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2008017期封面

Tue, 08 Jul 2008 17:24:27 GMT

爱就完全了律法

Sat, 15 Dec 2007 15:45:08 GMT

王书亚

关于陪审团题材，电影史上有3部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口碑最好的是美国导演悉尼·卢曼特的《12怒汉》，1957年的柏林金熊奖。这一部对英美法系的英雄主义式的刻画，也是电影史上最精彩的群戏之一。12个陪审员，几乎所有镜头都在封闭狭小的房间内，充满舞台剧的张力。11人都认为被告罪名成立，亨利·方达却力挽狂澜，一一说服了整个陪审团。另一部不太为人所知，是法国导演安德烈·卡耶特的《裁判终结》，1950年的威尼斯金狮奖。法国二战后不久，开始采纳英美的陪审团制。影片以一个死刑案件，展现了这一司法改革的波澜。

我排第三的，是今年在威尼斯输给《色·戒》的这部《12怒汉》的翻拍版。翻拍而成经典，本身就很经典。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他的《毒太阳》曾是我最爱的影片之一。论表演，这部片子的群戏绝不亚于50年前的卢曼特。论节奏把握，起承转合，也分毫不差。但论导演的终极关怀与制度反思，却显然高出了卢曼特。卢曼特的格局，再好都是一部法庭戏，令人叹服的是丝丝入扣的证据和细节，在推理的激情下，现出法律的公义。但米哈尔科夫拍的，不是一部法律片。说得拗口点，他拍的是法律哲学与神学片。或者换个说法，米哈尔科夫变成了第二个基耶斯洛夫斯基。我脑子里的电影硬盘上，第一个友情链接，就是基氏的《十诫》和《红白蓝》。

一个车臣孤儿，被指控谋杀了收养他的俄罗斯军官。他俄语很差，拒绝在法庭上发言。有两个目击证人说看到了他的样子。12位陪审员因法院装修——就和我们一样，整个社会都在装修，被收走手机，带到附近学校的一间体育室。大家漫不经心，等着举手表决，回家吃饭的吃饭、约会的约会。但当11人同意被告有罪时，最后一个忽然说，“因为你们都同意，所以我不同意。”

就这一句话，整部电影从此离开了卢曼特的世界。这个家伙说，不能这么简单，我一旦同意，他就永远呆在监狱里出不来了。“永远。”他说，你们仔细想想这个词的意思。接着他又讲故事，又说比喻。故事关于他自己。当年婚姻失败，他开始酗酒，从早到晚，喝得连死都不怕了。但他说，“有一天我坐火车，醉醺醺、臭烘烘地在一群人中，看见对面坐着一个女人，领着一个5岁左右的小姑娘，小姑娘问妈妈，对面那个男人是不是疯了，我听见女人说，他没有疯，他只是非常非常难过。”他接着说，后来我和这个女人结了婚。现在我们的儿子4岁了。我本该死在阴沟里，但这个女人，她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一个人冷冰冰地说，你的故事很感人，但现在我们谈的是一个杀人犯。

于是他又说了一个比喻，你有没有买过西瓜？老板说又甜又脆，但你不能先切开，买回去发现不对，最多把它扔了。但我们谈的不是杀人，我们谈的是判决。

这个比喻至少对我很有用。因为这辈子买了几百个西瓜了，每回不想买切开的，都觉得很头疼。如果有人这辈子判了几百个人死刑，那他一定比我头疼多了。

这位异议分子说，我们再来一次秘密投票，如果你们11人仍都赞同，我就放弃了。我试着说服自己，原谅将对那个孩子所做的一切。结果第二轮投票，有人悄悄改变了意见。1：11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米哈尔科夫的精彩就在这里。他让每个陪审员都在辩论中说出自己的故事。关于俄罗斯与车臣的伤口，关于生命与时代变迁的紧张。他们一次次地接近了车臣孤儿的世界，也更接近了他们身处的时代，和自己的忧伤。

导演带着强烈的俄罗斯精神，也就是东正教的精神，来看待一个动荡与重建时代中的审判权。人凭什么审判人？法律凭什么宣判一个人在今生不可改变的结局？“永远”，这个词沉重得叫很多人不愿去想，但却成为那些从普通人中抽签出来的陪审员，必须去担当的角色。就是以“永远”的名义，给一个人的肉体盖棺定论。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

经过一天一夜，最后反过来，剩下一个人赞同。剧情再次陡转，他说，我一直知道这个孩子是无辜的。但他呆在监狱中显然比在外面更安全，也活得更长。如果我们把他送回外面，我们就在道德上有责任帮助他。这话把大家吓坏了，纷纷说自己很忙。有人气愤地说，我们决定后，剩下的就是政府的事。关我们什么事呢。

是啊，在制度的层面上或许不关；但在道德上，当一种制度把一个人的行为与另一个人的结局联系起来时，这个责任并不是可以全推给制度的。一个对自己审判的对象没有爱的人，却坐在审判者的位子上，这本身能否称之为犯罪呢？

我把12世纪的教会法思想家格兰西的话，当作对这部电影的回答。格兰西是“罗马法复兴”时代的先驱。基督曾说，“爱神和爱人”是一切诫命的总纲。格兰西以此来确定他对法律的理解。他说，“没有爱，信仰和正义都不能存在。”惟有爱，可以在公义和仁慈之间达到统一。就如《圣经》所说，“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俗常的看法，都把公义和爱对立起来。但格兰西的《圣经》法学观，给了世人一个极有启发的定义。他说，从爱来解释正义，“凡对灵魂的关切和拯救而言是必须的和有益的，在法律上就一定是正义的。”

最后，那位最初的异议者离开体育室前，一只鸟停在东正教著名的黑圣母画像前，他拿起来亲吻。对着小鸟，也对着俄罗斯说，“你想留下就留下，想飞走就飞走吧，你有自由，没有人可以替你选择。”

米哈尔科夫的片末词，再次以信仰之光来审视现代的法律观。银幕上这样写着，“律法是一个开始，但当那更高的、慈爱的律法被抛弃之后，我们要怎么办？”

夏国美　一个学者的艾滋立法实践

Sat, 15 Dec 2007 15:43:17 GMT

对艾滋病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研究和合理的制度设计，给决策者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而法律的制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上海

国内第一个由民间力量主导拟定的地方性艾滋病法规——《上海市艾滋病防治条例》（专家建议综合稿），递交给有关部门已经两年多了，至今音讯全无。

夏国美不知道这份耗费了她和几十位专家心血的建议稿现在落在哪里。“我们只是做了认为很重要的事情，结果并不取决于我们。”

夏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一名研究员，同时也是该院艾滋病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还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中国组顾问。

2005年，以她为首的一批专家在经历详细的调研、论证后，为上海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写出了4份专家建议稿。

夏国美将建议稿交给了上海的立法部门。相关部门说，4份太多了，操作起来不方便，合为1份吧。和专家反复讨论后，夏国美将四稿合为一稿。那时，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还没有出台。

现在，国家《艾滋病防治条例》实施近两年了，夏国美他们递上去的“建议稿”还不知道躺在哪里。

“或许我们的建议太超前，让立法者也很为难吧。”夏国美说。

个人的作用也只是杯水车薪

夏国美研究艾滋病有10多年的时间。她原本学医，是医院的骨干，但觉得“医生只能一个一个救人”，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她进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改行研究社会学。由于有从医经历，她将艾滋病、性病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第一次和艾滋病感染者接触，是在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一对夫妻，丈夫刚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妻子痛哭流涕。得知这个消息，他们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之后的遭遇，更让他们绝望——知道他们是艾滋病人，医生拒绝给他们看病！

为免遭白眼，丈夫开始离群索居。一次，不知情的侄儿请他去喝喜酒，结果整个席间，都由妻子给他夹菜，自己一筷子也没动过，怕“侄儿以后晓得了，会骂害人精”。

夏国美坐在那儿，静静地倾听，说到最后，那位妻子抱着她大哭：“从来没有这么放松地倾诉内心的痛苦！”

这次经历让夏国美很感慨：只是有人做了倾听者，就让患者那么感动，可见，这个群体是多么期盼被理解、被关爱！

这坚定了夏国美在艾滋病社会学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决心。

夏国美跑了很多地方。她发现，一些艾滋病患者在精神上痛苦之外，还在经济上陷入了彻底的贫困——一位农村患者卖血染上艾滋病，最后家徒四壁。夏国美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怯怯地提出：“能不能每月给20块钱，给孩子买点肉吃，两个孩子已经好久没吃过肉了！”

“刚开始时，我每次都会忍不住给这些痛苦的人一些钱，兜里有多少就掏多少。可是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明白，哪怕掏光身上所有的钱，个人的作用也只是杯水车薪。”

夏国美明白，对艾滋病这种社会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自己的研究，给决策者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去帮助更多的人，而法律的制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发起一项针对艾滋病政策法律改革的研究项目，夏国美成为三人专家小组的一员。此次研究让她了解到，中国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不利于艾滋病防治，要赶紧改变；再就是执行层面存在很多观念障碍，有必要专门制订一部系统的、独立的艾滋病防治法规。

那时候，夏国美不知道上海市政府已经准备起草《上海市艾滋病防治条例》。

专家之间的分歧

2004年，鉴于艾滋病的严峻形势，各地纷纷出台相应法规，上海市人大也将艾滋病立法纳入计划，成立了立法起草小组。和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草案初稿形成后要征询各学科专家的意见。

夏国美参加了那次征询会，可是两个小时的会议让她如鲠在喉——“一位官员竟然说，艾滋病要立法，那其他病是否也要立法啊。”那次会议后，她就知道很多人对艾滋病的认识太浅薄了，她想结合自己的研究项目，联系专家共同拿出一份艾滋病立法的民间建议稿。

她的提议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中国社科院的邱仁宗教授、华东政法学院的肖建国教授、上海政法学院的倪正茂教授、清华大学的李楯教授……专家一致认为，“民间版”建议稿，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

2004年，夏国美启动了一个“倾听不同人群声音”的项目，这在上海从来没有人做过。

夏国美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找寻娱乐场所的妈咪，让她们介绍“小姐”，以便接近这个人群。调研中，她和项目组的成员每次都会对访谈对象说，“希望在国家制定艾滋病政策的过程中，听见你们的声音。”

其他专家也在听取民间的声音，这里面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海洛因依赖者、男同性恋者和大学生、流动人口、民间组织等，为了将立法建立在更为重要的事实基础上，这些专家每类人群至少深度访谈3人以上，总人次过千。

听到那么多底层的声音之后，在研讨过程中，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包括艾滋病患者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首先就是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情况应否强制告知。

夏国美说，在这一点上，她倾向于不作强制规定，因为强制告知的可操作性低，不利于保障患者的隐私权，也容易让他们产生报复心理，无助于降低艾滋病的传播。

华东政法学院肖建国教授对此持不同看法。作为一名法律专家，他认为，当产生艾滋病传播危险时，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隐私权不能对抗“相关利害人”的知情权。“我们既要对艾滋病人给予关爱，保证他们的权利，同时也要保护更多的人，保护整个社会的利益。”

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则直言，华东政法学院建议稿第三十四条（居委会应当在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和对艾滋病病人的关怀活动）太可怕了！“把我的信息透露到居委会，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位感染者说。

在艾滋病故意传播这一行为的认定上，专家建议稿之间也有不同。

上海政法学院建议，“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行为使他人面临感染危险时，疾病控制机构可以发出书面警告，责令当事人停止不负责任的行为。”否则，疾控中心“可以请求公安机关对其进行隔离和拘留”。

华东政法学院的建议稿提出，“卫生防疫机构认为艾滋病病人或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从事的工作有传播、扩散艾滋病病毒危险的，应当通知其在1个月内调整工作岗位。逾期未调整的，卫生防疫机构应当通知其所在单位。”

夏国美说，当时，专家之间的分歧之多、之大，出乎她的意料。

夏国美承认专家们弄的“建议稿”有些“理想化”了，因为中国艾滋病防治的现实太复杂了，即便是国务院出台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也有许多遗憾之处。

“比如《条例》明确了对艾滋病病人不得歧视的原则，但什么是‘歧视’并没有明确，歧视行为也没有加以界定；《条例》明确‘有关组织’要在艾滋病防治当中承担相应责任，但并没有指出‘有关组织’是谁。”

“太模糊了，需要一个实施细则。”夏国美说。上海政法学院倪正茂教授也指出，《条例》明确提出不得歧视艾滋病患者，但现有法律中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性规定还有不少，如《警察法》规定艾滋病患者不能录用为警察，《公务员条例》规定艾滋病患者不能录用为公务员。

华南劳工NGO脸谱

Sat, 15 Dec 2007 15:43:16 GMT

有的人成立了维权组织，有的人采写维权报道，有的人成立了专门为工人打官司的律师事务所……同道者正慢慢多起来

特约记者一飞发自深圳

如果不是他们，肯定还有其他人。

在湖南老家承包农场失败的张治儒、四川阆中出来打工的廖晓峰、做了2年律师助理却没有拿到执业证的曾飞洋、刚毕业的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刘开明、重庆来的律师周立太……

十年前，他们和千百万的南下寻梦人一样，可能在某个车站、路边相遇，但互不相识。那个年代，拖欠工资，超时加班对打工者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但这些人心中都坚信一个常识：工人的权益不能侵犯。

后来，有的人成立了维权组织，有的人采写维权报道，有的人成立了专门为工人打官司的律师事务所……同道者慢慢多了起来，外来资金开始进入，新的机构又不断培育新人。

他们也由陌生而熟悉。他们所形成的劳工NGO（非政府组织）群体，也成为中国华南地区NGO迥异于其他地区环保、性别、生态等NGO类别的新型脸谱。

十年后，当时还是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已进入中年，身体微微发胖；中年人则更加壮实，有的甚至已头发斑白。

一个人的奋斗

33岁的张治儒是个湘西汉子，穿着一件老式旧西服，提着一个黑皮公文包。他在深圳龙岗吵杂的布吉公路边租了两层楼，下面一层办公，上面住着他、老婆、孩子和老母亲。老婆和母亲都不知道他们做什么，只知道他们帮人打官司挣钱。

张治儒有着传奇的经历，同事说他从事工人维权是命中注定。

14年前，他是家乡第一批闯荡南方的小伙子。先在惠州的一个石场做工，装雷管、搬石头，险些丧命，他逃跑了。然后在东莞的几个鞋厂打工，亲眼所见的几件事让他震惊。

1993年冬的一个早晨，全厂搞消防演习。有一些工人在宿舍没出来，经理——“当时我们称他为老虎”，让保安——“都是退伍军人”，把那些人抓出来，一字排开，20多人，用水龙头冲，冲了两三个小时，工人被冲倒了又爬起来，又被冲倒……

次年底，另一个厂里，一个工人因轻微地违反厂规，被保安活活打死。几个月后，这些保安又大摇大摆地回来上班。后来听说：罚了款了事。

他感觉工人的尊严被侮辱，因此想做点什么。团结起来才有力量！于是，他就开始了一个人的行动——组建工会。他找了当地工会主席，没想到管用。据说当时东莞市政府正在推动各区的工会建设，搞比赛。工会主席让他回厂先组织人员。那时还没有劳动法，他就印了几百份资料，发展了30多名成员。可是有一天“工会”出事了，有人在食堂以工会的名义写大字报，说不改善伙食就把食堂放把火烧掉。

厂里早已容不下他们了，这正好是借口。走时，老板对他说：你不是有本事吗？你自己开个厂去，搞个工会给我看看。

张治儒发誓：再也不进厂里打工。

回家后，他把他一直遥控指挥的一群农村热血青年组织起来——求村支书盖了公章，改名为互助会，承包农场，多的时候赚了1万多块，亏的时候亏了2万多。

张治儒搞工会失败的时候，廖晓峰在广州番禺的一家工厂当保安，曾飞洋还在华南师范大学读书，考虑着明年毕业后该干点什么。刘开明正在南京大学攻读他的文学博士。周立太则从重庆开县坐长途汽车来到了深圳龙岗，住在双龙旅店。

他们相遇

张治儒的互助组到1998年已经是惨淡经营，他还在老家收拾残局，工人维权组织却在南方露出了新芽。1998年，廖晓峰横空出世，这一年被称为“廖晓峰年”。

据媒体不多的报道：1993年，廖晓峰只身南下广州番禺，在几家公司当过保安。偶然的机会，他自学法律知识，帮老乡讨回了工伤赔偿。在朋友的帮助下，1998年8月1日，他在广州番禺成立“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以下称服务部），专门帮助工人用法律维权。

10多家中央、地方媒体跟进报道，他成为第一个敢向无良老板挑战、用法律武器维护打工者合法权益的英雄。

但这颗新星正升起时，又马上陨落了。廖晓峰走了，谁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直到今天，他也再没有在公众视野中出现过。

曾飞洋，华南师大政法系毕业两年的学生，正在一个律师所当助理，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廖晓峰的服务部。

