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为什么商品要明码标价？

Wed, 17 Mar 2010 09:26:28 GMT

　　为什么商品要明码标价？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通常的回答是说：减少顾客受骗的机会。但经济学家却看到远为复杂的缘由，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经济效率最高的定价原则是“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上”。这里包含着深刻的经济学理论。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商品有两种互不相关彼此独立的价格。一是消费者愿意出的价格，它随某一具体的消费者而定。同样一件商品，不同的消费者由于收入水平不同，兴趣不同，会出不同的价。这被称之为需求价。二是生产者为了不致赔本而按成本定的价，称为生产价。生产价对于不同的生产者也是不同的，管理得好的企业成本较低，反之则成本较高。

　　显然，生产者希望多赚钱，因此索价决不会是生产价，而是瞄准着消费水平高的用户，猜测他可以出得起的最高价来索价。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听到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极其离谱的价格，都不是生产价，而是大款们的需求价。生产者为了尽量增大利润，在价格谈判时总是隐瞒自己的生产价，而将生产价作为底线，同时试探对方的需求价。如果需求价高于生产价，生产者将获得纯利润。反之，如果需求价低于生产价买卖将无法成交。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价格必须向社会传递商品真实价值的信息，即社会为生产此种商品至少要消耗多少资源，消费者根据这一信息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消费它。所以价格必须按全社会的边际生产成本来确定，即全社会为了多生产这件产品要耗用多少用价值表示的资源。然而上述生产者隐瞒成本索取需求价的行为，显然违背了微观经济学中使社会效益最佳的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因此才有明码标价的要求。

　　明码标价是否能使生产者按成本定价呢?不一定，因为生产者仍可能标一个超出自己成本的价格。然而当存在生产者竞争的情况下，采用明码标价制度，生产者就不敢将价格定得太高。他必须了解竞争者标多少价。为了招徕顾客，他会把价格定得比竞争者定的价略低，当然不能低于生产成本。但竞争者也会奉行同样的策略。因此彼此竞争的结果将使定价下降到成本线上。

　　如此说来，通过竞争的作用，明码标价的结果是使生产者按成本出售产品，利润为零。生产者还会有积极性去生产商品吗?还有的。因为各个生产者的成本不同，通过竞争市场价可能降低到另一位生产者的成本线上，对于经营得更好的生产者而言仍有利润可得。因此明码标价将促进生产者改善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退一步来说，价格等于成本时生产者也不吃亏，他的一切开销，包括他本人应得的工资性报酬都可以从价格中得到回报。但他必须谨慎，努力降低成本，以免市场价降到了别的经营得好的生产者的成本线上。那时他只好关门歇业。此时竞争揭示出他并没有从事此项生产的优势，他必须另外寻求对他有优势的谋生之道。

　　明码标价的另一个优点是节省了交易费用。通过买卖双方的价格谈判，如果需求一方对市场了解得很清楚，也可以将价格杀到边际成本上。但这要求需求方到各个没有明码标价的市场上去收集价格信息，其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谈判本身消耗时间和精力，也是有成本的。从这一点我们将理解，超级市场执行明码标价制度，这在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另一方面，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近于欺诈的商业行为非但是不道德的，而且大大地恶化了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我们都没有理由推崇这种做法，而应该全力抵制它。可惜首都几家报纸竞相标榜说，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商品的真实价值。从这一点看，目前商业道德的混乱，经济理论的混乱，确实堪忧!

茅于轼：等老百姓有钱了买房就不是问题了

Wed, 17 Mar 2010 02:03:35 GMT

　　茅于轼：等老百姓有钱了买房就不是问题了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9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数据，无论是近9.4亿平方米的成交量还是估算约4695元/平方米的均价，都创出历史新高。全年房价涨幅24％，平均每平方米上涨813元，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房价上涨的背后是开发商在疯狂"囤地"。有数据显示，仅2009年上半年，国内30余家大型房企在二线城市新增土地储备的建筑面积，就占了当地总新增面积的49％，即便是在新增土地储备较少的一线城市，仍占到22％。

　　房价涨了，土地囤起来了，开发商待价而沽，并散布"房价高是地价太高造成的"等言论。公众似乎一下乱了阵脚，于是出现了2009年二手房交易量超过前3年总和的现象。

　　土地价格到底有没有影响房价？“囤地”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就此，环球人物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副教授曲卫东博士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不是土地不够，而是土地浪费不少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有种普遍的看法是，高地价决定了高房价，对此您怎么看？地价通常占房价的比重是多少？

　　曲卫东：地价的确是构成房价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房价上涨，并不是由地价决定的，而是由供需来决定的。一般来说，房价由地价、建安成本、税费、利润等几部分构成，如果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很旺盛，供给跟不上，就会导致房价上升，政府在出让土地的时候，就会在这种房价看涨预期的带动下拉高地价。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其实是高房价催生了高地价。

　　目前，国际上，地价在房地产总体价格中所占的比例一般为40％到60％之间。按照业内的推算，我国地价在房价中所占的比例应为50％左右。

　　茅于轼：地价被房价所决定，房价是水，地价是船，水涨才能船高。因此，房价高是地价高的根本原因。

　　环球人物杂志：房地产已经成为拉动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但另一方面，很多人却买不起房，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矛盾？

　　曲卫东：中国目前处于城市化进程的高峰期，房地产成为我国支柱产业已是不争的事实，通过土地出让获取出让金也成为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发展房地产业也确实带动了一部分相关产业的发展，对拉动GDP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一些地方政府一味依靠高价卖地求得暂时发展无异于饮鸩止渴，不能仅仅关心今年的GDP增长是多少，而必须考虑5年、10年后的发展。所以，如何树立新的支柱产业，减少对房地产的过分依赖，是目前政府需要重视的问题。

　　至于很多人买不起房，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要具体分析。实际上，在中国二、三线城市，这一问题并不突出，只是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被提得很多。于是，有人提出，要控制或者打压房价，我认为这个观念不对，商品房既然是作为一种商品，就应该随行入市，其价格应该由市场需求来决定。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担忧，由于政府长期依靠土地出让拉动经济，今后将无土地可供出让，对此您怎么看？

　　曲卫东：土地确实是一种稀缺资源，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不存在无土地可供出让的问题。但应该考虑，究竟一个城市需要建多大的规模最合适，已开发土地在生态、交通等方面有多大的承载力。中国目前很多城市存在的问题，不是土地不够的问题，而是土地浪费，盲目开发，规划不合理等问题。

　　茅于轼：土地还是有的。但另一方面，海南省近期暂停土地出让之后，地价反而飙升，这一现象耐人寻味。

　　改变土地出让方式很难影响地价

　　环球人物杂志：近些年，很多官员腐败案都与土地出让有关，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茅于轼：这些人犯罪与房地产市场的不规范有关。比如在一个透明的市场，土地价格是竞争出来的，但是如果不透明，搞暗箱操作，地价就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如果不着力解决房地产市场的规范问题，超额利润和犯罪还会继续发生。建立健全的房地产市场不是容易的事。

　　环球人物杂志：一些城市正在对土地出让方式进行新的尝试（传统的为“招拍挂”），有人说，这可以有效地控制地价，您认为呢？

　　曲卫东：1987年12月1日，深圳首次举行国土有偿使用权拍卖会，从此揭开了土地从国家到企业有偿转让时代的大幕，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行业由此诞生。自1990年国家首次确立以协议、招标、拍卖为主的土地出让制度以来，以“招拍挂”为主导的土地出让方式在我国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

　　实际上，不论是“招拍挂”，还是新尝试的土地出让方式，其过程中都包含通过竞价拍卖的方式出让土地，只不过是竞价的激烈程度和具体做法不同。因此，土地出让方式的改变很难对地价和房价产生重大影响。

　　很多“囤地”房企都没交够钱

　　环球人物杂志：近来，一些房地产企业，包括央企频频刷新“地王”的纪录，这对房地产市场将产生哪些影响？

　　曲卫东：根据国土资源部的规定，开发商拿到土地之后，两年之内必须完成开发（即项目竣工），如果拿地的价格非常高，那么必将转嫁到房价上，届时，市场能否承受这样的高房价，本身就有很大风险。所以，过去几年，一些开发商高价拿地之后，持续观望，直到房价涨到他认为可以开发的时候才开始开发，或者干脆不动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囤地”现象。

　　“囤地”的一些开发商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土地拿到手后，土地出让金没有交完，或者交的比例很低，比方前不久的北京工体4号地，开发商就是在拿地后闲置了3年，结果转手就赚了两亿元人民币，而且转手的时候，土地出让金都没有交完。为了遏制这种现象，去年年底，财政部、国土部等五部委出台《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明确开发商以后拿地时，“分期缴纳全部土地出让价款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一年，首次缴款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款的50％”。如果开发商拖欠价款，不得参与新的土地出让交易。如果这个《通知》能够落实，“地王”和“囤地”现象将有所减缓。

　　茅于轼：企业疯狂“囤地”，是基于对今明两年房价的基本判断：房价会上涨。而我认为，目前房地产市场价格已经太高，今年的房价会在国家的多项调控措施之下有所下降。因此，之前疯狂“囤地”的企业，有可能亏本。

　　环球人物杂志：要解决中国房价过高的问题，在您看来，应该如何着手？

　　曲卫东：政府要调控房价，应该从整个房地产行业的交易和开发环节中入手。首先，可以尝试适当限制土地出让的成交价格，比如在对住宅用地进行拍卖时，测算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上限，一旦竞拍价格超过这一上限，就应该叫停。另外，应该加强土地增值税征收工作的管理。过去，很多开发商在进行开发时，不论房子卖多贵，都只承担很低的土地增值税。如果能严格地征收土地增值税并随着最终房价的变化而浮动，那么房子卖得再贵，都会通过税收的形式进入政府，从而抑制房价。

　　茅于轼：要想解决中国人买房难的问题，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要使老百姓都有钱。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人均收入增加了10倍，我认为还能增长5到10倍。等大家都有钱了，买房就不是问题了。

茅于轼：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大多被政府企业拿走

Mon, 15 Mar 2010 02:03:58 GMT

　　茅于轼：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大多被政府企业拿走

　　来源：重庆晨报

　　“电话采访吧，不用到家来！”

　　11日早上，记者直接拨通了茅老家里的电话。电话铃只响了三声，那边就传来了茅老的声音：“请问您是哪位？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话语中透出谦和。

　　当记者报上家门并说明采访意图后，茅老说：“倡导低碳经济，不用打的到我家了，直接电话连线采访就是了。你可以先忙其他的采访，我这里随时都可以。”12日晚上8点，茅老根据预约早已等候在电话机旁。

　　记者：民生问题是今年两会一大热点，您最关心哪些领域？

　　茅于轼：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足够重视，但我最关心就业和分配，可惜今年两会就业问题没有形成热点，这是最大的民生问题。

　　记者：您如何看待去年扩大内需的成果？扩大内需对创造就业发挥了哪些作用？

　　茅于轼：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称，2009年我国GDP增幅为8.9%。GDP上去了，但就业没上去。GDP上去了，随即而来的则是通胀压力。最值得体味的是3%的通胀控制目标，显示了政府对保持物价稳定的信心和试图借此引导通胀预期的努力。但如何防止和化解结构性通货膨胀，使3%的目标最终达成，也成为中国2010年的重要任务。

