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也许找不到比山崎实(Yamasaki)更有理由郁郁寡欢的设计师了，他的成名作品，都是被人为摧毁的。一个是911事件中被炸毁的世贸双子座大楼，一个是有33座高层建筑、名叫Pruitt Igoe的廉租房建筑群，与世贸双子座命运不同的是，Pruitt Igoe是被业主，美国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政府炸毁的。
突然想起这个人，是因为茅于轼先生廉租房不该有独立卫生间言论，在网上被一边倒地围剿。茅于轼先生用技术手段来避免富人搭社会福利便车的想法，被认为是罔顾穷人的尊严和生活便利。不过，那些为穷人代言振振有词的人，可能真的没有想过，穷人真正要的是什么，或者说，他们在嘴巴里说着穷人的时候，也许是把自己当成需要救济的穷人了。
一位朋友介绍说，他的同事曾在北京专门与一些打工妹生活过一段时间，打工妹们合住的房子，每个人一平米都不到，女孩子们非常讲究卫生，但呆在里面很难透过气来，她们洗澡洗衣的地方，要走上两三站地。对她们来说，能两个人住一间5、6平米的房子，楼道里就有洗澡洗衣服的地方，这已经是天大的梦想了。要知道，北京的老市民，还有多少人是在使用非常不卫生的旱厕。
就好比，有的人快饿死了，只需要一个馒头，为防止富人浑水摸鱼领餐，有人说，发放救济时，桌布就免了吧，于是大家就愤怒了：难道穷人就没尊严，就没有资格用上雪白的桌布吗？
之所以将茅于轼和山崎实拉在一起，是山崎实的Pruitt Igoe成为无可救药的犯罪社区，最终被炸毁后，人们对其原因最常见的一种总结，就是一种奢侈的逻辑。
Pruitt Igoe的建造背景，是美国政府1949年发起“住房运动”，提供联邦资金用于城市更新和扫除贫民窟。1951年山琦实接到了这单为2800户低收入人群建筑居民房的任务，他显然有树立一个建筑创意和社会福利相结合的范本的理想，而且，这个作品完成后，他确实成名了。
在风格上，他把当时简约、洗练的现代主义发挥到极致，功能上，他更为将来的住户操碎了心：不是说高层楼房会让人们失去原来的社区交流空间，人与人之间会变得冷漠而陌生吗？于是他设计了几层楼共用一个电梯口，使人们绕路的时候，多出了交流的空间和机会。此外，公寓楼的楼道还有宽阔的回廊，居民们可以在这里喝喝咖啡，在那里聊聊家常。在他的一张设计图纸上，这样的宽广的走廊上，绿色植被覆盖的空间里，有一位穿着优雅的白人女性在其中漫步，而一辆婴儿车停在旁边。
因为山琦实具有启发性的设计，Pruitt Igoe在1951年获得了美国建筑师论坛杂志“年度最佳高层建筑奖”。不过当人们享受这片高层廉价福利房的喜悦不久，大批的最初住户开始搬离，接着它很快变成了令人绝望的高犯罪率危险街区。
1972年3月，圣路易斯市政府在花费500万美元整治无效之后，将已成“不宜居住项目”的Pruitt Igoe住宅区全部炸毁，山崎实和千万美国民众一起在电视中见到了自己的心血顷刻了废墟。
美国建筑评论家詹克斯（Charles Jencks）在《后现代主义建筑语言》一书中写道：“现代建筑于1972年7月15日3时32分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死去……”他的这个说法，影响了绝大多数人，人们一谈到Pruitt Igoe，就会首先批评它的现代主义风格：因为这种高度简约的风格，“象监狱一样的冰冷无情” ，与“诗意地栖居”相去甚远。是现代建筑风格决定了这个社区的命运。
詹克斯并不是一个声誉可靠的人，他经常会强调的一些头衔，其实是他自己编造的，而现代主义风格导致整个社区没人住，最后变成犯罪天堂，这个理由特别像一块穷人的餐桌布，对真正的穷人来说，是个很奢侈的理由。
因为在垃圾遍地，满墙涂鸦，犯罪猖獗之前，没有人提出因为“风格冰冷”或“不够诗意”而拒绝入住。毕竟Pruitt Igoe 曾经因为它的启发性设计最初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褒奖，而它比美国同期的“住房运动”而衍生的其他贫民公寓的居住条件和设计风格上更加人性。那些楼与楼之间大片空旷绿地，山琦实曾想象那些贫困但同样有幸福权利的人们和孩童在这里玩耍。
实际上，在项目进行之初，这片住宅区是2/3为黑人低收入家庭居住区，另外1/3给白人居住。但从1955年12月起，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在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开始进行长达381天的抵制乘车方面种族隔离的运动，黑人又在餐馆展开静坐运动，以抗议这方面的种族隔离。在黑人占一半人口的圣路易城，带有种族隔离色彩的设计方案自然被要求做一定的修改。要求黑人和白人混居的结果，是不再有白人愿意迁入居住区，更致命的是项目的资金也跟着萎缩了。这些都给Pruitt Igoe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尽管如此，时年39岁的山琦实还是顽强地实现着自己的初衷。1958年，33栋11层的平顶公寓楼完全竣工的时候，人们看到“阳光、空地、绿化”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住宅的三层上独特的空中走廊，并使之成为方案的一大特色。他设计的是儿童在此嬉戏，母亲们则可以在此聚会聊天、存放东西。
但是，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本这个项目设计时，住户应该是至少丈夫是有固定工作的低收入家庭，但后来住进来的，大多数家庭的成年人都没有固定职业，而且很多家庭是不完整的家庭。最后，山崎实所有精心设计的细节，全部被用作意想不到的他途：两层共用一个电梯口的长长楼道，原本为邻居们增加见面机会之用，现在方便了犯罪分子抢劫住户，而那条通往设计师人文关怀的空中走廊，现在成了毒品交易碰头的好地方。
实际上，如果是山崎实被人诟病的现代主义风格，将一切都简化到极致的建筑带给了这个社区被摧毁的命运的话，我们怎么解释那些建筑师精心的每一个人文设计和犯罪分子们后来的误用之间的联系？更不要说，美国和欧洲同期的贫民福利公寓几乎都成为当地社会问题最为严重的“犯罪的温床”。其中最为著名的还有美国芝加哥市的Cabrini-Green，加拿大多伦多市的St. James Town, 爱尔兰都柏林的Bailymum Flats。
后来，因为把Pruitt Igoe和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相提并论而著名的詹克斯，承认他的现代建筑“死于1972年”的说法，是为了给他的著作“增添一点戏剧性”。到1983年，他终于承认现代主义建筑死亡说不符合实际。可惜，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点，至少在中国是如此。
Pruitt Igoe街区和同期其他代表性项目的失败，背后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学问题。正是有了这一系列的失败，西方国家才慢慢摸索出一套解决的办法，虽然现在未必称得上有很好的办法，但已经很少出现那种规模极大的穷人社区了。
除了种族问题和早已经存在社会因素外，可为山崎实总结的教训，倒不如说它过分用心地设计安排了一种生活，而伟大美好的设计正如很多美丽的梦想一样，通常的结果，却几乎总是以现实的实行者“超出”出设计而告终。
而茅于轼在廉租房是否需要独立卫生间上遭到的围剿，给人的感觉是，现在在中国，“高尚”的人群不但无视“不高尚”的人群有着与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逻辑，甚至他们连正视“不高尚”的人的需求到底是什么都不太可能。中国如果真的要修建廉租房，将来该会有多少山崎实和茅于轼被一辈子冤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