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匪盗

胡乱翻书2010年3月

Wed, 17 Mar 2010 02:14:20 GMT

胡乱翻书2010年3月

在《胡乱翻书2010年2月》中提到将会对胡乱翻书这个小栏目做些小改动。受到《老猫学数位》的启发，我觉得必须对书在网络时代进行重新定义，需要将网络内容加入到我的胡乱翻书里。所以在【浅尝】部分会增加对网络内容的阅读介绍和感想。

事实上，网络上的所有内容，都已经成为阅读的对象，只不过其呈现文本的方式不同于传统的纸本而已。【这里希望一下，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自己未来出的书籍不仅能通过传统的出版社出版，更能通过网络出版。】

【书讯】

#读品# #经济学#新书：@张五常《新卖桔者言》 http://sinaurl.cn/h0zIs富兰克林艾伦，道格拉斯盖尔《理解金融危机》http://sinaurl.cn/h0zMv 科林F凯莫勒等《行为经济学新进展》http://sinaurl.cn/h0zMP

#读品# @东方愚兄写的《312公路》的书评 http://sinaurl.cn/h0uSY 1912年和时隔整整100年后的2012年，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两个节点。

【浅尝】文章

1，政治和经济都影响中国未来发展

芝加哥大学罗伯特·福格尔

“评亚洲奇迹对增长理论的影响”

NBER工作论文15721号

为了评价亚洲奇迹对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需要深入检视中国问题。文章集中讨论了什么是可以让中国在下一阶段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因素。我认为，中国实现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转移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如果意识到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那么下列两个问题就必须得到重视。一是劳动力的教育问题，这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测算显示中国的教育投资平均每年可以解释GDP增长中的6%。二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不平等问题。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加深、熟练技工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扩大等。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公平将可能不利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而这更多属于政治性因素。中国若要在未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必须正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因素，尤其是要改变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

2，社会压力降低捐赠效用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 John List

“利他主义和社会压力对慈善捐赠的影响”

NBER工作论文15629号

每年有超过90％的美国家庭捐赠慈善公益事业，问题是他们是真的自愿捐赠呢？还是迫于社会的压力而捐赠？论文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将捐赠动机分为自愿捐赠和迫于社会压力而捐赠两类，并对不同的捐赠动机进行评估。通过设计一个上门募捐实验，研究者在门上贴传单标明了确切的上门募捐时间，以便测量捐赠者的选择：捐赠或是避而不见募捐人。结果发现明确通知募捐时间的传单减少了10％－25％的捐赠，也就是这些人选择在募捐时间避而不见。而且在少于10美元的小额募捐传单中，如果传单上有“请勿打扰”的选项，捐赠将会减少30％。实验结果表明社会压力对捐赠有重要影响。结合另外的田野实验数据，李斯特等估计对州内捐赠“说不”要承受的社会压力成本大概是3.5美元，而对州外捐赠“说不”的社会压力成本大概是1.4美元。论文还同时表明，上门募捐活动将会降低潜在捐赠者的人均效用，因为他们承受了社会压力成本。

3，政府可能一手加税收，一手减支出

密西西比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Andrew T. Young

“以收定支还是财政幻觉？”

《加图》杂志2009年秋季号

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支的跨期选择究竟如何？如果遵从“以收定支”的假设，那么政府试图竭尽所能花掉所有可花的收入，随着税收收入的增加，财政支出也会相应增加，两者呈正相关性。但是，如果遵从另一种“喂食饿兽”的假设，政府被看成是“饿兽”，需要纳税人用税款来喂养，税收的增加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由此，纳税人对政府的要求也会增加，反而可能降低财政支出。根据财政幻觉理论，也有不少研究支持财政收入增加导致财政支出需求的下降，主要原因是政府一方面增加了征税成本，另一方面增加了“认知成本”，主要是针对财政幻觉的认知成本增加。通过对1959年-2007年美国联邦财政季度收支数据的研究，支持了财政幻觉理论。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同时其财政支出却减少了，表明对于应让政府扩大税收来增加支出，以便在当下刺激经济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政府很可能一面扩大税收，同时又减少支出。

【浅尝】书

1，《吴敬琏传》的争议

在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之前，柳红也曾经出版过《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我一直认为盖棺定论会比为在世者立传要好一点，有些时候盖棺也未必能定论，更何况人还在呢，难免为尊者讳。所以我之前就认为吴晓波的书有提高吴敬琏的嫌疑。

对于同一题材，如果有不同的作者，那么两者之间就存在竞争关系。不过有一种合作竞争的关系经常被忽略。柳红首先在《经济观察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吴晓波写作《吴敬琏传》的态度有问题。吴晓波随后回应“怀疑自己的诚意必不可接受”。实际上，在此之后，如果有人要做同一个题材的文章和研究，就不仅要看吴晓波的，也要重新找柳红的。

对于吴晓波的回应，柳红又回应长文，指出吴晓波写作中的硬伤，我想不管是何种目的，但硬伤就是硬伤，这是吴晓波写作中的致命弱点了。

2，被书商陷害的陈志武

《陈志武谈中国经济》这本书我上次还推荐过，当然纯粹因为陈志武老师值得我们尊敬。这样说的确有拍马溜须的嫌疑，问题是对于中国未来的思考，中国人的思想中比较缺乏金融思想的一面，被陈志武揭示出来了，有点像为金融正名的意思。

不过最近看到岑科在FT中文网上赤裸裸吹捧《陈志武说中国经济》这本书，作为书托实在也太明显了，倒觉得有点夸奖过头了，不至于这么谄媚。所以要继续说一说这本书。先说结论吧，不推荐这本书。

理由是，这本书除了序言可以在网上找来一看之外，其他的注水太多，全部是记者的访谈。我不是贬低这些访谈，访谈有访谈的价值。我怀疑的是编辑者的诚意，这些访谈质量参差不齐，有些访谈者我就不点名了，完全对陈志武的思想不了解。采访之前，功课大概也就做到看其他劣质访谈这一级别，然后就贸贸然去采访陈志武，说一些完全不着调的话。不仅浪费陈志武的时间，也浪费读者的青春，还浪费出版社纸张。总之，这本书不值得购买。如果要看陈志武，那么看《金融的逻辑》就好。

3，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

马骏和刘亚平主编《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间有一篇岳经纶的《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与和谐社会：美国进步时代改革的启示》，讲到这些知识分子认为科学化是进步之源，然后坚持用科学的态度来推进对公共政策的讨论，变成了推动美国进步的重要力量。

这里面有一个例子是ABC三人组。1890-1920年代的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政府的改革始于预算改革。威廉·艾伦、亨利·布鲁埃尔、和弗雷德里克·克里夫兰等人组成的著名的ABC小组（由三人姓氏的首字母组成）提供了预算改革的思想资源。他们界定了预算的意义和目标，由“纽约市政研究局”这样独立于政府的公共机构来推动，并将预算改革从纽约试点推广至整个美国。

我对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时期的作用，评价不低。而且我认为如果知识分子可以进一步专业化起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参与对各项公共政策的辩论，将会进一步有助于中国各项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公平性的提高，从而增进社会福利。

马骏等人的这本书讨论了政府预算和会计制度，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住房问题和城市规划，以及廉政等，对当下中国有借鉴意义。值得推荐。

4，熊彼特传记不嫌多

如果我告诉你又有一本熊彼特的传记出版了，你会有什么看法？你可能会和《新京报》的绿茶一样觉得惊讶：熊彼特的传记真不少啊。但不管怎么样，(德)安奈特·舍尔佛又出了一本《熊彼特传》，由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我以前已经写过几本熊彼特传记的比较，这里重复一下当时的结论：

在中文世界里，还有几本熊彼特的传记，分别是斯威德伯格的《熊彼特》，洛林的《开门》，施建生的《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徐则荣的《熊彼特》和殷凤的《卓尔不群的创新者——约·阿·熊彼特》。后两者更接近少儿启蒙读物，在此不予置评。就麦克劳的新版本和洛林、斯威德伯格、施建生的三本熊彼特传记而言，斯威德伯格的传记其实更像是将熊彼特放在一个社会经济学的框架下来思考的论文，因此在生动性和易读性方面都比较欠缺。但对于解读熊彼特的思想而言，可能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角度，或者恰如斯威德博格告诉我们的那样，是重新发掘熊彼特的伟大思想。而洛林的版本则是相当出色的综合了熊彼特的生活和研究，不乏引人入胜的细节，也有对熊彼特理论渊源以及成型过程的描述，更夹杂了学生对老师理论的理解。麦克劳的版本与洛林的版本，侧重点有所不同。

施建生所著比前三者都要短。尽管宣称施建生乃熊彼特的学生，但实际上施建生其实并不能算熊彼特真正的学生，只是在哈佛念硕士期间，施建生曾经在熊彼特的课堂上听过课。施建生的版本，由于是中国人（施建生现为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所写，文字通畅自然不成问题，主要缺点在于不及斯威德伯格的版本深入，在探讨熊彼特的思想方面，显得较为泛泛。当然，熊彼特的伟大和对学生的关爱的确能赢得学生的尊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与麦克劳与洛林的版本相比，施建生的版本又缺乏对熊彼特生活细节的描述，在可读性上相去甚远。尽管施建生的版本比斯威德博格的浅显，比麦克劳和洛林的粗略，但是对于想迅速了解熊彼特的普通读者而言，仍然不失为一种选择。

