一部分是，大部分肯定不是。

广州人的大实话：买棵菜你还挑三拣四呢，何况是房子？这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支出了，垃圾还买？那么为什么卖出去了呢？很简单，是炒楼的买的，他们是“接盘”的，不是住房的。投资或者投机都有一个信条，就是买高不买低，越高越买。因为房子涨价才有钱赚，要是降价，就没钱赚了，再便宜也不买。因为动机就不是为了要房子住的，而是买来卖的，所以垃圾也无所谓，照买。股票是如此，房子同样如此。

所以对房产的刚性需求有多刚性呢？价格绝对是可以抑制需求的，而且是最基本的因素。我们回到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元素：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很清楚，价格上升供应增加需求减少，市场会自动回复基本的均衡状态。其实最简单地描述对房屋的刚性需求的语言就是两句：“人傻”，“钱多”。一旦人不傻了，钱不多了，还有多少刚性需求存在？到最后你根本卖不起了，需求也就绝对不存在了。

再回到大崩盘的可能性这个问题。首先五年内房价至少升了五倍，这就是大崩盘的先决条件：价格悬河，势能积聚。什么是悬河？黄河就是一条悬河。我们都知道，黄河是自古以来水害最严重的一条河。因为含沙量太大，沉积严重，于是年年河床提升，于是年年修坝。河床愈高而河坝愈高，黄河成了一条悬河，高出其他的地方。于是势能就积聚了，一旦决堤，湮灭的就不仅仅是附近的地方，可能是十万八万平方公里。房产价格也是这个道理，它高出了经济基本面，而且高出了很多，也就积聚了势能。势能积聚太大，也就产生了大崩盘的风险。

大崩盘有多危险？看看美国就知道。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我没有读过任何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的地产价格有问题的。也就可以假定在此之前美国的房产价格基本上是合理的，次贷只是将贷款发放给了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而这些钱都拿去买房产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金融范畴的问题，而非地产业本身的问题。但是美国整体经济仍然受到非常大的危害，若不是美国政府扔下去几千亿美金的刺激，恐怕到今天仍然是一片萧条。而美国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十倍以上，其经济的抵抗力也比中国强若干倍，其法制基础、公权架构的合理性更加是中国不可比拟的。那么可能远远大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打击降临中国会怎么样？难以想象。

那么这条价格“悬河”是怎么产生的？这是一曲官商勾结大合唱。政府用推高地价、收取重税、默许地产商拖欠地价从而囤积土地，为房价建筑了前几十米大坝。地产商用囤积土地、囤积捂盘、炒高土地价格为房价建筑了中间几十米大坝。地产炒家用囤积楼盘、推高房价建筑了最后几十米大坝。悬河已经构成，塌陷无可避免。即便真的有刚性需求，地产的价格已经不受控制了，到最后没人买得起的时候，难道还能阻止大崩盘的发生吗？

某政协委员说：房子从两万涨到三万跟国民没有多大关系，因为都是买不起，这话说得非常愚蠢。当大崩盘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其外。因为经济垮了，你干活的公司可以都倒闭，你就失业了。而且你还根本找不到新工作，因为失业的人太多了。如果你是农民工，你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吃饭还行。你要不是呢？或者你的土地已经被流转了呢？你能逃脱打击吗？

到了大崩盘的时候，中国也就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了。花十亿建起来的大厦，可能一千万就能买下，这叫做抄底。李嘉诚的身家就是这么来的，不然他去哪里赚那一千多亿？但是，普通国民呢？那就哀鸿遍野了，他们还会听共产党的吗？唯一能够挽救中国经济的，就是必须将房价保持在相对合理的区间，否则一切都难以想象。

白痴外长-杨洁篪

Tue, 09 Mar 2010 10:29:15 GMT

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星期日（3月7日）在全国人大会议记者会上发表谈话，形容中国和俄罗斯树立了“大国关系的典范”，与他就中美关系发表的谈话形成对照。

博主评论：中共为什么竟然任命了这样一个弱智儿童做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外交部长？或许是因为中共本身就是一个白痴加饭桶的政党？或许这样一个饭桶白痴的外交部长正好跟这样一个白痴政党白痴政府相配？或许是因为任命一个有智力有骨头的外交部长会把这样一个白痴政党白痴政府全比下去了？

“大国关系典范”？杨洁篪同志也太过于讽刺白痴共党的白痴外交了吧？不就在去年，恶俄国的老毛子对准中国的商船射出了数百法子弹，枪杀了中国水手吗？不就是去年，老毛子强行抢劫了中国公民的价值百亿资产吗？不是在今年老毛子烧掉了中国公民的价值百亿的货物吗？

我只看到老毛子普金一个又一个耳光扇在共产党的脸上，还冲着中国人的脸吐唾沫。这就是杨洁篪外长的大国关系典范？杨外长是不是太犯贱了？中国政府是不是太不要脸了？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太下作了？杨外长是不是该改名叫杨洁痴呢？中国人去到外国做生意就跟中国政府无关了？中国政府不应该保护身居海外的国民吗？这难道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职责？难道不是执政党的职责？

外交部在火烧中国国民资产事件上做了什么工作？有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我这些饭桶官员都做了什么？好象是商业部的一个小组到了俄国，要求与俄国政府交涉，结果俄国政府傲慢地拒绝了，这叫做大国关系典范？这叫做奇耻大辱，这叫做丧权辱国。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当年周恩来那个饭桶就没有在印尼越南华侨被侮辱被驱赶的时候做过任何事情，老邓那个饭桶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没有在印尼辱华侨大骚乱的时候做过任何事情。到了今天，小胡这个饭桶也不打算为旅居海外的华人做任何事情。这到也罢了，杨洁痴部长居然还要扯什么“大国关系典范”，简直就是中国人的羞耻。

也怪奥巴马同志太不懂中国国情了，他何必派几个中国通来中国搞关系呢？直接照这杨洁篪外长那张丑陋得歪瓜裂枣一般的脸上扇上几个耳光，不就成了新的“大国关系典范”了？照洁痴外长的逻辑，小奥同志是不是要下令将美国华人的财产收缴个一百亿，然后烧光了，中美关系又成了外交典范了？

拜托杨洁痴外长，人是可以无耻的，但是再怎么无耻，是不是也该有个底线呢？

中共政府有打击楼价的诚意吗？

Mon, 08 Mar 2010 11:08:13 GMT

一套房征收62项税费房地产企业暴利震惊两会
一套房子，经过立项、建设、配套、销售等诸多环节，要收取多少税费？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代表给出了答案：据初步统计，我国现阶段涉及房地产的税种有１２项之多，涉及房地产的收费多达５０项，两者共计６２项。

陈万志说：“更为严重的是，据抽样调查部分项目的税费，已占到房地产价格的３０％—４０％，税种设置繁杂、征收环节多，存在重复征税和多次收费问题，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一套房征收６０多种税费”，在痛批房地产企业暴利之外，也给解读高房价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引起了许多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的热议。

持续关注房地产业的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小同提供了一家房地产企业的部分税费清单：以销售额１００万元为基数，按销售额的５％征收营业税５万元，按营业税的７％征收城建税３５００元，按营业税的５％征收教育附加税２５００元……此外，还有按利润２５％征收的所得税，按土地款３％征收的契税，利润超过２０％要采取累进方法计算起纳土地增值税等。加之地方养老、水利基金等不同名目，房地产开发公司总收入中的三成要用于缴纳各种税费。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调查表明，房地产开发总费用支出的一半，通过税费与土地出让金流向政府。“不少大城市这些年为何热衷发展房地产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出让金和税费成为重要的政府收入来源，有的甚至超过一半。可土地是有限的，地方收入‘房地产依赖症’越强，就会对其他产业产生资本和土地的挤出效应，使之可能被忽视，不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院长程惠芳说。

博主评论：中共政府有打击楼价的诚意吗？两个数字足以说明一切：房奴乖乖奉献的购房款中，有 30-40%是献给政府的税和费，这些税、费的名目有六十多种。统计数字有很多种，我曾经看到过地产商说流进政府钱袋的款额占六成的。

也就是说，假如房价下调一成，进入政府钱袋的钱就少了总房价的3-6个百分点。假如下调五成，那就是15-30个百分点。你认为政府会很愿意少收一些钱吗？少收那么多钱，他们拿什么去“制造”政绩出来？拿什么去喝上千元一瓶的茅台、五粮液？拿什么让自己占用的公车每周换一次轮胎？还有桑拿、按摩、叫小姐呢？拿什么去活动升官孝敬上司呢？

我记得很多年前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现在该是时间更新了，因为无论是会还是税，共产党都比国民党多。假如国民党现在还有反攻大陆的理想，假如真的付诸实践，我想全体国民会夹道迎接国民党的军队，我想人数一定比当年欢迎共产党军队的要多很多。

注意看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楼价的一段，他说的是要“稳定”楼价。不是“平抑”，也不是 “降低”，是稳定。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他认为目前的楼价是合理的，甚至继续上升也还是合理的，他的政府仅仅是要保持目前的价格，只要不“太快”上涨就好了。

也就是说，温先生的政府会继续伙同地产商继续阉割国民，只是刀子不要砍得太深，稍微割少一点肉，喝少一点血。大概这少喝的一点血和少割的一点肉，就是他给全体国民的“尊严”了吧？温先生胡先生还真的实在是仁慈啊，国民们是不是该跪倒在地，然后山呼万岁了？

可惜我从胡温和蔼可亲的眼神背后，看到了高高扬起的刀子，看到了国民都成了被宰的羔羊。

温先生是演技派还是偶像派？

Sun, 07 Mar 2010 10:02:51 GMT

中新社北京3月5日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温家宝说，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民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

他还表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进一步健全法制，特别要重视那些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建设。创新政府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机制，扩大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

此外，在此章节中，温家宝对要重点进行改革的领域也做出了阐述。如，加快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母公司的公司制改革，实现产权多元化，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推进公用事业改革，切实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引入竞争机制。

温家宝还表示，要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要求，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博主评论：温先生的外表是比较温和、比较儒雅的，但是我发现他很有一点喜欢标新立异的感觉。从上任初期说的普世价值，到你们是人民养的，到后来的自称中国是法制国家，然后是大讲政治体制改革，要让中国人民有尊严地生活。

可惜的是，考其政治业绩，就会发现绝对地言行不一。温先生上任应该有六年多了，请问政治体制有所寸进吗？说实话，我是一点都看不出。我们政治体制有哪怕是一点点的改进吗？三十年前就已经是一党下的政府、人大、政协体制，政治局常委分任政府总理、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头顶上是其实就是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兼军委主席。

国家主席有过不由总书记兼任的时候，军委主席曾经是老邓独任的时候，自打老邓西游，就是三职合一了。这些有哪怕一丁点的改变吗？还不是一党独裁下的极权架构吗？我们的自由度增加了吗？除了新兴的网络有一点点打破独家发言权的迹象，其他一切媒体都是党营或者是党控的，有自主经营的任何媒体吗？有能够畅所欲言的场所吗？

网络言论权不是中共赐予的，是人类技术革命带来的权力。即便这么小得可怜的一点点话语权，还遭到中共的无限打压。GFW、绿坝、五毛、审查无出不在，网络太大了，打压效果不好是上天的恩赐，与中共无关。政治体制改革从何谈起？说了这么多年了，普世价值有实现的迹象吗？温先生，恕我眼拙，一丁点都看不到。那么，温先生是否践言过呢？什么时候才能践言呢？

以温先生的权力、地位，应该是有能力改变现状的，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任何哪怕一丁点的改变呢？大地震冤死的数千孩子们没有得到任何正义，因结石而痛苦的数十万婴儿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豆腐渣工程没有得到任何调查，三聚奶粉事件匆匆结案。这些都是最大的事件了，难道处理这些事件的不是温先生主持下的政府？

那么温先生还能侈谈国民的尊严吗？剥夺国民最后一点点尊严的难道不就是贵党吗？假如温先生有哪怕一丁点的诚意，就去调查四川的学校到底有没有豆腐渣现象，到底结石宝宝是不是应该得到政府的补偿。否则，温先生就是纯粹的演技派。

李源潮同志的梦呓：3年内将有效遏制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

Wed, 03 Mar 2010 06:44:19 GMT

文章表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是个顽症，干部群众深恶痛绝。不严加整治，就会愈演愈烈，毁掉党的用人制度。

由中组部组织力量研究起草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提出，到2012年，用人上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初步形成比较完善的防治用人上不正之风长效机制。这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又必须坚决完成的任务，要继续以最坚决的态度与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进行战斗。

一是完善制度体系。制定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等法规性文件，完善“一报告两评议”制度，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离任检查。

二是加大查处力度。严格执行违规用人立项督察制度，坚持有案必查，查处一起通报一起。

三是强化专项治理。抓住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不仅要继续整治拉票行为，还要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四是加大监督力度。坚持和完善干部任用前征求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制度，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程纪实制度，任用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巡视力度，畅通电话举报、信访举报和网络举报等监督渠道。建立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结果反馈和向社会公开制度，引导大家把压力转化为动力，使之成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有力杠杆。

博主评论：看了文章的题目，感觉是相当惊喜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居然有如此信心，三年内“有效遏止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莫非他真有什么特效药？能够治理中共一党独裁的沉疴？这可是开不得玩笑的。因为反对一党独裁祸国殃民的朋友都知道，共产一党极权中国带来的最大祸害就是官场腐败，而且这是一个不治之症，非引入民主机制、民意监督不得减轻。而且只能减轻，不可能根治的。这位李同志何来如此大的决心、信心？

于是急不可待地阅读下去，看完以后哑然失笑。原来是得了毛僵尸真传，哗众取宠而已。搞运动嘛，多少年了，中共不就是善于把一切工作变成一场运动，然后大搞特搞，声势似乎很大，过后一切外甥打灯笼-照旧啦。四条措施全是衬辞滥调，毫无新意。这样的狗屁能够治好中共的病，那也就不是病了。好比得肺癌的病人给他开大剂量的感冒药，吃死他都治不好病的。

一是完善制度体系。制定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等法规性文件，完善“一报告两评议”制度，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离任检查。

就是说仍然是共产一党独裁的框架下的制度建设？这样的伎俩中共玩了几十年了，什么时候有效过？比如说温影帝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一样的荒谬可笑。是啊，立法工作倒是做了的，新法律立了一大堆，可惜警察是共产党、检查官是共产党、法官还是共产党，而，且居然都是政法委的下属，自家人关起门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法律是立了，可是愿意遵守就遵守，不愿意遵守就不遵守，这是法治吗？这样的制度建设一百年也没有用，立一万个都是假的。国民必须遵守，官员可以遵守或不遵守，这是在演戏。

中国的事情，到了最后就是一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吗？但是立法、执法、枉法的都是共产党，难道不是吗？别的团体、机构还没有这个能力呢。不跳出这个框架，一切免谈，都是骗人的鬼把戏。所以中国的事情，其实简单到最后就是一句话，最需要治理的就是共产党，治理好了共产党，什么都治理好了。不治理好共产党，那什么都治理不好，因为一切腐败糜烂的根源就在于共产党。

二是加大查处力度。严格执行违规用人立项督察制度，坚持有案必查，查处一起通报一起。

难道贵党不是一向都是这样做的吗？不是？那那么多的反腐大戏是谁编导的？有效吗？有目共睹的啦。要论反腐力度，共产党比朱元璋差远了，贪污受贿五百两以上的统统砍头。贵党有他杀的官员多吗？可是朱元璋还不是哀叹贪官杀之不尽吗？胡锦涛是不是准备杀光那些贪官？杀不光的，何况中国到底还是有一点点法律的，小胡也没有权力贪污五万元以上就杀的。

督察制度？不是一向都有的吗？有用吗？最讽刺的是，到最后同样贪污腐败的就是督察人员。纪委的人员贪污受贿起来一点也不比其他官员差，几乎无人可免。谁去督察那些督察人员呢？没有独立的、共产系统以外的人督察，肯定是无效的。因为最需要督察的就是共产党，不是其他任何人和组织。也许最需要被督察的，就是中组部，不是其他部门。

三是强化专项治理。抓住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不仅要继续整治拉票行为，还要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专项治理？那不就是搞运动吗？文化大革命都没有效，何况这样的小运动？拜托，共产党搞运动搞了六十多年了，还没厌呢？李源潮同志真的是一点点想象力都没有，给点新意不可以吗？就跟年年都要搞一次卫生城市评选一样的，每年到那时候，就鸡飞狗走地大搞一通。搞得市面一片萧条，检查组走了一切照旧，年年这么搞，国民当笑话说，没人拿你当真的。

四是加大监督力度。坚持和完善干部任用前征求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制度，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程纪实制度，任用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巡视力度，畅通电话举报、信访举报和网络举报等监督渠道。建立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结果反馈和向社会公开制度，引导大家把压力转化为动力，使之成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有力杠杆。

这话听起来真傻，李同志真的是好傻好天真啊。在全国各地抓访民的那些人的头头哪一个不是共产党员？李同志吹起牛来真的是不比任何人差啊。靠这样的措施能够三年有效遏止共产党人犯罪？骗谁呀？难道李同志家里是开2B工厂的？

看完以后，我只能想起广州人讲的传统笑话：共产党的话靠得住，母猪都会爬树了。

谁给赵本山们戴上了镣铐

Sun, 28 Feb 2010 12:45:11 GMT

又一年的春节过去了，又一年的春晚看过了，有一片嘲讽、讥笑、批评、抨击接踵而来，又过去了。年复一年中，很多年过去了。

我看了很多类似的帖子，也有各种媒体的类似报导，也有类似的很多评论。几乎年年如此，没看春晚的时候，到处是关注当年春晚的消息，演员、节目、审查、过关，似乎充满了憧憬。看过以后，是一片叫骂的声音，尤其是相声、小品类的节目，因为这一类的节目关乎大年三十的笑声。大年三十合家团员，谁不想好好欢笑一下？所以这类节目是最关人心的，往往也是最多人评论的，也是最多人抨击的。“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是绝对大多数人的意见。

而赵本山是这类节目必谈必抨击的一个人，他名气最大，演技最好，似乎现在也是最富有的一个演员。于是年年露相，年年挨骂。其实今年的春晚我最终未忍卒看，陪儿子打网络游戏去了，年三十宠一下小孩子，让他打了一个通宵。不过，我看过去年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我的评价是：这是一个极端无聊的节目，没有笑料、没有包袱，更没有演技，至于思想性就提也不要提了。最后这个节目好象被评了一等奖，我想这就是春晚要求赵上节目的代价吧？毕竟以赵的身家和名气，上春晚对他几乎豪无吸引力了。

不过我没有批评赵本山，因为我很清楚那些无聊节目的背景，跟赵本山们毫无关系。有看过我去年的博文的朋友，去年春晚前赵的节目剧本很早就曝光了，名字是《抄底》。那个剧本比起《不差钱》来，高的不是一两等，而是天上地下的感觉。《抄底》这个剧本，光看剧本已经比看表演过瘾得多，有笑点、有包袱，精彩无比。而最重要的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相信假如赵上的是《抄底》这个节目，绝对火遍中国，掀起赵本山热潮。

那为什么赵换了剧本呢？而且还是换了一个无聊透顶奇臭无比的《不差钱》呢？答案只有一个：赵本山在国民眼里是一个大明星，但是在中共的官僚眼里不过就是一个小演员而已。春晚是全中国全年最重要的一个文艺晚会，最重要的一个节目，每一个剧本都会经历层层的检查。其实不奇怪吧？哪怕最简单的一条媒体消息，都要经过共产党的层层审查。春晚这么重要的节目，中共怎么会给他自由呢？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审查，拥有最后决定权的当然是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人- 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
《抄底》为什么上不了？就是因为他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近十年的春晚节目的一个审查精神就是：不允许讽刺现实，即便是贪官污吏都不可以讽刺。为什么？因为贪官也要过年的，至于国民们看不到精彩的节目，这个年是不是过得好，那李长春就不管了。大概在他的眼里，即便是共产党的贪污腐败分子，也比全体国民的福祉重要得多。更何况中共的官员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贪官，你说他会以谁为重呢？说不定他自己就是一个大贪官。

还有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艺术形式-相声这十年来沦落到了几乎没人看的境地了。以往曾经新人、名角倍出的相声，十年几乎没出过什么新人，有的话也都转到电视台主持节目去了。原因是什么？不许讽刺，不许讽刺共产党，不许讽刺社会现实，这是中共的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方针。几乎是在李长春当上那个职位以后，相声就完蛋了，没有了讽刺，相声还怎么说？袁世凯、蒋介石当政的时候，民间艺术创作的自由度都比现在大得多。我们几乎已经可以说：相声已经死了，除非创作环境有重大改善，这个艺术形式将走向死亡。

相声如此，小品何能独外？小品如此，赵本山、冯巩之流何能独外？春晚是全中国最重要的一档节目，又何能独外？层层的政治审查，可想而知。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指望赵本山们演出精彩叫好的节目，如同叫他们戴上百斤重的手铐脚镣跳出优美的芭蕾舞一样，强人所难而已。其实看春晚后媒体评论的风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宣部的影子。刚过完年三十的时候，铺天盖地的都是批评声音，过了几天就完全听不到了，又变成正面宣传了，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媒体收到上级通知了。

可怜的小演员们，这边厢忙得跟孙子似的，那一边厢却被骂得跟狗一样。要不是还能捞几个钱，那活还真不是人干的。再仔细想想，这貌似强大无比的执政党，连小小的讽刺都经受不了？这么脆弱的政党，要不要也罢了。

《出师表》文白对照（哈哈，笑死我了）

Fri, 26 Feb 2010 11:43:48 GMT

《出师表》原文：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白话文版《出师表》：

你爹出来混，半道上给挂了；现在地盘又分三块，益州好像咱也罩不住了，这世道眼瞅着要杯具了。但是你爹留下的保镖还很忠心，出去砸场的那些二杆子也都不要命了，这些都是看在你爸往日给钱给女人的份上，现在想报答罢了。

叔现在就希望你丫放机灵点，完成你爹的遗愿，让兄弟们也扬眉吐气；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不值钱的葱，把弟兄们的心给屈了。

你家里咱帮里，都是一起的，该批评谁该扇谁，一碗水端平；不好好干的，给咱整天惹事的，以及为人忠厚实在的，交给保卫科，该剁手的剁手，该发钱的发钱，这能说明你对大家都一样，你也不要偏谁向谁，让大家有亲疏之别。

小郭，小费，小董，人都实在，事情办的周全，你爸特别看得起，叔认为帮里的大事小情就交给他们；二杆子老向，性子好得很，人也猛得很，能打能杀，你爸说过“能干”，不行就提拔一下，叔觉得砍人的事就交给他，肯定能扩大咱的地盘，以后没人敢惹咱。

帮里开始为啥红火得很，还不是一直拉拢实在人，撵走没本事的，后来为啥被别人逼得走投无路，还不是身边都是一群光会耍嘴的人，你爸每回跟叔扯闲篇的时候，把个胸口能捶青。侍中、尚书、长史、参军，都是叔的拜把子，你一定要相信他们，咱发扬光大就有戏了。

叔本来是一个种地的，在南阳有一亩二分地，在这个人砍人的时代，叔不想砍人，只希望不被人砍。

你爸不嫌叔怂，三天两头地往叔屋里跑，问我如何管理帮派，我感激得眼泪哗哗的，从此跟着你爸四处砸场子抢地盘。

后来本帮被人火并，叔死命硬抗，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

你爹知道叔精的跟个猴一样，所以挂之前把大事都交给我，自从换了你当新扛把子，叔天天睡不着，害怕把老大的心给屈了，所以五月份领着弟兄们开着船过了泸河，到那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把该摆平的都摆平了。

现在南方没人敢胡成精，咱的手下也个个兵强马壮，应该好好让兄弟们，放松一下。再把中原打拼回来，把那些没良心的，耍奸偷滑的统统拾掇了，把咱那些长老级人物重新扶起来。这样叔也就对得起死去的你爸了。

