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自由

足坛乱局源于官办足球

Wed, 03 Feb 2010 02:43:30 GMT

最近的中国足坛实在热闹。掌门人、副掌门人、国家干部、经理人、球员，纷纷锒铛入狱。舆论一片喊打声和叫好声。看得出来，由于这次的整治力度比较大，不少人因此有了良好的愿景，以为或者至少期望事情会由此好起来。他们盼望已久的司法介入，终于变成了现实。

好几位分析家都指出足坛乱局源于体制，但到底是什么体制原因，却似乎没有说到位。恕我直言，懂足球的分析家不少，但同时懂经济学，并能够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分析足球问题的，还没见到。

经济学不是仅仅用来分析财富的，而是分析人类行动的，足坛的状况也符合经济学分析下的人类行动规律。那么，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不能对司法介入足球的效果抱有太大期望。法律对人们行动的约束，是一种底线式的的约束，标准很低。一个守法的人，同时很可能是一个愚蠢、低能、讨厌的人。足球也是一样，指望着法律帮助足球实现长足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有人会说，中国足球已经烂到底了，已经突破了司法的底线，所以，司法介入是有其作用的。也许是吧，但即使司法介入能够解决一些非常恶劣的问题，今后中国足球的发展仍然需要找到自己的动力和适当的体制框架，否则，要么乱局继续，要么死气沉沉。

并且，在最近司法介入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某些并没有严格执行法治之处。比如，对南杨两位，为什么要采用那种神秘兮兮的“诱捕”方式？为什么不公开地传唤或者拒捕？他们可以聘请律师吗？他们能够得到应得的法律权利吗？

许多人对打黑变成黑打很警惕。这种警惕性很对。整治足坛乱局，既然司法介入，就要严格坚持法治原则才好。足球不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但也应不以恶小而为之。

其次，足坛诸多乱局，并非源于市场化，也不是源于任人不当，而是源于体制问题。这个体制问题，说到底，就是官办足球造成的扭曲。对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地指出和强调。这是中国足球诸多乱局的根本性因素。忽略这个因素，而孜孜以求其他的原因，都是不得要领。

市场化无须为足坛乱局负责，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足球的市场化都是半吊子的。缺乏一些基础性的因素。但就是这个半吊子的市场化，也成功地激发起中国的足球市场，创造出数以亿计的财富。足球市场化以前的足球运动员，甚至也球鞋、球衣都不能得到足够供应，而现在，靠足球产业生活、致富的人，数不胜数。并且，不管国家队的战绩如何差，没人能够否认，足球仍然是中国第一体育项目，吸引了最多的观众和注意力。市场化对中国足球的贡献，实在不小。主张取消市场化、退回过去的人，不是一般的蠢，是特别特的蠢，是愚不可及，是害民贼。

应该为足坛乱局负责的，正是坚持半吊子市场化的官办足球体制。彻底整治中国足球乱局的方法只能是把半吊子变成完整的市场化，把官僚赶出市场体系，把足球还给人民。

所谓市场化，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进行足球活动。具体说，就是一帮人，组织一种名为足球比赛的活动，招揽观众付费观看。这帮人靠观众支付的费用和相关产品销售获得收入。如果收入大于支出，他们就成功了。否则，就失败。

从本质上说，职业足球联赛和过去天桥打把式卖艺的，没什么区别，都是靠取悦观众来挣钱的行业。认识到这一点，接受这一点，并按照这一点来组织联赛，才是正路。

中国足球的问题在于，那个“一帮人”的构成有错误。本来，这个“一帮人”只能是出钱组织足球比赛的人。他们自己出钱自己经营，自负盈亏。挣了钱，政府可以适当收税，并借机抽调队员组成国家队。赔了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也怨不到旁人。

果真是这样的话，最关心足球比赛质量的，就是这一帮子出资人。如果他们组织的比赛都是假球黑哨，观众自然没兴趣观看。大家想看按剧本上演的电影，会去电影院，而不是去足球场。出资人想要挣钱，想要观众满意，不待司法介入，就会自己积极地设法打假除恶。

他们提供的标准，只能高于法律，而绝不会低于法律。为了取悦观众，他们甚至会制定出非常苛刻的标准。在真正的职业赛场上，球员不要说打假球，状态稍有下滑，就会被无情地淘汰。所谓职业球员的严格自律，正是建立在这种资本家疯狂逐利的基础上。

可中国足球的现实呢？中国足球的现实是，一帮人出资，而另一帮政府黑箱操作任命的局级处级科级股级干部却掌握了联赛的组织权。这种结构固然有其历史的沿革原因，但其荒谬性无可置疑。

出钱的人说了不算，说了算的人无须出钱。结果就是，本来，逐利动机会促使人们把联赛办法，尽量取悦观众，可实际上，同样的逐利动机却造成，出资人要设法讨好官员，而官员则为了任期内个人收入的最大化，不惜损害比赛质量。

于是，可怜的出资人必须变成胁肩谄笑之辈，围着官员低声下气地恳求，遵守他们制定出来的种种规则——这些规则很值得怀疑，很可能有利于官员个人利益而不是投资人利益的最大化。有骨气的企业家唾弃、痛斥这种可悲处境，纷纷拂袖而去。狼心狗行之辈，自然滚滚当道。而黑箱操作产生的官员则趾高气扬，毫无约束。可惜，毫无约束并不是好事。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很可能是最快被撞死的人，毫无约束的掌权者也很可能是最快身败名裂之徒。

市场中，最有效的约束不是上级的考察或者个人的良心，而是硬帮帮的财政约束。企业家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私产，但他们实际的空间却很有限，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勤勤恳恳地经营，否则就会赔钱甚至破产。没有人直接约束他们，但他们受到的约束之强，比最尽职的纪委或反贪局都要严格。

因此，要想给中国足坛确立起严格有效的约束机制，激励所有参与者为了提高比赛质量而努力，为了取悦观众而奋斗，就必须尽快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让人们的逐利动机发挥正面的作用，而不是互相抵消和互相损害。有效的市场是自然和谐的，人们的权利和利益会协调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向前的合力。只有这样，中国足球才能真正摆脱乱局，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可是，目前的整治和接下来的改革中，并没有把官员从足坛驱逐出去的内容。许多人习惯性地把希望寄托在选派更好的官员掌权上。但只要这些官员是正常的人，是关心自己利益的人，他们就不可能像自己投资的人那样行事，他们就不可能真正促进中国足球的发展，他们只会借机促进自己的发展。中国足坛还将在原地乱转，难以发展。

中国足坛的乱局一点都不奇怪。所有政府官员插手其中的产业，内部都有着和中国足坛差不多的混乱、低效和重重黑幕。只不过，足球因为不那么敏感，所以更加公开，更为人所知。

我主张，把官员驱逐出所有经营性产业，只让他们去维持安全和秩序。但愿足球能够率先实现我的这个愿望。

《市场的力量》序言

Fri, 29 Jan 2010 08:19:25 GMT

《市场的力量》序言

Fri, 29 Jan 2010 08:14:05 GMT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正在面临一个重大的方向性问题：是继续坚定地走向市场经济，还是选择一些“折中”方案？我坚持认为，中国应该，也必须坚定地走向市场经济。本书讲述的历史和现实案例表明，自由市场体制完全有能力解决其自身产生的缺陷。市场的力量正在于此。人们不必因为市场某些暂时的缺陷而选择接受“折中”方案。那些“折中”方案无一例外地比自由市场体制更差。不仅效率更低，而且更不利于个人和社会的道德成长。

许多人无原则地奉行中庸立场。不管争论双方的意见是什么，他都自以为聪明地取中间立场，以为这样才能得到最优方案。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争论中，因此就产生出所谓的“中间道路”“折中方案”。

这种貌似谦逊的思考方法其实包含着极大的自负或草率。中间派自以为可以超越争论的双方，站在更高的角度，更全面地看问题。这种自信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甚至有些可笑。

谈到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时，名词掩盖了背后的真实。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仿佛是各有利弊的两种选择。但是，如果深入思考这两种社会体制的特点，并以统一的框架来分析，就会认识到，两种体制的区别其实在于强制程度的根本不同。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市场交易，而在于人们的自由选择，在于强制最小化。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生活和行为方式，自由制定个人和企业的计划。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不在于有计划，而在于强制程度非常高。在计划经济中，制定计划的人和执行计划、承担后果的人，他们之间是强制和被强制的关系。前者强制后者，强迫后者必须接受和执行计划。

所谓的中间道路是什么呢？在强制最小化和强制极大化中间的，中间道路看来只能是中等程度的强制。我们应该接受这种中等程度的强制吗？也许不再有人把我们关进劳动营，强制我们劳动，但会有人禁止我们开办一个企业，禁止我们和别人缔结合同，或者强行从我们的收入中拿走一半甚至更多。这种看上去并不那么激烈的强制，我们可以接受或者容忍吗？

可以从道德和效率这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是道德角度。某些人强制另一些人，要求后者按照前者的意志去行事。这当然并无任何道德可言。不管是基于什么目的，这都是一种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恶是不可避免的。某人或某些人会首先实施强制，他们使用暴力或者欺诈，侵犯他人的权利和正当利益。为了对付这些人，社会必须保有强制的手段和力量，以制止他们的行动。这时，强制的恶是不可避免的。对抗暴力的终极有效手段是更强的暴力。这是国家这个垄断性的暴力机器存在和拥有合法地位的根本原因。

除此以外的强制，就都是不必要的恶了。想为这种恶找到道德上的理由，是徒劳的。

那么，效率方面的理由呢？某些强制是不是有利于效率呢？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难以简洁明快地解释清楚。幸运——也是不幸——的是，社会范围内的大规模强制实验，人类已经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域反复实验过了。实验结果十分清楚。强制越多，效率越低，社会越贫穷和落后。

世界上一些最智慧的大脑，根据这些沉重的社会实验的过程和结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令人信服的阐释。相比这些深刻的理论，那些鼓吹强制会带来效率的言论非常粗陋和蛮横，根本禁不住稍微深入一些的追问和考察。

现代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人们之间的广泛合作。合作和分工创造出今日世界得以存在的生产能力和我们能够享用的生活水平。如果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我们的生活水平不会比原始人更高。在这种分工协作的社会中，如果强制最小化，且仅仅用于制止其他暴力，人们之间就有机会在自愿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分工协作的所有优越性就可以显现出来了。

由于人们是自愿投入合作的，在合作中，他们就会乐于奉献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这种知识既包括系统的科学性知识，也包括看上去更像信息的地方性知识。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商贩，却会对某产品在某时某地的价格了如指掌。如果他被迫为别人劳动，劳动成果和他个人收入无关，他就没有愿望去注意和使用这个宝贵的信息。如果他是自负盈亏的经营者，他就很愿意尽量利用这个信息，发掘其中的潜力，竭力用这个信息挣钱。他挣了钱，也就意味着消费者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意味着这个世界有了一点点的改善。无数个这种改善累加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不错的世界。

如果无数个这种改善都没有出现，这个世界就会越变越糟，我们每个人的处境都会越来越差。

那些看上去强大无比的暴君和专制，其实有一件事是他们永远也无法做到的，那就是迫使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刺刀之下，一个本可以年创利数亿的银行家，看上去却只是一个很差劲的工人。一个可以让无数人精神得到满足的文学家，却只能撰写无聊的宣传文字勉强糊口。无论多么强大的专制，都不可能让这些人的潜力充分发挥，甚至没人会意识到这些潜力的存在。

除了暴烈的专制以外，种种中等程度的强制也在或明或暗地抑制人们的创造能力。如果不能确认可以享用和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们就不会尽量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没人能改变这个人性的规律。

人的潜能往往会让他自己也难以置信。打开这种潜能的钥匙，只有一把，那就是自由。只有给人们以自由，让他们自由地寻求和发展自己的潜能，这个世界才会惊讶地意识到，人，原来可以如此能干，如此伟大！确实，只在自由社会中，我们才能看到那种灿烂的人性、怒放的精神和伟岸的人格。

在那些充满强制的社会中，人被驱赶着劳动，被监视着生活。他们的潜能无法展现，而这成为他们更受蔑视的理由。专制社会，处处都可见到对人的蔑视和欺凌。在此蔑视和欺凌之下，人也果然变得猥琐和卑劣。

而在那些强制虽不那么强烈，但也随处可见的社会中，则是人性的渐渐萎靡。在这种社会中，人们逐渐变得沉闷、沮丧。对他们来说，努力工作、积极进取和寄生在别人的劳动上，区别不大。这种社会，奖励失败者，惩罚成功者；赞美寄生者，谴责生产者。既然如此，在这种社会中，也就到处可以看到失败者和寄生虫。

自由和强制就是这样改变和塑造着截然不同的人和世界。

那么公平呢？市场失灵呢？人文关怀呢？这些理由被反市场者念念不忘。应该承认，这方面的问题值得思考和研究。也正是为了解释这些问题，我撰写了书中的那些文章。

一篇序言或者一本书，并不能充分论证自由市场的伟大力量。这种论证将是长期和繁重的任务。在正面临重大社会抉择的中国，所有理解和热爱自由的人，都应该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帮助自由市场体制在中国最终稳固地确立。这是人生最值得去做的事情之一。

我要感谢刘丰和刘英丽，如果没有他们的策划、督促和专业化的工作，本书中的文章很可能不会写成。我还要感谢华夏出版社的编辑李欣利，他的鼓励和认可非常宝贵和及时。

还有许多人应该得到我的感谢。在我的个人知识形成的过程中，他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人数颇多，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今生，我有幸追随这些杰出的人，有幸加入到一个伟大的传统之中，尽我的绵薄之力，推动一项永恒的事业——人类的自由。对此，我备感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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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正在走向黄金时代

Fri, 29 Jan 2010 08:06:36 GMT

现在，骂中国电影的人不少。某些影片，简直遇到的是骂声一片。这些骂声中，许多很有道理，骂得很对，不过，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因此而看不到中国电影近几年来的迅猛发展。拨开这些表面上舆论抨击，下面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电影大发展。这种发展不但迅猛，而且方兴未艾，正如一架正要起飞的飞机。中国电影，正在走向黄金时代。

200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超过60亿元，比2008年增长了40%！2008年，比2007年增长了30%，而不久以前的2002年，全国票房收入还不到10亿元，这几年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25%。

也就是说，虽然不少文化人在媒体上猛力抨击一些电影，但观众却用自己的钞票支持电影这个产业。公众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他们愿意为此付费。虽然尚有许许多多需要改进之处，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但已经取得的巨大发展和进步是不能无视的。

是的，我当然知道目前的中国电影体制还很不健全，还有许多畸形和邪恶的因素。现状并不是玫瑰花园，而几乎是野草一样的丛生和混乱，但如果把焦距延长，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观察，就会看到中国电影的长足进步，而且，这种长足进步不是没有理由的。