新出的安奈特·舍尔佛的《熊彼特传》让我不由联想起前面的《吴敬琏传》，也许将来要靠谁的传记多来评谁伟大？事实上，我想说，伟大人物的传记不嫌多。

【还有一点说明】

未来的公益活动中有很大的一个心愿是继续推动【读品公益图书馆】项目的进展，欢迎诸位捐赠资金和书籍，【点击这里】查看详细捐赠方式。

人民的安慰剂

Tue, 16 Mar 2010 01:30:55 GMT

题目来自@任晓雯，图片来自@blogtd。

温家宝总理向来以亲民形象示人，也深得民心。比如就有一位叫颜昌海群众大声疾呼：“良心在，希望就在；有希望，就有未来。温家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有中国亿万的老百姓！”问题是为什么而战斗呢？

学经济学的关心的事情与文学青年冲动的激情之间，有一点理智与情感的区别。例如根据网友们的统计，总理的话基本没有得到现实的印证。也就是说总理的话，你不能想当然认为会在现实生活中实现。战斗有时候也可能是在表演屠龙术。

细心的网友罗列出温家宝总理5年来关于房价的讲话，大致罗列如下：2005年4月27日，温家宝强调要用八项措施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降低房价；2006年4月16日，温家宝部署经济工作七个重点、大力调控稳定房价；2007年4月19日，温家宝再次指出要强化房地产监管、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并在当年11月20日提出房价上涨较快人民有很大意见；2008年3月5日，温家宝再次提醒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过快、防止通货膨胀任务艰巨；2009年12月14日，温家宝语气升级，要求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在2010年3月1日与网友的交流中，温家宝坦言知道“蜗居”滋味，并承诺本届政府在任期内会努力将房价保持在合理水平。

上述讲话表明，在5年多时间里，温家宝总理持续不断反对高房价，并且也提出了不少措施，七个重点八项措施等等，但房价似乎并没有依照预定的调控轨迹前行，反而如脱缰野马难以驯服。尽管国家统计局表明2009年70个大中城市房价仅环比上涨1.5%，但中国统计数据的质量令人难以信服。

因为如果仅是1.5%的话，就与银行存款利率所差不大，也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巨大的成交量增长。因为巨大成交量意味着有巨额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如果这个市场的收益率仅仅与银行存款收益率大致相当，就不可能有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比较保守的估计，近5年来大中城市的平均房价上涨超过60%。

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面是温家宝总理多次反复持续大声疾呼要遏制房价上涨，另一方面是房价完全不按照总理的意愿行事一路走高。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从市场运行机制上来看，不因为领导人的意志改变价格趋势，说明这个市场受到的干预可能较小，不足以影响价格起作用。

不过对于这种现象也有另外的解释。尽管中国经济在30年里维持了高速增长，但其增长所维系的可能是政府领导下的威权发展模式，黄亚生将其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并且认为这种模式存在很大问题。姚洋也认为应该“终结北京共识”。之所以反思所谓的“中国模式”，理由恰恰是中国的发展是通过政府干预市场和垄断要素获得的。

房地产市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尽管有开发商谋利、炒房者投机等因素，但这些谋利和投机的行为在其他的市场上一样存在，何以其他的市场在过去5年内并没有出现房地产市场一般火热的价格上涨，甚至连泡沫严重的股市都出现了过山车一样的调整过程，唯独房产市场一枝独秀？主要是因为政府有很大一块收入来自与房地产市场，这使得地方政府没有激励控制房价。所以房价一路上涨。

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是说地方的钱有一部分要交给中央，对中央而言有收益；但由于房价过高导致民间怨气积压引致社会矛盾则会带来损失，中央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平衡。而温家宝的发言无疑是平息矛盾的一种策略，就像电影里对满腹愤恨的人施以“春风化雨版”的台词多少总能平息点紧张气氛一样。这就像一种安慰剂，有一点心理上获得安慰的效果，但并不改变冰冷残酷的真实世界。因为表演和生活总是有很大差距的，这是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告诉我们的道理。

思想库报告266期

Mon, 15 Mar 2010 08:31:43 GMT

公民社会：信息公开

李炜光：中国百年预算及启示

提高政府预算透明度是今年两会的议题之一，回顾我国百年的预算史，最重要的启迪就是宪政精神进入预算领域，其意义在于以民主法治的形式，对政府的财政权力进行限制和监控，以保护公民财产权及依附其上的基本人权，促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良好运行。

宏观经济与金融：宏观调控

刘正山：银行“隐性风险”被放大

我国经济在2009年成功“保八”，但与此同时，银行面临的“隐性风险”也被空前放大，未来三至五年，银行“隐性风险”必将显化，且极有可能转化为不良贷款，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未雨绸缪。
李华芳：借给美国人还是分给中国人？

如何实现我国巨额外汇的保值增值是个大问题，但一直以来，相关部门既不公布外汇储备的收益率，也不公布外汇储备的调整细节，在缺乏必要监督情况下，或许可以考虑放宽外汇储备的投资对象。

宏观经济与金融：房地产
傅蔚冈：靠不住的以土地换保障

以土地换得的保障真能够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吗？未必，因为保障水平偏低，同时也出于对保障费的不当安排可能造成的财政危机、此种方式的正当性等的考虑，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实际上刻意回避了征地补偿的公正性问题，其实国家应以市场价值标准对被征地方进行补偿。

唐学鹏：取消“楼花”等于降低杠杆率

两会期间，多份提案议案建言改革或取消目前房地产预售制，但是，取消“楼花”相当于降低了房地产的杠杆率，损害了地方政府和开放商的利益，注定了该提案的不现实性，较现实的做法是将预售制变成“地产资格审查制”、或者效仿“香港经验”，将预售方式和预售合同多样化、或者建立“预售金专项监管体制”。

区域产业：城市化
 陆铭：新生代农民工急需融入城市

提高城市化水平是现代化国家形成的要件之一，在现阶段的中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帮助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具体来说，政策制定者须尽早从城市管理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过渡，在医疗、教育、廉租房（或公租房）等领域逐渐消除户籍身份歧视，抛弃传统的“只服务于本地人”的陈词滥调。

反思中国模式，终结北京共识

Sat, 13 Mar 2010 07:32:43 GMT

反思中国模式，终结北京共识

李华芳

三十年的接近2位数的GDP高速增长，金融危机后的4万亿的大手笔刺激计划，以及宏观数据上8.7%的V型复苏，值得为中国喝一声彩，但要欢呼雀跃却为时过早。坚守“居安思危”传统的中国人不应沉醉于国内外对“中国模式”的赞美声中。

在民主法治缺失不彰、行政干预强势依旧的情况下，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描绘的路线图，所以这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而财富与权力相结合促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表面上看起来也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断言的：国家干预不利于经济发展，而经济自由要求各种政治自由与民主的蓬勃发展。

那么中国模式真的独树一帜吗？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上个世纪60-80年代的巴西，政治上无竞争，经济上高速增长，一度被认为西半球巨人，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参见黄亚生《中国模式有多独特》）这与伯格斯坦以“G2”和尼尔·弗格森以“中美国”模式来褒扬中国，并无二致。但巴西在失落的十年后一蹶不振，中国是否会步其后尘，值得警惕。

经济史上的发现也表明，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同样也是世界经济稳步增长的时期，陈志武称“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并无特殊之处。当然，正如周其仁所言，中国一定是作对了一些事情，才能使经济在特定时期获得高速增长。

问题是，中国作了什么特殊的事情么？邓小平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领导下的中国经济改革，遵循了“改革产权、开放贸易”的经典增长策略。同时人民币采用了盯住美元的策略，得益于美元在过去的稳定表现，中国维持了相对稳定的人民币币值。这一较为稳定的货币制度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这一切并没有特殊之处，经济成长期的巴西、印度、以及韩国经验都是如此。

同一种经济学会有不同的政策处方，但究其背后的原则却是普世价值的支撑。中国模式特殊论的支持者有意无意犯下了用特例否定普遍原则的过错。对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政策符合“明晰产权、扩大市场化、促进对外开放”的经典原则。

即便退一步说，中国在特定阶段的选择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增长模式，那么这一模式可以持续吗？

根据中国财政部日前披露的2009年财政收支情况，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执行初步统计数为68477亿元，比上年增加7147亿元，增长11.7%。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在大幅度推进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何以不减反增呢？

政府财政收入只能来自个人和市场，而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59515亿元，比上年增长9.8%，高于GDP增长1.1%。意味着尽管做大了蛋糕，但政府拿走了更多，民间获得的份额就相应减少。而新一轮的“国进民退”进一步表明了政府在与个人和市场的竞争利益。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投资不仅边际收益递减，同时也挤出了民间资本，使得无处可去的民间资本大量进入股市和楼市，推高了资产泡沫的风险。

另外，经济刺激计划大量依靠银行资金，疯狂的信贷可能造成大量的呆坏账，造成银行系统的风险。这也表明依靠财政投资和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维持未来的增长。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进行出口，造成的是积累大量美元储备的外部失衡。

因此，不管是出于防范未来的银行风险、还是推动未来的产业升级考虑，都需要增加消费这一头以获得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2009年营业税增长18.2%，企业所得税增长3.2%，这限制了来自企业方面的消费。而底层劳动者收入增加缓慢，抑制了个人消费方面的增长。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流动的劳动者要为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方面支付极高的代价。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也日益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阻力。