至于啥事咋弄，好话坏话，就靠攸之、祎、允。这一回叔是去砍那些王八蛋的，砍不成回来你咋办都行。如果没人给你说好话，叔就找攸之、祎、允，还不信丫们能翻了天了。你也应该好好地想想你爹的事。你叔我这里肯定很感激。行了，叔马上就要闪人了，眼泪哗哗的，都不知道胡咧咧了些啥东西。

温家宝与愚蠢的保8游戏

Wed, 24 Feb 2010 03:53:02 GMT

去年，中国保八了，也就是说中国成功地保证GDP增长8%以上。大报小报以及一切媒体都大肆歌颂这一丰功伟绩，中共在任何场合下提起这一件事情，都充满了荣誉感，似乎这就是中共零九年最大的业绩，也是温家宝最大的业绩。果真如此吗？假如我说这是一场极端愚蠢无知的数字游戏，并且是靠掠夺你我等国民的资产成功的，你会同意吗？无论同意与否，至少我有相当的理由这样认为。

首先保8这种提法，就显得不合乎逻辑，不符合经济规律，同时显得愚蠢。相信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政府有这样的做法。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会宣讲将会采取的各种经济措施和政策，然后“预测”经济增长，而不是预设目标。预先设定增长目标，如同做假帐一样，先设定一个赢利指标，然后倒填数字，更加接近计划经济时代的方法。经济增长不是一个应该预先设定目标的领域，因为经济增长中的不可预测因素太多了，而预先设置目标本身对经济运行就是一种行政干预，并不符合经济学思想。

预先设置了目标，假如无法实现呢？当然就是一种失败。对于中共政权这样的政治团体，是无法接受一个失败的结果的，他们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皮。于是就会造假，于是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保8”。当然，所谓不惜一切代价，牺牲的只会是国民的利益，而不是共产党自身的利益。通常这些是什么代价呢？通常是国民的健康、环境、水土、经济利益等等。比如零九年最典型的牺牲国民的利益呢？是国民的经济利益。中国政府各种不同的机构在近几年来一直在抨击地产业大鳄门囤积地块、房屋以谋取暴利，而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政策试图打压房价。显然房价过高，地产商得利不当已经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共识。

而这个时候，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了，一时间全世界经济一片风声鹤唳。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宣布了保8的政策，并宣布以四万亿巨资投入市场，力图保证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不再提房价过高的问题了，四万亿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投入了房地产业，免印花税、交易税等等措施纷纷出台，变打压房价为支持房价，于是从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开始到现在，房价至少提升了一倍。而为这提升的一倍的房价买单的是谁？是全国国民，是普罗大众，是众多房奴。

而这提升了一倍的房价对中国经济的带动有多大？可以说，基本上等于零。原因是什么？是本来的房价已经属于畸高的范围了，房价再涨也不能给经济起任何带动作用了。因为地产业对其他行业的带动作用不能用总销售金额来计算，而应该用总成本。因为总销售额是他们揣进腰包的钱，总成本才是他们的支出，他们用来买地、设计、建筑等等的消费。地产业使用来购买其他行业的商品和服务的支出才是他们对国家经济的贡献，是他们对钢材市场、人力市场、水泥市场、其他建筑材料市场等等的拉动。

而房价原本就极度畸高了，远远抛离成本了，价格再怎么上涨，也不可能对其他行业有拉动作用了。比如说原来房屋的平均成本是三千元/平方，而售价是一万五，那么房价再上涨到三万，难道地产商会无缘无故将成本也提高到六千吗？难道他们会主动掏腰包给钢材水泥加价吗？当然不会，所以房价一万五与房价三万时候的带动作用基本是一样的，但是房奴门购买房屋的价格却整整多了一倍。当然，房价上涨了一倍，GDP增长的数字也增加了一倍，数字好看多了，当局也就顺利地保8 了。保8是温家宝的业绩，这就是所谓不惜一切代价，可是付出代价的不是政府不是共产党，而是全体中国人。

只不过这仅仅是温家宝玩的数字游戏，而掏钱的是买房子的消费者。地产业绑架了中国经济，而温家宝绑架了全国的消费者。所以，预设经济增长率不仅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愚蠢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8%的增长？7%是不可接受的吗？7.8%呢？7.9%呢？预设了目标，那么不该做的也会做，不能做的也会做。明明是不合理的，为一个愚蠢的目标而更不合理，难道这样做是明智的吗？这样取得的业绩又有什么值得骄傲、自豪的呢？

温家宝与楼价

Mon, 22 Feb 2010 15:07:42 GMT

温家宝与楼价有关系吗？当然有，绝对有，待我慢慢道来。

首先讲一个地产发展商空手套白狼的故事。话说某地产商以五亿的价格拍得一块地王，合同价格是五亿，定金是两千万。这第一笔两千万的定金是万万拖不得的，因为通常合同以收到定金为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的。于是地产商以最为痛快的态度汇出两千万，然后合同生效，土地过户手续就可以开始办理了。但是后续付款就不痛快了，能拖则拖，能赖则赖，基本上就没有打算要付款。而国土局也催也不催，一副欲拒还迎的样子，当然要关系好才行，关系好坏与得到的利益为标准，当然也以对象背景有关系。

拖上个一两年，楼价就上去了。楼价上了，地价当然也就上去了，水涨船高嘛。地价上去了，就该卖地了。地产商以八亿卖出，付完地价净挣三亿。不过要意思意思的部门很多，钱是不可能都让一家都挣了去，大家都要分分的。于是轻轻易易地，两千万两年赚三亿。这就是地产商典型的空手套白狼的手艺。其实还未必是两千万赚三亿，可能最初的两千万就是从银行借的，那就是花点利息钱就完了，更典型的空手套白狼。当然这样的话，银行那边也是要意思意思的了。

这样的生意，是不是更加象抢银行？简直比卖白粉还要好得多，卖白粉至少还要拎着脑袋，钱多却风险大。当然这里有一个大背景，就是楼价必须望上走，望下行就亏了。于是大家就必须屯地屯楼，把楼价地价哄抬上去，于是大家分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产商，再加上整条利益链的小串串，合伙抢劫楼民，也就是我们这些房奴们。于是国民财富大量流入如任志强这样的地产商和地产商的狗，以及政府中的每一个喝血的部门。于是财富大量、急剧地集中，各地所谓地王楼王不断产生，畿尼系数畸高。于是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于是任志强说，政府打击楼价六、七年了，手段已经毫无新意，效果是越打击楼价越高。而且还要高，要高速上行。想想看果然如此，温家宝掌权以后，政府批评地产商的声音、打击楼价的措施不断，而这六、七年的楼价如同火箭一般窜升，这政府也未必太无能了吧？无能确实是无能，但是还有一个是真心还是假意的问题。楼价果然是无法有效地打击的吗？恐怕未必，其实几个招数，就可以把楼价打回七年前，杀尽地产奸商的威风。这不是吹牛的，是共产政府曾经施行过的政策。

是什么招数这么神奇呢？答案就一个：行政命令。第一，勒令国有银行停止一切对地产业的贷款，凡是地产公司一律不予放贷，已经放出的贷款到期必须回收。这是李鹏在九十年代实行过的方法，此招一出，地产业必然风声鹤唳，楼价应声下塌。因为地产商真正靠自由资金做生意的几乎没几家，这一招掐在地产商的喉咙上，资金链一断，他们只好倒闭。即便能挺过来的，也只能以最保守的财政政策经营，什么屯地吞楼的奸商招数一律有心无力。地价楼价一律回归真实价值。第二，地产公司一律不允许预售房产，盖好一栋卖一栋。这招一出，地产业就真正进入寒冬了。这是斩断了地产商的经营杠杆，让他们有一分钱就做一分钱的生意。帐面上的活钱少了，量他们也不敢再随便地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地王了，搞不好的，还要将前几年吃的粮食再重新吐出来，否则就等着倒闭吧。第三招，凡是投标买地的，付款不得有半点推迟，严格遵守两年内不动工就收归国有，违者重罚。这就足可以斩断地产商屯地的最后一丝希望，让他们老老实实地做生意，赚该赚的钱。

这些招数确实是有点过猛的，也肯定会造成某些后果。首先自由经济学家必然是反对的，这是使用行政手段敢于市场，违反经济规律的事情。他们当然会这样说的，从字面上看似乎也很有道理。哪一个砖家出来说话不是引经据典的？哪一个不是看起来非常有道理，却似是而非的？对经济的干预手段当然是货币手段、财政手段最好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货币手段和财政手段必须是采用在完全市场经济或者说是完全竞争市场才是有效的对经济进行微调的手段，对不完全竞争市场或者垄断市场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中国的地产市场，肯定不是完全竞争市场。首先第一手地的提供者，实际上只有政府一家，是绝对的垄断。只要地产商搞掂了政府官员，他们拿地几乎是零成本的，这是竞争市场吗？于是地就从第一手炒到第二手第三手，最后老实起楼卖楼的，就只有靠牺牲建筑质量来牟利了，否则就要亏本。所以就产生了楼脆脆楼倒倒，所以地震灾区那些可怜的孩子只能为中国政府的无能无耻用生命买单。在这样的市场里面，什么提高贴现率、存贷款利率、减少流动性这样的手段是绝对无效的。因为大有大赚，这点小成本人家根本没放在眼里。小有小赚，因为验收人员是可以买通的。可怜的升斗小民只有拿毕生积蓄乖乖地送上门，命不好的话，刚好在楼塌的一瞬间刚好在里面，政府连给你一个真相的要求都做不到。他们怎么查？真的查，政府就要倒台了。

还有一个后果，就是会产生大量的银行坏帐和烂尾楼，这是必然后果。这不是该付出的代价吗？地产业的泡末，已经被吹成一个硕大无比的气球了，任由这个泡末越吹越大，十年？八年？最后一旦泡末破灭，中国经济将遭受毁灭性打击，最后中国将如同九十年代的日本一样，遭受十年二十年的寒冬。房地产价格冻结二十年，到那一天，中共的政权将会在下一代领导人手上毁灭。也许连同中国的一切发展契机，也许连同中国的和平发展的一切机会。

最后再说回前面的温家宝与楼价的关系问题。很简单，无论是李鹏还是朱熔基时代的中共政权都曾使用过雷霆手段打击房地产价格，而温家宝时代则完全没有过。可以说温家宝当政多少年，中国楼价的泡末就吹了多少年。可以说今天中国房地产业的尾大不调，是温家宝一手造成的，这就是温家宝与楼价的关系。假如温氏不能采取果断措施调节楼价，料其百年以后，仍遭国民唾骂。

墓碑(4-2)

Sun, 21 Feb 2010 11:09:09 GMT

六、“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使干部拥有一个令人致命的权力――社员的吃饭权，也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群众吃一顿肉，他们吃几天肉。
公共食堂炊事员掌握了勺把子的权力，这是直接分配食物的权力。汤汤水水的大锅稀饭，见了顺眼的勺子沉底一捞，就吃得多一点，见了不顺眼的皮面上一划，清汤寡水几片菜叶。炊事员还可以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输送救济。这样重要的岗位，一般落到干部亲属或亲信头上。
在饥饿中，干部多吃多占是普遍现象。省委检查团的一份报告中说，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占干部总数的75％。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他们对社员可以任意惩罚，社员无法监督他们。什字区严海臣等5人私分黄谷14000斤，中坝管理区主任张吉臣一人就贪污粮食3000多斤。他们将贪污的粮食大肆挥霍。社员说：“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都被大嘴乌鸦吃光了。”大足县土桥公社有不同程度多吃多占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吃掉集体粮食100多斤。后给以撤职处分。1962年复职后，又办干部小伙食团，共吃掉大队提留粮800多斤、国家供应社员的粮食400多斤，还拿300多斤回家。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各地治肿病的临时医院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场所。由于政府对这类医院供应一些红糖、粮食等，很多干部及其亲属以病号名义，冒领补助粮食和糖。干部利用这个机会多吃多占，还把上级供应给病人的红糖、粮食据为己有。江北县石坝公社有92名干部没有病虚报为病人领取补贴，还有137名干部家属、亲戚报称“病人”领取补贴。此外，医院的院长、保管员、护理员、炊事员、运输员、勤杂员贪污尅扣病人的供应物品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在涪陵县明家公社医院，病人看到粮店供应的100斤面粉被医护人员分了。各地医院病人普遍反映，国家供应的黄豆、红糖，他们都没有吃到。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锅的情况下，干部们尅扣口粮，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1959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
垫江县界枫公社共揭发出177人有盗窃行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干部137人，占盗窃人数的77％，占干部总数的82％。这些干部除了盗窃集体的粮食和财产以外，还对社员明火执仗。石花管理区大队长夏某，竟在白天以没收富裕农民财产为借口，将老上中农夏炳盛家的被盖2床、蚊帐3笼、桐籽110斤、麻20斤、漆1斤、红海椒2斤、烟叶1.5斤全部拿走，连一床草席也不放过。
在食堂断粮、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郫县红光管区竟不顾群众死活，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几个干部吃了牛肉200多斤，过旧历年一队社员食堂杀了一只150斤重的猪，干部食堂就拿去90多斤。红光公社有两对著名恋人，一对是县委农工部部长潘兆清和公社党委书记郑功瑶，另一对是合兴公社总支书记刘绍元和和独柏管区的支部书记游福群。他们的干部食堂将供应照顾病人和幼儿园的白糖、鸡蛋都卡住吃掉。1960年过元旦，杀了一只猪重130斤，刘和游就拿走吃掉60斤，当时全管区六个食堂已全部停伙，只吃一点白水煮的苕叶，死人累累，但他们却大摆宴席三桌，为其一周岁的儿子做生日。他们为了吃鲢鱼，在数九寒天，逼迫十余个社员下水戽鱼，共戽了60斤鱼，刘绍元、游福群和潘兆清、郑功瑶就吃了30多斤……更恶劣的是刘绍元在公社上碰到一个社员拿了一只鸡，刘硬说是偷来的，把鸡拿走，社员跟着要鸡，到了乡公所，刘便拿起电话，假装给派出所打电话，社员看到叫派出所，便吓跑了，鸡被他们吃掉。1960年，潘兆清，郑功瑶夫妇数喜临门。五月潘兆清升任华阳县委书记。六月郑功瑶升任郫县县委常委。
四川省留下的档案中，只有揭发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县以上干部的特权行为没有留下多少资料，这是四川省委严加控制的结果。当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提供了李井泉的生活情况，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是为了吃饱，而少数高级干部则是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追求享乐。
七、吃青、刑罚、扣饭
饥饿难耐的农民，出于生物的本能，见到可吃的东西难免要吃。当时可以吃的东西无非是还没有成熟的庄稼，如青麦穗、青稻穗、青玉米等。但是，这种“吃青”行为一旦被干部看见，轻则罚款、扣饭，重则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折磨致死。而更常见的情况是，农民没有偷吃，却被干部诬为偷吃而受到惩罚。
荣县五一公社新进大队二队社员朱玉发1961年春天拿了地里的胡豆2.5斤，被罚款120元（相当于科级干部四个月的工资），除了把他家里的衣服、被子、席子、红苕及口粮供应证全部没收外，还将他身上衣服脱光，进行批斗。朱玉发每天还要付给向他“追赃”的人粮食每人1.5斤，工分10个。地委向县里下达了“追赃”任务120万元，县委又将这一任务下达到各区，各区又加码下达到公社。各公社、大队为了完成任务，采取了“人跟人、脚跟脚”的“追赃”活动。有的公社规定“倾家荡产，卖巾巾片片，卖儿卖女，都要缴清赃款”。因此，在乐道、成佳、龙潭、唐山等区的农村，“追赃”的干部见鸡捉鸡、见鸭捉鸭，见什么拿什么，社员的衣服、棉被等都被拿走。有的“追赃”干部借机大发横财。社员童光前趁给食堂打柴之便，拿了一点柴回家，公社令其赔款270元，童无钱赔，公社将他家老人的两具黑漆棺材当即抬走，生产队里还拉走了他的一只大母羊，抓走了一只鸡和一只鸭。有的公社用评议的办法确定偷盗的数字，富南公社三大队在255户中就评议出偷盗户254户。
1960年春，古蔺县的公共食堂已经断粮多日，能吃上漂汤（汤内有少量菜叶）就算改善生活。人口大批死亡。龙美公社金坪管理区去冬今春死亡人口占原有人口的24.7％。没死的人很多患有肿病，边干活边呻吟。饥饿的社员被迫偷吃粮食。彰德公社二管区一队84户，偷盗和私拿粮食的就有77户。干部对吃青、私拿的处理也十分严厉。潭庙公社一社员偷了2斤红苕，支部书记计算：这2斤红苕下种后可产3000斤红苕，其价值30元，当即罚偷苕的社员37元。除了高额罚款以外，扣饭、罚跪、捆绑、吊、打、劳改、搜查、没收财物。扣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六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过饭。社员说，这个队有“三扣”：不按吃饭时间到食堂要扣，不能下田的病人要扣，不向食堂交野菜的要扣；还有“三不扣”：干部不扣，干部家属不扣，干部亲戚不扣。这个六一管理区在1960年1到6月，就有29人被捆绑吊打，其中有4人致死。有的公社规定，社员不请假外出、不出工、不参加会、不交野菜、不交青饲料，一律扣饭。古蔺县飞龙、彰德、玉田三个公社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144人中，有三分之一打过社员，被他们捆绑吊打的社员有124人，其中被直接吊打致死的和逼死的有33人，致残6人，重伤7人。据对古蔺县德跃、摩尼、太平、白沙等6个区22个公社调查，1960年1到6月，干部打社员造成严重后果的有76起，因吊打致死的16人，致残的6人，重伤7人，扣饭饿死7人，自杀多起。新建公社白沙管理区1月至3月，受到种种不同程度肉体惩罚的社员119人，其中，吊打逼迫19人，打残1人。圣灯公社第九管理区第五生产队队长张某常吃双份饭，1960年3月23日，社员黄文先没有出早工，张队长当即扣黄的早饭。黄说：“为什么要扣我的饭？有人还吃双份饭呢？”张队长认为黄伤了他的面子，命令社员毛学友拿些大粪，将黄按倒在地向黄的嘴里灌，弄得黄满头满嘴都是大粪。
省委整风整社温江工作团在上报省委和地委的一分报告中写道：
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全县大抓生产、生活和继续开展反右倾斗争中，罚款、扣饭和算损失账等违法乱纪现象普遍发生。在1960年二、三、四月，全县大搞“突击落后”，合并大管区、大食堂等运动中，罚款、扣饭、捆绑、吊打社员群众，以及“洗毛芋头”、“留学”、“开富裕中农座谈会”（即白天监督劳动，晚上轮流批斗）、乱捕、乱扣、乱撤干部的情况愈来愈严重、普遍。逼死人的事件不断发生。直到六、七月“新三反”期间，这股风势稍有缓转，但在8月至11月的粮食核产工作中，在县委部分主要负责干部分别主持的淮口等地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上，又发生了打人、“洗毛芋头”、罚跪等行为，直到这次会议期间仍然没有刹住。
“洗毛芋头”在河南、甘肃称为“炒豆子”，这个报告介绍，1960年12月13日晚上，龙王公社四管区社员曾本春到食堂请人给小孩看病，被武装队长罗某与支部书记吴某碰上，被他们诬为“偷东西”，当即遭到毒打，并搜查其家，曾取刀刎颈自杀，经急救未死。12月14日，民校教师贺某发现竹篙公社联盟管区社员罗龙利偷鸡，贺将罗龙利及其母捆送队上，狠打了三次，又将其父家中搜刮一空，逼得罗龙利跳井自杀未遂，其父于15日上吊死亡。
这个报告介绍说，仅竹篙区1960年2月到11月，在少数公社、管区、生产队干部的主持下，活活打死社员6人，被他们“洗毛芋子”、吊打之后自杀的83人，被扣饭饿死1人。据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饭，230户被搜查，99人被罚苦工，68人被罚款，27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人，致残者3人。
“洗毛芋子”又称“打肉皮球”。长江流域的农民洗毛芋是将毛芋放在木桶里，装上一些水，再用一根带把的木棒在桶里来回推动，使毛芋相互磨擦而去掉表皮。这里说的是：　将被惩罚的若干人围在中间，四周的人将他们推来推去。这种刑罚和北方称为“炒豆子”的刑罚相似（本书甘肃章、河南章、山东章都提到这种刑罚）。
这份报告介绍，龙王公社人和管区有3被人整死，2人被整残。贫农社员龚明通因出工不积极，被分支书记罚扣饭15天，他饥饿无奈，挖了一些红苕，被“洗毛芋子”而成重伤，送回家后上吊自杀。大明管区分支书记廖某，强令有病的社员肖有根从公社背米回管区，肖走得慢一些，就以“磨洋工”的罪名，轮流三次给肖“洗毛芋子”，第二天，肖上吊自杀。肖父因气愤不已而死，其妻精神失常，幼子无人照看也很快死亡。1960年8月，土桥管区双流公社就有五个社员被干部迫害致死。该社总支委员兼前进管区支部书记吴某，在1960年一年内就逼死社员两名，“洗毛芋子”10多人，扣饭300多人，罚款罚苦工20多人。又新公社社员周玉明因得肿病，管区主任周某强迫其出工，昏倒在地，而主任反而诬陷他偷吃红苕，当即毒打，拖回办公室，第二天即死。据不完全统计，土桥区从1960年1月到11月，由于干部扣饭饿死8人，因占小便宜被干部组织斗争、“洗毛芋子”而后自杀26人，被干部活活打死2人。
据不完全统计，长宁县桃坪公社总支书记、委员、支书与乡干部15人当中，关过社员的就有9人，占60％。全社伙食团长以上的干部441人当中，扣过社员饭的212人，打过人的19人，捆过人的48人，虐待病人造成死亡的有31人。被他们扣过饭的社员不计其数。他们私设劳改队，私设监狱，不准病人吃饭，强迫病人劳动。碾坎生产队罗大娘母子4人病在床上，10天不给饭吃，死了3人。中坝管理区的劳改队中有一个叫陈玉秀的11岁女孩，她被迫干了5天5夜的活，疲劳过度，口鼻流血而死。大同管理区社员李友成怕扣饭，带病出工，病倒田间，被抬回后，队长说他装病，踢他几脚，回家即死。
1960年二、三月份，合川县南屏公社由于饥饿，群众“吃青”现象比较普遍。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谭某在作业组长以上的干部中布置：凡是有偷窃行为的人，抓住后就吊、打、罚款。谭还在中南、白鹿两个管理区先后开会毒打6人以示范。还在会上公开说：“劳动力多得很，整死几个没关系，打死十个算五双，砍成几块好肥南瓜窝窝。”“整这些人要有斗争性，不执行就反右倾。”并规定偷一棵胡豆或一个包谷罚一元，偷一个红苕罚5元。从此，这个公社打人、扣饭、罚款、抄家成风。据统计，全社159名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中，捆绑吊打过社员的就有89人，占56％。被打的社员565人，被罚的478人，被抄家的588户。对社员施的刑罚有：“吊半边猪”、“鸭儿浮水”、“猴子搬疙瘩”等。据检查团调查，有44人在吊打和扣饭后致死，有19人打成残疾。另据樊执中1961年11月13日对南屏的报告：一，该公社伤亡496人中，吊死、逼死、活埋的有42人，打伤、打残的62人，因病还强迫劳动或扣饭而致死的有392人；二，被罚款的有387户，罚款额为12400元。白鹿管理区社员张绍荣拿了7根红苕，被干部捆绑吊在树上，罚款20元。张妻交了19元请求放人，干部们不仅不放人，还拿出5元罚款买酒办菜，在旁吃喝。
1960年2月至3月，太平区委副书记唐某（农民称他为“唐阎王”）在“突击落后”运动中，搞所谓“拆散落后窝”，强令他认为的“落后”院子的178户社员“大搬家”，不愿搬的66户都被斗争，有19户被重点批判，8人被捆，当场逼得社员钟相成投水自杀。
据不完全统计，合川县南坪公社被打死逼死496人，其中，吊死、逼死、活埋的有42人；打残、打伤的有62人，因病但还强迫劳动或扣饭致死的有392人。这些非正常伤亡大都是公社党委书记亲自主持或下令造成的。另据乔志敏报告，公社党委书记谭某不仅在干部会上布置，凡是有偷窃行为的人抓住后就吊打罚款。他还在中南白鹿两个管理区生后开会毒打6人示范，在会上说：“劳动力多得很，打死几个没关系，打死十个算五双，砍成几块好肥南瓜窝。”全社队159名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中，捆绑吊打过社员的有89人，占干部总数的56％，被捆打的社员565人被罚款478人，被抄家586户。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食堂事务长徐建民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4月，先后吊打过社员18人。社员徐文普偷吃了两个红苕，被徐建民吊打后5天即死。这个管理区还组织了一个“劳改队”，凡是犯了“错误”（偷吃了东西）都被送去“劳改”，“劳改”时间有一个月的，也有两个月的。“劳改队”劳动繁重，每晚加夜班，不能回家。社员陈素华夫妻二人都被“劳改”，有一次偷偷回家给小孩喂药，被干部发现后，揪着头发拖回了“劳改队”。社员郭士身患重病卧床不起，队长强令其出工，3天后死亡。社员周代珍的儿子从修铁路的工地病重抬回，生产队长让社员马上挖坑埋掉，不准抬回家，经社员多方说情后，抬回去多日才死。
有了公共食堂以后，干部就掌握了农民的饭碗，扣饭是干部整治农民最常用的办法。这样，“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落实到每个人的肚子里。1960年1月，金堂县农民因饥饿而外出逃荒。1月19日，金堂县委向各区、公社、管区发出了《关于控制和清理人口外流的紧急通知》，文中规定：“外流劳动力，其家属应写信找回，到期不回，伙食、粮食自行负责，公社一概不管”。农民外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粮食定量省下来留给家里人吃，现在外出的人粮食定量被扣，对外出农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隆盛公社接此通知后又加以发挥，要外出人员家属天天写信，哪天不写，就扣哪天的饭。有的公社规定了各种扣饭的条款，扣饭就成了社员的家常便饭。在饥饿的时代，管食堂的人常常决定社员的生死。
江北县沙坪公社小屋管理区党支部委员贺某，在该管理区长河堰食堂工作期间，对患肿病的社员普遍扣饭，饿死病人数人。社员朱海清患肿病不能出工，被贺连续扣饭两个月，第一个月每天只给三两原粮，第二个月只给二两，到最后5天一颗粮食也不给，朱被活活饿死。社员蓝权在水库工地上患病回家，不能出工，被扣了30天饭，蓝没办法，每天挖野菜充饥，不久饿死在山坡上。社员冯银山一家7口人，有4人因患肿病不能出工，全家被扣饭，结果7口人全部死绝。江津县大河公社龙会管理区社员范如英，患有严重肿病，支部书记李某强令他挑粪，在挑粪中倒在路上死亡。荣昌县社员李洪英患有严重肿病，干部强令他下水田干活，其妻苦苦哀求干部不要派李下田，结果，李妻被干部打了几个耳光，还扣饭两天，李洪英下田后几天死去。荣昌县高峰公社第十四管理区50多岁的女社员杨慈民被干部怀疑为偷鸡，押送到管理区吊打一顿，第二天放出，杨在回家路上晕倒，神志不清，管理区支部书记高某即令将杨埋掉，临埋时杨还在呻吟挣扎，结果还是活埋了。
农民遭受如此严重的迫害，其借口除了“偷吃”、“不服从领导”、“散布右倾言论”以外，反“瞒产私分”也是一个重要方面。1959年，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到10月份，秋征任务才完成了70％，在上面的压力下，县委慌了神，企图通过打人、捕人来完成任务。10月2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这是一个残酷斗争的大会。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于是打人就普遍化了。这个会上吊打了30多名社队干部，10多人致残，捕了3个公社干部。10月25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4000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打人比长山会议更普遍、更残酷。这个会有30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14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4人，撤职8人，受其它处分2人。该公社大小干部被打的有142人，当场打死1人（贫农，生产小队长）打残病死1人（新下中农，财经大队长）。县委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打人成风，“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坏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于是，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农村如此，城镇如此，机关、工厂、学校也如此。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3人。
1960年9月，永川县水碾公社，在党委书记叶某（县农水局长兼）主持的一个会上，作出两条决定：一，凡干部有瞒产私分的，一律迁到别的管区；二，凡社员有小偷小摸的也一律迁到别的管区。会后作出60户迁移的计划。这个公社在叶某的主持下，被搜查的社员占全社总户数的60％，被吊、打、捆绑的有48人，被扣饭的有76户。当时，叶某任县委工作组长，这个工作组的15名干部就有13名干部亲自打人、罚款、抄家，叶亲自吊打过7人。
一份报告称，涪陵县马鞍公社，县里安排社员每天的口粮为6两（相当于10进位的3.75两），但是这个指标还经常被干部扣除。太乙大队有一个作业组6户人家就有5户被扣过口粮。社员夏道珍由于在青黄不接时拿了队里的一点苞谷，被干部发现，七算八算，算出要扣口粮1700斤。此后，每次拨口粮都按20％扣除。有人说这样扣是要饿死人的。队长说：“一年扣不完扣两年，两年扣不完扣三年。饿死一个抬出去，饿死两个挑出去！”另外，大队将还没有收割的作物分配给社员看守，如被别人拿走，就成倍地扣除看守人的口粮。大石大队第三生产队郑得荣看守的苞谷被人拿走了一百多个，就扣他口粮96斤。因此，这个公社继续出现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大石大队1－9月上旬死亡51人，占总人口的6．3％。社员体质很差，90％以上的妇女都停经，今年只出生两个小孩（干部家属）。
江津县双龙公社对社员罚款名目有十多种：吃青胡豆罚款，开会缺席罚款，逾假不归罚款（社员离村外出必须请假），死猪罚款，死猪不报罚款，完不成包产数罚款，中午休息时捉鳝鱼罚款，插秧间距大了（不符合上级的密植标准）罚款，小孩损坏庄稼罚款（即小孩饿了偷吃青庄稼），等等。铜梁县西郊公社二管区规定，摘一颗青胡豆罚款一角（当时社员一天的工分才几分钱）。安居公社葫芦管理区规定，社员外出超过假期，每天罚款1元。
1961年1月4日到6日，省委刘文珍和江津地委张凤伍到大足、铜梁、壁山等县检查了14个食堂，看到的都是停伙、饥饿和死亡。1960年的死亡率都在7％以上。狮子公社糖房管区三食堂，社员万子民的小孩扯了几棵牛皮菜吃，队长不仅扣了万全家4口人两天的饭，还把万子民捆走来游街示众。壁山公社借阁管区党支部书记对社员实行抄家、罚款、扣粮、扣饭。社员拿一个苞谷扣口粮10斤，拿一个红苕扣口粮6斤。他让一个8岁的孩子一次要挑120斤煤，挑不够就要扣饭。这个管区70％的社员被扣过饭。刘文珍等从壁山回永川的路上，看到三个社员担着箩筐，其中有一些坛坛罐罐。停车一问，女社员叫周敬明，是马坊公社的。她丈夫生病没有吃的，她去找炊事员要点吃的，炊事员答应让周自己去拔点萝卜。拔萝卜时被作业组长发现了，说她偷。退回了全部萝卜，还罚款37元。这相当于一名科级干部一个多月的工资。她丈夫又饿又急，死了。她还不起罚款，只好带着几个小孩改嫁给永川的社员丁树林。丁树林把自己节约下来的一点米拿出来请作业组长吃了一顿饭，请求免去罚款。作业组长坚持要罚，把女方的一些家具作价18元作抵偿，还剩下19元用公债券补齐后才放他们离开马坊。刘文珍等没想到一个作业组长就能对农民如此作威作福。
在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里生活的农民，一切生活资料都被干部所控制，一切生产活动都得听从干部安排，一切行动自由都被干部剥夺，个人行为，家庭生活都被置于干部严密的控制之下。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对农民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迫害。当然，这种情况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十分严重，有的地方情况要好一些。情况好坏取决于农村干部的素质。但是，从总体上看，农村干部素质是不高的，再加上上级各种任务的沉重压力，因此迫害不是个别的。毛泽东把这种大规模的暴行归结于“民主革命不彻底”（见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的批示），即认为这些暴行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所为。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推卸责任的托词。在整风整社中，这些有过违法乱纪行为的干部曾受过严厉的处置（如举办集训班、特训班，反过来又对这些干部施以残酷的刑罚），大批干部被撤职（如新繁县河屯公社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被打下去和“冷落”的占干部总数的66％），由于干部大量撤换影响基层工作，1962年以后，这些干部的处分也都撤销了。
八、一股救命的潜流
与李井泉所倡导的提高公有化程度、坚持办食堂相反，在四川省的基层，有着另一股潜流，这就是分田到户、增加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正是这股潜流，对减少人口死亡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当时却受到残酷打压。
1959年8月4日，省委检查团泸州分团叙永检查组安法孝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他们发现，在天堂公社部分生产小队推行了红苕“包产到户，以产计工”的办法。支持这种办法的人说，它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减少了干部调工的麻烦，劳动力强的户非常赞成。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集体生产调不动工，食堂无法恢复，劳动力弱的户吃亏。8月31日，李井泉对报告作了批示：“这是一个典型的右倾材料，印发到会干部阅，供讨论反右倾参考。并发各县委参考。”1959年9月1日，省整社、生产检查团泸州分团安法孝又送上一个长达万言的报告，详细介绍了泸州专区的右倾作法：

