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电问题的实质是大企业病
刘 柠
震后一个月，虽然地震、海啸的灾难基本上已成过去时，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次生灾害却仍处于进行时。核反应堆冷却不力，导致厂房屡屡爆炸，高放射性的核废液外泄，甚至排入大海，污染了空气、海洋，不仅使日本国民感到不安，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恐慌。“罪魁祸首”当然是地震引发的海啸，但作为福岛核电站运营商的东京电力公司也难辞其咎。其震后的应对问题多多，乃至很大程度上菅直人政府也成了其牺牲。经此一劫，国民和舆论对东电同仇敌忾，根子越挖越深，有太多的问题和黑幕已经被晾出来。考虑到事故处理告一段落之后，对相关责任者（包括企业法人）的法律追究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索赔交涉必至，在日本社会的舆论和法律环境下，可以想象，该公司无疑将面临包括法人解体在内的严峻后果。
对东电的指责和批判，完全可以用舆论一边倒来形容。在我国媒体上，也不乏这种声音。但笔者注意到，绝大多数质疑和批判基本停留在就事论事，或揭露其过去修改、伪造运行记录等“前科”等层面，旨在指出东电原本就是一个“坏孩子”。4月5日《南方都市报》刊登叶檀的评论《东京电力显示东亚财阀体制阴魂不散》，在指出东电“财阀”出身的同时，把问题的病根归咎所谓的“东亚财阀体制”。笔者窃以为，如此批判，其实并未照准靶子。
首先，东电的“出身”问题。东电的全称，是东京电力株式会社（TEPCO）。其前身，被认为是于1883年成立的东京电灯公司。战前存在的彼时日本五大电力公司之一的东邦电力的子公司“东京电力”与东京电灯公司合并，成为战前的东京电力。这个构成战前东京电力的两支，分别隶属于三菱财阀和岩崎财阀，但在三菱系和岩崎系中，均属于旁系和关联公司，而不是两大财阀的嫡系。战前的东京电力后又经过半官半民的日本发送电公司（1939年）和太平洋战争前夕（1941年）的关东配电公司的管辖权变更，1951年日本发送电和关东配电重组，成立了战后新的东京电力公司，并于当年上市——这才是我们今天说的战后的东电。但从法律上来说，战后的东电与战前的东京电力已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就东电的身份而言，虽不能说与财阀毫无干系，但关系不大是一个事实。
其次，战后从1945年到1952年，作为美国对日民主化改造的一环（所谓“摧毁日本推行战争的基础”），战前财阀被解体。尽管后来三井、三菱、住友等旧财阀系企业的重新集结成企业集团，但无论从法律和资产关系上来说，已与战前财阀不可同日而语。财阀最主要的特点是家族支配，这在战后经过合法上市重组的企业集团中（即使是沿袭战前财阀名号的集团），几乎无迹可寻。所以，说东电的问题源于其财阀“出身”，似嫌牵强。
尽管从身份上来说，东电是一家民营化的上市公司，在资产关系上不同于诸如日本电源开发（J-Power）这样的半官半民的电力公司，但东京都政府是其大股东，其举足轻重的实力，不仅在日本，即使在东亚，乃至世界，也是排名前列的电力公司之一；东电的会长或CEO率团出访海外，会受到访问国相当级别高官的接见（前中国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后逃亡海外的高严最后一次见诸报端的公务活动便是会见东电代表团）；自民党时代，东电是屈指可数的政治献金大户之一。凡此种种表明，身份上是民营公司的东电，是一家有相当影响力的大企业，不折不扣的政商。
日文中有个词汇叫做“大企业病”，说的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叠床架屋，上下关系等级森严，官僚主义妨害意思疏通，乃至为了利益追求而不惜与政界“勾兑”，以期获得政策倾斜的关照等弊害。公平地说，大企业病非日本所独有，美国曾几何时的安龙、安然公司，乃至此番席卷全球、导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尼曼兄弟等，某种意义上，也都是大企业病的典型案例。但相比较而言，不能不说，被认为是企业社会的东洋文化风土，确实是大企业病的沃土。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有句名言：“政治家的诀窍在于如何利用政府官员和大型企业。”诚哉斯言！纵观“55年体制”确立以来、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大企业与政治家、官僚“勾兑”的历史。两年前上台的民主党政权，虽然终结了自民党，但由于自身也是从自民党脱胎而来等“基因”问题，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大企业病赖以滋生的土壤。政治家从事选举等政治活动的血液——政治献金的大头掌握在大企业手中，而大企业的发展有赖于政府制定有利于企业利益最大化的产业政策（如核电产业发展政策等），这种相互依存决定了大企业病的症状表现在企业，但病灶却不仅仅在企业一方。
毋庸讳言，大企业作为促成战后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主体，确实构成了主流精英文化的核心。但是，作为硬币的反面，大企业也成了少数既得利益层。在高度增长早已成为过去时，泡沫经济已然崩溃了20年的今天，日本不仅在产业结构上亟需调整，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利权构造已经到了非打破不可时候了。这一点，随着被称为“下流社会”的社会贫困的扩大，本来就堪称共识，而此番核事故使东电问题浮出水面，更凸显了以东电为代表的大企业病之病入膏肓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