因此中国当前似乎选择了一种经济模式：政府收入增加远远超过GDP，政府大量支出却没有用于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极其不公。这恐怕不是值得赞扬的“中国特色”。

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符合基本经济学原理，并无特殊之处，是应用普世原则的自然结果而已；另一方面即便有所谓“中国特色”，背后隐藏的结构性危机亦不容小觑，尤其是贫富差距拉大、底层劳动者负担重收入少等问题，会带来外溢的社会风险，需要慎重对待。

因此应该反思“中国模式”，避免掉入虚妄的幻境。并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情境，进一步深化改革，减负增收，扩大内需，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政府改革请从预算开始

Fri, 12 Mar 2010 01:11:07 GMT

政府改革请从预算开始

李华芳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就斐然，但对于未来是否可以持续高速增长，也有越来越多人怀疑。例如姚洋就在最近一篇《终结北京共识》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中国的威权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未来将需要更多元的民主”，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

对于中国改革进程而言，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深水区，依靠改动要素市场为未来增长提供动力的想法，在各类要素的边际收益率下降面前节节败退，所以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改革动力。也就是说光靠继续传统的增长三要素——资源（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不能维持进一步可持续的增长。或者说即便能维持短期的增长，也容易造成经济结构扭曲，加重腐败和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危害后来的增长。

而接下来的改革就需要调整制度，其中一个关键的制度调整是影响政府行为。过往的改革经验是在政府放权、私人部门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取得的。但同期政府效率改善与企业的效率改善相比，却落后很多。各地方政府尽管在招商引资或者出让土地方面有激励做得高校快捷，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对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和监督机制，行政效率改善依旧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如果能让政府部门做出改变，提高效率，对经济发展就会大有裨益。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让政府部门提高效率呢？实际上，对于普通纳税人而言，最关心的政府行为不外是政府打算做什么、正在做什么、做了什么。而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就是要回答纳税人的上述三问。其目的都是让纳税人了解政府行为，以进一步纳税支持政府的下一步行为。

进一步问，怎样才能让这些信息广为人知，并且接受人民代表的监督呢？当然是要政府做预算报告，同时要交给人民代表大会来审议。但目前的预算混乱且形同虚设，人大代表无法依据原有《预算法》对政府预算进行监督。这也是2010年两会期间，《预算法》修订备受关注的原因所在。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透露，《预算法》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近期将广泛征求各方意见，2010年8月人大常委会将首次审议《预算法》修改情况的报告。而根据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预算法》修订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增强预算编制的完整性。修订后将明确提出所有的政府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政府预算外收支将成为历史；第二，经人大批准的预算，未经法律程序不得改变，对预算调整也将作出明确规定。现行《预算法》规定的预算调整，只要是人大批准的收支平衡的预算不出现赤字，或者是批准的赤字预算不突破，就不算调整。这就导致大量预算收支的增加脱离人大监督；第三，在预算监督的内容、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如何对违反《预算法》行为进行处罚等方面，都将予以明确。

这无疑将会是重要的改进。实际上，纳税人借由代表所期待的《预算法》，就希望能起到完善预算编制，严格预算监督，改进预算管理。从而更好的了解政府行为，并对政府的预算外行为或不当的预算内行为进行监督。

实际上，发达国家的进步也经历了相似的阶段。1890-1920年代的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政府的改革也始于预算改革。威廉·艾伦、亨利·布鲁埃尔、和弗雷德里克·克里夫兰等人组成的著名的ABC小组（由三人姓氏的首字母组成）提供了预算改革的思想资源。他们界定了预算的意义和目标，由“纽约市政研究局”这样独立于政府的公共机构来推动，并将预算改革从纽约试点推广至整个美国。

中国的思想界对于预算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李炜光和韦森等人反复强调财税改革的关键是落实人大的监督，而人大监督之落实又在于宪政改革。纳税人对政府预算之不透明的抱怨也由来已久。新闻评论也直指预算形同虚设纯属摆设。可以说预算改革的思想认识和公众意识都已具备。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也得益于试点改革。如果说思想资源和试点改革是预算改革所需要的条件，那么中国有条件来启动预算改革，至少可以先从试点改革开始入手，或选发达地区，或选县区一级政府进行试点。

中国的进步有赖进一步的改革，而进一步的改革请从预算制度改革开始，用预算改革来界定政府边界，以《预算法》来磨练一个“看得见”的政府，这不仅将极大提升政府的效率，也有助于未来的经济发展。

再谈分给中国人

Thu, 11 Mar 2010 06:27:56 GMT

再谈分给中国人

李华芳

1，外汇储备不可分，但投资决定权要分

之前的一波争论是张维迎首先发起的，即张教授认为可以“将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首先说明，我并不赞成这种看法。正如郭凯兄和众位好心的网友已经反复指出过的，外汇储备是相当于已经向国内发的人民币，不可分。

不过我的观点并不着眼于此，而是在于分什么？我的答案一直是要“分权”，而不是分钱。参见我之前写的一个短文：将外汇储备分给百姓是否可行？真正的问题是，分什么权？

不妨让我们先问一下，外汇储备多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外汇储备的收益率低（或者说不清楚）又表明了什么。之前没看清楚我想说的就片面指责我的读者们，想必已经非常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外汇储备里的美元都是用人民币买回来的。

对的，我所说的分权涵义也要从这里入手。印出的人民币买什么？美元、欧元、日元、黄金储备、当然还有其他。问题在于这一购买决策是怎样做出的呢？公众有没有办法对这种决策发表声音，或者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呢？答案是，在目前的体制下没有办法。

2，怎样分投资决定权

这就构成我要讨论的问题，如果印出人民币用于购买美元而不是其他的决策错了怎么办？因为损失是全民承担，所以没道理不让他们说话。

我当然并不主张人人一票来分。我的看法相对简单，即人人一票的协调成本（或者说交易费用）很高，使得这样的投资决策成本太高而无法承受。因此通过适当的委托代理链条来进行分权。这一制度类似议会制度的应用。实际上，如果人大能切实发挥其作用的话，应该能解决这个权利代理问题。

一种可能的分权模式是这样的，即人大起作用，以挑选合适的经营者和监管者。同时，应通提高央行的独立性，使得其政策免受其他行政分支的干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周小川的“川”》）。

希望通过这个短文能让朋友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

郭凯兄关于外汇储备的文章：

1试一下

2再试一下

借给美国人还是分给中国人？2010-03-10 08:30:46
将外汇储备分给百姓是否可行？2009-02-10 13:10:52

借给美国人还是分给中国人？

Wed, 10 Mar 2010 00:30:46 GMT

借给美国人还是分给中国人？

李华芳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最近表示，中国如何处理美国国债是一个市场的投资行为，不希望把这件事政治化。并指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投资者，在这种投资的过程中，完全可以达到一个互利双赢的结果。中国外汇储备中有大量美国国债，而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现象又比较严重，并且金融危机之后两国在贸易上都提高了隐性的壁垒以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使得失衡进一步加剧。因此在巨额美元储备和贸易失衡之间总是纠缠了众多争议。

公众所听到的往往就是“中国人勤劳致富赚钱存款，借给美国人挥霍无度，而自己又积累大量美元储备，并且面临美元储备贬值导致进一步损失”的故事，而容易忽略实际上中国借钱给美国会使得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增加、从而推动中国的产出与就业的一面。双赢的政策往往容易被单向度的声音所扭曲。

实际上，借钱给美国的收益率在过去几年一直良好，即便是在金融危机发生的2008年，中国有一段时间不减反增美元储备，也是因为其具有稳定的收益率。当然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并不会永久良好，这与美国实际的经济状况紧密相关。不过2009年全年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都在不断攀升，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累计上涨17%；并且在2010年维持了上升趋势。

有意思的是，根据央行透露，中国在同一时期开始减持美元储备，增加了欧元和黄金储备。同期黄金的收益率大概在20%左右，但欧元却并不如想象中的收益良好。不过由于央行未能披露各种投资的比例，所以总体的收益率也成谜。难怪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在两会期间质疑2万多亿外汇储备的收益仅有600多亿，收益率连1%都不到。易纲辩称此683亿是1.55万亿人民币特别国债的利息，但公众对于外汇储备到底挣了多少钱，还是没底。

假定决策者是理性的，因此减少美元储备意味着其能从减持行为中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由于减持导致的损失。当然这里的收益主要是指预期的收益，同时也考虑了继续持有美元的潜在风险。例如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这可能使得美国经济陷入低谷，从而拉低反映对美国经济信心的国债收益率。

现在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有钱，无非是选择借给什么人而已。中国政府之前的策略是大量借给美国人，在美国经济欣欣向荣的时候，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借钱给美国人的边际收益率更高。然而即便美国还能维持一定时期的高收益率，借给中国人的收益率不见得低。令人疑惑的是中国矛盾的政策：一方面不公布外汇储备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不公布外汇储备的调整细节。因为缺乏对此的必要监督，公众只能烧香拜佛期待决策者投对方向把钱放在了边际收益高的地方。