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一直在或紧或慢地进行，期间有不少反复和倒退，未来的前景也不明朗，但至少在电影领域，改革的步伐是很大的，并有一些实质性的改变。这些实质性的改变，极大地拓展了电影产业的空间，激励了民间投资电影的动力，从根本上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未必是主持体制改革者的初衷，也许仅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策略，但在几年的改革后，市场化的因素已经进入了中国电影，并且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的文化产业，实行的是严格的封闭准入制。除了政府授予资格的文化单位以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从理论上没有权利生产文化产品。这种制度在出版行业表现为书号控制，在报刊行业表现为刊号管理，在电影行业则表现为电影厂专营和厂名制度。

所谓厂名，就是每部电影开始或者放映完以后，出现在银幕上的电影制片厂的名字，比如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峨嵋电影制片厂，等等。本来，这个厂名只起到标识电影制作单位的作用。世界各国的电影制片企业都会在向观众展示自己的名称，这也是一个广告宣传的机会。

中国的电影制片厂，都是国营的。于是，如果严格执行管制规定的话，只有这些国营电影制片厂有资格拍摄电影。但和其他国营企业一样，国营电影制片厂大多早已奄奄一息，苟延残喘，已经基本丧失了生产和市场经营能力。那他们靠什么存活呢？除了政府直接的财政支持以外，一个重要的支持力量就是出售厂名得来的收入。

只有国营电影制片厂有资格拍摄影片，于是，其他想在中国拍摄影片的投资人，就只好去和这些电影厂合作，虽然是自己投资，但一定看打着国营电影制片厂的名义，也就是用他们的厂名。这当然不会是免费的。我记得，厂名的价格好像是500万元人民币一个。

如此过上几年以后，就形成了事实上的规避管制的行规。投资人投资拍摄电影，但一定要出资500万，买上一个国内某电影厂的厂名，以获得投资和拍摄许可。电影厂基本上不需要投资，不但可以得到数百万元的厂名费，如果谈判得好，还可以分利。当然，电影厂负责电影内容的审核，确保政治正确。

知道了这个内部规则，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好几部著名的电影都是某些并不出名的中小电影厂拍摄的。其中原因就是，某些著名的导演或者演员和该电影厂有密切的私人关系。投资人买谁的厂名都是买，于是，这些小厂就凭借宝贵的私人关系得到了投资人的青睐。

1980和1990年代，这种制度大行其道。这时，虽然电影的管制得到了某种突破和规避，但电影也因此被严格压制，甚至到了几乎窒息的程度。

何以如此呢？原因就在于，这种规避办法的代价是被管制者实行了自我审查。电影厂本来是拍摄电影的主体，是官方电影管制的对象，但现在一转而成了管制的主体。他们在代替官方先对剧本和电影的各个方面进行详尽的审查和监督。如果电影厂审查得好，没有引起政治上的麻烦，就有机会继续出售厂名盈利。一个厂子，一年买上十个八个的厂名，就够吃够喝，不亦乐乎了。如果他们审查不严，就会受到当局惩戒，失去出售厂名的机会。这种损失太大了，足以让电影厂严格审查，宁枉勿纵。

自我审查反而会强化审查的力度，这是政府管制社会的一条规律。中国电影也不例外。因此，投资人购买厂名，付出的不仅是几百万资金，还要接受更为严格的内容审核。由于界限是模糊的，标准是不明确的，这种严格审查带来的麻烦，要远远大于几百万资金的付出。

如果管制仅仅是加大了生产者的成本，那么，消费者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得到商品或者服务。但如果管制还加大了生产者的风险，甚至伴以极大的不确定性，约束乃至禁锢了生产者的生产经营活动，那么，一个行业完全可能因此而衰败下去。

实际上，1990年代的中国电影就几乎衰败无存了。中国公众已经几乎忘记了看电影是什么感觉。如果不是有美国等国的电影事业的蓬蓬勃勃，根据中国的市场现实，几乎可以说，电影是一个被淘汰的产业。

到了2002年，管制终于有了改革。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经过一系列步骤，最终形成的格局是，投资人不需要再向电影厂购买厂名了，而是直接把剧本和相应资料报到政府有关的管理机构，只要经过了管理机构的审批，投资人就得到了拍摄许可证。

看起来，这好像是一种倒退。但实际上，这种改革由于恢复了管制的本来状态，反而消除了危害更大的自我管制。从效果上来说，管制者实际上从主动的状态变成了被动的状态。而且，这种直接的、面对面的管制和审批，也必然使得管制标准渐趋透明和固定。

并非偶然的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电影开始加速发展。一系列大投资的电影投产，一个又一个的票房纪录诞生和被打破。观众逐渐回到了电影院。投资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的文化产业还是大有可为的。

这种市场信息导致了更多的投资人涌向市场。2006年以后，中国电影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1990年代，人们几乎听不到新电影的消息，在大众媒体上也很少看到电影的广告。而现在，报刊、电视、街道、网络上充斥了电影的宣传和广告。一部又一部电影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中国的电影真正打开了市场，赢得了最该赢得的人——观众的关注。

可以说，中国电影，正在步入正轨，开始起飞了。

当然，中国电影体制还有许许多多管制和限制。仅仅放开了一部分，就激发起了如此巨大的发展空间，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电影实现了彻底的开放和自由投资，中国电影将出现怎样的狂飙突进。如果一个小小的香港，可以在电影上和美国、印度三分天下，那么，整个中国的生产能力如果被激发出来，前景难道不是很壮观吗？

自由的人们的创造能力实在是惊人的，即使只有局部的自由。同时，也正因为自由是不彻底的，许多负面的因素就会挥之不去。这时，人们要做的是，充分意识到自由的作用，继续要求更大的自由，而不是为了试图消除某些负面因素而轻率地走向反自由的道路。

致山西省政府官员的一封信

Sat, 09 Jan 2010 16:25:44 GMT

案：某媒体组织专题文章，给社会各界的一封信。约我写其中一篇。我提出，给正在国进民退的路上狂飙突进的山西政府官员们写一封信，告诉他们，他们的行为是多么不明智和不负责。该媒体表示认可。但我交稿后，他们却认为过于敏感，不予采用。这个题材被认为敏感，其实正是国进民退大潮后果的显现——人们已经开始噤若寒蝉了。

山西，曾经是中国的模范省。

今人提到山西，大多只想到煤。但对熟悉中国近代历史的人来说，山西却是另一种形象。近代以来的中国，内乱不断。可是，在记述这些内乱的历史中，山西是一个比较少被提到的省份。很多时候，被历史忘记是一种幸福，代表着人民正在享受平静和祥和。那时的山西，相比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确实可称得上平静和祥和。

晋商，今人仍然赞颂不已。可惜，大多数赞颂者只看到某些晋商的个人魅力和出众的商业才能，却没能看到造就晋商的社会环境。正是这种社会环境，把山西建设成中国的模范省。

现在，你每天都可以遇到环境保护主义者，但你很少遇到另一种环境保护主义者——主张保护社会环境的人。其实，社会环境比自然环境更能影响人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有了好的社会环境，自然就有了好的自然环境。如果没有好的社会环境，不但自然环境好不了，我们也只能生活在贫穷和堕落中。

政府，也就是各位政府官员，是塑造和影响社会环境的主要因素。

晋商的主业，是金融业。提请各位注意，金融业是对社会环境要求非常高的行业。世界上富裕发达的国家不少，但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却屈指可数，不过纽约、香港、伦敦几处而已。何以如此？原因就在于，社会环境一旦恶化，或不够优良，金融业最先感知，或逃之夭夭，或根本就不靠近。只有纽约等几个地方，才能做到让金融家们放手经营、放心经营，于是就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

可见，晋商的金融业大发达，确实值得山西人格外自豪。这种大发达表明，山西曾经拥有非常优异的、今人都难以企及的、世界范围内都不多见的社会环境。

那么，这个环境是什么？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政府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保护好公民的人身安全，阻止暴力侵害，同时，对于不该做的事情，政府绝不越权伸手。这样，社会就得到了一个好的环境，人们可以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安心发展自己的事业。结果，就是政通人和，就是模范省。

可惜的是，尽管拥有令人赞叹的历史，今天的山西省政府，却开始走向错误的方向，开始破坏山西的社会环境。政府这样做的结果不问可知，山西省将离模范省越来越远。

近来国进民退大潮汹涌。在这个大潮中，山西省各级政府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弄潮儿角色。政府出尔反尔，撕毁合约，以近乎没收的方式侵吞私营煤矿的合法财产。我要指出的是，日后，研究者书写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时，山西省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不会被历史忘记的。历史将记录下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并让始作俑者成为永远的反面教员。

各位官员们，是的，今天你们有权力做许多事，人民无力反对。你们可以从中攫取巨额财富。但你们应该思考一件事，这种无本万利的好买卖，为什么山西是模范省时的那些官员不做？为什么世界上其他更优秀政府的官员不做？为什么现在中国那些更富裕省份的官员不做？为什么偏偏只有你们看到了这条致富之路？为什么只有你们这么聪明？

答案是：并非你们比其他人更聪明。你们是在犯其他人不愿意犯的错误。

目前的中国，相对于民间商业，政府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基本上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这真的是全部真相吗？政府真的是无所制约，可以毫无顾忌吗？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山西煤矿近几年的变迁。2005年开始，山西推行大规模的煤矿产权改革，大量煤矿转为私营。产权清晰了。改革初期，私人经营者大量投资，山西的煤矿不仅产量大幅增长，安全形势也大大好转。没错，安全水平是和投资多少直接相关的。而只有确认煤矿属于自己，人们才会愿意在这里长期投资，把煤矿作为自己的产业来悉心经营。而更多的投资就会带来更安全的生产。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一段时间之后，矿主们不再愿意大量投资经营煤矿了，而是转而采用种种层层转手的短期策略。有人说，看到了吧，私人经营就是这么唯利是图。但作为山西本地的官员，你们应该对此心知肚明。实际上，造成这种变化的，恰恰不是私人的短视，而是政府行为的混乱。

在那几年中，出台了多少折腾煤矿的法规和政策！今天关停，明天整顿，一场事故就可以让无数家煤矿停止。投资者们承受了多少损失！当局者一时兴起，一个领导批示，就可以让无数投资者的心血、财富付之东流。是的，我们都不愿意看到悲惨的煤矿事故，但那些动辄“整顿”煤矿的人，可曾提出什么真正减少事故的办法？没有，根本没有！他们的办法就是蛮横地停止生产。至于由此导致的损失，谁关心？反正不是由他们来承担。

面对政府的折腾，任何投资者都不可能再像产权改革初期那样勤勤恳恳地经营了。这种局面就是个逆淘汰——诚实经营者退出，短期策略者胜出。层层转包，临时凑和，尽量减少投资，干一天是一天，破坏性、掠夺性开采，这些看起来是私营业主的机会主义行为，其实都是政府折腾的结果，都是人们应付政府无常政策的办法。没有稳定的预期，会有人几千万、上亿地进行投资吗？

辛辣讽刺的是，随后而至的大潮一样的国进民退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在这个地方，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诚实经营、守法经营、放眼长远是多么的愚蠢！大潮之下，受打击最大的，就是那些大笔投资，想要长久经营的投资者。而那些借助政府权力，捞一把就走的人，反倒没什么损失，甚至还有可观的收益。

有了好的社会环境，持之以恒，人们就会逐渐形成相应的道德。诚实经营者得利，诚实经营者就会越来越多。机会主义者得利，则蝇营狗苟之辈就会充斥世间。慨叹治下民心堕落的官员是否意识到，这些堕落的民心，正是政府行为的产物。有什么样的规则，就会有什么样的胜出者。如果政府没完没了地让人们比较谁更无耻，然后奖励胜出者，打击失败者，那当然最后就会得到一群无耻之徒。

政治是需要高超智慧的，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智慧。政治智慧的核心是什么？是政府官员的自我克制。你们拥有巨大的权力，但这不等于你们就可以实现优良的统治。恰恰相反，只有克制住权力的冲动，谨守政府的边界，才能得到优良的统治。

一种错觉以为，拥有不受限制权力的官员，才是强大的官员。这种错误太离谱了！许多山西官员，其实都深受权力的另一面之苦。半夜里电话铃声响起，对官员来说，比噩梦更可怕。你们权力伸到哪里，压力也就随之而来。你们可以对私人投资者予取予夺，但这绝不是没有代价的。实际上，与那些克制自己权力、尊重社会秩序的官员相比，你们承受的压力太大了！你们的风险也太大了！

真正拥有政治智慧的官员，看起来好像颇为无力，不那么威风凛凛，需要耐心地在不同社会利益之间协调，需要尊重他人的许多权利，不能肆意妄为，但这些官员，不但治下的社会兴旺发达，而且官员本人也受人尊重，生活充实，心态平和。也许他们不是暴富，但他们也无牢狱、“双规”之忧。前车之鉴不少，后人哀之而不鉴之，诚可叹也！

一封短信，不可能一言以兴邦，惟愿在各位官员心中留下一点印记，让各位官员意识到，这世界上还有一种名为政治智慧的东西在。这种智慧，不但有利于社会，也极有利于各位官员。至少，如果我们的家乡足够好，大家就不必时刻准备着逃离，不必费尽心力把子女送到异国他乡，并因此担惊受怕和忍受骨肉分离。

要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还有谁比各位更有机会、更有责任呢？是继续肆意放任权力，还是从现在开始学会尊重别人的权利，选择在你们手里，代价也在不远处等着你们。

“馒头办”进驻中央

Wed, 06 Jan 2010 12:13:03 GMT

前几年，郑州市“馒头办”（全名是馒头生产销售管理办公室）和市内各区的“馒头办”，当众上演争夺管制权的丑剧。舆论大哗。公众惊讶地获悉，馒头居然有专门的管理办公室，被一大帮政府官员，拿着纳税人的资金在管制。

由于情形实在不堪，结果，争夺管制权的双方谁也没达到目的。郑州市政府随后撤销了市区两级的那个滑稽的“馒头办”。政府管制的汪洋大海总算少了一瓢水。

郑州的“馒头办”虽然被撤销了，但创办“馒头办”的念头并没有在中国广大公务人员的头脑中消失。更重要的是，理解、赞许，甚至要求、敦促公务人员创办类似“馒头办”机构的公众大有人在。许多公众无可救药地地相信，如果政府官员不对市场进行管制，许多事情就会一团糟。

公众舆论的支持或者默许，让政府官员利用公共利益寻求私人和部门利益的冲动披上了道德和正义的外衣，而大行其道。于是，“馒头办”的故事就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重演。

这个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就是《粮食法》。“馒头办”准备进驻中央了。

最近，媒体披露，十四个中央部委组成的多个《粮食法》立法专题调研组，已经结束了长达数周的基层调研，陆续回京。一位官员说，“各个小组都已经回来了，目前正在整理调研报告。”他预计，在这些调研报告的基础上，酝酿已久的《粮食法》有望在今年上半年初成草案。

馒头是郑州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商品，而粮食是全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商品。政府应该对这种重要的商品进行管制。这种逻辑在许多人看来毫无可疑之处，相当于天经地义。可是，实际上，这种逻辑非常荒谬和错误。

