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

长平：三十年个人进化论

Mon, 21 Jul 2008 13:30:36 GMT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以此特刊作为纪念。我们希望你能够在每一张图片中、每一篇文章里都看见自己的身影。

南都周刊编辑：吴金　文：长平

　　有人在历史中看见别人，有人在历史中发现自己。

　　有人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有人说英雄背后的涓涓细流才是历史的主脉。

　　历史不会抛弃任何人，任何人也逃不出历史。每个人无往而不在历史之中，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创造着历史。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以此特刊作为纪念。我们希望你能够在每一张图片中、每一篇文章里都看见自己的身影。

　　也许你错过了牛仔裤，但你没有错过露脐装；也许你不曾提着三洋收录机招摇过市，但是你在网络视频里看了不少美女自拍；也许你没有在寒冷的街头买卖过粮票，但是你在股市新一轮牛市的末尾被套牢；也许你不曾遭遇过暴风骤雨般的严打斗争，但是你正在为惨不忍睹的袭警案而震惊；也许你没有在第一时间里读到北岛的诗，但是你等到了汉娜·阿伦特的出版；也许你不曾为女排五连冠而喜极而泣，但是你正在猜想着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演出……

　　而对于我们的大多数读者来说，这所有的一切他都经历过，成为他的生命的内容，三十年历史就是他的个人成长史。
　　三十年对于人类来说太短暂，对于国家来说很宝贵，对于个人来说，那就是你全部的生活，你的青春，你的爱，你的奋斗，你的成功与失败，你的欢笑与叹息，你的茁壮成长与韶华逝去……

　　怎样讲述这三十年，是2008年每一份媒体都要填写的答卷。

　　基于上述历史观念和概叹，我们选择了这样一种表达，一份社会生活和家庭理财的画卷，一份普通人所拥有的风云际会。

　　具体的做法如下：
　　首先，我们在网络上发布征稿启示，希望大家能够拿出箱底珍藏的生活相册，贴出你参与或者你收藏的历史照片；
　　其次，我们让读者投票，以年份为序，逐年选出你认为能够代表当年社会生活变迁的照片；
　　同时，我们广开门路，大量延揽摄影家、记者、通讯社、图片库及其他资源中的历史照片，一同发布到网络上供大家选择；
　　然后，我们参考读者投票和专家意见，从所有能够找到的图片中进行筛选，经过多轮讨论，选出了三十年来每一年的社会生活年度图片；
　　再然后，我们把这些图片发给记者或者特约作者，让他们看图作文，启动记忆，勾勒历史；
　　最后，我们把图文编辑出版，就是你现在正在阅读的这本特刊。我们希望你看到的是以年度图片为主线的三十年社会生活进化史。

　　如你所见，虽然我们尽了努力，但是资源总是有限的，时间总是仓促的，选择总是有偏颇的，结果总是有争议的……

　　面对历史，我们选择谦卑；面对生活，我们正视琐碎；面对记忆，我们留意细节；面对同行，我们聆听批评；面对读者，我们倡导参与。
　　只要有一张图片，图片中有一个场景，场景中有一个影子；只要一篇文章，文章中有一个句子，句子中有一个词语--能够让你暂停片刻陷入回忆，让你有所触动，让你若有所思，让你恍然惊起……你就已经参与其中了，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感谢所有的参与者。
　　感谢腾讯网的合作。
　　感谢所有的摄影者和作者。
　　感谢所有的读者。
　　感谢历史。

作者系南都周刊总主笔兼副总编辑

上一期

生活报道235期

◆出版日期：2008年7月18日

◆本期版面：52版

◆南方都市报出品

◆全国刊号：CN44-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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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导读

故事

2008：开门还是关门，总是个问题 (2008-7-18 16:25:06)
7年的奥运会筹备，跟一个国家30年的复兴之路，在这一点上，是有某种共通之处的。

2007：学会拔除城市的眼中钉 (2008-7-18 14:32:32)
这一年，《物权法》刚刚获得通过，“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样的条款被视为捍卫私产的法宝。“物权法”和“最牛钉子户”像一对孪生子一样地迅速成为网络关键词，网民们在追捧最牛钉子户好榜样的同时，也在追问《物权法》到底能够带来什么。

2005：网络时代的平民狂欢 (2008-7-18 14:31:23)
电视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和操控在2005年达到新的巅峰。这一年，由湖南卫视发起的“超级女声”电视选秀节目进入到第二届，经过上一年还算“正常”的预热之后，变得如火如荼起来。

2004：以世界纪录带领80世代 (2008-7-18 14:31:03)
2004年雅典奥运会，刘翔只有21岁，他的表现就尤为让人吃惊。刘翔已不只是运动员的代表，他是年轻人的偶像，是年轻人居多的体育运动的偶像。

2003：孙志刚身后的这个时代 (2008-7-18 14:30:14)
有谁还记得，五年前，一个无辜青年的死，和一部恶法的死。从这个事件开始，一批公民觉醒了。从这个事件开始，一批法律人站起来了。

2002：楼市发烧全民发狂 (2008-7-18 14:29:51)
2002年正是楼市开始高烧之年，许多人的命运开始被房子改变。2002年，在一片惊呼声中，以上海为发端，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东至宁波、青岛、杭州，西至兰州、银川、重庆，各地房价陆续发飙起跳。

2000：互联网，高潮之后就趴下 (2008-7-18 11:47:23)
2000年，中国互联网开始向海外上市冲刺。新浪网于4月13日率先出手，网易、搜狐紧跟其后。三大门户网站在几个月内相继登陆纳斯达克。中国互联网业在一片喧嚣浮躁中正式拉开大幕。

1999：反美游行民族主义新浪潮 (2008-7-18 11:40:04)
“反对霸权”、“打倒美帝”——1999年5月9日，这几个消失了20多年的口号，重新翻飞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沈阳等城市上空。

1998：洪水过后环保风暴袭来 (2008-7-18 11:27:25)
10年后回望1998年的大洪灾，我们才发现那是一场持续10年、愈演愈烈的运动的起点。这场运动改变着我们的身周，也改变了我们的内心，它绿色的旗帜上飘扬着两个大字：环保。

1997：金融风暴来了，马也照跑 (2008-7-18 11:26:03)
1997 年7月1日是当代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亦可视为中国人百年经历和心灵的一个传承转合的界点。1997年还有一个令人不能忘记的事件，就是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其时尚未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国幸运地得以置身事外，并且以负责任的态度应对那场危机，赢得了政治与外交上的得分。

1995：擦干泪，从头再来 (2008-7-18 11:16:49)
他们荣耀过喜悦过，也痛苦过悲伤过，个人命运就这样随着国家命运律动的节拍而起伏。

1994：三峡客船载不动离乡愁 (2008-7-18 11:16:26)
1994年12月14日，三峡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典礼大会。经过十余年耗资巨大的建设，到2006年三峡大坝全部建成，中国终于创造了真实的“高峡出平湖”的人间神话。

1993：精神地震一个接一个 (2008-7-18 11:16:00)
事后回首，才发现1993年是一个堪称“精神事件”频发的年份，而每一个精神事件，实际上都是急剧涌动的中国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征象。

1992：南方的意气和疯狂 (2008-7-18 10:38:18)
那一年年初，小平南巡。他说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他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于是，企业开始股份制试点，于是，全国性的证券公司也成立了……于是，一切真的都快起来了。下海的下海，疯狂的疯狂。来到广东的年轻人意气风发，去到深圳的人为股疯狂。不管怎么说，对于百姓，对于年轻人，世界变化很快，机会也很多。

1991：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2008-7-18 10:37:27)
对于许多人而言，1991年淡得都记不起来，然而，就在这一年，埋下了你未来的因由。

1990：盛会背后的渴望 (2008-7-18 10:36:36)
即便对90亚运会记忆犹新的人，也很难追忆中国获得亚运会主办权时候的“盛况”。从这一届亚运会开始，中国已经不把亚运范围内的金牌放在眼里，它开始瞄准奥运盛会，直到获得一次奥运会的主办权。

1988：闯关之年的焦虑 (2008-7-18 10:31:46)
1988年一首流行歌曲《跟着感觉走》准确地反映着那一年的社会情绪和心态，浮躁、焦虑不安、迷惘，还有一点点玩世不恭。

1987：住房制度改革的先声 (2008-7-18 10:31:31)
刘佳胜一槌击下，庄严地宣告：“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归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掌声淹没了拍卖官的声音。

1984：离土不离乡 (2008-7-18 10:29:06)
中国的经济改革自农村始。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1984年，乡镇企业又横空出世。中共中央当年颁布4号文件，决定把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并要求各地、各部门积极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江苏沙洲县冒出的村办制衣厂，便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乡镇企业。

1983：偶像的清晨 (2008-7-18 10:27:21)
当年张海迪的影响力，似乎只有“文革”前树立的另一道德人物——雷锋能等量齐观。

1982：“个体户”终获正名 (2008-7-18 10:26:58)
这一年，中国个体户已超过100万人。这一年，官方在工作报告中正式承认“个体户”这一群体，“个体户”获得正名；同年修改《宪法》，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

1980：我们要浮出水面呼吸 (2008-7-18 10:26:48)
当初的开放，是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谁也没意识到中国从此加入了全球化进程。随着技术的引进，不可避免地也涌入了各种思潮。人们开始知道了西方人物质生活的富裕，某些制度性安排的合理。

1979：商业广告粉墨登场 (2008-7-18 10:26:33)
在1979 年，第一则商业广告的出现，显示市场的力量已开始觉醒。对于一个正在走上转型之不归途的社会来说，广告所代表的商业社会的颠覆性力量将从此慢慢显露出来。这一年，被列入第一批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国企开始允许实行利润留成，国家同意在中国南部设立经济特区……商业的潮汐已经拍岸而来。

1978：开始回归世俗生活 (2008-7-18 10:26:24)
对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是从悄然兴起的全民跳舞开始的。就是要在泛政治化的时代之后，重建一个有着自为空间的市民社会。

生活看法

1986：富裕高品质来自先进国家 (2008-7-18 14:55:55)
1980 年代中期，肯德基、麦当劳登陆中国，这两家在美国再普通不过的快餐店，在中国竟被视为高档和身份的象征，除了当年人们的崇洋心态外，恐怕与其展现的卫生整洁的面貌分不开吧。它们给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正往小康路上奔的中国市民上了一课：上馆子不仅是消费它的饭菜，而且要消费它的环境。

1985：“性”不再“伤风败俗” (2008-7-18 14:35:28)
正是在1985年，中国大陆出现了第一次“性学热”。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出版。“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变成“婚外恋”，接着 “情人”的说法出现。“上床”变成“性生活”，然后又变成“做爱”。官方使用的“色情淫秽录像”一词，被叫做“毛片儿”。北京处级以上的作家抢购洁本《金瓶梅》，只印1000套，删去了19610字……

2006：一个馒头引发的狂潮 (2008-7-18 14:32:11)
最早的视频恶搞从2001年，央视自己人的大事记开始，经过了5年的时间，这种巅峰绝学终于流传到了民间，并发扬光大，发酵出一个带血的馒头，而这个馒头，就是2006年浮躁的句号。

2001：入世，不确定的未来 (2008-7-18 14:29:32)
相比这一年北京申奥成功和中国男子足球队史无前例冲进世界杯，加入WTO虽然意义重大，但似乎要平静得多。

1989：稳定压倒一切 (2008-7-18 11:26:45)
4 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事态随后的发展出乎多数中国人的意料。事件平息之后，邓小平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邓还指出：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并没有错。

1996：老实点，严打 (2008-7-18 11:17:17)
改革开放30年里，三次全国性的严打风暴，挟雷霆之势横扫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其锋锐所及遍布中国几乎每一个角落。

长平：三十年个人进化论 (2008-7-18 10:45:55)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以此特刊作为纪念。我们希望你能够在每一张图片中、每一篇文章里都看见自己的身影。

1981：“文革”后，第一次扬眉吐气 (2008-7-18 10:29:51)
这一年，国内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在渲染女排夺冠。那时候，打球已经完全不是女排队员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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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老实点，严打

Mon, 21 Jul 2008 13:28:16 GMT

改革开放30年里，三次全国性的严打风暴，挟雷霆之势横扫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其锋锐所及遍布中国几乎每一个角落。

南都周刊编辑：张平扬　文：洪庆明

1996年6月14日，北京西站地区公安机关在西站广场召开打击刑事犯罪处理大会，对王金山等18名抢劫、盗窃、倒卖火车票的犯罪分子分别给予依法逮捕和劳动教养等处理。

唐召明摄新华社发

　　1996年，首都北京连续发生恶性打劫银行事件，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波“严打”。中国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在这种飓风般的运动中表露无余，在政令指示下充分动员起来的公安机关，挟雷霆之势横扫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其刀风所及，让众多作奸犯科者亦纷纷落网。

　　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里，1996年的严打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对社会犯罪保持运动式的高压态势，1996年的严打也没有在这个国家的民众头脑里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社会集体记忆中最为深刻最为震撼的是改革开放不久的1983年的那次严打，其锋锐所及遍布这个国家几乎每一个角落，其严厉程度直到今天依然令人闻之变色；当然，还有严打之前那场堪称传奇的悲剧——追捕二王。

　　即便在我们那个位于中国中部僻远丘陵里的山乡，亦能感受到那场严打的凌厉和森严。严打前夕追捕东北两个杀人如麻的兄弟王宗玮和王宗昉，通缉令贴到公社政府门口和小卖铺墙上的每一个地方，村庄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乡民们发挥着淳朴的想象力，将每一个情节描绘得活灵活现。接下来似乎就是严打，每天晨读放学，都会看到路边小卖店墙上的公告，白色的纸，黑色的毛笔字，上面一道鲜红的×。周围村庄平日比较出格的小青年到处躲藏，被抓住的全家老少哭天喊地。许多人为他们青春的荷尔蒙付出了代价，在劳改农场里度过了他们最初的青春，释放后沦落为一文不名的光棍。

　　严刑峻法之后是短暂的安宁，1987年第一次严打结束后，社会犯罪迅速地再次死灰复燃。

　　如果说1983年严打源于大量青年闲散无事的社会性问题，带来犯罪违法事件猖獗，以及旧规范已失新规范未立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失范的产物，那么20 世纪90年代的犯罪居高不下，同样是社会转型的痛苦衍生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剧转变过程中的失业、腐败、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累积着社会怨恨情绪，并致使此新一轮犯罪性质呈更加险恶的趋势，乃至有1996年4月持续到1997年2月的第二波严打。但这一次无论是持续的时间、动员的规模还是惩罚的严厉程度，都远逊于1983年的那一次。

　　尽管公安机关在1996年的打击行动中同样成绩卓著，不幸的是，最终的结果也与第一次类似，犯罪在短暂的平息后再次反弹，因此2001年4月严打风暴再起。经过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变，此次严打的主要目标是“打黑除恶”，同时还有“追逃”专项行动，旨在扫除爆炸、杀人、抢劫等恶性犯罪和利用暴力攫取经济利益的黑社会团伙。

　　通过对1996年严打的前推后衍，三次挟风雷般的运动式严打，虽收一时之效却每每故态复萌，表明采纳乱世用重典的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使用非常规的打击，尽管有治标之效，但也给这个社会带来其他我们意想不到的损失，偶尔还造成以刑废法的思维误区。

　　众所周知，社会犯罪总是存在着复杂的社会根源，只有从源头上逐步加以解决方能一劳永逸，那就是构建适用于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公正公平的社会机制和法律框架，以常规的制度和法律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规约每一个人的行为，才能根绝如潮般的犯罪现象再现。

1996大事记

3月19日 陈景润逝世。

4月第二次全国性“严打”。

5月第一家网吧威盖特在上海出现。

5月 5位年轻作家合著的《中国可以说不》面世。

7月19日-8月14日 第26届奥运会在美国亚特兰大市举行。中国运动员在这届奥运会上获金牌16枚、银牌22枚，铜牌12枚，金牌数和奖牌总数均居第4位。

9月 SM公司包装推出H.O.T组合，刮起了强劲的旋风，席卷了整个亚洲及中国。这股韩流从歌坛吹到影视界，连韩国高科技公司也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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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稳定压倒一切

Mon, 21 Jul 2008 13:27:17 GMT

4 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事态随后的发展出乎多数中国人的意料。事件平息之后，邓小平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邓还指出：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并没有错。

南都周刊编辑：林斌　文：小肖

1989年，事件平息后的日子里，前门的小孩们在玩呼啦圈。黄小兵摄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思考”，那两年全民经商的浮躁之风越刮越猛，“官倒”在双轨制下左右逢源，那时最紧俏的东西不是钢材、化肥之类，而是“批文”。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

　　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事态随后的发展出乎多数中国人的意料。事件平息之后，邓小平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邓还指出：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并没有错。

　　1989年在中国经济领域上演的是“倒春寒”。“下海”的纷纷上岸，私营的纷纷找“红帽子”戴(挂靠集体或国营)。全国个体户一下子锐减了300万户，私营企业半数关门。老板们纷纷卷款走人，工人们没有了工作。作为私营经济旗帜、被邓大人点过名的“傻子”年广久锒铛入狱，罪名却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流氓罪，依现在看至多是个“包二奶”的道德问题。“傻子”年广久成了用生活作风问题整经济或政治问题的又一受害者。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终于倒塌。社会学者将这一日作为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源头。学者福山更称之为“历史的终结”。“终结者”是5月到访中国的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戈氏的“公开性”政治决策终结了令西方恐慌的“铁幕”。但戈尔巴乔夫却在西方传媒界颇为受宠，在一款名包的广告中，戈氏望着车窗外若有所思，身边放着一个大大的LV包包。

　　1989年，全球化之风尚吹不到大陆。互联网是十年之后的事，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也是九十年代后半期。但有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狭窄通道——留学。那场风波之后，北京使馆区排起了签证的长龙。有一个人看到其中巨大的商机，他就是新东方外语学校的创始人俞敏洪。

1989大事记

2月26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3月26日 海子自杀。

4月15日 胡耀邦逝世，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此后，引发政治风波。

5月16日 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6月9日 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

6月23日-24日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举行。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9月4日 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11月6日-9日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举行。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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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性”不再“伤风败俗”

Mon, 21 Jul 2008 13:26:08 GMT

正是在1985年，中国大陆出现了第一次“性学热”。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出版。“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变成“婚外恋”，接着 “情人”的说法出现。“上床”变成“性生活”，然后又变成“做爱”。官方使用的“色情淫秽录像”一词，被叫做“毛片儿”。北京处级以上的作家抢购洁本《金瓶梅》，只印1000套，删去了19610字……

南都周刊编辑：陈宇　文：黄广明

1985年，成都卖人体画的景象。李晓斌摄

　　中国人的思想解放程度，有一个直接的观察视角，就是他们对作为艺术对象的人穿多少衣服的容忍程度。

　　1912年11月，刘海粟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学院(后改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一开始它就做了几件开风气之先的事，裸体模特儿即为其一。然而，起用人体模特不久，刘海粟就遭到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的一阵痛骂，“公然自诩首创模特儿之功，教育何事，学校何地，先生非艺术叛徒，乃名教叛徒也！马路上雉鸡逐客，尚在昏夜，先生以金钱势力，役迫于生计之妇女，白昼现形，寸丝不挂，任人摹写，是欲令世界上女子入于无羞耻之地方也。人而禽兽之不若矣……”

　　这场人体艺术风波持续了十年之久，刘海粟和他的学生遭遇无数讨伐和指责，社会才容忍人体模特的存在。

　　正如何晓鹏先生所说，人体艺术在中国的“合法”空间的探索，既包含着社会的宽容度也依赖于艺术家个体意识的独立。建国后，在“文革”及“文革”前的一段时间，这种空间是不存在的。尽管毛泽东曾经两次批示人体模特对于艺术的必要，但在1978年之前，人体艺术基本没有其存在空间。

　　1970年代末，便已经出现了表现人体的美术作品，如唐大禧的《猛士》便以裸体女英雄的形象来歌颂张志新烈士，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壁画《泼水节 ——生命的赞歌》里也有少女沐浴的情景。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还曾因此一度被遮盖，成为国内外新闻热点。不过，这些讨论大部分还是发生在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小圈子内。

　　普通中国人对人体艺术或者“准人体”艺术的态度，仍然停留在上海美专时代“伤风败俗”的层面。1983年12月上海某大学艺术系学生因画裸体并借给他人传阅而被逮捕，1986年南京艺术学院模特儿张素华回乡探亲，被闻讯的村民逼疯。

　　中国人真的不喜欢人体吗？错了，这只是他们在公众场合的表现罢了。所谓“食、色，性也”，中国人对性从来不比其他民族缺乏“性”趣。

　　正是在1985年，中国大陆出现了第一次“性学热”。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出版。“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变成“婚外恋”，接着“情人”的说法出现。“上床”变成“性生活”，然后又变成“做爱”。官方使用的“色情淫秽录像”一词，被叫做“毛片儿”。北京处级以上的作家抢购洁本《金瓶梅》，只印1000套，删去了19610字……

　　本幅照片呈现了当年成都街头卖人体画的情形，可以看出，图中的人体画面阴影浓重，颇为含蓄，一如当年中国人在公众场合对待人体艺术的态度。不过，这种半遮半掩半推半就的情形，到了1988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中国首届人体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时，策展人都以为这只是一件艺术圈内的事。没想到，展出的18天中，约有22万人蜂拥而至。

　　摄影批评家刘树勇还记得当时盛况，排队买票等待入场的长龙曲折蜿蜒，“足有一公里长”。很多出差来北京的人，听说这样一个展览，都特意赶去看这个从没见过的“西洋景”。1988年，成为人体艺术作品在中国的“心灵解禁”元年。

1985大事记

1月5日 国营企业开始工资改革。

2月26日起 优秀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被大量吸收入党。

1985年 作为价格改革的重要一步，副食品价格逐步放开。这一年，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正式推行。

6月4日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工资制度改革。

6月4日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100万。

7月5日 中国博士后制度正式诞生。

1985年 长期以来被视为资产阶级娱乐活动的高尔夫球和保龄球被正式承认为体育比赛项目。

7月27日 中国模特儿第一次被允许出国，登上法国T型台。

1985年 “文化热”在中国大陆兴起并在随后两年达到高潮。海内外普遍视此为继“五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反思运动。

1985年 英国“威猛”乐队首次在中国演出，北京的门票5元一张，相当于普通中国人半个星期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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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富裕高品质来自先进国家

Mon, 21 Jul 2008 13:25:30 GMT

1980 年代中期，肯德基、麦当劳登陆中国，这两家在美国再普通不过的快餐店，在中国竟被视为高档和身份的象征，除了当年人们的崇洋心态外，恐怕与其展现的卫生整洁的面貌分不开吧。它们给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正往小康路上奔的中国市民上了一课：上馆子不仅是消费它的饭菜，而且要消费它的环境。

南都周刊编辑：陈宇　文：黄广明

1986年11月，美国肯德基落户中国北京前门，成为时髦的特征。李晓斌摄

　　前两年与一位同事去武汉出差，住在当地最好的宾馆之一晴川饭店，我们一日三餐，都在饭店旁的一家小饭馆用膳，让我终生难忘的是，这三顿，我们都从碗里挑出了头发。遂感叹，在中国吃饭，只能秉持一个原则，“眼不见为净”。

　　这番感叹，与梁实秋先生当年对中餐的感叹庶几相似。他的感叹，却是在一篇短文《麦当劳》中抒发的，当时麦当劳初进台湾——
　　“久住美国的人都非万不得已不肯去吃麦克唐纳。我却对它颇有好感，因为它清洁，价廉、现做现卖。新鲜滚热，而且简便可口……

　　在美国平民化的食物到台湾会造成轰动，势有必至理有固然。我们的烧饼油条豆浆，永远吃不厌，但是看看街边炸油条打烧饼的师傅，他的装束，他的浑身上下，他的一切设备，谁敢去光顾！我家附近有一家新开的以北方面食为号召的小食店，白案子照例设在门外，我亲眼看见一位师傅打着赤膊一面和面一面擤鼻涕。”

　　1980年代中期，肯德基、麦当劳登陆中国，这两家在美国再普通不过的快餐店，在中国竟被视为高档和身份的象征，除了当年人们的崇洋心态外，恐怕与其展现的卫生整洁的面貌分不开吧。它们给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正往小康路上奔的中国市民上了一课：上馆子不仅是消费它的饭菜，而且要消费它的环境。

　　卫生整洁的环境，向来是中国大众餐馆的缺失。80年代街头的餐馆，无论城乡，无不喧哗嘈杂，烟雾缭绕，遍地狼藉。相形之下，肯德基麦当劳们优势立显。这也造就了肯麦们独有的中国现象，有人在里面办婚礼，有人在里面过生日，有人在里面温习功课……

