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
来源：《中国青年》杂志 记者: 郭宇宽
人家富了，就要仇视，这是什么道理？一个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要提倡正当致富光荣才对。
有人告诉我，如果想知道真正的儒家文化是什么，不用看中国现在的新儒家，而是从来不把儒家挂在嘴上的茅于轼先生，体现着最传统的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之风。
最近这次和茅老约见，改了三次时间，80岁的老人，一次是要灾后赶去四川，一次是为了和银行的几位领导商量农村小额贷款，一次是要去富平学校，每次他都显得特别不好意思，来信道歉，但他实在没有办法。80岁高龄还像他这样忙碌的人，恐怕不会很多，而他所忙的都是别人的事情。
最让我吃惊的是，有一次我去他家，看到茅老正在认真地把各种会议的文件袋子整理得整整齐齐。我问，卖废纸有必要这么仔细吗？他说，不是卖废纸。这些资料很多人都随手扔了，他觉得还有用，每次都搜集起来，给富平学校的学员们，每过一段时间就送去一次。我还见过古稀之年的茅于轼骑着28式自行车去参加会议，在一群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中颇为扎眼，最近两年他被家人和同事勒令禁止再骑自行车了，但对小额贷款、富平学校这样完全没有个人收益的公益事情他还是爱亲力亲为。
聊天的两个小时内，大约有10个电话打进来，他都非常客气又认真地说：“真对不起，我这里有客人，我们简短点，一分钟吧。”
在我们交流的时候，茅老的夫人赵燕玲女士安静地在一旁倾听，茅老记不清楚的时候，她就会补充，中间两次起身为我添茶续水，让我很不好意思。尽管创办了第一家公益家政服务培训学校，为贫困地区的妇女进城就业找门路，茅老自己家里却没有雇保姆，每天的饭菜都是夫人一手打理。我问他，为什么不用保姆，茅老说：“我太太不愿意指派别人。”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分明有些自豪和幸福。
一个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
郭宇宽：改革开放30年来，有很多人觉得改革开放救了中国，您如何看待现在的贫富差距？比如您说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也是争议比较大的。
茅于轼：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的问题，但相比从前的时代，巨大的进步不言而喻。我想贫富差距是我们非常应该研究的一个社会问题，增进弱势群体的权益和发展机会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做的小额扶贫贷款，还有富平学校也都是出于这个目的。
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平等这个概念不能笼统地说，我觉得至少该分成地位的平等和财富的平等两个话题，就像我们说一个人有钱有势，钱就是财富，势就是地位。但仔细想来，二者是有区别的。有钱的人不见得有势，有势的人不见得有钱。
我有个小发现，人类发展有一个趋势，财富的差别越来越大，但是人的地位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的差距却在缩小，比如现在一个服务员给布什总统倒一杯咖啡，总统也得说一句“谢谢”，但当年慈禧太后绝对不会对李莲英说“谢谢”。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也许我们对现状还很不满意，但这毕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今天的中国社会，我觉得问题在于：大家对于财富的不平等非常敏感，但对地位的不平等却不敏感。
郭宇宽：贫富差距的确会带来不公。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很大程度不能用帕雷托最优来解释。比如原来两个人财富差不多，虽然我的福利增加了，但你忽然财富比我高出几千、几万倍，人作为社会动物就会感到自尊受伤。
茅于轼：每个人条件不一样，竞争中自然有优劣。但我想我们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想举奥运会的例子，一个比赛，全世界挑出尖子去参加，可是冠军只有一个，得到荣誉包括金钱，像刘翔都是千万富翁了，其他人就不值得关注了。那大家还去参加奥运会干吗？在开幕式上，大家都兴高采烈，这好理解，大家都想来得冠军嘛。但我们看到，奥运会闭幕式上，大家照样兴高采烈。人生的意义在参与，不在名次。
没有必要仇恨冠军，也没有必要恨富人。要是有人用不正当手段致富，自有法律可以制裁，但不能仇恨整个富人群体。人家富了，就要仇视，这是什么道理？一个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要提倡正当致富光荣才对。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中国突出的是财富创造的成功
郭宇宽：您怎么看待老百姓非常痛恨的腐败？
茅于轼：我同样痛恨腐败，但我反对用腐败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是给予了人民自由，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增长。中国1978年以后的巨大财富是创造出来的，绝不可能是靠腐败，靠掠夺。那些贪官窃取人民的财富，是零和博弈，不能创造价值。