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五月上旬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之后，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讨论了公共食堂问题，方针是解散。会后，各县布置了解散食堂的工作。说口粮、烧柴困难，说公共食堂浪费粮食，是“贪污盗窃的漏洞”，说“公共食堂虽然有优越性，我们现在优越不起”等。为了解散食堂，各级党委都召开了紧急会议，层层布置，打通思想，限期解散食堂。有的公社要求“三天准备，七天散完”。在这“一风吹”的布置下，很多县的大部分解散了．．．．．．5月22日，省委发现这一情况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第一书记限期恢复。并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
关于自留地问题。隆昌县等地方1月和5月两次划地给农民。出现了以下问题：占耕地面积多了，超过了高级社时自留地的水平；社员对自种地的经营管理越来越积极，对集体生产关心少了；影响了食堂巩固；影响公社的粮食征购任务。
关于猪的喂养形式。5月上旬地委在布置解散食堂、下放猪只给生产队的同时，又布置将一部分公有公喂猪退还社员私人，可以公有私喂，也可以私有私喂。
这个报告最后说：以上这些是右倾思想的反映……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富裕中农出身的干部，主张单干，反对集体，夸大口粮困难，反对公共食堂，要求猪只退给个人，领导上一方面感到这是一股邪气，也曾给以批驳，另一方面却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作了让步。有的负责干部向下级干部宣传所谓“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把集体生产和个体生产相提并论（原来邓小平的“猫论”源自他的家乡四川）。
9月2日，李井泉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

看来泸州专区在公共食堂、自留地、猪分散喂养、几个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全专区性的，是从上而下的，是有不约而同的共同主张的，是直到现在还未基本纠正的，是很值得开展讨论，并且要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才能纠正过来。

泸州专区的不少领导干部丢了官，一批人受到批判。在两个月以后的反右倾斗争中，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副书记陈怀堂，在全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名列前茅。但是，严酷的政治斗争并没有止住这股潜流，它在农村还在悄悄地发展，还在悄悄地为饥饿的农民缓解困难。四川省委每年都要发出“关于纠正包产到户的指示”，但包产到户还是没有纠正。
两年以后，1961年9月19日，中共四川省委工作组上报的《关于江北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错误后的情况报告》中说，江北县接到省委关于纠正包产到户的指示以后，于7月下旬召开了各级干部会议，派出干部下去进行纠正，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纠正包产到户右倾错误是不彻底的。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社员对包产到户恋恋不舍。尤其严重的是，从8月底以来，这种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思潮又在全县范围内抬头，较7月之前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右倾倒退活动。突出的表现是：包产到户的面积不断扩大；一部分大队把大春粮食作物（包谷、中稻）以作业组或院坝为单位进行了分配；秋菜包到户和社员占用集体耕地种植秋菜的现象相当普遍；部分大队将小麦种子全部分到了户；扩大了自留地。报告说，“在群众中，主张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的错误思想相当严重”，“兴隆区10个公社党委书记没有一个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这个报告说，右倾倒退错误已经是一股顽强的势力，稍不注意，就会旧病复发。因此，“有必要广泛深入地进行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纠正包产到户右倾倒退错误的群众运动”。
1961年9月25日，李井泉对上述报告作了很长的批示，同意报告的建议：在农村搞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没有制止住这股救命的潜流。一年以后，又是这个江北县，“包产到户等单干活动普遍而严重，在全区591个生习队中，去年红苕几乎全部包产到户，今年小春约占60％”。这里不仅大搞包产到户，还提出了以下理由：1，只有包产到户，才能提高生产积极性，干活不用催，活路作得细；搞集体生产人多心不齐，活路质量不好，进度不快。2，包产到户，谁劳动好，产量就高，谁就能多吃粮，谁懒谁挨饿，这才是多劳多得，按劳分配。3，包产到户后，粮食损失是自己的，看得严，不会出小偷；集体的粮食损失了没人心疼，容易出小偷。4，包产到户用不着干部派工，不要熬夜评工记分，更不会因评工记分而吵架。5，集体生产小队干部两头受气，上面领导批评，下面社员骂娘；包产到户以后省心多了。6，搞集体生产没饭吃，一搞包产到户粮食就多起来了，就不会饿死人。“黄鳝没手没脚都会弄吃的，人还搞不到吃的？”“你把田荒起来不让我们搞单干，怎不饿死人？”其它地的包产到户的面积也很大。1961年8月，屏山县清流公社五一大队70．1％的土地、44％的耕牛分到了农户，这个县所属的地区包产到户的面积也很大，地委领导人牟海秀说：“第一次摸只有百分之几，第二次摸有百分之十几，现在摸的结果有百分之二十六的生产队，估计还不一定摸清”。
为了纠正包产到户，四川省委搞了一个“三包一奖”，想用此取代包产到户。所谓“三包一奖”就是“包产量，包工分，包投资，包奖励”，生产的粮食多，记工分就多，农民不能支配粮食。这实际是一种记工分的改进办法。包产的指标很高，损害农民的利益。这种办法取代不了包产到户，还没有全面推行就流产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那个年代，对包产到户来说，是没有“春风”的，但还是顽强地在地下生存着，发展着。这是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细胞，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有着深厚的基础，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显然，这股潜流的顽强生存是以不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为代价的。在一次又一次“反右倾倒退”的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是无法统计的。
九、反右倾加剧了饥荒
四川饥饿时间最长与这里不停顿地反右倾有关。
1959年8月17日，历时46天的庐山会议结束。全国开展了“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运动。李井泉对反右倾是很积极的，就在庐山会议之前，他也是坚决反右的。庐山会议之后，有了毛泽东的令箭，他的劲头更大了。
1959年8月30日上午，李井泉向四川省的干部传达了庐山会议。他在传达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粉碎”，“四个保卫”，即“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他重申了“三面红旗”的伟大意义，他说：

公社化运动是伟大的运动，是几亿农民、首先是贫苦农民搞起来的，大办钢铁是几千万劳动大军。这样巨大的群众运动在革命史上也是少有的。中国革命有革命战争运动，有民主革命运动，如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运动，但这些运动的范围窄一些，时间也是分段的，而不像大办钢铁、公社化规模那么大，范围那么宽，时间那么集中。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本来巴黎公社是失败的）是革命的创举，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后方向。按照这一看法，中国的公社化、大办钢铁更不得了。公社化意味着大跃进，可以超过以往的速度，不仅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超过社会主义国家的速度。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按照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当是钦佩不已，赞扬不已，应当是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马克思都赞成了，难道我们这成功的经验就不应该赞成吗？

接着，他讲“一大二公”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说：

人民公社运动是如何来的呢？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能不采取的一种生产关系的变化。至于小社变大社，我们原来就有大社的，如张泗洲的社一千多户，现在一乡一社两千多户，这是大跃进以来必然要做的。大跃进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办起了食堂，这样一天可以多劳动一、两小时，可以腾出一部分劳动力。公共食堂办了，猪在社员家里就不好喂，就要入社，交食堂喂。猪入社了，自留地就不需要了。所谓一大二公就从此而来。……这些是为了生产发展而采取的措施，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不是凭主观愿望所采取的。至于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问题，这是合乎广大贫雇农、首先是30％劳动力少儿女多的贫雇农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这一部分贫苦农民是半无产阶级，全国有1.5亿，全省有2000万人。有这样的阶级基础才办起来的。既然符合多数农民的要求，首先是30％贫苦农民的要求，我们党就应当领导这个运动。……我党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后下心领导这个运动是正确的。不领导这个运动还要出乱子。不信，解散了试试看。今年解散了，明年还会办起来。

李井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十分信任的人。他的这些话可能反映了当时高层的认识。现在看来，这些看法有着很重的主观色彩。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认识是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李井泉这个报告透露了“三面红旗”以外的事情。李说：彭是高饶联盟的漏网分子。张闻天也给高饶联盟当过军师。彭也承认自己是高饶联盟的忠实成员。与其说是高饶联盟，不如说是高、饶、彭联盟。高岗在东北，彭德怀在朝鲜掌握志愿军，他们两人相互利用。彭德怀先后同人谈过党内有人反对党。说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要篡党，他们的后台是刘少奇同志。并说从主席到重庆谈判就开始了。这显然是诬蔑，为的是想达到推翻刘少奇同志的目的。高、彭、黄对刘少奇同志是不满意的。彭德怀到处散布说刘少奇是篡党的后台，完全同高岗讲的有个圈圈是一样的。
几年以后的“文革”证明，李井泉讲不是空穴来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被弄成了一个“叛徒集团”捆在一起被打倒了。从这里可以隐约地看到，反高饶联盟、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这三次斗争之间，从人事上看，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毛泽东在这三次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周恩来在这三次斗争中都扮演了神秘的角色。
1959年9月7日，金牛坝地委书记会，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在会上的讲话，一再强调“坚决贯彻总路线，坚决继续搞大跃进，真正向着人民公社万岁这个方向来搞。”为此，要坚决整顿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他说，现在已经不是左的问题，右的方面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他解释毛主席分析1959年形势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说，右派分子把“问题不少”理解为刮“共产风”，认为我们没有纠正；实际上，“问题不少”是指右倾抬头，右倾活动，有猖狂进攻之势。现在的问题不是刮“共产风”，不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是右倾问题。李大章说，右派分子说反左比反右难，实际上反右要搞深搞透也不容易（李井泉插话：反右是阶级斗争，这个东西是阶级影响问题，不大容易啊！）。李大章在报告最后强调，现在我们主要搞反右，反右是立场问题，是阶级问题。
1959年的8月到9月，四川省委在成、渝两市召开整整一个月的省委扩大会（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第11次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第一阶段在成都开，第二阶段在重庆开。会议一开头搞了一个“政治测验”：到会的1300多名市、地、州干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不传达毛主席讲话的情况下，先阅读彭德怀的意见书，张闻天的发言和《李云仲意见书》，然后人人必须表态。一些政治上受到信任的领导干部被打了招呼，所以他们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一些警觉性较强的干部含糊其辞。对三个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正直而又未得到内部消息的人。大家表完态后，才放毛泽东讲话录音，传达中央决议。在会议中共揭发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严重右倾动摇的、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共61人（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动摇的共49人）。会上选择了8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重点批判。他们是：邓自力（沪州地委书记）、陈怀堂（沪州地委副书记）、张戟（省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陈星（重庆钢铁公司代总经理）、杜石生（重庆望江机械厂厂长）、高毅（宜宾造纸厂党委副书记）、夏戎（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张家义（成都军区11团政委）。
作为军区团政委的张家义是怎样成为省级的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呢？这是他一次回乡探亲招来的横祸。第11次会上每位代表得到了一份由李井泉批示的参考文件：“张家义的材料”上说：“原11团少校政委张家义在七、八月份休假回家（江苏铜山），给军区干部部写回两封信，其中对当地农村工作发泄了极为不满的情绪。”这是两封什么样的信呢？
七月十九日张写给干部部王三科同志的信
王科长请转牛部长：
我十二号从成都动身，十七日到家，一路未出什么问题。到家后困难重重，没饭吃，有钱买不到，吃了几顿草子菜叶对我教育不少，也逼得我很难在家多住。
老百姓情绪很不好，对生产没信心，对领导抵触很大（说毛主席共产党好，下边干部不好）。除了一些生活较好，吃得饱饭外，余皆挨饿。现在正处于农忙，每日大人10两，小孩6两到半斤。绝大部分的人都饿得面黄肌瘦，骨枯如柴，走不动路。我们这个村七百人口，在五六两个月分（那时日食4两）因病无粮而死、饿死、上吊、投水自杀了三十余人。医生看病在处方上都是建议领导上给病号增加几两粮食，这样救活了十几个人。
我家人口较多，父母都在，弟兄六人，除已分居多年的二叔被饿死外，全家20余口均平安无事。我到家后都哭哭啼啼，尤其父母哭闹，要求把他们带到外边来。二老有钱，但是买不到东西，我一个月给的三、四十元钱花不掉，因此，曾几度想吊死。我如果不带走他们有饿死吊死的可能。这种情况使我在思想上很不平静，埋怨地方干部领导无法（这都是思想活动没说出）。
上述等等情况，使我想把我的父母及四弟（因我四弟太好，他一分粮不吃，给老人吃，使他饿得不像样子），带往成都过一段时间。因为寄的钱到家不起作用，买不到东西。
上述请求可否，请速来信告诉我。如果可以，请给迁户口的证明。不能去也告诉我，不会闹问题，这种困难不是我的家庭一家之事，可以想通。
我所说的上述情况，是真的，没有扩大之处。
我家乡的生产我了解了一下，使人可怕，能够做活的很少，20多条牛死的只剩一条小牛，土地荒芜面积很大，很危险。
此致
敬礼
张家义　7月19日

八月六日张写给干部部王三科的信
王科长同志请转牛部长同志：
部里来信，我于八月三日收到，四日离家返成都，原准备八月七、八日即可至成都，因路上买票困难，恐十五日左右才能回去。带父母问题遵照部里来信指示办,请勿念。
从来信中可以看得出，感到我对当前农村问题认识不足，甚至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这样及时的关心和提出的批评，使我非常感激。但是，我的家乡所存在的问题也应该认为是严重的，否则，这个极其严重的问题由我的思想不好来负责，那么真有些吃罪不起了。说实在的，上次去信的主要目的，是请求带我父母去成都，作为反映几个村庄甚至于一个乡的情况，的确太片面了。但是那些情况是有的，是存在的。如果和四川、陕西、河南等省政治情绪、生活、生产情况以及干劲和干群关系等作比较，我家乡比上述地区差远了。什么原因我一下子也说不出来。
我认为那个地区马上就会好转了，因为引起了上级的注意，现在又进行整社了，处分了不少干部，撤职停职的（乡以下干部）也不少。据说也有法办的。以此来大力发动群众（那里的群众非常落后）。
我到家后把我了解的情况，以对党负责的精神，向乡党委和县委某一干部作了汇报，他们都认为对整社有很大帮助，然后也参加了整社活动。动员群众积肥、生产，并亲身到地里作些有关生产活动，和耕作区的干部交谈整社、生产情况。由于参加一些活动对我教育很大，总的感觉是这样的：学习有关人民公社文件时，对于其优越性这方面领会较深，但由于客观问题（干部作风、生活不好、不能多劳多得、党的方针政策群众领会不深）的影响，公社中存在严重的困难（家乡那里，不是全国）和建设公社的复杂性了解不够，这次探亲解决了；关于紧缩开支、厉行节约比听几次报告还解决问题；党的政策不能被群众所掌握，以及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性；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在那里都需要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斗争的激烈，是过去未所预料到的，群众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根深蒂固等等问题的认识提高了不少。我认为这是我极其主要的方面，否则也不全面。事情多，见面再说，不对请批评。
此致
敬礼
张家义　　八月六日于郑州市