　　20年过去了，当年凤毛麟角的肯麦们如今满大街都是，各式汉堡们降了价，国人也逐渐等闲视之。再考诸肯德基麦当劳在饮食之外的文化符号意义，已由当年单纯的象征“富裕高品质来自先进国家”，转变为象征“西方文化侵略”，“全球化的负面形象”，“呆板没文化的流水线生产”(遂有“麦当劳化”一词)，在中美关系紧张而当地又没有美领馆的城市，肯德基麦当劳们还偶尔成为愤青们的出气筒。

1986大事记

2月20日 我国实用通信广播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卫星通信由试验阶段进入实用阶段。

9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企业领导体制改革条例，将实现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到厂长负责制的转变。

10月11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鼓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11月18日 “八六三”计划(即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启动。

12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通过。

12月5日 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可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少数有条件的企业可进行股份制试点。

12月30日 邓小平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6年 朦胧诗在中国流行。

1986年 崔健和他的中国摇滚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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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个体户”终获正名

Mon, 21 Jul 2008 13:25:08 GMT

这一年，中国个体户已超过100万人。这一年，官方在工作报告中正式承认“个体户”这一群体，“个体户”获得正名；同年修改《宪法》，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

南都周刊编辑：吴金　文：秋风

1982年，广州高第街时装摊档。当时不过是政府为安置大批回城知青和无业市民的权宜之计。女老板怯生生地躲在档口下等待买主，也随时准备躲到柜台下躲避同学或熟人。安哥摄

　　我相信，80后、90后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一种制度有什么理由禁止个人从事赢利性经营活动。但这的确曾经是事实。我记得很清楚，爷爷、父亲有一门手艺——编芦苇席子。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政府曾经禁止他们在农闲时做这种事情，因为，这种个体经营是“资本主义尾巴”，会侵蚀公有制经济的根基。虽然政府在民众实在没饭吃的时候偶尔会允许私人经营，但通常会立刻又予以禁止，自留地、集市等等制度都是收了放，放了又收。政府知道，小小的“资本主义尾巴”一旦放开，就会尾大不掉。

　　但到七十年代，传统的公有制经营制度已经陷入极大困境：它无力为新增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于是有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乡村更为穷困，一旦政治控制松动，这些青年就立刻要求回城。但回城之后，他们还是找不到就业岗位。无奈之下，政府允许他们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与此同时，农民也尝试个人经营农业和工商业。

　　这样，在官方法律认可的公有制经营体系之外，出现了一批没有单位的个人经营者。他们不依靠政府，用自己的血汗和智慧满足民众最基本的需求。据说到了 1981年底，中国个体户已有101万人。不过，那时个体户的存在备受非议，社会地位很低；私营和民营企业更是不被承认。当时出现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反常现象，曾引发了社会争论：普通市民能否开店当“老板”？现在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在那个年代则成了令人头大的问题。

　　直到1982年，官方在工作报告中正式承认“个体户”这一群体，“个体户”获得正名；同年修改《宪法》，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不过，这时候的个体经济只是作为“补充”而已，虽被允许雇少量帮工和学徒，但“少量”是多少，据说是7人，超过7人，就从量变到质变了，成了“资本家”了。想扩大规模多雇些人怎么办？于是戴起了红帽子——找个国家单位挂靠，明明是个体却装成个集体模样。

　　但是，闸门已经打开，民间自发发育起来的个体经济迸发出来的力量再也关不住。到八十年代中期，我正在北京上大学，大约正是个体户们的黄金时代。学校周围日渐繁荣起来了，有各种各样的集贸市场，个体户们经营着学生们所需要的各种廉价商品。对我这样的读书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开辟了图书发行的“二渠道”，这个渠道迄今似乎已经在图书出版业占有半壁江山。

　　从某个角度来说，改革三十年就是私人的经济力量逐步得到认可并渐成为推动社会与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的过程——1982年修改《宪法》，承认了个体经济；1988年修改《宪法》，承认了私营经济；1993年，《宪法》承认了私产经济体制；1998年，《宪法》承认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法律规定要保护私有财产；2007年，出台《物权法》。

　　现在回过头来看，个体户的出现、发育，乃是中国市场化过程的开端，是那些毫不起眼的小商贩，启动了市场的发动机。作为一种组织社会之经济活动的制度的市场经济，是、且只是个体为基本单位的经济。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个体户经济。因为，只有个体才具有意识、意志，才能进行选择、交易。其他一切经营组织，比如作坊、公司、合作社——当然是指自愿的——都不过是个体自愿组成的实体，最终的决策总是由具体的个人作出的，并由个人承担其全部后果。

　　中国八十年代之前的经济体制效率低下的根本症结，就是那些集体、单位不是个人自愿组成的，而是权力自上而下强制建立的，个体既丧失了自由，也不承担责任。个体户经济则以一种最简单、但也最基本的经营形态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个人享有自由，个人承担责任。很多个体户消失了，又有很多个体户涌现出来。

　　甚至在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个体户，像当初的邓正来先生。今天的笔者似乎也基本上处于个体户状态。

　　尽管某些浅薄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喜欢把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变化称为“奇迹”，但其实，这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史，不过是向着经济活动的正常状态回归而已。

(文章发表时编者有修改，未经作者审阅)

1982大事记

这一年 由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引起了少林功夫热。有人看了5遍电影，甚至18遍。离家出走到少林寺拜师学艺的孩子不在少数；男孩子都梦想成为武僧。

这一年 日剧《血凝》使山口百惠成为中国的超级偶像，满大街“幸子衫”、“幸子头”、“光夫衫”、“大岛茂包”，不仅让个体户赚个钵满盆满，也让中国大众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名人效应”。

这一年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玫瑰梦》被查禁，这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一个焦点事件。这一年，正式出版社被查禁的淫秽色情图书30多种，6家出版社停业整顿，查处因刊有淫秽色情描写或封面插图低级下流的期刊130多种。

1月15日 经国务院批准，国产机械手表、黑白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和弹力呢等纯涤纶织物四类商品开始陆续降低零售价格。

3月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国务院经过精简机构，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100个裁并为60个，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三分之一左右。

7月24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函蒋经国先生，希望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依时顺势，与共产党谈判，共商祖国统一大业。

10月5日 中国第一次在国内进行的卫星通信和电视传播试验取得成功。

12月22日 李宁在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中夺得共7个比赛项目中的6枚金牌，这在体操史上尚属首次。中国第一个体育明星诞生。

12月4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从1983年起，除广东、福建两省外，对其他省、自治区一律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总额分成的包干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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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偶像的清晨

Mon, 21 Jul 2008 13:24:31 GMT

当年张海迪的影响力，似乎只有“文革”前树立的另一道德人物——雷锋能等量齐观。

南都周刊编辑：陈宇　文：黄广明

1983年5月3日，共青团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庆祝“五四”青年节64周年座谈会上，张海迪同周怡亲切交谈。　孟昭瑞摄　新华社发

　　“文革”期间，全中国人只有一个偶像，便是毛泽东，林彪曾想与这个偶像争辉(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结果逃不了折戟沉沙的命运。
改革开放后，这座惟一的神像逐渐坍塌，代之以无数民间的、非政治的、才智型励志型娱乐型偶像。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官方几乎每隔几年都要推出一名英模人物，供全国人民学习，比如史光柱、赖宁、孔繁森、李素丽、徐虎……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1983年推出的张海迪。

　　1955年出生的张海迪五岁时因患脊髓血管瘤，高位截瘫。她因此没进过学校，童年起就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自学知识，先后自学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课程。张海迪15岁时随父母下放聊城莘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但她没有惧怕艰苦的生活，而是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奉献自己的青春。在那里她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教书，并且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为乡亲们针灸治病。在莘县期间她无偿为人们治病一万多人次，受到当地群众热情赞誉。

　　198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先后为张海迪题词。那一年，张海迪获得荣誉无数，而她的事迹，也伴随着她的电视演讲走进千家万户。

　　在张海迪被宣传得最厉害的时候，她生活不得安宁，“每天收到的信，都是用麻袋来装的，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到我的单位，送到我的家里，那个时候一点没有办法，而且在我家里，就是成批成批的人，多则上百，少则几十个，或者是几个人，每天都去，‘我们一定要见见海迪，我看她一眼行吗？’”

　　当年张海迪的影响力，似乎只有“文革”前树立的另一道德人物——雷锋能等量齐观。

　　张海迪风行全国与她本人事迹确实感人有关，也与官方舆论机器的大力宣传有关，不可否认，也与改革开放之初精神生活单调、处在“偶像的清晨”有关，为数不多的几个英雄人物一经宣传，就能感动全中国。

　　当然，这种情况正随着国门开启慢慢改变。在张海迪前一两年，一个叫觉远的《少林寺》和尚造成的影响力似乎更具爆炸性和生命力，此外还有邓丽君，罗大佑，《加里森敢死队》中那些亦正亦邪的美国大兵们，以及通过1983年首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传播开来的歌星影星们。

　　偶像的多元背后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相当一部分青年和青少年向世人展现了他们压抑已久的青春活力，其作为一方面表现为破坏力，1983年前后社会治安形势明显恶化，盗窃抢劫强奸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猛增，这成了邓小平发动1983年下半年“严打”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挑战传统与世界接轨的勇气，比如两性关系的开放，恋爱形式的大胆，接吻、跳舞、聚众HAPPY——这些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不幸的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被扩大化的“严打”打击了，流氓罪当年就像一个筐，什么事情都可以往里面装，无数有活力有前途也有不少缺点的青年因此锒铛入狱，甚至失去生命。当年的影星迟志强入狱就是一例。

　　在1983年“严打”中，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死刑判决，这王姓女子说了这么一段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

　　一语成谶。在20年后的今天，尽管性自由仍未成为主流的社会道德，但人们对于性行为已经宽容多了。在刑法中流氓罪已经取消，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只要不妨害公共秩序，连犯罪也构不上了，更不用说判处死刑。从这个意义上说，木子美们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今年，改革开放30周年，行之多年的“严打”已被摒弃数年，当年的青年偶像张海迪，也已过了知天命之年。

1983大事记

1月2日 中共中央印发题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指出要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

2月12日 中央电视台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直播。

3月3日 劳动人事部发出通知，要求积极推行劳动合同制，实现用工制度改革。

3月7日 张海迪荣获“优秀共青团员”称号，由此掀起全国学习张海迪热。

4月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改革。

5月5日 卓长仁劫持民航296号班机事件。

8月25日 中国开展持续三年之久的首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简称“严打”。

9月11日 引滦入津工程竣工。

10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发布，要求1984年底以前大体上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

11月21日 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I”计算机在长沙通过国家鉴定。

1983年 中国出现“步鑫生热”，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等改革理念再次成为时代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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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反美游行民族主义新浪潮

Mon, 21 Jul 2008 12:15:48 GMT

“反对霸权”、“打倒美帝”——1999年5月9日，这几个消失了20多年的口号，重新翻飞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沈阳等城市上空。

南都周刊编辑：潘葱霞　文：陆晖

1999年5月8日，北京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　柴继军摄

　　5月8日北京时间上午5时左右(贝尔格莱德时间7日午夜)，北约战机投下5枚精确制导武器，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以及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朱颖夫妇遇难。

　　年长一些的中国人立即想起他们年轻时耳熟能详的一句警告：“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年轻人的怒火燃烧得更快，北大学生在“三角地”打出一条标语：“不考托(托福)，不考寄(GRE)，一心一意打美帝。”

　　从首都开始，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走上街头。从燕园发出的班车，塞满了统一穿着“北京大学”T恤衫的年轻人，公交车也给予他们免票的优待。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广州。两位老师闻知抗议北约游行后，从家里打的直奔沙面的美国领事馆。出租车司机分文不取，只要求乘客们“帮忙喊一嗓子——打倒美国！”

　　那几天，大城市里的“麦当劳”、“肯德基”门可罗雀。欧美记者个个噤若寒蝉，他们脖子上挂着汉字书写的牌子——“我是俄罗斯人”。

　　今天来看那场轰炸事件，与其说是一场意外，不如说是中国国力大增之后，中美两个大国面临着新的国际秩序所必然要产生的摩擦与冲突。类似冲突在此之前有 “银河号”事件、台海危机，之后有南海撞机、非洲外交争夺等。然而1999年的轰炸事件在另一个方面意义深远，它使得多年积蓄的民间民族主义情绪被点燃，从那时开始，民族主义浪潮成为另一种强势的民间意识形态，它历经中美撞机、入世争端、保钓、反日游行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在今年的反藏独、护圣火运动中达到顶点。

　　20世纪90年代始，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贯穿1980年代的向西方学习的热情，迅速转变为敌意与猜疑。而随着“80后”一代的长成，他们没有父兄一辈当初的心理落差，因而面对外部世界更自信也更渴望得到尊重。这些都是民族主义思潮成长的重要土壤。

　　1999年也正是中国互联网大爆发的肇始时期，使馆事件后急于找到情绪宣泄出口的民族主义者们迅速发现了这块对自己而言最好的阵地。强国论坛、铁血社区等一批以此为号召的网络论坛迅速走红，民族主义、互联网、80后这三者结合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并造就了一个在网络上极为走红的名词：愤青。

　　愤青们的热情并非只在网络上发泄，2005年，为反对日本“入常”，他们通过互联网与手机在多个城市组织了反日游行。但这次游行迅速被政府制止，为首者因“扰乱公共秩序”被拘捕判刑。

　　今天，网络民族主义仍然是最强大的舆论力量之一，它的爱国、凝聚国民等积极作用已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其常常表露出狭隘、非理性和暴力亦令人担忧。

1999大事记

1月4日 国内首批20家私营生产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

3月19日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三讲”“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5月8日　北京时间上午5时左右(贝尔格莱德时间7日午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飞机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3人伤亡。

7月1日 我国第一部证券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实施。

7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22日，民政部作出《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

11月20日　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实验飞船“神舟”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于2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成功着陆。

11月24日 山东烟大汽车轮渡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客滚船“大舜”轮，从烟台驶往大连途中在烟台附近海域倾覆，282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约9000万元。

12月20日　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建立澳门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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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金融风暴来了，马也照跑

Mon, 21 Jul 2008 12:15:21 GMT

1997 年7月1日是当代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亦可视为中国人百年经历和心灵的一个传承转合的界点。1997年还有一个令人不能忘记的事件，就是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其时尚未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国幸运地得以置身事外，并且以负责任的态度应对那场危机，赢得了政治与外交上的得分。

南都周刊编辑：张平扬　文：洪庆明

1997年7月1日大雨滂沱，上水市民欢迎解放军进驻香港。南华早报曾维德摄

　　1997年7月1日是当代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亦可视为中国人百年经历和心灵的一个传承转合的界点。

　　午夜的港岛华光璀璨，碧水盈盈，流溢着作为国际自由经济贸易体带来的繁华和喧嚣。就在新的一天即将来临的前夕，在中国南端这个小岛上飘荡了百余年的英国米字旗缓缓降落，亿万中国人在电视机前目睹了这一幕。

　　按照精心安排的程序举行的各种仪式，不仅是现代国家权力的炫示场，也包含着浓厚的当代国际政治寓意和可以识读的民族情怀，它是中国人百年衰弱耻辱记忆的终结符，是塑造新的民族集体心态的一个标点。

　　此时改革开放已历20年。因为改革开放，让港岛与大陆有了更多的契合点，消除了港人“马不能跑”、“舞不能跳”、“股不能炒”的疑虑。但中国此时依然涌动着在变化转折时期似乎必不可少的那种不安。

　　那时正在一家香港英文周刊驻京记者站打工的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国外驻华记者纷纷谈论着流传京城的“万言书”，猜测着中国新的意识形态动向。中国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也是他们热衷关注的话题，时常约一些消息灵通者吃饭谈天，探询中国人自己的看法。

　　1997年还有一个令人不能忘记的事件，就是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其时尚未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国幸运地得以置身事外，并且以负责任的态度应对那场危机，赢得了政治与外交上的得分。

　　11年过去了，新的亚洲金融危机似乎再次威压而来，中国作为一个GDP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在这不算短的时间里，不知从那次危机中汲取了什么样的教益？

1997大事记

2月19日 邓小平逝世，享年93岁。

4月26日 彭真逝世，享年95岁。

5月香港发现全球首宗人类感染禽流感死亡个案。

5月27日 京剧艺术大师张君秋逝世。

5月29日 中国决定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6月18日 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

7月1日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7月2日 亚洲金融风暴在泰国开始爆发。

10月28日 中国治黄历史上最大的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胜利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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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擦干泪，从头再来

Mon, 21 Jul 2008 12:14:33 GMT

他们荣耀过喜悦过，也痛苦过悲伤过，个人命运就这样随着国家命运律动的节拍而起伏。

南都周刊编辑：张平扬　文：蹇小兰

1995年9月12日，重庆针织总厂破产后，原该厂职工王晓燕在大街上自己设点卖饮料。

刘前刚摄新华社发

　　20世纪80年代初那会儿，我时常在天气晴好的日子登山远眺，攀上家乡山顶部寺庙破旧的望江楼，遥望传说中的长江。扑入眼里的总是星罗棋布的矮小村庄和无尽的农田，但我相信，长江就在树木遮掩的那边。

　　我不是诗人，而是个还在念小学的孩子，没有登临险峰一览壮美山河的雅意。我之所以不辞辛苦经常爬上家乡最高峻的山峰，除童年时光的闲暇无聊之外，更多的是心里装着一份秘密的向往和期盼，那就是向往着江那边姨娘姨父工作的大型工厂，盼望着衣着鲜亮的姨娘回来省亲。

　　自从姨娘70年代中后期嫁给在药品生产厂工作的姨父后，也到厂里上了班。差不多隔年回来一次，每次总是给家乡的亲人带来崭新的布料、依然完好的旧衣服、各种药品、从未见过的精细白糖或者腌制的猪肉，当然还有各种美味的糖果。更重要的是，她出手慷慨，我们孩子时常可以从她那里得到5元钱，那可是天文数字！那时候一分钱可以买4块糖米球或者一块坚硬的水果糖，让我们在很长时间享受着放学路上的快乐。

　　姨娘姨父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大字不识几个，只是沾了姨父的伯伯(市公安局局长)的光，进厂当了工人。80年代初期，刚刚蹒跚学步的小表弟穿着蓝色和红色的毛线衣，让我们摩挲羡慕不已，我经常烦恼地想，如果我也是非农户口多好，那样就不必放学后匆匆回家放猪放鹅或做其他的农活。

　　这就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最后霞光里，城市与乡村、非农和农业的现实和心理的双重巨大反差。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中学大学，慢慢地淡忘了这些。姨娘依旧回来，但感觉中她的光景不比从前，有一年春节送她回去，可能是节日人情往费颇重的缘故，他们一家三口竟然没了路费，这给了我人生第一次真正的惊奇，让我在很长时间里有一种莫名的怅惘情绪。90年代我上大学期间，听闻他们的工厂效益不景气，工资甚低。后来姨娘早早地被提前退休了，姨父也赋闲在家无班可上。再几年，又得知姨娘在转制了的药厂看门，姨父在另外一家工厂烧起了锅炉，工资甚低，两人加起来不过七八百元罢，直到前几年完全退休在家。

　　之所以絮絮叨叨地说我自己琐碎无聊的家族史，是因为无论是从社会学、人类学或历史学的目光来看，微观事件往往观照着宏大的主题，个人命运关联着民族国家的命运。姨娘姨父的人生履历，实际上就是当代中国数以千万计国企职工命运的一个小小缩影。他们曾经是计划经济的等级体制里一颗幸福的螺丝钉，但80年代中期启动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将他们铁打的饭碗推向了改革的熔炉。

　　到1995年，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改制已经进行了近十年时间，此前30年大包大揽的计划体制如同崩塌的山崖，泥沙俱下。伴随着这种体制转换的过程，是痛苦的大量国企工人失业。在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尚处萌芽状态的情况下，为了安抚那些曾在国家企业里贡献了生命时光的工人，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政府在这一年推行目标庞大的下岗再就业工程，以行政的力量缓解日益严峻的失业压力。而我的姨娘和姨父，如同遍布中国各地所有的国有企业工人一样，作为数量庞大的群众演员的一员，亲历了中国当代历史的变迁，他们荣耀过喜悦过，也痛苦过悲伤过，生命就在这样随着国家命运律动的节拍起伏沉浮中老去，如今拿着200来元的退休金，到郊区租种一块农民的菜地，重新拾起田园牧歌的晚年生活。

1995大事记

1月10日 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在北京成立。

1月20日 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

2月6日 中国著名电影艺术家、文艺界领导人夏衍在北京逝世。

4月10日 陈云逝世。

4月16日 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部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报告的通知》。

4月20日 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活动的通知》。孔繁森被人民群众誉为“新时期的雷锋”、“90年代的焦裕禄”。

5月6日 中国科协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中国北极考察队首次完成了中国人自己组织的由企业赞助的北极点考察。

9月张爱玲病逝。

10月30日 《国家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颁布，开始大力治理“白色污染”，广泛推广可降解的绿色塑料。

11月16日 京九铁路全线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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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精神地震一个接一个

Mon, 21 Jul 2008 12:13:41 GMT

事后回首，才发现1993年是一个堪称“精神事件”频发的年份，而每一个精神事件，实际上都是急剧涌动的中国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征象。

南都周刊编辑：张平扬　文：洪庆明

1993年7月24日，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举行首发式，近2000名读者排着长队请专程从西安赶来的贾平凹签名。杨飞摄新华社发

　　1993年，历经15年改革开放的效应积累和社会政治的沧桑变易，中国终于发力转变，尽管是以悄然而和平的方式，但其力量直透这个民族的集体心灵深处，影响远甚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革命。事后回首，才发现1993年是一个堪称“精神事件”频发的年份，而每一个精神事件，实际上都是急剧涌动的中国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征象。

　　相比于北大拆毁南墙激起的国人物议，一部题为《废都》的小说，才是这一年点燃全民热情的标志性事件，这桩事件的“肇事者”是陕西作家贾平凹。小说主要描述了颓废了的城市西京文化名流庄之蝶与4位女性之间的“性/情”生活。一时间人们争相目睹，议论翻飞。小说首印数量即达48万册，公开或半公开出版的有 100万，而盗版更是超千万之数。

　　尽管相比于今天互联网时代几乎无处不在的性话题和人们坦然受之的心态，《废都》的性色彩恐怕都远不及网络美女作家卫慧、绵绵的作品，但它在半年后依然被宣布为禁书，给这部小说增添了一丝“事件”色彩。更为重要的是，《废都》引起的褒贬两极化的社会议论，恐怕亦是今天中国所难以想象的。

　　作为那时候一名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年青学生，微渺如我者，亲眼见证了《废都》带来的冲击力量。一本烂书，全班传看；每天去食堂用餐的路上，都要关注一下公告栏里是不是有关于《废都》讲座的海报；才高八斗的老中青三代教师，对着讲台下面煌煌人众，口沫横飞、津津有味地评说着小说的意义乃至书中每一个令他们兴奋的细节。然而，置身于事件之中的我们，包括那些开讲座的老师教授们，绝大多数更多地关注的是伦理道德的震撼，甚或那些颇为火辣的描写。直到经过时间流逝的冷却，我们回首望去，将之放在社会的总体进程中，才豁然明白，这部风行当年的小说，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心态变迁的一个显著表象。

　　90年代商品大潮和消费社会以雷霆之势席卷而来，中国知识分子70年代的精神思考和80年代的启蒙激情，都在时势和时局的风云变幻中黯然隐退。他们在失去了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之后，个体自身面对的是政商不通的窘境，因此如同庄之蝶那样，彷徨无依，精神虚脱，惟有在放浪形骸中自我消解，企图以此重构生命的本真。因而，《废都》是变革时代一部应时而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是中国从道德理想激情回归世俗功利过程中的一根小小标杆。

1993大事记

2月4日 相声大师侯宝林去世。

3月2日 我国接入Internet的第一根专线，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租用ATT公司的国际卫星接入美国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64K专线正式开通。