　　至于扩大内需在创造就业方面所产生作用，肯定是有的，但是一次性的。因为项目搞成了，就没了。比如说，修地铁要花好多钱，这个钱扩大内需了，修好地铁以后，效果就没有了。要扩大民生就业，起重大作用的还是要加快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

　　记者：分配不公直接导致贫富差距增大，你是怎样看待目前我国的分配现状的？

　　茅于轼：我们的分配制度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国进民退”。从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财政税收的增幅已经多年超过GDP的增幅，各级地方政府更为突出。特别是国企，占有垄断资源越来越多，甚至连利润都不上交。既然是国企，那就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利润都不上交了叫什么国企呢？

　　记者：您期待怎样来改变这种状况呢？

　　茅于轼：我们收入分配的蛋糕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现在是政府的这块蛋糕总在扩大，分配给居民的总在缩小。居民口袋里的钱少了，内需的拉动力当然就少了。这就需要宏观的分配，政府的分配要减下来，企业的分配也要减下来，居民的分配就增加了。

　　政府关于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实际只有两个大问题，一是做大蛋糕，二是分好蛋糕。这些年，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加，蛋糕是做大了，但分配就糟糕了。政府和企业拿走了蛋糕的绝大部分，居民只有极少部分。而分配到居民的这部分，财富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20%的富人控制着80%的财富，这是非常不公平的。穷人拿工资，工资还有所下降。这个问题有市场的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有人有特权，普通老百姓不能做的他能做，他就赚钱了。个人收入调节税，起的调节作用也不大。

　　从经济学家角度来讲，如果说期待，从政府官员到全社会都应该提高认识：在财富制度的架构上，能够更多地体现牺牲的是富人，捡便宜的是穷人，这就对了。可现在的制度框架恰好不是这样，仅以住房为例，扶持房地产市场的优惠政策是给那些少数买得起房的有钱人的，使得多数穷人去支持富人，让富人越来越富。

茅于轼：“国进民退”是社会发展的倒退

Fri, 05 Mar 2010 01:42:24 GMT

　　茅于轼：“国进民退”是社会发展的倒退

　　来源：搜狐文化

　　搜狐文化：为什么现在“国有企业”又成了香饽饽，受到求职者的追捧？

　　茅于轼：因为国企待遇好，而且现在的国企处于非市场化，拥有一定的政治特权，比如可以拿到银行的贷款，但是民营企业就不会这么容易，同时，国企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里面的福利也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到的。

　　搜狐文化：“国进民退”这种现象，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

　　茅于轼：这种危害是非常大的。以前，中国100%都是国企，直到有了民营企业，中国的经济才改革成功。如果出现“国进民退”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又倒退到改革前的局面。民营企业的出现，提高了经济效率，他们想办法投入少产出多。但是国营企业不会在这方面动脑筋，他拿着国家的拨款，赚了是他的，赔了由大家共同负担。

茅于轼：人民币升值的障碍何在？

Wed, 03 Mar 2010 01:30:37 GMT

讨论人民币该升值还是不该升值的问题，文献汗牛充栋，可是至今还是说不明白。因为升值有升值的好处，而不升值也有它的好处。好和不好都有，想判断哪个好处大，就非常困难，实际上是不可能。所以争论至今不断。要想得出科学的结论，必需另觅蹊径。

一种商品在出售时总是售价越高越好，在购进时总是越低越好。外汇是一种既要出售又要购进的商品，所以肯定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那么什么是不高不低呢？那就是外汇既不太多，也不太缺。如果太多，就该让外汇落价（即人民币涨价）减少过多的外汇；如果不够用，就该让外汇涨价（即人民币贬值）以增加外汇的收入。所以最优汇率是外汇储备不太多也不太少。换言之，最优汇率应该使外汇的收支平衡。

最妙的是，这样的汇率不但对我方是最优，同时对对方也是最优。因为我方收支平衡时，对方也是收支平衡的。因次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最优汇率是双方同时达到的。偏离最优汇率不但不利于我方，同样不利于对方。

这个结论告诉我们，不存在损人利己的汇率，也不存在损己利人的汇率。汇率只有两种，即利人利己的汇率和损人损己的汇率。这个道理不但适用于我方，也同样适用于对方。

认为对方迫使我们调整汇率是出于对方的利益考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不利于对方必定同样不利于我方。我们也不可能制定一个使对方受损自己得益的汇率。

以上的分析是基于双方利益都不受损的条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虽然一方的利益受损但是增加了他的谈判地位。或者说是以利益交换了一个较强的谈判地位；用钱去买了一个较强的谈判地位。这正是我国目前的状况。我们以巨大的经济损失换取了巨额外汇储备。这个外汇储备是有用的，它可以呼风唤雨，使得别的国家有求于我。但是我们的经济利益是受损的。或者说，受损的是双方的老百姓，得到强劲谈判地位的是中国政府。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币调价有这么难。

中评网首发

茅于轼：道德能值多少钱？

Mon, 01 Mar 2010 09:37:38 GMT

　　道德能值多少钱？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

　　人的行为后果按对人对己、有利有害的区分，可以有四种组合，即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和损人不利己。

　　从道德评价来看，利人的行为都是合于道德的，尤其是为了他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更是值得称颂的。而损人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如果是损人利己则更为人所不齿。但从社会整体来看损人利己未必不可取，只要损人很少而利己极大，此种行为就有利于社会。因为自己也是社会中的一员，此种行为可使社会的总利益得到增加。如果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损人极小而利己极大的方法，整个社会将因此而得益。但是从道德评价来看，任何损人利己的行为都是不应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道德评价和利益评价会有背离的情况，况且评价利害的大小往往带有主观性，人们习惯上将自己的利益看得较重，将他人的利益看得较轻。所以此闸一开，可能导致严重损人轻微利己的恶行普遍泛滥。

　　利人利己的活动是最有益于社会的，虽然从道德评价来看它不比牺牲自己为别人的活动更高尚。人们也许会问，什么活动能做到利人利己呢?当利益的总量一定时，此人多得一些利，他人就必然损失一些利。这在对策论中称为"零和对局"，意思是各方损益之和为零，既没有净的损失，也没有净的得益。人们要做到利人利己，就必须找到一种办法，能使社会的总利益扩大。这种活动不仅仅局限于重新分配利益，更重要的是它能创造出新的利益。以后我们将论证，商业交换以及由此而带动的一切经济活动，除掉少数情况外，都具有扩大社会利益的功能。因此商业活动是既符合于道德又符合于利益的行为，是最值得提倡的善行。

　　然而我国的传统道德观中却一贯鄙视商业，嫌弃商人，就连大多数商人自己也未必明白商业对社会的重大作用，而且确实有不少商人用欺骗的手段经商，破坏了商业的信誉，使这一大大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活动，很难得到长足的发展。这种历史教训不光在我国存在过，而且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里同样存在过。不同的只是当今发达国家里已不再存在鄙视商业的偏见，商业活动已成为最讲究信用和道德的一种活动。不道德的人不断地被排除出商业活动的圈子，这种净化作用的结果是构成了一个方便安全富裕的物质环境。而在我国这种转变尚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应该自觉地推进这个认识上的转变，这是我国知识界、政界和实业界的一个重大任务。

　　损己利人的行为是典型的道德行为，但是从社会总体来看，每个人对自己来说是"己"，对他人来说又是"人"。同一件事对他本人而言是损己利人，对别人而言又变成了损人利己。由此可见损己利人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此种原则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制度性原则。

　　社会必须共同遵守的法律、条款、规定等等不可能以此原则作为基础。本书一开头提出来的几种道德的悖论，根源就在于试图将损己利人作为一种制度来加以推广。君子国里的每个人都要损己利人，结果造成一大堆矛盾；义务为别人做好事的人却在鼓励别人做坏事；两个人分苹果，不论损人利己或损己利人都行不通，只有公平分配才行得通。这说明在制度设计中，对等和公平不但在伦理上，而且在逻辑上是唯一可行的原则。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茅于轼：房价泡沫终会有破裂的一天

Tue, 23 Feb 2010 05:36:28 GMT

茅于轼：经济学家分析问题都用均衡分析法。现在的房价已经脱离了正常价值，所以经济学家都会回答：不会再涨价。两三年前就是这样看问题的，可是房价却一涨再涨。2010年会如何，如果按照均衡分析法，还是说会落。究竟怎样还难说。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大城市房地产已经有了泡沫。如果再涨，泡沫就更大了，终会有破裂的一天，除非能够把泡沫消化掉。但这种可能性很小。

茅于轼八十自述：我的经济学是我自己发现的

Sat, 13 Feb 2010 03:25:40 GMT

茅于轼八十自述：我的经济学是我自己发现的

　　我原来是学理工的，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许多经典著作我都没看过。我的国学基础也只限于《论语》、《古文观止》中的十几篇，所以我在写文章时极少引经据典。也正因为如此，我的知识不是抄袭之作，不是食古不化，更不是贩卖外国的原著。我之所以能取得学术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和结交的朋友有关。

　　——茅于轼

　　我的爸爸妈妈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6个月。爸爸活到1990年，妈妈活到1992年。妈妈生了我们4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小弟弟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著名教授，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

　　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曾著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的起义。他死得很早，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每天要我写一张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个圈就给我一个铜板。我直到今天仍对书法有兴趣，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应该说，祖母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因为她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她的3个儿子都是留学生，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

　　我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后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又去了加拿大实习，再从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在杭江铁路(浙赣铁路的前身)工作，从那时起，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1950年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安排。

　　我妈妈一生多病，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竭力维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而且都有留学生的背景，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的，且崇信科学。

　　学习和教育

　　我上的头一所学校是杭州狮虎桥小学。那时候我只有5岁多，只记得有一次我犯了错误被校长叫上讲台受训，我不服气，用小脚踩校长的鞋子以解气。校长倒也没有认真，哈哈一笑了之。后来父亲的工作调动，就去了苏州、南京、衡阳等地上学，最后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是46级的校友。总的来看，这12年的小学中学一共上了13个学校。

　　我在学校的成绩很一般，都是勉强及格。但是我对课外读物有兴趣，在小学四年级时就看科学杂志。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经常和几个同学谈天文学的问题，因为频繁转学，学习很受影响。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在上海交大的四年教育。这四年的特点是老师好，听得懂，而且专业课全部用英文，做习题、考试都用英文，我的英文主要靠在上海交大这四年培养起来的。在交大学的力学、数学、热学、机构学(现在叫机械原理)都非常有用，甚至影响到我的人生观。

　　大学毕业后，我自己十分重视学习，天文地理无所不学。1955年，我调到了铁道科学研究院，需要更多的知识，从那以后我坚持自学，至今不断。我看的书中以数学方面的书最多，另外还学了空气动力学、计算机和数值计算(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用计算机了，用于给试验数据加工分析)、燃气轮机，还学了俄文，都是很难啃的学问。近来看的书都跟经济学有关，另外感觉自己历史方面的知识太缺乏，因而看了不少历史书。铁道科学研究院有很好的学习环境，给研究人员提供系统的课程。我听数学课至少有四年，但是因为没有人指导，有些课费了很大的劲。我的数学基础对后来推导择优分配原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我有机会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我听了三四门课，但没学到新东西，只有一门讲税务的课，觉得颇有收获。那时候国内还没有“税”的观念。在国外，我的主要收获是了解国际上的学术动态，结交了不少大学者，特别是明白了如何将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出版物是我特别喜欢看的书，至今未断。