不妨让我们设想一种可能的选择，即借钱给中国的创新者，包括企业界和社会公共部门，其所能获得的收益将会如何呢？或者如张维迎等学者之前提出的将储备一部分分给老百姓又如何呢？决策者也许从来不曾考虑这种选项，更多是征税，或者通过举债的方式向公众借钱转给市场效率很低的国有部门。而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结构扩大内需，不妨先从放宽选择的对象开始。

思想库报告265期

Mon, 08 Mar 2010 09:18:34 GMT

《思想库报告》第265期 | A Sifl Production

编辑手记

两会期间，财政透明度又被提及，关于这一问题，回顾2009年，冯兴元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政透明度问题上都有所突破，并认为提升财政透明度已成地方政府制度竞争工具，是未来的必然之势，利于打造“责任政府”和公民参与预算过程，但真正全面提升财政透明度尚需一个过程。同样也涉及到信息公开，唐学鹏分析了我国的保密制度，认为《保密法修订草案》抛弃了“密定而不揭”、“民不可使知之”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保密制度的重大进步，通过界定了保密部门以及其权利等，反映了对世界主流价值“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的尊重，并不断扩大其改进的空间。

本期“思想库”栏目首先介绍了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对智库的认识，智库作为服务于政府、社会以及整个国家的非营利性社会结构，对中国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我国的智库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增强竞争性。但就智库的创新能力和舆论影响力，王莉丽借鉴美国智库发展的经验，认为中国智库要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就需要为思想库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市场环境，通过改革建立高效的运行机制，多方引资保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此外还需要建立完善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机制以高效营销。

食品安全事故在我国频频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落后，由“毒豇豆”事件，傅蔚冈指出了我国现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有关规定的缺陷，使公众无法触及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息，希望借由此事件能促成现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信息发布机制和安全监测机制的改善，从而真正保护公众健康。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房价统计数据受到了多方质疑，郭凯认为简单公布一个总的房价指数，掩藏了太多重要的信息，无法真正分析问题，所以如果统计局真的想把房价的信息做好做透明，那就应该公布更多更细的数据，让更多专家和百姓进行研究，参与讨论。

应多数订阅者的要求，《思想库报告》PDF版本从本期开始恢复，但同时也希望各位订阅者登录思想库博客think.sifl.org，发表您的评论及建议。

公民社会：信息公开
中国财政预算透明度动向分析
“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是保密制度的潮流

公民社会：思想库
智库之我见

大国智库影响力，路还有多远？

医疗卫生：食品安全
潜规则凸显农产品安全监管软肋
宏观经济与金融：房地产
房价的数据

WTO会支持Google吗？

Fri, 05 Mar 2010 07:14:31 GMT

WTO会支持Google吗？

李华芳

在探测到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和蓝翔技校对gmail的攻击后，Google正式宣布考虑关闭谷歌中国在大陆的业务。Google所持不作恶的态度得到了赞扬，但对于其是否真的会放弃大陆市场，则有比赞扬更多的怀疑。

众多的中国Google用户表示担心，同时不少用户自发到谷歌在中国的办公室前献花。这可能让中国的网络审查机构更加不爽，或加剧了监管者与谷歌之间的冲突。是以尽管传出谷歌将会和监管当局重新协商在中国继续运行的相关事宜，但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表明协商在友好顺利地进行。

Google请求美国政府向WTO申诉中国的网络管制造成了不公平竞争，认为中国的网络管制构成了贸易壁垒。这也表明Google与中国监管当局的协调并不顺利。

让我们预测一下Google的请求会得到WTO的肯定吗？结论是灰色的。Google可能得到WTO的同情，但不会得到WTO的支持。

事实是，如果WTO垂青Google的请求，那么意味着中国政府对Google的管制让Google处于不利境地，也就是说中国有意无意支持了本国同类企业的发展，对国内企业的管制少于对Google的管制。但这恐怕不是事实，Google在中国遭受了管制，国内的企业同样遭受严格管制，后者甚至有比监管当局的规定更加严格的自我阉割。

所以，WTO不会支持Google的请求。尽管Google值得同情，但实际上中国国内的互联网企业日子也不好过，它们严格自我审查并且主动阉割，也应该被同情。某种程度上，在互联网审查加强并伴随国进民退的恶劣情况下，中国的民营互联网企业应该获得更多支持。

商业用途请申请作者 lihuafang@gmail.com 授权。

科斯：研究中国的十个方向

Thu, 04 Mar 2010 12:37:49 GMT

研究中国的十个方向

科斯+王宁

翻译/龚橙

本文将用做2010年度芝加哥“生产的工业结构”讨论会的与会指南。讨论会将于7月19日至23日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行。届时，数位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将应邀出席，共同探讨“生产的工业结构”议题。与会者将就中国经济的语境下，生产的工业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并提交相关论文。本文旨在帮助读者明确该讨论会关注的研究领域。

以百岁高龄组织这场研讨会，科斯教授坚信，通过研究生产结构，中国的经济学家定能为经济学发展贡献独创性的理论与思考，而这将是世界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界的双赢。科斯教授认为，如果中国国内能开展此项研究，未来的50至100年间经济学能藉此发展得更加完善，也更能反映经济活动的真实面貌。

生产结构研究的层面是多样的，从公司、产业到区域经济、国家经济甚至全球经济都可以入手。研究者可以针对特定历史时间点或者时间段的情况进行调查。当然，下面的十个问题并不能囊括所有研究方向，只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就此次专题讨论会研究项目的范围和特点提供建议。由于很少有研究会关注生产结构的问题，在此列出的大多数问题在本质上都是基于实证经验的。一方面，在阐释问题和理论推理之前，研究者首先需要查明事实；另一方面，如果对探寻的方向没有一个大致的概念，研究者很容易迷失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和庞大杂乱的事实数据中。

本文旨在协助各位展开研究之路。这趟智慧旅程固然不需要路线指引或者蓝图规划，但是正确的研究方向以及开放好奇和切合常理的态度却必不可少。

　　1.企业内部是如何组织的？尽管任何正式组织皆具有其层级结构，但它们的运作不可能仅仅或者主要依赖于命令和服从。激励和人际关系对企业的运作同样不可或缺。企业的这一特性是如何与其他特性以及其整体运作情况（生产力和创作力）相关联的？中国大多数私营企业都是在过去20年间发展起来的。如果能对中国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做一个系统的研究，那一定会非常有趣。

　　2.企业如何协调彼此之间的交易？合同在构建商业关系中固然起到了作用，但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合同往往是不完善的。而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企业管理者间的个人关系可能比定义企业间的商业关系更为重要。那么企业协调彼此交易的方式又是怎么影响到其与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及竞争对手打交道的成本的呢？

　　3.至少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劳动分工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企业中的劳动分工模式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这种模式的确存在，那么它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当生产线中出现进一步的专业化分工，业内现有企业是否会迅速占据一席之地，还是会让位于新出现的公司（而新公司很可能是从现有企业分拆出来的）？如果专业化分工存在局限性，那么这种局限性取决于什么？

　　4.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早已指出，现代经济的发展与有机组织的演化相似，一方面不同部门间越来越专业化，另一方面又要求各部门间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这种矛盾是如何反映在生产结构中的，又是如何被生产结构所解决（注意不是消除）？

　　5.企业如何在创新力竞争中出奇制胜？尽管经济理论几乎只强调价格竞争的重要性，但产品创新方面的竞争对企业的存亡却更为重要（在这里我们指的是广义的创新）。创新很少凭空出现，它更有可能是基于已有的想法和元素的重组。同时，由于任何知识都只能学习而无法复制，所以企业为了能够更加“巧妙地”模仿，也必须多少有点创新力。因此，将这些企业所谓的“生产”称作“创造”或者说“创造性破坏”，也许更为贴切。“创造性破坏”将生产要素转化成一系列固定的商品和服务。那么这种广泛意义上的“创新”又是如何实现的？

　　6.长期以来，创业精神一直被认为是经济活力的终极动力，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就与之密不可分。从生产结构的角度来看，创业精神是一个经济过程，而不是某种心理特征。因此，新产品（包括商品和服务）的出现和过时产品的消失不仅仅可以为分析动态生产结构提供有趣的角度，还会为研究创业精神提供肥沃的土壤。不妨以某个行业为例，研究在众多企业盛衰沉浮的大背景下由技术创新产生的新产品如何与现有产品竞争。接下来，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企业家和创业精神来自何处？它们又是如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变革？

　　7.产业的本土化在中国或其他国家都是普遍现象。不同情况下的产业本土化是如何运作的？本土化并不是在华企业所独有的，这意味着必然存在某些普遍的经济力量导致了生产的地理集中。另一方面，中国当地政府在促进产业本土化的进程中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在中国，政治权力和经济力量是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共塑生产的本土结构的呢？

　　8.由于经济是一个保持开放和不断发展的体系，它必将受到社会中各种运作因素的影响。在诸多因素中，法律法规、文化规范和信任机制会对企业、地区或国家的生产结构和经济形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既然经济总是在不断变化，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上述因素又会如何影响生产结构变化的方式？

　　9.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国家权力的强大影响力无处不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状态，以及各地方政府间的相互较劲，又进一步让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实际上，这并非仅仅是“中国特色”。在18世纪-19世纪，美国各州政府也曾以同样积极活跃的姿态参与到经济活动当中。从何时起，政府对待经济的态度只是保持活跃参与而不是人为干扰呢？中国政府的存在又将在哪些方面改变我们对前面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10.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加之地域差异性大，分权化特征明显，这一切使中国经济具有了丰富性和多样性。区域竞争被广泛认为是了解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不过，至今尚未出现从地方各级的层面（乡镇、县、市、省、地区）对中国经济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比如，通过横向比较100个县的经济情况，可以为分析中国经济的发展规律提供充足可靠的数据库。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宁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策及全球研究学院助理教授。