从这两信中还可以看出，张家义是一个善良而真诚的人，他的组织观念还是很强的。然而，就是这两封信，使这位团政委成为四川省八个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一。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唐，但是合乎当时的政治斗争逻辑的。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第11次会议，除了揭露出来了61个各种“分子”、批判了8个重点人物之外，还通过了两个决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的决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泸州地区以邓自力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中共中央对《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次会议（扩大）情况的报告》十分重视。1959年10月13日批转全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59]807号），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在我们队伍里只是少数，但是他们不仅会在他们所主管的工作范围内妨碍总路线的执行，而且他们的思想在适合其发展的气候下，会像病菌一样向外扩张、传染。为了贯彻执行总路线，为了教育干部和群众，为了教育和改造有右倾错误的同志，都必须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一切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要像对待病菌那样，从一切角落里加以扫除。

这个按语中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比作“病菌”，而且一连用了三个“一切”，可见其态度的严厉和坚决，文件下达之后，全国的反右倾斗争升级。中共四川省委第11次会议之后，全省各级党委都召开了相应的会议，全省的反右倾斗争热烈展开。
在农民正在大量饿死的农村，是怎样反右倾的呢？早在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中就作了安排。这个文件指出了农村右倾思想的表现：1，在农业生产上，他们把增产计划指标定得越来越低；2，在粮食问题上，他们少报产量，瞒产私分，有粮闹粮。既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又要尽量扩大销售指标；3，在公共食堂上，他们不主张积极办好食堂，甚至下令解散食堂；4，利用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制造混乱，以达到他们解散食堂、瓦解公社、退回单干的目的。文件说，“上述这些右倾思想和行为，是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倾向，也是实现各项任务的主要障碍。”“这些右倾思想和行为，是有它的阶级基础的。实质上是党内一小部分不坚定分子在生产、粮食、食堂、抗灾等斗争中的动摇，是一部分出身富裕家庭和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深的分子，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不满的反映，并且有的就是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为了保证增产，节约粮食，战胜灾荒，必须系统地彻底地揭露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从9月起，在全省各地主要是在农村展开一次反对右倾思想的大辩论。”“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极少数右倾分子．．．．”
从这里列出的右倾的几项表现中可以看出，文件制定者还是主张高指标、高征购，还是要保住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保住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而这些都提到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这些正是大饥荒的根源。他们不仅不改弦更张想办法缓解饥饿，实际上还在继续制造饥饿。
指导思想既定，就在农村开展大辩论、大批判。“通过这次辩论，使右倾分子更加孤立，使不坚定分子坚定起来，使右倾思想失掉市场”。我已经在本书其它处作过介绍，大辩论、大批判不是文字和口头游戏，而是拳脚相加、捆绑吊打，而是眼泪加鲜血。
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由县委农工部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一手操办，全面彻底，人人过关。把一些不爱开会的，开会迟到的，不爱劳动的，说秧子栽密了的，做活不合规格要求的，报产量低了的，说落后话的人都作为右倾分子来反，专门开管理区大会把这些干部和社员处以刑罚……其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别队等十多种。特别队就是劳改队，有的地方称劳训队，是公社、管理区建立的准监狱机构。管理区以上的干部一句话就可以将社员送去劳改。转业军人杨心田反右倾时给工作组的干部提了意见，就被毒打了两次。杨当时爬着回去，后害怕斗争逃跑。杨在外逃期间因没有吃的，患了严重的肿病。成都市公安局将杨作为流窜犯捉到送回来。工作组便派两人将杨从床上拉到大会，叫杨站到五个重叠起来的板凳上斗争，斗争后没几日就死在厕所边上。
据万县地委龙宝工作组9月20日报告，龙宝公社在反右倾中对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排队，在全社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234人当中，坚决拥护总路线的占42.3％，在个别问题上有右倾情绪的占44.9％，右倾思想严重的占10.3％，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占2.5％。通过排队确立了“依靠谁、团结谁，批判教育谁”的阶级路线。辩论前对骨干队伍进行了组织和训练。因此，在辩论会上，右倾思想严重的人“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公社和食堂的优越性”。全公社受到批判的干部和社员100人。然后，进行组织整顿，“保证了贫雇农和促进派占领导优势”。
在反右倾斗争中，各地报上来挖出多少瞒产私分粮食的好消息。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59年12月18日向中央办公厅的报告：据万县统计，在公社扩大干部会议上，自动交待瞒产私分粮食达740多万斤。自贡市区双塘等8个公社自报出隐瞒粮食620多万斤，占总产量8％。巴县各人民公社在扩大干部会上批判的76人当中，彻底低头认罪的有71人，占93.2％。这个报告说，“大批判带来了大跃进”，巴县各人民公社扩大干部会议上，共收到保证书决心书2344份，竞赛挑战应战书1260份。会后生产上“一跃再跃”。邛崃县采取大兵团作战，改造冬水田40万亩。事后证明，这些数字有的是政治起哄，有的是虚假的。这些隐瞒的粮食是子虚乌有的，但由此增加了粮食征购的任务。
除了农村以外，工厂、学校也开展了批右倾斗争。1959年11月7日，在重庆潘家坪召开的市、地委书记会上，李井泉进一步扩大斗争面。他自问自答地说：“机关那些非党群众要不要搞？总而言之是要搞的。职工群众需不需要搞？新工人把农民的观点都带到工厂里来了，工人队伍中也不纯洁，也需要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进行改造。学校看来也要反右，但中央讲，不搞拔白旗，不搞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有些人实际就是右派，但不戴右派帽子，只批思想。”
为了把暗藏的右倾份子挖出来，主持运动者还千方百计动员大家“鸣放”，以“引蛇出洞”，把1957年对付“右派”的一套搬到党内来。温江专区各县反右倾运动的五级干部会议编发的大批简报，记录了这种坑人的手段是如何进行的。郫县报告，他们将运动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一、大鸣大放，畅所欲言；二、组织先进队伍，进行大会发言，肯定成绩，树立正面典型；三、大会重点批判，小会自觉检查，问题严重的右倾分子，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分；四、学习省、地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安排当前工作，定入库、生产计划，大抓晚秋作物。
需要指出的是，四川省反右倾不只是在1959年。从1958年到1962年的整个饥荒年代，是不断地批右倾的，不过没有1959年那么集中罢了。
在反右倾斗争中，四川省多少人挨了整？下面列举一些官方数字：
截至1959年11月20日，全省省、地、县三级机关干部共有197015人，在反右倾斗争的运动中，参加运动人数为127694人，共有9425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973人，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有6452人。重点批判对象占干部总数的4.78％，占参加运动干部数的7.38％。这组数据不包括成都市非党干部数和泸州、凉山各县的数字。见表3-4。
表3-3 四川省在反右倾中重点批判对象人数
表3-4 四川省在反右倾中重点批判对象人数
（1959年12月22日　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制表）

干部总数参加运动干部数　　　　　　　　　重　点　批　判　对　象
三　　类　　四　　类　　三四类合并
人数占干部总数（％）占参加运动干部数（％）人数占干部总数（％）占参加运动干部数（％）人数占干部总数（％）占参加运动干部数（％）
合计 197015 127694 6452 3．27 5．05 2973 1．51 2．33 9425 4．78 7．38
省级机关 22287 22148 689 3．10 3．15 205 0．91 0．92 903 4．05 4．1
地专级机关 52938 27617 1371 2．61 4．96 550 1．05 1．99 1921 3．66 6．95
县级机关 121790 77929 4383 3．6 5．62 2218 1．82 2．85 6601 5．42 8．47
说明：1，本表数字是各地截至11月20日的统计，还不是最后的定案数字；2，地专机关干部总数中缺成都市的非党员干部数；3，县级机关中缺泸州、凉山各县数字；4，表中三类即“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四类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59年11月21日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数字与上表数中，省级机关的数字与上表一致，地、县两级数字略有差别：地专机关：共有干部51248人，其中，严重右倾的1332人，占干部总数的2．59％；右倾机会主义分子524人，占干部总数的1．02％；两类合计1856人，占干部总数的3．62％。县级机关（缺两个专区县人数）：共有干部116840人，其中严重右倾的4076人，占干部总数的3．48％；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081人，占干部总数的1．78％，两类合计6157人，占干部总数的5．26％。
除了省、地、县三级机关以外，全省区级机关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905人（不完全），占区级干部总数的3.46％；公社党委书记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1030人（不完全），占干部总数的7.18％；厂矿企业党员干部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为1204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2.84％，非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999人；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党员干部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的人数为384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3.99％，占参加运动党员干部总数的4.84％，非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162人。
公社以下干部受批判的人数没有全省的统计数字，但个案统计数字表明，受批判的比例比县以上大得多。1962年10月13日中央工作组情况简报写道：合川县1959、1960、1961年三年间，由于反右倾扩大到基层，整风整社、反瞒产私分等运动，共处理了干部5184人，占全县干部总数25283人的20.5％，其中公社以下干部17716人，处理了4699人，占26.5％。各级干部处理面是：公社级：党委书记占60％；党委副书记占35.7％；正副社长占36.7％；一般干部占28.6％。大队级：正副书记占57.2％；正副大队长占38.7％；一般干部占31.6％。生产队级：正副队长占24.8％，一般干部占11.8％。江北县兴隆区自1958年到1962年，全区大队一级的干部328人当中，受过大会批判斗争和各种处分的占40％；在454名生产队长中，受过大会批判斗争和各种处分的占51％。
以上数字是枯燥的，但每一个数字后面却是血淋淋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是无情的摧残折磨和成千上万的家破人亡。
1961年9月，四川省委又根据中共中央有关精神，对在1959年反右倾以来被错整的人给予“甄别”。对致死、致残、自杀的干部和社员，区别情况经济上给予轻微的补偿，政治上给予安抚。但对在运动中自杀的干部不予抚恤，被开除了党籍、团籍的，不再恢复党籍团籍，并应指出自杀行为是错误的。
四川省的反右倾并没有结束。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重庆市团委的干部在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时，联系四川省实际，谈到四川省饿死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认为，中央可能不知道。主持团市委工作的副书记于克书提议向中央写一封信，反映四川省的情况，其他几位团市委副书记都同意。于克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署名写了一封匿名信，为了避免查出笔迹，找打字员用打字机打出来。
1962年6月，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于克书到北京出席会议。会上，他们向胡耀邦汇报了四川的情况。胡耀邦和他们二人的谈话被整成简报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于是，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书记约廖、于二人谈话。他们向杨尚昆作报三个半小时的汇报。杨尚昆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邓小平得知情况后主持会议，派人到四川调查。李井泉得知这些情况后，利用八届十中全会抓阶级斗争的机会施行报复。1962年4月23日－5月8日，重庆市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按照李井泉的旨意，揪出了“萧、李、廖”反党集团。萧是萧泽宽，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分管共青团工作；李是李止舟，时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廖就是廖伯康。省委认定他们是四川省刮“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的代表。　　　　　　　　　
十、四川饿死多少人？
在饥荒年代，四川造成了多大损失？我手头有一份四川省统计局1962年5月提供的统计表。详见表3-5。
表3-4 1955-1961年四川省粮食、生猪、耕牛和油料产量统计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粮食（亿斤） 404.6 445 465 492 368 323 260
生猪（万头） 1907.3 2000 2500 2600 2000 1200 1100
耕牛（万头） 492.6 509.7 515.5 525.3 556.3 516.1 496.5
油料（万担） 842.6 814.4 814.6 843.8 1000 500 400
据表3-5可以算出，1961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了44.1％，生猪少了56％，耕牛减少了5.7％，油料减少了51％。然而，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刘宗棠对我说，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损失，四川省统计局得看省委的脸色行事，提出的数字都是领导人能接受的。如油料下降不会少于70％，生猪按头算不能说明损失多大，因为剩下的猪只有骨头没有肉。
四川省计划委员会认为统计局的粮食产量数偏高，1962年7月，他们对1957－1961年四川省的粮食产量作了回顾性分析，分析结果是：1957年430亿斤；1958年470亿斤；1959年390亿斤；1960年323亿斤（他们认为此数还是偏高）；1961年260亿斤。按这个数字，1961年的产量也比1957年减少了40％。
四川是中国的养猪大省，其猪肉供应全国很多大城市。死猪比较集中的时间是1960年， 1960年10月份，内江只有猪52892头，比1959年减少了43.6％，比1960年6月份减少了37.2％。1960年1－10月，全县共死猪47298头，占1959年底猪只数的58.5％，相当于现有猪只数的89.4％。其中61.2％是瘦弱死亡，27.2％是疾病死亡。
新繁县河屯公社的人口，公社化时为10650人，1962年3月降为8500人；牛从400头降为343头；猪从4700头降为1684头；拌桶从1576个降为750个；晒席从5340张降为785张。大型农具共减少了70－80％。又如九大队四小队30户人家只剩下三个箕，两个烂箩筐一个装干肥用的口袋。新繁县位于成都平原，得都江堰之利，又离省会成都不远，其情况在全省不应当是最坏的。这个公社1959年水稻亩产457斤，1960年下降为380斤，1961年又下降为277斤。1961年收益分配的结果是，“倒找户”占68％，即68％的农户忍饥挨饿劳动一年，不仅得不到一分钱的报酬，还欠集体的钱！
当然，损失最大的是死人。各地死人的状况是非常悲惨的。
邛崃县道佐公社第三管理区1958年十一月建立公社时有840人，到1960年底出生19人，迁入11人，应有870人。大规模的死亡从1960年二、三月间开始。其时全管区五个食堂全部断粮，死人之惨烈，已到活人无力掩埋死人的地步。喂牛的老年人汪齐茂、汪杨氏夫妇死后摆在床上四五天，汪齐松命三个社员将尸体埋掉，三个社员将尸体拖出来扔到一个露天空粪坑里，直到烂成一堆白骨也未掩土。社员汪齐洪、廖文兰（女）等六人死后，尸体扔在离马路几丈远的土坡上，路上行人举目可见，被成群的老鸦啄食一尽。年底工作组统计，全管区死亡262人，外逃及不明生死的数十人，尚存516人，较公社化初期减少人口40％。
温江清平公社社员李方平饿得奄奄一息，县委检查团下来检查生活，管区干部怕他走漏风声，便把他关进保管室关了三天，生产队长报告说李已死，管区干部下令“死了把他埋了算球”。社员张绍春薅油菜饿倒在田头，队长以为他死了，赶快挖了个坑想把他埋了，埋到一半，张醒过来，大叫“活埋人了……”，吓得队长扔掉锄头就跑。
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

墓碑(4-1)

Sun, 21 Feb 2010 11:09:08 GMT

第三章　天府饥魂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历来以自然条件优势、物产丰富而闻名于世。然而，在大饥荒期间，这么一个富饶的省份，却饿死了上千万人。
我多次去过四川。每次到四川完成采访任务之后，我总要顺手牵羊，收集一点有关大饥荒的资料。2000年12月，考虑到即将退休，我利用最后一次出差机会又专程到成都，集中一个星期时间收集四川大饥荒的资料，还找新华社四川分社几位经历过大饥荒的老记者交谈。用这些材料写完四川这一章后，又从网上发现了东夫先生的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他是专写温江地区的，文字很漂亮，他说“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经得起查证的”。我又对这一章再次改写，本章中关于温江地区和红光公社的内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均取自他这本书。
一，皇恩浩荡　幸福无边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四川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即成都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三面红旗”的中心内容。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一文件，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会议是在著名的金牛坝招待所召开的。这里的一切设施都按照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安排，完备的保卫、医疗及食品检验等机构，可以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和绝对安全。从种种无微不至的安排，可以看出毛泽东出行的气派，也足以表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
毛泽东是３月４日到达成都的。第二天，一位省委领导人陪同他绕城浏览。成都的城墙系康熙年间重建，大部保存完整。毛泽东说：“北京的城墙都拆了。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毛泽东一言既出，成都市的城墙当年全部拆除。
从小汽车的窗口中，毛泽东又发现一道独特景观，这就是四川独有特色的茶馆。毛泽东认为，在茶馆喝茶花钱太多，流露出不满之意。随行的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四川省的茶馆一时绝迹。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到成都市中心的耀华餐厅就餐。从此，餐厅就把他进过餐的地方布设为纪念馆，供人瞻仰。
3月21日毛泽东到灌县参观都江堰。他指着脚下的离堆问：“这岩会不会被水冲毁。”答：“不会，这是粒岩，很坚硬。”毛又问：“一百万年以后会不会？”众人无言以对。事后人们反复琢磨领会伟大领袖的深刻思想：“这确实是个关系到川西平原安全，关系到子孙万代幸福的问题”，便用钢筋水泥对离堆进行了加固。

插图片：李井泉陪同毛泽东视察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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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下午，毛泽东睡完午觉起床，决定到乡下走走，李井泉陪同，汽车直驶郫县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事先作好了准备。毛泽东信马由缰向就近的一户农舍走去，迈开大步径直进入农院。大家只好跟在后头。毛泽东一低头进了茅屋。年近六十的女主人温幺娘眼睛不好，模模糊糊见一个高大魁梧的人走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干部模样的人。毛泽东问她入社没有，何时入社，一问一答。当毛提到分多少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时，站在一边的副社长代她作了回答。

插图片：毛泽东访问成都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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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20日郫县县委办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县合兴乡红光社谈话纪要》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主席走后，当天晚上就下大雨，二十四队的记工员说，当真是“龙行一步，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