肯定会有许多人坚持认为：粮食实在太重要了，因此生产和销售不能交给市场去自发调整，而必须由看得见的政府官员去直接管理。当然，这些政府官员可能会失职或者腐败，对此应该加以监督和惩治，但不能因此就放弃对粮食的管制。

我建议这些人抬头看看现实，看看自己每天吃的粮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他们肯再花一定时间，查阅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粮食的管制史，就更好了。

改革开放以前，粮食的生产和销售完全由政府控制。那时候，用管制这个词是不合适的，管制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局部控制。而当时的粮食，是由政府全面彻底控制的。农民只能把粮食按固定的价格出售给政府。城市居民只能从国营粮店凭票证购买粮食。

那个时候，粮食安全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人们总是有挨饿之虞。即使后期可以吃饱了，但也仅仅止于基本供应，至于质量和口味，如今日之优质大米、多种专用面粉，闻所未闻。

后来，国营粮店消失了。今天大家都是到私人粮贩、超市那里去购粮。人们因此而挨饿或者受勒索吗？不，人们得到了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丰富供应、优良质量和殷勤服务。

过去的人们，说起“富强粉”，就好象是在说什么奢侈品，今天的人们，却只担心这种细粮吃得太多会不利健康。过去，如果国营粮店的某位职工坚持长期给消费者送货到家，他很有机会评上全国劳模。但对今天的粮贩来说，如果他不这么做，自己都会觉得不安，怕因此失去顾客。

政府供应和私人供应之间的差别，非常清楚和明显。从这种对比中发现某种规律，难道很难吗？我实在有些不理解，稍一思考就会破除的对政府的迷信，怎么会那么顽固呢？

再来说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粮食的管制史。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粮食的收购、流通几次三番地管制、放松、再管制、再放松地折腾。自己制造出一个“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困局。如果你是一个旁观者，对当时政府政策来回的改变，只能归结为无厘头。“卖粮难”“买粮难”交替出现。政府为此付出了数以千亿计的财政资金。结果只是养肥了粮食系统的一大批贪官，并制造出顶上只有薄薄一层粮食的粮仓。真不知道，这种骗局怎么会促进和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好在中国的经济体总量足够大，对各种折腾的应付能力还比较强。私人经营者也足够吃苦耐劳。中国的粮食生产总算没有被不可理喻的管制压垮。产量逐年提高，全国人民其实已无粮食安全的问题。不过，在人们设法化解、绕开政府管制的过程中，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形成了畸形的格局。在此格局下，国有垄断集团得到了攫取超额利润的机会，一些政府部门也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和收入，而广大农民则失去了许多应得的利益。

改变这种畸形格局的唯一办法就是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破除种种垄断和管制，让市场来调节粮食的生产和流通。但是，事情总是难以尽如人意。一方面，近年来，丑化市场经济的声音越来越大，不明道理的公众也糊里糊涂地跟着起哄，市场导向的改革变得艰难。另一方面，畸形的格局造就了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现在发现了固化自己垄断地位的新方法，那就是打着法制的旗号，推出形形色色其实是行政文件的所谓“法律法规”。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紧锣密鼓的《粮食法》。

不过，《粮食法》其实并不仅仅是垄断集团固化自己地位的工具，同时，也是垄断者之间划分彼此势力范围的工具。更高层次的管制者，在行为方式上和郑州市区两级的“馒头办”没什么区别，都想为本部门争取到更大的管制权。更大的管制权当然意味着更大的收益。区别仅仅在于，层次越高，对市场体制的破坏性越大。

此前的权力分配，粮食生产环节由农业部负责，粮食流通、加工环节由粮食局（还有一个国家级的粮食局，你没想到吧）负责，粮食消费和进出口环节则由商务部负责。这种拦腰斩为三段的管理体制非常可笑。你可以想象，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个综合性的农业生产集团将要被迫和多少官僚打交道，办一件事要盖多少公章。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至今都没有如正大集团那样的全产业农业集团，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合理的解决办法是把这三位佛爷都打发走，让市场自己去运转。但政府官员们当然不会这么想。他们不但不想放弃可笑的管理体制，反而想让本部门攫取更大的权力。粮食局等部门就希望能通过《粮食法》来控制生产、流通、消费等整个粮食产业链。观察《粮食法》的立法过程，和各位官员的种种说辞，为人民服务的表面下，争夺权力的嘴脸清晰可辨。

《粮食法》是近年来计划经济思路全面回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一再表明，市场放开到哪里，哪里的商品和服务的产量质量就会大幅提高，人们的生活就会因此而改善。而反市场的措施在哪里回潮，哪里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产量就会大幅降低。一些重要产区的煤矿乱局，已经造成了煤炭的供应紧张。而《粮食法》如果真的推出，也必将大幅抑制中国的粮食生产，减小粮食生产者的收益，并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的国家粮食安全。

公众也许很难直接改变政府官员的行为，但公众普遍认同的观念对政府的政策其实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如果公众普遍接受、甚至呼吁政府的管制，那么，我们就只好接受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和道德的堕落。相反，如果公众普遍接受自由市场体制，那么，政府官员一意孤行，继续扩张权力的步伐就会放慢，甚至会被终止。因此，改变我们自己的观念，是改变政府错误的公共政策的第一步，也是非常有效、非常根本的一步。

土地制度造成拆迁困局

Wed, 30 Dec 2009 02:41:13 GMT

各地的拆迁，引发了无数暴力冲突，甚至致死人命，已经多次成为舆论的焦点。有关政府部门也在着手改变这种官民激烈对立的局面。这种做法很好，至少比置之不理、严厉打击要好，但是，如果不能正确把握问题的核心，仅仅采用一些局部调整和权宜之计，绝不可能有效解决拆迁这个利益重大，因而也冲突激烈的社会问题。

到目前为止，政府提出的应对拆迁困局的调整政策，都是技术性的局部调整政策，不难预见，这些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拆迁问题，如果操作不当的话，还很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

围绕着拆迁，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比如：

（一）拆迁户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不仅很难拒绝拆迁，而且往往得不到合理补偿。拆迁户因此非常不满，并有人激烈反抗。这个是舆论最为关注的冲突。

（二）拆迁户要价过高，建设项目因此不能进行，或者只能接受过高的成本。不管建设项目是公共设施、住宅还是商用，这些过高的成本最终都会加在最终消费者身上。舆论一般不关注这方面的冲突，但实际上，这种过高的建设成本对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是什么好事。

（三）为了顺利拆迁，建设单位、开发商和政府有关部门上下勾结，欺压拆迁户。这导致政府腐败和官民矛盾。

（四）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地拆迁时，县乡村干部的权力非常大，而且几乎不受制约。他们往往在拆迁中攫取了巨额利益，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和底层民众利益严重受损。

当然，其他还有很多复杂细致的矛盾和冲突。

要问的是，在中国，为什么拆迁会引起这么多、这么复杂的冲突呢？

拆迁是一种交易，开发者拿出资金或者住房，换取拆迁户住房所在的土地。市场中的交易很多，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多。许多交易，对交易各方来说，都是愉快的过程，为什么偏偏拆迁这种交易，伴随着那么多冲突和混乱呢？

答案就是，在现有的制度条件下，拆迁是交易中最困难、最棘手的那一种。这种交易就是双边垄断交易。所谓双边垄断交易，就是你只能从我这里买，而我也只能卖给你，双方都别无选择的那种交易。

关于双边垄断交易，经济学家常用的例子是拾到死尸以后，拾尸者和死者家人之间的交易。拾到的死尸，只能卖给那家人，别人是绝不会要的，倒贴钱也不要；想要拿回死尸的家人，只能从这个拾尸者手里去买，旁的尸体是绝不会买的，再便宜也不买。

这种交易，自然十分困难。双方都不能放弃交易，但又都想利用对方别无选择的机会敲一把竹杠。

说到拾尸，读者自然会联想到不久以前的大学生救人溺死、捞尸队高价捞尸案。是的，那正是一个双边垄断交易。在那个交易中，捞尸队之所以那么无情地要求对方一定要事先付清全款，正因为他们深知这种双边垄断交易很容易出问题。一旦没掌握好，就要吃亏。

如果对方没有付清钱，你就把尸体捞上来了。你就会立刻陷入被动。第一你不能把尸体再扔回去，或者做什么损害，那样是犯法。第二对方坚持不付费，你毫无办法。基本上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拿走了事。追着要钱的舆论后果是很严重的。

那么，拆迁是双边垄断交易吗？对，正是。

按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无论是商业开发，还是市政建设，土地都是由国有土地管理部门统一控制的。政府按照规划统一决定开发哪块土地，何时开发。即使是开发商用地，也都要通过政府来购买。买家只有一个。

卖家呢？开发商看中一块地，历经复杂的程序，其间不免有种种打点，国有土地管理部门终于批准他开发，他当然只能盯住这块地。这块地上的拆迁户就成为唯一的卖家。开发商几乎不可能转而去开发其他土地。前提的打通政府关节的投入太大了。

开发商只能买这块地上的房屋，以开发下面的土地；拆迁户可以把房屋卖给其他人，但不能把房屋下的土地卖给其他人，也就是说，不会有别的开发商赶来出更高的价钱，于是，就形成双边垄断的交易。

双边垄断交易本来就已经很棘手，现在其中一方还是拥有合法暴力的政府（在开发商身后），这种情况下，拆迁形成种种乱局，造成种种冲突，激化官民矛盾，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如果土地产权是清晰的，而不是像现在中国这样笼统地属于国家，就不会形成这种双边垄断交易的局面。正常情况下，如果某个拆迁户要价过高，开发商会转而开发其他土地。同时，也正因为开发商可以转而和他人交易，拆迁户会意识到，自己要价过高，是不明智的。

同样，如果某开发商开价过低，低于该地区土地的市场价值，就会有其他人赶来，出更高的价钱购买土地，拆迁户的利益不会被忽视。土地开发者之间的竞争是对拆迁户的最好保护。

两个事实可以验证上述推理是成立的。

一、为了中外对比，国内媒体也找到一些国外钉子户的例子。但实际上，国外的钉子户，往往是基于非经济因素而拒绝搬迁，比如怀念旧居。也正因为是出于感情因素，这种钉子户是极少数的。绝大多数人禁不住金钱的诱惑。他们也确实可以因为拆迁的合理价格而得到好处。因此，绝大多数拆迁都可以通过经济协调顺利解决。

而中国正好相反，绝大多数拆迁纠纷，就是因为经济利益谈不拢。本来，交易双方谈不拢价钱，放弃交易，另找他人即可。但双边垄断交易下，无法另找他人。交易一方又是政府，巨大的经济利益激励下，难以克制使用暴力的冲动。结果，就是一出出的暴烈冲突。

二、北京这样的城市中，许多沿街的居民楼，底层住户往往都将自家改为商铺，或者租给他人做商铺。如果你把某个楼的商铺改造看作一个整体工程，就会发现，这个也不算小的工程，很多时候，居然一个钉子户都没有。所有的底层住户都破门拆窗，开起了买卖。

为什么这时的钉子户就那么少呢？因为这里不是双边垄断交易。某户不愿意改商，没人会强迫他，但他会失去机会，和交易擦肩而过，眼睁睁地看着左邻右舍挣钱。事实表明，很少有人禁得住这种诱惑，而刻意维持清净的闲雅生活。据说不爱钱的人很多，奇怪的是，生活中很少见到这种人。

可见，缓解拆迁困局的唯一办法就是设法改变双边垄断交易的局面。有的双边垄断交易是无法改变的。但拆迁这种双边垄断交易，完全是现行的、不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土地制度造成的，是人为造成的，也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改变的办法就是放弃畸形的土地制度和农地控制制度，让土地供应多元化。到那时，拆迁就将成为城市发展的极大动力，而不是人们之间互相争斗的源泉。

我对政府近期推出的改变拆迁法等办法持悲观态度。这种小修小补不可能解决拆迁困局。而想要绕开土地制度，想出什么其他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许多矛盾和问题，深入分析下去，根源都在于土地制度。拆迁困局其实是土地制度造成的诸多社会弊端中的一种，但并不是最严重的那种。问题和矛盾正在逐渐积累，变得越发严重。就看人们有没有主动变革的知识和勇气了。

这正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Wed, 23 Dec 2009 04:25:52 GMT

　　或许是实在对哥本哈根的闹剧不耐烦了，薛兆丰对英国某爵士主张素食的理由讽刺了一下。据说，供人食用的牛会放出许多甲烷屁，结果增加温室气体，因此爵士建议，最好大家都不再吃牛肉了，改吃素，甲烷自然减少。

　　薛博士问道，如果人不吃牛肉，转而像牛那样去吃素，岂不是牛屁变成人屁？温室气体怎会减少呢？在自然母亲面前，既然牛无权放屁，人不应比牛有更大的屁权。

　　许多人认为薛博士这种质疑简直是吹毛求疵，或者是无理取闹。他们认真地指出，人和牛的消化系统有所不同，还讲解了一番植物纤维素的知识。

　　对哥本哈根那场闹剧，我比薛博士更加不耐，不耐到根本就不愿意理睬。不过，薛博士对人类屁权的质疑，倒让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不懂植物学和畜牧学，不能从纤维素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薛博士果然是经济学专业人士，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入骨髓，于是就见到了人所未见。仅仅为了具备这种思维方式，经济学就是一门值得钻研的学问。

　　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机会成本。虽然人人在行动上都按照这个规律去做事，但自觉地理解这个概念的人，却并不很多——甚至很少。

　　一件事情的成本，并不是为了做这件事直接付出的代价，而是因为做这件事而不得不放弃的其他事情中，价格最贵的那个。

　　说起来有些绕，举例解释一下就清楚了。你晚上去看电影，成本不仅仅是那张电影票和来回交通费，更主要的成本是，如果去看电影，那你晚上就不能做别的事情了。那晚上你可能做的其他事情，其中最重要的那个，再加上电影票等费用，才是你看电影的全部成本。

　　如果那晚你本来可以和巴菲特一起吃饭聊天的，那么，你看电影的成本就很高了，高到很少有人能承受，因此，现实中，我们不会见到有人为了看电影而放弃和巴菲特共进晚餐。

　　机会成本的概念，薛博士和我本人的其他一些文章中早有解释，这里只是略为复述一下。我要说的重点是，机会成本这个概念中，包含有“比较”的含义。理解了机会成本这个经济学概念以后，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就会具备一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如果一个方案被否定了，被取消了，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这个替代方案，和原来那个方案相比，是更好了，还是更差了？

　　没有理解机会成本概念的人，往往不具备这种“比较”的意识。他们的“常识性”思维是这样的：某种方案有许多弊端，那么，就应该取消它，这样，就消除了弊端。我称这种人为线性思维者。他们的思维只能沿着一条线进行，从不左顾右盼。