　　1990年，我应聘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作客座高级讲师。这是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我能够获得这个职位跟我认识他们经济系的主任有关。在哈佛大学时，我们在加拿大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相识，他知道我的经济学水平，所以请我去。我在那儿讲三门课：经济学专题、经济计划、环境经济学，都是研究生的预科课程。我的月薪按当时的汇率合3000美元，交掉1000美元的税，还剩下2000美元。一个中国人，没有学过正统的经济学教育，没有博士学位，却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教主流经济学，这不但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恐怕至今也是凤毛麟角。

　　爱人赵燕玲

　　我的爱人赵燕玲出生于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开织造厂生产绸缎的，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人问他家要过去织出的样本。

　　她家和我家不一样，日寇侵华时我们茅家全都跟着国民党撤退到了内地，因为不想做亡国奴。但是他们赵家全都留在了沦陷区，因为做生意的人不在乎当局的是什么政权，能够有生意可做就好。1937年抗战爆发，那时候她父亲正在张家口开蛋厂，因为战争，于是卖掉了厂回苏州。她是家里头一个孩子，长得漂亮，又体弱多病，所以是家里最娇的娇小姐。她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但是她集全家宠爱于一身。

　　她是我的远房亲戚，是我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我称之为舅妈的女儿的三次方，反过来，我是她姑妈的儿子的三次方。我头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就是我舅妈的儿子偷来给我的。以后又弄来一张，比较胖了一点，我见到之后当然羡慕不已。

　　她的出身对她一生有很大影响。虽然她没有念大学，是中专毕业，但是人们都说她是大家闺秀，说她气质非凡。她从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到一家之主的贤妻良母，又到孙儿绕膝的古稀之年，一贯保持着秀丽端正、雍容华贵的风度。

　　她的恋爱故事可以写一本书。在无锡助产学校时同时追求她的有五六位男士，包括她的老师和医院里的医生等。她毕业之后之所以来到齐齐哈尔，也是因为追她的人太多，不好摆平，索性远走他乡。那时候我只跟她见过3次面，她敢于去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只能说是缘分。当然，也许跟我的表现有关。她爸爸看见我写给她的信，称赞我的字写得好。之前的一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对郑锡坤作业法“动能闯坡”的研究》的文章(此文我得了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稿费)或许也有关系。

　　1954年她到了齐齐哈尔，成为齐齐哈尔最吸引人的明星。管理局周末的舞会总少不了要她去，甚至是指名道姓一定要她出席。如果碰上她值班，局长会告诉医院院长给她调换班次。到了北京以后她同样惊动了北京城，王府井三家最大的照相馆，在橱窗里都挂她的照片(不论她在苏州，在上海，照相馆无例外地都挂她的照片)，有人说她是倾国倾城，并不为过。

　　光说她的美貌远不是她的全部，她懂得人的心理，善于表达，善于沟通，而且非常能干。她为全家人织毛衣，为全家做各式各样的衣服，从衬衫衬裤到中山装。她是助产士，接生过1000多个孩子，没有出过任何事故，护士们都愿意跟她的班，她被评为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文革”后她主持家务，更是一显身手，全家的伙食极大地提高；她给我理发，自那以后我从来没上过理发馆，只除了在国外的两年她不在身边。

　　朋友成就学术

　　我原来是学理工的，所受的基本训练是在理工方面。我对所学的力学、电学、热力学、数学都认真地下过工夫，可以说是达到了融会贯通的程度。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基础很差。许多经典著作我都没看过，像《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都没有认真读过，更不用说洛克、康德、罗素、弗洛伊德、韦伯、柏拉图、培根、黑格尔的著作。我的国学基础也只限于《论语》、《古文观止》中的十几篇，加上零零碎碎的《史记》、《孟子》等。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所以我在写文章时极少引经据典。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我的知识不是抄袭之作，不是食古不化，更不是贩卖外国的原著，这些恶名都安不到我的头上。

　　我之所以能取得学术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和结交的朋友有关。我们互相交流，彼此得益。其中主要有王国乡、杨小凯、宋国青、张维迎、盛洪等人。

　　我的学术成就大体上可分为前25年和后35年。前25年主要是在铁道机械、牵引动力方面；后35年则在经济学、人权、道德、制度方面。

　　当“文革”接近尾声时，工厂领导照顾我回铁道研究院作助勤，我等于就回了家。回到北京后，我在铁道研究院的运输经济研究所做助勤，从事铁道经济研究。

　　我在这一段时间里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完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成就，那时我正好50岁。我领导运输所经济室的学术工作，很有声色。我还给研究生开数理经济学的课(宋国青、张维迎、王国乡都来听过我的课)，给室内同事开概率论的课，去北京经济学院开数理经济学的课，我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我的研究领域越来越超出运输经济。

　　我常讲，我的经济学是我自己发现的。这个发现过程就是推导择优分配原理的过程。我写的《经济学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一书就是用独一无二的方法解释了微观经济学。其特点就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地用非线性规划讨论资源的最优配置，并得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从而建立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摘自《八十回望》岑科、傅小永、郭玉闪、周克成等编著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茅于轼：住房福利不该帮白领大学生

Mon, 08 Feb 2010 01:41:00 GMT

茅于轼：住房福利不该帮白领大学生

　　日前，搜狐“新视角高峰论坛”在京举行，数十位知名学者及企业老总参加，本次论坛议题是讨论“2049年中国会是什么样”，从现在开始到2049年，中国还将面对怎样的困难与挑战，有哪些经济问题将在未来的数十年里逐个得到解决。

　　与会者讨论的热点集中到“下一步的改革将从何处破题上”，影响面巨大、身处国家调控旋风中的房地产市场自然成为“被讨论”对象。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今年已经81岁高龄。他说，国家住房福利应该集中针对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群体，不应该帮助都市白领、大学毕业生等“夹心层”。茅于轼同时呼吁：泡沫已悬头顶，房价万不可再涨了。

　　房价不能再涨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因为泡沫已经摆在那儿了。”茅于轼说，在最近比较热的通胀、就业、房价等问题中，他觉得调控房地产市场是重中之重。

　　茅于轼说，在1994年，我国已经有过一次小规模的房地产泡沫破灭经历，当时对南方城市已经有了影响。因此，茅于轼认为，房地产泡沫是不能破裂的，政府只能想办法对泡沫成分进行消化，他说，最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从目前来看，政府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房价不能再涨了。

　　福利向农民工倾斜

　　不少老百姓希望国家能够出台各种政策来帮助购房者，甚至形成一种福利。但我国关于国家福利的争论由来已久，而茅于轼一直是国家福利论的坚定反对者。

　　“政府用于福利的钱花给了谁。如果是花给了一般老百姓，钱从大家手里兜了一圈回到大家手里是有漏损的，不但有征税和再分配的行政成本，还有贪污腐化的腐败成本。”茅于轼认为，不是每个人都应该享受低价房以及购房的各种补贴和优惠，像大学毕业生以及都市的白领买房就应该靠自己，国家有限的福利应该首先集中提供给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

　　茅于轼谈到了在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80后：首先，年轻人应做好长期租房的准备，何时买房要看承受能力；其次，在政府层面上来说，应改变以前保护多数人的利益转为保护所有人的利益，让新一代的80后劳动力更受尊重。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因为泡沫已经摆在那儿了。

　　(重庆晨报周旭)

茅于轼：要从保护多数人利益变保护所有人利益

Wed, 03 Feb 2010 03:36:00 GMT

茅于轼：要从保护多数人利益变保护所有人利益

　　“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于2010年2月3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我们借互联网新媒体之广泛传播，以百年视角，展望刚刚度过60年大庆的新中国未来。以1949为起点，我们置身于人类历史长河，站在2049回望新中国。中国人，将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带向历史，或者未来？搜狐公司与亿万网民，一起期待智慧启迪。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

　　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过去30年是一个老阶段，现在要进入新阶段。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以中国的市场为基础的，但是中国的市场和全世界别的国家的市场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市场，和别的市场不一样，人类有几千年的历史，最近二三百年才有市场，才有市场经济，因此人身权得到保护，财产权得到保护，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人的商业交换合同不会受欺骗，有一个公正的司法，在这种背景下，市场制度才能够逐渐产生。但是中国的市场制度的起点是文化革命的结果，完全没有上述理念。但是成功了，比别的国家都成功，原因有两个：

　　第一，中国有一个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劳动力。他们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处于无地位的状态，吃都吃不饱，要进城市是不可以的，没有享受劳动成果的自由，产品最终都必须交公，也没有选择生产什么的自由，更没有创业的机会，只能出卖劳动力。建高楼、挖地铁、修高速公路等等，其中挖200多亿的煤代价就是死了20多万人。出口加工的车间、赚取的2万多亿外汇储备都是他们贡献的。他们待遇很低，没有任何保障，而且他们还觉得自己不可怜，因为获得了温饱，还能赚钱回家盖房子。但是这样任劳任怨的劳动群体已经慢慢改变，现在的打工者年龄都在二三十岁，没有经历过吃不饱的年代，80后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再让他们毫无怨言的出卖劳动力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改革面临新阶段就是指：以往的一代打工者是世界上最听话、最勤劳的打工者，他们一天干10个小时，老板不拖欠工资就很满意，欠工资也只能用跳楼这种最软弱的方式来抗议；新的一代打工者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所有人都需要认知到这一点。

　　第二，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市场可以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这个好不好很难说清楚，就中国实际的结果来看这是好的。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叫“心想事成”，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想当皇帝就当皇帝，想搞市场就搞成功。举个例子，中国要盖三峡，移民一百万也成功了，这一百万移民里肯定是有钉子户的，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尽管建三峡的效果好坏还有待确认。还有一个例子，如国企改革，这么多企业的改革是全世界的一个大难题，中国就成功完成了，方法就是把企业卖掉，让几千万人下岗、换工作，这在一个民主国家是根本做不成的，中国成功了，代价是伤害了一部分人。不光是国企改革，很多的事都是以伤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完成的。这也是社会矛盾多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中国现在为了一个新阶段，就不能再牺牲任何一个人了，中国要从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改变成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保护每个人的人权，人们的生存权，人们自由的权利，市场的选择权，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的权利，这些都是中国非常缺乏的。如果中国不能回到保护人权、逐渐消灭特权这条轨道上来，中国的改革将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茅于轼：40岁买房比较正常做好长期租房准备

Tue, 02 Feb 2010 09:39:05 GMT

茅于轼：40岁买房比较正常做好长期租房准备

　　来源：东南商报孙肖石承承

　　昨晚，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来到宁波，出席由温莎ＸＲ苏格兰威士忌和商会网举办的“温莎影响力讲坛”，并接受本报和中国宁波网联合打造的“天一红人堂”栏目独家视频专访。茅于轼先生就读者和网友们关心的买房、炒股、投资、创业等问题做了解答。

　　什么时候能买房？　４０岁买房比较正常

　　“２００９年有一部电视剧很红，叫《蜗居》，讲的是房子问题，现在房价那么高，我到底是买还是不买？”记者带着读者徐先生的问题向茅于轼提问。茅于轼说：“《蜗居》这个故事我听说过，我想问问这个提问的人几岁了？我７５岁才买的房，２０多岁根本没有必要去买房，我并不是说让大家和我一样到了７０多岁才能买房，我觉得一个人到４０岁买房是最适合的年龄，父母有钱的除外。”

　　房价上涨，不是开发商想提价就能提价的，其原因是供应不足，因为价格是由供需决定的。有人会问，我们不缺钢筋水泥，不缺劳动力，为什么我们的房子还会供应不足？因为我们缺少土地，这个矛盾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无法解决。