3月北京大学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商业街。

3月3日 山东快书一代宗师高元钧逝世。

3月12日 王震逝世。

4月8日 世界上跨径最大的斜拉桥——上海杨浦大桥合龙。

6月贾平凹所著《废都》出版，被称为“当代的《金瓶梅》”，正式印刷48万册，加上各种盗版，发行量在100万册以上。

6月25日 一代美术宗师、中国美术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刘开渠因病逝世。

6月26日 中国首次在境内发行外币债券。

6月30日 传奇乐队Beyond主唱黄家驹逝世。

8月第一本时尚杂志《时尚》创刊。

8月27日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的党支部书记禹作敏违法乱纪被判刑20年。

9月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

10月8日 诗人顾城用斧头杀妻后自杀。

11月16日 北京新东方外语学校成立。

12月1日 北京城区开始禁放烟花爆竹。

12月10日 我国第一个与体委脱钩，由企业自主管理的足球俱乐部——上海市申花足球俱乐部诞生，标志着我国足球运动开始迈向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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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南方的意气和疯狂1992：南方的意气和疯狂

Mon, 21 Jul 2008 12:13:00 GMT

那一年年初，小平南巡。他说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他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于是，企业开始股份制试点，于是，全国性的证券公司也成立了……于是，一切真的都快起来了。下海的下海，疯狂的疯狂。来到广东的年轻人意气风发，去到深圳的人为股疯狂。不管怎么说，对于百姓，对于年轻人，世界变化很快，机会也很多。

南都周刊编辑：林斌　文：王旺桂

1992年8月10日，深圳，排了两天两夜队的股民。张新民摄

　　已是十六年前，情景依然鲜活生动。从广州火车站直接到先烈南路的公司，放下行李就开始写文案。不用简历，没有面试，南下半年的师兄来信说快来，有我的工作了，他在广州一家很有名的广告公司任市场部经理，我到他部门做文案，工资每月1500元。薪水是我在北京这家药厂工资的十倍啊。我迅速办好辞职手续尽快南下，一猛子扎进海里，撞入陌生的广告行业。

下海
　　那一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按照邓的说法，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或者是因为南方谈话，或者是因为南方才是改革的重地。跟之前的零星相比，这一年下海成为一个潮流，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个，并感受着南北的一种差距。

　　第一篇文案的内容是广东某食品企业的VI设计理念阐释，师兄很满意。中午公司有阿姨做饭，晚餐在公司楼下的餐厅吃(公司报销加班的晚餐费用)，晚上就睡在师兄租的房子里，与师兄挤一张床。

　　我很适应广州的生活，工作很有意思，薪水很高，吃得很好，还有很多不错的同事和朋友。同事们讨论的话题主要围绕如何成为、什么时候成为中国一流的广告人，每个人都雄心勃勃，斗志昂扬。我也意气风发，信心爆棚，一扫在北京彷徨低沉的工作状态，在新的世界里尽情遨游。周末与师兄的老乡、朋友一起吃饭、聊天，话题大多是如何挣更多的钱、什么时候自己开始做老板、找什么样的女朋友，大家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过上一段时间，自己单独租了房子，周末就开始自己活动了。书店里的书很少，可供选择的电影院却不少，只要是没看过的，我就买票进去。那一年什么都快，似乎要把前几年的缓慢补回来。那一年，经济体制加速改革，企业开始股改、全国性证券公司开始成立。

　　机会一下子多起来了，很多企业需要人才，很多产业需要开拓。老大辞去在一家公司的会计职务，去了中国第一家期货公司，成了期货经纪人；老二离开贸易公司，去了一家大证券公司做营业部经理，不到两个月就当上了分公司副总；老六从湖南过来三个月换了三个工作还是不满意，他几乎每天都在琢磨找工作的事。最有钱的是老邵，他从某新闻社广东分社的记者变成了单位新成立的发展公司的总经理，涉足贸易、房地产等业务，他太太在一家法国公司任职，他们夫妻俩几乎每天晚上都请我们这帮朋友在外面吃饭、喝酒。

股疯
　　除了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年股市上演的疯狂。

　　记得那时候有师兄在玩股票，他们当时做期货都是成麻袋地装钱，钱似乎来得很快。后来没过多久就发生了810风波。8月9日和8月10日，新股认购抽签表发行。上千万张、成捆的身份证，特快邮递至深圳，深圳银行存、汇款就有30亿。排队者不分男女老少前心贴后背地紧紧拥抱在一起长达10小时，将近百万人。发售网点前炒卖认购表猖獗，100元一张表已炒到300元至500元。银行此时发布公告，将认购表回收期限延长到8月11日。许多人觉得这里有诈。于是，愤怒的人们奋笔写下了“下午到市政府评理”字句……此后，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深圳警方拘捕了12名“闹事分子”。受810风波影响，股指遭重创。

　　环境剧变，对于个人会是一些机会。不到一年，我也成了资深广告人了。还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关于品牌与广告策略方面的文章。有公司找我私下写东西、做策划，我也开始“炒更”赚外快了。这时，有一个自己当老板的机会，就是承包某国家单位的下属广告公司，我没有抓住机会，因为我要回北京。

　　那一年，全民办公司热又一次席卷全中国。在北京，许多申请办企业执照的单位或个人都被告知，库存执照已发完了，正在调运。在上海，连续半年，上海市工商局每个月都发掉2000多个个体营业执照和150多个私营企业执照。回到北京半年后，我开了一家广告公司。

1992大事记

1月18日至2月21日 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南方谈话。

1月30日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默迪卡体育场，中国奥林匹克足球队遭遇黑色九分钟。

2月19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制定的《关于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

3月31日 《人民日报》公布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许多重要内容。

4月5日 实行了6年的夏时制暂停。

4月16日 我国派谴部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动。

4月28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的通知。

5月12日 住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的康柏华，因忍受不了炒股亏损6449.55元，自缢身亡。

7月，深圳市政府宣布，特区线内4.5万农民将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173个自然村村委会将在年内转为居委会。

8月9日 深圳发行1992年度新股5亿股，在百万股民疯狂地抢购新股认购表的同时，一些金融证券从业人员营私舞弊。次日，深圳市几家新闻单位众口一辞：“此次发售工作体现了公正、安全、高效的原则。”傍晚，一些人要求见市长并上街游行请愿，与公安干警发生冲突，到12月10日，自查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 105399张。

8月3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

9月4日 第一辆雪铁龙ZX轿车以中国名字“富康”投放中国市场。

9月22日 中国组建三个大的全国性证券公司。

10月18日 中共十四大通过新党章，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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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1991：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Mon, 21 Jul 2008 12:11:57 GMT

对于许多人而言，1991年淡得都记不起来，然而，就在这一年，埋下了你未来的因由。

南都周刊编辑：林斌　文：小锋

发财到广东，来发财的也包括犯罪分子。1991年，深圳市公安局有统计，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95%是流动人口。张新民摄

　　三年政经治理整顿，到这一年归于平静。从新闻上看，1991年是题材小年，或者，在为下一年的大题材作铺垫。当理论界争论“改革姓‘社’还是姓‘资’” 时，渐渐地，人们心中悄然明白一个道理：发财才是硬道理。与总设计师的口号虽只有一字之差，却从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回归到个人身上。1991年，整个京城都没想法。有想法的人，要么出国，要么南下。牟其中这一年实现了“罐头换飞机”的梦想。这一壮举震惊了商界和学界。这位用政治的办法搞经济，成功于一时，也注定了后来的失败。

　　1991年的深圳，我从北京的研究所发财到广东。来自方向感极强的京城，却在深圳一点也找不到北。彼时出差深圳是北方单位的一项福利，因为可以从沙头角带回资本主义的免税廉价货。北佬们带走最多的是电子表和万宝路香烟。电子表虽只卖几元十来元，却是新鲜玩意，最适合送礼打点。我的前单位领导，就闹过将电子表“液晶显示”倒过来念成“精液”显示的笑话。没办法，一切都是新鲜的，都得从头学起。当时流传最广的故事是关于“万宝路”的，据传某位香港货车司机到深圳迷路违规了，问“阿Sir”(交警)“这是什么路？”交警利索答道：“这是万宝路。”司机大佬赶紧到路边店买了条万宝路奉上。

　　我的方向感并不比那个香港司机好多少。没办法，在深圳混了不到一年又转道广州。广州的市民味比深圳浓得多，也没那么疯狂。天河是荒凉之地，房价只有一千二百元一平米。天河城当时叫天贸城，顾客寥寥。边上都是大排档，你一边吃炒河粉一边还能看到抢包的，那时抢的装备太落后，只一破单车而已，前面那个死劲骑，后面那个负责拽女士们的包包。通常，女士们只是含泪追赶几步，很快放弃，周围也没人管。因为此情此景太稀松平常。发财到广东，当然也包括小偷了。

　　我的落脚单位是一家叫软科学研究所的机构。这家研究所后来出了个大人物。而我，借这个机构也莫名其妙地在这座城市生存下来，一下子17年过去了。

　　1991年1月17日美国人发起“沙漠风暴”的海湾战争。这为9年后美国的“9·11”埋下了祸因。时间是一条因果链，你很难分清哪一年是重要的，哪一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对于许多人而言，1991年淡得都记不起来，然而，就在这一年，埋下了你未来的因由。就像我这个北佬，原本南下想尝试一下资本主义，却竟然留下到今天，直认他乡为故乡。

1991大事记

1月4日 台湾作家三毛自杀。

1月7日 林莉获我国第一个世界游泳冠军。

1月28日-2月18日 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指出上海开放晚了。

5月国家工商局经过一年的调查，确认中国有百万富翁490人。

5月-7月 我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严重水灾，其中安徽、江苏受灾损失最大。

6月26日 国务院确定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

7月1日 广州吉祥路58-64号二楼亮开了广州第一家夜总会的牌子——广州市金嗓子卡拉OK夜总会。民众开始泡卡拉OK。

7月13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

9月20日 170亿资金注入到5000多个有拖欠的固定资产项目上，清理连环三角债的工作启动。

12月23日 北京国贸惠康超市以两名小姐偷东西为由搜身，后惠康超市败诉。

12月25日 苏联解体。27日，钱其琛宣布中国政府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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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住房制度改革的先声

Mon, 21 Jul 2008 12:10:46 GMT

刘佳胜一槌击下，庄严地宣告：“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归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掌声淹没了拍卖官的声音。

南都周刊编辑：陈宇　文：徐明天

1987年12月1日，深圳市政府在深圳会堂举行首次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新华社发

　　曾任深圳市国土规划局局长、计划局局长的刘佳胜退休后讲述了落下“第一槌”的激动时刻。他一生经历过不少事情，但这一次是最值得纪念的。

　　1987年12月1日下午4点。深圳会堂座无虚席，人声鼎沸。西装革履、手握电子计算器的买地商人在会堂内外高谈阔论；捧着一叠土地资料，前来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成员在席间窃窃私语；更多的是抱着新奇态度的旁观者。人们焦灼地等待着一个令人瞩目时刻的到来：这里将要进行我国首次土地使用权的公开拍卖。

　　拍卖就要开始了，中航工贸中心的一位干部领着他的助手匆匆踏进了会堂：“才看到报纸，来晚了。公开拍卖土地使用权，我们也要参加。”这位干部成了这次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的最后一位领取应价牌的竞争者。

　　“土地使用权拍卖击槌器”是这次拍卖活动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道具”。这只枣红色的做工相当精致的击槌器，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 “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1987年12月1日。”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刘绍钧先生说：“这是专门从英国定做的，我们镶上这块铜牌，以记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紧张、激烈的角逐出现在4点30分，主持这场拍卖的市政府官员刘佳胜和廖永鉴喊出了拍卖底价：200万。语音未落，会场四处都已经亮出了白底并标有红色编号的应价牌。“205万！”“210万！”……几十块应价牌齐刷刷地举起来。

　　有人等不及了，“呼”地一下站起来，响亮地喊出了“250万元”。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地价很快上升到了390万元。竞争者明白这个价已比前不久公开招标成交的地价每平方米高出了86元。

　　场内突然出奇的安静。市工商行房地产公司1987年12月1日，深圳市率先敲响了拍卖出让土地使用权第一锤的代表突然站起来：“400万！”“哗！”场内一片掌声。

　　“420万！”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经理骆锦星坐在那里笑眯眯地举起了应价牌。

　　场内又响起一阵掌声。几个回合后，房地产公司喊出了“485万元”。市工商行房地产公司在仔细斟算以后，“到此为止”了。就在主持人准备击槌时，场中冒出了“490万”的喊价。

　　骆锦星又开始决战。直到“525万”时，对手才鸣锣收兵。

　　刘佳胜一槌击下，庄严地宣告：“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归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掌声淹没了拍卖官的声音。

　　多年来，深圳方声称拍卖土地使用权的建议来自一位港商，具体姓名没有点破。一直到20年后，83岁的霍英东逝世，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接受记者采访，讲述霍英东为深圳做出的贡献：“在深圳发展最需要资金的时候，霍英东给当时的市领导提出了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为政府增加收入的建议，从而使深圳也使全国有了首次出让土地使用权的石破天惊之举，此举直接促进了宪法及相关法律在土地使用权问题上的修改。”

　　最初的那些年里，深圳土地使用的模式大体为，政府先对大范围的土地进行“七通一平”的基础工程建设。然后根据城市规划建设项目的要求，将成片土地划给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小区综合开发。房地产公司通过土地资本化，如预售房产，担保贷款等，边建边售边回收。到了1986年，随着特区建设步伐加快，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向银行贷款6.1亿多元的罗湖、上步两个管理区的开发初见端倪，上海宾馆以西的新区开发又迫在眉睫。这边要还贷款，那边又要追加资金，市领导经常为筹措资金而紧锁眉头。

　　一次，霍英东不经意地指着土地说：“钱，可以从这里来呀。”当时的市领导深受触动。是呀，外商在深圳投资使用土地要交费，为何国内单位、企业使用土地不可以走这条路呢？市里立即成立专题调研小组，迅速组织了11个有关单位的负责人赴港取经，年底草拟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1987 年年初，市委常委会一致通过了该方案。

　　与土地使用权拍卖相联系，深圳开始筹划推出住房制度改革，1987年9月22日开始特区住房调查。1988年6月10日，市委、市政府在深圳会堂举行深圳经济特区住房制度改革动员大会，宣布深圳特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出台。

(摘编自《春天的故事——深圳创业史1979-2009》)

1987大事记

1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同意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了这两项决定。

3月26日 中葡两国政府草签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5月6日 中国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

10月14日 台湾解严之后，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两日后，国务院发出《关于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由此开启两岸交流开放元年。

1987年 摩托罗拉首先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开始向国人推销模拟移动电话(俗称“大哥大”)。

1987年 游戏厅从都市向乡村蔓延。

10月25日-11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12月1日 深圳首次以公开拍卖的方式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由此成为国内最早推行住房改革的城市。

1987年冬 华裔美国人费翔首次回大陆演出，使崇拜明星现象成为都市文化主流，中国第一批追星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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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网站：幸存者游戏？

Tue, 08 Jul 2008 16:56:18 GMT

现在，竞争对手越来越少，企业也似乎准备掏钱为视频广告买单了。但奥美公关客户总监张天笑提醒这些“幸存者”：“现在的视频网站其实还很脆弱！”他的理由之一是，即使到了现在，土豆网和优酷网事实上依然还没有拿到“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而“这是一个涉及网站身份是否正常的问题，广告主对此十分关注”。

南都周刊编辑：王延礴　记者：周鹏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用户将自己去过的地方用DV拍摄下来，并上传到视频网站上，这使得其他旅行者可以像看电视一样，直观地了解旅游细节，包括在哪个路口转车、哪里能加到油、最受欢迎的旅店是什么样，甚至包括走哪条小路进景区能逃票！

　　而这只是一小部分。除此之外，从关塔纳摩美军虐囚到沈阳罕见雪灾、从比尔·盖茨“找工作”到后舍男生“假唱”，无论办公室、家庭、餐馆，还是体育馆、校园、公园，甚至监狱、战场，所有这些场景里发生的事件，都可能被拍摄下来并上传到视频网站上随时供人观看。

　　显然，这种有声有色又五花八门的视频网站已经吸引了大量观众。CNNIC近期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截至2007年12月底，中国使用网络视频的网民高达1.6亿，这意味着每1.3个网民中就有一个网络视频用户。

　　被人关注的领域总会引来精明的商人，视频网站这个行业也不例外。

“烧”出来的远大前景
　　2004年11月从搜狐网辞去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后，古永锵一边满世界旅游，一边思考自己的创业之路。他从自己的两个爱好中选了一个作为创业方向。“做旅游网站的机会已经过去了，于是就做视频。”2005年11月，在拿到300万美元融资后，古永锵一头扎进视频新领域。次年6月，优酷网上线测试，并于12月推出正式版。

　　在2006年10月，已经风靡全球的YouTube创始人Chad Hurley和Steve Chen在自己的网站上兴高采烈地告诉世人，他们以16.5亿美元的价格将YouTube出售给了Google。尽管当时YouTube没有赢利，也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但在Google神话般崛起的光环下，大量风险投资机构也先后将目光瞄向了国内视频网站。而在类似软银CEO孙正义这样的风险投资人眼中，正处于上升阶段的视频网站行业有可能催生出另一个“Google”。

　　在很大程度上，风险投资给了这个需要“烧钱”的新产业起步的基础——创业者需要花大把的钱去购买带宽、服务器并开展各种推广活动。尤其是带宽，这对网上视频能否顺畅播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看一个几分钟的短片而反复等待，对现在的互联网用户来说会是难以忍受的经历。但对于视频网站的创业者而言，如果囊中羞涩，这会成为“最要命”的难题。一位业内人士说，他当年费尽周折地找电信运营商，想以优惠价格购买带宽资源，但最后拿到的优惠价格是——1G带宽120万元/年！据优酷网一位市场经理透露，目前该网站的带宽规模是280G—300G，光带宽方面的成本开支就占到了总成本的70%。

　　古永锵是风投的得益者之一，2006年11月，他再次拿到了1200万美元融资，又一年后，拿到了2500万美元。这些钱对于优酷网在近两年国内视频网站的汹涌浪潮中立于潮头起到了重要作用。最新的消息说，优酷网在本周二再次获得4000万美元的增资扩股。古说，这些钱是网站未来盈利的基础。

　　看好视频网站前景的人不止古永锵一个。在古永锵早期忙着推出优酷网测试版的时候，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另一位野心勃勃的创业者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这个叫李善友的创业者同样来头不小——曾与古永锵共事于搜狐网，在2006年4月辞职离开时，已是搜狐网的高级副总裁兼总编辑。

　　李善友回忆说，在他还在搜狐任职期间，该公司曾在内部推行过一个音频上传系统。在使用该系统一段时间后，李善友产生了面向用户推出视频上传及播放平台的念头，他相信这个平台会有巨大的吸引力，但由于“大家的看法不一致，这事没能做起来”。这促使李善友产生了创业冲动。在辞去搜狐网的职务后不久，他带着200万元启动资金和招募来的一帮志同道合者，在农村一间不大的楼房里开始了视频网站的创业生涯。

　　“一开始我以为有200万做网站已经够了，后来发现，这点钱用来做视频网站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李善友创业初期的条件显然并不容易：需要费尽周折去购买尽可能便宜的带宽、服务器由自己的团队DIY、所有人员像在大学宿舍一样睡上下铺……一个朋友到农村看李善友的工作环境时，惊讶地说，“你们公司旁怎么还有鸡有鸭呀？”

　　在巨大的压力下，酷6网在公司成立后两个月不到就正式上线。在第三个月的下旬，为了刺激更多用户的浏览和参与内容提供，李善友提出了“有钱一起赚”的网友分成模式。按照该模式，任何向酷6网上传视频内容的互联网用户，都可以根据点击率按一定比例获得广告收入的分成。这个想法很快激起了大量网民的参与热情。

　　一位颇有喜剧天赋的网民在酷6网上传了一段自己的说唱短片《赚钱啦》，“我赚钱啦赚钱啦，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我左手买个诺基亚，右手买个摩托罗拉……”，这个引人发笑的视频据说在20天之内吸引了高达20万的点击率。这位网民不久后在酷6网领到了5000多元的分成。

　　网友拿到钱后很高兴，但李善友更高兴，因为他拿到了更多的钱。2007年5月，酷6网拿到了美国德丰杰风险投资公司和德同中国投资基金千万美元的风投资金。一个月后，酷6网从农村搬回了北京市内更适合它互联网身份的写字楼里。有消息称，酷6网目前正在进行新一轮融资。李善友表示，具体情况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

　　在古永锵和李善友创业之前，另一位现在大名鼎鼎的“海归”已在上海一套居民房里启动了他的创业计划——目标同样是视频网站。这位创业者叫王微，现在是土豆网CEO。2005年4月，当这个名字好玩的视频网站开通时，YouTube也才成立两个月。当年年底，王微得到了第一笔融资——IDG给了他80万美元。而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土豆网每年都从风投机构手里拿到融资，分别为850万美元、约2000万美元以及今年4月份创纪录的5700万美元。

　　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史上，视频网站这个年轻成员得到了风投资金史无前例的青睐。尽管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在2006年、2007年期间成立的上百家视频网站中，不少都拿到了数百万至上千万美元不等的风投资金。

　　在商业领域，公司的所有冲动都围绕着赢利展开。在巨额资金不断涌入视频网站行业的背景下，每一个CEO都对这个新领域的远大前景充满了野心。

优酷CEO古永锵告诉他的投资人，优酷网在2009年会赚到一亿元。

王微一手创办起来的视频数量已超过1180万的土豆网，曾一度遭遇整改。丁一摄

2005年创办MySee.com，并成功获得融资的高燃，现在“已经不再关心”视频行业。吴小娜摄

野心下的风险
　　尽管土豆网的投资人之一 ——今日资本集团总裁徐新曾公开说“我们愿意养它三年”，但这位著名的女性投资人一定不愿意再花更多的时间去等待收益。毕竟在风险投资领域，三年已经不算短了。风投机构的眼光是前瞻的，但它们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事实上，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古永锵就不常呆在北京舒适的办公室里了。对于广告客户这一最重要的赢利来源，古永锵需要去说服他们接受视频网站的传播价值。而他的下属，优酷网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董亚卫，现在也在花大量时间去寻找那些愿意尝试新事物的广告主们。董亚卫认为视频网站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做广告营销是“适合的节点”，“在此之前，广告主对视频网站的了解还不多，但现在，他们对这种新的广告渠道已经逐渐认同并愿意尝试使用了”。

　　品牌的认可似乎给视频网站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古永锵告诉他的投资人，优酷网在2009年会赚到一亿元。而李善友同样乐观，他在今年早些时候说，酷6网2007年已经实现了2500万元的广告收入，“今年我们希望实现规模化的收入”。

　　目前视频网站上主要有硬性推广和软性推广两种广告类型。与传统报刊杂志、网站等广告平台上图文为主的广告形式相比，视频网站的广告方式显得“花哨”不少：硬性推广除了互联网广告传统的图文链接形式之外，还可结合视频网站的表现形式，提供前、后贴片、重叠、暂停等形式的广告服务；而在软性推广中，同样包含着植入广告、种子广告、活动营销等多种形式。这些花样繁多的广告形式正刺激着广告主们的心理。

　　在优酷网、土豆网、酷6网等国内几大视频网站的首页上，包括三星、惠普、中国移动、英特尔、UPS、伊利等一批高端品牌已经纷纷在此安营扎寨了。点击网页上那些色彩绚丽的广告图片后，会直接呈现出品牌的新产品、市场活动等详细的广告信息。那些细心的用户会留意到一些新的变化：在观看一段视频前或结束观看后，视频播放框或许会播出一个视频广告，这就是所谓的前/后贴片广告了；而在不少视频短片中，用户可能会在看完一场幽默的篮球比赛或出人意料的短跑后发现，这其实是一个体现英特尔处理器新产品功能的广告；某个故事中一个短暂的产品LOGO特写或许也正是某个手机品牌的广告(这被称为“植入广告”)。

　　但张天笑对国内视频网站的前景有自己的担心，他是世界顶级市场传播机构奥美公关在中国区的客户总监。“尽管我们已跟视频网站有过品牌推广合作，但这样的合作目前还停留在项目级的水平上。可能单个的广告传播效果不错，但长期稳定的战略级合作还不到时候”。对公关公司而言，它们需要站在品牌的角度，细心审视视频网站的市场形象、传播效果、广告形式、成本等诸多指标。

　　在张天笑对视频广告心有疑虑的原因中，一个是目前大多数用户对视频网站的忠诚度并不够高。“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或一个走红的短片可能会短时间内引来大量观众，但他们看完之后就悄无声息地走了。除了笼统的网站点击率、网站停留时间等数据外，用户的大致年龄、消费能力如何、还会不会再来这个网站？这些问题的答案对广告主都非常重要。如果视频网站不能有效地细分并统计出这些数据，那就很难向广告主提出有说服力的合作理由”。国内多家网站和媒体的独立撰稿人赵福军就表示，尽管他相信视频网站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只是“偶尔会看一些热点视频和朋友推荐的内容链接，基本不怎么去视频网站”，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是视频网站的忠实受众”。