刊于《中国改革》2010年第3期。

思想库报告264期

Mon, 01 Mar 2010 06:04:05 GMT

宏观经济与金融

曹远征：再度一马平川？

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外的经济环境来看，从短期还是长期视角来考量，中国经济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然而，城市化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佳动力和增长点，以改革户籍制度为突破口的城市化，或将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机制，这是可以预见的有效的发展转型方向。如果这一机制理顺，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值得我们更加期待。

房地产

陈杰：从新加坡平抑楼价举措中我们可以借鉴什么？

近期新加坡打击楼市投机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中国从中能学到什么？虽然新加坡房地产与中国房地产市场有着巨大的不同，但对于楼市的投机泡沫，政府调控都应该趁早并坚决。为此，应该大力建立完善住房市场风险预警机制，成立住房市场专家小组进行监控。

信息公开

李华芳：还要容忍腐败来推进改革吗？

改革进入深水区，反腐败成了下一步改革本身的目标之一。从公共部门的视角反腐败：一个是集中在政府本身，即官员的约束机制，通过相应的法律加以监督；另一个是公民社会和媒体的监督。从私人部门视角看反腐败，改善公司治理、不参与行贿也将会抑制腐败的产生。

思想库

王辉耀：中国需要民间智库

在中国，民间智库可以为政策决策科学化贡献自身的智力，也可以成为联系社会和公民的中介。但中国智库要真正繁荣成为一个产业，不仅仅要政府支持，智库本身具有竞争优势，更需要整个社会形成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文化。

海外智库

Gary Burtless：乐见中国减持美国国债

美元汇率无序暴跌可能摧毁全世界对经济复苏的信心，但有序下跌将引发美国许多行业的复苏。中国维持人民币低估政策是美元贬值的一个重大障碍，中国出售美国国债会带来美元贬值，从而帮助美国经济。

上证50指数基金

Fri, 26 Feb 2010 02:15:52 GMT

上证50指数基金

李华芳

我一直关心的问题，更多是向公共部门提供决策的思想依据，因此不管是我自己写的经济评论也好，还是主编的《思想库报告》也好，都提供面向公共部门的应用，而较少提供面向私人部门的应用。

不过过年回家的时候，经常有亲戚朋友来询问我关于投资的各种意见。私人理财方面的需求正在急剧增加，但对于理财的概念和产品的普及又非常不足。正如我一直想的那样，一项公共政策要得以成功实施，其背后的群众基础非常重要。所以面向私人部门的应用，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那么怎样将对公共部门提供的思想产品转变成对私人部门的应用呢？还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吧。

我们最近比较关心的是，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表现，以及两会期间中国将会出台的宏观政策可能会造成的影响。但这种推测需要进一步延伸到私人部门，以帮助个人或企业来对自己未来的经济行为作出判断，我想这是有意义的尝试。

实际上，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如果能够解决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其经济依旧将维持增长，尽管其增长的幅度会有所降低，而这一切将会在股市上表现出来。短期政策会影响中国股市，这应当承认。但长期来看，这种政策噪声也会被市场消化，进而降低政策市效应。

另外，即便我们不承认中国模式的特殊性，但不可否认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依旧是一个政治目标选项。因为北京需要用增长来购买稳定。将这种情形考虑在内，并且意识到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从长期来看，基于指数的基金产品就可能获得较好的收益。

但此类产品也有不少，要选择何种产品呢？通常我们给出一个建议，一般是关照一项选择的历史绩效。根据Wind资讯数据显示，2009年上证综指累计涨幅高达80%，而股票基金平均业绩为71.54%，指数基金平均业绩则高达90.97%。那么指数基金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下面就是一个指数基金产品的介绍：

中海上证50指数增强型基金具有其鲜明特点。据了解，该基金是一只增强型指数基金，在积极跟踪上证50指数、控制跟踪误差的前提下，辅以主动数量化投资，从估值、动量、卖方一致预期等方面对股票资产进行评估，灵活调整持仓结构和比例，从而克服完全被动投资的局限，以期战胜基准指数。此外，指数基金低廉的成本费用，长期累积也能使其收益积微成著。上证50指数被誉为其他大盘蓝筹系列指数的核心，其成分股由上海证券市场规模大、流动性好、较具代表性的50只股票组成，具有高度的市场影响力和优异的盈利能力。

当然你同时还需要了解选择背后真实运行情况，风险自负。

【这是一篇feedsky话题文章，仅代表个人意见，与本人所在机构无关。】

“失踪”的农民工

Wed, 24 Feb 2010 01:09:23 GMT

“失踪”的农民工

李华芳

@AP

1，民工荒是真的吗？

唐唐提供的证据是安徽的保姆1600元/月不愿意出来干，或者说找人很困难。

数字错了，1600//@唐学鹏:这是我的观察，在安徽老家找保姆，1300都没有人出来，她们觉得低，帮男人盖房子。

1600元/月的价格低了。问题是，与什么相比低？或者说打其他短工的收益高在哪里？当然保姆实际上是项特殊的工种，尤其是对于照料幼儿的全保而言，因为其工作时间明显长于其他的工种。另，就我了解，在浙江舟山地区，全保价格超过3000元/月，熟练的幼儿全保的工资可能超过3500元/月。这就意味着出来打工的机会成本太高，的确有可能造成“民工荒”。

但这种“民工荒”并没有确切的数据，因为这些民工并没有进入就业登记，统计起来相当困难。同时，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民工还在过春节呢，毕竟还没有过元宵节，出来打工也还得再等等。这个观察是汤敏老师提到的。我自己在老家的观察也印证这一点。而且历年来父亲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出门，有时候会更晚一点。

如果说汤敏老师的观察站得住，那么就是媒体捕风捉影在炒作所谓“民工荒”。那么媒体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的朋友萧武给了一个解释。萧武：每年春节后似乎媒体都要炒一炒民工荒，去年金融危机那么严重，也还是照炒不误。今年炒得格外起劲，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了都。媒体炒这个是因为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当然不是，其实是因为春节后的版面总是多，没东西填。

好吧，作为内部人的萧君能如此爆料，我觉得可以当作一个理由来考虑。退一步说，即便真的有“民工荒”，媒体报道何以没有一个大致的数据呢。这里有一个，《华尔街日报》转引国内媒体数据，称广州及邻近的东莞等城市的农民工缺口大约在100万人。但这个说法还是令人怀疑。因为其引用的CCTV说法，并没有切实的根据。而且CCTV向来是根据一个人的说法来推导全部，不太可信。

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眼里，也许根本就看不见这些就业的农民工。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在就业登记中出现过。他们是“被消失”的。

2，假如真有民工荒？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民工荒现在没有，将来也会有。理由何在？

第一种解释当然是开头就说过的，出来打工机会成本太高。这不仅意味着城市生活包括房租交通食宿的成本提高，也意味着农村内部市场对劳动力的吸纳开始加强，或者是周边二线城市的发展开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样计算流动成本和房租生活费用之后，就近或就地寻找工作比去外地就更有吸引力。这就造成了原先劳动密集地的“民工荒”。（参见：唐学鹏：农村内循环市场加剧民工荒）

那么进一步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农村市场会发展？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政府投资驱动以及政策倾斜所致。

第二种解释是结构性失业，即之前的农民工就业在技能培训方面较少投入，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都比较缺乏这方面的考虑。而企业的发展对技能的需要有了变化，原本的农民工在技能没有改善之前无法进行就业。

最后一种解释是农民工长距离流动的成本上升。跟黄亚生教授聊天的时候，他说起最近做的一个调查，农民工长期收入没有增长，近40%农民工没有存款。这意味着一旦当他们需要重新找下一年的工作时，其可能连几百元路费都需要去筹集。而铁路等交通设施的更新以及提价阻挡了部分农民工进城的步伐。

慈善资本主义是否可行？

Tue, 23 Feb 2010 07:18:00 GMT

邹至庄方案是否可行？

李华芳

1邹至庄方案的制度基础

邹至庄教授在《贫富不均问题如何解决》（见《经济学家茶座》第42辑第8-9页）一文中指出，通过政府税收进行转移支付式的再分配模式来缩减贫富差距，有两个困难：一是有损耗、效率低；二是可能抑制增加收入的积极性。所以邹至庄教授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慈善捐助的市场来促进自愿的收入再分配，从而缩减中国的贫富差距。邹至庄设想的方案是提供一个交互式网站，网站可以根据项目的地址和性质列出所有潜在的受益者，而每个潜在的捐助者也可以选择列出其愿意资助的项目的特性，进行双向匹配，从而使得潜在的受益者和捐助者能互相交流，进而达成双方互利的协议。而网站除了提供服务之外，也充当部分监管者的角色。