　　牛放屁，也许确实会制造出甲烷。这件事看上去不太好。线性思维者自然就会想，既然如此，不养牛就好了，不养牛，自然没有牛屁，也就自然没有甲烷了。线性思维者就不想想，原来的方案是人吃牛肉，如果不能吃牛肉，人就要吃其他东西。人吃其他东西以后，会不会制造出更多的甲烷，或者其他温室气体呢？

　　薛博士是这样想的，并提出了他的质疑——或者说是讽刺。可见，薛博士不是线性思维者，他有“比较”的意识，是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拥有者。

　　和薛博士掰扯植物纤维素的有关知识是不得要领的。薛博士的意思，并不是分析植物纤维在人体消化道中的运行机理，而是想帮助那些线性思维者建立起“比较”的意识。这件事非常有必要，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件事很不容易。因为不容易，我们才成立专门的学会——铅笔经济研究社，来和薛博士一起做这件事。

　　机会成本，或者说“比较”的意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世界上的任何事务，都是利弊兼备的。没有那种两头甜的甘蔗。我们并不是在两头甜的甘蔗和一头甜的甘蔗之间做选择。这个意思还可以用许多其他方式表达：比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不可能既吃饼还有饼，等等。

　　任何方案，必然兼具成本和收益。人们要想得到这个收益，就必须付出那个成本。想要在人群中生活，就必须忍受别人的存在。想要中大奖，就必须买彩票并准备好不中彩。想要看电影，就得对着银幕呆呆地看上一两个小时。没办法让成本为零。当然，人们可以通过制度变革、技术创新等手段来减少成本、增加收益。世界就是这样变得越来越好的。

　　被许多环保主义者指为弊端甚大的方案，其实都是人类改进成本收益比例以后的成果。汽油内燃机看上去污染很大，但它代替的是污染更大的蒸汽发动机。相比煤炭，石油是非常清洁的能源。农民进城用煤气做饭，似乎提高了碳排放。但农民进城以前，要靠大量砍柴、烧柴来获得能源，那时的碳排放要多上好几倍。人们吃牛肉或许会增加一些甲烷，但却可以让那些原来吃不到牛肉的人得到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体力。

　　如果没有新的技术出现，仅仅因为这些现行方案还需要成本，就主张取消它们，结果只能是回到更糟的状态，让人们付出更多的成本，而只能得到更小的收益，而绝不会奇异地飞升到精妙的、成本为零的境界。许愿或者祝福并不能代替时间、钻研和劳作。

　　在那位爵士看来，不吃牛肉或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还有许多其他方法获得蛋白质。但对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牛肉非常重要，最好能继续吃。如果有学者能够研究出更高效的畜牧技术，能够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让牛少放屁，或者把甲烷变废为宝，这才是真正的进步。如果没有这种新技术，而只是简单地要求人们不吃牛肉，那就是胡闹。大家凑到一起，在某地胡闹，就是不卖票的闹剧。

　　研习经济学，确实可以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可以帮助人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这个世界，理解他人的行动。没有学过经济学，人们仍然会对世界和他人的行动有一些理解，但这种理解很可能是片面和错误的。经济学并不难，但不学习、不钻研，也不可能掌握。没有学习，却可以自发地理解如机会成本、边际这样的经济学概念，可能性非常之小，当然也就很难具备相应的那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如果没有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人的脑子里，会有什么替代物？这个替代物是更好，还是更差？

　　这还用问吗？

到底什么是法治

Wed, 16 Dec 2009 13:54:00 GMT

法治，是讨论许多社会问题时的必不可少的核心概念。一个法治社会是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但到底什么是法治，人们之间却并没有一致的意见。

人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最主要的是对于到底什么是法治必不可少的要素，认识不同。结果，就无从分辨本质性的和技术性的要素。所谓本质性的要素，是指，如果没有这些要素，就可以说，法治不存在了。如果这些要素被破坏，就可以说，法治被破坏了。

技术性因素则是附着在具体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在不同的社会中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不能根据这些技术性因素来判断法治是否存在，也不能用来判断法治的发展进程。

比如，一般人都认为，法治首先要有一个成文宪法，但英国这个无可置疑的法治国家，却没有一部如美国宪法那样的成文宪法。英国宪法体现为一系列宪法性文件。看来，是否有“某某国宪法”那样的成文宪法，不能作为是否是法治国家的判断依据。

再比如，陪审团制度是普通法国家普遍使用的制度。普通法国家，许多都是很好的法治国家。但同样是法治国家的西欧大陆国家，却没有典型的陪审团制度。而根本谈不上法治的苏联，却有所谓的人民陪审员。看来，是否有陪审团，不能作为法治的判断依据。

那么，到底哪些要素是法治必不可少的本质要素呢？

这个问题让我困惑了很长时间。对这个问题，我不敢轻易地下什么断语。翻看那些宪法研究著作，在逻辑和学理里转来转去，也一直没有找到简洁清晰的答案。我甚至怀疑，是否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说，这个问题是否有简洁清晰的答案。

终于，我找到了一本这样的书，完全就是我想要的那种书。只是薄薄的一小本，不到100页，“一部专门针对亚洲文化背景、并且主要是为了帮助亚洲与西方学者就法治问题展开对话而撰写的”。在这本小册子里，作者对相关的发展历程略作介绍以后，直接进入对法治核心概念的列举和介绍。

作者为法治列举出了九个核心的、不可缺少的特征，或者说九个核心要素。根据这些要素是否存在或是否被破坏，可以判断法治是否存在或是否被破坏。

一、立宪主义

宪法是一种声明，阐述某国人民共享并同意用于自我约束的基本规则和价值观念。宪法是一个社会的根本概念。

宪法应该是某种合约性文件，而不是仪式性或者说明愿望的文件。我们的确在某国宪法中看到很多说明愿望的条文。看上去，这个宪法更像是道德训诫书。不管它叫什么名字，那个文件当然不是宪法。

从根本上来说，宪法必然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或者说人民）之间磋商的结果。这里的重点在于，这个过程是磋商，而不是简单的票决。整个过程要设置种种程序，尽可能完整准确地表达人民的意愿。回顾美国宪法的起草和协商过程，我们可以更加理解这个复杂的磋商过程的含义。

二、法律约束政府

政府本身必须接受法律约束的概念，是西方对法治学说的贡献的核心。的确，尽管其他文明中也可以找到统治者权力受到某种限制——宗教的或者观念的约束——的情况，但除了西方文明的其他人类文明，并没有系统地提出要用法律来约束政府这个重要的概念。实际上，一直到今天，对许多国家的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论证和传播的观念。这些国家的人们，更愿意信任开明的统治者，或者信任精干的官僚体系，而不是把他们关进法律的铁笼子中。

用法律约束政府，在实际中就要求必须有某种方法，测试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如果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进行这种测试，则法律约束政府就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什么时候才会有宪法法院？

三、独立的司法部门

三权分立是广为人知的政治术语。作者却指出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在不少西方国家中，实际上，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是混合在一起的。看来这种混合并没有破坏法治。实际上，像美国那样实行典型三权分立的国家，并不是太多。

但是，司法权的独立，却是毫无例外的。西方所有主要法律体系均设有一个独立的、显然与政府其他部门分立的司法部门，另外两个部门不得将司法部门的成员解职。

四、必须公平地、前后一致地应用法律

实现这个要求绝不容易，并不是在法律中写入相应条文就可以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日积月累的努力才有可能。

尤其对于那些有着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人们往往认为司法会对不同民族、宗教有所差异。因此，只有政府各个部门长期坚持公平，才有可能建立法治。

五、法律具有透明度，任何人均可运用法律

法律的透明度包括两个含义：（一）法律必须广为公布。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当然的，但其实并非如此，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故意隐瞒法律，甚至理直气壮地隐瞒法律的例子。在不少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有待实现的努力目标。（二）制定法律的过程也应当是透明的。如果法律就像皇帝的圣旨一样，单方面由统治者直接公布，其他人不知道这个法律是如何起草和通过的。那就不符合法律透明度的要求。

法律的可运用性是一个较为困难的目标，要求相应的财政支持和程序保障，比如法律援助这样的制度安排。

六、法律的应用有效而且及时

“迟到的公正就是剥夺公正”。可惜，世界各国的法院基本都面临着资源紧张、案件积压的局面。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不仅在于增加对法院的资源投入，允许民间的自我裁决机制自由发展，也是缓解司法资源紧张的有效途径。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为了避免枉法，法律设定了种种程序性规定。如果有某官员试图压制法院改变程序性规定，以尽快结案，这当然是对司法独立的侵犯。从这个角度说，法律的程序性和效率性是一对矛盾，有时不可兼得。

七、财产和经济权利包括合同受到保障

这个目标最大的反对力量就是对平等的追求，对那种结果平等的追求。

许多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都由于对平等的追求，因此仇视而且攻击本国的资本主义企业，没收他们的财产，侵犯所有者的财产权和经济权利。这些国家当然别再谈论什么法治了。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控，也在时时刻刻地破坏人们的财产权和经济权利。把对这种破坏的批评和谴责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是很有必要的。破坏自由市场制度，实际上就是在破坏法治。

八、人权和智识权利受到保障

一系列国际公约规定了人权保护的原则。这些文件的重点是制约政府的行为，以防止政府剥夺个人的权利。不过，在保护人权这个问题上，政府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政府也有责任进行干预，防止他人侵犯一个群体或个人的人权。

九、可通过既定程序改变法律，该程序本身具有透明度，任何人均可运用该程序

法治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它具有促进法律有序演变的能力。但法治变化的原则是仍然符合广泛的个人权利、立宪主义及对政府的专横行动制约的价值，此类价值即为法治的本质。

以上九项内容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构成法治的核心要素。在研究法治时，当然首先要分析什么是核心要素，但同样重要的是，要分析和认识到什么不是。这对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

法治，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在追求时，我们至少应该知道，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不能为了追求某些技术性、非本质性的目标，而丧失核心要素，更不能为了某些策略性的目标，而牺牲核心性的要素。

对法治的追求，往往不能顺利进行，会遇到种种困难和艰险。这需要人们的努力。同时，对法治的追求，总会不可避免地夹带许多个人的私货。其中许多私货，其实是违反法治的。要想做到不偏不倚，正确地认识法治当然至关重要。

《法治：决策者概念指南》，[美]巴里·海格（Barry M. Hager）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资本是个好东西

Tue, 01 Dec 2009 17:13:45 GMT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几乎一无所知的人，也会糊里糊涂地念叨马克思的这句话，其实他们根本说不清楚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资本”是个坏东西，这个观念却已深深植入人们的头脑。以至于“资本主义”这个本来中性的描述性词汇也成为当然的贬义词。

资本，到底有什么邪恶之处？

资本，按经济学的本义，就是用来产生财富的东西，或者说，资本是帮助人们获得财富的人类产品。这其中的要点是，资本必须是人类的产品。自然界的产物是不能被称作资本的。否则，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就是资本丰富的国家了。可实际上，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都极度欠缺资本，迫切需要外国资本的输入。这是因为，自然界的产物，很少可以直接拿来供人们消费。人们要想使用这些资源，必须进行某种生产，而生产就需要资本。没有资本，自然资源再丰富，也没多大用处。

稍具文明水准的社会，都会存在交易市场，也就会存在货币。人类的产品，在这些社会中会以货币的方式进行计量和交换。因此，作为资本的人类产品，往往以货币的形式出现。也正因此，痛恨资本的人也就会同时痛恨货币。历史和现实中，充满了不懂经济学的人对货币的诅咒和愤怒。一部文学史，差不多同时就是谴责货币史。

谴责归谴责，但人类从来不能离开货币化的资本。资本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对资本的这种作用，十九世纪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他的著作《资本实证论》是这方面的扛鼎之作。

说到这本书，应该首先说说书名。“资本实证论”，听上去有些怪异。实证指的是根据某些现实材料或者数据进行验证性的研究，实证的对应概念是逻辑推演。莫非这本书谈的是资本的实际应用问题？可实际上，这本书的理论性极强，几乎没有现实材料。那么，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书名？

看看英文书名，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德文原名呢？Positive Theorie der Kapitales，原来，“实证”这个词对应的原文是Positive，可这个词分明没有实证的意思。这个词的意思是积极的、正面的、肯定的。原书名的忠实译法应该是：资本的肯定理论，或者干脆译为：资本是个好东西。

一看中文本的出版时间，真相大白了。中文译本出版于1964年。那个年头，如果有人出版一本名为《资本是个好东西》的书，即使是商务印书馆这样的百年老店，也无异于自杀式的行为。也真难为译者和编辑了，不知他们怎样反复商量，才想出这样一个虽然有些怪异，但总算可以交差的译名。

庞巴维克这本并不易读的理论书，说来说去，是为了证明一件事：为什么说资本是个好东西。再一读经济学思想史，更清楚了。这本书基本上就是针对“资本来到世间……”这种从头错到尾的经济学理论而写作的。庞巴维克是鼎鼎大名的主流经济学家，还是当时的列强之一奥地利的财政部长。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到处流行，庞巴维克很不耐烦。他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流行，是因为真正的高手没有登台比试。他这个高手打算“该出手时就出手”，直接驳斥一下马克思攻击资本的《资本论》。高手一出，果然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驳斥得体无完肤。马老自己都不好意思把《资本论》继续写下去了。于是，就只有一部没有完成的《资本论》。

有痴人会立刻说，马克思万古流芳，庞巴维克今安在？在历史的垃圾堆中向隅而泣去吧！确实，马克思的知名度比庞巴维克高得多，马克思主义也仍然很流行。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在庞巴维克以后就已经破产了。“剩余价值”理论什么的，只在精神病学和社会学上才有分析的意义。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发展这些理论，只能是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资本不是什么肮脏的东西，资本是对人类非常有用的东西，是非常好的东西。

庞巴维克是怎么证明资本是个好东西的？

核心思路就是迂回的生产方式。迂回的生产方式，对应的是直接生产方式。比如，你去砍柴，直接用手去撅树枝，这是直接的生产方式。这么干活当然很累，很痛苦。你的手会很惨，一天也撅不了多少树枝。于是，你转而去买一把柴刀，用柴刀去砍柴。这就是迂回生产。所谓迂回，就是你并不直接去生产柴，而是拐了个弯，先去弄一把柴刀来，然后再拿柴刀去生产木柴。迂回生产的好处是，生产轻松多了，效率高多了。同样是一天，你用柴刀，比用手直接去撅树枝，当然可以生产更多的木柴，手也不那么惨了。

遗憾的是，你这时就需要资本了。柴刀就是资本。如果你事先没有攒下足够的钱去买柴刀，就不可能拿着柴刀去砍柴，就不可能迂回生产。

如果你有再多一些的钱，也许还可以买一辆手推车，那样，就可以把砍下来的柴比较轻松地运回家，而不用辛辛苦苦地扛着柴回家了。

如果你有更多的钱，非常多的钱，也许可以订购一个机器人，让它帮你去砍柴。你在家喝茶就行了。据说现在德国人摘苹果就是用特殊的机器，这种机器可以高频摇晃苹果树。苹果纷纷落下。如果再有专门捡苹果的机器，果农确实可以在旁边悠闲地喝啤酒了。