　　6月3日，一家国内有名的视频网站(56.com)突然无法登录。类似的情况是让张天笑担心的另一个原因：视频网站没有传统媒体那样的专业采编团队，难以对一些敏感内容进行有效的监控处理，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网站随时有可能因为内容违规而面临关闭整顿。“这样大的风险，同样会让视频网站和广告主的合作缺乏长期稳定的基础”。

　　同为奥美公关在中国市场的另一家独立运营机构，西岸奥美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H-Line Ogilvy)也是一家代理高端品牌的公关公司。该公司副总裁罗志勇博士说他对视频网站的出现“非常兴奋，但也有不少担忧”。在他眼中，视频网站这个近两年兴起的新兴传播平台“还像一个刚现身不久的陌生人”——既有可能在未来产生巨大的商业传播价值，但其现在的“陌生形象”也让品牌(尤其是一些传统产业内的品牌)对其尚缺乏信任。

　　罗志勇分析认为目前国内视频网站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目前视频网站的受众人群不清晰，“微软不会愿意正版操作系统的广告观众是那些喜欢看网上色情视频的观众；高端定位的笔记本厂商也不希望电脑前的广告观众是那些网吧里的中学生”；二是目前的视频网站主要还侧重于娱乐内容的分享，“如何将商业广告信息融合进去而又不影响传播效果，还需要探讨”；三是有着强烈WEB2.0特征的视频网站的内容大多是由互联网用户自发上传，但网站缺乏专业的内容创意、采编、制作团队，即便是目前常用的视频征集活动，“客户也会怀疑在这些难以掌控的活动中征集来的作品是否有质量保证”。

　　在奥美公关、西岸奥美这样的公关公司手里，客户是包括宝马、IBM、诺基亚、中国移动、GE、微软、福特汽车、辉瑞等的一大批高端品牌。公关公司会对这些品牌制定广告投放策略提供重要的咨询建议。对视频网站来说，这些品牌无一不是它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客户，但也因其对广告传播质量有着精细要求，而没有一个是好打交道的。

　　近年来每年广告投放数额高达数亿元的蒙牛集团的一位高层曾批评说，视频网站靠类似有奖征集视频等线下活动去吸引眼球只是一时之举。他希望视频网站能将内容变得更有创意，具有更强的互动性。但在模仿多于创造、浏览多于参与的国内互联网用户中，这样的期待并不容易实现。

　　不久前，一国际IT品牌曾联合视频网站举办了一次大型视频创意征集活动(类似的视频征集活动是目前视频网站开展广告营销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在事后接受采访时，参与运作该活动的公关公司私下说，网站征集到的作品大多有着“简单拼接、粗制滥造”的共性。

　　还有一家数码冲印领域知名品牌的遭遇同样不幸：它在去年赞助一家视频网站举办了一场摄影活动，希望通过该网站向公众发放10万张免费的冲印券。但在离活动结束时间不久之时，只有数百张冲印券被领走！

　　这样的合作无疑会让花了钱的广告主恼怒，使它们此后对视频网站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蓝色光标公共关系机构的客户经理陈超建议，由专业的营销传播公司策划、制作或实施出高质量的视频、活动，诱发互联网用户自发参与、传播，“这样会让广告主更乐意接受视频网站的传播价值”。蓝色光标目前已经成立了专门从事数字媒体整合营销传播的团队，陈超希望能与视频网站进行更多的沟通和合作。

　　庞大的运营开销、谨慎的广告主、充满期待的投资者，所有这些都会成为视频网站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在一开始就从未停止过。一个例子是，在2005年2月与人合伙创办视频网站MySee.com，并成功在视频网站风投风起云涌的2006年获得1000万美元融资的高燃，在不久之后就黯然退出了他曾经想“一心一意做好”的公司。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尽管得到了风险投资，但MySee.com一直没有找到业务的突破口，“烧钱”的压力导致了他与投资方和合伙人产生经营方向上的矛盾，并最终选择离场。高燃说他现在“已经不再关心”视频行业，而在两年前，他还因成功运作MySee.com，而与另外三位互联网新秀被业界冠以“京城四少”的名头。

　　除了MySee.com，包括新传国际、UUme、都市网、飞视网等一批早前较有影响力的视频网站也已陆续关闭、裁员。其中，由华体网在2006年9月推出的视频网站“都市网”，曾一度被华体网视为最重要的战略业务。但半年后，在成本巨大、营销乏力的双重挤压下，都市网反过来变成了拖累华体网的“毒药”；而创建于2006年8月，号称IP访问量每日达80万的飞视网，也在今年6月份停止服务。据了解，该网站此前每月广告收入只有十来万，但每天的成本就高达一两万。“说白了，就是钱烧完了”，该网站负责人无奈地说，他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网站能找到收购方。但面对“健忘”的互联网用户，还有谁会去收购它呢？

　　艾瑞咨询的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月度覆盖人数超过10万人的视频分享网站数量有94家。但大多数互联网用户能叫出名字的视频网站除了国外的YouTube，国内现在只剩优酷、土豆、酷6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了。那些至今还苦苦支撑，希望有朝一日赢得风险投资青睐以扭转局面的其他中小型视频网站，它们的前景看上去并不妙——风险投资更愿意锦上添花，很少会雪中送炭。

新面孔
　　只要有好的表现，“陌生人”最终会赢得别人的认同。

　　优酷网正在加紧排兵布阵。六月份时，该公司在北京发布了其媒体合作联盟战略，将包括电视台、影视公司、音乐公司、娱乐明星等上百家机构、个人的官方视频网站搬到了优酷网平台上。古永锵希望通过合作分成的互促模式不断扩大这个合作伙伴联盟，解决视频网站行业内普遍存在的版权混乱、内容参差不齐以及由此导致的网站低端形象等方面的难题。“要像篮球巨星姚明那样高端、大气”，古永锵表示，要让具备更多内容资源的优酷网呈现出新的阵容，以吸引那些注重形象的广告主们的目光。在去年各个视频网站追逐更快播放速度的时候，优酷网的品牌定位是希望像刘翔一样“快”。

　　在今年四月份获得高达5700万美元融资后，土豆网也正在向外界进一步传递他们鼓励原创精神的态度。王微一直坚持土豆网“绝对不是提供盗版电影、音乐或者软件传播的网站”，并希望用户上传的节目“是用了一些心血或者一些时间，自己制作出来的”。这家网站甚至在4月份举办了一场面向草根创作个人(团队)的“第一届土豆电影节”，希望通过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奖励，让更多的人向网站提供原创作品。王微一手创办起来的这个视频数量已超过1180万的网站，也希望给广告主留下更深的印象。

　　李善友表示2008年会成为酷6网“扬帆起航的时候”，他已经为此制定了三头并进的规划：增加带宽投入、扩大营销规模、摸索赢利模式。酷6网在2007年实现的2500万元收入，尽管与投入成本相比并未产生利润，但这个“超出了计划”的数字显然刺激了他赢利的欲望。资金方面的压力使这家网站在创办初期就有着强烈的营销欲望。他们甚至在早前网站还没有正式上线，工程师还在做前期技术研发时，就组建了销售团队去寻找客户，并与之沟通可能的合作形式。可以想像，作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后仍然跑在视频网站赛道上的一员，他们会有多么强烈的新动力。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新事物反应谨慎。只要有适合的机会，他们也不会介意花钱先尝试一下。作为国内最大的广告主之一，中国移动为配合奥运会期间的品牌营销，不久前就将旗下的“动感地带”品牌与优酷网举办了一场“用音乐为奥运加油”活动，将年轻、音乐、奥运等多种关联度大的元素合在一起，让被“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等活动煽动起了音乐激情的年轻人愿意在这个更开放的舞台上一试身手——他们也正是“动感地带”的目标群体。这一活动产生了良好效果——参与该项目运作的第三方服务机构表示，中国移动“会将另外几个品牌的奥运宣传阵地也建在该网站上”。显然，这也会给优酷网带去更多的广告投放费用。

　　西岸奥美客户总监岳阳说，一家国内上市的地产公司不久前为了推广其位于北京西单的一处商业地产，曾邀请明星举办了一系列的娱乐活动造势，尽管该公司并未在视频网站上进行广告宣传，但“那些明星的fans们自发将活动现场上传到了视频网站上，地产公司事后认为传播效果很不错”。尽管岳阳表示，在西岸奥美管理的品牌中，目前约有85%的客户尚未有做视频网站广告的意识，“但以IT领域为主的广告主数量在呈上升趋势，投入力度也正在加大”。

　　2007年以来，不少一线品牌的广告已经开始越来越多、或明或暗地出现在视频网站上了。公关公司对有可能被客户选中的传播渠道从来都保持着敏感。包括奥美公关、西岸奥美、蓝色光标在内的公关公司，都已成立了以数字营销服务为主的专职团队。尽管目前该领域的业务份额相对较少，但它们普遍相信视频网站这样的新媒体未来会成为品牌传播的主流渠道之一。陈超相信，只要视频网站的人气不成问题，“商业模式的成熟和市场的普遍认可是早晚的事情”。

　　现在，竞争对手越来越少，企业也似乎准备掏钱为视频广告买单了。但奥美公关客户总监张天笑提醒这些“幸存者”：“现在的视频网站其实还很脆弱！”他的理由之一是，即使到了现在，土豆网和优酷网事实上依然还没有拿到“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而“这是一个涉及网站身份是否正常的问题，广告主对此十分关注”。除此之外，如何在商业营销的冲击下保证持久的“原创”精神、如何将其他媒体的内容与商业广告有效嫁接、广告效果如何实现可量化的有效性监测等具体问题，“视频网站还没有拿出有足够说服力的答案”。

　　还有一个未经证实但也许会让视频网站的CEO们心情复杂的消息：希望在互联网领域找到发展新空间的中国移动，其智囊团已有关于收购视频网站可行性的讨论了。一位接近中国移动的知情人士说，“中国移动难以切入已经成型的互联网门户和搜索的市场，但正在兴起的视频网站是一个很不错的切入点，‘无线+视频’模式所产生的巨大商业价值会刺激他们收购视频网站的冲动”。

　　现在的视频网站CEO们大多都有着上市理想，但只有在核心技术、资金结构、营销模式等方面储备更多的筹码，才不会被那些对利润虎视眈眈的投资人推上谈判桌。一个不久前的例子是：在成功抵制微软的收购行动后，雅虎最大的两家机构投资者曾公开对收购失败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罗志勇相信，在压力和希望中诞生的视频网站，只要不被商业营销的短期利益影响，而能坚持以WEB2.0的创新、互动精神去运作，“最终会有一个好的归宿”。

　　已经过去了一半的2008年，是被古永锵、王微、李善友这样的CEO们寄予厚望的一年。现在，视频网站的观众还在继续增长，广告客户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它仍然需要提供更多有趣或有用的内容和活动，以人们乐于接受的形式去表现出来。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提供可靠的统计数据、进行细致的观众群体划分、推出专业细分的服务模式，并最终去说服那些仍然谨慎甚至持怀疑态度的广告主们。

　　2008年乃至此后更长的时间，会是视频网站期待的美好时光吗？很有可能。但要实现这样的理想，它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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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者——比尔.盖茨

Tue, 08 Jul 2008 16:15:43 GMT

从退学创业到科技夺权，从垄断恶棍到慈善大户，如今盖茨退休了。挥挥手间，这个神话已经圆满。但是，作为一个传奇，他的影响远没有结束。

编辑/林斌美编/高爽
洗脑者盖茨

从退学创业到科技夺权，从垄断恶棍到慈善大户，
如今盖茨退休了。挥挥手间，这个神话已经圆满。
但是，作为一个传奇，他的影响远没有结束。
这种影响不仅是在西方，也是在中国。
作为大步致富的小子，他激发了无数国内年轻人的创业激情；
作为科技狂人，他引发了人们通过技术控制世界的权力欲望；
作为裸捐的慈善大户，他使得公众对富豪有了不一样的期待；
而作为一个成功人士，他所受的教育或是他教育子女的方式
也成了中国许多父母关心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盖茨不仅是个商人、慈善家，
他更是个洗脑者，一个改变时代观念的武林盟主，
一个武功高超、如今退隐的高人。
所以，你也可以称他是功夫熊猫的亲哥——功夫比尔。

盖茨是什么
记者炫风

直到上世纪末，盖茨还被人们更多看成一个嗜好领土扩张、制造商业垄断的冷血领袖。但到了本世纪的头8年，他已经从一个IT世界里无情的帝王角色，逐渐过渡成在商业与社会都取得成功的伟人形象，或者，至少是一个持有双重形象的被争议者。

商人盖茨？撒旦盖茨？好人盖茨？……就像不能把他划归哪个门派一样，用单个词语显然无法概括盖茨的特性。
威廉·亨利·盖茨三世(比尔·盖茨)终于——这个“终于”指的是他在微软的30多年里一直无病假工作的奇迹。他同时宣布把580亿美元财产捐款给慈善事业，制造出巨大的反响(尽管人们已经有所预感)。
想象一下，在50或者100年后，如果人们要为新经济统治地球而建造圣殿，那比尔·盖茨绝对就是那群皇图腾中最令人激动的一位。但他能成为其中的“圣皇”吗？至少他正在向此靠拢。
直到上世纪末，盖茨还被人们更多看成一个嗜好领土扩张、制造商业垄断的冷血领袖，但到了本世纪的头8年，随着新经济的持续爆发，还有盖茨对遗产、慈善等领域的投入，他已经从一个IT世界里无情的帝王角色，逐渐过渡成在商业与社会都取得成功的伟人形象，或者，至少是一个持有双重形象的被争议者。

超级梦想制造者
微软(中国)董事长张亚勤说：“盖茨是一个对技术有热情、对人类有使命感的人。……他的成功故事，激励了众多学生跨入计算机科学的大门。”事实上，盖茨曾经有过商业组织通过技术改变人类社会的预言，包括数字钞票、电子书和在线投票等林林总总，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得到了实现，而且包括商业组织本身，现在也要反省“公司的数字化程度如何”这样的命题。
IT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吸引了大批的年轻工科学生们投身到IT业，制造了大批“技术英雄”，而年轻的英雄们凭借技术和知识，获得了财富与影响力，一举成为了新纪元的偶像。
看看盖茨为微软总部制造的梦幻乐园：大量鲜花、草坪的园区；倡导终生学习；淡化层级关系；随意布置的办公室；免费饮料……。就像其它成功的IT公司一样，从建立微软开始，盖茨就一直致力于创办一个类似工程师社区的商业组织，而类似知识管理等的商业新理念，几乎是与微软等IT巨头一起发展壮大——伴随着这种从经济、社会到思想层面的全线领先，IT、微软和比尔·盖茨也成为了人们、尤其新人类心中的超级明星，信息科技成为了很多人心中像宗教一样的新力量。
不过有些同样崇尚并精通信息技术的人们，认为盖茨配不上新经济的领军人物。尽管盖茨身上有很多极客(指具有极高的技术能力，对计算机与网络的痴迷有时会达到极端状态的人，现在随着互联网普及，转变成都市主流)的特征，但由于微软一直被指模仿技术而非技术领先地发展，所以盖茨在一些技术人员心中，并不如高呼“偏执狂才能生存”的格鲁夫。很多业界中人评论说，盖茨并非了解个人电脑市场的第一人，他只是首个在这一市场实现商业化的企业家，一位教授戏谑地评说，盖茨，是微软里面最后一个使用互联网的人。

继续变幻的定义
这点出了巨大成功的指标——580亿美元背后，是比尔·盖茨在广泛产业意义上的商业能力，但商业竞争意义上的成功，还没有把盖茨塑造为圣人。莲花(Lotus)创始人卡波尔曾形容：“他代表我们最好或最坏的一面。”
不断争夺市场绝对控制权，使盖茨在视野操作软件等领域建立了垄断地位(这方面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上世纪末微软与网景在网络浏览器上的竞争)，而这种挤占、牺牲其他公司利益所换取的领先地位，使盖茨一度被比喻成“软件业里的撒旦”，而微软，则被认为是信息世界里硬核(hard-core)企业的代表。也有评论者把这一切归结为“具有建设性的垄断主义”，因为软件垄断为技术用户设定了一整套标准，最终降低了用户的使用成本。
不过，在大众的心目里，个人成功、成王败寇的价值判断显然更有魅力。在新浪网的调查里，十万多中国网民们对盖茨表示“喜欢，堪称一代伟人”的比例高达八成以上，而他构建微软帝国、蝉联世界首富、热心慈善与半路辍学是被认知的四大方面。几年前，盖茨大力反对取消遗产税的言论，已经被国人们广泛称道，而今天他把几百亿财富投向慈善，无疑使那些艰苦创业、饱受吝啬指责的中国企业家们遥不可及。
现在，谁也不能断言盖茨改变世界的能力。他在未来还会创造出什么惊人之作？或许，盖茨将在第三世界的慈善事业大展拳脚，甚至已经有观察家预言，盖茨将把他心目中的理念引入到慈善业当中，甚至会改变全球慈善业的既定方向和现有格局。这将是一个全新的盖茨，挟着巨大的能量和影响力，将在若干年后再次让人们顶礼膜拜，或者爱恨交加。
可以说，在时间推移的轴线上，“比尔·盖茨”的定义，只会继续变幻。

比尔的武功：吸星大法

将对手赶尽杀绝

记者炫风
有调查机构对美国民众进行了一项调查：下一个比尔·盖茨已经出生，这个科技“转世灵童”正在哪个国家成长？27%的被调查者认为，下一个盖茨式的高科技资本家会来自中国，比美国(21%)还要高。
美国人的猜想，可能仅仅建立在对中国经济未来超越美国的可能中；单就盖茨发家之宝——微软视窗产品的销售来说，换在了中国，可能盖茨就会倒下去，而崛起的将是各类盗版软件商人。比尔·盖茨自己也认为，一个人拥有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由身处哪个国家所决定，一个人的机遇很大程度上由教育程度决定。
很多关于IT英雄发家史的描述，不外乎聪明、激情、像“极客”或者“偏执狂”那样的自我坚持……，但盖茨的成功之路，实际上可以分解出复杂得多的元素供人们借鉴。

跟中国大学生真不一样
人们通常说比尔·盖茨白手兴家，但从他崛起的行当(电脑软件)来看，这并不是绝对正确的判断。
读书时的盖茨形象，至今都被年轻人们津津乐道：经常旷课去编程，玩牌，不爱洗澡，然后是从哈佛大学退学。盖茨后来回忆到，他读数学系时发现了哈佛有很多数学天才，于是他退学、转向软件领域，盖茨大脑里潜在的商业竞争意识开始发芽。盖茨画出的商业蓝图，是美国人终究会尊重软件编写的知识产权。对这段历史，英特尔董事长贝瑞特曾对中国的大学生们这样评论，虽然盖茨没有经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他是在发明第一台PC的时候就开始研究软件，当时就跟优秀的工程师一样，积累了很多实践的能力。实际上，后来中国的校园真的也兴起了一场创业高潮，不少学生开始休学创业。
盖茨曾写过一封《致爱好者的公开信》，认为“计算机软件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市场，计算机爱好者们不应该在未经作者同意的情况下随意复制。”——很多技术天才曾指责盖茨是软件业的异数，但盖茨很早就认定，他能以PC的力量，以及通过销售软件获取财富。32年后，微软帝国的最大业务，便是无处不在的Microsoft软件。
在商业成就上，有评论认为盖茨可与亨利·福特并驾齐驱，因为他们都拥有一项很少人掌握的技术：“他知道(把昂贵的新技术)如何进行再设计、扩展、包装及销售，让大众承受得了，消费得起。”在1995年7月17日，微软发布著名的windows95，盖茨穿着蓝色衬衣，在华盛顿的微总部反复宣传“Windows 95是如此易用”；到现在，微软人说“我们的产品更好、更便宜”，这并不是一些技术极客们推崇的态度。

读书时的盖茨经常旷课去编程，玩牌，不爱洗澡，然后从哈佛大学退学跟伙伴们创业。1978年微软元老合影时，盖茨看着还是个小毛孩。 IC

在李开复的回忆里，盖茨“享受辩论，……总是想赢。”在同事中以好胜心与好奇心见称的盖茨，在40岁以后才变得看起来内敛谦逊。但直到现在，他依然对主要竞争对手念念不忘，譬如他一个月前还不忘批评心腹大患——谷哥。

中国高管眼中的盖茨精神
“盖茨是一个产业革新者，而不是技术发明家。他准确预测了未来发展趋势，并通过努力让自己的技术产品在市场上获得垄断地位。”这样的手段，为天生竞争心重的盖茨惹来了负面评价。
在微软里退休之际，盖茨不忘笑说他的“大卫与歌利亚之战式”的传奇：凭借软件，当年弱小的微软在竞争中成功挑战了像IBM这样的强大企业。但在微软达到相当规模的时候，盖茨的竞争思维使他不惜以被争议不断的举动击退竞争对手，哪怕“赶尽杀绝”。1990年代，微软把Windows95与IE捆绑销售，这种销售策略使微软招致了政府涉嫌其垄断的调查，并成为了1990年代美国政府与盖茨交锋故事的开端：微软曾支付每天100万美元的罚款，乃至差点被分拆。
在李开复的回忆里，盖茨“享受辩论，……总是想赢。”在同事中以好胜心与好奇心见称的盖茨，在40岁以后才变得看起来内敛谦逊，但直到现在，他依然对主要竞争对手念念不忘，譬如他一个月前还不忘批评一下这几年微软的心腹大患——谷哥，并决意在退休后仍主持互联网搜索方面的开发工作——在这样的领导者底下，微软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善于发现时机和攻击对方软肋的竞争机器。
此外，盖茨还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企业掌门人。根据微软中国前总裁高群耀的回忆，盖茨对每次活动目的性都非常敏锐，非常在乎自己的时间是否被无谓地浪费；在讨论中，一旦有人提出盖茨感兴趣的东西，他有时会一下子提出让你难以回答的问题。“不少人都说比尔·茨不善交际、木讷、不近人情。但由此可见，比尔·盖茨并不是不善交际，而是把力使在刀刃上。”
每一个经济体都有占据塔尖的寡头或者超级富豪，不过在中国，“比尔·盖茨”这个巨大的成功符号，总是不时带来超越国人想象之外的理念和作为，这些影响遍及商业竞争和个人成功等各种观念，就像微软们带动的新经济一样，加速着国人的大脑转化，革命。

比尔的武功：袖里乾坤

从“后门”获取权力？
记者蔡战
当这种权力的巅峰看起来那么容易时，无论在国外还是中国，人们就开始思考用技术来实现自己的控制欲望，无论是做大系统的“正当人士”还是小黑客，攻击政府网站的“刁民”；无论是攻击个人主页的反明星组织，还是那些搞“人肉搜索”的网友。

在科技时代，控制似乎变得容易，就在盖茨把视窗贩卖到亿万人手中的时候。 AFP

控制欲应该是人最基本的欲望之一，每个人都希望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处于“失控”的状态，而有些人则会更进一步，希望能控制别人甚至控制整个世界。在科技时代，控制似乎变得容易，就在盖茨把视窗贩卖到亿万人手中的时候。这招“袖里乾坤”看似没费多大的劲，但功力着实惊人。
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电脑和网络已经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这个网络却是脆弱的，它可能崩溃，也可能被某台“造反”的超级电脑控制。而盖茨和他的微软可能就是那个超级电脑，或者说他已经接近超级电脑。
当这种权力的巅峰看起来那么容易时，无论在国外还是中国，人们就开始思考用技术来实现自己的控制欲望，无论是做大系统的“正当人士”还是小黑客，攻击政府网站的“刁民”；无论是攻击个人主页的反明星组织，还是那些搞“人肉搜索”的网友。