　　有网友在线提问：“什么时候是买房的最佳时机？”“第一，当你有足够的钱买房子时；第二，当你觉得买房的价格比每月租房的价格便宜时，那你就可以买房了。”茅于轼说。

　　今年买房还是租房？　要做好长期租房准备

　　茅于轼猜想，在未来的３～１０年，将是一个低房租、高房价的时代，大部分人应做好长期租房准备。“据我所知现在有很多房子是空在那里没有人住的，房子空着那就是损失，房主会拿出来租，现在的出租房很多，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现在房价涨得那么厉害，而房租却一点也没有涨的原因。买房是一种占有欲的满足的行为，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让自己痛苦。租房没有什么不好的，人需要有追求，但追求要务实，不要一直朝着买房这个固定目标走下去，有时可以活动性地变换目标。”

　　茅于轼把买房比作找对象，他认为：“你爱一个人，那个人不爱你，你追求不到而苦苦折磨自己，这正如你对房子的爱恋，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痛苦，可以把目标放得远一些，改变一些观点，你会发现其实人生能追求的东西有很多，房子只是你追求的爱人中的一个，只是森林中的一棵树木。”

　　年轻人该怎样创业？　能赚钱就是在创业

　　赚钱就是创造财富，而年轻人要学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赚钱。在茅于轼看来，一个人能赚钱，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茅于轼说，“以前大家的看法，一说赚钱，一说雇佣，就是剥削，其实这个观点已经被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所否认。姚明打篮球挣好几千万，你能说他创造的财富是剥削别人吗？”

　　茅于轼坦言，尽管年轻人的创业热情很高，但是成功率却非常低。而年轻人创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把握好自己的身份，年轻人更多习惯扮演的是“买方”角色，熟悉的也是“买方”的思维状态，却不知道如何做好“卖方”的戏码，“在这方面，年轻人缺乏经验，而这些经验并不一定来自书本，更多是来自社会实践。”

　　尽管鼓励年轻人创业，但茅于轼还是提醒年轻的创业者，要学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自己的目标，“吊死在一棵树上并不是明智之举。”“遵循市场规律，大大方方赚钱。”这也是茅于轼鼓励青年人创业的基本思路。

茅于轼：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税收

Thu, 28 Jan 2010 05:16:54 GMT

访谈者：赵国君、茅于轼

　　时　间：2006年4月13日

　　地　点：北京茅先生寓所

　　还是在税务部门工作的时候，就曾求教于先生：税率的高低、税收管理的效率以及如何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力，维护纳税人的权利等等，可以说，我对他的立场和观点有一定的了解。如今，以茅先生为采访对象，意在以经济学家的视角来观察税收。所以就起了个与经济有关的题目，谈谈私有财产与税收的关系。希望立场是专业的，也是公民的或者说普通纳税人的。（赵国君）

　　交税就是买政府的服务

　　赵国君：茅老，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税收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但还是要从老问题开始，什么是税？

　　茅于轼：要说什么是税，应该问一句：交税为什么？

　　我认为，交税就是买政府服务的。

　　昨天我们在中国税务报社开了个会，所有的人都一致呼吁减税。为什么？人们认为现在的税负太高了。当然，税负高低也很难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税负还不是太高。但，高与不高，不是数字意义上的。关键的问题是税负的高低必须和政府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联系起来，即税收的增减必须从纳税人所享受的政府服务来判断。服务少，少出钱，服务不好，也少出钱。

　　赵国君：将税收和政府的服务质量联系起来反映的是个体的人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交易关系，既然如此，完全可以按“质”论价了？

　　茅于轼：当然啊。纳税人支付出去的就是税，“买”回来的呢，就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如国防、外交、维持法律和秩序等。

　　赵国君：交税是购买政府服务，那和用自己的钱财雇佣保姆不一样吗？

　　茅于轼：是啊，纳税人用一部分财产来购买政府对自己的服务就是税的实质。在这种关系下，政府必然受到民意的制约，就像业主们有权联合起来自主选择物业管理公司一样，公民个人也有权选择由谁来向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并有权定期加以更换。

　　赵国君：一句老话：“皇粮国税，不交有罪”，流传几千年了，反映的是不交税的后果很严重，按照您的说法，交多少税是我们纳税人说了算，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

　　茅于轼：中国传统的“皇粮国税”不是税，是一种保护费，是“贡”的性质，皇粮国税是义务的观念，不是交换。现在的纳税是一种交换和购买，彻底改变了百姓和政府的关系，然而我们大多数百姓并没有从这个角度上来认识纳税，尤其在农村还把纳税看成是“纳皇粮”是非常不妥的。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税就是一种带强制性的交换关系，也是对财产权的侵犯，允许侵犯的代价就是要政府为我提供良好的服务。这个观点并不被许多人提到，总比税负高低、税收多少，没有意义，还和美国比，和欧洲比，怎么能够和他们比呢？北欧国家上学免费、医疗免费，人家交50%的税可以呀，买的服务多，质量好嘛。

　　一定要强调交税就是购买政府的服务，这是个根本的问题。

　　赵国君：纳税人出钱的目的是购买服务，服务太差了怎么行？

　　茅于轼：当然，政府的服务太差，购买者就有抱怨、挑剔和不买账。现实情况也是如此啊。比如，政府干涉你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为什么还交税？花钱买罪受？今天早晨我去遛弯儿，看见城管大队的人又在野蛮执法，把摆摊的人的东西抢走。这是什么样的服务啊，买这样的服务干嘛？

　　还有那么多的贪污、腐败、冷漠，政府不好好做事就是没有给购买者提供好的服务，你愿意买这样的服务吗？不可能啊。所以，就要求政府改变作风，要求少交税。议会里成了博弈厮杀的战场。谈好了，政府规规矩矩，依法行政，谈不好，政府下台，有能力的人组阁，重新洗牌。你看，法治国家里的议会哪一个不是将税作为重点争论的对象？又有哪一个政客不是以税做文章，颁布施政纲领，取悦于民众？所以说，税是民众与政府关系的一个重要力量。根本的问题还是政府要为纳税人服务。

　　赵国君：这就像那句话说的：“当政府是你的仆人，你是自由的；当政府成为你的主人，你就像一个奴隶那样，不再重要了。”

　　茅于轼：有道理。对纳税人而言，政府只是为你服务的机构，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

　　爱不爱国就看你是不是认真交税

　　赵国君：要是政府不够廉洁，整天拿着纳税人的钱花天酒地，公民能不能够以此抗辩，不交税呢？

　　茅于轼：听上去有道理，但是，等到政府不腐败了，再交税，要等到什么时候？现在，全世界有腐败的政府占大多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问题是，政府虽然与贪污腐败作了强有力的斗争，但腐败一时还难以消灭。在没有消灭腐败之前如果政府没了税收，怎么运作？国家更难治理。要知道，反腐败也是要花钱的。

　　赵国君：那也不会是你越贪污腐化，我反而对你还报有信心，往里搭钱等你改邪归正吧，什么时候是个头儿？

　　茅于轼：那什么是政府啊，按照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的观念，需要政府吗？政府是不得已的产物，我们必须让度出部分权力组成政府来管理自己，政府是必要之恶嘛。所谓宪法就是人们同意政府统治自己的契约，核心的问题还是限制公权力对私权的侵犯。所以，当政府是基于被统治者同意建立起来的时候，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自己办事的机构，又不是别人的事，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因为政府不够廉洁就不纳税，实际上就是放弃了自己做公民的权利。有偷税行为的人能够，或者说有资格理直气壮地监督政府吗？一个国家由这样一批旁观者所组成，怎么能成为一个像样的国家？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国家走上正轨，首先每个人要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政府的主人，要承担起公民的责任，这才会有公民的权利。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现代社会人民和政府关系的基础。不从纳税这一点开始逐步建立起这种基础关系，民主法治永远只是一句空话。

　　赵国君：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个体，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是不是既应该认识到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也应该正视政府的作用，即使它做得不好，也不能向坏人看齐，还应该有责任，有担当。

　　茅于轼：应该的，不仅如此，因为有贪污而拒绝缴税，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别人有错，自己也可以做错事；把别人的错误当成自己犯错误的理由，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只要社会上有一个人犯错误，大家都可以跟他学，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将一滑到底。大家都向坏人看齐，社会的道德将荡然无存！相反，不管别人如何不讲道德，自己坚守道德信条，并进而向不道德的人批评，这样的社会才有希望。在最坏的环境下仍能坚守自己的道德信条，这才是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支柱。

　　赵国君：先生真是“以德报怨”，君子之风，但愿政府也如谦谦君子，切实把纳税人的钱用到实处。

　　茅于轼：一个好公民是忠于自己国家的，这意味着你对国家是取建设性、而不是毁坏的态度。假如政府做错事，你严厉批评政府，那是希望它改善，这就是建设性。假如你明明发现国家在走向错误的道路，你却还是说，就是好！就是好！那是一种毁坏的态度。

　　西方人把死亡和纳税看成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两件事。死是每个人到头来不可逃避的，纳税也一样。我们是一个刚刚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国家，原来个人和政府的关系是自己无私奉献，政府统包一切。现在无私奉献越来越少了，而政府统包的想法还继续存在，样样事情要靠政府，可是纳税的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不但老百姓这样想，连政府也还保留着类似的想法，并没有把纳税看成是一个人不可避免的事。

　　大家都知道，国外对政府官员的纳税情况监视特别严格，这是检验一个人够不够资格当官的起码标准。在我国从来没有听说对哪位官员检查过纳税情况，几个大贪污犯成克杰、胡长清等的罪状中间也没有偷税这一条。

　　赵国君：应该反思的是人民与政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理顺，好多观念上的疙瘩解不开，纳不纳税就成了一种良心账和不得不接受的东西了。

　　茅于轼：是啊，过去一谈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人民的无私奉献，政府、国家概念搅成一团，具有天然的正确性。现在不同了，人民有了自己的利益考虑，不再无私工作了，将来如果我们建立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政府成为人民的雇员，听命于人民，虽然基于管理的需要也要有一定的权威，但也还要受公民的监督。

　　因此，过去政府负责人民的基本社会需要，做什么都要感谢党和政府，现在，人民不是为党和政府工作，是为自己，每个人挣的钱就是他们在工作中创造的财富，政府的收入大部分靠公民的纳税，从经济关系来看，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有了本质的不同。

　　赵国君：您在一篇文章里主张：纳税比爱国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说？

　　茅于轼：很简单，如果不纳税，国将不国，想爱国的人也无国可爱了。所以，你要真的爱国，那么你就先要依法纳税，如果你宣扬很爱国，背地里却偷税漏税，那么就有理由怀疑你所谓的爱国是否出于真心了。

　　仔细想想，爱国口号喊得震天响，遇到纳税却想方设法绕着走，这是为什么？因为，爱国的成本很低，一般表表态就可以了，而纳税的成本却十分真实，必须掏自己腰包，所以，我说爱国容易纳税却难。

　　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大家同仇敌忾，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甚至愿意为国捐躯，但碰到纳税问题却没那么自觉。真是让人奇怪：愿意为国家慷慨赴死的人，为国家交几个钱却那么吝啬？

　　赵国君：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爱国主义是一种幼稚病”，也对这种假大空式的爱国主义提出了批评。

　　茅于轼：问题还不在这里。多年来，我们判断一个人对国家的态度主要是听他说了些什么，现在是不是拥护党的领导，是不是和党保持一致，还喜欢让人表态，这种表态主义不但培养了奴性，也培养了大量双重人格的人。