他没有想到的是，廖晓峰不辞而别。他在迷茫和困惑中他挑起了大梁，成为服务部的总干事。一干就是9年，他从一个刚毕业不久的瘦弱小伙子变成了结实的中年人。曾飞洋是个实干、低调的人。平头、些许白发，衣着整齐、言谈不多是他给人的印象。番禺是他事业成长的地方，也是他找到爱情的地方，他有一个专门的QQ号，里面只有他老婆一个人，还有一个小灵通，只有他老婆知道号码。

9岁的服务部已经成熟了，像成熟的蒲公英一样，种子随风吹落，新的蒲公英便会起来了。来服务部实习、学习的人不少，他们有的已经成长为新的机构负责人，但服务部在NGO圈内网站上却几乎找不到任何信息。

2000年，张治儒收拾完老家的残局来到了深圳。他没有违背誓言，开过理发店，帮人送过货，就是不进工厂。可天有不测风云，2002年，他在送货途中受伤了，老板却不支付全部手术费。

张治儒不服气，他要告老板。找律师太贵，他就自学，天天往书店跑，看法律书籍，“不懂就打电话问律师，只能问一两个问题，多的律师不会说，我就给不同的律师打，每个电话问一两个问题。”

不过，张治儒的官司还是输了。但他发现，打官司不难。他就干脆专门帮工人打官司，并成立了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那年已经是2004年，他骄傲地以为自己的机构是中国第一个帮工人维权的组织。

这时候张治儒学会了用电脑，他在网上搜索“打工法律”，却发现番禺有一家机构比他更早。电话打过去，曾飞洋接的电话，张治儒就来到服务部——这家比自己的组织正规得多的机构参观学习。两个一直走在一条战线上的人认识了，回去后，张治儒的机构也越做越大。

周立太

1998年，廖晓峰走后，江湖传言：杨密云死了，廖晓峰跑了，我看你周立太还能撑多久？

杨密云是珠三角地区较早的一个专帮工人维权的名人，但却在一次车祸中遇难。周立太是这个圈子中一直撑到现在的一颗明星，他是重庆人。

周立太说话声音洪亮，抑扬顿挫，时而普通话，时而走调，又回到重庆话。几乎所有见过他的记者都知道他说话的特色：川骂迭起——“他妈的”、“格老子”。或许，在底层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生长久了，只有以最粗俗的语言才能表达心中的不满和愤怒。

这名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的人同样有着传奇的经历，他出身于贫苦的家庭，当过兵，回家种过地，在湖南砖厂做过工。

当年，他在农村放牛的时候都看法律书，当地人说他是神经病。这个“神经病人”却在而立之年，赶上全国首届律师资格考试，取得了律师资格证，成了当地一名不畏权势的名律师。

1994年，在深圳打完官司，买好了回程车票，准备离开双龙旅店。如果没有那天下午的一个传呼，他不会留在深圳。当天下午，龙岗区人民法院大鹏法庭庭长王会剑却给他打来传呼，让他代理一起四川资中老乡的工伤案。

一起接一起，他就在深圳留了下来，租了个房子，收留了很多残疾人，祝强是其中之一。到1997年，7名打工仔告赢社保局在深圳引起了轰动。

因为这是周立太第一次被深圳的媒体关注。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据他自己统计至今已有800多家媒体采访过他，他也被称为“农民工的保护神”。

报道也改变了采写的记者刘开明，他当时只是刚从南京大学毕业两年的博士，新闻从业经历只有半年。他偶然从一个法官那里得知有这么个律师，见到了周和10多个伤残工人，为当时的场面所震惊。他开始关注劳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刘开明后来离开了报社，他投身于劳工事业，并成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执行董事。相比于草根NGO，博士学历让他关注的视野更为广阔，他致力于推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从企业的角度推动工人的权益保障。

周立太后来也把给工人打官司变成了自己的事业。他在重庆成立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在深圳龙岗汽车站对面开设了分所。去年，他还受邀去美国参观访问。

新的种子

祝强是周立太的四川老乡，他的右手没有了。骑车时，他不得不把右肩膀前倾，这样才能让左手和右手臂同时扶住龙头。

为断手的事，他求助于周立太。为办新的机构，他求学于曾飞洋。

2000年，他在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周的故事，于是慕名找来，让周立太为他失去的右手讨公道。那时，他才到深圳几个月，那个厂也是他南下打工的第一厂。

祝强来了才发现，这里“同是天涯沦落人”，周立太租下这栋4层的楼房，楼上楼下住满了伤残农民工，他们在这里免费吃住，周立太代理他们的官司。

大伙没事看电视，祝强却闲不住，自学法律。在朋友介绍下，2002年，他来到曾飞洋的服务部学习。回去后，他和同样的工伤工友一起创办了一家新的机构：深圳志强信息咨询服务部。机构在深惠公路旁，附近是成片的工业区。祝强说，他们的活动不用张贴广告，厂里有他们的很多的志愿者，只要打几个电话就通知出去了。

在这里，祝强才找到了自我，“在这里，我是个人，该笑的时候笑，该哭的时候哭。在其他地方，人会变成机器，成了机器的零部件，总是被人安排。”他说，到死的那一天，他也不一定能看到劳工和残疾人的权利有根本改善，但他会坦然面对。

“从工人中来，到工人中去”是这些草根NGO人员的发展模式，这些受过伤、得到机构支持的工人往往更能认同机构的理念，在工作中也容易与工人拉近距离。

刘星（化名）是个帅小伙，两眼专注而有神。他曾经受过职业病的伤害，但身体完好，与祝强年龄相仿，也是“80后”，他们是维权组织中新兴的一代。刘星的机构隐藏在深圳的一个超大工业区边上。机构在一楼，门前摆放着一些关于工人权益的宣传板，里面一边是工人阅览区，一边零散地摆放着桌子。

刘星与祝强有类似的维权经历，他自学法律，自己打官司，讨赔偿。在治疗过程中认识了一个NGO的朋友，他介绍刘星到他那里工作，刘星在那里工作了2年后，就出来成立了现在的机构。他也在曾飞洋的机构实习过，但他不愿意自己和机构的名字被任何报道所提及。

相比老一代的维权人曾飞洋等，年轻人有更多困惑：资金不稳定，政府的政策难以琢磨，自己也在城市扎不下根，要提升，知识文化水平不够，回农村，于心不甘。

这些人员也并非都是怀着高尚的理想而来，帮工人维权也是他们的谋生手段。无论是老一代维权英雄，还是后起之秀，都有人既从基金会拿钱，又打着为工人维权的道德旗号乱收钱。

收费的人说：谁都收费，我们为什么不收？钱是用于机构发展，又不是自己吃了喝了。而坚持免费服务的人则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他们都处于本不应该的法律灰色地带，这些问题似乎永远也扯不清。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为什么没有厦门市民

Sat, 15 Dec 2007 15:31:54 GMT

黄广明

又到年末岁尾，各种各样的评选层出不穷，上上网，就有什么“十大法制人物”，“十大感动中国人物”，“十大房地产风云人物”……老实说，这些评选多充满着噱头或者铜臭，已经激不起笔者的兴趣，不过，当笔者瞥到一个“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时，还是驻目了——一是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感到今年的环保事件确实多；二是笔者近来有朝向环保主义者发展之趋势，在中国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国人越来越感到饮食呼吸的生存之忧，因此环境问题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不足为怪。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都有哪些候选人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笔者心里实际上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但点击开候选人的名单，心中的年度人物却并不在列，不免失望。

且让我们看看给出的24个候选人。其中包括新闻媒体记者，他们都做了一些环保方面的报道；也包括NGO的负责人和民间环保人士。这两个群体，作为绿色人物候选人是成立的，特别是后者，以NGO与个人姿态参与环保，他们缺乏公权力，也往往缺乏资金，更强调个体的牺牲精神和意志品质，相比记者群体而言，会有更多的付出（新闻报道毕竟是记者的本职工作）。比如永嘉绿色环保协会会长陈飞，自费走遍全国19个省市，提着菜篮子上长城、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到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地，向市民免费赠送9000余只竹篮，呼吁使用菜篮子，杜绝白色污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至于候选人中的几位企业家，就有些让人犯嘀咕了。比如剑南春董事长乔天明，其先进事迹是：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在公司快速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变废为宝，实现资源综合利用……不错，这些都值得鼓励，但是，局限于企业内部节能降耗的种种举措，我实在看不出有太大的发散性。

候选人中还有张艺谋、张纪中、冯小宁三位电影导演，大体事迹是，他们在拍电影时注重环保，不破坏环境，我想说，这是作为守法公民的基本素养，天下有无数工作时注意保护环境的公民，何以独独你们当了候选人？就因为你们名气大吗？还是说因为导演们拍片时破坏环境是常态，几位表现稍好一点，就要给戴上大红花了？

不过，以上这些位“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候选人，还不是让笔者感觉最离奇的，最离奇的是其中出现了三个党政官员或公务员群体。且看他们的先进事迹：某林区党委书记，几年来，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勇于做绿色GDP试点；某环保局长，创新建立了客请企业到环保局约谈制度。

这些，都是公务员、党政官员的本职工作，为何要当成评先进的理由？

其中尤值一提的是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也成了候选人——“作为国家主管环境影响评价的职能部门，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今年掀起了多次“环评风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07年1月10日，首次启用“区域限批”这一行政处罚手段，对河北唐山等4个行政区和大唐国际等4大电力集团的除循环经济类项目外的所有建设项目停止审批……”

首先，本次评选的主办单位中就有国家环保总局，而环评司作为环保总局下属的一个职能部门参与评选，违反了基本的程序正义；从实际表现来说，面对全国层出不穷的企业、工程污染事件，环评司乃至国家环保总局，究竟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还是更多的是失职，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24个候选人，清点一下，有八九个都是可以存疑的，我不禁怀疑在实际操作中，这次评选的价值观有没有活动本身宣扬的那么高尚。

末了，抖抖包袱，本人心中的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是——厦门市民，今夏自发组织反抗PX项目的厦门市民。他们面对自己生活的城市可能遭遇的环境危害，不畏权贵，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积极保卫美丽家园不受强势资本的破坏。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而公民意识，正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的基础。厦门市民的举动，也印证了德国学者约阿希姆·拉德卡在《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中指出的——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面对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为了个人或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肆意破坏环境的现象，许多人认为只有通过权力集中，诉诸国家乃至国际机构的统一行动，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其实，环境问题只有依赖生活于环境中的社区和当地居民以及利益相关人士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好。而高层管理机构借环境问题聚敛财富、把持权力，未必真正能解决问题，常常是做官样文章，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当可以从环境破坏者获得罚款，从资源使用者收取费用时，管理机构就或多或少地变成了环境破坏的共谋者了。因此，环境的历史历来都是权力运作的历史，它越是远离当地的实际问题就越容易陷入强权的控制。例如历史上国家以保护林业资源为借口，将传统上有权少量砍伐树木、拣拾树枝的农民赶出森林，不过是使得自己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成片砍伐森林而已。

南方人物周刊第104期封面和目录

Fri, 07 Dec 2007 22:59:18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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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
刊中人 
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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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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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 完成一半任务的人民币先生
给行长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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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照片可能错了
史蒂夫·福塞特追风而去
外圆内方陆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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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二车娜姆 我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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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国美　一个学者的艾滋立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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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世立  忽悠更多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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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  我的作品里没有火
贺延光  拍下就是永恒
吉登斯　指点欧洲的社会学家
朱伟　本土艺术很危险
1912年　痛苦的冠军科勒赫迈宁

后窗
在路上
搜声记
生活
星闻
书与人

专栏
电光倒影
史家经纬
绘本
逝者

叫瞎眼的得看见

Fri, 07 Dec 2007 22:56:23 GMT

叫瞎眼的得看见

王书亚

越揪心的电影，越不敢下笔。

我为一篇文字的祷告时间，越来越长。苦难有多长，祈求就该有多长。所以知识分子的罪过永远是写给人的太多，说给神的太少。《盲井》之后李杨以他的方式继续对一个瞎眼时代的记录。这次是被拐卖的四川女大学生，在一个封闭的陕西山村不断逃跑的故事。中午我问家里的钟点工，老家有没有被拐的？李阿姨是我同乡，她说村子里有3个，一个被卖到内蒙，因逃跑被挑断了脚筋。当年5岁的孩子已经15岁了，天天说长大了要挣钱，把妈妈接回来。

想起半年前李阿姨第一次来我家，她丈夫坚持要陪她上来，说别看这里人模人样，把你卖了都不知道。坐在沙发上，他嗫嚅着说，“你们知道……最近……山西的黑砖窑……”

原来黑砖窑离我生活最近的一刻，只有0.5米。李杨说，盲就一个字，我找不到一个更贴切的，来形容人心中的漆黑。

在某个意义上，李杨讲述的苦难，有当代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勇气，就是在“善良”这件事上，对于民粹主义的无情颠覆。和《盲井》一样，影片最震撼的冲击力，就是每一个在被拐卖的白雪梅眼里“禽兽不如”的乡民，都有一张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那样的脸。尤其那个和老伴一起把买来的姑娘按在床上，帮儿子黄德贵强奸的老父亲，真有一张最中国、最底层、最朴实，也在知识分子的自我投射中变成人性乌托邦的“最善良”的脸。

就如黑砖窑事件令人极震骇的，不是激发我们义愤的大多数“奴工”的遭遇，这“义愤”容易使人也自以为“义”起来。最震骇的，乃是一个悲凉透骨的提问，“50元人民币可以做什么？”

借用我的弟兄何当的回答：“在北京，50元可以买到：50根冰棍；25个煎饼果子；5张D5或者2.5张D9盗版影碟；一张话剧学生专场票；半条美特斯邦威牛仔裤；八分之一个2G内存的三星MP3；二十分之一瓶100ml雅诗兰黛特润修护露；一百分之一台宾得K100D数码单反相机；四千分之一辆07款雅阁2.0轿车；或者，一万分之一套北京郊区的普通住宅。”

但在黑砖窑的尽头：“你可以在十几小时的超量劳动之后，嫖一次跟你一样劳累不堪的小姑娘。”

李杨的《盲山》被公映，或许是第一次在银幕上刺破罪人对于人性乌托邦的想象，和对一个世俗的“他者”的道德偶像化。在最底层、最受压迫的大地深处，有一种人性的罪与盲，陷入普遍主义的光景。这光景无关乎阶级，无关乎身份，无关乎左右，也无关乎东方或西方，甚至也无关乎贫富：这个社会中最最弱势的一群被凌辱者，在他可以凌辱的人面前，是禽兽。

在一种西方式的左翼文化中，这是政治不正确的见解。若把古代以色列人的苦难与中国人的苦难比较，或许最大的不同，就是以色列人在灾祸中承认，“耶路撒冷城里，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当人性的乌托邦倒下，救赎的上帝就成为信心的惟一对象。而中国人无论受过什么苦，对人间的“义”之坍塌，也绝不认账。

影片的第二重颠覆指向文化传统。李杨选了中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当年老子讲学、孔子拜师的陕西周至县作拍摄地。当雪梅第一次逃跑，全村村民一起追赶的时候，黄德贵的表弟，正在学校教孩子们诵读《孔子拜师》的课文。这个后来欺骗了雪梅感情的伪君子，对她说，“你的学问比我们村的人都大。我叫黄德诚，道德的德，诚信的诚。”

影片的第三重颠覆指向国家权力。当收养猪费的乡干部来到黄家。被锁的雪梅在窗户后面呼喊“救救我”。干部说，你家的事我管不了，转头对黄德贵说出电影中叫人仰天长啸的一句台词，“拾掇媳妇，光说顶个球用。这就跟收费一样，必须上硬的。”电影给了我们一个封闭的处境，在古老文化的中心地带，家与国，在罪的结构中呈现出一种隐秘关系。最后警察穿着制服来，也救不了人；第二次便装来，被全村围追堵截，把孩子留下，把母亲扔进面包车，落荒而走。被拐卖的意思，就是被裭夺了一切可识别的人的logo，身份证，公民权，血缘，知识，财富，等等。当这一切被拿走的时候，人的尊严如何继续成立？

村里其他被拐卖的老乡，来劝雪梅。一个说，生了孩子，就不同了，你只能忍。一个说，活着真没意思。在我看来，影片的第四重颠覆，也许不是李杨的本意，就是对处境的颠覆。电影以描写极端的处境来颠覆处境的意义：如果人的灵魂与尊严，是被处境决定的，那么彻底翻转你的处境后，你活着还有没有意思？假设我们真要一辈子活在某种制度下，真要一辈子被关在大山里，电影怎么拍，人要怎么活？

可惜李杨没有继续追问，他还是将肉身的“逃亡”当作对生命意义的挣扎和塑造。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和存在主义的格调。处境真的太尖锐，使人在抵达灵魂真相的途上忍不住折回。但在第四重的颠覆上，你无法回避这个逻辑，宇宙人生若有确定价值，这价值就必带给人信心，说人的灵魂，在任何处境下都有尊严和自由。宇宙人生若没有这一确定性，离开影院人就恍惚了，我走在都市的繁华中，因着无数的logo而被识别；那我的意义，是否也只是一种可被褫夺的logo。