邹至庄教授的设想是基于5·12地震发生后中国自发的民间捐赠从而实现扶危济困的事实，不乏乐观的展望。不过在讨论邹至庄设想是否可行之前，先让我们回到目前中国慈善捐赠的现状。目前没有针对中国非营利部门对缩减贫富差距的贡献的相关研究，不过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民间自发的转移支付渠道很窄，受到民政部的诸多管制。最近一个重要的例子是陈发树试图通过捐赠自己的股票来设立新华都慈善基金会，用于帮助在教育领域的弱势群体。尽管这可能是中国慈善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捐赠，总额可能超过80亿，但新华都慈善基金会的前景也不是一片明朗的，民政部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放开民间自己做好事的权利。

另外，邹至庄教授没有观察到的是，5·12地震善款绝大部分并不是直接的民间捐赠，而是民众的捐赠款项被集中到了政府手中，尤其是民政系统，而后再通过民政系统进行划拨落实。这里又出现了两个问题：首先，民政系统的拨款并没有完全落实；其次，在绵阳灾后重建地区出现了大量政府采购的劣质不达标的砖头，可想而知用这样的劣质建材来抗震，其后果可能比5·12更加严重。也就是说，由于管制的存在，造成了善款落实率低，善款使用不当等现象，这其中还可能存在程度不等的腐败。

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教授曾经如此写道：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终结全球贫困的梦想似乎触手可及，却又遥遥无期。我们生活在一个享受技术和市场全球化的时代，与此同时却又有超过10亿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一贫如洗，与全球化绝缘。为什么会这样？在一个丰裕社会，是什么剥夺了人们获得充足的食物、住房、洁净水、教育、健康、和维持体面生活的必要收入的权利？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要有何作为才能实现减贫之梦？

这段话被印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用来招纳国际发展硕士的招生网页上。其中的一个问题与邹至庄关心的问题是一样的，即非政府组织要怎样才能帮助减贫？或者说非营利部门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对缩减贫富差距有所贡献？客观而言，中国目前的情况不容乐观，不存在邹至庄方案可以实现的土壤。邹至庄的设想是不改变中国目前的税收制度及其结构，通过自发的捐赠来实现转移支付。但这种自发捐赠恰恰是需要改革税制才能行得通的。

资中筠在《财富的归属》一书中介绍了美国各大基金会的兴起以及它们所从事的公益慈善活动，也说明了这种自发捐赠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并非全无因由。首先是因为美国富人信仰宗教的比较多，替上帝经营财富的理念使得他们同时秉承了替上帝花钱来帮助上帝的子民的信念，当然这种宗教信仰的传统在中国可能以另外的形式存在，散财之道古已有之。但接下来的这个制度基础却极其重要，通过不同形式的法律规定慈善捐赠的税收抵扣，这是美国慈善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中国的财政部、税务总局和民政部联合发文，也承认了这种税收抵扣的形式，但却限制在很少的几家指定捐赠去向单位中。这就造成了庞大的捐赠者对应少数接收者的现状。由于接收者的数量很少，竞争不充分，难免导致善款效率的降低。而这又应该归咎于不仅需要登记主管单位，还需要业务主管单位（俗称婆家）的管制措施。而这些制度环节如果不松动，自发的捐赠也就难以实现。陈发树的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多少也正面临这样的处境。

2社会证券交易市场的启示

邹至庄设想至少能促使人们去思考如何实行一个机制设计，来激励更多的自发捐赠行为。对于中国而言可能，由于缺乏制度基础而显得超前的方案，在国际经验上可能是已经运行已久的。以中国的小额信贷为例，就大大落后于孟加拉地区。尤努斯等在孟加拉的实践因为其获得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而中国则是因为尤努斯获奖才慢慢了解小额信贷。在慈善捐赠市场方面，国外也有此类慈善捐赠的市场存在并已经在运行了，并且要比邹至庄设想更进一步。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证券交易市场”。

四年前，一个神经发育治疗专家志愿者团队来到南非北部的Malamulele，成立了非营利组织“Malamulele Onward”，专门培训医院的康复治疗医师。因为医生和发育治疗专家知道足够多的方法来治疗儿童大脑性瘫痪，但是这些知识如果没有人来传播推广，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而在南非的乡村医院里却亟需这些医疗服务。不过和众多非营利项目一样，这一项目也是需求巨大，资金不足。为了扩大受益面，获得更多预算资金，志愿医生们将该项目上市到南非社会投资交易市场（South African Social Investment Exchange，SASIX）。顾名思义，南非社会投资交易市场是一个为有价值的项目（比如Malamulele Onward）和捐助者提供交流的市场。在最初的三年里，南非社会投资交易市场为总共53个项目筹集了220万美元。仅用了两个月时间，Malamulele Onward筹资23,000美元，可用于支持20位治疗专家到南非南部服务。

南非社会投资交易市场不仅仅是使用了股票交易市场的名称。其关键是要让持商业观念的投资者重视公民项目，创始人之一Carol Tappenden表示，这就意味着要保证项目透明，且具有可以量化的社会效益。要在南非社会投资交易市场上市，申请组织必须提交书面的建议书，并且要经过委员会一系列的数据检查。审核的最后一步是由南非社会投资交易市场的工作人员进行为期两天的实地考察，并由他们核实书面建议书、与董事会成员会谈、与潜在受益者会谈等。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获取全面的信息，包括项目目标、任务、预算，以及南非社会投资交易市场对项目风险、申请组织的强项和薄弱环节等方面的评估。所有可以量化的事项都进行量化，包括项目对受益者生活质量的影响。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资金正在流入需要的项目，南非社会投资交易市场也成为了一个小额信贷的平台。

不仅是在非洲，在北美、南美和欧洲，“社会股票交易（social stock exchanges）”正在被推广，为捐助者、投资者和非营利机构以及负有社会使命的企业建立联系，这和传统的市场为投资者和企业及产品提供交流平台的方式是一样的。巴西的社会和环境股票交易市场（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tock Exchange），与传统的圣保罗交易市场的Bovespa指数（Bovespa Index）关联，自从2003年以来已经为众多公民组织筹集了共计550万美元资金。此外，一些伦敦的企业已经获得洛克斐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360,000美元资金资助，来创建一个为“以社会效益为目的（social-purpose）”企业和具有相同意愿的投资者服务的交易市场。在印度、新西兰、葡萄牙和泰国也有类似的行动。社会股票市场为那些将社会或环境使命融入其经营宗旨的企业，以及对满足商业标准的企业与非营利机构感兴趣的投资者和捐助者搭建起交流的平台。

社会证券投资市场，也被称为是一种慈善资本主义，通俗而言是用资本主义成功的经验来打造公益慈善领域。这些方案都比邹至庄的设想要大胆很多，并且已经付诸实施，还取得了不错的业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开发出允许捐赠者之间相互交易的新系统，来改善捐赠者一旦不满意之前的社会股票，就可以进行转让，从而通过类似证券交易市场，将捐赠配置到最优的地方去，也实现所谓的慈善最优化。这符合经济学的逻辑，并且也行之有效。尽管中国的慈善捐赠的制度环境不太完善，但各国社会证券交易市场的实践表明，中国同样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案。这意味着，邹至庄方案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推广的。

刊于《经济学家茶座》2009年6辑，121-123页。感谢邹至庄教授在文章发表前的相关评论。文中关于“社会证券交易市场”的相关说明，要感谢译言之前的一篇翻译文章，其中的例子我没有任何更动，全文照录。

宏观调控宜未雨绸缪

Mon, 22 Feb 2010 12:48:12 GMT

宏观调控宜未雨绸缪

李华芳

是到了发出政策调整信号的时候了。1月12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1月18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18个月以来，央行首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尽管2009年底，监管部门多次要求商业银行改变以往在一季度集中放贷的习惯，但今年1月的信贷增长仍将惊人。有消息说，2010年第一周的新增贷款总额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我们认为，决策者宜未雨绸缪，更加关注去年的大规模信贷扩张造成的一些行业过热，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泡沫问题。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4万亿财政支出带动近10万亿信贷投放，是这一波复苏和恢复增长的直接动力，其间并无所谓“奇迹”。大量信贷即使堆积在产出效率较低的部门，也会造成增长表象，但究其根本是一种资源错配。

　　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的扩散遵从了既往的差序格局，靠近权力中心的部门先得到了财政支持和银行贷款，加剧了发展不平衡的格局。

　　眼下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难题尚未解决，又面临着成为压缩产能首选目标的风险。此一最具活力部门的进退失据，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拯救行动还影响了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进程：“保增长”催生了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保就业”提供了落后产业苟延残喘的空间。不平衡的信贷分布和被延续的落后产能隐身在高速增长背后，正成为未来发展的掣肘。

　　市场秩序的扩展是自发而缓慢的过程，拔苗助长只会破坏市场根基。单边倚重投资驱动的增长不仅会推高资产泡沫、累积银行坏账，还会加大通胀压力。当信贷发放不顾成本核算、风险监管时，开闸放出的就是未来的呆坏账。

　　由于中长期贷款的收益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考察，注重短期考核的决策也必然选择更加快速发放贷款。变化不定的短期存款与股市的起落暗合，难以统计但可以观察的是资金推高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正在累积。

　　是调整的时候了。事实上，由于对外贸易反弹和消费稳中有升，进行政策调整的空间较此前已更为裕如。尽管宏观数据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才能确定经济复苏持续的根基是否稳固，但如果出口和消费持续改善，要维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无需过分倚重激进的财政和信贷政策。

　　央行1月7日上调央票利率和随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直接回应的是此前一周显露的信贷狂飙，但已透露出货币政策趋紧的端倪。预计下一步央行会加强窗口指导，细化信贷发放的要求。