　　口头爱国派深知喊几句爱国是没有成本的，未必真要上前线打仗，而缴税却是货真价实的。过去没有税的问题，爱不爱国喊几句没事，现在要纳税了，好，爱不爱国就看你是不是认真交税了。

　　如果没有人纳税，政府岂不垮掉，党没有税款也无法运转，国家都由这些说大话的口头爱国派组成的话，国将不国，党将不党，还有什么国可爱？

　　赵国君：一方面税是购买政府服务的对价，一方面，无论如何，税又是必须得交的，是这样吗？

　　茅于轼：是的，没有理由不纳税。

　　从来没有恩赐的幸福

　　赵国君：茅老，您的观点可能不会被另外一些人所接受，在那样的社会里并没有税收的概念，也有高福利，高补贴，上学看病也免费，但他们要证明，所有的幸福均来自于政府的赐予与领导的英明，人们就沐浴在这样显见的恩赐中，根本就没有税的概念。

　　茅于轼：从来没有恩赐的幸福。

　　这些高福利、高补贴的钱从哪里来啊？总不能说是政府或英明领袖自己创造出来的吧，政府不会创造直接的经济价值，相反它是个消费者，消费纳税人税金的机构。伟大领袖一个人能够创造什么？过去的说法是财富均来源于劳动创造，我说交换也创造财富，无论劳动还是交换不过是大家劳动创造的结果，虽然没有体现为税，这些钱还是来源于税的。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人为的宣传，没有税是不能的。你可以不叫税，叫利润，但总是人们创造的财富集中到了政府手里，政府才能够花钱办事啊。

　　赵国君：计划经济的年代里，“非税论”盛行，根本就没有税的概念，人们在这种低物价、低工资，但高福利、高补贴的体制下却有某种眩晕的“幸福感”，为什么呢？

　　茅于轼：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大，所谓的幸福感可能来源于某种“公平感”。但公平感并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公平，何况，就是真正的公平也不一定是全部的幸福，幸福应该是自由的、快乐的，你能承认那个社会里的人是快乐的吗？只有少数人快乐，大多数人表现得、或必须表现得很快乐！

　　我常说，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快乐最大化。政府的职能必须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其中可包括不虞匮乏的自由，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本来就是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否则人们要政府干什么？或者苛政日久，政府就被推翻而不存在了。

　　我倒以为那样的环境下并不是真正的幸福，你尽可说有些人感觉如此，但普遍的幸福不会存在，我就在那样的环境里走过来的，有着亲身的感受，更多的是各方面的切肤之痛，绝少眩晕的幸福，因为我不快乐！

　　赵国君：幸福得叫人快乐，也有带着镣铐跳舞的人啊，虽然不知道有多大的普遍性，毕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征。税的问题似乎很专业，其实关系着每个人的钱袋子，并不复杂，体制、观念、错误的宣传使这个问题被遮蔽了。

　　茅于轼：就是啊，直到现在有的国家还在讲幸福的生活是政府赐予的，是来自于伟大领袖的恩典，有的政府很忌讳甚至不让用“纳税人”的概念，让你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是很落后、很荒唐的。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幸福不是来源于赐予，而是来源于所有人的创造，这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税收

　　赵国君：据杨小凯先生的研究，公有制经济的一个好处是能够避免收税的交易成本，“顺便也一劳永逸地避免了执政者在财政上仰赖民意机关的威胁”，怎么理解这个判断呢？

　　茅于轼：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洞察。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所有的宪政国家都是私有制？一句话，仅仅因为财产私有，征税才需要财产所有人的同意，也才有税的概念啊。

　　以前是计划经济，也就是公有制经济，财产表面上是大家的，税被隐藏起来，不存在了，但上缴的利润是什么呀？里面有没有税？当然，公有制企业效率不高，经营状况并不好。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如杨小凯所说的，收税的交易成本没有了，的确不需要交易。

　　相反，产权确定了，政府从属于公民的私有财产中索取一部分，这才能叫做“赋税”。公有产权制度下，政府本身是一个所有者，它收什么税？收谁的税？它的主要财源来自于整个公有经济体制的利润，而不是来自对私人财产的索取。

　　赵国君：那钱不过是从政府左口袋装到了右口袋里，难怪米塞斯会说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核算，因为没有价格。同样，也没有赋税，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制度。如此，政府与人民之间也就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博弈了，对吗？

　　茅于轼：是这个意思。只有当收税是收别人的税，收税才会成为一件有难度的事。公有制经济却几乎避免了这种冲突，因为它不需要从私人那里收税。也就是说，它对社会财富的攫取主要不通过“税收”这一本质上属于私有制的方式来完成，它对社会剩余的索取手段主要是计划经济。

　　赵国君：可是公有制有利润吗？如果有，那点儿利润够维持用度吗？

　　茅于轼：除了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利润收入外，还有其他隐性的收入。我们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低工资制度，这不是偶然的，在非契约化的劳动体制下，劳动者的报酬不能讨价还价，不会有合理的劳动价格。真正的事实是大部分劳动所得以各种非税收的方式被攫取和积累了。有学者计算说，前40年中国农民平均每年有260亿被无偿掠取，杨小凯同时也做过论证：“在价格剪刀差形式内，隐藏农民总贡献达8000亿元”。

　　“法眼”看税，问题不少

　　赵国君：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不但有了税，还有税收收入的高度增长，人们在肯定税收领域成绩的同时，对存在的问题也在逐步地探讨和解决之中，依法治税的观念在不断倡导和实践中，比以前变化大了。

　　茅于轼：是啊，现在都在谈依法治税，是个好现象。但有许多问题也要反思，是不是真的有法的观念，是否按照法律的标准行事了？依我看，现在许多地方还是依计划征税，不是依法征税！

　　现在考核税务机关的主要标准还是看有没有完成收入计划，是否在某些方面达标，标准还不是法律的标准，有很多人治的色彩，计划经济管理的思维还很重。把法律扔在一边，需要的时候拿来用一下，好用时用一下，不好用的时候把它扔了，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法治精神。

　　赵国君：应该说比过去好多了，毕竟操持的语言与过去不同了，说的是法律，而不是意识形态、政治叙事。但观念转变还有待时日，许多人的观念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以为税收不过是为国聚财，不过是以完成税收任务为第一要务，否则，要税务做什么？更糟糕的是在税务行政机关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人治而不是法治的传统，管理的理念非常落后，唯上是从，既与法绝缘，又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悖，引人深思。

　　茅于轼：所以，依法而论，存在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加税是不是说加就加了，还要不要经过人大通过？你学过法律，是不是这个道理？

　　赵国君：当然，法律上有一个立法保留项目，就是有些领域必须要法律规定才能实行之，比如财税金融制度、司法制度、限制人身自由的也需要法律，法律是个专用概念，专指经过一国立法机关，也就是议会制定的法律才能规定之，不能是行政法规、规章，或者部门通知漫天飞。我国《立法法》已然规定了涉及税收的规定必须是法律，只不过现在还是行政法规统领，部门规章频出，各地通知层出不穷，没有依法行事罢了。

　　茅于轼：我能感觉到的问题就不少，比如，税制设计也不尽合理，在所得税制中，许多劳动成本没有完全抵扣掉。1600元的扣除标准是不是太低了？研究所一个出纳员的工资就得2000元，研究人员的工资在五、六千，甚至上万元。成本扣除少，说明许多劳动成本税务机关是不承认的。还有企业所得税中的扣除，广告费、宴请费、馈赠费等等在商业往来中是不可避免的，大量发生的，扣除标准怎么掌握？以前，广告费有个比例才能扣除，其他费用也有标准，这样的标准是政府自己的掌握，当然不会太高，造成企业成本扣除很少，所得额增大，征税增多。

　　这样的设计背后反映的理念是，企业是国家的，花一分钱都是国家的，所以我控制你的开支，而真正的事实是企业不是国家的，是私人的，有什么理由管人家开支？在这些方面，政府对外企控制得比较松，但外企和内企应该是一样对待呀。

　　赵国君：税制的设计关系到税收公平，的确很重要。当然，怎样建构一个合理的税制确实需要详细论证，科学决策，但我想还是有个观念的问题，征税为什么？怎样征税？是为预算而敛财，为了政府此时此刻的用度而完成任务，还是为了发展经济、服务纳税人？观念决定决策，杀鸡取卵与涸泽而渔都是要不得的。

　　茅于轼：谈到公平，还有一点很容易被忽视，甚至很少提及，征税的成本由谁来负担？税务机关盖个楼，谁负担？说到底终归还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负担了一切。但是，由于严加征管的成本是不是也由纳税人承担？我看不能。比如，安装税控收款机谁负担？

　　经济学讲，如果征税成本意识有了，税务机关在征税的时候就有个成本考量，花多少钱是值得的？比如，征一块钱税，该花多少钱？征一块钱税，花一块钱成本，那还有什么所得？除非花得成本比较小，才有收获呀。

　　很明显，如果成本有纳税人承担，就没有什么限制了，不断地加强征管的结果是收入总是增长的，而纳税人的成本负担是不断加重的，这还了得？如果由税务机关承担的话，就有个收入最高点，这个点是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点，再加强监管，加大力度，反而得不偿失了。所以，最科学的点是征管收入与征管成本相等的时候。

　　道理很简单，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到税务机关那里时，如果成本是自己的，测量一下，成本小，收入大，好，执行措施，往下干，再增加征管，也就是再增加成本，收入应该是越来越少，所谓，征管越严，该交的都交了，偷漏税的缝隙也就越小，收入规模会下降。这个时候，无论怎么加强征管，增加成本，已经收不上税了。超过那个收益最大的点，收入就会变小，无论怎么“努力”。

　　反过来，成本是纳税人的，收入是自己的，那就没有底了。

　　赵国君：税收成本的确是个大问题，目前学界在不断探讨，税收实务界也在提，但还没有真正公布考核税收成本的制度，纳税人的确不知道政府为征税到底花了多少钱？也不知道自己为纳税付出了多少成本。

　　茅于轼：一般意义上的分类是把税收成本分成征管成本，比如刚才我们探讨的，还有就是纳税成本，你所说的纳税人为纳税付出的金钱和劳动。我们探讨的核心也是二者如何划分，哪些归政府所出，哪些是纳税人负担，当然，抽象地说，政府所出终归也是全体纳税人的税款来负担，但在具体案例，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分清楚。比如香港每年的税收报告里都有税收成本一项，不但有本年度的，还有年度间的对比，以便监控和掌握成本的变化情况，今年比去年省了多少钱，或者付出了多少，取得了多大的成绩，纳税人为此少支付了多少成本，一目了然，很有说服力。

　　赵国君：纳税成本很重要，站在纳税人的角度来说，应该越少越好，如何在交税中更简单，更便捷，有利于纳税人才是关键。现在，税务机关谈优化服务，搞各种便捷式服务的目的也是为了方便纳税人交税，当然，也是为降低纳税成本而努力。

　　茅于轼：现在的确是在谈为纳税人服务的问题，很好。希望不要没有头绪，不要从所谓政治观念出发，就从经济上为纳税人考虑最好，把纳税成本的观念建起来。

　　比如，让企业的会计去税务局开会、学习，要出钱打车，占用时间，明显是增大纳税人成本，不但不予以考虑，反而还要收什么辅导费，会上发一大堆资料，又收费，本来就劳民，现在又伤财！当然，现在要好多了，北京就好多了，外地是不是还这样？实际上就是征管的成本要纳税人承担了，加大了纳税人的负担。