当黄母跪在怀孕的雪梅面前说“黄家永远感谢你”，你想黄家是什么呢，原来每个人都活在他的意识形态里。“黄家”就如“国家”，不过是另一个logo罢了。

一个人在他的处境里被褫夺得最彻底的，是十字架上，连里衣和外衣都被分了的那一位。但他却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就是灵魂胜过处境，恩典高于意志。

审判红色高棉迟来的正义

Fri, 07 Dec 2007 22:55:20 GMT

柬埔寨人正在与时间赛跑，以进行一场迟到了三十多年的正义审判

于英红

11月20日，由联合国和柬埔寨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开庭，此前已有五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被收押候审，并被以反人类罪起诉。尽管首次开审的只是柬版盖世太保、S-21监狱负责人康克由的保释申请，尽管法庭在技术和政治问题上还存在很多争议，但对柬埔寨人而言，这场迟到了三十多年的正义审判实在不能再耽搁了，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才赶得上耄耋之年的被审判者们奔往坟墓的速度。

三十多年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为了实现其构建的乌托邦式革命理想国，强行将举国民众拉上了战车，硬是在佛教盛行的柬埔寨，通过大屠杀、饥饿和过度劳动等暴力和非暴力的虐民政策，缔造了一个人间炼狱。

尽管大屠杀纪念馆和遍布全国的两万多个群体性坟冢是其血债累累的铁证，但是因为红色高棉极其隐秘的施政政策、执政期间国家的闭关锁国以及其寿命的过于短暂，这段血腥的历史没有系统的档案，使后人只能通过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新政府整理公布的资料来还原历史。

和人类所有的灭绝运动一样，红色高棉的罪孽也是从冠冕堂皇的社会运动起步的。早在柬埔寨还处在法国殖民统治中时，红色高棉领导人已经在酝酿这场运动了。当时在法国留学的波尔布特结识了乔森潘、谢农和英萨利等人，受反殖民情结和法国左翼思潮驱动，他们开始筹划革命理想。从事无线电专业学习的乔森潘在1959年苦心孤诣出一篇论文声称要用农业集体化社会终结传统的封建主义和阶级结构。

1975年红色高棉在成功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实现了夺权之后，迅速开始了革命试验。4月17日，革命军进入首都金边后马上推行“反对吃闲饭运动”，军队恐吓市民说美军轰炸在即，市民必须立刻启程到农村避难，三天后方可回家。而如此大规模的迁移事先没有任何物质准备，随后货币和商品买卖被废止，于是金边人随身携带的货币只能充作手纸。有“东方巴黎”美誉的金边一天之内成了空城。实际上这是一个清洗城市的阴谋，也是缔造纯洁的农业社会的开始。在他们的政治构想中，城市是滋生资本主义的罪恶之地，而“金边就是湄公河的妓女”，要构建理想社会，所有国民必须在农村劳作。

随后，红色高棉实行与过去一切决裂的政策，不但纪元从元年开始，还废除宗教、医院、学校、法律、货币、邮电通信甚至家庭，连基本的以物易物也被禁止，在农村合作社里，人们的衣食住行甚至家庭生活都被组织安排得“井然有序”。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农民对资产阶级市民的专政，红色高棉建立了一套类似南亚种姓制度的社会管理体制，把从城市迁移到农村的市民划为“4月17日人”，是被改造者。而丛林根据地地区的农民被划作“旧人”，是改造者，由后者实施对前者的监督教育。但后者的权利也只是精神上的，在组织的恢恢天网中，他们同样要忍受过度劳作和饥饿的折磨，他们同样对自己所有的一切没有话语权。

以飓风般的速度安顿好市民后，红色高棉立刻着手改造旧政府官员、军人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僧侣，他们认为，这批人是新社会的毒瘤，且不易改造，必须从肉体上予以清除。红色高棉在全国建立了严密的监视网，宣称“革命组织有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依靠监视网和军队，进行了大规模清洗，连戴眼镜的人都被当作旧知识分子杀掉。最后全国只剩下不到10个包括医生、技术工人在内的专业人才。1976年，当潜在的敌人先后被以肉体和精神方式改造成功后，波尔布特将目标转向党内，他说“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急需治疗，于是大批党内人员被血腥清洗。为适应波尔布特的定期搜索细菌计划，康克由麾下的“奥斯威辛”S-21监狱在红色高棉执政期间一直高速运转，被抓到这里的人都要被送至杀人场。

红色高棉的革命试验换来的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倒退，尤其是以生产大米为基调的农业国建设使物产丰饶的柬埔寨竟然满足不了公众的温饱，饥饿、过度劳作造成了大量百姓的死亡。长期以来，该时期的死亡人数统计一直争议很大，波尔布特临死前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是80万，洪森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是70万，而目前估算最高的是200多万，耶鲁大学大屠杀研究项目在对红色高棉执政前后人口统计以及执政前连年内战造成的伤亡和生老病死等因素进行谨慎的研究后，认为死亡人数当在170万左右，占该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

制造如此国难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却依然在创造庄严的名字掩盖自己的罪恶，波尔布特临终前还认为自己“只是要斗争，不是要杀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乔森潘在被捕前还出版了自传，极力为波尔布特等人辩解，声称他们是在寻求社会正义。

刘震云---谁同我结伴去汴梁

Fri, 07 Dec 2007 22:47:41 GMT

一般的清高的人都是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是拿工资的。这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你说一个钉鞋的，他能因为这个鞋匠的职业拿工资吗？他是靠钉一个鞋拿一个钱来养家糊口的

本刊记者徐梅发自北京

依照导演冯小刚的回忆，多年之前，王朔在颐和园第一次与刘震云见面。刘震云带来一个10集的电视剧剧本——《一地鸡毛》。

刘走后，王朔一个下午都关在房间里看剧本，夕阳将下，王朔走进冯小刚的房间，把本子扔在桌上，幽幽地说了一句，“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

多年后，刘震云坐在记者面前，听这个段子，笑得含蓄，他说，“如果王朔真这么说过，我愿意说，在用汉语写作的人当中，对我构成最大威胁的人是王朔。”

这个青年时代写过《塔铺》、《新兵连》、《单位》、《官场》、《一地鸡毛》等中短篇的小说家，迈入中年后，拿出了《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3部长篇。

与影视圈的牵手，使他近些年来的身份更加复杂了一些，他和冯小刚、王朔，一度被称为影视圈“铁三角”，冯小刚也毫不讳言，“有两位‘爷’托着我，一个是王朔老师，另一个就是刘震云老师。我是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来完善我的电影。”

与冯小刚合作推出了《一地鸡毛》、《手机》之后，传说中的《温故一九四二》也将在明年年底正式开机。

再度合作之前，两人为今年的贺岁档各自忙活，冯小刚拿出了《集结号》，刘震云则担纲制片人和编剧，年底推出电影《我叫刘跃进》，成为中影集团打造的“中国作家电影”的第一炮。

会钉皮鞋，又会嘣爆米花，

有什么不好

对于刘震云的跨界，业界各有说法。“一个写小说的，没事儿老往影视圈扎，隔三岔五还在电影上露一小脸儿，别人就觉得你这人不踏实。”他笑呵呵地说，“客串个电影有什么呢？出席个活动，参加个新闻发布会又有什么呢？这就跟去菜市场买菜，小贩说，‘大哥，麻烦您给递个秤。’捎带手的事儿，怎么就掉了你的价儿了呢？”

他很爱拿自己的农民出身说事儿，喜欢拿祖辈的乡野生活经验作为现实参照。

“我生长在河南一个特别小的村庄，庄子叫老庄，这个名字是我外祖父取的，挺有意味的。这是一块盐碱地，维持生计的惟一办法就是熬盐，拿盐去换粮食。我外祖父跟人家不一样，他不仅熬盐，还熬碱，他推着车去卖，他吆喝‘老刘家的盐来了’，同时也吆喝‘老刘家的碱来了’，熬碱没耽误熬盐，熬盐没耽误熬碱。”

他把写小说比作“一门手艺”，“一个人不看小说，不看电影，他死不了，别觉得这事儿有多大。”既是门手艺，则艺不压身，“你会打狗也会撵鸡、会吹笙又会敲梆子、会钉皮鞋，也会嘣爆米花，这都不是坏事。”

短篇小说《塔铺》发表于1987年，这篇小说为他赢得了1987—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现在看，这个作品不见得写得有多么好。”它的真正价值，在于让他“第一次通过写作，找到了自己跟世界之间的各式各样的关系”。

在此之前，他有相当长的痛苦期，“80年代，老一辈作家关心的事儿是改革，中国向何处去，人民的疾苦，历史的反思。”年轻人学着前辈去思考，一支笔沉重得提不起来，“我每天发愁怎么改革，怎么反思，怎么思考历史的出路，最后写着写着写烦了，觉得要是文学这么写的话，对于我真是没有任何乐趣。”

《塔铺》里他放弃了对这些大命题的追问，他写了很多小时候刻在心里的感触和记忆，比如乡间暮色如何升起，比如乡间女子粗壮的身体和脸上细长的绒毛。

打开自己与世界的认知通道之后，写作变得轻松愉快起来，《一地鸡毛》、《官人》等作品喷薄而出，为他赢得了“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家”的大帽子。

1999年，他推出长篇力作——200万字巨著《故乡面和花朵》，这个大部头花了他8年时间。

他对写作环境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很多作品都是在《农民日报》的办公室里写成的。

干嘛不写《一地鸭毛》呢？

自己写得愉快并不等于读者买账，《故乡面和花朵》推出后，曾有人戏言，全中国有耐力看完这部小说的人不会超过10个，真正能看懂的不会超过3个。

朋友也找他谈，“好好的，写这些干嘛，就照着《一地鸡毛》的路子写下去，不是挺好的嘛！整什么妖蛾子啊！”

“《故乡面和花朵》和我以前的作品非常不一样。过去的写作，像《一地鸡毛》、《故乡天下黄花》、《温故一九四二》等，主要是现实世界打到心上，从心里的一面镜子折射出来的一种情感，《故乡面和花朵》完全不同。当我过了30岁之后，我就特别向往一种非经验的广阔和深厚。”

他笑起来，说也不是不想接着《一地鸡毛》，再写一篇《一地鸭毛》，“问题是我已经离开了写《一地鸡毛》的状态，往前走着走着，走到另外一条路上了。而读者的心态好像是去火车站接人，总想见到熟悉面孔，对陌生人有种本能的抗拒。”

他说，自己是不在乎外界评价的，“我一路都是在非议中走过来的。”

《一地鸡毛》刚发表的时候，有老作家当面批评，“你这是小说吗？小说能这么写吗？没有任何结构，没有任何冲突，也没有起承转合，这完全就是小林（小说主人公）一家的生活流水账。”

“小人物，大感觉”是刘震云自己总结的作品的基调，冯小刚在《我把青春献给你》一书中，记录了刘震云对自己作品的捍卫。

《一地鸡毛》投拍前，刘震云找到冯小刚，对他说，“我写的不是凡人小事。写的是凡人大事。如果拍出来仅仅表现的是凡人小事，那我认为可以不拍。话说回来，凡人无小事。泛泛地说，苏联解体、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埃塞俄比亚的大饥荒、柏林墙的推倒，这些都是被公认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事。而孩子的入托问题、涨工资评职称的问题、分房子的问题，包括发生在‘八部七局六处’里的琐琐碎碎的事情，则被公认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小事。但这些小事放到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你可以问问走在街上的人，对他个人来说，是分房子、涨工资这件事大，还是苏联解体的事大？我想答案一定是前者。”　　

1年后，走哪儿被夸到哪儿，“写得好啊，哐，给我扣一顶新写实主义大帽子。”

“虱子多了不怕咬，我被人说惯了，无所谓了。”采访那天他穿件中式黑袄，他把手袖起来，说自己这些年生生从一个老实听话的农村孩子变得逆反了，“别人都说好的事儿我还不乐意干呢，别人都说这事儿不成，你别去，我还偏去了！”

结伴去汴梁

30岁之后，刘震云说自己再没有了写作的焦灼和紧张感，与自己笔下的人物个个知心，写起来再不拧巴拘束。

“我常拿结伴去汴梁打比方，也许本来就是亲人，在这个路口相遇了，‘大哥，哪里去？’原来都是去汴梁。吸烟说话，又投脾气，于是结伴而行。走着走着，更熟了，开始说些各自的烦恼和压在心底的话。到了汴梁，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揖手而别。过了多少年，再相互想起，那人兴许磕着烟袋想，‘老刘也不知怎么样了？’”

因为要写的恰是那个阶段的精神同路人，所以这故事讲起来就轻快，“如果整天憋着，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肯定拧巴。”

厨子“刘跃进”是他最新的同伴，“一个河南厨子，做胡辣汤和羊肉烩面。”当烩面厨子是他小时候的梦想，刘跃进这个名字则是从他表哥那儿挪用过来的。

“刘跃进丢了个包，包里装着他的全部财产。刘跃进找包时，又捡到一只包，包里有一个U盘，牵涉到另一个生活圈的几条人命，故事由此开始。这厨子本来是一只羊，在羊群里遇到点倒霉事，无意中闯到狼群里；狼该吃羊啊，万没想到，因为这只羊的出现，几头狼自杀了。”

他笑得狡黠，说这故事跟《手机》比更带劲儿，“手机是慢车，刘跃进是快车，还是D字头的。”

对于自己的“刘氏幽默”，他极有信心，“只追求哄堂大笑不是喜剧，真正的喜剧存在于生活的涡流中，甚至蕴藏于悲剧中。举个例子，去年最大的喜剧是什么？是绞死萨达姆兄弟。绞死萨达姆时弄得他满脸是血，全世界人都看不下去，大家就开始讨论绞死他弟弟易卜拉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结果情况更惨，后来给出的解释是由于没计算好绳子粗细与他体重的比例。这件事情是很荒诞可笑的。”刘震云表示，影片《我叫刘跃进》表现的正是一个人要尽力掌控自己无法掌控的事物的尴尬状态。

他颇自得地将自己归为幽默的第四阶段，“我说的时候你也没笑，出门也没笑，回家还没笑，过了好长时间，偶尔想起来，你脸上也还没笑，但是你心里笑了，叫会心一笑，就是这个。”

我对清高有种本能的怀疑

人物周刊：你在《农民日报》工作的时间长吗？什么时候成为自由作家的？

刘震云：我现在关系还在《农民日报》，不在那里拿工资，但是档案一直放在那里，我现在还是挂名的编委呢。每年报社到下面去征订，他们拉我去充门面，当“三陪”，我都去的，大家关系处得很好。

人物周刊：跟你聊天挺逗的，写的是凡人俗事，你本人也不像有些作家那样清高。

刘震云：你很清高，你义正辞严，可以，但你首先得从自身做起。一般的清高的人都是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是拿工资的。这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你说一个钉鞋的，他能因为这个鞋匠的职业拿工资吗？他是靠钉一个鞋拿一个钱来养家糊口的。

那些清高的作家首先应该向我学习，我没有拿过纳税人一分钱，我是一个自由作者，我的钱来自稿费，并且稿费一到我就赶紧交税，我是自食其力的人。

人物周刊：写作上你追求怎样的境界？

刘震云：当一个人还在把事儿往深刻里说的时候，就证明他还没有达到深刻的阶段。真正达到深刻境界的人，就开始把话往家长里短说了。就好像一个人从来没有登过这个山顶，他肯定老是说这个山顶无比美妙，什么什么特别好看，咱俩啥时候去吧。但是真正登过山顶，站在山顶的人，他开始说山下的鸡鸣和炊烟了。

人物周刊：在人们印象中，作家去写剧本，会把手“写坏”，你是怎么想的？

刘震云：我怎么觉得我把手写好了呢？如果是表现吃饭这么一个细节，电影关心的是上到桌上的一盘菜，色、香、味俱全，而小说关心的是厨房里操作的过程，剥葱剥蒜，菜下到油锅里，腾出的火苗和“滋啦”的声音。

小说的节奏很犹豫，电影的态度很坚决。写小说的人写剧本，会给电影的结构、节奏、情节、细节带来深厚的动因；写过剧本的人再回头写小说，会给小说带来节奏和情节上的坚硬和爆发力。

人物周刊：这一两年大家比较关注的作家，无论余华还是王朔，他们新的作品拿出来之后，好像跟大家的期待和想象都有差距，你怎么看？

刘震云：这个困难摆在所有人面前，我想他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所有朋友、读者就像到车站接人一样，都希望接到熟悉的朋友，对陌生人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但是对于写作者本人来讲，他总是希望下一个自己跟上一个自己是不一样的。如果一再重复，你对写作慢慢会失去乐趣。