至于腐败，全世界一切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都有。中国也不是最坏的。最近透明国际发表各国的腐败指数，中国和印度的名次相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中国突出的是财富创造的成功。如果因为腐败就否定改革，退到改革前，我不赞成。当然，我们反腐败要坚决彻底，要加强政治体制改革，不让掌权者轻易窃取人民创造的财富。
郭宇宽：您还经常为企业家说话，讲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这好像让人感到片面，听上去忽视了工人、农民的贡献。
茅于轼：我们要感谢企业家，并不是在道德上说每个当老板的就都是好人。富人穷人里都有好人，也有坏人。我要表达的是，我们社会要尊重企业家这个群体对社会的贡献。企业家精神被发挥出来，是中国文革以后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企业家依照市场规律，解决了资源配置的问题。他们把人力、物力、管理、技术、市场用成本最低的方法组合起来，生产出市场短缺的、能够卖高价的商品。这是他们的本事。不错，说财富是工人农民的劳动创造的也没错。解放之初也有工人和农民，大家都辛苦干活，为什么肚子都填不饱？两个时代的差别，主要在于计划经济消灭了所有的企业家。现在有了企业家，财富就生产出来了。所以我不断呼吁要善待企业家，爱护企业家，这是我说话的背景。
找伯乐比找千里马更难
郭宇宽：您的经历在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是学工程的，后来怎么走上经济学的路？
茅于轼：我真正系统地接触经济学理论已经很晚了，不过我50年代初就对运筹学非常感兴趣。当时我找到一本书，是英文的，里面提到英国人怎么运用运筹学的思维，解决最有效率地发现德国潜艇的问题。那时我恰巧在考虑如何在铁路系统节煤，提高调度效率。
郭宇宽：运筹学是典型的最适用于计划经济的理论啊，而您现在推崇的是市场经济。
茅于轼：你说得对，但是运筹学的目的一点儿也不错，做事情就要最有效。只是计划经济是用计划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就错了。
我坐出租车，经常发现司机踩了油门又踩煞车，费油，很不符合运筹学原理。这可以用最优计划的方法来解决。但是到了经济领域，运筹学就往往失效。人都有弱点，人都有私心，计划经济要和人的私心斗，很难成功。我曾经说过，要说一个国家，最好的制度，肯定是“上帝独裁制”，他又有同情心，又无私，又全知全能，让他来管理国家肯定能管理得好。但问题是人世间到哪里去找个上帝呢？所以还是市场机制更加可靠。
我曾经拿韩愈的文章分析过，他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认为只要有了伯乐，找千里马的问题就解决了。但问题是千里马固然难找，伯乐同样不好找。哪匹马是千里马，只有伯乐才知道，可是谁是伯乐呢？如果有两个人都说自己是伯乐，两人看中的千里马又不同，谁辨真假？找伯乐比找千里马更难。这件事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我们常把一个困难问题交托给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伟人，认为伟人能够解决它。这种思维造成了过去很大的历史教训。
郭宇宽：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市场经济产生认识呢？
茅于轼：改革开放前，我并没有接触什么经济学理论，但我的一些直觉还是对的，这大概不需要特别复杂的经济学理论，有正常的逻辑思维就可以。比如当时我看到市场上猪肉这么短缺，排队都买不到。为什么农民养猪赚不到钱，想吃肉的又买不到肉？我就发议论，猪肉为什么不涨价啊，价格提高了，农民才有积极性养猪啊。这是凭直觉。结果后来这就成了我的罪状，算是“右派言论”。
郭宇宽：您在那段日子有没有过特别绝望的时候？
茅于轼：大多数时候我都是比较乐观的，最苦的时候我也想着，这种荒唐的日子总会过去的。有一次真是很凶险，那大概是1958年的时候，我收到通知，让我准备去东北采石矿劳改，我当时特别绝望，觉得大概会死在那里，都不敢告诉我老婆，怕她担心。结果，我的名字竟被勾掉了。我至今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帮忙，很感激，一直都想找到这个人，可能他已经不在了。那个时候，人心特别坏。讲一个笑话，反右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想找“右派”，碍于面子不好说。有一个人憋不住去撒泡尿回来就成右派了。真是这样，但就是那样的时候，也总是有好人的。
郭宇宽：现在您的一些观点受到很多非议，有的骂您缺乏良知。我知道您每天都上网，平时做的都是些为社会好的事情，看到这些言论，会不会难过？
茅于轼：有人骂我骂得非常毒，我也不知道他们和我怎么结了这么大的仇。有朋友很关心我，给我发短信，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说那是自然。对一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这点儿算什么啊。再怎么骂我，也不能冲到我家里打砸抢，也不能扣我的退休金，更不能开除我的公职。这个社会今天进步得实在太多了。我现在很幸福，生活条件很不错，每天心情都很好。人家都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家里孩子也很好，太太也很好，就没有什么难念的经。就是现在年纪大了，腿脚没有过去利索，耳朵也背了。我现在还能抓紧时间做些实实在在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就很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