　　政府消费知多少

　　赵国君：不仅是税收公平，在终极的意义上还要实现税收正义。税收正义要求的不仅是良法、好的税制设计，还要有公平的执法，公正的对待，从具体的层面来说，是一种程序正义，如何征税？如何实现对税款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都很重要。

　　茅于轼：谈到执法，我们不要野蛮执法。不得不说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着这种野蛮执法的情况，报道里说，农村百姓交不上税，税务人员就牵牛牵羊，甚至逼民上吊，虽然是很极端的例子，但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问题还是出在没有依法征税上，还是按计划征税，所以才出了好多问题。

　　赵国君：前提是要确立财产权才能够谈税收的问题，如果在一个国家里公民的财产权是没有确定的，当然就存在着随时被征用、被侵害的风险了，在法之前，财产先定。

　　茅于轼：的确是这样的。财产权不能确定，财产就处在动荡和飘摇的状态。过去说关闭“五小”企业，一刀切，关闭了几千家，现在是关闭小煤矿，说关也就关了，还有土地征用的问题，征用了，补偿不到位，社会矛盾很大，近期的陕北油田案，也是先予后取，政府收购，补偿不合理，闹了起来，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问题了。说到征税，也是侵犯财产权，一定要有法律规定，要通过法律程序才能够进行，应该更慎重。

　　赵国君：实际上，前三十年，我们没有财产观念，当然也就没有税的概念了。现在，有民法通则，也在讨论物权法，宪法里也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财产权在不断确立之中，问题是，合法的财产受保护，那么非法的财产呢？政府征税是否考虑财产合法与否的问题？

　　茅于轼：这个问题很好，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难道非法的国有财产就受保护吗？那样就太可怕了，你可以到我家随便拿什么东西走，然后说，这个东西国有了，国有了必然无论合法非法，都要受保护，岂不是一种劫掠？

　　私有财产合法才保护，公有财产合不合法都要保护？这是什么道理？说远了，仔细思考，公有财产怎么来的？是不是都应该保护？

　　赵国君：确切地说，正义的本意是同等对待与机会均等，所以，平等对待、参与、公开透明、人格尊严等税收正当程序恰是税收执法和司法的基本准则。我们探讨税收正义特别需要在正当程序上下功夫，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并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于解决问题无益。“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哈耶克甚至强调：追求社会正义，忽视程序正义的社会政策必定会导向极权主义，因为这需要国家不断强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强制。

　　如今在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税收收入增长非常迅猛，远远超过经济增长，从聚集财力的角度是可喜的，可是，税收不是依附于经济发展吗？为何二者的差距这么大？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怎么解读这一现象？

　　茅于轼：这个现象的确很有意思。税务部门说不清，只是说是因为加强征管的原因，哪里有那么简单？

　　有时候，的确是税基和GDP不完全一致，有些剥离。但现在差别这么大，不是差一点，是差一倍啊。经济增长是百分之九点几，税收是十八多，差不多一倍的样子，还有人做报告说是差不多一点五倍，反正是差很多，他说的比我们看到的要少，为什么呢？因为GDP做了修整，落下来很多，不管落下来多少，都是个问题。

　　赵国君：年前张曙光老师特别提醒我注意税收增长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之间的关系，您以为呢？

　　茅于轼：有关系。GDP是生产的总的财富量，而GDP又分成了消费、储蓄和进出口三块，生产出来的财富消费掉了，或者储蓄起来，还有一部分出口了。但我们的分类是有问题的，宏观经济学也是这三类，但消费里有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之分，储蓄也是，有政府储蓄、居民储蓄，再加上出口。我们是没有政府消费这一块的，到底是多少？你看不到。所以，我曾经写文章说，之所以我们消费太低是因为政府消费太大，并且被遮蔽了。

　　100%的财富被生产出来，有60%被消费掉了，剩下的被储蓄起来，变成投资了。这60%的消费里头有多少是政府消费，多少是居民消费？现在是政府消费越来越大，每年显示的是60%，但政府消费是多少？不知道，其实只要看它的行政支出费用即可。

　　赵国君：话说回来，政府消费支出不就是财政支出吗？大部分是税啊。

　　茅于轼：对啊，行政费用每年都是增加的，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比例。我问财政部的一个专家：为什么减不下来？他说，行政费用减不下来。为什么？第一，现在的办公设施越来越现代化，购买的办公用品都是最好的，这一笔开支非常大；第二，政府基建开支也很大，一个很直观的印象是政府的办公大楼越盖越豪华，越来越高档，快比得上五星级宾馆了，你去看看全国人大的办公楼；第三，办公费用居高不下，出差、开会加上旅游，还有出国，当然还有贪污浪费的情况，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并且毫无节约观念。为什么国务院提出建立节约型社会，不是有感而发吗？

　　赵国君：何只这些呢？还有一些特殊群体和组织依附在国家或政府的身上，同样有纳税人供养，谁来统计过？

　　茅于轼：那就更没法说了，税款的使用是有专门范围，但都在用，并且稀里糊涂地用，谁来监督？

　　赵国君：谈到监督，又是一个宪政问题，不仅是民主政治，还应该有制衡的制度设计，官员不是民选的，不能受制于民，权力是独大的，老虎屁股摸不得，只靠道德自觉和良心发现，天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吝惜、节约，仅有想法是不够的，应该有制度设计。

　　茅于轼：你说的很对，没有制约的权力是可怕的，不但会压制一切正常的讨论，也会使一切有益的建设归于无形。

　　没有谁不需要正义

　　赵国君：我们目的在于要使大家认识税，认清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在明白税的必要性的同时，更加珍惜自己的权利，自觉、自立、自尊，严守法治精神和公民的立场，也是呼唤一种崭新的税收文明。如果我们做到了，很欣喜，如果还没有达到，我们愿付出这样的努力！

　　茅于轼：你们的观念很好，但不要期望毕其功于一役。

　　赵国君：当然，凭着一本书改变时代，犹如凭着振臂一呼改变世风一样，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很危险的，会不会产生新的暴政，新的绝对观念，都值得警醒，但只要能够严守立场，坚持做下去，相信总有更多人明白税的重要性，明白自己纳税人的身份，有一种公民意识，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很简单，没有谁不需要正义。税收正义就是我们追求的。

　　茅于轼：现在谈建立和谐社会，征税本来就是很不和谐的一件事，如果概念混乱、恣意执法，只会越搞越乱，因为征税矛盾会造成更大的不和谐，应该特别注意！

　　希望你们能够取得成绩，因为税的问题很重要，需要让大家正确认识。

　　赵国君：感谢您的支持和理解，我们会一直努力下去的。

茅于轼：房价高低与百姓购买欲有关系

Wed, 27 Jan 2010 05:16:16 GMT

　　本报讯（万丹柯崔景源）1月16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最具中国特色系列评选表彰大会暨中国特色实践论坛”上表示，面临当前楼市问题，房价下跌可能性极大。

　　茅于轼认为，我国目前虽已出现经济回暖迹象，但2010年仍会面临诸多有待解决问题，如通货膨胀问题、泡沫破裂问题、出口怎么能够转成内需的问题、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问题、就业问题等。我国经济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但房价下跌的可能性极大。近两年来房价过高本身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政府虽然做了遏制房价上涨的措施，但房价与政策关系不是太大，不像股市一样是一个政策市，茅于轼说，政府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归根结底，房价的高与低与老百姓的购买欲望有直接的关系。

　　茅于轼曾以“高学费”“高点价”“无厕论”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场场的争论。他主张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认为，目前部分地区的电价已经上涨，正像茅于轼当年说的一样，电费提价的同时，不断提高了最低生活标准来补助低收入群体。如何去解决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和教育问题？老百姓最关注的就是这些现实问题。

　　茅于轼说，“目前最该补贴的是农民或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你不去补贴这样最困难的人，去补贴已经有的人，给他们买房？这不是反其道而行吗？这样做没有道理。”

　　对于老百姓无法接受水费、电费提价的问题，茅于轼说：“一般老百姓总觉得价格高对我不利，我们经济学不这么看，价格高也不好，低也不好，要恰当最好。”市场最能把握这样的恰当，同时，政府要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说能源，政府需要增加能源税、碳税等，价格高了便能让使用者主观自觉地节约下来。“要知道生活质量的好坏不是看消费的价格高低，是看你产量多少，产值多少，你产得多大家生活都好，我们不怕贵，贵了也没关系，说明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物价涨了有十来倍，大家生活挺好的嘛，这与涨价有什么关系吗？难道说物价都要降下来，那生活能好得了吗？老百姓与经济学家看问题不一样。” （来源：科技日报）

茅于轼：警惕成为福利国家

Wed, 20 Jan 2010 09:04:50 GMT

茅于轼：警惕成为福利国家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与其成为福利国家，不如国家少征税

　　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由来已久。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有福利总比没有强，所以都赞成福利国家。但是对专家来说，他们多了一层思考，提出的怀疑很多。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福利所用的钱从哪儿来？又用到了哪儿？普通人总以为政府的钱自有其来源，能有钱用在自己身上总是好事。其实政府并不创造财富，反而要消耗财富。归根究底，政府的钱是从纳税人手里征得来的。而且政府越大，管的事越多，花的钱必然也多。总体上看，政府从纳税人征税，再用在纳税人身上，有点多此一举。而且让政府多征税，扩大了政府的权力，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未必是好事。与其征税再返回不如少征点税，还能节省许多征税的成本和再分配的费用，总体上提高了效率。这是反对福利国家的主要理由。

　　所以计及税收的确切来源和它的确切去向，福利国家无非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它好不好要看税是从谁手里征的，又花给了谁。如果是从较富裕的阶层手里征的，又用到了较贫困的人群，它纠正了过大的贫富差距，这样的福利有可能是好的。我用“有可能”，说明并不一定，因为它还有不良的副作用。如果税是从一般群众手里征的，又用到了一般群众身上，这种福利政策就多此一举。它没有改变收入分配，剩下的只有那个不良的副作用。更坏的是从低收入群众手里征税帮助高收入的人群，它恶化了收入分配，又降低了效率。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恰恰属于后一种情况，我们的福利制度恶化了收入分配，而且还有不良的副作用。

　　不良的副作用是什么？就是改变了人们努力的方向。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努力去赚钱，也就是创造财富。而在福利制度中人们努力去钻空子。交钱的时候躲着走，分福利的时候抢在前。整个社会的奋斗方向被扭曲，从财富创造变到了财富分配，人们的力量用于互相抵消的内耗，不能增加社会的财富。用纳税人的钱扶贫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扶贫是必要的，产生的副作用可以想办法克服。而对一般人的福利并非必要，对有钱人的福利更是有害的。再加上不良的副作用更没有必要了。

　　根据多数税务专家的看法，我国的税制是不利于穷人的。或者说，穷人交的税从占收入的比例上看比富人多。比如穷人的收入中有25%交了税，而富人只交了18%.因为我国的税收收入主要与商品的流转有关，也就是和百姓的消费有关。富人的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低，储蓄所占的比例高，而穷人则相反，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高。所以富人纳的税从占收入的比例而言，比穷人低（绝对值是高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是用来纠正贫富差距的。但是我国的收入调节税根本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因为富人多数都逃税，事实上这部分的税收主要是从工薪阶层征得来的，它起了反调节的作用。要纠正这一税收所造成的扭曲必须从税制上想办法，这是另一个大问题。