迂回生产理论可以发展出一大堆很有意思的理论，比如用来解释商业周期。这里，我们就只看看资本的好处吧。

显然，资本是迂回生产方式能够出现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迂回生产方式只有借助于资本才能建立和不断发展（迂回程度越来越远）。因此，庞巴维克概括说，所谓迂回生产方式，也被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相反的概念不是社会主义生产，而是原始的直接生产。当然，我们一般把比较复杂的迂回生产才称为资本主义生产。仅仅有一把柴刀，和直接生产也没多大区别。问题的重点在于，那些自称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生产同样需要大量的资本，否则，他们就只好直接用手去撅树枝。想喝上壶热茶，估计要忙上大半天——或许一辈子都喝不上，别忘了，壶和茶叶都是要花钱买的。

那些仇视、攻击资本的人不知道，他们所仇视攻击的东西，实际上是帮助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东西。正是因为有了资本，人类才能摆脱直接的、只能依靠自己体力进行的劳动，去借助自然界的力量——水力、电力、爆炸力、机械力等来进行生产。这种资本主义生产，不但让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大大降低，而且生产效率、生产能力大幅提高。一台挖掘机加一个司机，比几十个壮工还能干。一公斤炸药的力量，相当于几十上百人抡镐忙上好多天。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可以让一大帮AK47（或者红缨枪）持有者永远保持安静。

人均资本的多少，区别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土地、矿产、水利、森林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他们欠缺的，就是可以组织迂回生产的资本。他们没钱购买联合收割机，只好挥舞镰刀去流大汗。他们没钱购买开矿机和钻井设备，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地下的财富不能开发，自己在那里受穷，每日为三餐奔波。他们没钱购买坦克，只好让士兵们组成“血肉长城”。而在那些资本丰富的国家，不但财富每日都在大量产生，人们生活富足文明，而且，繁重的体力劳动基本上已经消失了。人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和服务业。现在的发达国家中，仅存的重体力劳动者，可能就是职业体育运动员了。乔丹们是真辛苦！

我实在不知道仇视资本的人想要得到什么。他们很热爱那种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吗？他们不愿意看到人们摆脱繁重的劳动吗？他们只愿意看到流汗的身体和痛苦的辛劳吗？资本不是人剥削人的工具，恰恰相反，资本是人与人之间建立有效协作的工具。资本让人们可以利用自然力来进行生产。为什么要仇视这种有益无害的工具呢？

理解了资本的好处，也就可以回答那个自古以来的愚蠢问题了——你们贪得无厌、无休止地挣那么多钱干什么？是的，一个人的消费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人们根本没必要创办巨型的企业，挣上多少多少亿的利润。但是，只有获得这些盈利，并把它们储存起来，人类才能拥有足够的资本，才能建立更复杂、更高效的迂回生产方式，才能让更多的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更像一个人那样生活，而不是一辈子充当机器或者牲口。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吗？

理解了资本的好处，也就可以知道那些鼓吹“节制资本”的人是多么荒谬和可憎。人类社会，要想更加文明，要想更多的人像人一样生活，就必须拥有更多的资本。节制资本，无非得到两种结果：一是资本被节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被压制了，更多的人只好回到挥舞镰刀的状态。人被当作牲口。二是私人资本被节制了，那什么资本发展了？还用问吗？国有资本、官僚资本就可以大发展了。也许有人乐于看到这种状态。随他们的便，但请他们不要以自由的名义鼓吹这些玩意儿了。那是对其他人智力和道德的侮辱。

《洞穴奇案》

Sat, 28 Nov 2009 17:11:26 GMT

《洞穴奇案》，[美]萨伯（Peter Suber）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1949年，美国法理学家Lon Fuller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虚拟了一个复杂的案例。这个案例是这样的：

五名洞穴探险协会的会员，出发去一个洞穴探险。由于此行风险不小，临行前，他们把要去的地点和预定返回的日期告知了探险协会的人员。这样，如果探险出意外，他们会及时得到救助。

探险果然发生了意外。当他们五人进入洞穴深处以后，山崩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岩石落下来，彻底挡住了洞口。他们出不去了。由于他们没有如期返回，探险协会的工作人员通知了有关方面。一支营救队很快来到了现场。

营救非常困难，山崩还在继续。一次突发的剧烈山崩夺去了十名救助人员的生命。探险协会的自有费用很快用完。公众捐助和政府的拨款被投入营救工作。终于，在五名探险者被困山洞三十二天以后，他们得救了。

可惜，在这三十二天中，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探险者随身仅带有少量的食品。在被困二十天的时候，探险者设法通过无线电和洞外的救援人员取得了联系。探险者问，还需要多少天他们才能得救。得到的回答是至少还需要十天。探险者问医生，如果没有食品，他们是否还能坚持十天。得到的回答是可能性微乎其微。过了一会儿，探险者之一，威特莫尔向医生发问，如果他们吃掉一个人的肉，是否能坚持十天。医生很不情愿地给了肯定的回答。

威特莫尔继续问，通过抽签决定谁应该被吃掉，是否可行。没人出面回答这个可怕的问题。维特莫尔问救援队中是否有法官、政府官员或者牧师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没人应答。随后，无线电联系就中断了。

当探险者被救出以后，救援者才知道，那个威特莫尔先生就是不幸被吃掉的人。是他提议抽签吃掉一个人的。他恰好随身带了一副骰子。他还为此对外界做了咨询。

起初，其他探险者不愿意接受这个可怕的安排，但冷静考虑之后，大家也只好接受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这个现实。他们接受了威特莫尔的提议，并反复讨论了掷骰子的细节。

当程序确定以后，威特莫尔却后悔了。他提出，也许应该再等上一个星期，看看有没有什么转机。其他人不同意继续等。他们开始掷骰子。轮到威特莫尔时，另一个人替他掷了骰子。对此，威特莫尔没有表示异议。结果，恰好就是威特莫尔中彩。他随后就被杀掉，尸体被其他探险者吃了。

被救出以后，四名探险者就变成了四名被告。他们被初审法院判为有罪，以谋杀罪被判处死刑。案件被上诉至高等法院。书的内容就是高等法院法官们的不同判词。

我很想不这么絮絮叨叨地重复案情，但不行。案情的每一个细节，在后来的法官判词中都有用处，因此必须交代清楚。

Fuller教授虚构出这样一个案件以后，又动笔虚拟了五位法官的判词。五位法官的判词，分别代表着当时的五种法理学流派。在这些判词中，法律、道德、正义、人情等等概念被反复锤炼，仔细斟酌。

五位法官，两位赞成有罪判决，两位赞成无罪判决，一位宣布放弃审判。打了个平手。于是只好维持原判。四名被告被处以死刑。

我没有能力简要概述五位法官的判词。这些判词都是逻辑和法理的典范之作。任何简化或者重述都必将从根本上损害其中的推理结构和论证力量。要想获取其中的知识，只能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一个论证层次一个论证层次地反复研读这些判词。舍此别无他法。

1998年，法学家Peter Suber巧妙地找出一个由头，把案情做了一点发展，然后续写了这本书。他增加了九位法官的判词。Suber的用意在于表达Fuller1949年写作以后几十年间法理学的新进展。果然，九位法官提供了当初五位法官不曾提到的新视角和新理论。不过，结果还是一样，九位法官意见不相上下，因此维持原判。被告有罪。

只读一遍这些判词，是不可能理清其中的理论分歧和各位法官的主张之间的差异的。这本书很薄，中文本算上多篇前言也只有171页，但读起来却绝不轻松，是那种要调动大脑，反复思考，把书翻来翻去，前后对照着读的书。如果懒得动脑筋，那最好别试图读这本书了。

普通法系统中，法官要把自己的判决意见写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安排。许多法官的判词，简直就是一篇优秀的法学论文。对案件的事实、适用何种法律、其间的逻辑关系、案件涉及的道德、伦理原则等都做出深入细致的分析。在这种制度下，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被一代代法律人反复思考，不断深入，并且，他们的思考和智慧能够逐渐积累，泽被后人。这种制度哪怕只运行几十年，百多年，也比那种浑浑噩噩的行政化司法、法官只会写官样文章的法律体系运行几千年积累的知识要多得多。

读这些判词，不但可以有机会理解不同法理学流派的思想，还可以有机会掌握有效的讨论是怎么回事。我们生活中大量的讨论和对话都是无效或者极其低效的。无数的废话，驴唇不对马嘴。这些无效讨论并不能增进我们对任何问题的理解。这十四篇判词则提供了有效对话、讨论步步深入的典范。法官之间互相批评，指出对方的逻辑错误，寻找对方自相矛盾之处，辨析对方理论应用的准确与否。你单独读某一篇判词，都会觉得言之有理。但随后就可以看到对这个判词的质疑和批驳。这样的书，仔细读上几本，你的头脑想不锐利、清晰，也难啊。

读完全书，我没能形成确定无疑的意见。当然，我有自己的倾向，我倾向于认为四名被告无罪，但我并不能充分应答反对的意见。我对自己的倾向并不那么自信。

最后要说的是，Fuller教授虚构出来的可怕案件，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智力游戏。在现实中，确实发生过类似的可怕案件。1842和1884年，分别发生了两起海难事故。1842年的案例中，被告为了保证救生艇不至于倾覆，把几个人活活扔进大海。而1884年的案例中，几个海难幸存者为了活下来，杀了另一个人，并吃了他的尸体。

两个案件的被告都没有被处死。一个被轻判几个月的监禁，另一个案件的被告虽然被判处死刑，但被行政长官特赦了。

一本薄薄的小书，介绍这么多，已经不少了。有兴趣的读者，去读这本书吧。不管你是不是法律人，法律、道德、正义这些都是你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事情。对这些观念有深刻的认识，是理智健全的重要部分。事实上，这本书确实被用作人文通识教育的读本。是的，很少有哪本书比本书更符合“书”这个概念。

早就不是小农经济了

Tue, 24 Nov 2009 17:10:13 GMT

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大多数人心目中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状态。对此理论上的说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户是基本的经济单位。仅有少量的商品，比如铁农具、盐等，需要从外界购入。其他的生产生活物资都是农户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

　　这种说法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大部分时间的现实。但至晚到了清朝，情况就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18世纪，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以往很少被人揭示。高王凌先生所著《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一书，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这种变化做了引人入胜的描述和研究。高王凌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

　　清人入关建政以后，初期战乱频繁。经过南北征战，到康熙朝后期（18世纪初），政治局面渐渐稳定。然后一直到世纪末白莲教事发，18世纪的中国几乎维持了百年的和平。在此和平之中，人口迅速增长。

　　传统的农业，可以养活的人口有限。看到人口快速增长，当局者自然会有不安。康雍乾三朝，如何解决人口问题，一直是清廷要考虑的核心经济问题之一。

　　中国传统的人口思想，和当今流行的意识颇有不同。今日决策人口问题者，往往视人口为负担，以减少、控制人口为能事，其间夹以“敬畏自然”“节制欲望”等等胡言乱语。而传统的中国人口思想，则要积极进取得多，主张以发展经济，增加产出来解决人口问题。今人不如古人之处多矣。

　　正因为这种积极进取的发展思想，尽管清廷的经济政策时有摇摆，政府干预经济，也常有不当之处，但从整体来看，清廷对民间市场的自发演变和日趋复杂，并无大规模干预阻止事。清廷乐于看到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政府的这种施政方针，客观上为18世纪中国社会整体的经济结构变化创造了条件。

　　歉收则有饥荒之虞，丰收则会谷贱伤农。这种两难局面在简单的农业生产结构中难以解决。解决之道在农业之外，在于经济结构的变迁和升级。而且，由于人口压力的存在，经济结构的变革已成势在必行。

　　宋时，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地。稻谷生产非常繁盛。稻米不但足以自给，还可以输出到其他省区。随着粮食生产的发达，谷贱伤农的问题渐渐突出。粤、桂、湘、赣几个稻谷主产区，互相争夺销路，经济效益自然裹足不前。这时，无非有两条出路，一是发现新的消费市场，二是转而生产其他更具经济效益的作物。在当时的情况下，新的消费市场是很难发现的。因此，更好的办法是转而生产其他。

　　在这方面，广东走在了其他省份的前面。明末以来，广东就逐渐放弃了稻谷生产，转而生产鱼桑蔗果等经济作物。广东也从粮食的输出省变为输入省，大量依赖广西的稻谷。到了18世纪，广东的经济作物生产已非常发达。广东一省，也就从一个和他省并无区别的地区，一跃而成为当时的发达省份。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长江三角洲。自从唐宋中国经济中心从北方转向南方以后，江浙一带，一向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南宋俗语云：苏常（湖）熟，天下足。江浙所产粮食，通过运河，大量运往北方。江南是中国至关重要的粮食产区。到了明末清初，江浙的粮食产量却开始逐渐下降，棉业成为替代升级产业。并且，江南一带不但大量产棉，而且大量生产棉布。可以说，手工业已经在相当部分上取代了农业。长江三角洲已成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区”。

　　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变，大多出现在明末，但18世纪以来清朝的和平局面，使这种转变快速进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布局。其中许多分布结构，延续到了今天。

　　长三角珠三角两地工业、经济作物的发展，导致了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现象，那就是大规模的省际商业交换。历史上的中国，早就有国内的长途贸易。汉时的商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经商。宋时的商业也一时繁茂。但这些商业在规模和意义上都不能和清朝时大规模的省际商业相比拟。清时的省际贸易，能够为整个省提供足够的粮食，并支撑起省际的分工结构。这是中国历史的新现象，也是清朝经济发展的独特成就。

　　在此省际分工结构之下，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省份，早已成为过去时。这些地区的人民，其生产已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满足远方其他人的消费。而他们自己的粮食需求，则从那些仍然主要生产粮食的地区——次发达地区，通过贸易输入而得到满足。到了此时，苏常（湖）熟，天下足，已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区已经不再是江浙，而是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区。

　　与中国情况类似，18世纪的英国也面对几乎同样的问题。如果仅仅依靠本地的粮食生产，英国这个岛屿大概只能养活五六百万人。18世纪时，英国人口增加到了七八百万人。多出来的一两百万人怎么办？而且，英国的自然资源很有限。仅取暖燃料一项，英国所有的森林看来也不够用。在统治阶级看来，人口和资源问题差不多是绝望的。

　　但不等统治阶级想出办法——他们可能永远也想不出办法，英国人民就已经找到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建立小作坊，面向大众的需求生产点什么。这种小作坊后来发展成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工业体系。到今天，英国这个岛屿面积没有增加，自然资源比起18世纪来，也消耗了不少，但养活五千万人口，还绰绰有余。而且，这五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18世纪的贵族也赶不上。

　　揭示清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并不意在为清廷表功。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清廷的作用十分有限。重要的是揭示其中包含的经济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中国传统经济并不必然是小农的自然经济。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或中国人的性格角度为这种经济结构找原因是不得要领的。确实，中国传统经济在很多时候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但与其说那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民的本性，不如说那是经济发展适应社会现实的“弹性”的表现。