　　释放政策信号，是预防通胀的关键一步。不过，从宽松货币政策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遵循的仿佛依旧是拯救危机的思维，而忽略了政策的时滞效应。相关的研究表明，中国宏观政策的时滞约在6个月到12个月之间。随着2009年的宽松政策后果继续显现，2010年的宏观政策将面临巨大考验。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反通胀政策屡屡遭遇行政干预，可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首先是因为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足，易受其他考量之牵连。加之以行政措施调控宏观经济仍有很大的惯性。

　　因此，只有增加货币政策独立性，考虑政策时滞效应，方能避免宏观调控政策被扭曲，从而实现更有效的调控。

　　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经济结构的调整，后者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此次金融危机再次凸显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央政府亦冀图通过加大对国民福利的“补课性”投入来有效拉抬内需。然而，以“消费券”和“家电下乡”等措施为代表的刺激内需手段，仅是临时性配套应对危机的方案，无法从长远和根本上动员内需。

　　要想真正有效扩大内需，就必须增收与减负并举。要增加收入，就需要调整目前的经济结构，改变低附加值产业绑定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格局，同时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割据局面，以释放劳动力的潜能，形成真正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

　　此外，还要启动后危机时代的改革，调整分配结构，改善政府职能，从而为建立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构提供有效的制度框架。

　　而要减轻民众的生活负担，就需要调整财政的支出方向，改变政府主导财政支出向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倾斜的情形，同时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使万千生民从拮据的预防性储蓄者，转变为充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信心满满的消费者。

　　拭去盛世浮尘，着眼长久发展。2010年，中国要防通胀、调结构，又要保民生、促增长，凡此种种均要求宏观政策调整未雨绸缪，近忧与远虑并重，为经济的持续复苏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

如何看待09年财政收入激增？

Mon, 22 Feb 2010 02:03:31 GMT

减负增收并行才能扩大内需

李华芳

中国财政部日前披露2009年财政收支情况，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执行初步统计数为68477亿元，比上年增加7147亿元，增长11.7%。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59515亿元，比上年增长9.8%；非税收入8962亿元，比上年增长26.1%。尤其是国内消费税增长85.3%，这得益于去年对成品油税费改革和卷烟消费税政策调整后的增收。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在大幅度推进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何以不减反增呢？各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的表现均是依靠财政投入，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并且不同程度的运用财政资金实现国有化。其后果是造成不同程度的财政赤字。

中国表面上也不例外，财政大量投入，以“山西煤改”为代表的“国进民退”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中国以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带动地方超过9.2万亿的投资，但即便是在需要大量财政支出的情况下，中国的财政收入依旧出现了急剧增长，并且比2008年增长9.8%，超过GDP增长1.1%。

财政收入增长快过GDP增长，表明政府享受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与民争利。这不仅表明老百姓不仅收入增长份额占GDP增长份额的比重下降，而且老百姓如果收入增加缓慢，那么就没有多出来的钱用于消费。在出口回升慢，投资的边际收益逐渐下降的情况下，没法启动消费就无法启动增长。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随着各国经济的L型U型V型复苏，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会逐渐增加，中国的出口会进一步稳步回升。而投资方面，原本并不需要担心，但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大量依赖银行体系的资金，而且为了短期内促进经济，风险监管放松，可能在未来形成巨额的银行呆坏账。

因此继续依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必须意识到政府投资的边际收益不断下降的事实，以及未来来自银行体系的风险。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维持未来的增长。而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进行出口，造成的是积累大量美元储备的外部失衡。

不管是出于防范未来的银行风险、还是推动未来的产业升级考虑，都需要增加消费这一头以获得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对这一改革的方向并没有多大异议，但对于如何扩大消费增加内需，却是各有说法。但无论哪一种说法，均不包括大幅度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不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当然也存在政府将大量增加的财政收入用于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例如老百姓的教育、医疗以及养老方面的负担。但问题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即便是最受重视的教育支出，在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投资人力资本又有较高编辑收益的情况下，教育支出的增长依旧少得可怜。后顾之忧未解决。

这样一来，作为扩大内需主力的消费者一来收入增加缓慢，二来后顾之忧未能得到解决，注定无法进行大量消费。当然，企业部门的消费如果能够增加，同样有助于增加消费扩大内需。遗憾的是，2009年营业税增长18.2%，企业所得税增长3.2%，这限制了来自企业方面的消费。

上述问题已经揭示了未来改革的方向，除了进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推动产业升级，扩大服务业范围和规模，解除各类管制之外，针对增加消费扩大内需的问题，必须增收和减负并重。要增收，政府就不应该继续维持与民争利的政策，而是应该大幅减税，以及提高个税起征点。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不会影响政府从个人所得税中获得的份额，例如在2009年提高个税起征点后，个人所得税还增长了6.1%。同时，减税有助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这不仅有利于扩大这一部分人群的消费，同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当然，除了降低税收负担外，还应该进一步鼓励增收。

鼓励增收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是允许劳动力能自由流动，因为劳动力自发选择可以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遭遇了户籍制度的阻碍，因而极大增加了交易费用。破除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将是推动增收的关键。

政府对放开户籍的担忧在于城市无法容纳激增的人口。但放开户籍制度意味着双向开放，有进有退。大城市的竞争较为激烈，那么不适应竞争的人口将会逐渐朝周边或其他城市转移。而现在的户籍制度是只进不出，只要对进入设立高门槛。一旦双向放开允许有进有退，就不会出现这一问题。

总而言之，财政收入增加对中国经济而言并非好消息，而要获得未来的可持续增长，必须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这需要一方面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另一方面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减税和放开户籍是增收的关键，财政支出倾向于社会保障是减负的关键。两者需要并行方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本文是一个实验产品，我利用sina围脖每次更新100多字，然后形成这篇文章。事实证明，这是可行的。当然在更新的时候就已经按照文章的写法去更新了。但也说明，从句子到段落，从段落到文章，从文章到论文，从文论到书籍，是可以累积来完成的。当然每一个阶段都需要经过再编辑和修改。】

看不见的手@思想库报告

还要容忍腐败来推进改革吗？

Sat, 20 Feb 2010 02:00:48 GMT

反腐败的两种视角

李华芳

在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际，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正视，那就是腐败。根据美国的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0年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排名，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大陆排名140，其中腐败程度中国落后世界平均水平4.5分。

另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2010年初在京召开纪检监察机关2009年来查办案件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上的信息，2009年前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15420件，结案101893件，处分106626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4.4亿元。同时，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的相关统计，每万人财产犯罪率由1999年的13.83起跳跃式增加到了2000年的22.38起，再到2001年的27.17起，其中大部分与经济腐败案件相关。

在改革初期，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有助于改革的推进，但时过境迁，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反腐败成了下一步改革本身的目标之一。因为经济上的分配不公因为腐败问题而更加突出，改革初期所谓起到“润滑剂”的作用腐败现象已经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昌明的阻碍。所以反腐败将会是中国未来改革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议项。

那么如何反腐败呢？

过往的视角较多集中在政府以及其他公共部门身上，尤其对于中国而言，市场力量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极其脆弱。而政府部门由于计划经济的惯性，设置了诸多的行政关卡，而只要有关卡就意味着“通关”这件事本身会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反过来对设关和守关的官员而言，就有了相应的寻租权，或者叫腐败权。从最初的金钱交易到严控金钱后的实物资产交易一直到最近的送官员子女进入海外高校入学等服务性交易等，腐败官员得到的行贿形式花样繁多，超乎想象。

这实际上也不难理解，在中国经济改革启动初期，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中，政府所起的作用巨大，相应的官员也因此得到了大量设租寻租的机会。原本以为随着市场秩序的扩展，大量的服务不通过政府也可以解决，就会减少政府官员腐败的机会，但腐败案件的数量依旧呈上升趋势。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反腐败的工作并没有获得太好的效果，或者说这是容忍的结果。

从公共部门的视角反腐败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集中在政府本身，即官员的约束机制，通过相应的法律加以监督；另一个是公民社会和媒体的监督。当然这两者应该是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腐败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信息不透明，所以中国也出台了《信息公开条例》对此进行约束，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这主要是因为信息公开并不与官员晋升考核指标相互关联，因此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并且中国的法律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被行政分支打折扣又是常见现象，这需要长期的法治努力。

而公民社会和媒体的监督，尽管有个别网络反腐的成功案例，例如官员抽天价烟、带名牌表、以及履行考察走过场等被网友曝光后获得处理，但与庞大的被揭露的腐败案件相比依旧是寥若晨星，更不用说未被揭露的腐败案件了。另外中国对公民组织的限制和对媒体的管制，同样限制了公民社会和媒体对腐败的监督作用。

这意味着从公共部门的视角来看反腐败，要做的努力是着眼于长期的，首先要推进法治，尤其是推进法律执行的效率；其次要争取公民社会的空间，培育公民组织的发展和拓展媒体的言论自由空间。

常常被人忽略的是从私人部门看反腐败，尽管公权力有可能设租，但私人部门如果不参与行贿，也将会抑制腐败的产生。当然因为私人部门经常看重短期重于长期，这会促使他们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而犯错。同时重要的一点是，政府支持的部分企业参与市场所导致的不完全竞争，扭曲了企业的激励。