少年杀母事件调查

Fri, 07 Dec 2007 22:40:40 GMT

实习记者林珊珊本刊记者尼克蒋志高

一

张明明决定杀掉他的父母。

这个想法在他脑中盘旋了差不多两个月。

“我想，只有杀了我的父母，才能让我多年积累的仇恨得到释放，让我真正地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

1991年11月25日，陈菊生下了他；2007年6月12日，他将陈菊打晕、掐死，然后割喉。

其间，陈菊打开大门惨叫一声，但门很快又被关上。那就像荒林里一声绝望的鸦叫，一切又恢复了寂静。

这幽暗的小巷的深处，有一个拐角，几栋四层高的楼房围成一口天井，张明明的家在这儿。抬起头，天空依旧是一条狭长的线，被错综复杂的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一米多宽的小巷两边房门紧闭，垂吊的女人内衣透着湿气，牛仔裤则似乎长年挂在一边，一动也不动。还有一个个小口子，连接更小的巷子，有时候，一个安静的小孩跟着一个女人拐进去，或者，一个谢顶的中年矮男人藏在巷里，睁大眼睛瞪着过往行人。声音从远处隐约传来，光亮在100米外的巷口。

那天下午，父亲张柱良就从这个巷口逃了出来。

二

“今天是个好日子……”在广州一家嘈杂的手机卖场，劣质的音响播出的音乐就像是暴发户在大声说话。

张柱良抽着红双喜，手微微地颤抖，烟雾轻轻袅袅悬浮着空中，他的目光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数十年后，有一天，我们也会经受这样的疑问，你收获了什么。张柱良的答案是：赚钱。

1994年的春天，我只身来到广州。想象中的广州很繁华，但不是那么回事。站前路那家大酒店当时还只是一个大土堆。下了火车，我看见到处是赛马的宣传，涌动的人头。我挤在人群中寻找大哥张光荣，来之前，他对我说，下了车说找河北老张，他们都认识我。可当时大哥在花都。当晚我睡在韶关大厦下面的广场，半夜一拳头打在我胸口，我惊醒过来，丢开旅行包逃走了。接下来的两天，我在车站晃来晃去，检查人员盯着你，你吐口痰，丢一片纸屑，就跑过来，罚款十元。我仅有的四十块钱很快被罚光了。我只能帮人提提行李，两三天就混过去了。

我跟随大哥卖黄牛票。那时火车站的生意真好，天天都像春运。那些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到了窗口，售票员就说没票了。我们就凑上去问，老乡，去哪的，帮你买票。我们很容易拿到票，他们售票的每天回家两个口袋满满全是钱。仅做了两三个月，我就做不下去了，我总问到便衣，而且，骗人这事我干不漂亮。当然，最无耻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敲诈的。他们夺过旅客捏在手里的票，“给我一百块，不然把它撕了。”

接下来将近十年，我几乎都在当保安，跟过服装场、酒吧、夜总会、地下赌场……

1996年，你知道，到处都是歌舞厅。那时我在沿江路一家歌舞场当保安，圣诞节那晚，门票200块钱一张，等着跳舞的人排着长队挤在阳台上。那一年前后，我认识一群流氓。我们四五十人自称河北帮，帮人看场、收债和打架。老大一叫集合，我们就抡起水管、排骨刀，涌上去往人家背上胳膊上乱砍。有吃有住有玩，我们都很乐意。我们被抓进派出所无数次，又放出来。

当时，大哥承包了几家酒店的洗碗活，几十个工人都是去火车站找的那些没饭吃无家归的人，提供吃住，一个月350元，大哥每人赚上一百。老李是这些流浪儿中的一个，后来他结识了赌场总经理，就介绍我去当保安。老李后来失踪了，那时我就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不长久的。

那是1997年，一个地下赌场每天赚上十几万。只要我站在那里，就会忍不住想赌。结果工资刚发，一眨眼就输光了。一想到该寄钱回家，我就特别紧张。到了年末，赌场闻风警方要大规模打击地下赌场。我们就自行解散了。

1998年，我在一家楼盘终于当上正规的保安，到了2001年，还混上了保安队长。可是，不久，开发商与物业分家。我又失业了。

我重新回到赌场，这下赌场都是先进玩法了，最主要的是玩老虎机，还有一些黑网吧。一次警察来检查，我们立刻赶走所有的少年，但还有一个少年玩得入迷怎么也不肯走，就被我们打了。再后来，他的妈妈闯进来了，操起凳子往电脑砸过去，我就骂她：“是你儿子自己要来的。我们又没强迫他。”

2003年，我开始和老婆在广州卖烧烤，到了2004年，老婆说儿子也大了，让他来帮忙吧。于是，我们一家三口住在瑶台，相依为命，靠卖烧烤为生。

三

这是瑶台，离广州火车站不远的城中村。一座不夜城，夜幕降临，它的黎明刚刚开始。浓烈辣椒味混着啪啪炒菜声弥漫在小巷里。夜晚九点钟，才起床不久的张柱良踩着他的黑色28吋自行车出发了。

车后架上躺着一个泡沫箱，里面堆着鸡翼、鸡腿、羊肉串、秋刀鱼……盒盖上倒扣着两张小凳子，茄子、菲菜陷在里头。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儿子张明明，骑一辆26式自行车。8点半，他准时从网吧归来，把一张沾满油污的长方形小桌子，烧烤炉紧紧绑在车架上。此时，陈菊刚刚上了香求完平安，关上灯，锁好门窗，也出门了。

张柱良经过一个小店，几个外省大娘在看电视扯家常，店主是一个穿着睡衣的微胖男人，几个小女孩呱呱地吵。往下走一点，有一个公用电话店。窄小的店面里，散散落落地在墙边摆着几部电话。

这一家人在三元里一带卖烧烤，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晚上九点钟出档，凌晨三四点收档，然后睡觉。中午醒来，切肉、洗菜、调料、串羊肉串。晚上再睡上两个小时，又出档了，日复一日，如今是第五个年头了。

这一天是2007年6月11日，只是时间洪流中一个不起眼的小日子，却足以拒绝这个家庭继续前行。

四

张柱良往左拐出小巷。这条街总是这么热闹。穿开档裤的小男孩在路中间嗑瓜子，鼻涕滴答、懵懂地看着你，中年男人围成一桌桌喝酒、搓麻将，小摊贩的玉米、番薯散发出热腾腾的香气，手机店里各种音乐混杂着人声车声孩子的哭闹声鼓捣着人们的耳朵。

在路的尽头他向右拐，那是一条阴暗狭小的路，只能推着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这条街还很安静，到五点半，每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个站街女。

有时她们抓住他的手，“要不要？”他骂道，“每天都看见我经过，还抓！”他厌恶地甩开手。

可有时，他也心生同情。一天中午，他在街上乱逛，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穿着短裤，黑色男装背心，呆呆地站在前面。突然，她大喊大叫，闯进档口，拉住一个男人的衣角，哭喊着：“爸爸，别不理我！”那男人用力地踢开她，她又闯进另一家铺面，又被狠狠地踢在街上。他看着她，真想把她送到派出所。但很快，他打消了这种念头。这些人都认识他，很多双眼睛盯着他。他只是想着，这个倔强的女孩子，一定是想不开，受不了，被生活逼疯了。

要是软弱一点的，就屈服了，不久后还会招来同乡姐妹。她们或许在火车站流浪，或许是离家出走的，被骗到一个地方，卖淫。在这个街头，他撞见过七八个神经错乱的小姑娘，有的乱跑乱叫，有的痴呆地望着天。此后，便永远地消失了。

眼下，这条路成了一个小经济地带，人们在这卖手机、食物、性用品、药品。

几分钟后，一家人挤出瑶台村，来到广园西路。一条宽阔的街道就在脚下延伸了，到处都是汽车，高架桥上的疾驰而过，地上的拥挤混乱。

五

他们横穿过车流。沿着三元里大道一路上坡。沿途都是崭新的酒店及贸易公司，招牌上有各种语言，英文、俄文、阿拉伯文都有。

一段长长的上坡路。张柱良吃力地踩着。他忍不住想，这满大街的人谁看得起我呢？

这天中午，他穿着粘乎乎的大裤头，趿拉着拖鞋，两手满满提着肉和菜从市场回来，朝一个30多岁的男人点点头。那个男人头发齐整，皮鞋锃亮，礼节性地点完头又和周围的朋友谈笑风生。

他决定，别再和他打招呼了，显得自己多卑微。他想，那男人一定轻声地说，他是卖烧烤的。“卖烧烤的！卖烧烤的！”十年前，这男人和他一样，也只是广州一家夜总会的小保安，他们一同打架，没准还打过他，如今，人家漂漂亮亮地成了个悠闲的地头蛇。

他被这男人刺痛了，但他不停告诉自己，不能停！不能停！

2003年以前，他不过一个穷光蛋，倒霉鬼。一做生意就亏得血本无归。

在河南老家，他卖过卤猪，每天把生猪肉一千斤一千斤地运回家，卤完后再运到50公里外的安阳市区去贩卖。不幸的是，来了个五号病，没人敢吃猪肉了。猪肉堆在家里让人发愁。再后来，看到别人倒卖棉花发了财，家乡盛产棉花，他也就偷偷地收购一些拿去卖。朋友开着改装摩托车，他坐在一车软软的二级棉花上，喜滋滋地想着赚上一千块。可到了隔壁镇的工商局门口，爆胎了。他跑回家来拿轮胎，回去时，车子被工商所带走了，他们开了四级鉴定，低价收购了这一车棉花。后来，他横着胆再干一回，结果又让邻县的工商局给抓了。

他妈妈说，会做生意才算男人。现在，他卖烧烤，每晚能赚几百块，他成了五兄弟中最有钱的那个。2004年，张柱良母亲得了食道癌得动手术，几兄弟中他出钱最多。

多亏了这小生意，家里才建了楼房，那是给张明明娶老婆用的。在河南老家，结婚总是那么早。张柱良和陈菊结婚时，才20岁。

坚持，坚持，再过上两年，他将做爷爷，老婆将做奶奶，终于享清福了。陈菊总说，你不会赚钱，随便再找一个都比你强。他笑着说，有了钱，就不要你了。有时，他也会哄着她，年轻时总得吃苦，等儿子大了，做了奶奶，就可以享福了。

他告诉自己，他是一家之主，他要在前面领跑，其他人要跟着他跑。

张明明呆呆地骑着车跟在父亲后面。他盼着下雨，下雨就不用开档了。去年，他总是找比他大两岁的老乡，同是卖烧烤的周周一块玩。有一次出去摆摊前天色忽然变暗，大雨将至。张良柱踩上车了，他却往相反的方向找老地方上网。到了烧烤点，张柱良发现儿子没跟上来，立刻打了电话给周周。

“明明在你那吗？”

“没呢，叔叔，快下雨了，今天就别摆了吧。”

“不用骗我了，他一定在你那里。”

周周只得把电话给了明明。

“你马上给我过来，我是一家之主，我说了算。”

他嗯了一声，挂了电话，踩上车走了。

六

“从我被妈妈带到广州那天起，我仿佛就于（与）世隔离了。”

2004年9月，张明明在河南老家读完4年级，陈菊决定将他带到广州。

临走前，张明明拖着堂妹静静的手说：“过去的明明已经死了，现在的明明已经不是以前的明明了。”

在前一年，他也来过广州，在广州金泉学校念4年级，这是一家外来工子弟学校，一个学期的学费大约是1200元。

有时，张柱良看到他浑身淤青，问他，总说是摔伤的。“为什么身体前后都有伤呢？”他不说话了。

至今为止，也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学年以后，他对母亲说想回河南了，他离开了金泉学校。今天再去那里，找不到他的档案，找不到他的照片，找不到认识他的老师，和他生命有关的痕迹都没有了。

他似乎只有网络了。

在广州的现实中，他没有朋友。从前有过，在金泉学校他有个要好的哥们，打架都在一块。那时明明被欺负了，他就帮他。哥们上了初中，他俩也失去了联系。

他有个网络好友叫小白，他叫她姐姐。

他对她说：“我很闷，我没有朋友，也不会讲话。”

下午六点到八点半是他的上网时间，“可是，爸爸妈妈却不允许我去上网，让我用上网的时间多睡会。我觉得这是在禁止我的自游（由）”。

“广州很繁华，但我很孤独。”

七

张明明跟着父亲往前骑，将瑶台抛在身后。旁边的瑶池酒店依然霓虹闪烁，漂亮的服务员在门口排成两排长长的队伍，每有客人进入，就齐刷刷地弯腰鞠躬。

去年五一，张明明看见一个比这个更高级的酒店，门口贴着招聘启事，上面写着招一名经理和几名服务员。那时他陪最要好的堂哥阿强在广州找工作，他拉着堂哥凑上去，指着第一行：

“哥，赶明儿我去面试总经理。”

“就凭你？你啥也不会，凭啥去当总经理。”

“就凭我的智商，过几天当给你看。”

来广州之前，阿强想象这个城市漂亮，干净，就像电视里演的一样。要在这谋上一份工作就好了。中午下了火车，他跟随着叔叔张柱良，一路来到瑶台。第一次走进这条小巷时，他就想，我再也不要走这条街了。穿过几条阴暗的小巷，阿强来到叔叔的家。张明明还在房间里睡觉，阿强敲敲房门，是表弟小状来开的，小状大声说，“明明，明明，快起床，你哥来看你了。”两年没见面了。张明明睁开眼，慢慢站起来，声音很轻：“哥，你来了。”

“我心里有点失落，他不是兴冲冲跑上来说，哥你来了。”阿强说。

他眼前这个小男孩变了，满脸痘痘，闷声不语。

张明明其实是很开心的，只是不爱说出来而已。小时候，他被欺负了，堂哥一定是第一个帮他去讨回公道。张明明不爱打架，别人打架，他就站在一边看，不动手。不过，要是给人欺负了，那是一定要报复的。那年他12岁，被同学欺负了，他气冲冲跑回来，脱掉上衣，抡起棍子就往人家家里跑，被人家打回来了，他才叫上堂哥，堂哥又叫上他的哥们。

接下来的日子，他晚上照常出档，白天就陪堂哥四处找工作。

有一次，经过一条黑巷子，一只只硕大老鼠在他们面前窜过。

“真不想走这里。”阿强说。

张明明走在前面，没有说话。

来在大路上，张明明突然说：“哥，广州和你想的不一样。”

八

“这么晚才回来，要耽误生意了，干活去！”张明明踏进家门，陈菊劈头就骂。他不耐烦地说，“很累了，让小状干去。”他把门用力甩上，倒头就睡，陈菊在门外唠叨起来，“连小活都干不好，怎么挣大钱！”

但这一天，他心情颇好，他对阿强说，我要写两本书，到时请你当男主角。阿强笑笑。心里想，你怎么写得出来呢。

接着，他对着阿强手机陶醉地唱起林俊杰的《曹操》：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下长坂坡,月光太温柔。曹操不罗嗦，一心要那荆州，用阴谋阳谋明说暗夺，淡薄。

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有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三国,说不清对与错。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一切又从头。”

他把自己的歌声录在阿强的手机上，一遍又一遍。他已经很久没说过那么多话了，也没这么开心过了。他的嗓子很快就累了。中途休息的时候，他对阿强说：

“哥，我就是要做曹操那样的人。”

“为什么不做吕布呢，吕布最能打，身边还有个美人貂婵。”

张明明想了一下，说：“不，还是曹操有勇有谋。”

跟着，他又对着手机唱起来。

声音有点大，张柱良啪啪地打着他的房门，他们不敢再出半点声音了，盖起被子赶紧睡觉。

九

张明明的确写过两本小说，一本叫《雪山剑派》，一本叫《十八金甲将》，在他心中，这是他梦想起飞的舞台。

一天晚饭时，小状迸出一句话：“咱们家出了个作家啦！”

“什么作家？”父亲很好奇。

没等张明明回话，小状接着说：“他要写剧本，还要请成龙拍。”

父亲一下笑了：“好呀，写了给爸看，我虽然不会写，但还是会看的，要写就买笔买稿纸去，好好地写。”张明明点点头，静静地吃饭。

不久后，一天夜里，客人散尽，一家人收拾着档口。在三元里纪念碑旁边，张明明发现了一张被丢弃的桌子，他将桌子抡起放在车架后面，搬回家，擦得干干净净。接下来几天，他安安静静地趴在桌子上写作了。

傍晚六点钟，一家人吃过了晚饭，父亲躺在床上半闭着眼睛，张明明挪过去，将两页稿纸递给父亲。

“嗯，错别字很多，但情节还不错，好好写下去。”

张明明腼腆地笑了。

一年之后，张柱良回忆起这几天，他的脸上总挂着微笑，这几乎是他们父子最温馨的时候，那时候，张柱良傍晚不睡觉了，专心看儿子的小说。除了找资料，张明明也很少上网了，专心写小说。