后门传说
即使不考虑未来科技的发展，就拿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来说，居住在现代城市里的人们已经彻底离不开电脑和电脑网络。一旦这些电脑和网络出了问题，我们会马上发现自己处于没有电、没有水、交通堵塞，没有电话。换句话说，在现在的生活中，如果有某个组织或者个人，控制了这些关键的电脑和网络，就等于控制了现代社会的命脉。
今天，有两个公司的产品起着关键性的作用——Intel和微软，由于Intel生产的CPU和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在个人电脑中占有统治性的占有率，而这两家公司又都是美国公司，很久以来，就有Intel的cpu和微软的Windows里都有所谓的“后门”的传说。
2006年，赛门铁克在西雅图地方法院对微软提起诉讼，称后者存在商业犯罪行为，包括盗用商业机密、在Vista系统中秘密使用代码从而违反合同等。2007年5月18日，诺顿误杀门事件，又引出了被诺顿杀毒软件“误杀”的两个Windows XP的系统文件，其实就是XP系统里的两个“后”软件的猜测。据说这些“后门”能够使电脑联上互联网时让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可以随意进入用户的操作系统并偷看用户的敏感电脑资料。当然，事后无论是诺顿公司还是微软公司都强烈地否认了这样的猜测。
尽管到现在始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Intel的cpu和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软件里存在真正的“后门”，但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完全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关键性安全和军事部门不能采用Windows操作系统的最大原因。在德国政府，已经有500多家政府部门申请加入德国政府与IBM达成的软件合作计划，推广使用开放源码的软件，减少对微软软件的依赖。相信，这不是德国的个案，每个政府面对微软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考量。
于是焦虑出现了，尤其是许多人在谈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的时候。中国政府方面开始努力开发自己的处理器——龙芯。而在电脑操作系统上，政府部门也都在努力，尽量不想让微软控制，比如中国邮政就在使用LINUX系统。盖茨领导的微软至少已经促使了我们的国家在大力发展这个方面的科技。
科技上帝
微软对政府存在潜在威胁，使得国家方面有所警惕和行动。而对个人，这种控制的欲望如今受到了很多模仿。黑客的大量出现就是最典型的影响之一。
盖茨在13岁的时候，就曾经成为最早的黑客之一。当时他被CCubed找来找寻计算机程序中的错误，盖茨的计算机技能与日俱增。很快，他们就开始往程序中加入自己的东西，以便让其运行得更好。当时与IBM一起从事大型机生产的控制数据公司(CDC)建有一家全国计算机网Cybernet，CDC声称此网无论何种情况下都是安全可靠的。盖茨控制了一台外围处理器，在系统管理员的眼皮底下溜进系统，并在系统内所有的计算机上

安放了同样的“特别程序”。他的恶作剧导致所有的计算机同时中断了工作。盖茨为此窃笑了好几天。
在盖茨以及盖茨的微软的影响下，科技夺权，或者说用科技控制世界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奋斗目标之一，同时盖茨的微软视窗也为这种控制欲提供了条件。
在个人电脑已经普遍连接上互联网的今天，侵入个人电脑的木马程序，可以让人从远方在机主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控制电脑，或者窥视电脑里的个人私密，窃取个人资料乃至通过盗取机主的银行账户和密码，去盗取真实世界中的金钱，又或者让被入侵的电脑成为傀儡式的“肉鸡”，被利用来攻击某些网站、服务器，去达到操控者的特点目的，控制者则享受着权力的快感。
在中国民间有个反明星组织，其成员每天在群里交流的，都是当“上帝”的快感，技术越高，你的权力越大。据说组织的头领就是一个厉害的黑客，领导着数万成员。他们利用黑客技术肆意的攻击某个明星的主页，也控制一些个人的电脑。
实际上，反明星组织能吸引众多年轻人加盟的原因，也在于他们能提供黑客教程。想一夜暴富？想打击小人？或者只是想找个6位的QQ号讨小女朋友的欢心？没问题，黑客能一次性满足你N个愿望。往往是两个“肉鸡”在QQ上饶有兴致地讨论反明星组织的可怕，反明星的高手们正躲在屏幕后面认真地记着你说了多少次他们不爱听的坏话呢。

比尔的武功：嫁衣神功
盖茨裸捐中国富豪挨骂

记者彭晓芸
不只是唐骏，丁磊、陈天桥、张朝阳、李彦宏、史玉柱等多位中国IT富豪均谨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虽然很赞赏盖茨的行为，但无法做到，由于公司都还比较年轻，未来将怎样处理自己的财富，现在讨论还为时尚早。

2008年1月23日，比尔·盖茨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研究所，获荣誉博士学位。 IC

盖茨要退休的消息才刚传开，就有不少好事者开始猜测：他那些钱怎么办？《福布斯》杂志邀请了多名投资专家向盖茨献言。有人建议盖茨建立美国第三大政党，并以“重启”为口号竞选美国总统。有人提议，盖茨应该启动自己的非洲风险投资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
这些“聪明”的建议最终都成为了一厢情愿的笑谈。盖茨宣布，他将把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名下慈善基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我们决定不将财产留给子女，我们希望以最能产生正面影响的方式回馈社会。”
这成就了另一个神话。就像嫁衣神功一样，把之前的所有武功废弃，从头再来，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将580亿美元全数捐出！这在许多国家引起不小的轰动，但在美国，却议论很少。一位美国商人说，美国有钱人多如牛毛，美国乐善好施的人也数不胜数，动不动就捐出上亿美元的人比比皆是。
值得一提的是，盖茨将今年慈善活动的第一站定为中国。

赞赏但不能模仿
“中国是个有趣的国家，它一方面接受其他国家的援助，另一方面它也援助其他更贫穷国家。他们有能力这么做，他们的经济已经改善了很多，他们能够为帮助更贫穷国家出一份力。”
所有的钱捐了！而且并非捐给自己的国家！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想象。
“用全部身家来作秀？装吧，装一辈子就是真的了！难道他把钱捐出来，就忘了他是靠着多少垄断、非正当竞争等手段，才成为世界首富的吗？微软公司的全球性霸权，不是压制和摧残了第三世界的民族IT工业，从而加剧了他所控诉的不平等吗？”
多数中国人的意思，大抵如这位名为刘擎的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所言。
从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企业家，到倾其家财的裸捐者慈善家，盖茨是正派，抑或反派，这个问题到了中国，还得打上问号。
有的人甚至怀疑盖茨此举是为了规避遗产税，各种阴暗的揣测让这位被评价为如孩子一般单纯的世界首富遭遇了来自中国人的不解。
“可能我现在不理解他捐款的举动，但随着时间流逝我想会慢慢理解。这让我有很多想法。他今天已经成为楷模，是全世界的典范，也是神圣的典范。”微软原中国总裁、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唐骏承认自己不能做到捐出全部财产，“盖茨超脱了一般的企业家的境界，他认为自己是全世界的盖茨，是全世界赋予了他财富，要把这些财富还给全世界。通过这个方式回馈世界，回馈社会。这样的举动，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带来了对金钱、事业的思考。”
不只是唐骏，丁磊、陈天桥、张朝阳、李彦宏、史玉柱等多位中国IT富豪均谨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虽然很赞赏盖茨的行为，但无法做到，由于公司都还比较年轻，未来将怎样处理自己的财富，现在讨论还为时尚早。

慈善制度的启示
中国的企业家的确难以理解盖茨，不久前的王石风波一度让这位明星企业家一夜之间成为负面人物。这在学者杨恒均看来，中国的企业家非常不成熟，且中国缺乏像西方国家那样有牢固虔诚的核心价值观的企业家，在中国，各种价值取向处于混乱无序中，企业家做不做慈善往往不是发自内心的需求，而是基于利益考量。

学者朱锋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法制社会环境当中，如何将巨额的个人财产转化为慈善基金的社会使用和社会价值是可以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的，这一点是对中国社会的很重要的启迪。
因此，有人提出不要逼中国企业家学习盖茨，“微软很年轻，但是西方企业的慈善史并不年轻，企业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并不年轻，年轻微软是踩在这样的土壤上成长。忽视了这些，一再强调企业家的个体道德力量的强大是不客观的。”
但更多的则是公众对中国富豪“为富不仁”的义愤填膺，在中国，“骂富人”是网民们时常挂在嘴上的事情。“中国的富豪尤其是暴富的房地产商怎么可以和盖茨相提并论，中国的富豪是嗜血的。”形容自己用脚给中国富豪投票的Kendy想起中国的房地产商就咬牙切齿，“他们的财富建立在与权力的勾结，对资源的掠夺上。”
盖茨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企业家，这是一个未知数，多数人表示了不乐观的态度。盖茨能创造财富的神话，而影响世界，如今也是他希望创造的神话，影响中国的企业家们，应该是这个神话中最让人期待的事情了。

比尔的武功：纯阳无极
让人跟不上的教育理念
记者彭晓芸

2006年，加拿大多伦多，比尔·盖茨夫妇。 IC

年轻的CEO，27岁的盖茨。资料图

1977年，曾多次因超速和无证驾驶被拘留的盖茨。资料图

多年后的今天，盖茨捐赠全部财产不留给子女的事实再次成为国人津津乐道的传奇。然而，望子成龙的中国父母们这次却不得不承认，当盖茨成为家长而不是被教育者的时候，提供的是他们几乎无法理解也无法效仿的教育理念。
多年前，开始崇拜财富创造者的中国人对比尔·盖茨神奇的成长故事充满了好奇心，但多数人记住了一个概念性的焦点：退学创业，却忽视了在这背后更多重要的细节。于是，在中国退学创业的大学生中，出不了比尔·盖茨。
“中国学生和美国不同，大家不要想着比尔·盖茨，还是应该等认真读完了书再去创业。”IT界两大风云人物、新浪网创始人王志东和携程网创始人季琦就做出过这样的提醒。在他们看来，虽然有比尔·盖茨这样的先例，但是，“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不同，但美国孩子的各种机会要多得多，他们从小就接受白手起家、成功创业方面的教育。同时期的比尔·盖茨和中国孩子相比，在眼界和阅历上要高出很多。”季琦说。
中国的父母们对盖茨的故事感兴趣，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盖茨。因此，盖茨的家庭教育的每一个细节都曾经备受关注。
比尔·盖茨有一位有文化、有修养的母亲。母亲玛丽·盖茨生下了儿子后，便放弃教书的工作，全心全意操持这个家庭。作为对教书工作的一种替换，玛丽成了一名社区工作的志愿服务人员。她承担的首个志愿服务工作是为西雅图历史和发展博物馆做讲解员。
当时，盖茨只有三四岁，由于家中没有请保姆，所以母亲外出总是把盖茨带在身边。她在学校里向学生们讲解西雅图历史和文化情况时，盖茨就坐在全班最前面的桌子旁边。
盖茨的母亲除了教养盖茨和他的姐妹，还在各种社会组织中担任过重要职务，除联合道路公司外，还担任过华盛顿大学评议委员这样显赫的职位。玛丽·盖茨交游广泛，认识许多名流，为盖茨的成功提供良好的基础。
有一天，在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就读的盖茨却突然告诉母亲：他要退学，去实现他那时那个并不怎么起眼的梦想。对此，他的母亲表现出无比的坦然，让儿子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20年后，比尔·盖茨的微软改变了整个世界。
盖茨的这段经历曾经成为中国父母们耳熟能详的佳话，盖茨伟大的母亲也成为中国的父母们学习的榜样。多年后的今天，盖茨捐赠全部财产不留给子女的事实再次成为国人津津乐道的传奇。很多人发出感慨，应该让中国的父母们学习盖茨对待子女的态度。
然而，望子成龙的中国父母们这次却不得不承认，当盖茨成为家长而不是被教育者的时候，提供的是他们几乎无法理解也无法效仿的教育理念。
广州某小学校长彭穗燕认为，盖茨做出该决定是基于自信：一是相信自己的教育对子女的影响力，二是相信子女将来的能力。在一个校长看来，这样的家长不简单，是好家长。
从事民办教育事业的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这样解读这种“无法效仿”：“中国的富人们挖空心思想把孩子送出国去，想给孩子留足够多的财富，这大概是由于缺乏安全感，我们的社会并不提供太多保障，勤劳劳动也未必能够获得财富。而在西方国家，每个人都能得到比较好的社会保障，这种保障来源于国家体系的保障，还有社会体系、商业体系的保障，可以说，美国的父母们并不需要担心孩子的生存问题，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是一个社会人，社会提供了他们上学就业乃至失业养老的保障，而且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里，每个人无论出身权贵还是贫贱，都能获得相同的机会，只要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和勤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盖茨。”
信力建的分析无疑是更希望从社会背景上寻找原因，而不愿意更多地苛责中国可怜的“父母心”。
刚刚做了父亲的IT业工程师林涛戏称自己是“80后超级奶爸”，每天满足于实践纸尿布上的“浪漫主义”，给5个月的女儿拍照、换纸尿裤成为了他下班后的第一要务，小区里总是出现他推着婴儿车散步的身影。
林涛认为盖茨是一个好父亲，明白应该给予孩子什么，不该给予什么。“我想应该给予孩子爱和自由，让她心地善良，有学习的能力，现在我说不好会不会给孩子财产，我想可能还是会的。”
能否学习盖茨为人父的好榜样，潇洒地让孩子独立成长，这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经济问题乃至于政治问题。

华南师范大学的老师罗蔚认为，“中国人的亲子关系是互为依存的，更为紧密的，这是文化和观念上的差异，同时也是社会经济结构的表现，在国家、社会提供的养老保障仍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成家生儿育女，就成了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即所谓‘养子防老’，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就是父母对子女的过分保护，也可以说是一种投资。我相信盖茨和孩子的关系会更为独立些，因此他做出这种选择在西方并不新奇。”
“不过中国的这种状况正在改变，家庭的功能越来越由经济互助倾向于精神互助，养育孩子不再为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城市里越来越普遍，那么教育的理念也完全可能因此而改变，比如会给予孩子更多的自由，同时也意味着不再承担孩子成年后的经济需求，彼此的人格更加独立。”体验为人母的简单快乐的罗蔚在女儿的哭闹声又补充说。

比尔的武器：真武剑
微软的炼成
记者蔡战
微软历史不仅是一部致富的历史，也是一部权力的历史。当我们翻看微软历史大事记的同时，可以发现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被影响被控制的。如同一股真气逼着你无处可逃。
1975年，19岁的比尔·盖茨从哈佛大学退学，和他的高中校友保罗·艾伦一起卖BASIC语言程序编写本，获得18万美元的版权费。
1976年，盖茨和艾伦注册微软商标。1977年1月，盖茨在新墨西哥州MITS公司总部所在地建立微软。
1980年，与IBM公司结盟，使得Microsoft一举成名。
1981年6月25日，微软组成公司，到1984年，微软公司的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此时28岁的比尔盖茨也成为了《时代》周刊封面的风云人物。
1986年3月13日，微软股票上市，微软公司成为一家公众上市公司，通过上市筹集到6100万美元资金。
此后，微软开始研发自己的图像界面操作系统，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Windows操作系统，1985年11月份，微软发售Windows1.0版本。但Windows1.0版本和2.0版本都没有获得市场的成功。
直到1990年5月22，微软公司推出了Windows 3.0。图形化的操作界面，配合鼠标的使用，Windows3.0让个人电脑的操作变得平易近人起。
1989年8月1日，微软推出Office办公软件的最早版本，意味着微软进入应用软件的领域。从Windows3.X系列开始，微软为中国推出了中文版。
1995年8月24日，微软推出Windows 95，这是一个真正的图像界面的操作系统，迅速占领了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市场。
1995年7月17日：盖茨在39岁时成为全球首富。微软1995年的营收为59亿美元，拥有17801名员工。
1995年11月27日，微软发布IE 2.0浏览器，挑战网景的Navigator浏览器。此后微软的产品，都开始和互联网结合在一起，IE浏览器也最终战胜了曾经位居浏览器软件之首的网景Navigator浏览器。
此后，微软站稳脚跟连续推出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继续占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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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法治指数，可计算的正义？

Tue, 08 Jul 2008 16:05:05 GMT

6月20日，浙江杭州余杭区司法局四楼会议室。局长毛新利向来访的苏沪司法界同行介绍法治余杭经验时这样说。5天之前，余杭向外界公布了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

南都周刊编辑：石扉客　专题策划：主笔石扉客　专题采写：记者谢海涛华璐陈建利

“我们认为，可能有些事情，还是要在争议中成长，在争议中发展……”
6月20日，浙江杭州余杭区司法局四楼会议室。局长毛新利向来访的苏沪司法界同行介绍法治余杭经验时这样说。5天之前，余杭向外界公布了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
法治指数为何物？有人说，这是一个地区法治水平的量化指标；还有人说，这是一种看得见的、可计算的正义。在世行的研究报告中，它是国家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联合国主持的发展项目中，它被认为是国家政治稳定的主要参数。
在余杭，法治指数出台后，则是一时冠盖云集，上至司法部高官，下至沪苏湘等省市司法界同行、学界顶级专家，盛誉如潮，甚至有来访者称“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
与此同时，民间质疑与争议也悄然而至：这个引人瞩目的指数，是取代唯GDP发展模式的新政绩工程？还是横空出世的法治大跃进？或是意味着中国内地城市法治量化的单兵突进？

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故乡
　　从地图上看，余杭位于杭嘉湖平原中心地带，北、西、东三面相拥杭州市区，区政府位于市区东北方向30公里外的临平镇，区名则得自市区以西的余杭镇，而使之声名远扬的则是发生于此的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在余杭镇以东02省道旁，小白菜民俗文化园的松窗竹户间，80多尊仿真雕塑、声光电的装置，栩栩如生地展现了这宗扑朔迷离而最终冤情昭雪的奇案情景。时至今日，该案仍在当地声口相传，被引为“余杭人对法律公正的诉求和渴望由来已久”的明证。

　　2005年，浙大光华法学院院长孙笑侠和两位同行来这里做中国冤案课题研究，时任余杭区委书记的何关新对此课题很支持。而此前何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又结识了同为浙江富阳人的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钱弘道。

　　何、孙、钱这三个人的良好接触，为余杭法治指数出台，打下了最初基础。

　　2005这一年，距中国把依法治国方略写入宪法修正案，已历6年，是全国“四五”普法教育年，也是余杭区“二五”依法治区的考核年；这一年，香港也已公布了中国第一个法治指数；这一年，余杭区在全国百强县排名第16位，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也恰在这年10月，余杭区委和政府提出了“法治城区”的概念，任务落实到了余杭区司法局，时任局长的马其镖受命组队到江苏盐城考察，同时进行内部调研，经多次修改，形成了“法治城区”的意见，后改为“法治余杭”。

　　次年春节，余杭区委书记何关新与区委副书记汪宏儿，找到钱弘道商讨“法治余杭”问题。2月11日，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望湖宾馆，汪宏儿再邀孙笑侠、钱弘道等会谈，商定成立专家委员会，“借脑”推进法治工作。这次后来被钱弘道称为“望湖会议”的会谈，标志着法治余杭课题的正式萌芽。

　　这次会议2天后，根据马其镖的调研结果，余杭区委即发出《关于建设“法治余杭”的意见》，意见出台两个月后的一次座谈会上，孙笑侠、钱弘道等10位法学界专家正式被聘为法治余杭专家委员会成员。会上，钱弘道作了关于法治余杭量化评估问题的发言，会后，余杭区委与浙大光华法学院确定成立课题组，余杭区从建设“法治余杭”的150万专项经费中，拨出30万用于课题研究。此时，工作重心已转到浙大的钱弘道，正式被确定为课题组负责人。

让一部分地方先法治起来？
　　“中国在搞法治国家，都没有拿出什么能够量化的东西来，你一个地方能搞得起来？”2006年，当“法治余杭”提出来时，余杭区颇有议论。争论也同样存在于课题组里。“当时我们做这个课题时，还是有压力的。一个学者，轻易地去谈新概念，冒犯学术传统，是有风险的。”孙笑侠说。

　　争论被归为两点，一是区域法治是否成立？二是法治能否量化？

　　对于前者，传统观念认为法治是个统一的秩序，某个地域的法治单兵突进很难实现。课题组成员，孙的浙大同事林来梵教授在一次发言中提出了部分地区先行法治的概念，林将其比喻为，“就像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可以让一部分地方先法治起来。

　　对于后者，课题组的另一个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志铭，是钱弘道在中国社科院时的同事，张此前在上海做过世界城市法治化治理的课题。在他看来，法治量化，应该代表了中国法治发展的趋势，但在中国国情下，其难点，除了价值判断外，还在于技术上能否支撑，如政府的各项工作数据，一是有没有？二是愿不愿意提供？三是准确度有多高？

　　争议性意味着工作的复杂。首先是如何确立一个“让一部分地方先法治起来”的评估体系，在钱弘道的记忆里，评估体系的确立过程中，曾广泛调研，反复排演，征求意见，乃至三易其稿，“压力很大”。

　　直到一年多后的2007年11月，由一个“法治指数”、四个“评估层面”、九种“调查问卷”组成的法治余杭量化评估体系问世，课题组提供的材料称，该体系开创了全国地方法治建设的先河。

　　是年年底，余杭区委以文件的形式将其印发，要求各部门按照评估体系确立的各项要求，进行全面对照检查，每年考评。而各部门遵照该体系进行的打分，将成为每年法治指数出台的参考数据。

点击观看大图

本土法治和香港标签
　　2007年1月24日，已正式加盟浙大的钱弘道带队赴港取经。四日香江之行，课题组考察了香港廉政公署、律政司等，并力邀2005年香港法治指数的项目主持人、香港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耀庭加盟。

　　此举，被外界解读为余杭这个本土法治指数里面的香港标签，但戴与余杭方的接触，不超过72小时，戴本人则始终认为，在余杭指数中，自己的角色更接近于一个观察者。

　　这以后，借鉴香港经验成为课题组的重要路径，课题组在评分上设置内部组、外部组。内部组随机由党委、人大、政府及司法机构中直接参与法律工作的成员组成，外部组则随机由非政府机关，同时不直接参与党委、人大、政府及司法机关的人员组成；与香港不同的是，为防止内部组打分过高，课题组设计了群众问卷；为避免群众近距离看余杭的偏差，又设计了专家打分，以保证专业化与全国视野。

　　在香港，参与评估者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律师、教授和民众，而法治余杭课题组是受政府委托，如何使分数具有公信力？在余杭法治指数推出以后，曾有记者这样质疑。

　　“指数评估必须独立。”钱弘道觉得，这是课题组从香港借鉴的最核心的一点。2008年年初，法治指数进入量化评估法治建设状况，课题组与余杭脱离了联系，开始独立运作。

　　如何使打分者不受利益关系干扰？据课题组介绍：对于内部组人员，先由余杭司法部门提供七八十位法律实务人员名单，再由课题组随机抽样，单独联系，对外保密，要让习惯于政绩考核的他们说真话。而被选中者接到电话后，往往很警惕，对材料看得很仔细，再三要求保密。

　　作为打分参考资料的法治余杭评估资料数据，除课题组成员奔赴各机关、乡村进行实地调研外。但钱弘道承认，一些数据只能来源于政府机关，最后政府出面提供平台的发布方式，也和当初设想的完全由课题组独立发布的方式不同。

　　这种不能完全独立的方式，曾让一些批评者担心：数据会不会掺水？孙笑侠承认，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在中国推动法治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学者只能通过自己的学术良心来保持立场。

　　戴耀庭也认为，上述矛盾的出现，跟内地现阶段的发展情况离不开。在现阶段，如果也用一个和香港类似的独立方式在内地做评估，是没人去做，没人有钱做，没人敢做，没人有那么多资料。

各地试水法治指标
　　深圳：2007年11月，深圳市法制办公布《深圳市建设法治政府总指标体系》的建议稿，提出法治政府的量化指标和细化要求，以此来评价和推动深圳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这些要求包括十个方面：制度建设法治化、机构职责与编制法治化、行政决策法治化、行政审批法治化、行政处罚法治化、行政服务及信息公开法治化、行政监督法治化、行政救济法治化、行政责任法治化、财政管理法治化。
　　江苏：虽然没有明确称为“法治指标”体系，但2004年开始的“法治江苏”创建活动中，已经建立起了“法治江苏合格县(市、区)”的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正义是如何被计算出来的
　　杭州记者王苏(化名)，是在2008年5月底接到浙大光华法学院电话的。王苏是老政法记者，一直参与报道法治余杭活动。由于打分者的信息在课题组是严格保密的，记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其他渠道才找到王苏。

　　大概在6月1日，王苏收到了快递公司送来的外部组打分材料。按课题组的部署，法治指数的制订分五步：数据收集、群众满意度调查、内部组评估、外部组评估、专家组的评审和法治指数的计算。内、外部组的打分表，于5月中下旬发放，持续到6月8日。

　　在王苏拿到的材料中，除了邀请函、打分表外，还有两份共28页的参考资料。附件一，为“2007年度法治余杭评估资料”，分九大指标，这套数据由余杭各机关根据评估体系进行评估；附件二为法治余杭评估参考数据，分执政党及其党员的清廉程度，犯罪和治安处罚案件的数据，权利救济案件的数据，司法、执法资源的数据。

　　在记者王苏的打分表上，也分9项。王苏的打分不高，9项中最高70分，最低40分，有4项不及格。“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法治政府”打了45分，理由是“政府行为随意性太大，自己出台的文件规定往往自己推翻，遇到涉法问题，往往采取行政干预”；“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打了50分，理由是“法律文书得不到有效执行”；“依法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稳定良性发展”打了40分，理由是“市场不够规范，无证经营很普遍”。