“温州模式”的终结也表明私企主动向政府靠拢以便获得行政支持，进而取得占优地位的做法，并不是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化，而是扭曲的市场化。而且企业之间就会变成竞争亲近政府的能力，而不是良好的公司治理以适应以道德和法律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当然，再严苛的威权之下，都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存在。尽管短期来看可能会处于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当然也有一部分企业也因此消失。但对于私人企业而言，“你是有选择的”，选择不行贿而着眼于长远的生意之道，并非遥不可及。2009年企业家王石提出“不行贿”宣言，这是一个良好的信号。也就是说，改善公司治理，不仅有利于公司在长远的市场环境中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的反腐进程。这是反腐败的私人部门视角带来的重要启示了。

胡乱翻书2010年2月

Wed, 10 Feb 2010 12:46:05 GMT

【胡乱翻书】将会分成3个部分：【书讯】【浅尝】【细读】。

【书讯】只选择，并给出互联网链接，不作评论。

简单评论都会汇集在【浅尝】之下。

更深度的评论则会单独写一篇【细读】书评，放在【缓慢阅读】里。

【书讯】《中国做对了什么》|《货币战略论》|《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与福利,冲突与合作》|《致命的谎言：揭开经济世界的真相》

1周其仁《中国做对了什么》

本书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2009年的最新文集，其中收录了包括作者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内的25篇文章。文集是继作者07年《世事胜棋局》和08年《病有所医当问谁》的最新力作，延续了作者的一贯风格，言词犀利、笔法畅快，凝结了作者精深学识和卓然远见，是一部值得从头到尾细细读来再慢慢品味的案头佳作。全书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30年改革历程，第二部分针对当前的金融热点问题，第三部分分析了经济转型所面临的挑战，第四部分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前景，第五部分针对城乡统筹土地改革的新问题展开了讨论。

2张五常《货币战略论-从价格理论看中国经验》

本这书收录了张教授跟进中国货币发展二十五年的八十五篇文章，组合有序，分析独到，洞烛先机。虽然受到好友弗里德曼的影响，作者针对解释的是中国在改革演变中的货币现象，纯用价格理论处理，打开了货币分析的新通道。

3海闻《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与福利,冲突与合作》

本书选取了作者近年来在国际贸易领域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文。涵盖了比较优势、政治经济学以及自由化等多个国际贸易的重点问题；同时，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方面的内容也得到充分体现。这些论文均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去研究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包括海闻教授博士论文在内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

4克鲁格曼《致命的谎言：揭开经济世界的真相》

当有人抱怨新技术的使用正导致大量的工作机会消失时，他却告诉你，美国经济在过去25年里，已经新增了4500万个工作岗位。当有人高举道德的旗帜，惺惺作态地谴责无情的跨国公司和贪婪的企业家时，他却告诉你，低工资、坏工作总比没有任何工作好。当有人为技术创新的空前繁荣而欢呼雀跃时，他却告诉你，技术的奇迹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神奇。当有人视通货膨胀为猛虎，一味地坚持物价稳定的政策时，他却告诉你，通往零通胀的道路上，不仅有产出的损失，还有永久性的高失业率。……读他的书，你得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读懂世界的智慧！

【浅尝】《上海社联年鉴2009》

1上海社联《上海社联年鉴2009》

今日读《上海社联年鉴2009》，其实年鉴是很好玩的东西。我个人感兴趣之处是那些与我们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性质相近的组织到底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收录年鉴中的民办非企业（NGO）研究组织中，至于SIFL和易居研究院有活动收录，其他的12家机构并没有活动列入。上海总共有14家民办非企业研究单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思想库”。

其中，被关闭的一家是上海法律经济研究所，原来由吴敬琏和江平创立；新增的一家是上海党建文化研究中心，2007年批准成立，法人代表是张克文，负责人是周鹤龄。

从2000开始批准成立民办非企业研究机构以来，上海在2000年批准了3家，加上1995年成立的上海东亚研究所遗留，总共是4家。2001年没有批准。2002年批准设立4家，包括被关闭的上海法律经济研究所，现为3家。2003年批准1家。2004年批准2家。2005年批准2家。2006年转制一家为上海实业综合研究院。2007年批准设立党建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之后再无批准。内部访谈的消息称，虽然有名义上的可能，但无实际上的可行。也就是说，这个民办非企业研究机构的大门被关上了。

根据社联力推东方讲坛，但是却不上东方卫视，去搞一个与cctv百家讲坛争锋的玩意，挺可惜的。我觉得知识现在的表现形式非常多，书籍、报纸、网络、电视都可以。百家讲坛是一个人讲好几次，东方讲坛完全可以一人讲一次，每次换，也会有新鲜感。这里对于思想传播的启示是，如何利用传统渠道来传递思想和知识。这也是每一个民办非企业研究机构应该重视的问题。

2吴晓波，2010，《吴敬琏传：一个经济学家的肖像》，中信。

作者吴晓波以《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作品出名，对商业人物之刻画驾轻就熟，但对于吴敬琏这位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吴晓波的笔触略有仰望而非平视。当然，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作为标志性的人物几乎参与了所有的经济改革争议。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市场化的具体措施，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等等一系列论述，奠定了“吴市场”的美名。这些论述并无多大创新之处，但继承了顾准、孙冶方等经济学家的思想，借鉴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思想，并且适应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时段。因此关注吴敬琏的思想路径，大致可以明白中国经济演化的路线。

当然，知识分子之所以被人铭记，乃在于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吴敬琏之独立思考、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风骨，令人敬重。

3陈志武，2010，《陈志武说中国经济》，山西经济。

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千头万绪，未来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中国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源到底在哪？“国进民退”的危险到底在哪？怎样理解中国金融的逻辑？银行体系会不会产生大量的呆坏账，形成新的系统性风险？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答，陈志武提供了自己的答案。

本书聚焦中国，通过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几类问题的分析，探讨了问题的成因和求解方案。针对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陈志武指出应该建立国民权益基金以保护穷人的利益。忧国忧民情怀，背后却是冷静理性的经济分析，为追求中国人之幸福奔走呼告，这是陈志武对中国经济的言论值得我们重视的原因所在。

思想库报告263期

Mon, 08 Feb 2010 08:28:12 GMT

王莉丽：中国思想库往何处去

最广义而言，思想库是指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非盈利组织，其目标客户是政策制订者和社会大众，目标是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舆论。美国拥有当今最发达的思想库产业，与之从分类、主导者、作用、传播途径等方面做比较，中国思想库的概况一览而知，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未来，中国思想库的发展方向将是官方思想库保持核心竞争力、独立智库发展的局面，在此过程中，要更多地吸取西方独立思想库的经验。

赵人伟:重新审视渐进式经济改革

虽然渐进式改革是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较优选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近式改革对经济发展的成本收益比已经开始逐渐转变，具体来讲，其面临着五大挑战：一、收入差距过大；二、寻租、设租活跃和“增量”进入老体制；三、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化过度并存；四、体制转型滞后于发展转型、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五、中产阶级的培育和壮大进程缓慢。面对以上挑战，中国未来的改革必须深化，改善以上的不足之处。

Derek Scissors：似是而非的中国经济

读中国的经济统计数字，看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一般人往往都会陷入一种困惑：从GDP到消费到就业，一切统计数据都皆大欢喜，但中国政府却在实施疯狂的经济刺激政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过度反应呢？一方面，的确是中国公布的许多统计数据存在瑕疵，实际经济并不如数字那般乐观；另一方面，中国的增长模式已变得极其不利于就业增长，政府常态化的过度刺激政策可以理解为“保就业”的一种模式，只是这种模式效率越来越低，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前景堪忧。

李华芳：未雨先绸缪

2009年单边倚重投资驱动的增长不仅会推高资产泡沫、累积银行坏账、还会加大通胀压力；2010年的宏观政策面临巨大考验。预防通胀的关键一步是释放政策信号，但同时更需要增加货币政策独立性，考虑政策时滞效应；与此同时，不可忽视调整经济结构这一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改变低附加值产业绑定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格局，同时改革户籍制度以释放劳动力的潜能，形成真正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为扩大内需，需要改变政府主导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的情形，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傅蔚冈：被征收方为何应获得补偿

征收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对被征收者所施加的负担，因此，必须要求其他纳税人(也就是国家)来补偿被征收者的损失，否则有失公平性。很多研究表明，对被征收的财产进行补偿，不仅仅有助于公正，同时还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因为征收补偿制度给财产所有者提供了一个稳定预期的功能。

陈宇峰：乐见于国家能源部雏形的出现

国家能源委员会在日前成立，这一国家能源部的雏形出现，有助于解决16年来能源主要职能分散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土资源部、电监会等众多部委的职能部门的混乱局面，更是加强中国整体能源战略的重要性和应对经济危机的紧迫性的体现。

姚洋：北京共识的终结

Fri, 05 Feb 2010 01:07:43 GMT

提出Authoritarian Growth 威权增长来概括，我很赞成。但这与他此前对中国的说法又有点不一。不知道姚洋老师是不是重新右转了。

闾丘露薇：北京大学中国际经济中心主任姚洋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的英文全文“北京共识的终结”http://sinaurl.cn/hCUoG 终结的原因：1。国进民退、2。经济发展减速和贫富差距、3。公民意识苏醒，中国要想保持稳定和发展必须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