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所有附于达赖两字后面的喇嘛称谓，都是后来添加的

这次西藏事件之后，藏独这个词汇一下成了热门，众所周知，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既有着充分的法理依据，也有广泛一致的国际承认。挑战这一主权认知，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此所以达赖喇嘛一直也坚持其中间道路的原因。

即使在藏人内部，是否真的出现了广泛的独立国家的诉求，也依旧是一个问题；相反，经过50多年的共同发展，藏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难道真的就那么稀少吗？

基于西藏独特的传统，作为宗教领袖的达赖喇嘛的回归，有其正当的一面；但是，所谓流亡政府，有什么资格声称自己是藏人的代表？尽管流亡藏人群体的回归依然是正当的，但不代表其政治主张是正当的。

在我的理解，远走他乡多年的流亡群体，本不具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可以自居为藏人民意的代表。仅仅是由于在中国现行的政治框架下，民族自治没有充分的民意表达，才给予了流亡政府自居民意的空间。进而，流亡政府将这种民意的自居与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的权威相捆绑，建构起一套政治表述。

对于这种政治表述，正确的应对是拆散捆绑，在承认达赖喇嘛宗教领袖权威的同时，否定其政治权威；同时，则应从根本上，建立起民族自治的民意表达，使流亡政府的政治主张没有现实基础。

一个现代法治国家不可能承认某种政教合一的人间至高权威，达赖喇嘛可能且只可能作为宗教领袖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只能接受一个与流亡政府自居民意的政治主张切割的宗教领袖。而对于达赖喇嘛来讲，带领流亡藏人回家，却是其天然的责任。并且，达赖喇嘛进而主张，要在藏区实现真正的自治，也就是充分的言论和结社自由，自由公开的选举制度。我认为，这才是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根本分歧：达赖喇嘛的要求是中国当前的政治框架所不可能容纳的。因此，双方的分歧不在于藏独意识形态的存废，而在于所谓自治状态的认定，从而，西藏问题在我看来，始终就不是独立与否的主权问题，而是如何落实自治的国内政治问题。

即使不承认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威，但必须认识到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的合理性．我注意到了这样的情况，由于不能满足达赖喇嘛的要求，就干脆一并否认其作为宗教领袖的权威，近期一些高官的言论就是如此，而在我看来，这显然是鲁莽的。达赖喇嘛的宗教权威是一个很难抹杀的事实，如此高调否认，并无助于问题的缓和和解决。同时，由于达赖喇嘛长期一直宣称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解决西藏自治的问题，这种对所谓“达赖集团”的捆绑控诉，在国际上造成的观感和影响不可能是好的。

确实，民族自治的民意表达机制，也即充分的言论和结社自由，自由公开的选举制度，并不存在于当今中国，当然也就不单独存在于藏区。但是，无论是从执政党所坚持的人民民主主张，还是当前中国人民对更多民主的追求来看，这样一种民意表达机制在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中国范围内的出现，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如果这样一个前景能够展现，那么，允许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回归，允许流亡藏人在申明其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放弃独立主张后，获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一切权利而回归，就可以开启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

随着这样一个前景的展开，所谓流亡政府就越来越没有理由自居为西藏民意的代表，或许有人会担心，国内的部分藏人会与境外的流亡政府遥相呼应，利用民意表达机制来营造独立的前景，但是，这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加以限制甚至排除，换言之，充分自治将成为反对独立的有力后盾，而非相反。

有人担心，所谓的自治将是迈向独立的步骤，在我看来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自治始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下的区域自治，它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步骤，即使是由政治反对派获得了地方政权，它也必然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任何分离主义的活动都将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惩罚。

长期以来有某种说法，那就是民主化之后，西藏乃至新疆独立将可能成为现实，其实，这乃是混淆了民主化进程与稳定的民主制度。民主化进程中确实可能会出现中央权威的削弱，以及相应的民族独立情绪的高涨，并由此在特定时点造成剧烈冲突，导致不可逆转的民族独立事件。但是，稳定的民主制度由于汇聚了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民意基础，其实有着比威权制度更多的合法性资源来处理独立问题，无论是在对外还是对内，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型终将到来，我更愿意将这一转型看作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希望和机遇，而不是把它看作是导致民族分裂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