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湖南的网友小白。

“你是做什么的？”小白问。

“我没做什么，在家写小说。”他很骄傲地回答。

“好厉害哦，写得怎么样？”

“我爸说不错。”这应该是这两本小说的唯一读者了。

……

“你知道成龙的邮箱吗？”

“我不知道，你可以到网上查查。”

“你有邮箱吗，能不能借我？”

小白将她的邮箱借他了。后来，他找到了成龙的邮箱地址，成天给成龙写邮件。

2006年9月27日，他在新浪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名字叫“等待梦想”。

十

张明明每两三天就拿一集给张柱良看，但父亲发现他的字越来越潦草，情节越来越混乱。

二十多天，儿子写了十多集。有一天，张柱良说：“我不知道你在写什么，肚子里没墨水，自然是写不好的……你这是没先学走先学飞，还是从小文章写起，好好研究《广州日报》那些小文章是怎么写的，然后去投稿。”

一天清晨，他和周周去进货，他问周周：“知道广州日报在哪吗？”

“知道，那有我很多卖烧烤的朋友。你要干嘛？”

“带我去。”

终于到了广州日报社，他停下了车，抬头望着那几个红色大字。

“你来这做什么呢？”周周问。

“我想投稿。”

“哪有那么容易呀？”

张明明没有回答，只是笑笑。

“进去看看吧。”

张明明看看守在门口的保安，摇摇头，骑上自行车走了。

2006年12月6日17点14分，他在博客上写道：广州日报的各位记者你们好。我是向你们报社连载栏目中投稿希望可以上报。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留言。

雪山剑派//////作者<张明明>武侠小说.第一集..天玄地门一

下面没有了。

十一

每次上网，他就问小白，有我的邮件吗？

没有。

一天的烧烤忙完了，一家人围在桌子边休息。

“作家，成龙给你打电话了吗？”小状逗着明明。

“不久他就会给我打电话了。”

父亲心里暗暗发笑，于是故意问道：“他怎么给你打电话？”

张明明指了指父亲别在腰间的手机：“就打咱们叫烧烤这个电话。”

“那你叫成龙晚上9点后才打过来，白天我们可接不到电话。”父亲哈哈笑着。在城中村，他们花360元租的房子里，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张明明不吭声了。

这些关于小说的往事被2006年的尾巴甩开，张柱良再没听过，也没向儿子打听过。

张柱良恢复了晚饭后的睡觉，张明明又恢复了上网。

2006年底，他和父母回老家过年，这是他来广州两年后第一次回家乡。当晚，他叫上最好的朋友佳林、李闯直奔网吧，玩一个叫“半条命”的游戏。凌晨，他不想回家，和佳林跑到庙里头，折了一小捆树枝生火取暖，火苗一下蹿了一米多高，他俩赶紧把火熄灭，撒腿就逃。

这年春节是这几年中最好的时光了。18岁的堂哥阿强也结婚了，他有了自己的家庭，不再上网玩，他要更努力地赚钱。

20多天的假期转眼过去，来广州前，张明明对阿强说：“哥，我不想去广州了，我想在家里打工。”哥哥帮他向陈菊说情。但母亲说，再说吧，再做一两年。

再说，再说到什么时候呢。

十二

张明明跟随父母再次回到广州。

他渐渐不和李闯来往了，这个童年时的伙伴，已经在老家的公交车上上班，每天负责拉客。张明明疏远了他，只说了句，“他变了。”小状到过完年就到天津打工去了，这个爱说话的孩子一走，张明明清静了，但这个家庭也越发沉闷了；去年同他一块进货、打篮球、跑步、上网的周周开了烧烤分档，有了摩托车，有了更多朋友，也更忙了。

现在，他的世界里只有父母。

他像是生活在时钟上的秒针，被其他两根牵动，日复一日地干着同样的活：凌晨四点帮忙收档回到家，然后踩40分钟的单车去和平西路的冻品市场进货，四十斤鸡腿，二十斤羊肉和火腿。

他第一次在凌晨单独进货的时候，妈妈很紧张，骂张柱良怎么可以让他一个小孩去，出事了怎么办。父亲也很担心，睡不着觉，就一直站在路口等。结果等到早上7点多他才回来。“问他怎么那么晚，他就说车坏了，要修理。心里还是生气，但看他满身大汗，就没生气了。以后就让他一个人去。”

半年时间，他就像一只老鼠，在深夜独自穿梭在城中村。

他上网越来越频繁了。

网吧藏匿在邻巷一家小卖部后面，张柱良在儿子和老乡的一次对话中得知网吧地址。他走进去，逼仄的空间摆放几台电脑，坐满了人。张明明弓着背双手交叉快速敲打键盘。他推推他，儿子扭过头，两人相互看了一眼，面无表情。张柱良没说话，转身慢慢走了，过一会，儿子运桌子和烧烤炉来到了卖场。

十三

平常，父子俩一天说不到五句话。几乎连架都没吵过。他们的对话只有三种可能：一是父亲自上而下的命令，二是儿子自下而上的汇报，三是上网前借口与反借口的对峙。

下午五点半是家庭的晚饭时间。张柱良坐在床上，老婆和儿子则坐着小短凳，他俯视着他们。他喜欢这种感觉。

张柱良吃饭很快，两大碗一下就吃完了，然后坐在床边看电视，这时他们都还端着饭碗。张明明注意着父亲的一举一动，父亲一走开，上个厕所或洗个手，他趁机就溜了出去。有时父亲躺着，哪也没去。时针慢慢摆到六点，他等不及了，网友在等着他呢。

在网上，他可以和好友聊天，在他的QQ上，有72个好友。和他们聊天让他可以找到在孤独之前的那种快乐，这种孤独在他来广州后已经像爬山虎一样死死缠住了他，无法摆脱。他还可以在游戏中做另一个自己，他不再是一个卖烧烤的，而是一个除暴安良的警察或者是一个拉风的卡丁车车手。这两种快乐让他在这种厌烦的生活里有一点放松。

“我去打个电话给朋友”，“我去买东西”……他低着头等张柱良回话，张柱良没吱声，只半闭着眼看着他。他慢慢抬起头瞅瞅父亲，又低下头。

有时父亲就直接说“不行”，他就咬着嘴，扯着衣角，站在门口不时扭动身子，犹如毒瘾发作。父亲五指轻轻一扬，他立刻弹了出去。

父亲知道他去上网，他也知道父亲知道。

十四

有时候，张柱良怒了，吃过晚饭，突然把饭碗往桌上用力一掷，指着张明明，一字一顿地说：“从今天开始，不许你再去上网。”张明明不敢吭声，放下饭碗往房里跑，啪的一声把门关上。母亲敲敲门，“什么事？”他没好气大声说。“拿东西！”“明天再拿！”张柱良亲自出马，咚咚咚敲着门，“什么事？”“拿东西。”张明明连忙开了门，又躺到床上去了。

第二天，他又在屋里团团转，不时观察父亲的动向，如果无机可趁，他又支支吾吾开始找借口了。

借口找多了，他就赤着上身穿着短裤跑出去。张柱良想，他总不会赤着身去上网吧？便没叫住他，可他还是8点半才回到家。卖烧烤时，张柱良对他说：“上网也总得穿上衣服吧。”他不回答，走开了。

借口仍然需要找。一次，张明明吃过晚饭，对父亲说：“我要去买鞋垫。”父亲说：“行，五分钟后回来。要是想上网，就别找借口。”他靠在门上，歪垂着头，一动不动，也不吱声。陈菊看着难受，推着张明明说：“行了行了，你快走吧。”

张明明一出门，气得直往墙上打。这天晚上，他在床头刻下两个字：仇、恨。

啪，啪……这段时间，他紧闭的房间里总是传出打火机的声音。

十五

6月11日晚上九点半左右，中港皮具城。大厦紧闭，白日里锵锵的皮鞋声，货物运送的哗啦声全然退去。

往后走，一条冷清的街道伸入黑夜，两边停着十几辆脚踏货运车，一些搬运工无所事事地坐在上面，或是聚在右边的小卖部门口看电视。左边是一个地下停车场，各式各样的小轿车从底下拐出街头，每天，这一家人就从这街头拐进来。

此刻，烧烤炉火生起来了，停车场边的空地也渐渐热闹起来，生意还是如同往常红火，张柱良不停烤着鸡腿，鱿鱼……张明明马不停蹄地递生肉，送外卖，陈菊收钱找钱，温和地招呼着客人，对久等的客人道歉。

这一天，他们并不愉悦。

张柱良跟陈菊商量着，咱们开个小饭馆吧，四处躲避城管，讨好客人，多窝囊呀。陈菊说，给我乖乖把这生意做好，你现在能做什么？你能赚大钱么？于是他哑了。

陈菊深谙和气生财的道理，看车的保安老卢说，这里的人谁敢说她一句不好？她总在张柱良耳边唠叨，千万要忍住！要忍住！张柱良也总按住张明明的火气，给我忍着，人家有钱有势，把你整死还不容易，等咱不干了，看谁不爽就打谁。

张明明哪一点最像张柱良？他眼光冰凉，吐着烟圈，轻轻飘出两个字：记仇。

十六

张柱良记住得罪过他的每一个人。

一个是大厦的小保安，那一次城管没收桌凳时，本没注意那箱生肉，小保安领着城管去了。张柱良看得咬牙切齿，他想，你这小保安也太自不量力了，想这样要制服我。他请了保安队长上酒楼吃饭，保安队长拍胸脯保证，这种事绝对不会再发生，小保安真的来道歉了，但这还不解恨。

另一个是居委会的，那个30多岁的湖南人有一天跑过去对张柱良说：“你们这样摆摊不行。”张柱良沉默地看着他。“不过——”他又继续说：“我跟主任说了，关照一下你。” 张柱良说，“谢谢关照，以后城管来了，可要麻烦你通知我。”“一定，一定。”以后，每隔两三天，他就拿一瓶碑酒坐在他的档位，张柱良总得给他添酒，烤鸡腿、羊肉串。城管来之前，他果真放出风声了。他有时还借钱，但从来不还。撞见对面小卖部卖六合彩，他看看记六合彩的本子，又看看店老板，然后说，给我来包经典双喜，他装进口袋转身就走。

张柱良憎恨这两个人，他看着他们，总在想，要是哪一天我先不干，老子一定把你们狠狠揍一顿。当然，那个居委会的，要先还钱，再揍。

十七

儿子总是呆呆的。张柱良从来不知道他的脑子里装着什么。

老家的一个朋友对张明明极为赏识，总当着众人的面夸他，这小孩，将来准能干大事。他这个朋友也算是干过“大事”的人，十多岁强奸少女，在牢里呆上那么几年，学会了骗人的绝活。出来后就拿着瓜子壳、弹珠，到处骗人赌钱。

张柱良心有余悸，他是不是养了一头狼，在此之前，从不咬人。

卖烧烤时，张明明时常一人自言自语，“为什么赵子龙打不过吕布呢？”他喜爱《三国演义》，听到有人要重拍三国，他在博客上写道：“干嘛要重派，有人跟我说‘没剧本’听的后我很难过，我空有好剧本可就没人知道，经典再重派就不好，哎再想起三国真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真感人。”

他幻想自己能去演赵云，“我的形象也符合啊，哎，我的剧本就是没人看。”

客人骂他他从不还嘴，有人点菜了，他就站在旁边，却要父亲再向他传达一遍。

他不停催着父亲，“外卖的先烤！外卖的先烤！”外卖送晚了，是要挨骂的，有时候还拿不到钱。

陈菊则挡住他，“不行不行！这里的先烤！”旁边的客人总一遍一遍地催。

每次送外卖之前，他总要计算好要找的零钱，有时候将零钱和外卖一同递给人家就回来了，陈菊就问了：“钱呢？”哦，他忘了拿。他的算术从小就很差。

那时他才小学一年级，张柱良难得回一次家，翻起了他的作业本。满是大大的红叉。他很气愤，怎么三九二十七都算不出来！他逼着他再算一遍。他直冒汗，但怎么掐手指也算不出来。父亲怒了，啪啪给他两个耳光。孩子站起来，不哭不闹，含着泪水直瞪瞪盯着父亲。

这个眼神，张柱良终身难忘。看得他难受，害怕。

十八

这天晚上，一帮潮州客人喝醉了酒，呕吐了一地，还摔烂了酒瓶，张柱良赶紧把地扫干净。但他忘了给他们烧茄子。客人大声说，给我快点，不然不给钱，大伙起哄大笑起来。

他低声骂道：“妈的，敢不给钱就揍你。”

张明明把刀往桌上一扔，对父亲说，“你喊打，我就打！”

陈菊责骂他们：“你们不要再说了，别让人家给听到。”

客人最终给了钱。

凌晨三点多，天空下起了小雨。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快速驰过的汽车发出沉闷的呜呜声。父子俩骑着单车先走了，陈菊本该坐在张柱良自行车的横杠上。但这会，她一个人在后面走着。保安老卢递上一把伞，她没有要，她说：“我没时间还你。”

她是真的没有时间还了。这将是她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晚。

十九

陈菊总是喜欢当着张明明的面对张柱良说，“你这儿子，靠不住。”她并没意识到，这对张明明意味着什么。

“在爸爸限止（制）我自游（由）的同时，妈妈也不喜欢我天天跑出去玩电脑……妈妈却一天到晚说我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有时我顶撞她两句她就不出声，只是她会用一种讨厌和憎恨的眼神瞪着我看，我看到她这眼神的时候，心里一阵酸痛，眼里的泪水都要流出来，我强忍着把它压回去了。事后我想她竟然用这种眼神看我，她还是我妈吗？”

慢慢地，张明明适应了她的这种态度，只是每当她再看他的时候，他的心里还是会有些酸痛。

在他很小的时候，陈菊带着他长大，可她爱打牌，总是奶奶弄饭。2004年，在奶奶动完手术后的一天，张柱良一进门便朝着陈菊掴上一掌：“妈妈看病剩下的钱，你竟敢要。”陈菊哭闹着往外跑，一边喊着，“是我的钱，我就要。”他真抓住她继续打。这时，张明明挡在中间，“别打了别打了。”

之后，张柱良对儿子说：“现在你奶奶走路都走不稳，你妈妈还向她要钱，这完全不对。”他点点头。

二十

张明明决定要实施他的计划了，此前，他想过三次，这回“就算是违背自己的心意也要做”。

6月7号那天，我一天没睡就是想趁令（今）天这个机会杀了他们，中午12点的时候我爸爸起床了，先去市场买货，他买完货回来后，妈妈又去买东西了，那时，在里屋的我不知道在外面的是谁，心想：“管他是谁呢，瞄准机会就下手。”我打开屋门，来到大厅看见爸爸正在切羊肉，我洗过脸后，在他后面梳头，心想：“先杀了他再说”，然后我从我下面的玻璃柜中拿出了准备好的铁棒，我举了起来想打他的头，可是当我要下手的时候，手却动不了，心里也在想他是爸爸呀，我要杀的是爸爸呀。最后还是没下手，事后我便想用铁棒打头，太狠了吧！那是你老爸啊。

张柱良后来看到这根铁棒了，他那时生气地说，谁把它放到我床边了。谁也没回答。

“让他们怎么安稳地过去，我先想到的是迷药，可以让人很快地睡着。于是我到药店里问：“有没有什么药，人吃了可以很快地睡着？”药店里的人买（卖）给了我两片睡觉的药，我对这药的信心（不）足，想试一下。我把药砸成粉放在了水里，结果水一下就变浑了，我喝了一口味道还有点苦，心想：“这水我爸妈怎么会喝呢”。

于是我放弃迷药，决定还是打昏他们吧。没想到我喝了一口那水，很快就睡着，这（第）二天醒（来）才觉得这药真历（厉）害。

我走出屋，看见爸妈都在做事，我也就做我的活，过了一会后爸爸要出去买东西，我想这又是一次机会不能放过。

爸爸走后，我装做（作）拿（东西）走到妈妈身后，从我房间里拿出了我先就准备好的木棒，本想也打她的头，可是还是下不去手，后来我就放弃了。

干完活后我在房间问自己，“你是想就这样的一辈子，还是想过自己的生活，”我回答，“我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

然后我的脑子里就出现了怎样杀死他们的场景，我对自己说：“下一次绝不能放弃”。

二十一

6月12日，周二。当天《南方都市报》的气象新闻标题为：《暴雨只是中途休息》——昨天傍晚，一场激烈的大雨导致广州难得的多云天晚节不保。更麻烦的是，遇害来得特别不是时候，淋息了下班人的回家热情。今天，广州还将有阵雨突袭，不过讨厌的还在后头，雨水只是中途休息，明天它又将卷土重来。

这则新闻把“雨还来得特别不是时候”，误写成了“遇害来得特别不是时候”。

6月12日下午，将近4点，张柱良提着鱼从市场回家。

你妈妈在哪里？在厕所。他十分平静。我把鱼放在厨房，走向厕所，他妈妈平时上厕所从不关门，这一次却半掩着，并且关着灯，但我没多想，推开门，见她妈妈躺在地上，我心里害怕极了。我往后退，这是怎么回事？