　　如果税收没有扭曲，也还有支出方面的问题，即政府用于福利的钱花给了谁。如果是花给了一般老百姓，从大家手里拿钱再用给大家，这就像前面所说的多此一举。而且钱从大家手里兜了一圈回到大家手里是有漏损的。不但有征税和再分配的行政成本，还有贪污腐化的腐败成本。大家交出去100块钱，拿回来的恐怕连90块钱都不到。所以这种福利还不如减税更有效。当前所谓的夹心层靠什么买房的问题，答案就有了。普通群众都寄希望于政府帮助，但是这样做的话，大大地不合算。更糟糕的是如果政府给钱帮助大家买房，大家的这笔收入还要交个人收入调节税，又给政府扒了一层皮。所以说到底，夹心层买房只能靠自己。这个结论虽然叫人很灰心，但这是一个科学的分析，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不得不承认。

　　如果福利开支用于低收入人群，这样的福利是有意义的。但是福利措施的对象一定是最低收入的人群，不是中低收入的人群。道理很简单。有限的钱应该用于谁的身上，不用于最低收入的人群而用于中低收入的人群，把最困难的人置于不顾，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如何确认谁是最低收入的人是很困难的。但问题往往不是确认的困难，而是根本的方向性错误。比如经济适用房是帮助了最困难的人群吗？显然不是，经适房是帮助已经有了几十万块钱的人。他们显然不是最困难的人。相比之下，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比他们困难得多。但是他们买不起房，所以解决他们住房的政策应该是廉租房。或者更好的办法是给住房补贴，让他们自己寻找最好的花钱组合。

　　如果我们分析清楚了福利款是从哪儿来的，又用在了哪些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是谁赞成福利国家？又是谁反对福利国家？利害清楚的情况下，赞成福利国家的是那些收入比较低的人，他们有望从国家的福利政策中获得好处。反对的是那些收入高的人，因为他们的收入有一部分给了别人。如果举手表决的话，低收入的人占多数，所以福利国家的建议往往容易在议会中通过。福利政策能够缓解贫富差距，是对社会安定有益的。高收入者也不会强烈反对。但是社会中难免有人利用福利政策偷懒。能够工作的人也不工作，靠福利补助过日子。对高收入的人，高福利会降低他们挣钱的积极性，因为多挣的钱给别人花了。结果是社会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财富的创造减少，社会弥漫着懒汉思想。这是福利国家的副作用，也是目前福利国家确实存在的现象。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降低福利标准。实际上就是回归到一般国家而非福利国家。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一旦福利水平上去，就很难再降下来。选择福利水平并不是很自由的。它往上走容易，向下走难。所以我们对是否要增加福利要保持警惕。高福利水平容易通过的原因还因为它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其实，即使高收入的人也需要安全保障。万一他的收入降下来，如果有福利保障显然更安全些。这也是福利国家的一个副作用，但那是好的副作用。究竟怎么选择，就看多数人感觉怎样。但是这种感觉应该有更多的理性成分。■

茅于轼：楼市泡沫两三年难消化破裂可能性较大

Mon, 18 Jan 2010 01:43:25 GMT

茅于轼：楼市泡沫两三年难消化破裂可能性较大

　　来源：东方早报

　　昨天，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在北京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形成，破裂的可能性比较大。

　　政策对解除泡沫作用大

　　“在我看来，房地产的泡沫已经形成了，问题在于它怎么结束。”茅于轼认为，今年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房地产泡沫。他进一步指出，“这么多房地产泡沫不是两三年能消化掉的。能不能维持更长时间来消化它？这是很没有把握的事，可能性比较大的是泡沫的破裂。”

　　茅于轼解释了他对“泡沫”的定义——主要根据是空房率非常高，空房包括盖好没有卖掉的，尤其是已经卖掉而没有人住的房子。他说，如果中国房地产市场能够在两三年内消化掉泡沫，那是一种理想的、软着陆的状态，但看起来可能性不太大。

　　茅于轼认为，造成当前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深层次原因，是目前中国大量民间资本和民间储蓄不能变成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出现把买房子变成一种储蓄，而不是自己去住。”他认为，当前民间投资机会有限，获利水平比较低，银行利息也很低，于是大家就把存款变成了房子，这是整个经济结构中一个很大的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昨天的会上也认可“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但对其走势则较为乐观。他认为，因为中国的股市和楼市，基本都是“政策市”，“政府制造泡沫和消除泡沫的本事都非常大。”

　　秦晖笑言:“如果政府不是太糊涂的话，这个问题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现在房地产市场中的一些泡沫，其实政策因素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以后要解决房地产泡沫问题，政策起作用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公务员集资建房失控

　　此外，秦晖还表示，目前中国消费增长的提高应有“官消费”和“民消费”的区别。其中，老百姓的“民消费”应该增长，而“官消费”已经太多，不应该再增长，甚至应该压缩。

　　他认为，在中国去年采取的积极经济政策中，许多福利政策出现了“富福利”现象，即给弱者的福利往往没有给特权者的福利增加得快。“以住房为例，保障性住房中的廉租房建设计划没有实现，但带有福利性质的官员住房建设却大大超标”。

　　秦晖直言，部分地区的公务员适用房、公务员集资房在去年出现了失控状态。他举例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副处长，他已经有了一套住房，但按照现在的政策他可以再购买280平方米的集资房，很便宜，实际上是福利性质的。这里没有任何腐败的成分，完全按照规定来。我还知道东北一些机关现在甚至已经把集资房建在了海南岛。像这种状况如果发展下去，真是不得了。”

　　秦晖强调，中国现在应该解决“富福利”问题，这种现象非常严重。

茅于轼：老百姓的钱为何要交给政府分配？

Fri, 15 Jan 2010 09:45:25 GMT

茅于轼：老百姓的钱为何要交给政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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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轼在“富国与富民”分论坛的发言实录。

　　茅于轼：刚才听了四位专家的发言非常受启发，我就补充和分析的角度看一看福利社会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福利社会。

　　福利社会拿谁的钱帮助社会？我们一般讲是政府的钱帮助大家，大家知道政府是没有钱的，他不创造财富，他的钱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来的。我们实际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的钱帮助老百姓，如果不改变分配的从哪来回哪去的问题，那就等于没有任何作用。

　　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政府的钱拿来帮助低收入的人，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前世界不管哪个国家、什么制度或者什么发展阶段，都要帮助低收入的人，这个不属于福利国家的争论问题。福利国家的争论问题就是普通人要不要接受政府的帮助。

　　从我拿钱交给政府，政府再帮助我，是不是有一点多此一举？有一句话叫做“脱了裤子放屁”。我拿钱交给政府，你再来帮助我，而且这个过程中间是有损失的，且不说政府的腐败，假定说政府一点都不腐败，也是有损失的。我交了钱再分配的费用，我自己交的钱自己花了，那是没有作用的，我交了100块钱花了90块，何况政府的腐败还是很难避免的。

　　因此，就有一个谁的钱帮助谁的问题。

　　今天上午秦晖教授发言中提到，世界上各国都有福利，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搞反福利，把普通人的钱帮助有钱有势的人，而我们这个国家搞的经济适用房就是这么一个把戏。

　　所以不但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干嘛我的钱要通过政府给我花呢？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要通过政府来给我花钱的话，我在交钱的时候想办法少交，躲着点，我有权利花钱的时候，我想办法来争取。于是大家的脑子动在什么地方？就是怎么少交钱多分福利。

　　相对而言，自己的钱自己花，我一定想办法多挣钱，而不是想办法少交钱。我花钱的时候要用最有效的办法，自己花自己的钱，自己知道我该花什么钱，但是你要从政府手里头拿钱，不需要的政府会给你的，你需要的政府不给，那还不如自己花自己的钱了。所以福利国家的一个根本问题就在这，就是拿谁的钱给谁来花。

　　方才我说了半天就是反对福利国家，那是没有效率的。但是是不是问题就是这一方面呢？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北欧很多国家是福利国家，他们的运作相当好，他们的基尼系数零点二几，而存在一个矛盾，就是财富的生成和分配是矛盾的。

　　我经常讲一个国家两大问题，一个是财富生产，还有怎么分配，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经济就出不了大事了。我们国家财富的生产非常了不起，全世界跑第一，但是财富的分配是挺糟糕的。因此，我们说一个福利国家损失的效率，大家动脑筋少交钱多占国家的福利，而不是拼命去赚钱，所以损失了效率。

　　但是得到了公平，就是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很平等，生活中的压力比较小，他选择这种制度是有道理的，福利社会虽然效率降低了，但是生活很安逸，有安全感，没有贫富差距的很大的压迫感、不平等的感觉。

　　所以说效率和公平你追求什么？你追求效率就牺牲公平，不要搞福利社会，你要搞公平就得形成效率。那么这两者之间怎么平衡呢？我觉得从理论上也好、世界实践经验也好，大概是这么个状况：

　　在贫穷的时候得讲效率，贫穷的时候讲公平的话，永远摆脱不了贫困。穷民之间互相争分配，这个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在低收入的时候要讲究效率。我们改革30年讲究效率，我觉得基本上是对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讲福利社会，那今天的财富就不会这么增长了，今天财富增长的结果会是低收入的人也有实质性的改善。过去吃不饱，现在吃得饱饭，这个是了不起的。

　　但是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们需要转向，从追求效率转移到追求公平。

　　今天四位专家谈了各个方面的问题，一个一个提出了解决的方向，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看，我建议我们要从追求效率逐步改变成追求平等。特别要注意的是要防止今天上午秦晖教授讲的“反福利”，特别突出的例子就是经济适用房，他说是帮助中低收入的，其实不是低收入，帮助的是中等收入，低收入哪买得起房？中等收入的人不需要由政府来帮助。

　　经济适用房是分配里头出了很多的纰漏，大家知道抽签抽出什么连号，北京也抽出连号来了。抽签本来是很荒谬的事，几十万块钱的好处，用抽签的办法来分配，又不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也不是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赌博的分配方式。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用赌博的方式来分配财富，这都糟到什么地步了？但是那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人连抽签都不抽，暗箱操作，所以经济适用房是最糟糕的政策，我赞成是廉租房。

　　或者更好的办法，也不要廉租房，就是给住房补贴，或者给低收入的人增加一点收入，就是负的所得税，有些人交税给穷人，这个办法不扭曲市场。因为廉租房有很多的问题，很多低收入的人住在一起，就变成脏乱差的地方，犯罪率也很高，破坏了正常的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市场要有效率，盖了很多廉租房，商品房就少了，大部分的人只能买商品房。商品房的供应减少了，就涨价了。所以很多人认为有了廉租房可以把商品房价格降低，完全不对，有了经济适用房商品房价格就压下来了，完全不对的。

　　我们用经济学来分析就知道了，廉租房搞得越多，经济适用房搞得越多，结果是商品房越少，供给减少，而需求并不减少，结果价格往上涨，所以这是不好的办法，破坏了房地产市场。

　　我们现在还在大搞保障性住房，看怎么说，对低收入的我很赞成，对中等收入的可能是最大的限制，我补充这点，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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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蚁族”惊现未来十年租房将非常便宜

Fri, 15 Jan 2010 01:28:18 GMT

茅于轼：“蚁族”惊现未来十年租房将非常便宜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出席“影响时代的力量”评选活动时表示，未来3-5年甚至10年的时间里，租房的价格将非常便宜。