　　王苏不知道他的打分最后有没有被采用。据评审组统计，外部组共向50人发出邀请，其中30封回复，28封有效信件中，根据回复时间先后，选出20封。如果王苏的回复被采用，他的打分将和其他19份一起，经加权处理，得出外部组的分数。

　　在王苏打分的过程中，内部组的打分也在进行。评审组共向46人发出邀请，29人回复。23封有效信件中，选出20封作为数据，最后计算出内部组得分。

　　专家组的打分是最后进行的，专家组一共14人，吕庆喆是在6月初接到打分表的，吕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2008年新加盟的5名评审组专家之一。被学界称为法学泰斗的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也在这个5人名单里，江平是在5月底接受邀请的，钱称他的加盟为该课题增添了分量。另外9名专家，是包括孙笑侠和钱弘道在内的原课题组成员。

130多年前，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桩家喻户晓的清末奇案发生在余杭。这桩案件里有执法的草率，有司法腐败，也有百姓的抵死相告，最后以百姓获胜、贪官获刑而告终。小白菜文化园提供

71.6分意味着什么
　　6月14日下午，余杭天都国际度假酒店的一间会议室，天色将晚，评审会还没有结束。余杭法治指数的评估进入了最后阶段，椭圆形的会议桌前，14名专家面对面，争论得很厉害：
　　评定程序是否合理？数字计算有没有问题？各部分的权重是否合适？

　　几组得分中，群众组最高，外部组最低，四组打分是否都需要加权处理？最后确定，四组打分都要加权处理，群众所占权重35%、内部组17.5%、外部组17.5%、专家组30%。

　　打分进入最后阶段。屏幕上显示计算过程：群众满意度得分×0.35+内部组得分×0.175+外部组得分×0.175+专家组得分×0.3=71.6分。
71.6分！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产生了。

　　这个分数会不会太高了？香港法治指数是75分，余杭法治指数与之如此接近，会不会让人比较？有专家这样担心。
　　“不能修改”。专家很快达成一致意见：任何修正都会影响公信力。

　　最后，主持人钱弘道按照程序，征求专家的意见：余杭的法治指数是71.6，这个指数能否通过？江平教授点了点头，其他的人也点头。
　　6月15日，这个数字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的屏幕上，“2007年度余杭法治指数(满意度)71.6”。

　　这个数字是否可信？和香港相比怎么样？港杭指数的对比，不可避免成为记者们关注的话题。课题组成员林来梵在发布会上如是解释：我们的评估体系、公式模型和香港相比有很大区别，对法治的理解与期待，有所差异。即使我们评出75分，也不能说是与香港一样。余杭71.6分应属于良-，香港的及格分是50分，75分也应该是良。

　　课题告一段落，钱弘道还在酝酿他的法治四个阶段：60-70分，为及格基础阶段；70-80分，为较良阶段，80-90分，为良好阶段；90-100分，为优秀阶段。他认为，71.6分，表明余杭刚越过了及格阶段，在法治建设方面，还需进一步夯实。

这里比杭州其他区要好
　　在2007年由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推出的中国最安全城市排行榜上，杭州名列第五。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贤德，曾在余杭办案，他认为余杭的法治情况的确比杭州其他几个区要好。

　　吴并不愿直接评价法治指数，但他特别提到去年的“油耗子”案，在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时，因当事人作案时未满18岁，公诉人、法官对其进行了引导，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最后，同案犯判了7年，他判了3年。

　　吴甚至承认在余杭办案时，公安机关一般都能配合，唯一让吴颇觉遗憾的是，新律师法实行后，在余杭乃至杭州，律师要见当事人，只凭律师法规定的“三证”还不行，还要申请，由公安局审批，见面时有人监督。

　　而在法治指数出台数日之后，记者在余杭采访，发现市民大多认可“法治余杭”的说法，对法治指数并不熟悉。

　　临平镇工农村村民马大利(化名)曾填写过群众问卷，但他同样不了解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已经出台了一个叫“法治指数”的东西。记者以同样格式的问卷，让他测试一次：
　　您对法院公平解决纠纷的信任度有多少？好、较好、一般、差四个备选答案里，马大利选择了“一般”。在对被征地者和房屋拆迁户，政府应当进行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据您所知本地区的工作做得如何？马称界于“较好”与“一般”之间，因为“现在政府在拆迁程序上比较规范，争论主要集中在补偿金额上。”

　　发生涉法、涉诉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时，司法机关应该及时处置，您觉得本地区做得怎么样？马大利没有选择答案，他说群体性事件很少有。

　　尽管如此，余杭区司法局宣教科科长陈建六还是很满足媒体的关注程度，他笑称“指数推出后仅4天，就有包括新华社在内70余家媒体报道和转载”，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发表《法治量化评估的创新实践——余杭法治报告》，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到余杭进行调研，希望余杭做全国法治实践的试验田。最新的消息是，余杭法治评估体系已入围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

只有向前看，没有回头路
　　在6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现任余杭区委书记朱金坤把余杭法治指数比作一次体检。他说：我们搞这个指数，不是脸上贴金，是自己花钱，买紧箍咒来戴。

　　在新闻发布会后，这种“紧箍咒”似乎已开始发挥作用。当天上午新闻发布会一结束，下午余杭区法建办就开会，整理材料。次日，余杭司法部门开始部署，分类梳理评审过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下周五，法治余杭8个专项工作组会议将召开，对问题分解落实……

　　据悉，余杭区委感到压力很大，下一步是能不能按照体系走，怎样把薄弱环节找出来，怎样改进。

　　“只有向前看，没有回头路。”马其镖说，这位法治余杭概念的最初操盘者，现在是区司法局调研员。他感叹，指数公布后日子并不好过，一是老百姓肯定关心落实情况；二是新闻界持续关注；三是外地兄弟单位络绎不断来考察，电话更是络绎不绝……

　　根据余杭区委文件规定，余杭区量化考核评估体系，初定期限为5年，其间每年进行考评。有说法称余杭法治指数是形象工程、法治大跃进，一个疑问是，这剩下的4年里，法治指数，是上升还是下降？现任司法局长毛新利看上去很乐观，他笑称“余杭有信心在现有的法治基础上，有所发展。”

　　钱弘道对此抱有希望，“大家的眼睛都盯着政府，一旦政府出现腐败，指数肯定要下降，指数就是晴雨表。”

　　课题组成员，现为浙江工商大学校长的胡建淼很希望各地政府都能出台指数，这样“政府之间互相竞争，对中国的法治提高是有好处的。”。他的课题组同事林来梵同样期待着推广这套评估体系，他说：如果其他地方有需要，我们可以无偿去做。

并不成功的香港试水 记者：华璐香港报道

　　“我自己觉得，余杭71.6，有点高。”
　　戴耀庭，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多年来从事法治环境研究。此次，也被杭州市余杭区列为顾问专家。而其所主导的2005年香港法治指数调查，正是余杭法治指数的参照系。

　　6月25日晚上，在香港，“风神”给这个城市带来百年不遇的强降水和八号风球。在新界一个咖啡店里，刚完成维也纳法治指数大会发言稿的戴耀庭，即使身边走过一大群看完电影吱咋叫唤着的孩子，也没能打断他关于法治指数的清晰表述。

　　在采访过程中，44岁戴耀庭向记者强调最多的是，香港、余杭两地法治指数调查所用的方法和指标不同，不能进行简单比较，但他同时表示，法治指数在内地由政府主导，要排除人为因素，难度更大。

　　法治指数，这个可计算的正义，并不是香港首创。
　　“用法治这个概念来衡量社会发展，是比较新的事物。因为究竟什么叫法治，法治应涵盖什么范围，法治程度是否可以被量化，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理解。无论是香港还是余杭，两地都是对法治指数的一个探索，都有值得后来者借鉴和反思的地方。”戴耀庭说。

　　本周，他将带着参与两次法治指数调查的经验，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论坛。该论坛由美国律师协会(ABA)发起，来自全球不同行业的500至700名领导人或专家将出席论坛，目的是厘清法治的观念，并提出跨区域适用的“法治指数”。该指数敲定后，将在十个国家试运行，中国不在其列。

法治指数的两种路径
　　早在戴耀庭做香港法治指数之前，已有不同国家和地区做过法治指标或指数的厘定。当中较具权威性的，是世界银行2005年所推出的法治程度指数和“世界正义工程”亚太分会于去年9月草拟试行的法治指数标准。

　　2005年底，世界银行出版了一个叫《国家财富到底在哪里？》的专题研究报告，提出“法治程度可决定一个国家57%的无形资本价值”。

　　为了量化法治对一国财富创造的影响，世界银行还特别设计出一套法治程度指数。该法治指数是以百分点来度量的，指数越高，代表的法治程度越高。按照这项研究的计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美、英、日、韩等30个国家)平均法治程度为90，瑞士则高达99个百分点，而埃塞俄比亚的得分只有16.4，尼日利亚甚至不到5个百分点。

　　“目前世界上对法治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路径。”戴耀庭介绍，“一种是价值性的路径。它审视法律的内容，看其是否确认某些基本人权和价值。”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法治的本质在于一国人民的守法意愿以及对该国法律制度的信任程度，法律规则是否公平和能否预期，财产权怎样得到保障。因此，世行的法治指数，可以归入“价值路径”。

　　另一种是“体制路径”，一种更聚焦于政府是否依法行事的考核方式。以“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为例，“政府的自律和他律的均衡”被放在了法治定义的四项基本原则之首。“这种对法治的理解着重于看政府是否依法行事，政府的体制、运作的程序，是否可以确保达到利用法律来管治社会的目的。”戴耀庭说。

　　无论是香港2005年法治指数还是余杭法治指数，采取的均是后者。“一个社会的法治情况，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政府的执政情况。”戴耀庭认为，“体制路径”虽较为狭窄，但比较之下，可令指数的指向更为明确，得出的结果更具现实意义。

2008年3月24日，香港水警正准备出海工作。罪案率是香港法治指数评审考核数据之一。记者霍健斌摄

悄无声息的香港法治指数
　　香港法治指数极具民间色彩，由NGO组织社会服务联会(简称社联)主办。作为多年的相识，戴耀庭毫不犹豫地从社联业务总监蔡海伟手中接过了调查任务。

　　酝酿两年，由知名学者和律师组成的七人专家小组编写的香港法治指数报告，在经四名法官、四名立法会议员、两名律政司官员、三名大律师等在内的19名专业人士评审之后，于2006年1月7日，社联召开记者发布会，公布香港法治指数得分为75分。

　　但出乎蔡海伟意料的是，香港法治指数如同石沉大海，缈无回音。

　　“当时各大报馆和电视台的记者都来了，但第二天只有《星岛日报》发了一篇300多字的报道。”蔡海伟甚至不记得《文汇报》也发了一条小消息。记者询问了多位香港传媒界及学术界的专业人士，大家均表示对香港法治指数没有任何印象。香港《经济日报》记者、《苹果日报》专栏作家陈宁指出，“如果传媒对指数没有印象，那证明它是比较小众的，没有引起公众关注。”

　　“现在即使是我们社联内部，也很少有人提起这个指数了，当年负责跟进项目的工作人员全部离职了，只剩下我能说清楚法治指数。”作为项目总负责人，蔡海伟感慨万分。

　　香港法治指数是“香港社会发展指数计划”的一部分。1999年，社联展开该计划，制定一套评估香港整体社会发展进程的工具，每两年公布一次。社会发展指数是由14个领域，共47项社会、政治及经济指标组成。2004年起，社联将法治指数纳入评估体系。

　　报告开宗明义，“法治不单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更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在那个记者会上，社联行政总裁方敏生曾表示，法治指数除了可以让社会了解香港的法治情况，更能够提供一套评估方法，广泛应用到其他国家及地区，与之互相比较。“社联将继续追踪香港的法治情况，每两年公布法治分类指数。”但方的这个承诺现在已成空谈。

　　由于资金问题，社联暂时搁置了香港法治指数的调查。“这也与推出之后反映不理想有关”，蔡海伟说，虽然社联将报告提交给香港律政司，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记者发函联系香港律政司，询问他们是否还记得两年前社联提交的香港法治报告，但截至发稿时，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对法治指数被各界冷落，戴却不感意外。
　　“政府回应？为什么政府一定要回应呢？”对于香港法治指数报告的“石沉大海”，戴耀庭反问记者。“律政司每年接到成千上百份类似的民意调查和民间报道，怎么可能一一回应？”他略带戏谑地微笑，顿了顿接着说，“香港法治指数没有得到公众的注意，我估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50分及格，香港得了75分，这表示香港的法治程度处于较高水平，跟公众和政府的认知都比较一致，自然没引起大家注意，如果我们给香港法治打了个不及格的分数，那肯定媒体就会大肆报道，政府也会出来回应了。”

　　戴耀庭目前正联系几所大学的学者，打算向申请资金，自行把法治指数调查延续下去，而未来的调查可能在大陆、香港、台湾展开比较。他说：“我认为只做一次调查是没有意思的，必须定期地、连续地做，大概两年为周期做一次，然后透过指数的升跌告诉民众，到底我们的法治状况是在改善还是在恶化。”

外来者的观察
　　在余杭司法局对外发布的新闻通稿中，戴的名字被放在了显眼的位置。发布于今年4月的“香港大学法学教授戴耀庭来余杭指导法治指数出台工作”一文，是见诸媒体的关于“余杭法治指数”最早的报道。但实际上，戴与余杭方面的接触，不超过72个小时。

　　2007年1月，戴与浙江大学法学院钱弘道教授、余杭司法局官员在香港首次见面，提供了香港法治指数的相关资料，包括调查的方法和流程。钱弘道率领课题小组自行设定了余杭指数的九大指标和调查问卷等，戴并未参与其中。

　　今年4月7日，戴耀庭来到余杭，参加了为期一天半的研讨会，介绍了香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例如该如何发放问卷、问卷的回收期应为多长等等。“他们邀请我参与专家组打分，由于我对余杭地区和国内的法治情况都不熟悉，所以没有答应。”戴耀庭始终认为，在余杭指数中，自己的角色更接近于一个观察者。

　　“其实我的角色很被动，他们问我答，他们希望我给意见，我很乐意帮忙。余杭指数中，我只是一个外来者，尝试用我对法治的理解，给他们意见，让余杭的操作更加客观。”对于被推到台前成为一个宣传符号，戴耀庭不置可否。“大家互相借鉴经验来推进法治，这才是做评估的根本意义。”

　　由于在香港做法治指数调查时，正处于董建华任内政府民望最低的时候。75分，被专家解读为“处于高法治水平，但比过去略有退步。”那余杭的71.6分呢？“我自己觉得，71.6分，有点高。大家用的方法和指标不同，评分没有可比性，这只是民众印象的问题。如果你说只有六十几分，我想大家就觉得合理了。”

　　“香港的法治比内地好，这个不用分数也知道。”在香港中文大学念法学硕士的广州学生张尹忠，虽然没听说过法治指数，但他对香港的法治精神印象深刻。“你如何如何，将会被检控”，这是他在香港看到的最多“提示”。不按规定停车，会被检控；只要是“头上有屋顶”的地方，全都不能吸烟；在地铁中吃东西、暴粗，会被罚款、检控……“每次当我过了罗湖桥、踏上香港土地，就自然不会随地抛垃圾、不乱过马路，走在路上，总会依照道路规则，更不要说随地吐痰了。”

　　除了深入民间的法治精神，香港政府的“依法办事”也是有口皆碑。“香港，胜在有ICAC。”在戴耀庭2007年带领余杭司法局官员参观香港廉政公署的时候，这句口号不仅是墙上的标语，更使政府公务员队伍“不能贪、不敢贪、不想贪”。在“亚洲司法体制信心”调查中，香港每年都获得很高的评级，2006年评级高居首位。与世界各地相比，香港在司法机构信心一环的评级，仅次于澳大利亚，高于美国。而在2006年，中国十大城市的评选结果中，香港被评为中国最讲法治的城市。

　　“香港和内地处在不同的法治阶段。”戴耀庭分析，法治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有法可依，第二个阶段是有法必依；第三个阶段是以法限权，第四个阶段是以法达义，就是以法律达到公义。香港处在第三四阶段之间，而内地是在第二三阶段之间。

　　比起香港，戴耀庭认为在余杭做法治指数调查更有意义。“在内地这么多年的法治建设中，我们建立了法律，而政府尽量用法律作为管治的工具。可法律是不是能限制政府的权力？公众有没有一个制度，来超脱政府的行为？即使在内地有行政诉讼法，可在某些问题上，机关与法院的独立性，仍然未有与香港法治相同的力度。”

　　由此，戴总结出，法治指数的意义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法治指数的出台，就是一场中国特色的普法。这个过程可以让政府、执法人员提升他们的法治意识。

　　在他的观察中，余杭区司法局的工作人员从前期调研到后期操作，包括对外公布评分标准、开新闻发布会等等，与内地过去闭口不谈当地实际法治情况相比，的确是个很大的进步。

“书生只能用书生的办法”
　　两地打分，“内外”有别。
　　香港法治指数的调查方法是以一个“内组”就七个范畴所给予的评分作为计算基础。内组成员包括法官、立法会议员、官员、律师等。除评审团外，社联通过专家小组特定挑选与法律相关但不属于法律系统内的人士组成一个“外组”(包括专家、记者、社会工作者等)，以确保内组的评分具有效性。

　　“两个指数的区别是，余杭将外组、内组都算进分数里面，还引入了专家和民众组，我们则主要看内组。我的理念是，一个内组操作的人，才最能直接掌握法治状况。而外组只作为比较组别，以供参考。”戴耀庭说。

　　除了采样的不同外，两地调查的范畴也不尽相同。香港指数的范围更窄一些，7个指标都直接与法律相关，而余杭指数的9个指标，超出了法律的直观范畴，包括了“依法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稳定良性发展”等指标。“这等于是把渴望法律发挥的具体作用也囊括进去了。”戴耀庭建议，类似的指标具体作用有多大，下次调查中是否要涵盖，余杭可以再行斟酌。

　　戴耀庭通过比较两地指标的权重，发现与“健全监督体系”有关的选项，在香港得到了更高的分数。“可能的解释是香港的法治文化较强调外部对政府官员的监察，但大陆则较侧重于政治官员自行守法。”

　　虽然参与程度不高，但戴耀庭还是十分关心外界对余杭指数的评价。“我跟钱教授交流的时候，他就十分担心被批评为政绩工程。”

　　“你怎么看待余杭指数被质疑为‘花钱买奖状’？”记者问。
　　“如果有一些外界的评论，也可以起到平衡的作用。书生能做的，只是用书生的方法。实际结果怎样，我只能乐观地看整个事情，希望整个过程中能影响到官员们。至于是否真成了花钱买奖状，我无法判断。”他说。

　　由始至终，无论对指数本身还是外界的质疑，戴耀庭始终保持着一种“局外人”的态度。在出发去维也纳参加“世界正义工程”论坛前，他携家人往深圳度假。台风“风神”为香港带来八号风球后，正直袭内地的心脏地带，洗刷各大城市污浊的空气。他在大梅沙海滩边上琢磨，该怎么在大会上与大家交流这种“可计算的正义”。

2008年4月9日，广州凤和村举行第四届村民代表选举大会。

三问余杭“法治指数” 记者陈建利北京报道

　　作为中国内地首个法治水平量化评估体系，余杭的“法治指数”一经公布，就引发了巨大争议。71.6分能准确、公正地反映余杭区的法治水平？它能否起到“花钱买监督”的效果？余杭经验是否真如有关学者所言，值得推广？就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何兵教授。

指数不能比较，意义何在？
　　南都周刊：2005年香港的法治指数是75分，而余杭2007年的法治指数是71.6分，仅比香港低3.4分。课题组对此的解释是前者的及格分是50分，后者的及格分是60分，两者不能直接对比，你怎样看待余杭的这一法治指数？

　　何兵：60分及格，现在都达到71.6分了，说明余杭政府的法治建设够健全，该歇歇了。
　　有比较价值才是建立法治指数意义的根本所在。一个地区的法治指数评比，必须考虑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评比接轨，判别出高下才有压力寻求改变，否则就难以摆脱政府为自身涂脂抹粉的嫌疑。这好比考试，若一个人一张不同的试卷，最终的考分不能分辨优劣，这样的考试有何存在价值？

　　南都周刊：余杭区委领导说，这是“余杭自己花钱买监督”，认为指数可以对余杭的法治建设起到监督促进作用。

　　何兵：监督从来都不是花钱买来的，而且也不需要花钱。人民群众的监督热情始终很高涨，就看你给不给渠道了。监督是什么？除了在制度设计上让各种权力相互打架、掣肘，相互平衡外，就是外部对权力进行监督，民主监督不就是民主的法制化吗？

　　南都周刊：余杭区要求各部门按照《“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的相关标准对照自身工作进行考核，而这个考核结果将作为评审参考依据之一。对此，有人认为，这会促进余杭的法治建设，您如何评价？

　　何兵：我粗粗地看了这个评估体系，绝大多数都是体制内部对各个部门的具体职能要求，与法治无关，有的指标在内部逻辑上存在矛盾，甚至违反法治原则。
　　比如，评估指标第一项第二个考评标准是“党委民主决策体系健全，在重大事项做出决策前，组织合法性论证达到100%。未达完全论证要求，每降一个百分点，扣2分。对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明确规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此项不得分。”这两者在内部逻辑本身是有冲突的，若省委、省政府的规定与法律法规有冲突怎么办？合法性与上级命令不一定总是一致的。省委、省政府的规定属于行政系统行政要求，与法治没有关系。
　　地方政府给自己设定一个法治的奋斗目标是值得肯定的，但指望这个法治指数的评估考核体制约束政府自己，几乎不可能，就像教育部对大学进行评估一样。

　　南都周刊：7月3日，由美国律师协会发起的“世界正义工程论坛”在维也纳举行，届时将出台一套具有普适性的法治指数标准。在你看来，建立这样一个指数有多大的意义？

　　何兵：世界性的法治指数以哪个国家(地区)为标准？美洲、欧洲，还是以中国余杭？
　　从一定意义上说，推出普适性的法治指数标准，就是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法治的普世价值是存在的，但若将这些价值标准化、量化，没有什么意义。各个国家实行法治的路径不一样，法治形态也不一，这一点已经很清晰了。
　　此外，把感觉的东西量化是不可能的，就像人前面有个坎，你可能一用劲就跨过去了。这个过程中，要使多大的劲，步伐是大是小，方向怎么调整，全凭一个感觉，但如何描述这个过程就很难了。法治量化就面临这个难题：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需要多少指标才能量化。

政府深度介入，公信力何在？
　　南都周刊：各个评分者依赖的两个主要参考资料和数据，一是来自“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由各相关部门进行自行评估，另一个是“法治余杭评估参考数据”，这部分由纪委、司法等部门提供。这些原始资料对余杭法治指数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何兵：这就是很多人对余杭法治指数持怀疑的原因所在，这些数据准确不准确，是否真实或含有水分，都存在疑问。整个评估体系与政府工作、绩效考核指标相对接，也就失去了公信力。

　　南都周刊：这个项目，余杭区政府投入30万元资金。政府既是出资者，也是推动者，对这样的角色，你是怎样看的？

　　何兵：政府成了“利益关联者”，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无论是香港社联推出的“法治指数”，还是去年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国家的律师及相关法律团体为“世界正义论坛”草拟的法治指数标准，其主体均是独立的社会组织，唯其如此，才能保证评价的客观和中立。

　　南都周刊：但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悖论，就是在中国现在的体制下，如果政府不愿配合，不进行深度介入的话，社会组织的数据采集或采集的准确性与全面性就可能成了问题。

　　何兵：这个悖论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权力机构长期为社会力量的成长设置种种障碍的苦果。唯有让一个独立的、纯粹的民间组织来进行评估，才能摆脱这一困局。而实际上，鼓励民间组织在法律范围内自由地生长，也是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

权重分配，是否合理？
　　南都周刊：在余杭法治指数评价体系比重上，内部组、外部组各占17.5%，专家组占30%，民众意见占35%，据我们了解，在专家组14个专家中，约三分之一的专家只是去过余杭做一次或两次的短暂调研，占如此大的比重是否合适？

　　何兵：作为一个判卷老师，首先他要知道考生做了什么答案，其次是评分标准是什么。要知道考生做了什么答案，这要求对余杭的角角落落有全面的了解。若余杭有10个乡镇，就要对这10个乡镇都进行调研，还有各个行业，机关单位等方面，(这个工作)半年一年也完不成啊！