我只想到儿子了。我慌乱地往厅里跑，直喊着明明，到拐脚处，这一秒半时间，我来不及思索，忽地一把菜刀猛向我劈来，紧接着看到儿子凶狠的脸。他发疯似地朝我猛砍，肩上，脖子上……一共四刀，我一片空白，本能地把他按在床上，抢过他的刀，我的血喷了两米远，满墙都是。刀被抢过后，明明一下子安静了，恢复了正常的表情。

我害怕极了，只想往外跑。我打开了门，明明又用力把门关上，大声地喊，爸，我没得回头了。我什么也听不进去，只想跑，把他推开，逃了出去，他追上来，抓住我的手，边喊着，爸，你听我解释。我把他推开，只是凄凉地说，什么都听你说。

二十二

张柱良只想逃命。他往下逃，往亮处逃，没命地逃。

他一只手捂住脸，血汩汩而流，透过指缝，染红了衣衫，染红了幽长的巷子。

他一点也不觉得疼，他终于逃出这阴森小巷，他冲进小卖部，抓起电话拨了110，那妇女抱着小孩，吓得直后退。

他跑去对面的巷口直喊“大哥，大哥”。没有回应。

他又回头打了120，他走进去，那女人惊恐地望着他，指了指在外面的被血浸染的电话。他回头望望巷子，他害怕极了，张明明会不会举着菜刀红着眼杀出来。谁知道呢？

他朝卖烧烤的相反的方向跑去，跑向一条更大的路。他用尽全身力气跑着，可好像身体凝固了一般。他只觉得眩晕。我是在发梦吗？他不停问自己。

这条大街的人他都认识。

我的老婆死了，被儿子杀的。

偌大的街上只有他了，人全都退到了两边，远远地望着这个悲惨的男人。他感到这里如此陌生模糊，他几乎听不见任何声响了。忽然，一个女人尖叫了起来，“快救他。”之后，又是一片寂静。他蹲在路边，他感到血就要流干了。警察终于来了，他走向警车，警察拦住了他。他又蹲下了。

二十三

“他是去报警，我该怎么办？……跑吧，那时我只有跑了，楼下不能走只能去楼顶。”

到了楼顶后，张明明想过自杀，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打消。

我怎么能死呢？

我不能死。

张明明在各个楼顶翻来跳去，就像这几年，他在河南与广州之间来回辗转，就像他在出租屋、烧烤点与冻品市场之间千回百转，就像各种梦想之间不断游移飘动。看了《羊皮卷》就想做推销员，打了游戏想写小说，听了《曹操》想做曹操……可没有一处属于他。

他从小就喜欢说梦想，“每个人都有梦，有梦的人活着才不会孤独，才有动力。追梦的过程是艰辛的。就是追不到，也没有百火（白活）。只要（有）你的梦是你的一切。我要给自己创造舞台创造机会。永不放弃。”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总和好朋友佳林逃课跑到学校旁边的大树下谈梦想、打弹弓、翻筋斗。佳林记得眼前这个好伙伴有远大抱负。他真喜欢张明明。他是一个父亲早逝，跟随着母亲改嫁而来的外地孩子，饱受欺负，被打得头破血流，那会只有张明明送他去卫生所，帮他打跑那些爱欺负人的小孩。

冬天到了，河里结起了一层冰，一群小伙伴想在上面行走，张明明说，我走前面。最后，他掉下去了，他们用干树枝把他捞上来。

他也邀请其他朋友到安静的地方谈人生，谈理想，但他们只喜欢谈打架的经历。他们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呢。他摆摆手，“说了你们也不懂。”

有个卖烧烤的女孩，陈菊总想撮合他们，你看人家那女孩多好，又漂亮又能干。一天早晨，阿强和他、小状去吃早餐。小状偷偷指着那女孩：“哥，你看，就是她。”

张明明瞪瞪他：“真多嘴。”

阿强看看她，“长得真不差。”

“真是的，不漂亮，不漂亮。”他连忙说。

“如果差不多，就跟人家说说。”

他笑笑，不说话。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

逃上楼时他忘了拿钱。他的桌子上，有大大小小的盒子，里面放有一条项链、小说草稿、一部MP3、一张平平整整的印着“李师傅山东风味锅贴”的优惠券。2005年他生日时，一家人到那里去吃饭，他们吃了烤羊腿。走的时候，柜台送了一张优惠券，父亲随手给了张明明，当时父亲只想，下次再来都不知是什么时候了。

MP3是亲戚送的。张明明总是随身听着，有一次，父亲随口说，你怎么总一个人听呀。隔天，他买了两个小音箱，他播好音乐就走了。陈菊说，你看，你儿子多孝顺你。

可惜他永远都听不到她说这句话了。

凌晨零时许，他从楼上下来，慢慢走在路上，一点都不慌。

三名便衣上前将他抓获。

二十四

张柱良的大哥张光荣在这之后见过张明明两次。

第一次是刑警队给他录笔录。

他下去以后我就问他，“明明，你后悔不后悔？”他说，“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一听是这样，我就说，“你要是以后判了刑了，不管远近，在法定的探监时间，我去看你去。但是呢，提前你要跟我说，你想要什么东西，我买给你。”说了这两句话，他说，“不用，没事儿。”心里面好像没有一点感觉。那我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就要上去了，刑警队的说我还可以跟他说几句话，我想他这样我说什么了，没意思啊。他又不后悔，要我说什么。

13号下午5点多去指认现场，我弟弟屋里还有一些东西要拿出来。他看到我说，“钱在房门的后面放着。”他就给我指着，这时候他们屋里还有钱呢。他给我指了几个地方，包里面还有两百多块钱。几个地方的钱都拿出来了，有几百块吧。他向来打游戏机不缺钱，家里的钱在哪他都很清楚。这就让人想不明白啊，又不缺钱，也就这一个小孩，花钱都很松。

他跑的时候没带钱，如果他想跑，身上至少会带些钱的。像他们做那个小本生意，一天晚上也能收个一百两百，这个钱也都是把席子掀开放着，桌上放着也是，反正也都是自家人，小孩也没约束太紧，自己可以随便拿。

第二次见面是在预审。

第二次我陪着他大概有四个小时。预审科警察问他：你怎么开始想到杀你妈妈的？他说那天他爸爸走了以后，他妈妈就在家里干活，他本来想出去，妈妈喊：“回来！”他回来后想，这是个机会。他家里放着这么粗的一个棍子，他拿着棍子朝正在干活的妈妈头上打，一打他妈就往上站，他就又打了两下。这时候妈妈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把门打开，要跑，他就把她解抓回来。他妈的个头不高，他就掐着她的脖子。然后公安问他：掐着脖子是不是脸变颜色了？他说。是的，已经变成紫色的了，掐了有三分钟。这时候小孩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公安问他变紫了之后呢？他说，我对她“割喉”。“割喉”这句话好像是网上学来的吧，问他割了几下？他用刀割了三下，很宽很长的伤口。

我听说他们现在玩“半条命”的网络游戏。我想他这句话肯定是网上学的，一般说拿刀把脖子拉一刀啊，砍一下啊都行，但他说“割喉”，说得我气得不行。

这个小孩的心太硬，像一般的小孩谁能下得去手啊？预审的中间发生一点事情，中午吃饭的时候送来盒饭，我和明明还有预审科的一男一女一人一盒。我就抽了一根烟，也给了那个男民警一根，结果烟点着后，就是一分多钟两分钟的时间，小孩把饭都吃完了，他蹲在那里巴拉巴拉一会儿就吃完了，我看着他吃得那么香，我心里难受啊，好像这个事不是发生在咱们家。一看他这样，我就把我的盒饭倒在他盒子里，说，“明明，把这个也吃了吧。”他看都没看我一眼，趴在那，呼呼啦啦又都吃完了。

这两个事情让我心里很难受，好像他都在讲别人的故事，与自己无关，我就是理解不透啊。

此后，张光荣从广州回到河南。

“我的大哥都很害怕，他的小儿子也喜欢上网，真害怕会干出这样的事，就把他送到少林寺训练基地，一年一万块，夫妇俩也搬到少林寺山脚，周末就去看他。”张柱良说。

二十五

门外这个埃及人彬彬有礼，但他有可能是个杀人潜逃犯，他可能冲进来砍我，报警，就可以抓住他，抓住他……

张柱良差点就打110了。

他整夜不敢入眠，听着门外的一举一动，他整夜整夜地臆想，听到半点声响，立刻坐直了身子。

瑶台出租屋的一切，不是卖了，就是烧了。他回到河南，陈菊的丧事开始料理，他成日躲在房间不见人。房屋的墙上挂着陈菊放大的头像。他走到哪，眼睛就跟到哪，晚上，他连厕所都不敢上。

后事料理完，家里人就开始帮他张罗婚事。他成日骑着摩托车到处相亲，相一个，就和大哥商量一个，要么太老，要么太丑，要么带着孩子，十几个，大哥都不满意。有的女人直接问，你儿子还出来么，他连亲生母亲都砍了，能保证他不砍我吗？

陈菊的舅舅听说他要娶老婆了，每天跑去向他大哥间接催债。张柱良建房子的时候向他借了3000元，里边有一张假钞。陈菊生前一直为这事生气，嚷着不还。

二十六

广州站前路，周周的档口停着一溜奥迪宝马，大老板们特别爱光顾这家烧烤店。18岁的周周穿着黑色的衣服周旋于各路人马之间。这个男孩长得很胖，一笑起来就看不到眼睛。他声音响亮，爱笑爱说话爱做各种手势逗人发笑。他跟城管混得很熟，城管经过，他热情地朝他们挥挥手。

最近广州“创卫”，他也不敢轻易摆出来——城管换了一批新的了。两年前，他总被妈妈打骂，现在他能独当一面。

大部分时间，他是快乐的。

他说：“寂寞这种事嘛，你觉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11月20日深夜，周周的档口移到后面的街。风很大，他们拿出小炉取暖。张柱良拿起叉具，在炉前用心地烤着一个鸡腿。烤好后，他和周周的妈妈聊了几句，在路边喝完一瓶啤酒，慢慢朝宿舍走了。

夜很静，听得见风呼呼地吹。初冬的月光极好地洒在小街上，树枝摇摆着腰肢。他的身影就在明与暗之间忽隐忽现，一会儿，就看不见了。

二十七

张柱良最后还是回到了广州。

九月的一个下午，天气变得微微凉，下着小雨。他去看守所看了张明明。这是事发后父子俩第一次见面。他穿着短裤，T恤，橙色马甲，显得有些许胖，皮肤变白了，透着微微红晕。张柱良大哭失声：

你如果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知道错在哪里，就跟别人说，争取早点出来。

……

张明明只是久久地低着头，20分钟一句话也没说。

张柱良时常感到很恍惚，仿佛自己是在看电影。他想着，如果我的老婆被人杀了，那我是搭上性命也要报仇。如果我的儿子杀了人，我就算倾尽所有也要帮他减刑。可现在是我的儿子杀了我的老婆。

警方已经给张明明做过精神鉴定，没有异常。民警说，如果每月给两百元，还可以给他加菜。他想了几分钟，觉得还是算了，都已经干了这样的事，何苦还要娇惯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受了什么惩罚都是不过分的。

想起这些事，他的手总是微微发抖。

他开始同情他了，觉得自己应负的责任越来越大，可有时又想，当年父母对待我们可要差得多。

多年以前，张柱良偶尔赌光了钱，在铁路的一端坐上悠悠的火车。

而张明明总在铁路的另一端，河南老家，翘首等待，“爸爸就回来了，他会给我带来好多好吃的，好玩的。”

儿子更小的时候，张柱良带着他到处玩。他小心翼翼地问儿子：“给你生个妹妹好吗？”“不好，淘气。”他又哄着他。他改口了，“好——把她送到安阳，淘气。”

（本文所有细节来自当事人回忆、记者调查及相关公开资料，实习记者田原、陈博雷亦有贡献）

注：

本文采访时间：2007年6月19日—2007年11月21日

本文主要采访对象：

张柱良（化名）：张明明（化名）父亲

刘德亮：张柱良初中同学

张光荣（化名）：张柱良大哥

阿强（化名）：张明明堂哥

中港皮具城保安老卢

金泉学校办公室主任

杂货店老板

电话店老板

张明明好友：周周、佳林、小超

张明明网友：小白（网名）、贪玩的男孩（网名）、少爷（网名）等

因张明明犯案时未成年，警方拒绝了本刊的采访要求。

税眼看美国

Sun, 02 Dec 2007 22:25:57 GMT

马悲鸣

美国每年报税主表的编号是1040。该表除了要求报税者填写姓名、社会安全号和家庭成员外，还要附上当年收入和已纳税额的明细账单。研究1040表及所属附表乃是洞察美国社会民生的关键。要理解美国人，起码得看得懂他们的税表。

1040表详细列举了一系列可减税的项目。比如每年为了上班而消耗的交通费、已交住房贷款利息和房产税、家用办公经费和特殊灾难开支等。这些可免税项目都有一个减税域值。一般是该项消费超出该域值后，超出部分的某个比例可从总收入中扣除。所有可扣除部分全都扣除后，剩余部分是必须纳税的当年纯收入。然后在1040表说明书的附录中查出这个收入档次该纳多少税。再拿全年已经由单位提前代为扣缴的税，减去应该纳的税，剩余的，便是当年可以退回的税款。（不过，只有在扣除后能使一户人家的净收入掉下至少一个纳税档次才有意义。）

1040表对美国家庭的影响无处不在。

首先是维护婚姻稳定。随着人们观念的日趋开放，生活接触面的日益扩大，婚姻已经不再具有古典的约束力，美国离婚案直线上升。但即使如此，仍有一半左右的婚姻是长期稳定的。除了来自教堂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保证婚姻稳定的因素，还有来自税表的外力。

1040表规定纳税以家庭为单位。这样一来，二人婚姻家庭获得的免税份额就比两个非婚姻人单独报税要多一些。即使妻子当全职家庭主妇，只有丈夫一人挣钱，因为是按全家开销计算的，所以免税的机会和数额要大一些。

举例来说，如果某项可减税项目规定，年支出500美元以上者，多于500美元而又不足750美元的部分可获得20%的免税扣除。超过750美元以上的部分可获得40%的免税扣除。假使两人各自开销了400美元该项费用，并分别报税，因都没达到规定的500美元免税扣除线，都不会获得免税。但如果两人是夫妻，则两人该项支出就有800美元。其中500美元以下部分不能免税，501到750美元部分的20%（50美元）可从总收入中扣除，751到800美元之间的40%（20美元）可从总收入中扣除。如果各个项目的扣除能使家庭净收入掉下一个档次，则这个家庭可以多退回一些税来。

在美国这样自由开放的国度，能有一半左右的婚姻稳定率，针对正常婚姻家庭的税法优惠作用不可忽视。而美国高收入家庭婚姻不稳定的原因除了“有钱就学坏”以外，不太在乎退税的那点钱也起一定作用。

其次是控制生育。没有红头文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美国人民也没玩命生孩子。美国用以控制生育的，不是专门的法律或政策，还是1040表。

1040表规定，如果家中有一个小孩，可从总收入中扣除5000美元的抚养费再纳税。如果有两个小孩，可扣除10000美元收入。但如果多于两个小孩，仍是只能扣除10000美元，不能再多扣了。一对想生小孩的夫妇必须考虑到：如果生下第三个小孩，就得自己支付费用抚养而不能再从总收入中扣除。大部分中产家庭便把小孩的数目控制在两名之内。

有钱人想多养孩子，没人拦你。但有钱人一般都很忙，生活动荡，没工夫养孩子。只有那些穷人，如果孩子多的话，可以领社会救济，诸如免费牛奶和罐头食品等。往往领的东西孩子吃不了，便省了全家的伙食开销。

因美国是平时先扣税，年底再报税。中产以下的家庭多能退回不少税款来。只有少数比较富裕、有额外收入的家庭才需要补交税款。所以绝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有报税的积极性。美国税务局也就只需配备能监控住少数富人逃税的税警就够了。

第三是间接限制同性恋。美国人性观念比较开放，同性恋同居已不再遭受歧视，他们却一定要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为什么？这是因为根据1040表，合法婚姻减税余地大。如果同性恋人在一起不算合法婚姻，就没有这些减税余地了。同性恋人争的就是这个。

不只税表，医疗保险也是以正常婚姻家庭为单位。夫妻二人只要一人有正常工作，健康保险就能涵盖全家，儿女的涵盖年龄到18岁高中毕业为止。如继续上大学，则必须出示该学期的注册证明。（如今美国正在酝酿把儿女医疗保险的涵盖年龄再延长8年到26岁。）一旦儿女到了法定年龄而又没有继续念大学，就不再被家长的医疗保险所涵盖，故必须离家出去工作以挣到自己的医疗保险。这种保险涵盖制度下，美国家庭很难三世同堂。