　　茅于轼说，一般而言，房价和租价是成正比关系，但目前已经出现房价涨而租价涨不上去的现象。对此茅于轼表示，今后租价要超乎寻常的低，因为现在的空房非常多，许多人买房不为自住而是为了保值。估计目前空房需要3-5年甚至10年之久来消化，在这段时间里租房的价格会非常低。”

　　由于一些大学生毕业后工资收入不高，而住房价格过高，因而一些地方出现了“蚁族现象”，即“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成为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三大弱势群体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但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居住条件很差。对于这些群体将释放出来的住房需求，将改变租房价格。

水价涨否看供应阶梯水价既节水又公平

Wed, 30 Dec 2009 09:06:33 GMT

作者：茅于轼
　　来源：新京报

　　12月16日，北京市居民用水价格调整听证会举行。25名听证会代表中，共有22位同意水价上调的方案；2位不赞成调价方案；1位赞成水价上调，但希望制定新的方案。

　　经济学家不把价格看成是关系大众生活负担的问题，而是看成资源配置的问题。如果看成是大众的生活负担，那么价格越低越好。如果看成资源配置问题，就不是越低越好，而是恰当才好。

　　总体上，大家生活的好坏要看GDP的增长。GDP是财富生产量的增长率，我们所能消费的，都是我们生产出来的。光是价格低，财富不增加有什么用？价格低而生产不增加，就变成商品供不应求，生活质量一点也提不高。怎样能使生产增加？要合理配置资源，每样东西都要发挥它最大的效用。一个供求均衡的市场价格，就是能使产出极大化的资源配置价格。一个合理的价格，能引导大家的消费和生产相匹配。

　　水价要不要涨？要看它的供应如何。供不应求就必须涨价。不光是水，一切商品都应遵从这样的规律。我国许多城市有缺水的问题，水价上涨，促使大家减少用水，让水用在最能促进生产的地方，最后大家的生活水平才能有所提高。因此，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水价既要保证必要的供应，又要避免浪费。

　　水有很多用途，从饮用、洗涤，到浇马路、洗车。哪些算必要，哪些是浪费？这先要看水的供应。最后用来区分必要和浪费的，就是水价。水价高，浇马路、洗车都会变成浪费的。即使不能完全杜绝，也要减少使用频率。水价低，供应很充沛，天天浇马路、洗车，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是否有其他更重要的用途。所谓重要性，就是拿价格来判断。用得起高价水的，就是更重要的。

　　上面的说法，没考虑家庭收入的不同。同样的水价对低收入的人来讲，感觉很受约束，但对高收入的人来讲，不感觉有约束，照样会大量用水。所以，除了用价格控制水的使用，也要加强节水的宣传教育。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就是对高收入者定高价，低收入者定低价。问题在于，如何区分收入的高低。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按用水量区分。这就是阶梯水价，既节水，又比较公平。

专访茅于轼：中低阶层别以为靠政府就能买房

Mon, 07 Dec 2009 08:11:23 GMT

专访茅于轼：中低阶层别以为靠政府就能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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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90年代日本的经验，中国房地产泡沫如果破灭，对于经济将造成很可怕的影响”，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于30日接受媒体采访，针对现时热议的楼市泡沫、救市政策延续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高空置率是楼市泡沫的标志”

　　昨天，有媒体报道京沪深众多楼盘空置率超50%，一位北京的中介人士更透露，在北京朝阳区东五环外，有一个2000多户的楼盘虽然早已卖完，但入住率只有30%。对此，茅于轼直言一线城市高空置率正是楼市泡沫的标志。

　　“看房地产有没有泡沫，空置率是一个最重要指标”，茅于轼表示，据他观察在中国几个大城市像京沪深，住房空置率非常高。“现在很多有钱人买房，买了又不住，一空置就是好几年，隔几年后卖掉仍然会赚钱，这就是泡沫。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并不打算卖的空房，但这毕竟只是占很少”。

　　茅于轼认为，当空置率达到较高水平，当大家都想卖房子的时候，房价必然大跌，这时候泡沫就会破灭，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可怕。”

　　“根据90年代日本的经验，中国房地产泡沫如果破灭，将影响达到几十个相关行业，并且造成大量民工失业，造成社会动荡”，茅于轼认为，即使是政府的力量也很难抵御泡沫的破灭，唯一的办法只能让它自行破灭，实现软着陆。

　　“房价涨缘于土地供不应求”

　　今年以来，国内房价再次维持攀升的势头，不少一线城市房价更回升至历史最高位。有学者担心，现时中国房地产行业或许会重蹈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楼市股市大泡沫破裂。对此，茅于轼认为要消除房地产泡沫，解决供不应求是关键。

　　“房价为什么会涨？这是受到市场供不应求的影响”，茅于轼表示，“供”主要是指政府土地供应不足，尤其是受到坚守18亿亩耕地不放松的政策影响，延缓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加上现时资本和土地市场透明度不足，造成土地供应出现紧缺。

　　至于在“求”方面，茅于轼认为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对房子的要求愈加提高，尤其是受到我国财富收入不均的影响，大量财富聚集到高收入人士手上，加上现时我国缺少投资渠道，大量有钱人把投资集中在房地产上，造成了需求的过于旺盛。

　　因此，茅于轼认为要让房价上涨的速度放缓，除了增加土地供应量，开辟更多投资渠道让资金不再一味投入到楼市才是制止楼价疯涨的最佳办法，例如最近推行的农村小额贷款便是很好的尝试。

　　“别以为靠政府就能买房”

　　早前，茅于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这番话在互联网上激起千层浪。对于政府通过兴建廉租房等经济适用房解决中低收入人士居住问题，茅于轼并不赞同。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能依靠政府帮助就能买房，要知道政府本身并不产生收入，建经济适用房等同于拿自己的钱来买房，来来去去的都是中低收入阶层的钱”，茅于轼表示，要解决大多数人的住房问题，只能依靠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减少房价与工资的差距，依然市场化手段才能实现。

　　“优惠政策不该延续”

　　作为今年年底出台的一连串救市政策，包括二手（出售、出租）房营业税在内的一连串优惠政策将在今年年末到期，这些政策能否延续备受业界关注。但茅于轼认为，这些优惠政策已经没有延续的必要。

　　“救市政策应该是在市场低迷时存在，既然如今楼市已经很热，政策就不应该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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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房屋空置催生泡沫楼市优惠政策应退出

Tue, 01 Dec 2009 09:52:40 GMT

茅于轼：房屋空置催生泡沫楼市优惠政策应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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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信息时报报道，年终临近，曾带动楼市回暖的房地产优惠政策退出与否成为近期各界关注的焦点所在，而对政策收紧的恐慌也让一些购房者提前“出手”。种种的不确定性，再度让楼市站在了“岔路口”之上。对此，经济学家茅于轼昨日在广州表示，现在房地产这么热，不存在救市的需要，因此一些房地产优惠政策应该退出。

　　目前不存在救市需要

　　随着年终临近，各界关注各项房地产刺激政策是否会退出。以去年12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房产市场健康发展若干意见》(2008—131号文)为代表，关于二手房交易营业税的减免等政策，这些文件中提出了“暂行一年”的时间限制。

　　对此，茅于轼认为房地产优惠政策应该退出。他表示，“现在不存在救市的需要，现在房地产这么热，如果(楼市)掉下就需要救它，现在很热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救。”

　　不过，一旦楼价大幅下挫，会导致一连串连锁反应。“大家真的要卖房，可是房子又很难卖出，这时候新开建的楼盘就要停下来，一停下来就产生很大的问题，农民工就业就成问题了，必须下岗。”茅于轼认为，跟住房相关的行业，如建材、钢材、水泥、玻璃、装修、家电、家具等都要受影响，所以楼市大幅调整时政府肯定得想办法救市。

　　明年通货膨胀在所难免

　　对于国内4万亿刺激经济政策，茅于轼认为，这一措施在1997年很见效，但是眼下情况有所不同。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很落后，现在基础设施有的地方已经过头了，再修这种高速公路就变成银行坏账，如果项目没搞好，没有效益，将来也会变成一个窟窿。”

　　一如众多经济学家所预测的，茅于轼也认为，4万亿元刺激计划中，一些项目可能是无效的，这为明年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埋下伏笔，因而明年的通货膨胀在所难免，只是幅度大小的问题。

　　在茅于轼看来，眼下金融危机仍未曾过去，而近期迪拜经济危机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仍难以估算。不过，从对中国的影响来说，由于多个国有大行已经表态称并未持有迪拜世界债券，因而估计对中国银行业影响不大。但对于一些到阿联酋投资的中国商人来说，仍有一定影响。

　　空房是房产泡沫的标志

　　今年以来房价一路小跑，通胀预期日渐加强，市场对楼市泡沫的担心也卷土重来。茅于轼提到，从日常的观察来看，大中城市的空房特别多，而空房正是房地产泡沫的标志。

　　在茅于轼看来，空房有两种，一种已经建好、但没有卖掉的房子；还有一种是已经卖掉但没有人住的房子。他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时候，空房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空房还有调整价格的作用。不过如果空房太多，就容易形成泡沫。

　　一些空房本来是在涨价的时候买来的，“可是如果价格下降了，它得赶紧卖，因为不卖就会赔得更多，于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卖房，这样泡沫就破裂了。”茅于轼说。

　　引导资金从房市中抽离

　　不少学者担心中国楼市将重蹈日本覆辙——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下跌50%，使日本遭遇了长达10多年的经济低迷。

　　茅于轼提到，眼下中国房价不断上涨的背景是供不应求。首先，供应不足导致了房子的供不应求，这里的供应不足不是钢筋和水泥、劳动力供应不够，而是土地供应不够。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要确保粮食安全，18亿亩耕地红线不许越过，但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是粮食太贵，要饿死人，现在是房价太贵，你把红线卡了为了保护耕地种粮食，这个是不必要的。”茅于轼称，而供应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资本和土地的市场不透明，因而产生许多黑箱交易。

　　从需求来看，经济增长高，财富分配不均以及富人资金没有其他投资渠道，是导致房市需求高的三个原因。茅于轼认为，要降低楼价也有办法，第一是让经济增长放慢，但这是谁也不希望见到的。另外是让财富分配合理以及开辟新的投资渠道。

　　“现在农村金融对私人资本开放了，私人的资本可以到农村去办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茅于轼说，另外城市里面也能够兴办私人银行，这个可以引导大量的资金离开房地产，进入有效的投资机构去。

　　数字

　　目前看来中国房价大涨的主要推动力是投资需求，国内主要城市的住房空置率估计高达15%，而租金收益却低至2%。上海办公楼空房率近30%。

　　一个又一个“地王”产生

　　在北京，先有成都中泽摘走奥运村乡“双料”地王；随后中化方兴不甘示弱，40.6亿元拿下广渠路15号地，创造北京地王的“新纪录”；

　　在上海，当地国企绿地集团拿下“今年上海最贵地”，投资金额达12亿元；

　　在广州，广州城建集团竞拍下今年的广州地王，溢价高达154%；

　　不光是北京地王、各地地王频频出现，一线城市里还史无前例地出现了“区县地王”的新称呼。

　　新闻背景：

　　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优惠政策

　　去年底至今年初，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寒冬”中，中央和各地政府密集出台一系列旨在支持购房、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政策。

　　当中，尤以首套房贷7折利率、二手房交易营业税减免和改善型二套房房贷放松对市场影响最大。在此带动下，楼市回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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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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