40年后，作家东夫不无调侃地追述毛泽东离开红光公社以后的情况：“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整个红光社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一份幸福。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人们筹划着，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见过他的18名小孩成了‘幸福娃’（事后查出身，这18个孩子只有一个出身好的得到了‘幸福娃’的名字）。幸福万分的温幺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
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把中国老百姓铸就出十足的奴性。他们崇尚皇权，迷信皇权，总是把福祉寄托于一个好皇帝。红光公社出现的这种崇拜狂热，正是源自于深厚的皇权土壤。在这种土壤上最容易生长出个人崇拜的毒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层，正好利用这种专制制度造就的奴性，大搞个人崇拜。就在这次成都会议上，针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出的反个人崇拜，毛泽东两次提出他主张个人崇拜。一次是他在3月19日的讲话，一次是在3月18日陈伯达发言中的插话（见本书第十五章关于成才会议的记述）。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对毛多有吹捧。陶铸、柯庆施主张对毛泽东要有迷信。柯庆施还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三面红旗”和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是造成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成都会议是制造这两个祸因的重要一环。
成都会议给天府之国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这灾难遍及全国。
二、“三面红旗”鼓狂飙
“三面红旗”鼓起了横扫四川的狂飙。
首先是颳起了“浮夸风”。7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3752斤的“卫星”。《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这里的干部下定决心，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才出出这颗卫星。
8月5日夜晚，郫县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平均亩产1030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在郫县。高县长说：“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
接下来是紧锣密鼓的放卫星比赛，各公社放出了一颗比一颗更大的高产卫星。
8月27日上午，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率领地委常委赶赴犀浦。上午参观，下午开始收割，一百多农民涌进这块只有一亩多的田里收打，县委的验收团验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岚亲自把秤。又要放出一颗更大更大的卫星。
此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李井泉不在，使这颗“卫星”的发射遭到重大挫折。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位水稻专家说是颗卫星是假的，“是稻子成熟时才移并在一起的。”主管宣传工作的省委秘书长阎秀峰只好宣布：“各报不要发表这颗卫星的消息。”
根据阎秀峰的指示，《四川日报》28日没有刊登犀浦高产“卫星”消息。而《四川农民日报》因为总编没有参加27日阎秀峰主持的会议，第二天（28日）却用整个头版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报道。
成都市和各县看了《四川农民日报》的报道，前来犀浦参观的人将这块田围得水泄不通。收打完毕，经“验收团核定”，当场宣布这块田亩产为45217斤5两8钱。
真实情况是，稻子是8月13日才并在一起的，比县委坚持说的7月13日并栽的时间整整晚一个月。也就是说，是在稻子完全成熟以后移到一起的。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得知真相后，通知郫县县委：一、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承认错误；二、作书面检讨；三、给做假者以处分。宋随即赶往成都，向阎秀峰作了汇报，阎表示同意宋的处理。
县委的检讨还没送上来，地委就挨了一记耳光。9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苏方的一篇特稿“卫星田畔庆丰收”，肯定了这颗假“卫星”。
地委刚刚接到郫县的检讨报告，又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9月12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8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取全国冠军。
《四川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是因为第一书记李井泉从北戴河回来了。《四川日报》是李井泉的喉舌。他亲阅、亲审，甚至连何日见报、登几版几条都写得清清楚楚，报社的总编辑完全听他的。
李井泉，1909生，江西人，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军。到广东后曾任东江特委秘书长，1930年到中央苏区，1931年任红35军政委，长征时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抗战时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晋绥分局书记。1952年任四川省省委书记兼省主席。老百姓叫他李主席，干部叫李政委。
李政委对他不在家时发“卫星”受挫很不甘心。在一次省级机关会议上，特别通知温江地委领导到会，李井泉对宋文彬说：“郫县的4万斤田是假的，你们搞块真的嘛。”李井泉要地委承认这颗卫星的“既成事实”，要恢复郫县的名誉。
只要李政委一个暗示，下面会闻风而动。他的态度如此明确，地委迅速作了检讨，承认对“少种、高产、多收”的态度不坚定，对郫县的成绩鼓励支持不够。这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
“放高产卫星”只不过是浮夸风的一个侧面。郫县的一个报告说：“浮夸风我县各级都有，普遍而又严重。”浮夸风首先在产量方面，接着扩展到生产方面，从种到收，其间每一个环节都有浮夸上报的“神仙数字”、“跃进数字”。有的上报“平均每亩地下肥几十万斤”，“增种面积超过原有的面积几倍”，后来在各方面都有浮夸风。
并社，人民规模越并越大。郫县把红光、晨光等一部分本来规模较大的社又多次进行了合并。两年大并三次，有的竟连并七次。最大的管区有1100多户（北方村庄大，1100户不算大，四川的村庄，小居住分散，上千户就是很大了）。公社大，食堂也大，有的食堂吃饭人口达1420人。吃一顿要走七八里路。并一次社和并一次食堂，就打乱一次所有制，物资大共产，财产大破坏，干部大调动。并社以后干部不知道自己所管的边界，社员间互不认识。
大办钢铁。全四川几天之内竖起几十万座土炉子，成千上万的炼铁大军不分白天黑夜大干。无煤无铁矿的温江地区，也抽调50万以上精壮劳力，由各县第一书记亲自带队，组成炼铁大兵团，背起背包、粮食，扛起锄头、扁担浩浩荡荡地向西部山区进发。没有煤就砍树，没有矿就挖遍山上的各个角落。炼铁大军吃住在山上，还得有千千万万的支前大军做后勤保障。崇庆县的炼铁兵团需要砖砌炉子，县上组织数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街道居民拆城墙，不分昼夜往山上运砖。城镇各单位无一不是炉火熊熊，家家户户的金属器具，从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进了炉子，变成质量低劣的土铁。四川还创造了“大窑炼钢”工艺：选一块山谷凹地，将周围山上的树木剃头似的砍光，一层木头、一层矿石的填满，然后放起大火，连烧数日，待木头燃尽，抠出烧得矿石不是矿石、铁块不是铁块的黑东西，敲锣打鼓地抬去报喜。
公社化和大炼钢铁是以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开路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一切“白旗”、“灰旗”、“黄旗”统统拔掉。强大的政治压力扫除了障碍，共产主义的临近煽起了热情，一切狂想和胡闹，畅通无阻，愈演愈烈。
“让土地大翻身”的深耕运动也成了一股狂风。温江专区规定的深耕改土程序为：一、用犁犁或用锄头挖第一层“表土”；二、把表土搬运到一边；三、翻第二层“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泼粪水；七、将熏土敲碎、铺平；八、在熏土层上施渣肥、堆肥、老墙土千脚泥等；九、将表土搬回、铺平、耙细……如果是放“深耕卫星”挖地数尺，以此类推。把精耕细作了几千年的土地彻底翻了身。
为了解决牛力和劳力紧张的矛盾，要求各社制造使用“绳索牵引”的深耕工具，据说可以提高效力若干倍。“绳索牵引”实际上是人牵引，田边支一个绞盘，一根强绳子拽住犁，若干人推动绞盘牵引犁田。《人民日报》报道，温江专区以每天一千部的速度制作绳索牵引机。《都江报》说，大邑县委书记侯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引机化”。
一时间，川西平原上遍地是坟场一般密密麻麻的熏土堆，丘陵山区更是“坡上有坡，山上有山”，白天黑夜遍地火光，烟雾弥漫。在红旗招展下，成千成万的深翻大军，按照军事化的编制，一队队的摆开阵势，不分昼夜、不避风雨地在田野里战斗。大邑县在一半主要劳动力上山炼铁的情况下，从十多岁的小孩到七十岁的老人全都投入到深耕运动中来，组成“野战兵团”，打破乡社队界限，采用运动战、阵地战的方法，四处安营扎寨，轮番转移作战，“白天紧张劳动一天，天黑又连续夜战”。
大炼钢铁、修水库、电站、铁路、公路、工厂，一批批的男劳力离开了田土，仅修建后来半途而废的岷江电站和成灌铁路，温江专区就调集了10万民工。
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使得干部的权力无限扩张。瞎指挥、欺压百姓、打骂农民就成了家常便饭，特权发展也就必然。
全省各地大搞指挥路、丰产路、园田化，大拆房子，大搬迁，大调劳动力。荣县除了1958年大刮“共产风”以外，1959年秋天种冬小麦时又刮一次，1960年插秧时再刮一次。“共产风”和瞎指挥是同时发生的。为了种“丰产路”（即不惜代价地把马路边的田种好，取得丰产――主要是给上级领导和参观的人看的），搞“大兵团作战”，县委提出了“一切劳动力、牲畜、农具、支援丰产路”的口号，说是支援，实际是无偿调拔。“大兵团”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吃到哪里，在哪里天黑，就住在哪里，“共产风”也就刮到哪里。对“丰产路”的庄稼要求“美观好看”，条播要“隔山对行”，做成“梯子式”、“宝塔式”、“楼台式”，还要写字编号。由于形式主义的“严格”要求，一再返工，几十个劳动力一天才种一亩田。长山公社100多人种一分地，一天一夜没有种完。由于只顾路边田，离路较远的田大面积荒芜，全县四分之一的耕地抛荒。在全县范围内并队、并食堂、并房屋。长山公社2870户就有1133户被迫搬家。其结果是，集中的地方拥挤不堪，一间房屋住几家，一家分几处住（男女分居，夫妻分居），有的不得不住猪圈、牛栏。社员的家具、家禽、家畜也因搬迁而遭受巨大损失。食堂合并以后，原来食堂储备的蔬菜、燃料、炊具也同时合并了。这样的反复折腾使社员一无所有，有的说：“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才是自己的”、“只有穿在身上、吃进肚里的才是自己的”，有的说：“连我们人也不是自己的。”而干部们却说：“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理区把公路两旁8华里长、1华里宽的2000多亩的面积上的180多间房子拆毁。全县不完全统计，共拆房子12000多间。有的三姓人家同住一间房子，有的公婆儿媳同住一间。在这一间房子内还在关鸡鸭，又挤，又脏，又臭。拆房子时，干部根本不同社员商量，私自敲门锁，将社员衣物抛弃遍地，顷刻间就把房子变成一堆瓦砾。有些外出人员回来不见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儿女，伤心痛哭。有的地方让社员一年搬家七次。有的管理区干部随意搜查社员的家，见什么拿什么。为了报复干部，有的社员捉一条活蛇放在米坛子里，干部搜查时，手伸进米坛子里，差一点被蛇咬伤
“共产风”使农村生产力大受破坏，农具大量丢失。乐山县通江公社柏杨管理区1958年共有中型农具2686件，到1961年仅剩515件，两年多共丢失2171件，丢失了82％。农具严重缺乏使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该管理区第4生产队原有晒席110床，丢失了93床，1960年收获水稻时，因缺晒席，翻晒不及时，稻谷生芽2万多斤，占总产量的18％以上。第一生产队原有犁、耙106架，丢失96架，因此，不能及时整田赶上插秧，使80亩中稻迟插20多天，还荒田30亩、地60亩，减少粮食产量3万多斤。
乐山县棉竹公社第二管理区，共七个生队，470户，1775人，800个劳动力，耕地面积2783亩。由于生产上的瞎指挥，1960年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减少了25.7％。瞎指挥是十分荒唐的：
一切强调“统一”、“一致”，强调“整齐划一”。在水稻育秧时，上级规定秧田必须“瓦背式”，通道必须很直，一些已经撒了谷种并且发了芽的秧田，由于不符合上级的要求，让农民把发了芽的谷种一粒一粒地拾起来，重新整田撒种。洋芋一律要带状种植，43亩地没有按统一规定种植的洋芋，苗已经长出了四五寸，有的已经结了小洋芋，也要挖出来重栽，结果大幅度减产。插秧要求“对路开厢，顺路成行”，为了插得直，下田必须带尺子和绳子，不合要求就一律返工。
种植不看季节，不看气温。气温已经很高了，还强令社员用火温床育红苕苗，结果烤坏红苕11000斤。还规定“霜降”前不准挖苕，谁挖红苕就说谁破坏生产或企图瞒产私分，结果，“霜降”过后气温很快降低，挖红苕已经来不及了，大量红苕烂掉。春耕大忙季节，本应集中力插秧，却让大批劳动力去搞“园田化”，结果到了“谷雨”、“立夏”，过了水稻直播季节。
种植作物不因地制置宜。170多亩深田、冷浸田，本来只适合种中稻，不宜种早稻，上级却强迫种了早稻。100多亩适合种红苕的地却强迫农民种了包谷。这两项起码少收粮食4万多斤。
1958年，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搞“大兵团作战”，把全区7个队的几百个劳动力集中在一起搞深耕，实行“军事化”，180人挖一亩多的一块田，挖了一天一夜，麦种用了60斤，结果收成还不够种子多。劳动力集中以后，其它各队都误了生产季节，造成了大量荒地，如四队共有田129亩、地172亩，1959年小麦只种了40多亩，而且是在冬月（即农历11月）间才播下去，结果小麦产量比1958年减少了63．14％。在农业大忙季节，还把大量劳动力调往水利工地，使插秧的季节也误了。一些公社在全社范围内统一调配劳动力，把这个队的人调支另一个队去插秧，把另一个队的人调到这个队里除草。大批劳动力“东一站，西一站，抱着锄头到处转。”效率低，劳动质量差，大片土地被抛荒。成都市金牛公社共荒芜土地5400多亩，插秧季节已过而没有插的有1000多亩，插秧后因管理不善而没有收成的有4000多亩。
长宁县桃坪公社中坝管理区，说是执行中央的“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将95.2亩的可耕地划为休闲地，致使粮食减产。
三、李井泉狠开“顶风船”
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了乱子，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但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开“顶风船”，抵制中共中央的这些纠偏政策。李井泉在四川省说一不二。他的地位来自毛泽东的信任。成都会议全体到会人员合影时，毛泽东让李井泉坐在他的身边。一个多月后的八届五中全会，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地方的封疆大吏中，进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只有李井泉和柯庆施两人。这样，李井泉不仅是四川王，还是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之所以信任李井泉，是因为李井泉能从“最根本处”理解他的思想。1958年夏秋的大跃进出了问题，1958年秋冬到1959年春夏，毛泽东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降温”措施，中央发出的一些文件，也有一些纠左的倾向。李井泉坚持不“降温”，不纠左。他这种态度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批评，7月23日庐山会议转向以后，他成了最能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人。李井泉这种“顶风”态度表现在一系列的政策上。
其一，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是降温的，李井泉从武昌开会回来继续坚持大跃进。1958年12月省委在金牛坝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布置了1959年的更大跃进任务。
其二，第二次郑州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以“队为基础”。“队为基础”的“队”，是指生产小队，而不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而李井泉则在万人大会上宣布：“队为基础，在我们这里是管理区。”所谓管理区，就是在生产大队和公社之间的管理层次，比“队为基础”的“队”高两个层次。根据李政委定下的调子，四川省绝大多数公社实行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继续保持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不久，他还对核算单位由公社下放到以管理区还心痛不已，他说：“去年公社化初期推广新技术很快，现在体制一改变，按他们的意愿就把新技术都顶回来，有问题了，生产全由农民搞吗？还要无产阶级干啥？”
其三，继续推行1958年那一套高指标和瞎指挥。1959年4月19日省委发布农业生产“八项规定”，严格规定各类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规格，要求各地坚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自始至终都抓紧”，把高产万斤推向高潮。李井泉还提出在农业上“搞几个运动，田间管理，农田水利，积肥造肥，包括养猪，全省每年增加一千万头猪。”“中央明年以农业为基础，我们还是要大搞钢铁，明年搞150万吨钢。”“九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中共中央的肯定了四川省委1959年4月的“八项规定”。4月26日，将这“八项规定”日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在这个文件的批示中说：在农业生产问题上，有些地方存在着松劲现象，在克服浮夸虚报倾向后又出现了一种指标订得越低越好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应当注意克服，应像四川省委一样，做出些必要的规定，把生产运动搞起来。
自大跃进以来，吹得最热闹的当数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广东等省。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他们中大部分开始转舵，有的还纠正得较为彻底。只有四川没有转舵。最能表现李井泉“顶风”勇气的是他不向下传达毛泽东给小队干部的一封信。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写信的对象是“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谈了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这是自1958年底纠偏以来，他走得最远的一次。对高指标、密植以及农业生产的其它方面，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话，降了温。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告诫人们：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中共中央办公厅先用电话把毛泽东的这封信传达到四川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应当立即传达到小队干部。可李井泉指示：“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后再传达到生产队中去，不要转弯太急，防止消极情绪。”在接着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李井泉一再强调，对毛泽东这封信“要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会议印发的“纪录稿”仍然坚持“八项规定”中的高指标和密植规格，声称《党内通信》中指出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当然要反对，“但是保守主义、尾巴主义也要反对”，全省1959年的粮食生产高指标“不能动摇”。李井泉还说，估计《党内通信》传达到基层后，“会产生放任自流和消极情绪”，要大家有所防范。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其中的一条明令将毛主席的党内通信，“立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论执行。”李井泉根本不理睬。　
接到《党内通信》的干部们惊喜万分，他们说：“主席把话说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极情绪”使省委的高产措施面临泡汤的威胁。坐立不安的李井泉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令将发到县委的党内通信收回。文件是收回了，影响却收不回。此时此刻，李井泉最关心的是如何消除《党内通信》造成的“消极影响”。5月14日，省委又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紧急电话会议，传达李井泉关于密植的紧急指示。
为了稳住各地区的头头，省委在重庆传达毛泽东党内通信后，又分片组织学习讨论。在川西北片区学习讨论中，主持会议的廖志高声称主席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北京有人吹冷风，主席有压力”。暗示党内通信中有些话并非毛泽东本意。温江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在会上表示自己是“稳健派”，话一下就传到李井泉那里，正在川北视察途中的李井泉连打几次电话给宋，斥责宋是在“散布冷空气”，接着李井泉又打电话告诉宋，说3×7寸密植要坚持搞，他说他已打电话问了广东的陶铸，陶铸也说没问题。
针对毛泽东《党内通信》中讲真话的问题，他作了不同的解释。他说讲假话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以多报少”的瞒产私分，一种是“以少报多”的浮夸。他就后一种假话辩解：浮夸主要是“我们不摸底”，并不是为了荣誉和出人头地，“主要还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我们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粮食、油料少了，争夺粮油的问题。凭良心说，我们还是想国家多拿一点，你就不想国家多拿一点吗？”
如此明目张胆同毛泽东的指示唱反调，是李井泉存心想同毛泽东对抗吗？不，没有任何事实证明他对毛泽东有丝毫不忠。他的“反调”是出于一种自信，他相信他比别人更理解毛泽东，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更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不会有风险。
的确如此。
1958年底到1959上半年中央发布的一些纠偏措施，被一些干部看得过于认真。这样的干部事后吃了大亏，有的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事实上，毛泽东在酿成1958年大错的根本的问题上（即“三面红旗”）从来没有未动摇过，他要纠正的，是一些方法和作风问题，方法和作风问题一经纠正，还要继续大跃进。
就在毛泽东唱低调的时候，李井泉一再强调，大跃进的成绩必须肯定，大跃进必须继续进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他一面批评搞浮夸风、共产风和穷过渡，同时又表扬这些刮五风的干部：“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种非常宝贵的积极性“应当坚决加以保护”。
李井泉不愧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他从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中，能透过表面，揣磨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东西，并努力贯彻。毛泽东在《内部通信》中说“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高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李井泉知道毛泽东心底里喜欢高指标，所以，省委的高指标不变。眼下正在插秧，毛泽东在《党内通信》说“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李井泉猜测毛泽东心底里喜欢密植，所以继续下密植的死硬命令。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59年春到四川调查，发现四川对插秧有规定，即“双龙出海，蚂蚁出洞”（即只有行距，没有株距）的高密植，社员不愿意，这时正逢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下达，其中有“插秧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田家英据此就在他“蹲点”的公社号召不要过分密植。在省委召开的会上，他反对过分密植，同李井泉发生了争论。最后省委还是决定，全省继续实行高度密植，只让田家英报在公社稀一点。
对一切在“三面红旗”方向上稍有后退的政策，不管来自何方，李井泉是一顶到底，毫不让步：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中规定：一、纠正少种、高产，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种土地全部都要种庄稼。二、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私人喂养。三、恢复自留地，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
毛猪若下放给私人喂养，必须分给自留地，否则无法解决饲料问题。四川省委的规定是：毛猪下放到生产队饲养，划给一定的饲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猪私人喂养自然无法实行。实际上，四川一直没有实行恢复自留地和毛猪私养的政策。
1959年5月26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给公共食堂开了一个大口子，规定：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多办，农闲少办，灵活执行。食堂范围太大的，可适当缩小。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交给个人保管食用。中央指示的关键之处是口粮分配到户，只要实行了这一条，食堂便会土崩瓦解。当时全国许多地区食堂一哄而散。
四川省委把中央的“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解释是：食堂要办下去，分配的粮食由食堂保管，节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粮食分给个人，实际上除了“食堂吃饭”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话。
1959年6月11日，中央发出一个更为彻底的纠左指示，作出四条规定：

允许社员自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私有私养的完全归个人所得。
恢复自留地。不管社员喂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都应分给。自留地生产的产品由社员自由支配。
鼓励社员种植零星空地，谁种谁收。
四、归还社员屋前屋后林木果树。

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一样，中央的这个指示直接发到“生产队支部委员会”，并要求把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并认真实行，取信于民” 。
四川省委拒不执行。不把文件下发生产队，不张榜公布，不准社员养私猪，不分自留地。
总之，从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间，中共中央的一切纠偏措施在四川都受到抵制。四川就这样“顶风”，一直顶到庐山会议之前。
1959年的庐山会议“神仙会”阶段，田家英等反左的人士的心情相当轻松，会上提出了很多批评大跃进的意见。在揭露1958年以来的问题时，李井泉却不轻松。在李井泉主持的西南组开会时，田家英再次谈到下面受压虚报产量的问题。田家英的发言受到李的压制“以致讲不下去”。7月23日，“硬着头皮顶住”的毛泽东终于开始反击，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李井泉押下的这一赌注开始大量进账了。7月23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讲到公共食堂问题时，表扬了四川：

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百分之九十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三分之一的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

庐山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迅速左转，李井泉上半年顶风“算是顶对头了”。他轻松而自豪地说：“我们去年在泸州地区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去年这一年我们在公有化程度上搞的比较高的。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的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毛泽东对李井泉更加信任，李井泉的地位更加稳固。1959年秋天，李井泉获得了“政治大丰收”。为李井泉的政治大丰收“埋单”的是四川老百姓，四川省的饥饿时间最长。

四、四川省饥饿的时间最长
四川省的饥饿始于1958年冬，结束于1962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
绵竹县红旗公社共有125个食堂，除有8个食堂的口粮因种蔬菜由国家供应以外，有65个食堂、15146人于1958年12月底到1959年1月底先后断粮。有25个食堂、4644人于1959年2月15日断粮，有25个食堂、6708人于2月底、3月初断粮。仅有两个食堂、389人可以吃到5月底。没有粮食的食堂，有的把留给猪、牛的饲料的粗粮吃完了，有的把当年的谷种也吃了。自断粮以来，每天出工人数减少，干活只有5小时左右，效率很低。
红旗公社1958年粮食大丰收，为什么到冬天就没粮食？这个报告说：第一，去年大搞钢铁时，全社抽5400多个劳动力上山，每人每月带走45斤米，上山5个月，共带走66万斤大米，折原粮94万斤。第二，去年“大兵团作战”时，放开肚子吃，由两餐改为三餐，晚上“夜战”还要加一餐，平均每人每月吃57斤大米。该社放开肚皮吃了两个月，共超吃粮食160多万斤，相当于两个月的口粮。第三，去年征购时，粮食部门要求“放卫星”，仅统购粮食一项，就多入库60多万斤。第四，去年秋收时，因劳动力不足，使成熟的谷子没有及时收割，抛撒过多，红苕、黄豆损失更多。每亩田损失粮食30－80斤。粮食收回后又没有保管好，又发生严重的霉烂现象。其中，红苕霉烂最多。
粮食短缺，人口减少，生猪大量死亡。李井泉对这样严重的问题却大加掩饰。他不相信没有粮食，1959年2月27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上说：
有些同志认为高产卫星是假的……这很显然是怀疑的，不相信别人的经验，这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3月19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对于生猪大量死亡作出解释：

我大概算了一下，算死了300万头，就算死了400万头，我们全省12月以前有3700万头，三千嘛，三百嘛，这是一笔帐。另外还有几笔帐，第二笔帐，大概300万头里面可能杀吃的，就占一半，真死了占一半；第三笔帐，死的当中，病死了一部分，中间大猪吃小猪，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二是不该死的；第四笔帐，据说穷队死得少，富队死得多，富队里面富裕中农不爱护，也还有地主、富农整死了一批；第五，我们去年下放了一批猪。我有这五笔帐，我说不该死的猪大约有100万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讲的成绩和缺点的比例。当李井泉还满足于“九个指头”成绩当中的时候，饥荒继续发展。
1959年4月8日，省委简阳县工作组报告，浮肿病增多，解放公社的四个大队，其中因肿病死亡的就有22人，其中16人为青壮年。由于饲料不足，生猪大量死亡，解放公社一个耕作区，由4000多头减少到2600多头。
饥饿不断发展。
盐源县新民公社共有10个食堂，到5月中旬就有8个绝粮。其余2个食堂到6月初就没粮食了。现在，大人上山挖棉苟苕，小孩上山打野生果子吃，生产无人过问。牲口整天没人赶出去放，同样饿着。已赶上山去放的，饲养员只顾自己找野生植物吃，把牛羊拴在树上，有的羊吊死了。在组织社员进行小春脱粒时，社员一边脱粒，一边吃生麦子。
可悲的是，即使处于这种情况，干部们还不承认没有粮食，还下大力量征购夏粮入库。征购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瞒产私分。这些使饥饿继续发展。
长宁县桃坪公社从1959年4月中旬有些食堂就半停伙，5月25日，食堂基本解散，粮食由社员自行解决。社员只好挖野菜和观音土（这里称为“仙泥”）吃。大河管理区4月份饿死了219人，到6月份，又饿死了218人。到7月6日，共死560人，占总人口的6.64％。
1959年7月23日，省委副书记阎红彦在仁寿县考察工作时给省委的信中谈到，六月中旬发现缺粮情况严重和被迫停伙的食堂有1918个，占食堂总数11437个的16.9％，约有15万人。县委汇报说患肿病人数56289人，占总人口的5％，个别生产队占总人数的30－50％。截至20日止，因肿病死亡197人。阎红彦的数字是县委汇报的，一般情况下，县委总是少报肿病和死亡人数。阎的信中反映干部强迫命令的情况：方家公社胜利管区去冬在收购棉、粮、废铁时，将群众集合在出工之前，强令群众交出家里的钥匙，群众下地后，干部挨家搜查，将群众家里的粮、棉、铁器一律拿走。这个公社今年由于未完成春耕生产任务和夏粮征购任务，遭到罚跪、挨打、扣押反省的干部有31人，其中，新民管区60％的小队长挨打被斗。基层干部打群众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1959年7月29日，郭炳林从简阳报告，肿病更加严重起来。全县有3万多人发生肿病。石桥每天有2000多人买“肥几粉”（一种没有营养、对身体有害的代食品）。到10月才能吃到红苕，还有两个月，可能要出大问题。
1959年冬到1960年夏收之前各地饿死人很多。绵阳石马公社总人口7531人，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5月－7月间，死亡946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2.56％。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社员就处于口粮不足的饥饿状态。1959年大春收获后就开始断粮，各食堂在中秋节前后就没有口粮了,一个多月间只吃菜和红苕叶子，11月进入红苕收获期，边收边吃，每人每天平均吃1斤红苕。吃了20天红苕以后开始吃种子，每人每天2－3两粮食（16进位）。由于干部多吃多占、层层尅扣，社员连这二三两也吃不到口。在这期间干部还以“反瞒产”、“反偷盗”的名义，对社员进行捆、绑、吊、打，任意扣饭，任意搜刮社员财物。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这个管理区1958年有420户，1818人，到1961年统计，只有344户，1138人，两年间人口减少37.4％，劳动力减少了40％。其中1959年11月到1960年2月三个多月内，死于干瘦病的有396人，占总人口的21.7％。这个管理区有一个食堂原有141人吃饭，到1961年1月只剩70人，死了一半。祠堂湾食堂原有135人，死了65人，其中死绝8户。第四生产队社员郭世义家原有11口人，死了10人，只剩下一个小孩，死人没人去埋。这个管理区由于死人多，剩下的人集中居住，使得47个湾（自然村）没有人烟。外地来人办事，找不到一个引路的人。
一份又一份死亡报告送到李井泉手里，李井泉却无动于衷。1960年初，正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2月14日晚，李井泉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

主席（指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年三、四、五月份，全国各地要把食堂搞起来，粮食掌握到食堂，各省要学习湖南、河南、四川等省，要保证搞上去。我说四川的绝大多数是坚持下来了，而且有些办得像连队的伙食一样。主席说，那样难，要办得像连队伙食那样。这件事你们看怎么样？（参加会议的同志说：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你们那些县委书记摸不摸底，了不了解粮食掌握在谁手中。掌握在个人手中就不好办。个人有粮，就不在食堂吃饭。我们要下决心，在三、四、五几个月内，把食堂搞上去。
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要进行激烈斗争。
应该规定几条，如：干部一律到食堂吃饭，干部掌握的粮票一律要收回，他们到食堂吃饭，才会关心食堂。建立和健全食堂委员会，召开食堂代表大会。粮食分配要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下的平均主义，这个平均主义是革命的平均主义。一个管区内的口粮标准要统一。我省的食堂工作主要不是恢复和发展的问题，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去年这一年我们省在公有化程度上是搞得比较高的。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领会，应该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就是允许自愿，也是为了办好。

李井泉在这个座谈会上最为得意之处（收回自留地，公有化程度要提高，粮食不能掌握在个人手里，坚持办食堂），正是四川省饥饿持续时间长的根本原因。李井泉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基本是一致的，这也是饥荒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三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对于下面反映上来的严重情况，李井泉却是轻描淡写。1960年3月26日，他在南充第二次地委书记会上讲话说：