　　当世道大乱，贸易中断，人口凋敝时，经济就会退缩到小范围内自给自足。而当世道平稳、国内贸易恢复，尤其是人口增长时，经济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出复杂的分工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养活那些多出来的人口。人口压力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动力。

　　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经济发展演变的格局多次被蛮力打乱。于是，看上去，就好象中国一直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清一代，创造出百年的和平局面，而且，有相应的赋税改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因此，人口大幅增长。到清末时，已达到空前的四亿之多。如果没有18世纪以来的省际分工结构，传统农业是不可能养活这么多人口的。四亿人口是中国经济成功的表现。正如米瑟斯所说：“你活着这个事实就是资本主义成功的证明”。把容易引起混乱的“资本主义”一词换成“商品经济”，米瑟斯的那句话就完全适用于中国。

　　清代经济结构的变迁，另一个饶有意味之处是，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清代的经济格局和今天中国经济格局的相同之处。除了几个新兴的大城市以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基本上是在重走18世纪的变迁之路。长三角和珠三角再一次成为经济结构变迁的先行者。如果从这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认识中国经济史，我们也许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更清晰的判断和更深入的把握。

　　
　　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国家隐蔽敛财的手段

Tue, 17 Nov 2009 17:08:01 GMT

国家隐蔽敛财的手段

《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物》读书笔记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最重要的自由主义市场派经济学家之一，大半生致力于反对政府规模的扩张，但有些令人尴尬的是，现在我们熟知的、很有利于大政府的预扣所得税制度却是他老人家发明的。

　　二战中，弗里德曼是美国财政部的顾问，为了帮助美国政府扩大税收，弗里德曼设计了预扣所得税制度，在人们拿到自己的收入之前，政府就通过公司账户等渠道拿走了税款。预扣所得税制度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招数，有效地帮助美国政府从纳税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钱。这个制度还有一个格外厉害之处。以往，人们都是在拿到收入以后，去政府那里报税。这样，人们对自己要把多少钱交给政府，对于政府从自己这里拿走了多少钱，自然有着清晰直接的感受。而自从有了预扣制度，人们渐渐对自己交了多少税款就不那么清楚了。这种不清楚的局面，对政府显然是有利的。混水才能摸鱼。

　　政府当然是靠纳税人养活的，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来自生产者。但政府提供的服务或者回报，并不见得配得上他们拿走的钱。纳税人因此会对政府有所不满。这种不满会形成对政府扩大敛财规模的阻碍。不管政府是不是人民选举产生的，民众对政府敛财的抱怨都会形成政治压力。专制国家往往轻徭薄赋，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压力并不因为专制就不复存在了。

　　当看到或者预见到人们会不满时，理论上政府可以有两种对策，一是强化意识形态宣传，扩大政府的合法性，鼓吹政府的神圣性和政府聚财的正当性。这一招在有些国家很好用。这些国家的人民往往缺乏对政府的警惕和提防。但在有些国家，人民对政府很警惕，舆论对政府任何企图扩大敛财的举动都评头论足。这时，政府就会采取另一种对策，那就是变换手法，隐蔽地敛财。

　　政府常用的手法有哪些呢？

　　一个世纪以前，一些意大利学者深入研究了政府的规律，其中一位，Amicare Puviani，总结了政府会采用的十一种办法：

一、使用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把税收藏在商品价格背后；

二、通货膨胀。国家通过通胀减少每个人现金的价值；

三、借款。通过政府债还推迟必要的征税；

四、礼品与奢侈品税。这是对接受礼品或者购买一些特殊的商品征收的税种，这可以减轻人们对征税的怒气；

五、 “临时”税。不知为何，当紧急状况消失的时候，临时税从来也不取消；

六、为缓和社会冲突而征税。主要通过对那些不受欢迎的群体征高额税收，例如对富人、吸烟者或者获得暴利和意外收入的人；

七、威胁如果减税就会产生社会崩溃或者减少垄断性的政府服务；

八、提高总体税收负担的时候，故意让营业税或所得税以较小的累进额度逐渐递增，而不是在一年当中突然增加；

九、对那些实现无法预测自己税负的人征税，这样就让纳税人无法知道他付了多少税；

十、让预算变得复杂无比，超出公众的理解能力，以掩盖预算的炮制过程；

十一、使用通用的开支名称，如“教育”“国防”等等，让外面的人难以评估预算的各个部分。

　　美国人对这个清单的评价是：美国政府使用了所有这些手段。其他国家也不例外。而我的评价是，在这个单子上，还可以加上一些二十世纪以来政府隐蔽敛财的新发明，比如预扣税制度，通过建立福利保障体系来敛财，声称可以挽救经济危机、实现经济发展而收税，为了减少社会不公平而收税，为了环境保护而收税……总之，每一种人们对政府提出的要求，都会转化为一种敛财的手段。既然这些要求是人们提出的，那么为此而敛财也就名正言顺了。于是，专制暴政的政府都做不到的事情，都无法实施的敛财规模，在问责政府的声音中，打着为人民的旗号，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了。他们不但聚敛了空前的财富，还得到了无数的掌声和喝彩。

　　识别这些隐蔽的手段有用吗？即使你明知道这些手段的存在，你不是还要照旧乖乖地交钱吗？确实如此，但如果我们知道了其中的隐蔽之处，至少可以剥去附着在上面的正当性和神圣性。在我们这个国家，这种正当性和神圣性是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贪婪的最坚实的支持基础。这一点尤为令人可叹。

捞尸收费是道德堕落吗？

Tue, 10 Nov 2009 17:15:51 GMT

　　几个大学生，为了救落水少年，英勇赴水。少年得救，大学生却被淹死三人。我最初看到这件事的报道时，报道者归纳出的道德缺陷是，那两个被救少年得救后悄悄离开了。看了报道，我唯有叹息而已。

　　不久以后，忽然媒体广泛报道起“渔民见死不救”“捞尸坐地索价”等丑闻。事情好像是：当地渔民见到大学生落水，袖手旁观，等着人死（甚或盼着人死），然后出面捞尸，并索要高价。对方不允，则停止捞尸，直到钱到手为止。

　　如此的丑闻自然骇人听闻。许多人纷纷发表言论，或抨击，或讽刺。大家纷纷感叹人心太坏，世道太乱。自然，也有许多反对市场经济的人借题发挥，提出荒谬的主张，比如捞尸行业国有化之类。我虽然觉得捞尸国有化很荒谬，但面对如此丑闻，也实在是感到痛心疾首。

　　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2009-11-6）以这件事为头版，发了一篇很大的报道。细看这篇报道以后，我虽然仍为大学生的不幸遇难而痛心，但我也知道了，这件事根本就不是什么道德堕落。实际上，在这件事中，可以发现不少中国社会道德进步的表现。

　　流传的事实如上所述，但真实的事实是什么呢？

　　南方周末的记者做了深入的采访，直接询问了当事人，报道逻辑清晰，丝丝入扣，很有专业水准。在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出现以前，我相信南方周末的报道。

　　事实的真相是：两个中学生落水以后，附近野炊的大学生们赶来救人，但学生们低估了冬季冷水的厉害，当他们以优美的姿势跃入水中以后，就差不多也沦为了需要救助的人。不过，大学生们还是勉力救起了中学生，代价是他们自己精疲力竭。其他的大学生为了救他们的同学，手拉手组成人链。但岸边的地势非常陡峭，再加上天气、体力、经验等多种不利因素，人链断裂，更多的学生落水。

　　附近正在冬泳者听到呼救，飞快赶到，立刻投入救援，前后救上来6个人。水面上已经看不到落水者了。那么渔民呢？当时附近确实有一条渔船。船上有两个老渔夫，一个70多了，腰上有伤，无法下水救人。另一个69岁，是著名的旱鸭子，根本不会游泳。实际上，即使没伤，会游泳，那么大年纪了，也不应该下水救人。况且，作为渔民，他们自然知道冬季冷水的厉害。

　　虽然没有下水，两个老渔民其实尽力参加了救援。被救的学生后来也承认，渔民用竹竿拉被救者上船。最终，有6个人是通过渔船上的岸。

　　整个救人过程也许可以拍一部电影，但实际上当时只用了5分钟。当没有一丝力气、近乎虚脱的冬泳者瘫倒在岸边时，惊慌的学生跑过来说，水里还有3个人。这时，渔民、冬泳者都知道，冬季冷水，5分钟不露头，人已经完了。再救就是捞尸了。

　　但冬泳者还是硬挺着坚持下水救人，自然一无所获。

　　这时，救人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但学生们不愿意就此放弃。他们开始像疯了一样地求人，甚至跪下磕头。不过，他们后来也承认，当时，强烈的情绪刺激之下，他们已经把救人和捞尸混为一谈了。虽然学生们如此恳求，但渔民们没有开始捞尸。

　　渔民们不愿去捞尸，不但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设备，而且，按照当地的旧例，捞尸是有专人来干的。学生们给政府部门打了电话。海事局、长江水上公安局、长江航运警方，都来看了看就走了，他们都没有“专业设备”，“干不了打捞的事”。惟一实施了打捞的，是消防队。一名会水的消防战士，系了根绳在腰间，没有其他任何装备，就往水下潜。几分钟后，战士冷得受不了，消防队便撤了。

　　接下来就是专业捞尸队出场了。这个捞尸队专门负责在这里打捞遇难者的尸体，并收费。费用是固定的。白天12000，晚上18000，所以，并不存在所谓索高价的问题。价钱是事先很快谈好的。不过，由于付款中有耽搁，捞尸停了一下。当钱到位后，尸体就打捞上来了。

　　事后，捞尸队受到无尽的谩骂和攻击，那两个参与了救援的老渔民也无辜被打，渔网几乎被烧，原来卖鱼的生路也被断了。真是比窦娥还冤。

　　这其中，也许唯一可以质疑的，就是捞尸队的垄断地位。事实上，捞尸队为了确保这个垄断地位，也采取过驱赶其他捞尸人的行为。不过，这种行业，垄断就让他们垄断吧。再说，有没有垄断地位，显然和那三个大学生的死没什么关系。

　　或者说，捞尸队不应该这么不讲人情，应该免费打捞烈士尸体。但是，捞尸队当时并不知道遇难者是为救人而死，另一方面，既做了捞尸队，自然见惯人间悲剧。如果见一出，免费一出，捞尸队很快就会破产解散。而且，在这个事件中，学校一方并不是拿不出这笔钱来。我看不出捞尸队收费有什么应该被指责的。

　　重要的是，捞尸和救人完全是两个截然分开的过程。根本没必要把这两个过程混在一起。学生当时因为情绪激动，不愿意相信5分钟以后人已经遇难，那么，事后的媒体报道、社会舆论就绝不应该也跟着情绪激动、乱说一通。

　　在这个事件中，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大学生英勇救人，看到了冬泳者英勇救人，看到了老渔民积极救人。这么多壮举，怎么能说这个社会的道德在堕落呢？这明明是一个道德水准相当高的社会啊。

　　当然，我们并不能“看到”什么，我们并不在现场。我们“看到”的所有，都是通过媒体转述而来的。如果没有南方周末的这篇报道，我也只能人云亦云，跟着大家一起感叹人心不古，道德败坏。所以，我要感谢和赞扬南方周末，他们用辛苦的、专业化的工作，帮助我避免人云亦云。所有正确的理解，前提都是对事实的正确把握。

　　那么，在这件事中，应该谴责谁呢？谴责学校不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以至于学生不知道冬季冷水的厉害，而贸然下水救人？安全教育不可能那么全面而不遗漏。如果连这样的小概率事件都要事先预备好，那需要开设的何止十门八门课？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不幸事件都有一个人间的责任者。在这件事上，就可以说，无人应该负责。这就是一个不幸的人间悲剧。我们要做的，只能是悼念死者，追忆他们的英勇精神，并感谢那些大力施救的人。

　　事态的后续发展，包含着更多的正面现象。当地政府决定给每位遇难学生的家庭发放50万元的抚恤金，其他还有更多的奖励和慰问。钱不能弥补遇难者家属的丧痛，但这样一笔钱对他们毕竟是一个很大的慰藉和帮助，可以些许缓解他们的困境和悲伤。

　　能够拿出这样一笔钱来，正是中国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二三十年前，纵然社会再有爱心，遇难者家属也不可能得到这样高额的补偿。

　　那些动辄攻击经济发展的意义，将其贬为物质主义的人应该想想，如果因为社会贫困，人们无法给遇难者家属足够的经济补偿——那是他人唯一能做的事情，那样，到底是伤害了人的物质，还是伤害了人的精神。

　　最后，我希望那两个也参与了救援的老渔民得到公正的对待。他们的损失应该得到补偿，他们应该也被作为救人英雄而受到奖励。

郑念去世了！

Fri, 06 Nov 2009 08:32:00 GMT

刚接到消息，郑念女士去世了，享年94岁。

不了解这位美丽而高贵的女士的读者，可参看我的文章

http://www.ipencil.org/?p=983

希望在美国的朋友，能拍摄几张葬礼和墓碑的照片。

这是一个应该被纪念的人。

古人来托梦

Sat, 31 Oct 2009 10:59:43 GMT

　　我有一友，在论坛上论及中国土地问题时，大发议论如下：

　　农村的现状，令我这样有过长期农村生活习惯的人，感到无边的忧伤。

　　建筑形式承载的不仅仅是美学意义上的审美，而是与农居生活相协调、同声同气的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中国的文明之根是乡村文明。这样的文明，即便经过文革那样的酷虐，也并没有消失干净。可是，随着中国农居集体化的消失（以天津的宅基地换房为代表的集体居住制度一定会逐渐在中国的乡村蔓延开来），中国乡村文明的最后点痕迹彻底被抛弃了。

　　失去了这根的我们，还有更多根本从未见过山墙前种满了竹子、房屋四周盛开着夹竹桃、月明之夜可以在院中深嗅梧桐花香气的城里人，又要到哪里才能触摸到那亲切的乡村呢？那飘满成熟庄家气息的乡村，那一望无际，让我感到心里踏实，塑造我素朴的“天地良心”之信仰的乡村，恐怕很快就会消失殆尽了。就像我们小时候村中的老槐树、水井、大池塘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一丝不剩。

　　这是怎么样的毁灭、这是怎么样的绝望呢。

　　对这种煽情的文字，我一向不以为然。并且，总忍不住讽刺挖苦一番。这次见到，也不能例外。这几日，我就盘算着措辞，如何进行恶毒攻击。但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新意来，却招来了困意。困意上来，就倒头大睡了。没想到，睡着后有古人前来托梦，留下一番言辞，很有意思，正可用来对付这些煽情人士。

　　醒来以后，我赶紧把古人在我梦中所述记录下来。大致内容如下：

　　我乃史前人类之一分子，本已作古多年，在永恒世界尽享快乐。日前聊发少年狂，到生前所居之地重游。原想重温昔日的美好生活，但目之所见，令我大失所望，痛心疾首，不禁指天骂地，狂啸一番。那壮美的森林、峻峭的山丘、温馨的洞穴都变成了丑陋的房屋和肮脏的农田。