　　南都周刊：这次课题组一再强调民众满意度调查占很大的权重。反观香港法治指数，后者的评审者为专业人士，一些独立人士的意见只是作为对照标准。这两者的区别，你是怎样看的？

　　何兵：我觉得民意占的权重高，可能是为这个指数的合法、合理性寻求支持。但对一个地区法治水平的评价，不应单单是一种感觉，还应对该地区的法治状况有深入、全面的了解，只有这样，评估的结果才有信度。因此，从这个视角看，不是相关的法律专业人士或从事与法律有关的人士实在难以评价一个地区的法治水平，香港的这种做法可能更合理一些。

　　南都周刊：有学者称，余杭法治指数将产生一定的“蝴蝶效应”，对其他地方政府形成压力和动力。还有人担心，余杭法治指数会不会引起“量化”跟风热，弄出什么“和谐指数”、“科学发展观指数”？

　　何兵：香港在2005年就出台了法治指数，也没见引起“蝴蝶效应”。这是一种表态，一种立场，顶多说我们朝法治的方向在努力。若这个指数真的可行，值得在全国推广，那法学专家可就有生意了，全国有3000多个县，专家还不得整天在空中飞来飞去的，这不是很荒唐吗？
　　所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不可能有人跟在后面学的，除非中国人都太傻了，进入“文革”时期的疯癫状态了。现在地方政府都很务实，都在忙着“发财致富”呢。我想说的是，在“发财致富”，为自己脸上贴金的同时，千万要记住给子孙后代留下点真正的“制度遗产”。

　　南都周刊：回过头来看，若一个地区想努力提高自身的法治水平，最重要的是做什么？

　　何兵：最重要的是落实民主监督，现在是发展民主法治化的时候了。中国这些年来，经济领域的法治化好一点，比如有物权法来解决物权问题，有合同法来解决商业交易的问题。当然，也有公法，比如有行政诉讼法来解决人民对政府不满的问题。
　　但在民主领域的法治化确实慢了一些，弱了一些，或者悬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没能法治化，权利悬空了，民主监督就没有。民主监督实际上是最主要的监督，监督从来不缺资源，13亿人，有13亿双眼睛盯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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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台湾（组图）

Tue, 08 Jul 2008 15:58:57 GMT

台湾，是一个我们从流行音乐、小说、电影和电视剧里早已熟悉的地方，丰富多姿的夜市、牛肉面、珍珠奶茶、盐酥鸡、“阿里山的姑娘”、“鹿港小镇”、“牯岭街”、邓丽君、林青霞、罗大佑、蒋介石、郑成功……这个丰富多彩的台湾其实来源于三种原色：原住民、外省人、日本和美国文化。在这三种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幻化出今天这个多元又多彩的台湾。

南都周刊编辑：翟立　文：特约记者何年发自台北　图：何年阿源蔻蔻梁

寻找郑成功与蒋介石的足迹

外省人
台湾原住民所说的“外省人”，其实有两批，一批是400年前渡海而来的闽南人，一批是50多年前移居台湾的百万国民党军队和当时国民政府的精英。在“外省人”到台湾发展的历史中，有两人至今仍占有重要地位：郑成功与蒋介石。这两个人在台湾各地留下的足迹现在已经成为了热门旅游目的地。

蒋介石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台北的中正纪念馆，而是在全台各地风光明媚的山之旁、水之涧，均设有他的行馆。

　　在“外省人”到台湾发展的历史中，有两人至今仍占有重要地位：郑成功与蒋介石。台湾的不少名字都与郑成功有渊源，高雄的左营、右昌、前镇、后劲、中庄，台北市立成功中学，还有虱目鱼，也因郑成功而得名。而在台湾各地风光明媚的山之旁、水之涧，均有蒋公行馆，要想了解台湾的山水美景，只要找到蒋介石的行馆就可以了。

探军营
　　明朝末年的郑成功是福建泉州人，人如其名，不但曾率领大批海军以武力攻克荷兰人占领的台湾多处基地，还曾力破清朝海军，多次征战均获成功。

　　郑成功在台湾的事迹，之后被发扬光大。就连日本人占领台湾时，摧毁无数民间信仰，也对郑成功保留几分。我猜想这与郑成功娶了日本老婆，多少有点关系。

　　如今全台各地以其封号命名的“延平郡王祠”、“国姓爷庙”有两百六十余座，郑成功治理台湾时设的“一府二港三艋舺”(一府指台南府城、二港为鹿港、三艋舺则是指台北万华)，当地也还有不少民众沿用此称。

　　台北二中改名为“省立成功中学”(今台北市立成功中学)，并在校内设立郑成功纪念碑；郑成功设府城于现今的台南市，原台南工学院改制后称国立成功大学也是这样来的。郑成功的故事经过后人传颂，许多竟如同神话般，在民间流传。

　　台中的铁钻山上有一口古井，传说是郑成功行军至此，遇上旱灾，祈天仪式后以剑插地所凿出的神泉。台北剑潭的地名，则相传是郑成功在此地遇上神怪兴风作浪，将身边宝剑掷中而降服；就连台湾养殖十分发达的虱目鱼，传说也是郑成功见鱼随口问：“什么鱼？”部属以为元帅赐名，将原名海草鱼改称，亦被民间称为“国姓鱼”。

　　高雄的左营、右昌、前镇、后劲、中庄等地名，经文史专家考证，也都来自于郑成功扎营时的军营名称。

访行馆
　　至于蒋介石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台北的中正纪念馆，而是在全台各地风光明媚的山之旁、水之涧，均设有他的行馆。

　　在屏东垦丁国家公园的社顶山上，现由垦丁西泽饭店所经营的“垦丁宾馆”，早期是蒋介石的行馆之一。饭店至今仍保留三楼整层，将当时蒋介石夫妇所使用的主卧室、会议室、警卫室、餐厅等全部维持原状，还挂上十多幅蒋介石夫妇的老照片供游客凭吊。

　　三楼的十多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大面窗户采光，简单的摆设十分符合蒋在世时的简朴风格。蒋介石与宋美龄分居南北两个角落的房间，在两头均有三十余平方公尺的卧室中，均放了两张单人床，但过去使用情形则不得而知。

　　在这四季如夏的垦丁，酒店大会议室里竟然有个大型壁炉。其实这壁炉是个伪装，底部有一道钢制的暗门，打开后有条仅容一人的楼梯通道，直接通往一楼户外的直升机停机坪，方便蒋介石万一遇上危难时，能在第一时间从容脱身。

　　很可惜的是，暗门从来也没派上过用场，我想亲身试试这精巧的安排，却不得其门而入，游客想一窥究竟的盼望也会落空，原因是此处被林务局人员以安全为由封死暗门，不让任何人由此处进出。这暗门的功能已经转变为饭店对外宣传的工具。据说两头卧室的衣橱里也有类似逃生暗门的安排，可以想象当初设计国民党元首落脚处，必定是费尽心思。

大溪老街上的古建筑。

在桃园大溪老街里偶遇已经上升为“古董”的老家具和挂画。

一碗牛肉面的前世今生

外省人
当时随国民政府赴台的军队和政府精英，除了带去几百吨黄金，还有来自大陆各省的各种生活习惯、饮食文化。要说外省人对台湾文化的影响，吃，是其中浓重的一笔。

这批外省精英在台湾定居后陆续退伍退休，为了能继续生存，老兵们纷纷拿出家乡手艺，在街头巷尾摆起摊子，卖起广式、湘式、川式等各式小吃特色菜，这就逐渐形成了今天台湾极丰富的台湾饮食文化。

　　现在占台湾人数七成、俗称“台湾人”的人口主流，其实是大约于四百年前从福建渡海而来的闽南人，以闽南语为民间通行的语言。在台湾乡间四处可见的三合院，尖顶黑瓦的闽式建筑，在大街小巷中偶然发现大陆各省的小吃，都是两岸血脉相承的痕迹。

　　五十多年前，号称百万的国民党军队渡海来台，军队里除了有许多大陆各省籍的年轻男子，还有从政府机关来的精英，这批人浩浩荡荡开拔到台湾，带来的不只是藏在山里的几百吨黄金，还有来自大陆31省的各种生活习惯、饮食文化。

　　这批外省精英在台湾定居后陆续退伍退休，为了能继续生存糊口，老兵们纷纷拿出家乡手艺，在街头巷尾摆起摊子，卖起广式、湘式、川式、东北、蒙古等各式口味的小吃特色菜，这就逐渐形成了今天台湾极丰富的台湾饮食文化。从小在台湾长大，我对吃，一向来者不拒，住在眷村尤其口福不浅，从东北面食到广式饮茶，从各省不同做法的牛肉面，到精致的两江、两广、两湖料理，不一而足。

　　台北市的塔城街，有三四十家的面摊，都卖同一项著名料理“牛肉面”，光是在这牛肉面一条街，就可以吃到不同省份、不同做法所调理出来的牛肉面。台北市在马英九当市长时，曾办过牛肉面促销活动“牛肉面嘉年华”，推广这项特色料理。

省出来的牛肉面
　　“其实牛肉面的兴起，正具体而微地表现了外省人到台湾来的节约俭省历史。”马英九说，早期物资缺乏的时代，牛肉算是十分高贵的食材，尤其南方人视牛为重要的劳动兽力，从不轻易宰杀。北方来的外省老兵在台湾不容易找到如此佳肴，为了延长享用炖牛肉、红烧牛肉等费心煮好的这道大菜，老兵们会将隔餐的牛肉加到白面条中煮食，久而久之台湾牛肉面就成名了。

　　牛肉面由来的另一种说法则是当年国民党军的副食品中，有一道牛肉罐头，老兵们常将这罐头肉倒进白面里和着吃，一道美味料理便从军队里流传出来。

　　台湾南部民间则有一道“牛杂面”，被人指称可能是牛肉面的起源。论者称台湾甚少将牛只宰杀食用，一旦宰杀，牛只全身都会充分利用烹煮，其中内脏部分少有单独煮食，于是有人将牛内脏切碎于大锅里混合煮熟，再加入面食，成为民间的一道餐点。

　　一名研究饮食文化的历史学者则指出，原先在闽南人间并无牛肉面这道菜，真正可以追究到起源的，则是在1949年高雄冈山的空军官校。当年空军官校从四川成都迁来，不少四川人嗜吃的成都小吃“小碗红汤牛肉”也跟着到了台湾，以花椒、八角、生姜、豆瓣酱等辛辣食材做成。

　　老兵从军校退伍后试着在市场上卖这道辣味十足的小吃，一开始台湾人不能接受那么重的口味，改良烹煮方式后，发现将这道辣味加入白面汤煮过，较能被市场接受，于是在四川找不到，却冠上“川味”名称的牛肉面，在高雄渐渐流行，并于台北中华市场一举扬名。

　　牛肉面确实已经成为台湾扬名世界的一道名菜，甚至从台湾传到美国加州，用养殖美国牛肉为材，改名“加州牛肉面”再传回北京，卖得火热。

　　台湾牛肉面的口味也依材料及烹煮过程不同，发展出数道支流，像是以大锅清炖牛肉汤再分煮出来的清炖牛肉面、以麻辣锅汤底做成的麻辣牛肉面、加入潮州沙茶酱煮成的沙茶牛肉面，或是加入西红柿增色添味的西红柿牛肉面等等。

　　直到今天，外省眷村集中地桃园中坜，还以“新明牛肉面”作为当地名产大力对外宣传，都证明这道料理已广为人们接受。

鸡脚冻：来自御膳厨房的秘密
　　牛肉面是一道外省餐饮在台湾发扬光大的典型，而牛肉面只不过是台湾纷繁复杂的饮食文化中的一个例子，泡沫红茶、挫冰、盐酥鸡、“棺材板”、万峦猪脚、甜不辣、粉圆、卤肉饭……每个台湾人都有他的心水，而我的心水小吃则是台中“鸡脚冻”。

　　台中市有名的夜市，都以当地大学冠以名之，如在逢甲大学旁的逢甲夜市，每晚数万人出入；美国教会出资兴建的东海大学侧门，则有东海夜市。夜市形成起因都是为了满足住宿大学生的三餐，而如今都已聚集成百上千的摊贩，成为观光夜市。

　　鸡脚骨多肉少，台湾人将鸡脚煮到连骨头都软烂，再连汤汁一起冷冻，成为一道美味的小菜。鸡脚冻的起源也随着这项小吃大卖而众说纷纭。在距离台中50公里外的彰化县员林镇，有家“黑竹园”鸡脚冻宣称自己是这项小吃的发源地。

　　店老板曾炫华当年服兵役期间，得广东籍资深士官传授制作鸡脚冻的秘方，由于这名广东士官的祖父曾为清宫御膳房御厨，而制作的鸡脚冻又独得皇帝喜爱，士官便将这独门秘方留下。

　　“黑竹园”鸡脚冻与其它鸡脚冻的不同，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将鸡脚骨挑掉，再用全鸡及独门秘方的卤汁一起熬煮，卤汁包含了参丝、当归、川芎、枸杞等十余种中药，并佐以酱油、芝麻、盐、酒同煮，卤汁配方三十多年未变。这料理方法除保留美味之外，还将胶质提炼出来，让这“冻”更为美味。

　　东海夜市深处的一条小巷里，1970年期间以“莲心冰”起家卖到出名的小贩，则是另一处鸡脚冻的产地。据传这道以绿豆泥铺底、加上煮烂的花豆与其它四种甜品合制而成的冰品，很受学生欢迎，但每到冬天冰品滞销，让老板陈荣贵夫妇伤透脑筋。

　　某日陈荣贵发现鸡脚的批发价十分便宜，想起年轻时他在屏东水底寮当兵，曾吃过一道老士官煮的卤鸡脚，口味十分特别，卤汁放冷黏着鸡脚一起吃，入口即化的滋味让他难以忘怀，这撩起了他卖卤味的念头。经过多次尝试，原本冬天准备改卖卤味的陈老板又发现，以拍碎的蒜头卤过的豆干、鸡翅、鸡脚等放到冰箱后更为爽口，试卖后更让学生赞赏不已。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鸡脚冻从跑龙套的配角，一跃成为闪亮的东海夜市明星，一盒七支、每盒三十五元台币，每天卖出数千盒，成为台湾中部一道绝无仅有的特色小吃。

桃园中坜的“新明牛肉面”作为当地名产，成为当地旅游推广的品牌之一。

台湾最让人牵挂的就是他们琳琅满目的小吃：番薯包、“棺材板”、万峦猪脚、甜不辣、粉圆、卤肉饭……

近年黑鲔鱼在台湾越来越受欢迎，原本九成外销日本的黑鲔鱼不但全数转内销，日本人所抓的黑鲔鱼甚至还销往台湾。

黑鲔鱼回流宝岛

哈日族
美国与日本文化进入台湾大约是在解严(1987年)前后，几乎都是先由音乐开始。日据时期被开发的四大温泉，引入了日本的温泉旅游文化，而生鱼片热潮也让原本出口到日本的黑鲔鱼回流台湾。

日本文化对台湾的影响深远，台湾人终日挂在嘴边的“卡哇伊”、泡温泉、吃生鱼片的习惯均来自他们的日本邻居。

　　日本人统治台湾时，也将泡温泉这种习惯带进来，当时找到的四大温泉：台北北投、阳明山、台南关仔岭、屏东四重溪，现均已成为旅游胜地。

　　走进四重溪，老旧的街景似乎维持着日据时代的原本面貌，四处林立的温泉饭店广告牌提醒着游客，让人差点忘记四重溪的名词所指的，原本是一条长三十一公里的小溪。

　　温泉从水质区分，可分为硫磺泉与碳酸泉两种，硫磺泉以火山地质形成者较多，泉水高温偏黄，略带臭味，台北北投、阳明山均属之，泉源为大屯山脉地底涌出，早期温泉全被忽略，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采取硫磺矿，直到日人来台，逐渐发现地下的十余条泉脉，开凿出来“泡汤”，蔚为风潮。

　　在日据时代，因为日本天皇的胞弟宣仁亲王前来泡汤度蜜月一度声名大噪的四重溪温泉，当年亲王曾住过的温泉别墅，如今已被饭店业者买下，改建为“清泉”温泉饭店。

　　业者还保留当年日本亲王住宿的房间原貌，用现今的眼光来看，一大一小两只水泥石灰砌成的浴缸，木制脸盆、板凳、水瓢放在一旁，实在不足为奇。

　　据说泡温泉可促进血液循环、益脾补气，以不同温度的泉水各泡十五分钟、休息五分钟的方式轮流使用，还可帮助减肥。我宁可信其有地各多泡五分钟，直到皮肤皱了还不想起来。

　　泡温泉和吃生鱼片都是日本人带来的习惯。台湾四面环海，远洋渔业发达，台湾渔船在巴士海峡到东南亚岛炼一带，捕抓随着太平洋黑潮而来的黑鲔鱼（black tuna），运回台湾后宰杀分装，再出口卖给日本人，做成最高级的生鱼片。但黑鲔鱼近年已经开始回流台湾，原本九成外销日本的黑鲔鱼不但全数转内销，还因为太受游客欢迎，价格节节攀升，日本人所抓的黑鲔鱼甚至还销往台湾，情势大逆转。

　　黑鲔鱼油脂丰富，入口即化，价格与鲜美口味成正比，一口一片的生鱼片可能要价180元人民币，昂贵的消费经验成为口耳相传的旅游经验。

　　我在黑鲔鱼捕捞基地屏东东港住过两年，每到黑鲔鱼产季的五到七月，总有大批亲朋好友借故造访，其中有不少人便是想趁黑鲔季来尝鲜，财力平平的我，也只能“限量”招待远方贵客，免得把刚领到的薪水变成一口气，一日花光光。

　　拜近年来黑鲔鱼产业发达之赐，住在东港的居民十之八九以此致富，就连不远的离岛小琉球，一万五千多人口的小岛，也产出了三千多名远洋渔船船长，谓之一绝。

台湾美女身上的日式文身。台北九份老街里还有不少遗留的日式文化。

台湾女孩把穿比基尼参与“春呐”，视为年轻流行的一种自我证明。

热情的沙漠尽情地呐喊

哈美族
1987年前后，台湾新闻局解除了文化输入品的限制，包括电影、热门音乐都在那时候一起进入台湾，成为年轻人追求时髦的主流流行文化。美国流行音乐在台湾播下的种子最后在垦丁结了果--春天的呐喊音乐会，现在每年都有十几万人到垦丁参加这个盛事。

以原创音乐为宗，连续举办十多年的垦丁“春呐”，每年十多万人的音乐朝圣，从商业角度看来已十分成功，许多人认为已与Woodstock并驾齐驱。

　　两个在台北玩热门音乐的美国年轻人吉米和韦德，对于垦丁热情的沙滩与蓝天念念不忘，1995年4月，他们与其他玩音乐的台湾同好相约，到垦丁沙滩上忘情高歌吶喊。

　　谁知道这个活动实在太好玩，太对年轻人的味了，一传十、十传百，第一天的垦丁沙滩演唱会就跑来两百多个人，大伙把帐篷搭在海边，烤着营火唱歌呐喊，直到天亮才罢休，许多人累了直接就睡在沙滩上，被毒辣的屏东太阳给晒醒时，脸色已经有一半给晒黑了。

　　“春天的呐喊”Spring Scream从第一年举办至今已达十四个年头，每年春天开始的四月第一个周末，十多万人从各地涌向垦丁，车潮人潮把垦丁挤得水泄不通，两百多个原创音乐团体，从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加拿大和中国香港等地前来表演，爵士、嘻哈、摇滚、电音舞曲等音乐类型不一而足。

　　“春呐”也培育出许多占有一席之地的音乐团体与个人，较出名的有张震岳、林晓培、糯米团、董事长乐团等，而近年来包括纪录片、音乐DJ等表演类型也被纳入，活动愈来愈庞杂，2008年的“春呐”全程四天，工作人员在垦丁规划了九处独立的场地，才能纳入所有表演。

　　对西洋音乐文化略有研究的人，都会知道美国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air。被当成历史课题的Woodstock举办于1969年，迷幻药、解放思潮与摇滚乐才刚结合成年轻人流行的生活方式。“爱与和平”是当时宣传的音乐会口号，四十五万人涌进仅数百居民的Woodstock小镇，所造成的混乱与毒品泛滥、性解放等问题，都无法掩盖这场活动在美国音乐史上的地位。

　　以原创音乐为宗，连续举办十多年的垦丁“春呐”，每年十多万人的音乐朝圣，从商业角度看来已十分成功，许多人认为已与Woodstock并驾齐驱。

　　从第一年参与“春呐”演出的董事长乐团，表演暂歇时边喝啤酒边与台下观众闲聊当年“在海边被太阳晒醒，在沙滩上挖洞解手”的琐事，与随兴席地而坐的音乐同好打成一片。

　　“春呐”除了音乐，还有比基尼女郎。有识者称，春天的垦丁是全世界年轻比基尼女孩最集中的沙滩。台湾女孩们似乎把穿比基尼参与春天呐喊，视为年轻流行的一种自我证明，一群又一群穿着三点式泳装的女孩走在垦丁大街上，实在赏心悦目，她们虽然没有把海浪推高，但总是把垦丁的气温推高好几度。

第一届“春天的呐喊”音乐派对只有两百多人参加，14年后，今年的“春呐”已有十几万人来捧场。

在赛夏矮灵祭中，几百名族人跳了整整三夜。

宝岛上的13颗明星

原住民
台湾的原住民族依官方最新记录，现有阿美、泰雅、排湾、布农、卑南、鲁凯、邹族、赛夏、达悟、邵族、噶玛兰、太鲁阁、撒奇莱雅族等共十三族。高山峻岭的重重障碍，形成汉化的阻力，让原住民文化获得一定程度的保留。敬天畏地的原住民族对于祭祀十分重视，每年丰年祭约集中于七八月份，这两个月大约每个周末都有部落的祭。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许多人朗朗上口的这首台湾歌谣“高山青”里面形容的台湾原住民的少男少女，这些年来，令我们对台湾原住民充满了无限遐想。

　　以台湾各时期移民先后的历史来看，原住民族可被视为“台湾的最早的主人”，从已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估计最早可追溯至数万年以前。
高山峻岭的重重障碍，一方面形成汉化的阻力，让原住民文化获得一定程度的保留，另一方面入世而富穿透力的外国传教士，则先于汉人到达原住民深山部落，这批传教士带来医疗资源，也带来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信仰。

“生番”和“熟番”
　　早期台湾民众还以原住民的汉化程度区分，将移居到平原地区，汉化程度较高的原住民称为“熟番”，未汉化的原住民则称为“生番”。

　　长久居住高山的原住民，食衣住行无一不依靠高山森林的赐予，而各原住民族传统上均视山为神，寄托祖先灵魂于崇山峻岭之间，原住民长久以来对自然山林总有几分尊畏，节约使用自然资源，就连猎山猪都谨守“只抓大猪不抓小猪”的原则，在环保意识抬头的今天，反倒成为十分先进的主流生活形态。

　　台湾政府登记有案的原住民人数五十余万人，约占台湾人口两千三百万人的百分之二强。但这批人数极少的原住民却有自成一格的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丰富了台湾岛内的旅游面貌。

　　依中央山脉的屏障划分，台湾分为北、中、南、东部四大区块，经济发展程度大约也是这个顺序。原住民族的分布，则主要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东部，占三成六、约十八万人。

载歌载舞丰年祭
　　敬天畏地的原住民族对于祭祀十分重视，也发展出许多繁复的祭典仪式，其中几乎每一族群都有的“丰年祭”，便成为知名度最高的祭典之一。

　　最多人参与的丰年祭要属台东卑南族、花莲阿美族两大族群的祭典。每年丰年祭约集中于七八月份，大大小小部落上百个，每个部落都会错开时间自行举办丰年祭。

　　丰年祭举行从两天一夜到十多天不等。每年入秋后的台湾东部山腰，在小米酒的助兴下，每个部落的小路，到处都是穿着手工编织的传统服饰的原住民，族人们在广场上围成一圈，彻夜唱歌跳舞，几天几夜不停歇，直到全部落都醉倒才罢休。

　　除了丰年祭之外，各原住民族均有十分具有特色的特殊祭典，源自于不同的传说故事，在不同的时节举行，这些特殊祭典有的十年才举办一次，有的排斥外人参观，有的要吟唱传承数百年、非语言的古老音调，种种不同特色让原住民更具有神秘色彩。