在生活安排中，我们全省有那么几个县，很突出的那么几个县，如眉山、广汉、秀山，都有那么一片片，听说这些问题比较突出，需要解决，现在已经解决了，领导有的调换了，安排生活的粮食拿去了，粮食通通的不下放，生产也起劲了。总之，这个问题要解决好，缺种子，缺肥料，没猪，猪死了一部分，甚至个别队死了大部分……华阳县委书记三个月不下乡，他住的那个公社却死那么多猪。还有个管理区死人，肿病那么严重，这就是官僚主义。

显然，最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是下面的干部，而是李井泉这些高官。由于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使情况越来越严重。
1960年2月，粮食部在四川南充召开了为期5天的全国粮食厅长会议，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一份来自有关部门的档案记载，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2月9日讲话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农村食堂每天两稀一干，吃四两粮。四川人民把方便让给别人。会上提出“学四川，学南充”。四川省向会上提供的材料说，四川人民生活安排得好，90％以上已经安排落实。
四川的官员们打肿脸充胖子。其实，这几年四川粮食非常紧张。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有一个统计数字。
表3-1 1957-1961年四川省粮食基本数据（单位：亿斤）

年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465.1 495 368.3 323.9 260
征购量 110.88 121.58 129.28 95.37 65.57
销售量 59.09 92.7 101.37 87.43 69.68
调出量 51.79 28.88 27.91 7.94 -4.11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注：产量为原粮，其它两项为贸易粮。产量为生产年度（1月1日――12月31日）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7月1日――次年6月30日）。
从表3-1中可以算出，1957年到1960年，四川是净调出粮食（征购量大于销售量）省。为了便于比较，将产量原粮换算成贸易粮（原粮除以1.15），减去征购数，加上销售数就是省里可以支配的粮食。1957－1961年分别为：352.64亿斤；401.55亿斤；292.35亿斤；273.71亿斤；230.02亿斤。按人口平均为：507.75斤；567.08斤；413.05斤；396.84斤；356.12斤。这个数字包括工业用粮、种子、饲料、口粮。
这里还要为李井泉说一句公道话，他也不是完全一门心思向上多交粮食。在粮食征购指标上，他也曾向中央讨价还价。在有关档案馆里，还保存他给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信。例如，粮食部党组安排1960－1961粮食年度四川征购指标为118亿斤，1960年8月5日，李井泉给李先念写信要求降为108亿斤。信中说：“今看到中央同意粮食部党组1960－1961年的粮食安排意见，其中关于四川粮食征购数字仍没有加以调整修改。关于这个问题，省委曾再三考虑过今年的收成，只能征购108亿斤，建议仍按我上月22日报告意见将征购数字加以调整。”最后的结果还是没有采纳李井泉的意见，征购数为129.28亿斤。当然，李井泉不会直接向毛泽东讨价还价。在中央部门领导面前他争取一些地方利益，更有条件使他在毛泽东面前说大话、说假话。
用表3-1的数据再加上人口数据，我们计算出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先把每年的产量由原粮换算成贸易粮，（产量－征购量＋销售量）就是净留给四川省的粮食。再按总人口平均，就是人均净占有粮食。这不是每人的口粮，其中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
表3-2 1957-1962年四川省人均净留粮食(贸易粮)

年份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产量（亿斤） 404.43 430.43 320.26 281.65 226.09
净留粮（亿斤） 352.64 401.55 292.35 273.71 230.20
总人口（万人） 6945.2 7081.0 7077.9 6897.3 6459.2
人均净留粮（斤） 507.7 567.1 413.10 396.84 356.39
资料来源：据表3-1及相关人口数据计算。

由表3-2可看出，四川省人均净占有粮食，1959－1960年粮食年度只有413.10斤（贸易粮），扣除工业用粮、扣除工业用粮、城镇的供应粮，扣除饲料和种子，大概不足200斤。1960年和1961年的情况更差。
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范眭回忆：

那些年，我分工采访财经，对四川的粮食情况是清楚的。四川是个粮食调出大省，5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调出32.24亿斤，三年“大跃进”放卫星，创高产，大话说过了头，连续三年减产，1960年产量比1949年减少了30亿斤，但粮食外调任务有增无减，1960年达到68.4亿斤，比过去增加一倍以上。从1959年起，三年内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原来的512斤猛降到260斤。由于强迫命令征了过头粮，粮库告罄，春荒没有返销粮，农民只好饿以待毙。三年灾难期间，四川的一千多万人就是这样活活饿死的。

范眭这里“外调任务”比档案中的“征购量”、即上述粮食部提供的数字要多。可能是完成外调任务以后，中央再给四川增加了调出任务，粮食部说的是贸易粮，也可能范眭说的是原粮，1斤贸易粮相当于1．15－1．2斤原粮。
当年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回忆数和范眭说的比较一致。廖志高回忆说：四川省历来就是调出粮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间，共调出粮食162.77亿斤，平均每年调出32.54亿斤。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减产，而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增加。1958年外调39.6亿斤，1959年外调49亿斤，1960年外调68.4亿斤。1959年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1958年的512斤降到1959年的278斤，1960年又降到260斤。为什么中央一再向四川追加任务？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解释是：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地区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饿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饿死人。”
1960年4月4日，一份向省委的报告反映，金堂县三星公社的食堂，每人每天只供应4两粮食（相当于10进位的2.5两），没有菜。五爱管理区287个劳动力，70多人生病（饿病），能下地的只有80多人，病人还在增加。下地的人不能干活，躺在田埂上睡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强调“我们不当伸手派”，不向上级要粮食。而干部不在食堂吃饭，另外开伙，大吃大喝。
1960年9月26日，梁岐山从开县向省委报告，目前口粮接不上红苕产新，食堂处于半停伙状态。有的食堂名存实亡，有些食堂吃红苕叶子和南瓜叶子当顿饭。红苕叶子吃完了，影响了红苕的生长。赵家公社人和管区第三生产队207人因浮肿病死了91个，土地荒了一半，水稻平均每亩只收180斤；剩下的116人当中，还有不少浮肿病人。但是，开县的干部还认为粮食被瞒产私分了，还搞“献粮运动”，口号是：“人人交待，人人过关，自己检查，大家提意见。”
1960年10月22日，中共壁山县委报告，本月18日统计，1－10月13日止，全县共死亡15544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4.5％。据省委壁山工作组1962年1月19日报告，1961年，大兴公社死亡839人，占总人口的10％，其中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占死亡人数的67.9％。另据中共壁山县委1962年1月2日报告，自1959年以来，死亡率不断上升，1959年死亡13058人，占总人口的3.2％，1960年死亡约20000人，占总人口的5.9％，1961年死亡人口21685人，其中农村死亡20987人，占农村总人口的6.2％。按县上述数字，三年共550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一般说来，县委上报的死亡数总是缩小了的，这还不包括1958底和1962年的死亡人数。
绵阳县松桠公社是一个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地方，但从1959年到1960年两年共死亡1528人，占1958年总人口的13.2％。
广汉县金鱼公社的不完全统计，1960年死亡1443人，死亡率为7.1％，出生294人，出生家庭多为干部。连山公社1960年死亡1268人，死亡率为7.7％，1960年2月，这个公社出现浮肿病人1000多人，公社领导人隐瞒不报，反而向县委报喜，说全公社只有6个病人。这里的7％以上的死亡率不包括1958年到1959年的死亡数，1961年以后还继续饿死人。
1961年秋后，全国很多省份开始走出饥荒，而四川省还处于严重的饥饿之中。1961年8月31日，四川省委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检查组，提交了一份渠县群众挖吃观音土的调查报告。摘要如下：

六月下旬，大峡公社文兴大队的20多户人家，有15户在蒲家山挖观音土吃。七月中旬，挖土的人愈来愈多，蒲家山一处不够挖，就去太公石、河底子去挖。七月底、八月上旬更加严重，挖土吃的已扩大到三个区十八个公社。
我们在蒲家山、太公石、河底子、龙凤咀等四处调查的结果是，被群众挖空的土估算为400多立方米，挖土的约有一万人次，挖走的土50万斤左右。群众在挖土的过程中，由于坑少人多，还需要在烈日之下排队等候。路远的人为了不在当日爬过高山之后再挖土，头一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庙学校过夜，第二天早挖早走。这所学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这里，最多时有100多人。新河公社三大队派一老农专门挖土交给队里，队里给他记工分。由于饥饿，不少人边挖边吃。有的小孩由于天热和饥饿，昏倒在地，挖好的土也背不回去。挖土时还造成塌方，压伤了人。
群众把挖回的泥土，经过发水、磨细等简单处理后，就渗合着南瓜花、丝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来吃。有的地方还有人卖土粑的。庆丰大队262户人家当中，就有214户、755人吃过泥土。截至8月23日止，他们挖回9840斤观音土，已经吃掉了6768斤，现在还继续吃。吃土后普遍反映肚子疼，屙不出，有的诱发了不少疾病，有6人死亡。据对三个生产队的初步调查，吃泥土致死的就有13人。

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给人以面粉的感觉，但它不含一点粮食中的成份，连动物也不吃。从1959年春开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观音土的记载。北川县游坪公社马鞍山农民1960年冬到1961年春就大量挖吃观音土。这期间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处发生群众挖观音土吃的严重情况。
从1960年底到1961年底，四川全省各地都有关于饥饿和死亡的报告，如武隆县对平桥、鸭江两个区10个公社的了解，1－6月份死亡率4－5％的有4个公社，5－6％的有3个公社，6－7％的有2个公社，最高的顺兴公社为8.28％。10个公社1－6月共死亡3362人，占总人口的6.23％。
到了1962年，全国已经基本走出饥饿的时候，四川还有大量关于饥饿的报告。1962年1月21日，江津地委关于肿病情况的报告称，截至1962年1月20日，肿病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两倍多。1月1日至15日，全地区共死亡5743人，比前15天增加了2.1％。江津地委1月29日报告称，江北县1月5日，有病人112190人，10日上升为120635人，15日上升为133801人，20日上升为141523人，25日上升为147560人，占总人口的22％，其中肿病和枯瘦病人占84％。1962年1月25日，长寿县省委工作组马吉良电话汇报说，1月15日，肿病人达36000人，比上年12月下旬增加了1.57倍，到22日又增加到41000人，占总人口的9.2％，肿病较多的江南区，占人口总数的25.5％。1月上半月的15天内，全县共死人1700人。因家里吃粮问题，发生了妻杀夫、父杀子、兄杀弟的人命案也都出现。云集公社挖观音土吃的有1513户，占总户数的37.8％。秤砣公社有24个生产队靠挖观音土充饥。1962年1月26日，万县地委关于肿病的简报称，近来各县肿病普遍上升，非正常死亡又有增加。1月23日，肿病和干瘦病比一星期前（1月16日）上升了17.87％。1月17日到23日，死亡人数比上周上升25.3％。
1962年3月2日，粮食部两位局长（林翩天、吴国宪）在四川调查后向部里报告，江津地区壁山县城北公社共有9818人，1960年全年死亡548人，占总人口的7％，这个公社甘塘大队原有589人，1961年死了102人，现有肿病58人。这个大队第四生产队共有143人，仅1961年11－12两个月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3％。城西公社来龙大队第四生产队小湾浣子，有7户37人，已死12人，患肿病住院11人，社员张世富一家五口全死绝。有两户父母双亡只留下两个孤儿，一户父母一亡一病，只有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家。其余三户除生产队长一家7口健壮以外，都有浮肿病或干瘦病人。黄角大队还出现了杀子而食的现象。这个报告还说，江北县1961年12月统计，浮肿病人79469人，1962年1月15日统计，浮肿病人增加到133610人，占农业人口的22.1％。全县死亡27305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4.5％。1961年1－10月平均每月死亡1678人，11月增加为3387人，12月死亡增加为7225人，1962年1月上半月就死了2805人。壁山县1960年死亡两万多人，1961年又死亡两万多人。进入1962年还在继续死亡。
1962年3月17日，当年任粮食部长的陈国栋，根据四川粮食厅副厅长管学思的汇报的情况，给李先念副总理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不完全统计，全省浮肿病人144万人，11个特重灾县从去年7月到今年3月就死亡145800人，占农业人口的2.3％。1962年1月底，60万人的江北县就有浮肿病人14.7万人，占总人口的24.6％。这个县去年12月一个月内就死亡7225人，占总人口的1.5％，今年3月上旬每天死亡100人左右。路毙和河里的死尸到处可见。壁山县大兴公社，最近三个月内死亡人数占全社总人口的12％，兴隆大队231户，781人，最近三个月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13.8％。其中9户死绝，另有9户只留下11个孤儿。
1962年5月27日，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关于西昌地区点滴情况报告》中说：“在西昌、德昌、米易公路沿线看见成片的荒田，据说这不完全是旱象造成的，有的是连年死人过多，无人耕种所致。我们在西昌锦川公社六大队的公路上发现中年妇女刁永相饿死在路上。经过雅安紫石公社六七大队时，在马路上看到一位被打得不能动弹的妇女，群众说她偷吃被打成重伤。公路两旁荒田荒地很多，麦田的草长得和麦子一样高，大块大块的水稻田未整出。病人还很严重，最近不断死人。群众说他们公社死了三分之一，现在还未停止。”
1962年7月25日一份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发生肿病234万多人。据7月20日统计，现有肿病人51万多人。
1962年9月，正是秋收季节，从雅安还传来饿死人的消息。一份报告说，目前病人仍然很多，非正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芦山县仍有病人2000以上，占总人口的4％（财贸部的工作组调查说，还有3034个病人，占总人口的5.6％）这些病人都属三度肿病人，较严重。目前芦山县有孤儿1000名以上，约占总人口的2％以上，平均每个生产队有两个，个别人口死亡较多的生产队，孤儿竟占总人口的20％。清源公社光明生产队，20户，初级社时有107人，现在连迁进的3人，共55人，死亡率竟占50％，目前有孤儿13人，占总人口的23.6％。
过度饥饿使人失去理性，暴露出动物的残忍。在大饥荒期间的四川省，有记录的人吃人事件有多起。
大邑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30岁，于1960年4月23日把亲生女（李水清，8岁），儿（李永安，9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两，被发现，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给了她一人四两米，两个孩子没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队长×××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将饭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做活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
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41岁， 1960年3月16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当晚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1.5元一斤，共卖了11.75斤。这事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她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灌县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39岁。1960年3月16日下午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灌县崇义公社第三管理区周裕光，39岁，解放后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3月16日下午，她针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来，砍去头部、四肢，将肚肠挖出丢在河里，将身子拿回家煮吃。
五、只准讲“疫情”，不能说饥饿
人口大量死亡，全国各地统一口径称“疫病流行”，不能说饥饿所致。1959年5月23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宣教动态》以“为什么肿病继续上升”为题报道，“据卫生部报告，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较广。从今年一月到目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等11省、自治区共发生肿病105.5万人，死亡6700多人。其中以山东省最为严重，1月至4月14日，发生肿病病人77.9万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1日，就发生肿病病人17.3万人。其次是河南省，从1月到4月20日，发生肿病15.3万人，死亡2000多人。”这里没有提四川和安徽，因为这两个省当时盖子捂得很严，外界不知道。
这篇报道分析肿病发生的原因，第一，因口粮紧张，群众以为吃盐可以增加力气，每天吃盐1两以上（正常日需3钱），因吃盐过多，引起代谢障碍发生浮肿；第二，食品单调，长期间未能调节，脂肪、蛋白质严重缺乏或不平衡；第三，去年发过肿病未能根治，今年复发；第四，原患有慢性病、贫血、身体虚弱、年龄大，肠胃不好。
1960年春天，正当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饥饿的时候，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中说：
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1960、1961、1962这三年做出显著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
1961年2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把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子宫下垂等因饥饿所致的病态和其它常见疾病混在一起，用常见疾病来掩盖饥饿致病。并且笼统地要求各地加强“疾病治疗”。四川省委看到卫生部这个报告，立即下发通知�

新闻摘录并评论：毒奶粉无人去监督企业销毁

Sun, 07 Feb 2010 07:10:33 GMT

“毒奶粉”未销毁竟是技术原因

没人监督企业走完销毁和处理最后一步

含有三聚氰胺的问题奶粉，到底是如何在“潜伏”一年多后重新出现在市场上的？新华社前日报道说，销毁三聚氰胺奶粉很难，焚烧、生产水泥、填埋都遇到了问题，一些本该销毁的问题奶粉竟在技术层面被搁浅，“没有人监督企业走完销毁和处理的最后一步。”

2008年的问题奶粉为何有那么多没销毁？2月3日，陕西警方公布渭南一起乳制品三聚氰胺超标案件，早在2008年被要求销毁的10吨问题奶粉再次流入市场，真美公司即购买了其中的3吨。新华社记者发现，对问题奶粉的处理并没有那么简单。从2008年9月底开始，石家庄市就组织市内发电、热电和水泥生产企业进行环保销毁实验。但据知情人透露，对问题奶粉的处理尝试最后大多以失败告终：用作燃料对锅炉损伤太大，最后清理锅炉的费用还不如烧煤，作为水泥配料又发现生产的水泥不合标准，大批量填埋担心被别有用心的人挖出来……总之，一些本该销毁的问题奶粉竟在技术层面被搁浅。

为什么三聚氰胺超标的乳制品还能卷土重来？行业监管存在哪些漏洞和缺陷？新华社报道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监管人员告诉记者，当时三鹿奶粉事件有牵头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处置，但在问题奶粉的处理这一环节并没有明确责任。当时各部门都在忙，农业管奶站、质检管生产、工商管流通，除了特殊时期的监管任务，还要建章立制，地方政府也是焦头烂额。一方面是暂时没有好的办法来处理，另一方面也是分了轻重缓急，但事情一拖就这样拖下来了。

到底还有多少当年的问题奶粉没有被妥善处理？新华社报道说，根据公开的资料，仅当年三鹿集团尚未出库的婴幼儿奶粉就达到了2000余吨，而当时对这批奶粉的处理也只是四个字：全部封存。有关人士估算说，还有10万吨问题奶粉在市场上流通。并强调，该数字仅是“保守估计”。目前，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办公室已派出8个督查组，分赴16个省市区彻查这一事件。

博主评论：毒奶粉无人监督销毁，居然是技术问题，真亏得小共门想得出如此“销魂”的借口。我自己就亲手销毁过问题奶粉，数年前，我所在的公司经销的某国际著名奶粉有一个批次的质量出了问题，解决方法毫无争议-销毁。因为产品在我所主管的物流中心，所以是我协同物主一起负责监管。数量很不小的，有上千箱价值数十万的。

技术问题？可笑。销毁奶粉需要什么最新技术？首先将奶粉全部从容器中倒出大垃圾袋里，然后销毁包装物（避免品牌损失）。然后联系垃圾填埋场，交费，把垃圾袋运到填埋场，用挖掘机挖个大坑，将奶粉全部撒进去，然后用垃圾填满。工作就完成了，有技术问题吗？销毁奶粉需要特别的技术吗？要是害怕被人挖起来，那更简单，奶粉最怕的是水，用水均匀地浇一遍，神仙都挖不出来。

这是我亲手管理的，从头到尾都是，根本不存在任何难度。那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执政党和政府官员门居然还能扯出什么技术问题，实在是令人齿冷啊。环保问题？什么时候开始中共政权开始重视环境问题了？在大城市附近建剧毒化工厂的时候？垃圾焚烧厂的时候？还是把长江黄河都污染透的时候？还有上千人化验出血铅严重超标的时候？

也难怪，连政府总理都能公开推卸责任，何况下属？当影帝先生高举一只手指声称“企业家身上应当流着道德的血液”的时候，不正正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企业身上了吗？只有无能的饭桶才最喜欢推卸责任，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施行政策，当然只好推卸责任以自保。这个政党，这个政府，难道不就是这样一只硕大的饭桶吗？

毒奶粉事件究竟是企业的责任大还是政府的责任更大？绝对是政府。政府的唯一职责就是为国民服务，而且接受国民的供养，凭什么加税的时候就有千军万马积极工作，到承担责任的时候就都跑了？拒绝结石宝宝家长的诉讼，打压国民的政党诉求，逮捕赵连海的时候，共产党就适时出现了，积极作为了。销毁有毒奶粉的时候就没人管了？难道共产党政权的唯一职责就是圈钱？第二是保命？假如没有那个本事管理好这个国家，那就该早点滚下台，让位给能者。

老毛子焚烧中国国民价值数百亿的资产的时候，外交部的人难道死光了？不开记者会、不抗议，不交涉，这样的政府是什么政府？是狼心沟肺的政府，是丧权辱国的政府。发现数百吨有毒奶粉居然不监督销毁，容忍商人赚黑心钱的是什么政府？是饭桶政府、无能的白痴政府。明知有过，却隐瞒事实，推卸责任，甚至打压揭露真相的国民，这是什么样的政府？是变态的政府，是无耻的政府。

胡温两位先生，还有姓吴的姓李的姓习的家伙，难道你们身上流的是不道德的血液吗？

zt-黄光裕背后的犯罪网络

Thu, 04 Feb 2010 06:53:08 GMT

黄光裕萝卜上的泥

天罗地网，在黄光裕落马之前，早已布下。

重拳打击的目标，并非黄光裕，而是已经威胁到国家根本的“贪腐联盟”——政要、商人与掮客环环相扣，金融、工程、公检法系统路路畅通，尤以公安、司法两界为重灾区。相对这个令人发指的“贪腐联盟”，黄光裕或许只是萝卜上的泥。

但这个“中国首富”，以其“织网-扩张，扩张-织网”的生存逻辑，和黑金攻势，最终成为整个贪腐联盟中，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之人。推倒了这张多米诺骨牌，十几名部局级高官随之悉数落马，更多的官员人人自危。

而令众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场追捕行动的第一个突破口，竟然来自一段感情纠纷：痴情女通缉负心汉。(张静)

黄光裕背后的“贪腐黑社会”

拿“中国首富”开刀，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记者/张静

小说《驻京办》里有一句话：“一个问题富豪的背后站着一群问题官员。”谁都不知道黄光裕背后悄然隐现的关系网安全边际在哪里，绳结上还扣着哪些如雷贯耳的权贵。

64岁的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被免职，检察系统的朋友第一时间揣测：莫不是与黄光裕窝案有牵连？

逻辑推理如下：“涉黄”落马的原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是临沂人，曾任山东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队长，2007年方调任公安部经侦局，上任即主办了 “中行骗贷案”，助黄氏兄弟逃过一劫。而孙淑义在山东政坛一手遮天，据传与40亿非法集资案以及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炸死情妇案皆有染。

这似乎有些捕风捉影，只能怪首富案持续发酵。前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案发，中纪委尚未证实之前，坊间便盛传此事与黄光裕有关，理由很简单：他们是潮汕同乡。圣诞节前夕，原分管经侦的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朱影被刑拘，也有传闻称，他的擢升主要仰仗于“北京的关系”——郑少东。

既然黄光裕案已经顺藤摸到了“潮汕帮”之外的问题官员，那拔出这些萝卜的同时，是不是也会带出他们各自地盘上的一砣泥？

泥潭到底有多深？恐怕只是有多少能浮出水面，而不是水有多深的问题。就在大家普遍认为接近“大结局”的时候，黄光裕案在2009年的圣诞节并未开庭，更成为衡量该案水深的一大风向标。

这个女人不简单

“很多人都猜测2009年12月17日是黄光裕案审查起诉的最后期限，甚至有传言会在圣诞节那天开庭。但事实上像黄光裕这么大的案子不会按照一般的刑事案件来计算开庭时间，调查几年很正常。”年前曾有位了解内情的人士如此向记者断言。事后果然验证了他的判断，此案第三次退回补充侦查。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案件水落石出，以贪污、受贿510余万元判处其无期徒刑，并未涉及传说中的“对未成年少女特别有兴趣”、与黄光裕案有牵连以及中诚广场执行案。上述人士认为，对“首富”的量刑，也很可能止于内幕交易罪和非法经营罪。