美国遗产继承法里也规定：夫妻之外的馈赠继承要交很高的遗产税，而夫妻之间共同财产的相互继承不交遗产税。这也是同性恋人目前无法享有的。

虽然美国已有几个州允许同性恋人登记结婚。但若无以上这些税法、医疗保险和遗产继承法的修订，单凭一张婚姻登记证，实在没什么意义。比如一名成年妇女看病，由一名成年男子名下的医保公司买单。这不难理解。但如果一名成年男子看病，由另一名成年男子名下的保险公司买单。你得先问那家保险公司是否答应。

同性婚姻还有一大逻辑困扰。正常夫妻由一对异性组成，同性家庭则由复数同性组成。有人说，既然是复数同性组成，自然可以由三名，甚至四名，或更多同性组成。这样一来税法怎么改？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如何设置？遗产税征收办法如何修订？这都是很难办的事。

一万个春天

Sun, 02 Dec 2007 22:24:14 GMT

王书亚

我本已激动不堪。不料写作前两小时，又意外买到“台湾原住民民谣之父”胡德夫的专辑《匆匆》。回家一放，连键盘都叫唤了起来。因为“云门舞集”的林怀民说，胡德夫的声音是台湾最动人的呼唤。诗人余光中如此形容，“宛如在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大风箱。”导演蔡明亮则说，一听胡德夫弹起钢琴唱自己的歌，“我们失去的山林河川，遗忘的海与天空，都回来了。”

最近，关于台湾民歌运动，忽然有各种资料挨近。先是两年前的“台湾民歌三十年盛典”，今年出版了DVD“永远的未央歌”。民歌时代的创作者、原唱者齐聚一堂。我们真是听这些歌（的翻版）长大的。我尤其痴迷的，是两位已离世安息的民歌音乐人，马兆骏和梁弘志。马兆骏今年3月猝死，台湾歌手纪念他的慈善演唱会“发光如星”末尾，马夫人拖儿带女，全家合唱丈夫为孩子写的《发光如星》。这个题目来自《但以理书》，“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三十年来，全球华人教会最流行的歌《爱是恒久忍耐》，也是民歌时代的作品。原唱林佳蓉、许淑娟两位姊妹也参加了三十年盛典。接着就看到一本刚出的书，《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上面说，“我们不要怀旧，我们只要记得。”最后胡德夫专辑压轴，略微安抚了我的台湾民歌情结。

真是的，你永远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与一个错过的年代相逢。曾和一位在电台工作的台湾友人聊天。她说，十几年前的一个凌晨，有人转头说“开枪了”，她伏在桌上泣不成声，随后整个演播室哭成一片。我说，你知道吗，十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大学图书馆读到余光中的《江湖上》，“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一眨眼算不算少年，一辈子算不算永远。”也伏在桌上哭了好一阵。我们真是弟兄和姊妹，因为彼此不相识的时候，你竟为我哭过，我也为你哭过。

在某种意义上，是鲍勃•迪伦和美国民权运动，催生了台湾民歌时代。当年余光中在美国公路上听到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写下台湾版的《江湖上》。1975年，歌手杨弦将这首诗和其他7首余光中的诗谱曲，发起了现代民歌运动。在“永远的未央歌”中，我终于目睹了那个时代：已经苍老的“台湾民歌之父”杨弦，在脖子上架着迪伦招牌式的口琴，唱了这首《江湖上》。

1976年，李双泽在淡江的一次民谣会上，演唱了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一个著名的说法是，随后他在台上摔下一个可口可乐的瓶子，说，“我们要唱自己的歌。”民歌与民权的结盟就这样开始了。只一年后，李双泽为救一个溺水的美国人失去生命，留下《少年中国》、《美丽岛》等九首歌曲。未来的岁月里，这两首歌成了台湾社会运动的象征。

在三十年盛典上，久违舞台的抗议歌手杨祖珺说，多少年来，哪里有街头运动，哪里有灾区，我们就去哪里唱歌。一定要唱的就是这两首。她与胡德夫等人合作了一曲《美丽岛》。这也是我第一次聆听这传说中的歌。1983年，杨祖珺以抗议歌手的身份参加“立委”竞选，以玫瑰为抗议精神的象征。当年的竞选现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手执玫瑰，和杨祖珺一道唱李双泽的歌。

事情就这样成了。胡德夫也投身于社会运动，他为那些被卖为雏妓的原住民少女，写下《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并创办了“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胡德夫不但成为原住民音乐的代表，也成了他们权益的辩士。

在蒋经国开放报禁之前，台湾差不多有数百首“民歌”被列在黑名单上。我读高中时，父亲有篇短文说台湾的校园歌曲“病句太多”，举例就是侯德健的“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永远的未央歌》中，满脸沧桑谦逊的侯德健，与《龙的传人》首唱者李建复合唱了这首歌。我才了解，原创歌词是“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剑”，却通不过审查，被改成“姑息的剑”。老侯另一首民谣《捉泥鳅》，原本“小毛的哥哥带着他捉泥鳅”，国民党说，要改为“小牛”，才不会妨害社会。

李建复在台上感言，以前不准唱，现在“政治不正确”，也已很久不唱《龙的传人》。大概这也是老一代台湾民歌音乐人如今纷纷移居大陆的一个原因。台湾民歌运动从一开始，就有浓厚的左翼文化运动色彩。迪伦和他的女友、抗议歌手琼•本兹，都是当年民歌手的偶像。李双泽固然被誉为台湾的鲍勃•迪伦，到校园歌曲时代，齐豫也还被视为台湾的琼•本兹。

就算台湾的流行乐，背后也多少有些抗议歌曲的影子。如台北的无房户们，曾以行为艺术化为社会运动，邀请数千人夜宿忠孝东路。当年苏芮的《蜗牛的家》，就是对这一“无壳蜗牛运动”的回应。

半个世纪和半个地球的经验，似乎没有音乐，就没有民权。如今是一个想唱就唱的时代，可三十年了，那一代台湾青年滚烫的灵魂、高蹈的理想，都是在回答“为什么而唱”的问题。回到大陆语境，我只要听见“民歌”二字，冬天总会忍不住发抖。“北京的金山上”是藏族民歌吗，“南泥湾”是民歌吗，“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呢？就连张靓颖同志，不也非得给领导们唱一两首不行吗？

“民权”我也许不懂，可别拿“民歌”来骗我。有人唱了三十年，一万个春天，开满了有刺的玫瑰。而我在这一年，至少听见了盲人歌手周云蓬的民谣——《中国孩子》。
你是说真的吗，想唱就唱？

张立宪------盯住那些google不到的人物

Sun, 02 Dec 2007 22:16:46 GMT

我一直对中国的学者持一种非常不信任的态度，我相信一定有很了不起的人，但他们都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或者说传媒的焦点之外

本刊记者李宗陶　发自北京

如果用张立宪自己的语言写一篇《我的一天》，可能是这样的：
“白天去了邮局，提着二十多本书，坐的公交。给南京、武汉、上海、广州等地20多人寄去最新一辑《读库》。下午跟某兄弟聊天，他说《读库》把我的贱劲儿充分挑逗出来了，乐呵呵地做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傍晚跟某某催稿，他还是拖拉机，逼得我连发6条短信：‘再不交稿，就拿弹弓子崩你们家窗玻璃’，再加叹号6个。深夜摸回家，先收邮件，又有6条读者反馈，有老读者，有第一次写来的，我幸福地哼哼了一下。编完一篇长稿，选定一帧藏书票，在心里拍拍自己肩膀：‘小张，干得不错。’哦天哪天哪，这一天多么美好!洗洗睡了。”
张立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91届毕业生，居北京，新闻业、出版业谋生，人称老六。早年西祠胡同“饭局通知”版主，网络雄文《关于毛片的记忆碎片》的作者，这两年的前缀是：办《读库》的老六。

2005年9月5日晚上，张立宪坐在从石家庄到北京的大巴上。因为起雾，车行缓慢，四周清静。他开始思考一串经常杵在人生岔路口的问题：该不该去那个有望上市的新单位上班？为什么总在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挑选？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备受折磨。

他已经在这个日渐萧条的图书出版业做了7年，他的优势在哪里他很清楚。他想做一本mook（杂志型图书），一本好看的、留得下来的书。

2005年10月28日，500本《读库0600》从河北印厂运到北京张立宪的家门口。他吭哧吭哧搬进屋，换好衣服，洗干净手，打开，满足得直哼哼。一切瓜熟蒂落。

这本试刊在朋友和发行商那里得到的反馈，使得张立宪有可能、并且有信心将他的蓝图渐次展开。一年6辑，每本320页左右、售价30元，办到今天，已整两年。他说，订户流失一部分，增加一部分，增加的比流失的多。

一个热爱文学、电影、京戏、聚众吃饭的中年男人，号称京城“交际花”，很有一些人脉和资源。他本可以用许多种方式运作它们，但他选择了最笨拙的一种。他说，这是年龄增长带来的美学观念的变化：看到孤独的人玩味自己的孤独，沉默的人张扬自己的沉默，多情的人抒发自己的多情，智慧的人炫耀自己的智慧，心里便会有一种抗拒感。他觉得活力和魅力来自反差，来自与之相反的那些特质。比如，聪明人应该笨一些，或者说，一个人能笨下来，自然就聪明了。

他已经不太喜欢看聪明人做的聪明文章；他已经习惯了不再坐出租车而是乘公交车去邮局，给长长名单上未曾谋面的遥远的读者，一本一本寄出他心目中的书——而读者似乎也懂得善待他，譬如一个叫陈永锁的就一直收着“六哥亲手写的包装袋”。

2005年末，一直在跟民间词语较劲的黄集伟整理出的年度鬼马短语是：“我到百度上去google一下。”而张立宪誓将百度、google上一搜几千几万条的人摒除在《读库》之外，他需要那些高投入高成本的采访，那些禁得起时间淘洗、有文献意义的文字。

两年下来，他打捞了些什么？

讲述抗日战争期间故宫国宝南迁历史的《国宝南迁记》，出自那志良先生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张立宪说，典守，不是看守，不是监守，而是平时视如身体发肤、紧急关头高于身家性命。《典守》一书印了几千册，大多尘封在出版社的库房里，所以他要选登。

“党史和军史上都没有提及的一次八路军总部突围战役，几百名八路军战士面对数万日伪军，有枪的战斗，没枪的跳崖——我们知道狼牙山五壮士，而在这次战斗中，跳崖的有几千人（包括文职、家眷和后勤）。”从张立宪收到的反馈来看，这组62页的《追我魂魄》哭倒一片读者。

“大约100年前，一个美国人在四川当老师，经历了辛亥革命，最后病死在成都，他拍了几百张反映长江沿岸风土人情的照片，包括那个年代四川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穿戴样貌、集市贸易，都是玻璃底片。他拍过的四川叠溪镇，20年后在一次地震中下沉到江底，三千多常住民中的大多数都消失了，他的照片就成了这个小镇最后的影像。我选了几十幅照片，占了34页，比较过瘾。”

张立宪选文章的标准是有趣，有料，有种。

图书是最高级的纸媒介

人物周刊：是什么让你在热闹的京城做这样一本安静的书？

张立宪：如果5年前我去做这本书，可能会做得很嚣张，那时候我的性格比现在热辣。正好现在这个阶段，人平实一些了，跟自己的编辑、美学理念也恰好暗合，书就会做得内敛一些。
人物周刊：这年头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挺难的，首先得解决生计。两年来，你遇到过什么难处吗？

张立宪：这种难处非常多。（遇到某次困难时，张立宪正在德国海德堡。他后来写道：“后半夜全部在打各种各样的电话，试图解决各种问题。晨曦初露时，我坐在阳台上一把椅子上，心力交瘁，几乎有一种撑不下去的感觉。我甚至怀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一行呢？摆摊卖些冷饮，是不是也比这样要舒心一些？次日去小镇闲逛，我内心依然凄惶不已，感觉无助到极点，绝望到极点，偏又无可诉说。古堡美景，全换了颜色。”）暴躁沮丧骂娘都是没用的，我必须一个一个地、心平气和地解决遇到的问题，并且相信这些问题能得到解决，相信我遇到的人愿意帮我解决。谁都得学着沟通，妥协。

人物周刊：听着感觉你脾气挺好的。

张立宪：对呀，我已经好多年不发火了。我原来也是说话经常不耐烦，爱发脾气，现在想起来都后悔。因为你没有胆量对着流氓恶势力、贪官污吏、达官贵人发火，只是伤害你的父母、老婆、朋友，这算什么本事呢？看透这个，就很少发火了。比方说我给你打电话约稿，你说不喜欢《读库》的风格，拒绝了我。要搁早几年，我可能非常不舒服、会记仇，现在我不会了，我也不会认为不喜欢《读库》的都是傻B。

（张立宪最经典的“讨人嫌”经历是向贺友直先生约稿。每次电话接通，84岁的老先生总是一声断喝：“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来了!”一个月后，他收到贺先生寄来的特快专递，内附手写信件及《过时老话》一文，后刊登在《读库0604》上。激动的张立宪拨通电话致谢，贺先生第一句还是：“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来了!”）

人物周刊：家人怎么看你做的事情？听说你把存折都押上了。

张立宪：这事对他们没什么坏的影响，风险不算太大。现在媒体号称（投资）1个亿才能做一张报纸，1000万才能做一本杂志，我觉得水分太大。做书的资金门槛没这么高，一本书主要还是智慧含量和情感含量。假如章子怡、蔡依林、李湘、张火丁4个人走到一起，绝对是前3个人向张火丁躬身致敬，尽管后者在名利场上跟她们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但京剧就是这么高级。在我心目中，图书尽管没什么钱，但就是最高级的纸媒介，因为情感含量高。

拒绝一搜索就有上百万条的名人

人物周刊：你说过《读库》要把报刊上常见的那50个或100个名人剔除在外，要百度上搜不着的人？

张立宪：我觉得那些名人都被掏空了。有天跟朋友聊天，说到现在媒体的势利眼行为：他们要关注的人，一定是在Google、百度上一搜就有上百万条的人，条数的多寡决定他们给这人版面的大小。我就突然有了个念头：《读库》更应该着眼于Google、百度上搜不出来的人，应该成为资讯的源头而不是下一级传递者。

编《读库》第一辑时，我就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做法：不要序，不要跋，不要那种小膏药式的作者介绍。我相信打动读者的不是他们的名字，而是他们的文字。有些名字对《读库》来说不会有用，甚至会有害，我能够做的就是尽量不要让那些人出现。专栏化的文字，那种一扭屁股就是一篇的扯淡千字文，应该被鄙视。

人物周刊：有关你的文字品味，你的朋友陈晓卿是这么评价的，“丫喜欢大智慧，但一定要求在最平淡的语言中。”

张立宪：中国的公众人物写的文章都不好看，布满溢美之词和自我筛选。我希望保持第三者的眼光，中性的、零度情感，把一个人比较真实地展现出来。去年我跟一个作者说，我们经常写“这个可尊敬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他的眼睛”，“可尊敬的”这4个字为什么要出现呢？如果你的文章交代够清楚的话，读者自然会知道这个老人是可尊敬的；也可能读者觉得这个老人不值得尊敬，你为什么要把他限制成“可尊敬的”呢？

斯蒂芬•金说得好：“通往地狱的路是由副词铺成的。”尽量少用那些个定语、形容词。“他忧伤地对她说”，这“忧伤地”就是作者无能的表现，因为你不能用这个人的动作、语言来表现“忧伤”。

做编辑这么些年，看多了那些圆熟的、一副聪明相的作品，就觉出那些写得滞拙、磕绊的文字的好来。这一两年，我觉得真正好看的文字，恰恰是那些非专业文字工作者写出来的。
现在《读库》的作者是稀少，这和整个国民的习惯和素质有关。我编辑《森林之歌》解说词的时候有很多感触，中国这么多人，可认认真真做事情的很少，大家都不习惯充满热爱地投入某个事情，就是说我对这事感兴趣、做着高兴，哪怕花一辈子去研究也愿意，这样的人真的很少。为什么属于中国的科研成果、发现发明少得可怜？怀尔斯研究费马大定理用了将近10年，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在做，这对一个中国教授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就是想尽量把持住，尽量跟传媒呈现出不一样的水平线。有了异质的东西，才有理由说服读者掏钱买它。

寻找公众视野之外的牛人

人物周刊：哪些选题是你偏爱的？

张立宪：中国有太多的空白、太多世界级的选题了。比如王军的《城记》就是一个世界级的选题，这本书牛津大学出版社马上要出英文版了。那天他跟我说，为他写序、写书评的，都是他当年梦寐以求的那些牛人。他为什么能得到这种殊荣呢？是因为他选择了这个世界级的选题。中国这样的选题很多，但是有人愿意用十几年来做这样一个事情吗？太少了。中国有多少历史残片都在似是而非中，去把真相挖掘出来，留些标本吧，没人干。