　　取代很少侵扰自然的洞穴，是砍木烧砖、断木为梁的房屋。这种房屋真让我恶心！看到他们，我就想起那些可爱的树朋友。他们原本都是精灵，现在却不得不因为丑陋自私的人们的愿望，而被砍、被锯，并成为无比丑陋的房屋的一部分。难道洞穴里就不能生活吗？

　　大地上本来已有鲜艳的百花，但贪婪的农人偏要烧尽百木，除尽百花，种上单调乏味的麦稻。是的，他们那可恶的胃得到了满足，但他们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吗？他们失去了生命的本源——原始的大地，他们悍然在大地母亲的身上割开一道道伤口。

　　那些可耻的农人，他们砍尽了神秘的原始黑森林，然后却又虚情假意地房前屋后种上伪植物。原始的黑森林，到处都是精灵和神迹，而他们自己僭越种植的东西，什么梧桐、夹竹桃，和僵死的枯枝有什么区别！

　　大洪水每年都来荡涤我们的生活。我们只要走出洞穴，来到高山，就可以让大洪水净化我们的生活和心灵。我们没有房屋、农田那种累赘。我们只要牵着亲人的手就好了。而农人呢？他们因为贪婪，建起了猥琐的房子，把大地变成农田，结果，他们也就永远失去了大洪水抚慰的快乐。在他们看来，大洪水不是幸福，而竟然是灾难！他们在那荒唐的小水塘里，居然还能自得其乐。他们管那个也叫水！我的神啊！可怜可怜他们吧！

　　大地的现状，令我这样有过长期原始生活习惯的人，感到无边的忧伤。

　　原始生活的形式承载的不仅仅是美学意义上的审美，而是与人类质朴生活相协调、同声同气的真人的生活方式。大地的文明之根是原始文明。这样的文明，即便经过火山地震那样的灾难，也并没有消失干净。可是，随着原始洞穴的消失（以黄河流域生活代表的农业制度一定会逐渐在大地上蔓延开来），大地原始文明的最后痕迹彻底被抛弃了。

　　失去了这根的我们，还有更多根本从未见过茂密的原始森林、粗犷的山洞、不需人为种植，到处自由开放的野花、荆棘、丛生的灌木的农人，他们从来不知道在月圆之夜听到狼嗥的浪漫，永远不能体会和家人为了挡风遮雨，为了从野兽爪下逃生而相濡以沫的温情。这些可怜的农人又要到哪里才能触摸到那亲切而又强悍的原始生活呢？那飘满温暖气息的篝火，那一望无际，让我感到心里踏实，塑造我素朴的“天地良心”之信仰的原始黑森林，黑森林里那些当年我无比恐惧，现在却倍感亲切的野兽，恐怕很快就会消失殆尽了。就像我们小时候见到的黑森林、大草原、大洪水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一丝不剩。

　　这是怎么样的毁灭、这是怎么样的绝望呢。

　　吾友撰文，发思农之幽情；古人托梦，抒原始之情怀。如果类人猿能出场，很可能会抨击一番有火直立的生活。这样下去，很快我们就会听到草履虫的叹息了。人类文明史，不，地球发展史，甚至是宇宙演变史，看来就是一部罪恶史，是一部美好事物消失史，是一部丑陋事物增加史。或许，自从宇宙大爆炸以来，这个宇宙就在不断堕落。

　　既然如此，我们减少农业人口，发展城市化，也并没有犯下前所未有的罪恶，顶多是在延续了几十亿年的罪恶史上多加一笔而已。有了不多，没了不少。鉴于这么做可以改善无数人的生活状况，挽救他们的生活和生命，我看，有必要不顾这种罪恶，而以人类为中心，放手去创造我们人类美好的生活。让草履虫去叹息吧，谁让它们是草履虫呢。

　　必须保卫社会，必须阻止野蛮人！

5元出租车

Wed, 28 Oct 2009 05:35:25 GMT

　　在北京的一些郊区县城，有一种5元出租车。我有机会对某个县城的5元出租车进行了初步考察，考察得到的信息如下。

　　5元出租车，顾名思义，就是每次5元车钱的出租车。县城一般都不大，从这头儿到那头儿也没有多远。一般人乘坐出租车的距离也就是三五公里，甚至更短。5元的车钱应该是有利润的。

　　若干辆5元出租车自愿结合在一起（某个车队有60辆车），每辆车的司机每月拿出一份儿钱，凑在一起，共同雇用一个或几个调度员。这些调度员负责接听乘客的要车电话，然后把活儿分派给出租车。

　　这个份儿钱，我了解到的一家是每车每月300元。也就是每天10元。据观察，5元出租车的活儿不少，车子基本闲不住。那么，每天拿出两个活儿的收入雇用调度员，不算什么沉重的负担。相比北京市内出租车每月五六千元的份钱，少多了。

　　调度员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接到乘客的要车电话以后，首先判断5元的车价是否合适。绝大多数情况，5元都是合适的。乘客只要说清楚起止地点就行了。但如果某个活儿的距离格外长，调度员就会和乘客商量：您能不能加上一块钱、两块钱？我的经验是：顶多加上两块钱，足够了。而且加钱的情况不多见。

　　价钱谈妥以后，调度员就会告诉乘客，前去载客的出租车的车牌尾号和品牌、颜色，比如，尾号为1234的灰色夏利。放下电话后，调度员就会给那辆车打电话。接到电话的司机按调度员的指示赶去接乘客。

　　调度员如何确定把活儿分配给哪辆车呢？我没有见过调度员实际工作的样子，但我估计他们会有一张大地图，把各辆车的位置标在地图上。当有乘客要车时，调度员根据地图上各个车的位置，指派距离最近的车前往。这不仅符合公平的原则，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空跑，节约成本。

　　调度员怎么知道各个车辆的位置呢？是这样的：当司机按调度员的指示在某地接上一个顾客以后，一开车，就会给调度员打一个电话（这是不是违反交通规则？）。一是确定这个活儿落实了，他顺利接到了乘客。另外，司机要告诉调度员，自己接下来要去哪里，这样，调度员就知道他的位置所在了。调度员在地图上改变这辆车的位置，然后如果再有乘客要车，就可以就近派车了。

　　司机和调度员如此组织好以后，就可以开始运营了。之前，要印发大量的宣传卡片。这种卡片如名片般大小，上面写着“5元出租车”和要车的电话号码。卡片被散发到各个居民小区和商业场所，随处可见。我手里就有好几张。我把号码记在手机里，因为确实用得着。

　　5元出租车毕竟利润很低，因此，车都是小排量，夏利、吉利、奥拓之类，为的就是尽量节油。对于乘客来说，这没有多大妨碍。我坐过几次，感觉车虽然小一些，但车况尚可，卫生也不错。再说，距离很近，即使乘坐时拥挤一些，也不要紧，忍耐一下就到了。

　　在这些县城里，5元出租车属于新生事物。原有的出租车的价格要高一些，10元起步。但这些出租车一般都是较大的车型，桑塔纳、现代一类。

　　5元出租车和其他出租车，按照政府的规定来判断，都属于黑车。不过，在这些县城，似乎很少见到北京市内那种带顶灯的正规出租车。毕竟，市场环境不同。县城不像北京市内那样有大量的流动人员。那种在街上巡行式的“扫街”出租车显然不适合这种环境，很可能入不敷出。大多数出租车都在各个小区门口或者商业中心地带“趴活儿”，守株待兔。

　　5元出租车的出现，抢了不少“趴活儿”出租车的生意。有一些“趴活儿”的司机，便转而加入了某个5元出租车队。不知道这算是下海，还是上岸。

　　这些远郊区县，对黑车的打击力度不如北京市内严厉。不过，北京市内的黑车数量也不少，并没有因为严厉打击而消失或者减少。但据了解，远郊区县也曾有过打击行为，甚至有过激烈的冲突。县城内，有中巴大小的公共汽车。车价原来为1-2元，后来降到0.5-1元。这种公共汽车的经营者曾会同政府严厉打击5元出租车。期间据说还发生过暴力冲突。但管制终归是无效。后来，政府逐渐放弃了打击，部分承认了黑车的合法地位。5元出租车也因此得到了发展空间。5元出租车队的数量增加了不少。

　　作为乘客，我体验到，这种出租车很方便。首先，价格很低廉。尤其在坐过北京市内的出租车以后，坐这种5元出租车，尤其感觉便宜。其次，要车很方便。出门前在家里打电话要车。基本上出门下楼到小区门口以后，车子就到了。拉门上车，十分方便。如果打电话的车队恰好在附近没有车——这种情况很少见，但也出现过，那不用废话，只要给另一个车队打电话，一般就可以叫到车了。

　　实在叫不到车，或者你携带的东西比较多，小区门口不是还有“趴活儿”的出租车吗？多花上5元钱就行了。做人也不能太节约了。

　　在5元出租车的运营体系中，可以发现好几个有意思的地方。

　　首先，调度员实际上是司机的雇员。在一般的运输公司中，调度员好像是在领导司机，但在5元出租车队，调度员虽然也是在管理司机，但真正的老板是司机。类似的例子是以前长江上的纤夫。据说，拿鞭子监督纤夫的人，其实是纤夫花钱雇来的。纤夫们需要确保所有人都必须努力工作，为此，他们愿意花钱。同样，5元出租车需要有人帮助他们收集整理信息，为此，他们也愿意付费。

　　其次，通讯手段的发达和廉价，是5元出租车能够出现的重要条件。在一个活儿中，至少车队方面要打两个电话。调度员要给司机打一个电话，司机还要给调度员回一个电话。这些通讯都要靠手机来进行。如果无线通讯的费用很贵，5元出租车很可能就不合算了。5元出租车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按需生产”“订单式生产”的经营模式，这种模式很节约资源，基本上很少空跑，但这种模式要求具备相应的信息搜集整理手段。信息处理成本的降低很有利于这种高效经营模式的出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管制的放松。管制放松给民间自发的自我管理制度提供了发展空间。5元出租车的现实表明，如果政府放弃管制，黑车并不会就此走向混乱和无序，相反，他们会迅速找到或发展出自我组织方式，建立起灵活高效的分工和协作体制。那些认为政府不管事，天下就会大乱的人，应该换换脑筋了。

关于钓鱼执法的进一步讨论

Sat, 24 Oct 2009 12:03:00 GMT

　　对“上海钓鱼执法的邪恶根源”一文，一些朋友有不同看法。他们的意见大致是，上海孙中界案，是一起赤裸裸的抢劫案。在这个问题上，讨论政府界限什么的，有些偏离重点，不得要领。

　　对于孙中界案，其实我和几位朋友的看法差不多。这个个案的性质非常恶劣，谈不上什么执法，和有组织的抢劫差不多。如果在中国公民持枪合法化，那几个穿制服的匪徒被当场击毙，是一点儿也不冤的，我要拍手称快。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本案仅仅是抢劫，或者是执法者抢劫，那么，虽然恶劣，但却没什么分析的价值。警匪勾结，为非作歹，这种事情可能永远都不会禁绝。但任何社会都不会体制性地容忍这些东西。从体制的角度，对这些恶行，没什么可说的。

　　要想通过分析，在这个案子中发现更一般的规律，就有必要忽略执法者的个人品性，而把重点放在体制性的因素上。换句话说，分析时不妨假定执法者道德良善，秉公办事，那时，事情会怎样呢？

　　具体到黑车案，假如执法者严格依照法律办事，被钓的黑车司机也确有营运行为——包括长期的和偶然的。这时，应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长期的职业黑车司机。一些上海本地人提供的信息表明，当地的黑车实际上是成行成市、大摇大摆、招摇过街的。显然，这些真正的黑车和管理当局是有默契的。至于背后是否有什么交易，我们没有证据，暂且不论，但这个事实足以表明，真正的运营黑车恰恰不在管制的实际范围内。

　　这表现出了管制的一种困境，或者说是必然的趋势。如果管制的对象符合社会需求，根本就难以禁绝，那么，管制基本上就会化为执法者寻租的机会。这时，还煞有介事地讨论黑车的外部性，及管制的必要性，是自欺欺人。

　　接下来看看那些偶然拉活儿的私家车主。在有些国家，这种行为是完全合法的。如果你想用车，可以搭乘任何私家车，双方协商付费。那么，在中国，是否应该允许这种行为呢？

　　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实际上就是在采用理性原则。我们不会用同样的思路去考虑杀人、强奸、纵火等行为。对那些行为，只能采用本身原则。

　　既然采用理性原则，我们就来看看私自揽客是否有什么问题。鉴于成行成市的黑车大有人在，认为私自揽客抢占了有牌照者的生意，这种看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只能从其他的角度找问题。已经被找出来的理由包括：乘车人无保险、发生纠纷不易处理，等等。

　　从自由交易的角度来说，这些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交易当事人是交易是否合算的最佳判断者。好东西当然人人想要，但判断好坏不能脱离价格。完全有保障的出行当然好，但价格呢？黑车乘客自己当然会计算风险和价格的比例。无需旁人代劳。而且，似乎没有证据表明，黑车的安全明显差于合法出租车，但黑车价格明显低于合法出租车。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不清楚私自揽客的行为到底侵犯了谁的什么利益。完全有可能，这时一种没有受害者的“违法”行为。但这种行为到底有没有侵犯某人利益呢？看来，要有一个发现信息的办法。

　　最好的办法，或者说唯一办法，就是等着看，有没有人提起诉讼。如果没人提起诉讼，那应该就是没有受害者。既然没有受害者，政府何必干预这种你情我愿的事情呢？

　　实际情况是，政府单方面对这个有待所有人去发现答案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这种行为是有害的。政府掌握什么特有的知识、具备什么特有的判断力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有的只是蛮横的暴力。

　　我曾经在铅笔社网站转贴过一篇文章：“反思行政监管，走出社会治理死胡同”

　　http://www.ipencil.org/?p=2623

　　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其实，这篇文章的观点非常重要，也是我关于钓鱼执法思考的源头。公法和私法的分工，不仅是政府干预社会的程度问题，还是社会能否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问题。私法的意义在于，它动员了所有社会成员发现社会弊端、提起解决方案的能力。而公法，是政府（包括司法部门）对社会争议提供了固定的解决方案。这种固定方案很可能不适应社会的现实和变化，并且调整改变起来非常复杂困难。结果，人们往往置这种公法于不顾，另行发展起法律以外、甚至违法的社会规则。所谓潜规则，大抵就是如此产生的。潜规则可能非常有效，得到广泛认可，但潜规则的最大弊端在于，由于没有公开讨论、质疑的条件，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种规则，并且，很难进行及时有效地改进。

　　有人会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打官司哪有那么容易？人们不打官司，不见得是没有不满，更可能是忌惮高昂的司法成本。

　　这种质疑是很有道理的。从成本的角度来说，到法院起诉，对许多争议来说，都是不合算的。但从这个角度分析下去，可以看到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