黄光裕被捕的消息最初通过手机短信，病毒一样地迅速扩散。媒体普遍“轻敌”，纷纷将疑似目标对准“涉嫌操纵曾经连续拉出42个涨停的*ST金泰的股价”。

随着这场新闻大战进入白热化，中关村和三联商社两支动作诡异的股票被拎入公众视野。胡舒立的 “财经系”则迫不及待地抛出存了两年的“骗贷说”：虽然黄氏兄弟读的书少，他们自有一套生存逻辑，屡屡靠行贿套取银行巨额违规贷款。2006年，已退休的原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行长牛忠光因他案意外触发被捕，供出了与黄光裕勾结骗贷13亿元的往事。黄氏兄弟的命运一时陷入危机，最终靠上下打点躲过一劫。如今不过是有关部门“放完长线”，该钓大鱼了。

赌王讨债的版本则更为离奇，言之凿凿地指出导火索是黄光裕在澳门与何鸿燊豪赌，输掉巨款后赖账不还，何鸿燊一怒之下向大陆报警。

由于官方始终没有给一个比较正式的、全面的说法，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为揭开黄光裕被捕之谜，媒体从各个角度搜寻蛛丝马迹，各种“解密”、“揭秘”也成了书肆热销的“主旋律”。而外界公认最接近事件核心的，便是《证券市场周刊》主任李德林与尹峰合著的《黄光裕真相：欲望驱逐下的首富困境》。

“那本书只有第一章是我写的。” 这位因《德隆内幕》一书而闻名的资深财经记者是个性情中人，一照面就吐露实情。实际上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也就是那独家的第一章，因为李德林第一次将黄光裕与一名“神秘女人”结合到一起。就像晃妈在章子怡泼墨门中跳出来建议去找“幕后交际花”一样，及时指明了八卦的方向。

李德林通过朋友的关系接近了一个小圈子。他获知，将中国首富直接推向深渊的女子便在其中。

在外界，甚至是老李的这本书中，神秘女人都被塑造成了一个悲情的弱女子。

此前大家认为黄光裕在资本市场的“财技”，来源于他的潮汕老乡、香港“壳王”詹培忠的指点。但李德林认为，詹培忠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掮客，实际上帮助黄光裕将国美在香港成功上市的幕后高手，乃是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

区区一名律师，怎有如此能耐？最多不超过10人的律师事务所，为什么每年的营业额高达几千万元？原来张玉栋和他的老同学——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有一个利益联盟。

外资能否进入中国市场，商务部条法司的意见非常重要。郭京毅表面上百般刁难，但只要张玉栋出面给外资企业担任法律顾问，程序就会走得非常顺利。“一个项目成功之后，张玉栋就会约郭京毅在东三环的一栋单位宿舍打麻将。一夜麻将搓下来，这钱也就顺理成章地‘输’给郭京毅了。”

神秘女人离异之后在亚洲交友网上认识了张玉栋。在李德全看来，虽然张大律师长得丑，但不见得玉树临风才是“杀手”。此人深谙寂寞女性心理学，对女人特别真诚。张玉栋曾带她回家见过父母，女人以为这表达了诚意，殊不知男人大献殷勤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另一番“合理解释”——忌惮，因而需要稳住她。

当李德林在咖啡馆初见这名“穿着白色貂领毛衫的美貌少妇”时，非常不职业地脱口而出：“你不会吧？”对方嫣然一笑：“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此女身世不凡，不仅有国家安全机关的背景，还是某公司的老总。据说这位昔日“银广夏”的炒家正酝酿着一项新计划，其玩法恐怕会令投资界一震。李德林跟她多次预约，方才得以一见。人家并非担心曝光身份有所顾虑，而是跟着新男友出了一趟差分身乏术。记者在圈内打听，她的身份并不是个秘密。

就是这样一名女子，在偶然的机会发现号称离异的张玉栋实际上并没有签署离婚协议书。更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在和她同居的两年间，张玉栋不仅在网上换着“马甲”与多达七八个不同女人互通邮件，交流“互相的性爱状况和结婚要求”。甚至在她怀孕期间，张玉栋还在欺骗别的女孩并与她们同居。而郭京毅夫妇更担心这名能量极大的女子会撺掇张玉栋甩掉他们独吞利益。

记者在网上检索，至今还能看到2007年2月13日她在网络上发出的“通缉令”：《通缉情感骗子张玉栋》，被多家网站转载。因为受到质疑，这一情绪激动的女子甚至留下了自己在富力城的住址、手机号码和姓名：张雅慧。

一名与张玉栋相识的人透露，张玉栋因妻子和他人有染而离异。他感情上受了创伤，便经常会在网上找些“固定的性伴侣”。

据说张雅慧曾到事务所要求张玉栋给她一个解释，但被郭京毅派去“监视”张玉栋的刘阳给逐出了办公室。此后二人曾短暂和好，但在张雅慧的生日宴上，张玉栋居然当着所有朋友的面宣布他和张雅慧不可能结婚。此举激怒了张雅慧。

她请了京城最好的私家侦探，详细记录了张玉栋的一举一动。将郭、张之间的秘密勾当写了一封举报信，并附上了从电脑中调出来的大量的“财务往来”。

“张雅慧为张玉栋流过两次产，这个记忆是不可磨灭的。她检举张玉栋并不单纯是出于报复，而是觉得这样的人渣应该清理掉。”李德林说。

张玉栋想不到，欺骗女人的后果很严重。张雅慧也是做梦都想不到，她“冲冠一怒”的结果，不但让“负心汉”身陷囹圄，还灭了一个“中国首富”，甚至掀起了整个政界的地震，导致十几名部局级高官落马，上千名官员人人自危。生活，原是比小说更戏剧！

织网

李德林的“神秘女人说”一出，因为再无更多内幕可挖，整个财经界在黄光裕案上的喧嚣一度沉寂。

然而老李却对记者透露：实际上神秘女人不过是黄光裕谜团中的一个线头而已。“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就是黄光裕的辩护律师与检察机关签署了保密协议，这意味着本案很有可能涉及到高层次的机密。”

据书中所言，此女在检举信中主要阐述了郭京毅联盟对国家商业安全的危害。但这封理应出现在安全部门案头的信，最终却经过了一番周折，送到了中纪委。当她和张玉栋一起被控制后，来人开口便问的是“黄光裕还跟什么人有接触？”这让她非常意外。

曾有人士对记者透露：此窝案性质之恶劣，如果听之任之，会上升到耸人听闻的高度，早已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而如此大网如何收线？这让人想起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黄光裕便是那个支点。但撬动黄光裕的又是什么？据说有关部门盯上黄光裕已经很久了，就差一个明确的导火索。李德林也认为：“神秘女人的检举信所透露出来的一系列涉案细节，恰好是推倒一套多米诺股牌中不可缺少的几张。”

这印证了记者在黄光裕被捕之初的判断：拿“中国首富”开刀，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黄光裕一案牵连的官员级别之高、地域之广，可以说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贪腐案推向了一个可怕的高度。将这些官员细细捋一遍，不难发现，赫然呈现两条线索：一条代表着金融腐败，助其在资本市场纵横捭阖，如郭京毅、商务部原副司长邓湛、国家外汇管理局检查司司长许满钢等等；另一条集中于公检法系统，帮他消灾解难，如郑少东、相怀珠、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浙江纪委书记王华元等等。

事实上，正是郑少东和相怀珠同时被“双规”，才令案情超出了“在商言商”而陡然升级。

很多人以为是黄光裕案意外触发了郑少东案。更多人扼腕而叹：黄光裕利用黑金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络，把上千名国家精英和栋梁拉下了水。实际上，仅仅一个黄光裕，哪能有如此能量？这样一个金融官员、公检法系统、商人与掮客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在黄进入之初便已存在。他只不过是为了寻求保护伞，千方百计挤进了这张网，并利用手中的金钱和关系，更勤于织网而已。

潮汕人在外总能展现出强烈的乡土认同感和抱团意识。一个人织网，总是会先利用离自己最近的资源。潮汕人在京的组织便是黄光裕的根据地，他常常利用各种活动密切往来，其中横跨娱乐、餐饮两界的许钟民，便是黄光裕借以笼络人脉的跳板。

许钟民是国内唱片业大佬，又掌管着京城潮好味海鲜酒楼。被他旗下的美女、美食攻下的“保护伞”，就包括同为潮汕人的黄松有。

黄松有在广东省高院任职时便涉嫌收受巨额贿赂、玩弄未成年少女，以至于司法界同行给他起了个绰号“性贪”。然而他不仅没有被检举、揭发，反而官运亨通，从广东省高院一路高升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被视作中国司法界的明日之星。

媒体披露得最多的是黄松有涉嫌操控“中国第一烂尾楼”中诚广场的拍卖案，其指示主导了整个收购进程，从中至少受贿300万元。

在2008年中央高层掀起的反腐风暴中，黄松有落马。面对中纪委专案组，富有战斗经验的他避重就轻地交待起中诚广场案，但对方要攻破的显然是他背后的那张黑金网。

虽然在黄松有案件的审理中，检方和律师均未涉及黄光裕。但在调查的过程中，李德林得到了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黄光裕在外号称从不喝酒，但在这张照片上，黄光裕和黄松有、中关村董事长许钟民这三个潮汕老乡，2008年10月在一家酒店开怀畅饮，个个喝得满脸红霞飞。

如果说在黄光裕与权贵的交往中，张玉栋和许钟民是两位“公关总监”，一手牵着“山东帮”，一手拉着“潮汕帮”，那么连超则是他的“财务总监”。

连超拥有香港最具规模的五星级豪华邮轮王“海王星号”公海赌船。这是黄光裕借以洗黑钱和行贿的重要场所。每次他把官员邀请上船后，便和庄家约定一个数额，输到某种程度就不玩了。

黄光裕事发后，连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四处活动试图把他捞出来，甚至秘密帮助黄光裕之妻杜鹃出逃，而向他们“走漏风声”的，便是警界“内鬼”郑少东。可惜他们蠢蠢欲动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监控之中。2008年末连超被内地警方刑拘，随后郑少东也被“收获”。

众所周知，在黄光裕被捕后，郑少东曾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各级公安经侦部门不能因为执法不当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更不能从地方和部门利益出发，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雪上加霜，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当时圈内人细品之后，认定他这番宏论，乃是奔着黄光裕去的。

郑少东本是年轻有为的“警界少帅”。“东星轮”千万港元大劫案、张子强特大暴力犯罪团伙案、“长胜轮”特大海上抢劫杀人案，都在他直接指挥下侦破，屡立奇功。但就是这样一个汉子，也被“腐化”了。

据说郑少东不怎么爱穿警服。他钟意高级西服，喜抽500元钱一支的雪茄烟，且每天都要抽掉若干支。如此张扬，皆因背靠大树有恃无恐。

远华走私案中曾上演过“警商勾结”。赖昌星东窗事发，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就是原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局长许甘露，这二人本是同乡。而郑少东与黄光裕也是同乡。

介绍黄光裕给郑少东认识的，一说是合生创展主席朱孟依。二人关系好到郑少东去香港，行程多由他安排。2009年3月初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朱孟依未能参会，引起了浮想联翩。

另有一说便是连超。据证实连超原名连卓钊，也是潮汕人。他早年曾提供线索帮助郑少东屡破大案。郑少东投桃报李向陈绍基引见，最后竟得以当选为广东省第十届政协委员。

“中行骗贷案”曝出后，黄光裕四处活动，郑少东便授意刚刚调任公安部经侦局的相怀珠为其“消灾解难”。来而不往非礼也。2007年，黄光裕接受了一笔高达3万元的委托理财，并布局中关村股票准备炒高实现“变相行贿”时，相怀珠也分享了这一内幕消息。他以14元每股的价格，投入了100多万元全仓吃进。

有了郑少东的关系，黄光裕和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接上了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中周旋的，自然少不了连超。

陈绍基在广东警界业绩彪炳，曾任职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乃是郑少东的老上级。黄光裕为了寻求更大的保护伞，力邀陈绍基上赌船一试手气。在船上，连超故技重施，让陈绍基一赢再赢。而陈也以这样一种“赏光”的方式，向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这船有人罩着。

重拳出击

中国著名的反腐败研究专家邵道生说：“如今的大腐败大都是以窝案、串案为特点，其主要特征是形成了以腐败利益均占为主要纽带的‘腐败利益集团’，‘构筑关系网’、寻找‘保护伞’便是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

黄松有、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相怀珠、朱影等人织成的这张贪腐网，以权敛财、互相包庇。

记者在广东省企业黄页上找到了金迪生物科技的下属公司创思生物技术工程(东莞)有限公司，其联系人依然登记的是港人荣克敏。荣克敏是金迪的主席，该公司曾于2004年在新加坡上市，他本人也曾登上过2004年胡润的百富榜，可谓春风得意。然而好景不长。2006年，荣克敏发现有人冒充他的签名变更了创思的法人代表。虽然经过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司法鉴定，认定签名属伪造。然而他的报案始终无人理睬。据称这个想要侵吞荣克敏财产的李鬼敢如此明抢，背后自然少不了郑少东的撑腰。

公检法系统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正是因为这样一张横跨金融、工程、公检法系统的贪腐网存在，中央历次反腐行动，不仅没有增强人民对党政干部的信心，反而让人们感到“越反越腐”。这已对中国执政体制构成极大的威胁。

正如一句打油诗所言：“社会有些腐败，司法岂肯例外”。2009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司法系统的贿赂犯罪已经占到了全国贿赂犯罪的1/5。武汉中院、阜阳中院、深圳中院、吉林高院，重庆市高院等法院相继爆出“窝案”。

建国以来犯罪的最高司法官员黄松有更是刺在司法系统心头的一滴血。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著名民法学家梁彗星看来：“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

2008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中纪委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体现出我党反腐惩腐的坚决态度。“如果我们在贪官惩戒的定罪量刑上，像毛泽东时代对待张子善、刘青山这两个大贪官所采取的‘斩立决’的狠度……还会有人敢以身试法吗？除了态度坚决，更要力度强狠，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

2009年6月5日，据说也是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从家中被带走之日，贺国强在会议中强调要“认真治理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司法等五个领域的突出问题”。

在被牵扯曝光的党政官员中，广东省的政法系统、司法系统不啻为“重灾区”，其中同一天被宣布免职的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以及原浙江纪委书记王华元，都曾为广东省政法委书记。而相怀珠、朱影的落马，显然让外界看到，这场惩治行动，已经不仅仅局限在 “岭南一隅”，表现出中央政府重拳出击的决心。

2009年1月12日，相怀珠自知大势已去，在押解的路上便主动“竹筒倒豆子”。而在这个 “贪腐黑社会”的网络中，往往最底端的最缺乏清醒。据李德林所言，在黄光裕被带走协助后，黄氏集团“一天之内策动9万条网民帖子攻击公安及政府，收买电视台新闻评论、主要财经报纸及网络评论大肆为黄光裕‘鸣冤’，甚至还发动海外媒体以‘共产党有系统打击富豪’等统一口径作呼应。目前调查部门已掌握了部分媒体受贿发稿的相关证据。”

2009年3月16日，公安部长孟建柱提出了《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五个严禁》：严禁公安干部违规插手工程招标、政府采购、人事安排和案件查办，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严禁近亲属在分管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严禁出差、开展公务活动由企事业单位、个人接待，或者接受下级公安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安排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等。

最高人民法院也在2009年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法院系统“反腐风暴”，同样公布了“五个严禁”：“严禁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严禁插手过问他人办理的案件；严禁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中徇私舞弊；严禁泄露审判工作秘密。”

黄光裕的“三个关键词”

黄光裕被捕，人们惯性思维不是追究“他干了什么？”而是“他得罪谁了？”

记者/张静

一部宝莱坞的歌舞片，总有被淋湿的纱丽、草坪上的笑谈和桥上的歌舞，中国富豪的落马也都有些固定的桥段在轮回。

“得罪谁”

黄光裕被捕，人们惯性思维不是追究“他干了什么？”而是“他得罪谁了？”

至于敢把中国首富置于死地的幕后黑手，有人怀疑是让黄光裕恨得牙痒痒，在狱中尚不断发出指令、“隔空对掌”的张继升，其二便是国美最大的竞争对手苏宁。

2006年8月黄光裕被带走协助调查时，有一条神秘短信在扩散：“黄氏兄弟正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关注……银行资产往来被追查。”当时国美管理层怒不可遏地斥责此乃竞争对手散布的谣言。而黄光裕二次案发，第一时间同样有一条神秘的短信在媒体和供应商之间不胫而走。很快积怨已久的两个老对手“不请自掐”。一方表示：“对于苏宁的这种做法我很鄙视。”另一方显得很委屈：“为什么黄光裕一出事就认为是苏宁干的呢？”虽然后者瞪着无辜的大眼睛，不忘把黄光裕出事的新闻报道复印了很多，摆在促销的柜台上。

其三似乎是窝里斗。根据国美电器新任董事局主席陈晓宣布的一份国美核心高管8人名单，黄光裕家族成员没有一个人出现在其中。面对这样一家曾经带有强烈家族企业色彩的企业“去黄氏化”，外界不免感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辛苦一辈子，到头来还是给别人作嫁衣裳！ ”

而相对于前面那些小角色，“因收购中关村一役得罪两名高干子弟” ，甚至“政治斗争牺牲品”的说法，更满足了大众的“刻板印象”和想象空间。一位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人士透露：“在中国活动的外国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早已深谙中国的‘潜规则’，他们都懂得积极以高薪吸收高干子弟”。

也许“黄光裕得罪了谁”这一命题能够提出，正是民意发出的预警信号。

“被自杀”

作为反腐风暴中最关键的一环，随着大批高官政要不断被供出，黄光裕和郑少东先后传出了自杀风波。据说黄光裕一直被关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基于不堪受查压力，以利器割脉自杀。幸被人员及时发现，目前已康复。而郑少东在案情曝光后，也曾暗藏安眠药准备自杀未果。

盘点2009年官场，自杀事件频发。因为有“用纸币开铐自杀”在前，民众在关注此类事件的同时，更对官场生态以及自杀背后是否有黑幕心存质疑：究竟是他们自知罪孽深重，因而萌生轻生的念头？还是有人想杀人灭口，以掩盖更大的黑幕？

“原罪”

黄光裕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7岁背井离乡，从一无所有到中国首富，白手起家的个人奋斗史，成为中国穷人家孩子的榜样。以至于很多人在他事发后，纷纷抱有一丝莫名的同情。而原罪之说，更为其蒙上了一层悲情的色彩。

这是每一名富豪落马后，都会触及的话题。

一位前外资投行的董事总经理激动地对记者表示：“内地很多富豪都有所谓的原罪问题，这是一个漫长的转型期内，不能回避的社会现实。如果我们过分追究，把做过这些事情的人都变成罪犯，不是逼着富人移民、资金外逃？”

但仔细分析黄光裕的发家史，如果说行贿尚是因为官场潜规则，那么骗取银行巨额贷款便是主动为之了。

虽然在网上遭到了不少“黄粉”的攻击，李德林依然坚持说：“我不明白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好同情的。黄光裕在最初通过灰色路径起家后，他非但没有积极反省，实现转型，反而这种成功强化了他的这种生存逻辑。在成为家电连锁行业老大后，更加迷信、依赖这些违规、违法的手段，洗钱、贿赂、勾结黑势力，在资本市场上违规操作，最终上升到了危害国家根本的程度。他的坟墓，是自己给自己挖下的。”

曾有人猜测：“黄光裕倒台了，下一个会是谁呢？小企鹅帝国的马化腾？”黄光裕和马化腾同为潮汕人、同龄人，都是所处行业的一方巨头。但后者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他与政府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有意不与特定的官员过分亲近。当然，这也源于IT行业在中国经济中的特殊性。”

“杀猪榜”无国界？

在被誉为“杀猪榜”的中国富豪榜上，黄光裕不是落马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记者/金姬

在被誉为“杀猪榜”的中国富豪榜上，黄光裕不是落马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根据福布斯和胡润榜的历年数据，中国富豪似乎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富豪更容易“犯事”。

落马在中国

富豪榜本是舶来品。自从1982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首张富豪榜以来，全球老百姓就养成了每年看富人们被动“晒资产”的习惯，中国也逐渐与国际接轨，但总感觉实在看别人热闹。直到1999年11月，英国小伙胡润制作了第一张“中国50富豪榜”，尽管他们的财富和世界首富们不在一个数量级，身处在崛起中大国的富豪们还是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2000年，最早接触胡润的财经媒体人，时任《中国企业家》主编的牛文文除了担心“资料获取不准”外，还指出：“中国人不喜欢露富也不喜欢富人，做企业的人本来就艰难，富豪排行榜对他们不是什么好事，对中国社会进步恐怕也没什么好处。”他的话没说多久，富豪榜排名16位的南德集团前主席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罪而获刑，并且此后每年都有中国富豪落马。因此，富豪榜从2002年开始就被取了“杀猪榜” 的诨名。

根据2009年《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自1999年以来，共有1330位中国企业家上榜，其中发生变故的有49人——被判刑17 人，尚未宣判的2人，10人正在接受调查，7人曾被调查，7人下落不明，6人去世。由于这些数据仅限于 2009年8月26日之前的公开资料，所以应该还有一些发生中国问题富豪未被写入报告。

胡润百富榜认为，除去自然死亡、英年早逝以及破产的富豪，最符合“落马”概念的是那群被正式定罪的一部分人，如顾雏军、杨斌、周正毅等企业家 (17人)，还有一些带问号的富豪，如被相关部门调查的黄光裕等(10人)。这部分群体虽比人们想象的少得多(约占所有上榜企业家的2%)，但要对他们进行“落马”原因的分类却极其困难。李经纬、仰融的经历携带着早期国企和民企“产权不分”的烙印；张荣坤和刘根山则让人不断追问“国有垄断领域在逐步向民资开放的过程中，如何防止形成新的利益联盟和权力寻租？”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丁学良指出了中国富豪更容易落马的四点原因：中国的官僚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中国的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中国的司法程序不透明、不独立、容易被更有权势的力量操纵；中国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因此即使“落马”的风险大，铤而走险者也还是前赴后继。

自从胡润和福布斯分道扬镳以来，后者也从2003年推出中国富豪榜。值得注意的是，2004 年之前上榜福布斯的“问题富豪”七成以上出身农民，只有初中文化，他们的发家史可以用“无知者无畏”来概括。这批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敢于冒险，迅速打通财富之门。唐万新从小小彩印店起步做出了“股票大王”；周正毅从卖馄饨起家做成上海首富……这些“问题富豪”出道时都是一贫如洗，却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国外资本家需要几十年打拼才可能完成的原始积累。

《福布斯》全球版副主编、福布斯全球上海分社社长范鲁贤(Russell Flannery)认为中国的“问题富豪”有某种共性，从最早的经济诈骗、权钱交易，到前段时期的非法圈地，再到当前资本市场的不正当运作，都是抓住一些所谓特殊机遇而发家的。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现阶段财富积累的显著特征是依靠市场价值，房市和股市是两大推力。只要一个概念、一次重组，也许就可以融资上亿元、上十亿元，这种疯狂的赚钱速度让许多外国人都觉得很惊讶。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可以说已经成为富豪财富的一个放大器，亿万富豪可以一夜诞生。这种以“资本运作”发迹的“资本型富豪”，他们中一些人的部分财富是经不起追问的。

国外“落马率”

已经评选28次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始终没有设立类似“问题富豪”的子榜单，也许是“落马率”太低的缘故。福布斯全球富豪所谓的“问题”更多是资产缩水。“富豪榜在昔日是光荣的象征，如今则更像是税务官员、平均主义者和考虑离婚的女人们的猎杀名单。”英国《金融时报》曾如此描述经历金融危机洗礼后的福布斯富豪榜，10亿美元以上的上榜富豪人数从2008年的1125人减少到2009年的793 人，上榜净资产总额也从4.4万亿美元锐减至2.4万亿美元，损失将近一半。