海洋文化与飞鱼季
　　四面环海的台湾，在离岛也有不少原住民族居住，如面积只有45平方公里的台东兰屿，住了一群离群索居的原住民达悟族，靠海吃海的族人发展出另外一整套的海洋生活文化，达悟的男人仅靠一把斧头，可以凿出可乘坐十多人的“拼木舟”，以动物油制成渔灯，在太平洋外海捕抓“飞鱼”（飞鱼是可凭着两只巨大的胸鳍，跳出水面滑翔飞行的鱼类，每年三到七月是飞鱼的盛产期）。

　　被观光客所熟悉的原住民族，还有居住在南投日月潭旁的邵族。邵族人口仅剩六百余人，相传其祖先为了追猎白鹿到日月潭定居，受汉化影响较深，少数遵循古老习惯的族人会在住屋左墙脚放置“祖灵篮”，传统音乐则以捣小米时所表演的“杵音”、“杵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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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人生追求的是牛逼

Tue, 08 Jul 2008 15:55:36 GMT

创办牛博网之前，罗永浩只是新东方出国考试培训部的GRE辅导老师，首次出名是因为他上课时净扯些富有“启迪性的题外话”，而后被学生偷录整理传到网上引起轰动的“老罗语录”。2006年，羽翼初满的老罗辞职下海创办了牛博网，拉来一群文化、媒体圈朋友开博。老罗说过，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现在，刚从四川赈灾归来的老罗，准备继续筹备开办自己的英语培训学校。

南都周刊编辑：潘葱霞　记者：刘子超北京报道　摄影记者：邵欣

　　“老罗”，罗永浩，36岁，朝鲜族已婚男青年。
　　有人说过：上网不知罗永浩，纵称网虫也枉然。老罗靠网络“发家”。创办牛博网之前，罗永浩只是新东方出国考试培训部的GRE辅导老师，首次出名是因为他上课时净扯些富有“启迪性的题外话”，而后被学生偷录整理传到网上引起轰动的“老罗语录”。2006年，羽翼初满的老罗辞职下海创办了牛博网，拉来一群文化、媒体圈朋友开博，在WEB2.0年代，东北人老罗的“乱炖”牛博算是独特一景。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牛博网的赈灾风波算是个不大不小的事，很多人愿意把捐款交给牛博，很大程度是信任老罗。而年初时，牛博还募集了16万元给23位黑砖窑工家庭派过年红包。
　　老罗说过，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现在，刚从四川赈灾归来的老罗，准备继续筹备开办自己的英语培训学校。

　　我在四川一共呆了十来天，平均每天缺觉四个小时，本来盘算回来后暴睡几天，把缺的觉补上。可是现在发现，至少最近一段时间，这是不可能的。公司和学校的筹备工作千头万绪，我经常感到时间严重不够用。
　　一天晚上，我加班到深夜，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着了。半夜被尿憋醒，睁开眼睛发现后面很亮。因为办公室没有窗帘，中关村大街的霓虹灯红一滩、绿一坨地映进来，搞得办公室一片色欲横陈。我迷迷糊糊地发了一会儿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自己在哪儿。后来我发现自己在办公室里，突然高兴坏了，心想：“我靠，老子在创业啊！”
　　当然，一直缺觉的结果就是记忆力严重衰退，四肢乏力，走路总觉得脚底下踩着棉花。前两天，我的合作伙伴、工作狂黄斌老师说：“你现在是创业的人，要把缺觉当作生活的常态。”这话说得我很惭愧，在我的朋友里，经济上从容一些的，大都很勤奋。看来这个世界基本上还是公平的。

性格
我多多少少有点自毁的倾向，人生追求的是牛逼，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的性格本来应该是不适合创业的，不过年纪大了变得越来越能控制自己，再加上责任也越来越重了，对家庭、对朋友、对相信我的人都是如此，所以在自己特熟悉的领域内和朋友们一起做点事情，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我从小就是个性格狷介的人，8岁读小学，初中严重偏科加逃学，初三复读一年，成绩可想而知。高中读不成，还想读，后来只好靠走后门才进了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这是我刚正不阿的三十多年人生岁月中比较罕见的一个污点。

　　高中还是偏科，语文老师喜欢，数理化老师讨厌，加上来路不正，遭到同学的蔑视。到了高二下学期，我就退学了，在家里呆着，读了三四年闲书，吃了睡，睡了读，不爱运动，读成了体重200斤的大胖子。

　　那是1990年代初期，受“知识分子要活得有尊严，就得有点钱”时代风气的影响，我就开始混迹江湖，先是摆地摊儿卖旧书，然后倒走私车、倒药材、做期货、卖电脑散件……后来跑到天津我姐那落脚，靠给东北的朋友发电脑散件和零星翻译一些英文技术文章维生。

　　有一天，我读到了那本莫名其妙的预言书——《诸世纪》，看到著名的预言，“1999年7月，恐怖的大王将从天而降……”，我还是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自己可能即将结束的生命里有什么未了的心愿。结果，我发现只有减肥。

　　从有记忆以来，我就是个痛苦的胖子。因为胖，我甚至不得不隐藏自己性格里比较敏感忧郁的一面。人们对一个矫矫不群的胖子的性格能够容忍的上限是严肃，再出格一点就不行了，比如忧郁。虽然他们从来不会如此准确地说出这种想法，但是如果看到一个忧郁的胖子，他们就会直觉哪里不对了，他们的这种直觉的本质是，“你是个胖子，你凭什么忧郁呢？你还想怎么样？你已经是个胖子了。”

　　于是，我制定了严格的计划，只用了58天就减掉了48斤体重，去掉休息的星期天，几乎是一天一斤。这件事让我发现自己其实是个很有毅力的人，但是我不知道这种毅力应该用来做什么。眼看30岁也快来了，让我坐立不安。

　　于是学英语，想着移民加拿大。先学《许国璋英语》，参加了两次GRE考试，又听人说新东方不错，就来了北京。买了新东方老师的英语书，听了教学磁带，上了新东方的班，心想，他妈的，我也能教。

　　2001年至2006年，我成为了北京新东方学校的老师。其间，很多学生把我讲课的录音放到网上。这些侵害了知识产权的东西，被冠以“老罗语录”的名目，在网上以几何级数传开了，我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互联网的名人。

　　我凑巧也是一个很无聊的人，自从有人告诉我百度有个“搜索风云榜”之后，我会两三个星期就去看看自己的排名状况。我在百度里被搜索的日平均数常年都是1400次左右，稳定得很。

　　静下心来，我思考自己出名的过程，还是偶然的因素大一些。毕竟到一个私立学校去做个英语教师肯定不是一个可以充分预期结果的成名之路。说到实力，我显然是因为“扯淡”而不是英语方面的实力受到关注，这个基本上是天赋。当然我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个努力就是克服自己当众讲话的心理障碍，很少有人知道我本是一个对着一群人讲话就会汗出如浆的人。直到在新东方教书第五个年头，我仍然会时不时地在课堂上感到紧张。我常常在下面的听众已经完全亢奋之后，才告诉他们其实我是一个很腼腆的人，是一个很害怕当众讲话的人，这时候他们都会笑，但我知道这其实是大实话。

　　2006年6月我不干了，从新东方退了出来。8月份办了“牛博网”。有人说我在最辉煌的时刻离开了新东方，肯定是想趁机炒作自己，其实我不干的原因很简单：性格。

　　性格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多多少少有点自毁的倾向，人生追求的是牛逼，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这解释了为什么新东方上市后，很多讲课不灵但活得很刻意的阿猫阿狗老师都一夜暴富，而该校最著名的罗老师却还在为照顾好父母老婆孩子发愁。做牛博网也是一样，要做名人博客的话，我们也不是拉不来名人，但是找一堆娱乐圈和生意圈的文盲在那儿人模狗样地假装码字……呵呵，我觉得那不是名人博客，那是丢人博客。我们丢不起那人，所以只好办了个牛人博客。

转行
我们这种韩信级的人物，最窝囊也就是跟刘邦这样的大流氓打天下，再落魄也不可能去给小混混头子卖命呀！

　　牛博办了近两年，虽然做得有声有色，但是一直不赚钱。一些互联网前辈们告诉我，像牛博这样专心做内容的网站，虽然很有前途，但是五六年内不赚钱光赚吆喝都是很正常的。

　　我是个有家室的人，这话听得我有点发毛，所以就跟一些邀请我一起办学的老板们接触，想着通过自己熟悉的老本行解决好经济问题，同时继续做我的牛博网。

　　结果接触了半天，觉得这帮家伙甚至还不如新东方的俞老板。我们这种韩信级的人物，最窝囊的也就是跟刘邦这样的大流氓打天下，再落魄也不可能去给小混混头子卖命呀！最后一生气，我就决定自己办个学校。

　　这个决定出来后，朋友们的反应基本上是两个极端，一是，“老罗，你这种性格根本不适合做商业培训机构的老板，千万别胡来”；另一种是，“妈的，你早就该出来办个培训学校了，这一行你不干谁干啊？”

　　我决定选择性地听从后一种意见，把新学校办得像新东方早期那样，将教学质量和服务质量做到尽可能最好。我还想把很多企业只是用来喊喊的口号“专业的服务、良心的品质”变成现实。我相信对教育培训这种传统行业，有这句话就足够了。

　　在这个圈子里，你只要自己做得好，开得出薪水同时充分尊重那些优秀的教师，其他学校就会成为免费为你培训新教师的地方。最后就是市场手段了，在中国，英语培训学校的主要市场手段(也是最有效的市场手段)就是到大学里去演讲和宣传，说到演讲，在中国我又怕过谁呢？

　　过去我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开始筹备学校后，基本上来者不拒了，即使是有些杂志为了拍照要我摆一些弱智的造型，我也尽量尝试配合(虽然常常没拍完就会崩溃)，我觉得这是对我的投资人和合伙人负责所需要的，大家都是出来混的，都不容易。

创业
这种角色转变的代价是我必须面对一个倒霉的问题：应该从此认为那些笨蛋还有救呢，还是应该相信自己也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笨蛋呢？

　　现在，我通常都是早上8点半挣扎着起来，不洗脸不洗头只刷个牙，然后走路十几分钟到办公室上班。我住得离办公室非常近，这在北京是很奢侈的一件事。当然，如果你像我一样一直都是租房子住，也不会觉得这有多大困难。

　　9点多确认完员工分工任务之后，我就在卫生间里洗脸，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座位上，有点腼腆地偷偷换上舒适的拖鞋开始敲字。腼腆是因为我不允许员工们在办公室穿拖鞋。当然，如果外面有人来找我谈合作什么的，我也会手忙脚乱地换上皮鞋。

　　平均每两天就要跟一个可能的合作伙伴或来应聘的教师见面谈话。对一个很不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可怕的频率，好在我也能渐渐习惯了。

　　和那些倒霉的中小企业老板一样，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和某人单独谈话，我就得拉着该同志到外面的走廊或楼下的咖啡厅去，因为我的办公室只是一个用玻璃墙划分出来的隔间，基本上不隔音。不过我觉得我的起点已经很好了，至少没有像很多教育培训机构创业时那样：办学手续是非法的，教材是盗印的，办公室是违规设在民宅里的，教室是拿废弃车间改装的，电脑是杂牌零件乱攒的，软件是盗版的。

　　我想如果我们将来做大了，我会少了很多乐趣，因为我注意到那些黑社会出身的企业做大了之后，老板们好像都特喜欢搞忆苦思甜，而且好像都很有快感。我最近想了一个将来可以好好吹吹牛逼的狠话：老罗学校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没有血和肮脏的东西。

　　过去，我要是在机场看到一个衣冠楚楚的家伙拿着一本杰克·韦尔奇在封面上狞笑的“赢”书，就会觉得这个笨蛋没救了，但现在我也会拿着这样的书硬着头皮看完。当然，这种角色转变的代价是我必须面对一个倒霉的问题：应该从此认为那些笨蛋还有救呢，还是应该相信自己也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笨蛋呢？

　　消化经管类书籍的内容加上思考上面的那种倒霉问题，通常会让我耗到凌晨。如果不是办公室没法洗澡，我希望索性天天都睡在办公室里。早晨在办公室醒来，阳光洒在办公桌上，那感觉好极了，有一种很强的“创业感”。

　　在很多人看来，我没有情绪消沉的时候，这是因为我擅长摆出生活态度健康积极的造型。当然，我也会定期烦得受不了，我觉得这跟生理周期有关系。我觉得，一个人不时感到厌倦，感到虚无是很正常的，但我不想因此变成“看透人生”的犬儒主义者。

　　所以，我感到脆弱的时候通常会找些朋友跟他们吹吹牛，尽量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没有练门的猛男。幸好每次就那么几天，意淫一下，把自己骗过去也就没事了。或许，这会被那些“智者”看作不合时宜的笨蛋行为，但我又何必因为他们放弃理想呢？“彪悍的人生本来就不需要解释。”

老罗说

●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先知先觉的人走在时代的前面，有时候不得不放慢脚步等着那些笨蛋跟上来，这种凄凉、孤独、寂寞的境界，你没体会过，那是你的运气……为什么我的眼睛里总是饱含着忧伤？

●小孩子打架拼什么？轻功？内力？暗器？都不对，拼发育。

●我觉得你是傻逼，你觉得我是傻逼，这没什么稀奇，如果每个人都觉得别人不是傻逼，那傻逼都到哪里去了？难道你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傻逼？

●我常常在学生面前装得比自己实际高尚的程度还高尚一些，于是夜里睡觉前不免拷问自己：你这个伪英语教师已经装高尚了，下一步是落实呢，还是一辈子就像一个真正的中国老师那样，人模狗样地装孙子装下去呢？

他们说老罗

朋友说：
　　1996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有三个人的言论在网络上引起了最广泛的影响，他们是韩乔生、万峰和罗永浩。

——王小峰(《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曾经的老板说：
　　老罗创业去了，自己干了，在新东方觉得自己呆到最后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或者这样那样，但在我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我认为他是一个在新东方为数不多的有一点思想意识的人，对于我来说，我是欣赏他才让他来新东方，不会因为他离开新东方，不欣赏他了，这不符合我做事情的原则了。

——俞敏洪(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

曾经的学生说：
　　以前在新东方上老罗课的时候，我觉得他本质上是个悲观主义者。后来，他离开了新东方，我在网上看到他自己创业了，变得越来越能折腾，由此我又看出了他乐观的一面。

——黄琳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

　　关于罗永浩这个人，根据我在新东方的上课经历，基本上可以判断出他是个一流的话痨二流的教师三流的知识分子。他自称是“傻逼老愤青”，不过我可以用人格担保他自己肯定不这么想。这种手段叫“欲扬先抑”，GRE作文就有这么一种写法，罗永浩就是靠这个哄新东方学生的。

——泡网上一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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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中国在全球化中最受益

Tue, 08 Jul 2008 15:53:43 GMT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中国是大概在全球化中最受益的国家之一，很多国家都从WTO中有受伤害的感觉，而中国有这种强烈的自信。

南都周刊编辑：吴金　记者：郭冬至

金耀基，1935年生，社会学家，匹兹堡大学博士，曾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香港新亚书院院长。著有《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大学之理念》、《中国社会与文化》等。 (郭冬至摄)

　　最早知道金耀基先生，是读他关于“行政吸纳政治”的理论阐释，其入木三分的洞察力，在解释香港政治的独特性上至今无出其右者。
独特的人生经历塑造了他博大的关怀视野，自称是“大陆出生，台湾长大，美国求学，香港执教”的他被称作“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作理性思考的不可有二的学者”。

　　偶然和香港大学的钱钢先生聊到我第二天要去采访金耀基，他一定要拉我去买衣服，他说“金先生是真正的绅士，你去见他不能穿得随便”。

　　那天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我们很放松地谈了一个上午，一个古老国家沧桑的现代化历程，在他还带有浙江口音的国语中娓娓道来。
临走时，他从书架上拿下几本著作送给我，不经意间感慨，“可惜我最重要的书，都没有在大陆出版。”

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
　　南都周刊：您多年来着力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研究，您怎么看待中国上个世纪的现代化历程？国内知识界现在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成就要从1949年“站起来了”算起，一种认为要以1978年改革开放作为分水岭。

　　金耀基：1949年以后以非常激进的方式推动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型，当然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是一种均衡发展，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当时的中国一面倒地照搬苏俄模式，为了军事的需要，片面大力发展重工业，后来证明了这是一个教训。

　　南都周刊：“文革”结束的时候您在哪里，那时候是什么心情？

　　金耀基：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要打开需要特别大的勇气，那时候我在香港听说打倒“四人帮”，心想“文革”要结束了，至少不会再那样折腾老百姓了，就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中国后来走上改革开放，并取得很大成绩，是我们那时还没有预料到的。

　　南都周刊：现在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令人振奋，虽然现在讲“中国模式”的成功还为时过早，但是这几十年我们大多数普通家庭能够切实体会生活的改善，应该确实有些经验值得总结。

　　金耀基：我想对这个成就的思考，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来看，才能凸显出其意义。我有一种感觉，这三十年改革开放大规模地发展，不光是中国内部的开放改革所能够做到的，几乎就是在同时期全球化在逐步显示出其威力，是在全球化的这个背景下，中国内部的改革和外部世界发生了激荡的反应。

　　南都周刊：很多国家，甚至现在的欧洲反全球化的力量都非常强，您怎么看待全球化的外部力量对于中国内部的影响？

　　金耀基：当然全球化主要是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有很强的经济话语在推动，但有趣的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中国是大概在全球化中最受益的国家之一，很多国家都从WTO中有受伤害的感觉，而中国有这种强烈的自信。看起来经济活动是在做生意，但对于一个长期封闭的国家来说，开放和搞市场经济就是在和整个世界接轨，后来坚定地加入WTO更体现了一个国家要融入世界的决心。

　　南都周刊：看到一些还在闭关锁国的国家，真是很难想象如果当时中国没有选择改革开放的道路，今天这个国家会是怎样。

　　金耀基：中国进入世界，世界进入中国这个趋势是谁都挡不住的，回过头来看，如果能总结一下，这几十年，最难能可贵的是中国这条道路走出来了，闯出来了，不管有什么波折、困难，我想现在包括中国的领导人都不会怀疑我们这个国家能不能改革开放，该不该改革开放。
　　当然这种改革开放也很痛苦，1992年就是一个关口，因为那时候有一种力量，既然改革开放搞出这么多问题，那我们就不要搞了，把门再关起来，退回去算了，结果邓小平南巡讲话，那时候起这个国家就下定决心没有任何理由再回头了。

中华文明——一个强劲的开放系统
　　南都周刊：这种开放一定也会遭到一种抵抗的力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比如全球化中西方话语的强势，恐怕难免会造成对于中国自己文化自信的伤害，记得过去反对“西化”乃至“全盘西化”，造成思想界很强的震荡。

　　金耀基：当然不管舒服不舒服，我们都要承认，过去的一千年是西方文化崛起上升的一千年，成为一种强势的经济文化形态，给后发国家和地区，带来很强的压迫感，对于一些小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压迫感更强，但这是一种现实，不能情绪化地反对，比如很多人把基督教在一些地区的传播当作文化帝国主义，但要知道近代那些传教士来到中国大多数可不是为了来压迫你，欺负你的，他们真是带着热忱把他们的好东西要和你分享。
　　南都周刊：您怎么看待文明板块的冲突，这种被伤害感的情绪反弹，积累到一定程度会不会发展出严重的矛盾，比如极端民族主义？

　　金耀基：亨廷顿讲文明板块的冲突有其现实所指性，但我觉得其实不见得要冲突，我很喜欢用“文明的遭遇”，其实我们今天在中国随便观察一个婚礼，就会发现很多文明的混杂交汇，我们中国文明对于现代化就吸纳得很好。比如过去中国传统讲三纲五常，现在我们讲男女平等，这是典型的现代化思想，在一开始也有一些传统势力的抵抗，但我们现在大多数人会觉得就该是这样，稍微有些文化的人都会觉得男女就该平等，很正常，并不会感到这是外部强加给我们的东西。
　　而且我一直认为不存在没有地方主义(locallism)的全球化，比如麦当劳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全球化典型，可它世界各地的分店都会结合当地的特点，比如在香港，我就看到他们也卖豆浆，很典型的中国东西。任何文化被引入另一种文化体系的时候一定有筛选和吸纳的阶段，这之间有一个翻译过程，我觉得日本就是一个把外来文化吸收消化的最好例子，现在亚洲国家中大概算日本的现代转型是最成功的，一方面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有高度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它的文化传统精髓传承得非常好。

　　南都周刊：在我认识的学者中，好像经济学特别是金融学学者比较倾向全球化，反而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往往持很激烈的批判态度，像您这样搞社会文化研究出身的学者里面对全球化持比较积极态度的好像还不是主流。

　　金耀基：你说的现象很对啊，全世界的反全球化有很强的声音，你会看到全世界开全球化论坛的时候，主要是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是支持全球化的，但外面会有很多示威游行，他们是反全球化的，主要是文化、社会学的观点。
　　但就像Octavio Pas说的“我们命定的要自由”，全球化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想要不想要的问题，而是只有如何去面对的问题。而且你观察那些跨地区的反全球化联盟联合程度是过去所不可想象的，这种反全球化的力量是伴随着全球化而出现的，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全球化现象。

　　南都周刊：您觉得在中国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除了经济和政治的逐步接轨，文化的遭遇表现得如何？

　　金耀基：我觉得算是比较出色，中国在全球化中到目前为止表现出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文化上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体现出的是一个强劲的开放系统，这点上我觉得我们表现得比其他非西方文明更加出色。
　　在对待中国的文化上，我非常欣赏费孝通讲的“文化自觉”，但这个概念经常被一些人利用和曲解，搞得很情绪化，很反西方，这就走入了偏狭。一方面文化自觉是对的，但另一方面一定要扩大文化的外延，前一段时间我到敦煌就非常有感触，佛教的，弹琵琶的飞天，这本来都是外来的，那时西方的东西，可这些成了中华文化的瑰宝。

消费革命的力量
　　南都周刊：您怎么看待这几十年发展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

　　金耀基：我总体上是比较乐观的。前些日子我在北京主持一个会议，讨论当代儒学，很多人都提到于丹热，非议很多，可不管批评它浅薄还是错误，在我看来都无关紧要，我把它看做很好的现象。这是一次文化产品的消费浪潮，在我看来那是一次消费革命。

　　南都周刊：什么意义能上升到“革命”的高度？

　　金耀基：中国人现在虽然很多地方还不能发挥选举的力量，但已经可以用货币做出选择。这是了不起的，尽管你假如作为一个对孔子有研究的人，你可以说于丹讲孔子讲得水平低，但她讲的给大家带来了愉悦。很多人买了她的光碟和书，你可以问问他们为什么没有买刘德华、买麦当娜，而选择了讲孔子的文化消费品，这反映了我们现在中国中产阶级的文化认同，他们在用自己手里的钞票投票。

　　南都周刊：这比当年全国人民被规定学习几部“样板戏”，确实是了不起的进步。

　　金耀基：这个意义还不是革命性的么？过去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之间的较量有时候甚至是要靠政治力量来实现的，现在只要靠市场交换就能完成文化选择的过程，这对人的主体性的调动可了不得啊。现在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大概两三亿人，如果这个数字再持续扩大，就很了不起了。

“中国特色”本身不是一个问题
　　南都周刊：我想最初的时候改革开放是为了走出危机，并不很清晰地知道我们要去哪里，积累了一定的发展成果之后，我们又要开始思考，摸着石头过河了一段以后，我们要清楚未来我们究竟要向何处去。比如有人就曾讨论中国未来会不会搞成新加坡那种模式。

　　金耀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如果都能搞成新加坡那样就了不起了，事实上我看也不可能。前面我们讨论现代化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但现代化在几个维度上可能不是同步前进的。

　　南都周刊：在讨论现代化模式的时候，有一种说法也是常常听到的，就是“中国特色”。

　　金耀基：“中国特色”本身没有问题，这么大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特色呢。但我们一定要对人类文明的公理有基本的尊重，比如民主，知情权，表达自由，人的平等尊严……如果我们把这些本质的东西概括理解清楚以后，当然可以说民主其实并不一定只有一种表面的形式。

　　南都周刊：从经济开放到政治开放的转型中，台湾地区目前大概可以算是走在前面，不过也有人看到台湾吵吵闹闹，还有一些政客煽动族群问题操纵民意，觉得假如民主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小心，或者干脆还是不要搞民主算了。

　　金耀基：台湾的一些现象，这其实是一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然我们看到搞民主选举的国家也有搞得特别糟糕的例子，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总是复杂的，想一想不是市场也一样是有想操纵的力量么，打这么多广告，告诉你要去买什么东西，你很容易就被影响，但消费者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鉴别力的，就算受误导一时也总会吸取教训。我对中国大陆的进一步改革是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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