　　社会治理的关键是什么？是自治。自治的人们，会发展出各种调解纠纷的手段。法律手段，尤其是普通法，是自治社会最重要、最醒目的调解仲裁办法，但绝不是最主要的。在一个自治社会上，一定存在多种多样的调解仲裁手段。这些不同的手段，成本不同，约束力不同，分别适应各种不同的争议和纠纷。

　　在一个自治社会中，不是只有法院、官员和警察才能调解纠纷、仲裁是非，业主委员会、社会名流、商会、俱乐部、治安官、互助协会，等等，都可以充当仲裁者。只要双方认可，仲裁者就可以铁肩担道义。人们不必事事诉诸政府。

　　所有这些不同层次的争议解决方案，都共同发挥一个作用，那就是，不断发现社会中的侵权、争议现象，并集合利益各方，设计出解决方案。在自治的条件下，这些解决方案必定满足两个条件：成本最小化、满意最大化。

　　同时，由于私法体系的灵活性，任何一个解决方案都不必然强行推广到全社会。也就是说，不同的争议有机会得到最适应的解决方案。它们不必削足适履，被强行塞入一个固定的规则之中。

　　反之，任何以公权力为主的解决纠纷手段，都必然是僵硬和笨拙的，而且，人为制造出大量的外部性。适应甲地的解决方案，未必适应乙地。但既然是公权力出面，自然首先要保证平等和公正，因此，只能是一把钥匙开一万把锁。

　　联系到目前中国广受争议的城管问题。城市管理中的纠纷，许多都应该采用理性原则进行个案分析，结合具体现实，找出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而不必以一套规则适用于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

　　社区内的菜市场到底是扰民还是便民？旁人是很难确定的。但如果菜贩们向被干扰的居民提供经济补偿，也许就会皆大欢喜。现在，菜贩们要向不相关的政府部门缴费，被干扰者没有得到补偿，自然不满。而如果强行撤销菜市，其他居民的消费需求就被罔顾了。

　　任何一部城市管理法规，无论多么详细缜密，都不可能预先涵盖所有的城市管理问题。这时，如果没有私法的解决办法，人们就只能依靠强制的行政力去提供粗暴简单的解决。于是，到处争议不断。这里执法力度不够，那里又执法扰民。查禁摊贩，鸡飞狗跳，路人侧目。放任不管，却又污水横流，街市混乱，怨声载道。

　　这其中的道理，非常类似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差异，都是不同体制在知识的搜集和处理方面的能力差异。

　　因此，实现有效城市治理的唯一之道，既不是加强政府的执法力量，也不是求助于一揽子投票的民主制度。出路在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自治。自治的基础，则在于清晰的产权和民间自我调解纠纷机制的生长空间。

　　可惜，这两者在目前的中国都不具备。怎么才能具备呢？我也不知道。

上海“钓鱼执法”的邪恶根源

Wed, 21 Oct 2009 04:47:00 GMT

　　为了敛财，上海交通管理部门不惜把自己变成绑匪一类的组织。而他们收买的线人，同样为了敛财，不惜卖身投靠绑匪，为绑匪充当钓饵。这种荒唐的事情，如果不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真难以相信会出现在21世纪的文明社会。而出现这样事情的社会，其文明程度是应该大打折扣的。

　　荒唐的事情引起舆论一边倒的强烈抨击。这让我对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抱有希望。不过，舆论抨击虽然猛烈，但核心的问题很少被揭示，结果，政府化身土匪的动力机制并没有被真正触动。以后，我们很可能会继续遭遇身穿制服的绑匪。

　　大多数舆论批评都质疑“钓鱼执法”的合法性，认为执法机关不应该采用这种欺诈性的手段执法。可是，“钓鱼执法”本身并不应该被一概否定。

　　假设，某地频发对单身行路妇女的强奸案。为了破案，勇敢的女警察化装成单身行路妇女，在案发集中地经过，引诱罪犯作案，然后一举擒获。这种执法手段算不算“钓鱼执法”呢？如果算的话，是不是也应该被否定呢？

　　或者，某官员涉嫌向敌国出卖国家机密。反间谍机关伪装成敌国特务，和该官员接头，故意向其购买情报。该官员欣然前往，持情报出售。待证据确凿，反间谍机关人员一涌而出，将犯罪官员拿下。这算不算“钓鱼执法”呢？

　　再比如，在公共汽车上巡行抓小偷的警察，发现某可疑盗窃团伙，于是进行跟踪，但该团伙成员迟迟没有出手作案。警察设法安排某人当众露财，引诱小偷出手盗窃，然后警察人赃并获。这算不算“钓鱼执法”呢？

　　上述情况，应该说，都属于“钓鱼执法”。也就是说，执法机关故意采取某种手段，引诱某人实施犯罪，然后一举擒获。如果没有执法机关的引诱，该犯罪人可能不会犯罪，至少不会犯被执法机关拿获的那个特定罪行。

　　可是，上述“钓鱼执法”中，执法机关的行为显然都不应该受到指责。他们的侦查、执法行为是完全正当的，可以有效地维护社会安全和秩序。不能说犯罪者的犯罪行为是执法机关引诱出来的，也不能说犯罪者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那么，为什么说上海交通执法部门对“黑车”实施“钓鱼执法”就是非常邪恶、状类绑匪的行径呢？

　　这要从法律对违法犯罪行为的两个认定原则说起。

　　法律认定某行为属于违法或者犯罪，有两个原则：（一）本身原则；（二）理性原则。

　　本身原则适用于行为本身只要实施，就属于违法犯罪的情况，比如闯红灯、盗窃他人财物、出卖国家机密情报，等等。这些行为，只要发生了，就是违法犯罪，就应该受到制裁甚至打击。

　　对这些行为，犯罪者没有理由以执法机关使用“钓鱼执法”来为自己开脱。不管别人怎么引诱，人们都不应该做这些事，做了就是违法甚至犯罪。在这种情况下，“钓鱼执法”是完全可以和应当使用的。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把人群中潜在的犯罪分子找出来。

　　另一种情况，判断某行为是否违法犯罪，不仅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做了，还要看其行为的原因、动机和后果。这就是理性原则。比如，建筑施工制造噪声，这种行为本身并不是违法行为。如果工地在荒郊野岭，大可以毫无顾忌地制造噪声。但如果工地不巧位于居民区，噪声严重扰民，居民提出抗议，那么施工就属于违法行为，施工方就要对周围居民做出补偿。

　　再比如，使用他人知识产权产品，如果仅仅用于教学研究，可能就不属于侵权，但如果用于商业性场所，就会构成侵权。

　　按照本身原则执法，好处是执法简便，成本低，但本身原则只能适用那些毫无疑问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如果某种行为仅仅在某些条件下才属于违法犯罪，就不能笼统地适用本身原则，而必须用理性原则进行逐一判断。

　　“钓鱼执法”设法诱使他人实施某种行为，然后加以制裁。这种执法方式应该只适用于符合“本身原则”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司法当局应该有明确的根据，确定这种行为只要实施，就会造成对他人合法利益的侵犯。

　　但如果一种行为并不必然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而只是在某些条件下才构成违法犯罪，这时，“钓鱼执法”是绝不可以使用的！如果使用，“钓鱼执法”将把守法公民变成执法者定义的违法者。然后，执法机关再对其进行制裁或者打击。这种情况下，执法机关无异于心怀叵测的绑匪，是在公然与人民为敌。

　　可见，问题的关键是，“黑车”应该适用本身原则还是理性原则？无疑，“黑车”应该适用理性原则。车主开车，自愿允许其他人搭乘，无论是否收费，我看不出这种行为何罪之有。如果采用本身原则，仅仅因为当事人做了这件事——让陌生人上车搭乘，就可以认定其违法犯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搭乘行为没有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相反，这种行为是有利于其他公民和整个社会的。

　　当然，有的城市有一些管制规定，比如限定出租车的营运资格，实行有限数量的牌照管理。“黑车”似乎违反了这些管制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本身就有很多争议。主张自由市场原则的人——比如我，是坚决反对此类管制规定的。

　　且让我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些规定是可以接受的，其立法本意也是仅仅限于“非法运营”的车辆，而不能适用于所有让陌生人搭车的情况。上海或者中国其他地方，应该并没有什么法律禁止人们搭车吧？

　　上海“钓鱼执法”的邪恶正是因此而生。他们设法混淆这两种情况，采用可耻的手段，把这两种情况都归入管制范围，然后通过罚款谋取暴利。贪婪使得他们越来越过分，以至于把人们出于良善动机，帮助他人的行为也归入违法行为，进行制裁。上海政府也就因此达到了反道德、反社会的高度。对这种高度，吾辈只能高山仰止、望而兴叹。

　　那么，应该如何铲除这种邪恶呢？具体的办法这里不能详细讨论，但基本的原则并不复杂。那就是，把属于本身原则的行为归入公法领域，列为公诉案件，交由执法机关直接侦查处理。而把属于理性原则的行为，归入私法领域，只是在当事人感到蒙受侵害，并提起诉讼的条件下，法庭或其他仲裁机构才来判断某种行为是否违法犯罪。换句话说，民不告，官不究。对这种行为，司法机关或者政府不能不请自到，无事生非，更不能搞什么“钓鱼执法”！

　　如果政府对适用本身原则的违法犯罪行为制止不力，那必将使社会秩序混乱，导致公众利益受损。那是政府没有尽到应尽职责。

　　同时，如果对适用理性原则的行为，政府主动出击，甚至“钓鱼执法”，那就是政府的手伸得太长，伸到公民的私人领域之中。这必将导致许多本来合情合理的行为被扼杀。社会会失去许多探索、创新的空间。这种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

　　回到黑车的问题。上策的解决办法是彻底废除出租车管制条例，这自然就从根本上杜绝了“钓鱼执法”的可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也应该将其归入私法领域，奉行不告不理原则。我们倒要看看，黑车具体侵犯了谁的什么合法利益？是怎样侵犯的？如果长期无人去告，那么，管制条例自然也就应当在适当的机会废除了。

　　将本应由私法处置的行为交由公法处置，自然会纵容执法人员的贪欲，让他们主动出击，竭力把人们并非违法犯罪的行为定义为违法犯罪，并从中寻找牟利的机会。这种局面的恶劣后果已经受到了广泛批评。我希望，人们能进一步认识到这种恶劣局面的根源，并致力于从根本上铲除邪恶。

　　注：关于“本身原则”“理性原则”，来自薛兆丰著《商业无边界》第三章。法律出版社，2008年。

从左到右

Thu, 15 Oct 2009 04:51:00 GMT

《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物》读书笔记（二）

左和右成为常用的政治词汇，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其实很少有人能清楚地说明到底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不是人们的水平不够，实在是这些概念已经被弄得混乱不堪了。

让我先从人们的印象说起。

在大多数人看来，左派代表着激进、变革、进步，甚至是反秩序。而右派则代表着保守、拒绝变革、维护现有的秩序。换句话说，左派的关键词是自由和解放，右派的关键词则是秩序和稳定。

艺术家往往都是左倾分子。秩序好像是艺术天生的敌人。伟大的艺术往往来自对既有规则的突破。而官僚、财主这些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当然都会是右派。

那么，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显然是左派了？这不是骂人吗？

再有，那些大力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家，比如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邓小平，难道都是左派？而那些秉承“两个凡是”的死硬之辈反倒是右派了？

看来有些问题。

在中国的官方政治语汇中，左、右一直要被写作“左”、右，也就是说，要反对的是所谓的左，真正的左派是天然正确的。而右则是天生有罪的。中国正统的左右划分大致是：

左——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极右

按照这个光谱，自由主义是温和的共产主义，而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只是程度的差异。这种光谱当然很符合法西斯主义被打败以后的“政治正确性”。离法西斯越远，仿佛就越正确，越正义。

不过，这个光谱混淆了许多事实。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苏联共产主义和法西斯德国虽然殊死搏斗，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实在太多。说他们远远地处于两个极端，太不靠谱了。

另一个政治光谱是按照主张大小政府来排列的。越主张大政府的，不管基于什么理由，就越左。而越主张小政府的，就越右。当然，无政府主义比较特殊，另当别论。极左或者极右都可能表现为无政府主义。

按照这种排列法，从左到右的光谱是：

左——最大政府——大政府——小政府——极小政府——右

经济学的学派，可相应如此排列：

左——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右

当然，奥地利学派的相当部分成员实际上主张无政府主义。

这种政治光谱比较符合我的认识，我也基本按照这种方法区分左右派。这样一来，中国国内那些要向政府问责，要求政府做得更多的人，当然是左派。在帮助政府掠夺社会、危害民众自由方面，他们和共产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没有本质区别。

不过，这个政治光谱也有其局限性。突出反映在自由主义这个词的流变上。如果自由主义代表小政府、个人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在欧洲，自由主义是这个本意。而在美国，自由主义则更多地带有左的意味。如果一个美国人自称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是自由派，他很可能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积极倡导者。美国自由派对自由的追求更多地表现在言论自由和个人选择上。而欧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在美国被称为保守主义者。这些人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但他们却又主张政府应该指导人民的生活，在言论和个人生活上，政府有权干预公民的自由选择。这类人的典型例子是小布什总统。

作为一个共和党人，小布什还算大致坚持了自由市场原则——虽然经济危机时有所退缩。但同时，对人民的自由选择，他却表现得像一个宗教狂，或者说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要对成年人的生活方式指手画脚。

如果把美国的自由派视为左派，把保守主义视为右派，有一句半开玩笑的评论：左派要做人们的妈妈，设法为人们找吃找穿。右派则要做人们的爸爸，要指导人们怎样生活。

那么，有没有哪一种派别把人视为独立、自尊的成年人呢？有的，那就是古典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

从上述美国式的自由派和保守主义的各有长短中，可以辨认出两种基本维度——经济自由和个人选择。自由派和保守主义在这两个维度上互相穿插。因此，一维的图表已不能充分表达思想的分界，需要划出两维图表（图表略，见原书第24页）。

自由派赞同个人选择，但主张政府干预经济；

保守主义者限制个人选择，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独裁者既反对个人选择，也要政府大力干预经济；

古典自由主义者既赞同个人选择，也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如果右派指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者，那么我就是彻底的、极端的右派分子。我主张人们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只要他自己承担成本，同时也坚决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管基于什么理由。

许多自称或者乐于被人称为右派或者自由主义者的人，实际上是左派，是反自由者。他们总是在这里或者那里否定自由。或者否定人们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或者否定人们支配自己财产的自由。有了上述的两维图表，不管他们怎么自诩，人们可以很快就识别出他们的真实面目。

如果你主张自由、相信自由、乐于成为一个自由人，那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成为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反之，如果你有八个但是，九个保留，十个特殊情况，那你就不要再糟蹋自由这个词了。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个反自由者呢？为什么要和那些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争夺这个你并不热爱、甚至非常讨厌的东西呢？那些人已经抛弃和远离了自由。我希望他们至少还能保持一份智识上的诚实。

《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物》Libertarianism A primer by David Bo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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