而福布斯富豪大多寿终正寝，2009年1月7日自杀的德国第五大富豪阿道夫·默克尔纯属个案。2009年福布斯设有“缩水富豪榜”和“讣告”两大子榜单也就不足为奇了。

福布斯落马富豪中，发展中国家相对较多。例如俄罗斯，在普京打击金融寡头期间，落马富豪也相对较多，霍多尔科夫斯基从首富变成阶下囚已经成为俄所有寡头的前车之鉴。俄罗斯这几年相对风平浪静，因为不少金融寡头已经移居海外，留在国内的富豪顶多出些丑闻罢了。在2009年福布斯榜单上，莫斯科是全球亿万富翁最多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纽约和伦敦)，而44岁的哈伊尔·普罗科洛夫(Mikhail Prokhorov)是目前俄罗斯首富，95亿美元的资产排名全球第40位。这位花花公子2007年1月在法国滑雪胜地库尔舍维尔因涉嫌一起嫖娼案而被捕，但后来被宣告无罪释放。

而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问题富豪往往是小富人。

去年2月，位列2008年福布斯美国富豪第205位的美国得州亿万富翁艾伦·斯坦福 (Allen Stanford)因欺诈受到美国证监会(SEC)指控。据悉，斯坦福及其旗下企业一名高管在过去10多年间，利用“大型庞氏骗局”挪用投资人大量资金。自从麦道夫骗局被揭发以来，美国政府就着手调查一些收益异常的投资公司，斯坦福就是在这一波严打中被扳倒的第一位福布斯富豪。无独有偶，去年10月，在 2009福布斯美国富豪榜上排名236位的斯里兰卡裔美国人拉杰·拉贾拉特南(Raj Rajaratnam)，因涉嫌从事内幕交易获取2000万美元暴利被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起诉。这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大一起对冲基金内幕交易案。

除了经济犯罪，美国富豪也可能因为私生活而身陷囹圄。2007年7月，全美排名第195位的 Broadcom创始人亨利·尼古拉三世(Henry T.Nicholas III)被控在自家府邸设立窝点私藏毒品和进行性交易。这让他名列2008年欧洲IT网站Vnunet评选的史上全球十大最差高科技公司CEO。和中国落马的富豪相对排名靠前不同，美国落马的富豪相对靠后，而排名靠前的富豪相对口碑都不错。因此，3个美国排名几乎200以外的富豪落马故事，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此外，美国欢迎那些洗心革面的落马富豪东山再起。“家政女王”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就是例证。这位美国玛莎家居综合传媒公司的领导人因为2003年在抛售Imclone股票一事上说谎，在以妨碍司法调查名义被起诉后的几个小时辞去了公司主席和CEO职务。纽约联邦法院裁定其罪名成立，判玛莎入狱5个月，外加5个月的家中禁闭。在出狱后的第6天，玛莎的身价升到10亿美元，首次挤进福布斯2005全球富豪排行榜。

不知那些落马的中国富豪们，是否可以像美国家政女王那样东山再起。

抓手机黄段子正显示了中共的无能与作秀

Tue, 02 Feb 2010 06:54:24 GMT

最近似乎掀起了一个惩处发手机黄段子的热潮，多个城市都表明，只要用户往外发了黄色的“段子”，就有可能被停止该手机的短信功能，甚至整个手机的使用。一时间，网络上质问的声音不断，但是很快就全部被和谐了。

难道中共的官员们道德水平一下子提高了那么多吗？全中国养小三的群体，最大的难道不是中共的官员吗？难道真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干活的人似乎很卖力，中共的宣传也很卖力。可是，这正正表明了，当今中共的执政已经到了何等无能的境地。

抓黄段子是为了扫黄吗？假定是的，那实在是太无聊了。这么多年，我也走过中国的很多大小城市了，谁能告诉我，其中哪一个城市是没有一条挤满了流莺的色情一条街的？尤其是大城市的夜总会集中的地方，当夜总会打佯的时候，楼下都几乎站满了小姐，有的地方人数绝对超过一千人的。

无论在中国的哪一个城市，一个象样子的酒店，任何单身的男人一进房门，马上就会接到小姐的电话。“先生要小姐吗？”“先生要特殊服务吗？”这样的电话，我接过的至少上千个。十年前的广州，在一条叫做“登峰路”的一条街，到了晚上六七点钟，两旁会站上几百个流莺，只要谈好了价钱，一转身就是她们租的房间，马上可以“办事”了。

在某些城市，朋友都会带我去见识见识奇景。一个五层楼的酒店，到了晚上所有的门都是打开的，一个个“美女”坐在里面看中了就可以谈价格，然后就可以“交易”了。以前，几乎年年都有一段时间是专门扫黄的。每年的这个时候，立显百业萧条，晚上几乎看不到几个人。

哪一个大小城市里面，没有几百上千家不会做头发的发廊？北京政府的官员难道会不知道这些事情吗？如果真的不知道，这领导就是一个饭桶，一点社会现实都不了解，能当什么好官？假如他们知道？哪何必要做抓“手机黄段子”这么无聊的事情？其实未必是所有的中共官员都没有兴趣真地扫黄的，可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首先这些“小姐”们对GDP是有贡献的，中国黄业的高度发达，绝对有拉动内需的作用。据我估计，地方GDP至少有百分之五到十是跟黄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是男性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有夜总会、卡拉OK、物厅，要喝酒、吃饭、水果等等的消费就提振了。提振了GDP，不就是地方官吏的业绩吗？他们才不愿意真心扫黄呢。还有这些小姐都是要交保护费的，没有这些美女，那些派出所的小警察凭什么开十几二十万的好车子？

北京政府对这些社会现实知道得非常清楚，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无能。中国太大了，北京政府能够控制的范围其实很小，地方官吏不想做的事情，北京根本就没有办法逼他们，这就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抓什么手机黄段子，其根本目的根本就不是反黄，而是另有原因。

一是可能有背景的人士要借此敛财。比如说把软件制作、维护的活揽下来了，总要用一用，做做样子。要监控、扫描这么大量的信息，当然需要软、硬件的配备，这就是一笔大钱。全中国有几亿部手机，这个项目的费用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有人要发大财了。反正真正买单的是纳税人，全国人民每人贡献几块钱就够了。二是可能中共要警告大家，“你们给我都老实点，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当心我抓你一个颠覆或者煽动颠覆或者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三是可能要让国民感受到高压，给如我这样的人保持一种压力，不要乱讲乱写乱动。

或是无能，或是作秀，反正绝对不是真心扫黄，这是绝对肯定的。要是真心扫黄，拿什么保八？

论人民的政党和权力是人民给的

Sun, 31 Jan 2010 14:12:02 GMT

在讨论这个话题前，我更愿意先讲讲这次美国在海地大地震的表现。

在海地大地震以后，美国迅速展开了有效的工作。先做通了多美尼加的工作，使美军得以通过他们的领空，很快地到达了海地的首都太子港。然后经过海地总统的授权，他们控制了当地的飞机场，迅速开始的第一项工作-撤侨。对此，很多国家都表示不满，首先批评的是老盟友也是老对手-法国。国际的不同意见是：美军是应该先恢复机场后马上撤侨，还是先让国际社会的救援先在当地降落，然后开始拯救工作。也就是说，在当地机场恢复功能以后，美军应该先“公用”还是先
‘私用“的问题。

但是，美军并没有争论，还是先进行了撤侨工作。那么，美国是不是很自私呢？在不同立场，答案是不同的。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当然是自私的。毕竟美国的侨民并没有立时的危险，而被压在瓦砾下的海地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开始拯救的七十二小时是最重要的，过了这个时段，生命的存活率会大大下降。但是，从美国军队和美国政府的角度出发，他们都是受美国人供养的，首要服务对象是美国人。所以，即便美国、美军、美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必然会受到影响，但是美国国民的利益对他们来说是第一位的，他们不会因为什么国际形象、国际利益这些问题影响这一个优先次序。

所以，似乎美国人的脚步是世界最远的，似乎到处都有他们的侨民。但是无论到了哪里，只要当地发生自然灾害或者政治动荡，永远都会看到美国军队第一时间进行撤侨。无论他们的国民的脚步走到了哪里，他们都会感受到自己背后有强大的美国政府的支持。有世界第一的军队，世界第一的政府，还有世界第一的经济做后盾，他们永远是全世界最安全的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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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的政府，政权得自民授、民选，因此无论是什么时候，美国国民永远是美国政府、美国军队的第一服务对象。而美国从上到下的各级主要官员多得自民选，各种职位都有充分的民意基础，直接的或间接的。比如他们的大法官，虽然并不是直接民选的，但是却是由民选的总统挑选，民选的议会批准，其实也就是间接民选产生。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政党，这样的权力才是真正的人民给的，这样的政权才是真正的民授，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欺世盗名。

这样产生的官员、议员才会真正地服务国民，以国民利益为第一利益。因为假如不是如此，美国国民根本不需要什么颠覆政权的举动，用选票就把你拉下去了。何况议会还有弹劾的权力，这是悬在官员头上的利剑。这样的传统保持数百年，服务国民的意识根本就不需要强调、说明，早已经深深地植入官员的内心，成为下意识的行为规范了。

而中共呢？不说别的，就说这次俄罗斯无理没收中国国民价值数百亿的财产吧，中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痛不痒地派了几个低级别的官员去谈判，结果老毛子连理都不理，就说是走私商品，而且假冒伪劣，直接不跟你谈。想想看，假如是美国国民的数百亿财产，老毛子敢这么干吗？美国政府会象中国政府这么软弱无能且丧权辱国吗？

老毛子从来都不是讲道理的善主，他们不是相信道理的，他们相信的是力量。为什么不召见他们的大使并且马上要求解释？为什么不提强烈抗议？为什么不采取强烈的外交和军事措施以施加压力？老毛子看你的政府这么软弱，他跟你认真谈才怪。至于什么走私货物，这本来就是你老毛子国家官员通同做案的，是老毛子官员逼迫的，即便说有些低劣产品，也不可能说价值数百亿的货物都是吧？即便都是，也还有一个物权问题，法律归属问题吧？因为他们本来就在看中国政府的态度，要是中国政府表现出很强硬的态度，老毛子就不可能这么横。中国需要他们的石油、武器，他们更需要中国的硬通货，谁都少不了谁。

至于什么反恐合作，什么上海经合组织等等外交利益问题，更是扯淡。外交的首要利益难道不应该是国民的生命财产利益吗？自己的国民利益都无法保证的政党和政府，根本就不配执政中国。为了一党私利出卖国民利益的政党、政府，能说自己是人民的党、人民的政府吗？纯属欺世盗名，丧权辱国。不要以为没有任何国民跳楼上吊的新闻报道，就没有什么损失了。再多的事件都被共产党捂了盖子了，数百亿的资产啊，该有多少人马上一贫如洗，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鸟党鸟政府，在国外是丧权辱国了，回到国内对付起国民来，那是比狼狗还要狠。

我们经常看到国内的戏剧电影中，他们反复强调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要服务人民，不可滥用的鬼话。什么时候中国人民说把国家权力交给共产党了？有任何形式吗？有任何手续吗？从来没有。连胡锦涛都公然欺骗小孩子，说什么自己没有想做主席，是人民选的，这不是鬼话？人大是假的，政协更是笑话。从来没有中国人选举过共产党得到政权，更没有人选过胡锦涛当国家主席。政权是他们抢来的，骗来的。中国人享有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甚至还不如袁世凯当政的时候，至少那时候还有几家报纸天天登文章批评他。

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政权，是不会以国民利益为最大最基本的工作出发点的。他们不需要国民的选票，不需要国民对他们的工作的认可，甚至可以骑在国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他们每天忙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维护他们的政权的稳定，是欺压、欺骗国民，而不是为国民服务。

迟到的正义=变馊了的正义

Fri, 29 Jan 2010 09:15:05 GMT

足坛打黑了，而且越打越黑，越揭越黑。原来足坛之黑，竟然到了如此境地，足协已经成了一个黑店。

国家队的任何一个球员的位置都是卖的，国家队的任何一个教练位置也是卖的。裁判是收钱的也是送钱的，教练是收钱的也是送钱的，官员是收钱的也是送钱的。随着记者的深入报导，整个中国足坛几乎已经找不到任何一个完全干净的人了。

大家都在大声叫好，似乎祖国山河顿时成了一片红的，锣鼓喧天，于是在关键的时刻，司法介入，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我们前面又光明一片了。可是，又产生了很多疑问。这些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呢？

司法介入。知道一点点中国足球的人都知道，足球界呼唤司法介入至少已经有十年了，为什么迟到了十年？当甲B五鼠被揭发出来的时候，大家曾经呼唤过司法介入，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司法介入。龚建平事件的时候，全国球迷也呼唤过司法介入，我们也没有看到司法介入。这次为什么司法介入了？因为中国足球人士把臭味带到了国外，带到了新加坡，中国足球界人士被调查被判决，也有逃回到国内的。大家都知道，中共大忌就是你把人丢到国外去了，给中共丢脸了，于是终于司法介入了，随便一查，就是一个惊天大案。

请问：司法系统早干什么去了？假如这一场反赌反贪“运动”早哪怕是五年发动的话，对足球界的打击远没有今天大，也许中国足球也早就不是今天这样的烂水平
了。为什么司法系统这么长时间不介入？为什么司法系统想介入就介入，不想介入就可以不介入呢？按照常理推论，只要有犯罪的苗头，警界就必须介入，因为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表象，检察院或者反贪局或者纪委就必须要介入，这也是他们的职责和义务。

否则我们凭什么要养他们？他们穿的制服和拿的薪水都是我们的血汗，就该替我们办事，不是他们想管就管，不想管就不管的，没有这样的道理。没有这样的道理吗？可惜这就是共产党的道理，他们想管，没有错也能找到错，他们不想管，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能逼他们管。因为中国的天下就是共产党一家的，是他们私有的。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而没有任何机构可以监督他们，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

据说这次除了丢人丢到了国外，还有一位最高级别的官员下了决心要查到底。我们可以推论，假如没有这位官员的“下决心”，即便到了今天足协仍旧是一个大粪坑，臭绝人寰，可还在继续运作，继续糟蹋中国足球。我真替中国司法界感到耻辱，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根本就是中国人的耻辱，整个足球界已经黑成这样了，你们居然可以袖手旁观这么多年。你们怎么还能叫做司法界？应该就饭桶界、粪坑界。

还有为什么案件要交到辽宁省的警察来办？这种做法非常奇怪。因为足协是体育总局下属单位，有案件当然应该由公安部来办，为什么要放到辽宁省来办？是不是意味着公安部已经不可信任了？南勇和杨一民的事情不是赌球，是贪污受贿，这应该不是警察的职责范围，而是检察院的。为什么不交由检察院办理？是不是意味着整个中国的检察院系统都无法信任了？还有这些年经常在办理一些腐败大案的时候，在审判这一环节的时候，都采取异地审判的方法。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整个中国的法院系统都无法信任了？

整个司法系统都无法信任了吗？都已经烂透了吗？谁应该为此负责？当然是中共。但是，除了吹吹牛说自己多么光明伟大以外，中共已经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的无能无耻。他们根本对自己的整个政权的腐败糜烂束手无策，天天看着自己的肌体流浓、腐臭，而毫无办法，即便是遏止一下腐烂的势头都做不到。他们只知道利用宣传系统粉饰太平，然后就是利用执法手段压制言论、掩盖不同意见。

这样能根本地解决问题吗？这样能够暂时延缓反抗的势头，却无法延缓自身的腐烂，真正颠覆中共政权的，将是他们自己。

新闻摘录并评论：俄将烧毁10万吨华商货物被指诋毁中国制造形象

Tue, 26 Jan 2010 08:21:43 GMT

据法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已开始销毁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大市场被查抄的华商货物。据报道，这些货物总重达10万吨，整个销毁工作将持续到2010年年底。

俄罗斯官方说，这些商品质量低劣，污染生态。俄罗斯商人认为，俄国官方有意诋毁中国形象，销毁货物的过程伴随贪污腐败。中国商人说，他们无法取走大市场上自己的货物，关闭市场和销毁货物使他们损失惨重。

切尔基佐沃大市场商人工会领导人拉兹沃扎耶夫说，当局销毁的这些货物以中国商品为主，还有一小部分是土耳其商品。他认为，当局通过官方媒体高调报道商品销毁行动像是在作秀，并且“有意诋毁中国制造的形象”。

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大市场在2009年夏季被关闭。俄官方查抄了6000个集装箱的中国货物，总价值达数十亿美元。该市场的突然关闭更使一些中国商人和生产厂家倾家荡产。据法制晚报

博主评论：经常看到中国新闻媒体写海外国人的地位如何如何提高了若干倍，因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因为中国军力的大幅度提高，因为中国制造走入发达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每每看到这样的说法，那些“心理自我卑贱”的中国顺民们往往马上油然升起对“祖国的骄傲”，对“我党”的感激和景仰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连美国、日本、西欧的那些发达国家国民们都不敢小觑我等昔日的东亚病夫了，别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吧？

老毛子呢？当年雄霸天下，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老毛子早已经是过去式了。全世界哪个穷家的熊孩子都能揣他们几脚了，至于欧洲美国更是欺负他们欺负到家了。美国的导弹已经公然部署到了他们家门口，普金那个老毛子卯足了劲头拼命地抗议，威胁，愣是没有吓到美国人半分。人家压根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老毛子能怎么地？可就是这个昔日的“超级大国”，今天的落水狗，却能够任意欺负咱中国人。

我们的党呢？都死绝了？那些对美国人横眉竖眼的外交官员都死到哪里去了？那些动不动要武力攻台的军人都死到哪里去了？商务部的官员都死到哪里去了？难道保护公民海外利益不是政府的责任？难道这不是执政党的责任？十万吨货物啊，价值是多少？十亿？五十亿？一百亿？这位妓者有毛病吧？看到这样的消息居然还扯什么中国制造？有毛病吧？这是中国人的财富啊，国民的财产啊，这烧的光是钱吗？这是在烧中国的国家声誉，在烧中国共产党的脸面，烧中国政府的根基，这是在烧中国人的自尊啊。

为什么中国人的财产老毛子高兴没收就没收了？高兴烧就烧了？为什么我没有听到外交部官员去办交涉？为什么我没有听到中国政府的抗议声？胡锦涛死到哪里去了？温家宝死到哪里去了？你们对美国不是还挺横的吗？不是严厉驳斥希拉里的批评吗？难道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讲法律的国家，奥巴马绝对不可能没收中国人十万吨的货物然后烧掉？难道是因为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都是法制国家，他们也干不出这样的事情？

难道因为老毛子当年也是头号共产国家，跟中国共产党是天然的盟友？因为普金和梅得伟杰夫并不反对中国共产党如何地独裁专制？因为烧掉中国人的财产并没有危及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政权、党权的稳定？难道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党权的安危要高于中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中国人的财产利益？高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六十大庆炫耀的那些飞机导弹是用来做什么的？难道不是用来保护这个国家的利益的？难道不是用来保护国民利益的？难道那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家里用的？我们花大价钱养的那些外交官是用来做什么的？难道不是用来保护这个国家的利益的？难道不是用来保护人民身家性命的？为什么政府不去办交涉？为什么不撤回大使？为什么不可以断交？为什么不可以为了保护中国人的利益而不惜一战？难道老毛子不就是因为看出了这个懦弱的国家政府，懦弱的执政党，才敢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华人。可惜就是这个政府，就是这个政党在镇压瓮安、石首等等地方人民反抗的时候，比狗还要凶。

难道是因为上海经合组织？难道是因为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一码归一码，难道因为是某种程度上的盟友就可以任意牺牲中国国民的利益？那这样的政府我们要来做什么用呢？这样的政党我们拿来做什么用呢？十万吨货物啊，价值起码要几十亿吧？有多少中国人要因此倾家荡产？有多少中国人会因此妻离子散？

我是没有丝毫利益在内，否则我一定带领大家去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游行抗议，我一把火把那大使馆给烧了。既然我年年都纳税给中国政府，给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中国政府欠我的，是中国共产党欠我的，道理就是这样。

死猪不怕开水烫？

Fri, 22 Jan 2010 13:47:42 GMT

冯正虎先生羁留日本机场整整78天了。无数国外媒体报道他的故事，无数国人外国人经过他身边，知晓了他的故事，同时也知晓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何等的一个无赖。开始的时候，我以为，相信冯先生也以为，国际社会也以为，中共总要给出一个解决方法。或者让他回国，然后用找出一个法律借口，给他一个正式的判决。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找一个愿意接收他，而他又愿意去的地方。毕竟冯先生羁留在国际机场，有那么多的国际报道，等于是在天天宣传中共的下流、无耻，不能善待国民。

出人意料的是，中共一直保持沉默，似乎没有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件事。“你爱怎么反面宣传就反面宣传好了，反正我只当你不存在，反正我本来就是一个无赖政权，一个无赖政党。反正这就是一个事实，我也懒得掩饰了，不要脸就不要脸好了。我跟你耗到底了，十年八年都跟你耗，总不相信你还能坚持多久。我耗得起，只要我不要脸就没事了”。

很显然，中共政权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就是如此。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这样的态度叫做“死猪不怕开水烫”。人到了彻底不知耻、彻底不要脸的境界，真的是百事可为呀。

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共豢养了一大批御用黑客，对所谓“国外反华”网站进行长期的网络攻击，DDOS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段。博讯、牛博、多维、明镜都是他们攻击的目标，因为在这些网站都有我的博客，每一次只要无法打开网页的时候，我就知道中共又在干活了。谷歌的内部网遭到入侵，明眼人甚至不明眼的人都知道，中共的御用杀手又施淫威了，即便无数五毛钞票飞舞也无法欺骗任何人。

姜瑜对此是怎么说的？“中国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黑客攻击行为,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依法管理互联网,有关管理措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姜瑜知道自己在撒谎，记者都知道她在撒谎，网民也知道她在撒谎，可是她就是要撒谎。“你们都知道又怎么样？我就是死活不承认，反正你也找不出证据，谁也拿我没办法”。这就是中共的态度，同样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承认，因为我无赖，我不知羞耻。

政府特供是真是假？这根本从来就是公开的事实。当中国人还很少接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政府嘛高管嘛，这样做很正常。企业更加以此为荣，如给毛特制雪茄的工厂，跟邓矮子特制的熊猫卷烟，以及等等等等。当一个帖子公开了国务院的特供中心的工作细节的时候，网民大肆抨击这种行为的时候，当大家都知道美国白宫的所需都是公开在超市上购买绝无特权的时候，几个中共的中央部门联合出来“辟谣”，否认所有事实。

大家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知道自己在撒谎，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在撒谎。可是他们还是要撒谎，“你们都知道又怎么样？我就是不承认，我就是要否认。我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就是要无耻给你们看，你们能拿我怎么地？再说我把你关起来，我告你造谣。反正我不要脸，人到无羞无耻的境界，百事可为，毫无顾忌。”这就是伟大光明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阿凡达》“被下画”了，出自广电总局的通知。无数电影放映企业传出了这个信息，这不可能是假的，那么多的影院敢同时造自己主管的政府部门的谣言？还想不想混了？这可是在中国。可是，今天广电总局官员又出来“辟谣”了，不是我们命令的。而是《阿凡达》没有人看了，上座率只有一成，这是市场的经济规律。可是昨天还有报道说一票难求，广州的一群白领因为买不到票，居然自己露天放映了《阿凡提》，自己给自己解渴。

“是啊，你们都知道我在撒谎，那又怎么样？我就是要撒谎，我死猪不怕开水烫。撒谎是我的爱好，反正我早不要脸了，要脸还能混到我这级别的官位？”这是潜台词。可是，拜托你撒谎的时候过过脑子好不好？明知道没人信，你还要撒谎，这不是自己扇自己的脸吗？

至于昨天在台上大肆宣讲做官要廉洁，今天被双规，后天曝露收了若干百万甚至千万，养了十数甚至数十个情妇的官员，比比皆是。更加讽刺的是，就是这个政府，就是这个政党，天天在讲建立社会诚信，没有诚信就没有好的社会秩序。

七千万党员，一千万公务员，这应该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没有信仰，不讲道德，缺乏诚信的团伙。这是一个什么团伙？死猪团伙，中国死猪党，中国死猪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