《读库》有一个美国作者Peter Hessler，中文名字叫何伟，他写过一本《水城》，是他在三峡住了好几年才写出来的。《读库》收了他两篇长文：2002年写的《胡同儿因缘》，讲北京胡同里老百姓的生活；新写的这篇叫《遍走长城》，讲一个美国人怎么研究长城，用了多少年工夫，只要挣够养活自己的钱，马上就辞职来中国，徒步走长城走了300多回。他们就有因为热爱，甘愿献身的那种天真烂漫的劲儿。可我们太多的人注重的就是投资回报率、投入产出比，算得非常清楚。每个人都是效率专家，就没意思了。

不管怎么说，一定要尽快去打捞，因为属于我们自己的记忆很快都会被淡忘、被湮没，难道不该为我们亲历的这个大变革时代保留一些细节和标本吗？

人物周刊：有没有研究过《读库》的读者是些什么人？

张立宪：读书的人。其实我很害怕某一类读书人，他们因为读过书而让自己变得尖酸刻薄、自以为是，对外部世界怨气冲天，觉得自己最有资格批评这个鄙视那个。这一类读书人并非少数，我就想，《读库》最好不要落入他们眼中，我也不会去招惹他们。《读库》是给另一类读书人看的，比较老实一点的。
读书人可以分出很多种：有读完书让自己变得更刚愎的，有读完书变得很宽厚的。如果一个人读书只是为了炫耀、自鸣得意、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就恨不得一棍子打死，那还不如不读书。
在这个年代，太多的人抢着说话，发出很大的声音，引起很多的注意，可声音大有什么呢？他们表现出来的人品并不比一个普通老百姓更高。我想远离他们。
肚子里真正有料的人其实声音并不大，或者他不屑去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我一直对中国的学者持一种非常不信任的态度，我相信一定有很了不起的人，但他们都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或者说传媒的焦点之外。《读库》要做的，就是去找这些人，留住他们的身影和表情。

（感谢董晓丹对本文的贡献）

陈晓卿------摆事实，不讲道理

Sun, 02 Dec 2007 22:11:32 GMT

在《一个时代的侧影》、《现象1980》、《甲子》这些片子里，历史似乎有了开口诉说的姿势，历史资料全用原片同期声，看不到所谓专家的指指点点，“不需要他们引导观众”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北京

话说1979年盛夏某日，安徽省灵璧县城，14岁的男孩小清子猫在粮站门口，探视他可能的未来。

他很淘气，初中毕业会考分数够不上录取线，因为父亲在这所中学任教，被“照顾”进了高一。母亲说，考不上大学，进粮站开票是没问题的。

现在，小清子正望着那个开票的瘦男人：眉毛胡子上挂着一些面粉，像当年的动脑筋爷爷——他困顿地望向天花板，长久保持这个姿势，每当运粮女工从身后过，他会飞快地转过身去摸一下她的屁股，又飞快地转回来，继续望天……小清子的心低下去，低下去，突然，开票男呲出黄牙，奋力从鼻孔中拖出一坨鼻屎，毫不犹豫地，按在桌面上。

小清子一路狂奔到家，迅速拿起数学课本。1982年，他考上了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因为个子高，不近视，从第一志愿新闻编采专业落进招不满的摄影专业。这一段，被陈晓卿（小清子的学名）概括为“一坨鼻屎改变的人生”。

2007年盛夏，北京西客站附近一个部队干休所，央视《见证》、《探索·发现》、《人物》栏目都在这里。《见证》机房里，有用到极难看的微波炉、几张行军床。据说，陈晓卿最亲近的办公伙伴是一方小毛毯，抖开一搭就是一夜。办公室里往来全是汗衫板拖，大嗓门儿不少。二楼走道一块牌子上有行小字：真实就是力量。

平头、面皮黝黑、眼睛炯炯放亮的陈晓卿坐在里间啃一份汉堡——昨夜又通宵，干到凌晨5点，这会儿已经过了午餐时间。

在徒弟眼里，他是各地纪录片人的北京办事处，是眼里闪烁着纪录片光辉的沙龙男主人，是磁场强劲的男“交际花”，是一个真小资；他对自己的评估是：不会摆谱，不善公关，“拉赞助，谈一个崩一个”。他以给周围人带来快乐为己任，他的手机里存着京城几百家餐厅的行车路线和订餐电话。

“为什么不把他哭泣的镜头拍完？”

80年代的北广云集了童宁、崔永元、时间、白岩松、黄海波，以及一大批日后撑起中国电视的年轻人。当时，自封“婚纱摄影专业”的陈晓卿很长时间不适应画面思维，似乎也没热爱，只是海量地看外国片，故事片、纪录片、毛片，什么都看。

“那时候的业务气氛真是浓，下了班儿，22楼的灯彻夜长明，都在看片儿。”

师从朱羽君教授读摄影美学硕士，学到最多的是怎样做人。“不要当官。”朱教授说。陈晓卿说他生来怕长官，当年进出老师家，与朱教授的爱人（当时央视副台长）没说过超出“您好”、“谢谢”、“再见”之类的话，直到副台长快退休了，他才意识到“有很多话可以讲了”。他喜欢跟普通人打交道，“这是后来拍纪录片很重要的素质”。

1986年，拍过《四万万人民》的纪录片大师伊文斯到北广讲课，陈晓卿的实习作品《战士从这里起步》被推荐给他。老头盯着一个战士哭的画面问：“他哭了多久？”“10来分钟。”“你拍了多久？”“十几秒。”“为什么不把他哭泣的镜头拍完再关机呢？”“老师说过，特写镜头不应该超过5秒。”“为什么不把你看到的、让你感动的东西原原本本交给观众呢？”陈晓卿心里一震。

“那时我们的纪录片观念太落后了，全景8秒、中景6秒、近景特写3到4秒，剪辑出来，从没想过让画面里的人自己走出来说些什么。”这样的作品看得伊文斯很着急，老头说过这样的狠话：“你们都叫我老师，可我在这儿没有一个学生。” 这话让陈晓卿大受刺激。

有段时间，陈晓卿跑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旁听司徒兆敦和周传基的课，跟两位教授成了很好的朋友。司徒老师家床底下全是录像带，有时老师不在，他跟师母打个招呼，在床底下淘啊淘，揣上几盒走人。

侯咏、吕乐摄影，法国人导演的《怒江，一条迷失的山谷》，改变了他即将开拍的《龙脊》的许多想法；迈克•摩尔的《罗杰和我》，多年之后他拿着给传媒大学的学生讲了好几堂课；还有艾伦·米勒的《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1991年，他第一部纪录片、讲述安徽洪灾的《孤岛纪事》在央视播出后，台里前辈李绍武说：“这片子怎么像外国人拍的。”陈晓卿特意找到李老师请教：“您觉得这片子拍得不好？”“这是最好的表扬。”李老师说。

这片子是怎样拍出来的呢？陈晓卿找了淮南电视台一个朋友帮忙，一台车，一部3/4格式的录像机。没钱，住制播合一的办公室，下班必须锁门，他得提前买好吃的，夜里只有小便的地方，大的不行。他在一个被洪水困住的小岛上生活了23天，拍救灾，更多的是拍受灾百姓的生活。带子金贵，同去的人总是提醒他：够了吧。他还是拍啊拍。尽管片子备受好评，但他心里清楚：洪水是什么，电视上播出的画面和现实之间有着怎样的距离。

拍到这些，摄像机都不想要了

“我们这一代人对那种空讲道理特别逆反，我就想只摆事实，不讲道理，纪录片恰恰能实现这个。”

“但是你选取这段事实，不选那段，这里面肯定有你的价值判断。”

“肯定有。每个人眼中的历史都不一样，时间拍的《周恩来》是这样的，邓在军拍的《周恩来》是那样的；刘敬坤看到的流亡学生和钱钟书看到的完全不同；何兆武眼中的青春跟杨沫眼中的也不一样。这是允许的，非常自然，不是说一个东西它从根上就是红的或就是黑的，你看到听到，经过大脑过滤，最后说出的，是你内心想表达的。”

《远在北京的家》就是他人的故事在他内心的投射。那时陈晓卿到北京已经整10年，住集体宿舍，跟江和平（现央视体育频道总监）一个屋。“每次他老婆来了，我就上外边玩儿去，我老婆来了，他上外边玩儿去。看着晚上的北京，心想，操，这他妈肯定不是我的城市。”

有几次坐火车回家，陈晓卿听着到北京做保姆的同乡女孩卷着舌头说话，就动了拍她们的心思。他和安徽台的同仁摸到安徽无为县妇联，找了22个第一次去北京做保姆的女孩，从她们离家的那一刻跟拍，坐汽车，坐火车，一直跟到她们进了北京城，在一些人家安顿下来，历时一年半。城市的冷漠、伪善，外来者不停地委屈自己迁就它、适应它。片子粗剪出来，朱羽君教授看哭了。

今天回过头看，陈晓卿觉得它在技术上粗糙，但是用了心，动了情。他的学生认为这是陈老师最好的作品。而另一头，10多年过去，那些姑娘有事还会跑到央视找陈晓卿。

1993年，上海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央视的《生活空间》等，破天荒让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上了荧屏。生活的残酷，普通人的挣扎、隐忍，取代了英雄人物的单一和苍白。步入21世纪，这类片子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不是让你哭，就是博你笑，“恭喜你，答对了”、“OK，给点掌声好不好”。他讨厌这样的节目。某天，他突然想出一个词：纪录片的贞操。他说，就算今天已经很开放了，“贞操”还是有人在乎的吧。

他的理想是像小川绅介那样拍到死。无论拍土豆还是拍上帝，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他自信可以胜任任何类型的片子。

“发现平凡生活里的乐趣，那种快乐，多少钱也换不来。拍《龙脊》时有一段，一群孩子上课，小主人公上台解题，完了老师带领同学们表扬他：‘潘能高，最能干，潘能高，最能干。’这孩子来自单亲家庭，由爷爷带着。爷爷原是桂北游击队队员，解放后在兴安火车站当巡道员，后来回到山里成亲、当农民，整个人都系在这孩子身上。他是村里惟一见过世面的人，知道李宗仁、毛泽东。摄制组进村时，村长说，去潘家聊吧，他汉话说得好。聊着聊着潘能高放学了，把书包一扔，往地上一躺，拿出课本念：‘泉水泉水你到哪里去……’爷爷马上拖着个板凳凑过去看孙子念书，就那种贱兮兮的样子，也不理我们了。后来我们拍爷爷教孙子插秧，那是潘能高第一次下田，完了爷爷站起身说：‘潘能高，真能干。’唉，我们拍到这些的时候，真是摄像机都不想要了，扔田里算了。”

“让普通人不畏惧你的镜头，难吗？”

“一点儿都不难。马克思说，无产者失去的，只有锁链。一个农民，一个打工仔，他可能有说假话的企图，但可能性很小，他为什么要说假话呢？”

在瑶族村寨拍《龙脊》，前一个月拍的素材几乎没用上，后来渐渐不同。

“拍一个孩子割猪草回家。他从山上下来，我们提前跑两步，拍他开门，扔下猪草，跨过摄像机，当我们是他们家的狗一样，哈哈。”

从《刘少奇》到《森林之歌》

拍完文献纪录片《刘少奇》，陈晓卿见到了刘的家人，经过关键人说服，王光美同意接受采访。1998年2月的16天里，摄制组每接到通知就扛着设备，赶到木樨地王光美的家中，从头说起，包括在西柏坡的婚礼。老人的修养、党性、坚忍，让他落了泪。因为某种原因，最终成片的12集纪录片里，王光美的访谈不到5分钟。去年老人去世那天，陈晓卿接到朋友短信时正在同学聚会的热闹里，他挣出来清静了几分钟，稍后写了这样几句话：“那些磁带静静地躺在中央电视台的素材库里，恒温恒湿。希望我将来的同行们能够发现它们，善待它们。”

从徒弟金铁木花3年时间拍完的《圆明园》，一路谈到任学安总编导的《大国崛起》，陈晓卿有保留地赞扬，这些片子从最初极好的创意到折衷、让步、完成，他一歪脑袋：“实现了初衷的50%？”他断定，一个为国家电视台工作的有思想的编导，必须放弃一部分个人理想。

1998年，陈晓卿深入阅读党史和传记，所以今天他能告诉你哪部高级将领的传记含金量最高，哪段史实有出入。那些难得的采访经历已转化为对伟人、对历史的再认识，种在心里。拍完《宋庆龄》，他渐渐淡出文献片，回到普通人中间，用他的话说：接地气。

《见证•影像志》诞生于2000年11月27日，前身叫《纪录片》，从早先的历史文化领域转向社会史、民生史，定位于记录中国当代变迁，子夜播出。

这批常被深夜剪辑机的荧光映得面孔发绿、随时可以和衣而卧或者整装出发的纪录片人，瞄准的是《国家地理》、Discovery和BBC纪录片。他们记得陈晓卿在机房反复说的那句话：摆事实，别讲道理。他们也记得栏目的《圣经》是年鉴学派著作，目标是成为中国影像历史的一部分，入图书馆、档案馆。

在《一个时代的侧影》、《现象1980》、《甲子》这些片子里，历史似乎有了开口诉说的姿势，历史资料全用原片同期声，看不到所谓专家的指指点点。“不需要他们引导观众。”他说。

将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发生的事，和同一空间不同时间发生的事糅起来、串起来，《见证》试图尽可能传达多种声音和信息，就像药剂里的复方，这是陈晓卿目前的“真实历史观”。

被打捞的记忆、大量的细节，随画面上步鑫生、张蔷、穆铁柱、汪国真、毛阿敏、少年大学生宁铂，或者砖头录音机、牛仔裤、霹雳舞、模特儿、朦胧诗、托福、深圳速度、涉嫌裸体的机场泼水节壁画一一展现。他对细节的敏感，也许是由童年故乡西关澡堂子里木拖鞋“啪嗒啪嗒”的声音一路淌过来的，所以在巫山拍片时，旅店女主人提把暖壶过来续水，他能一眼望见上面4个字“移民光荣”。

2003年，有了笔钱，领导说，做个自然类的节目吧，于是请老外来做培训，接着全栏目人马分组奔向森林。人数最多的一组也就3个人，在大兴安岭、长白山、秦岭、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方热带雨林一次蹲上20多天至75天不等，精打细算着航拍……

3年过去，长焦、红外以及微距镜头下，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大熊猫、金丝猴，会飞的鼯鼠、美丽的碧凤蝶、芭蕾舞演员般的黄猄蚁、万分之一克重的胡杨种纤毫毕现，栩栩如生。审片时，领导问：“这都是你们拍的啊？”组里的人答：“都是。”

拍片期间，各摄制组都欢迎陈晓卿上他们那儿去，因他号称“活体蚊香”，“关键是气味，人的气味可以吸引10公里之外的蚊子。”3年下来，连他儿子的自然知识都大长，“可惜中国没有博物学家，搞科普的同志都在吵架。等我们真正明白该怎么拍，摄制已经快结束了。”

这边在遗憾没能把对生命、轮回、报应的理解完全表达出来，那边拍秦岭的编导已经收到国际灵长类动物研讨会的邀请函。“照说，这么大的央视，也该有个野生动物部。”他说。

11月19日，耗资1000万元、描述中国森林版图的11集纪录片《森林之歌》开始在央视播出。跟3500万欧元的《迁徙的鸟》和BBC耗资1700万英镑的《地球脉动》有一拼吗？他嘿嘿一笑，“到时候看。”

小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的电话是那种捆着干电池带摇把儿的，打电话的人总是对着那玩艺儿吼，说给我接哪哪哪。听说电信要恢复这种电话，他很想对着它说，请给我接地气！

他怀念那些日子，比方在杭州朋友家吃掉朋友母亲做的一整只酱鸭，把老太太看傻了。 “现在好像最好的朋友都不到家里去了，见不到父母了。”他怅然地说。现在更多的是饭局上笑呵呵摇了半天手，暗里使劲回忆：“这孙子是谁啊？”

每年春节前夕，透过办公室的窗户，他能闻到西客站传来的回乡的气味。他就想，我得回去了。可是，父母在北京，房子车子孩子都在北京，回哪儿去呢？

大毒枭坤沙之死

Sun, 02 Dec 2007 21:59:27 GMT

读懂了坤沙，也就读懂了缅甸

本刊记者张欢

问：您知道海洛因对人的危害，在成千上万的受害青年面前，您就毫无顾忌吗？

答：我愿到任何一个想要禁止鸦片的地方去，愿意去曼谷，也愿意去美国。但是，不跟我谈判，海洛因就仍要传到世界各地。

问：您怎样在老百姓中禁用毒品？

答：凡吸毒者，一律枪决。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

这段惊悚的对话发生在1983年，对话者是哥伦比亚记者戴尼斯·雷契勒和一个叫坤沙的男人。

坤沙，上个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控制着“金三角”的毒品制造与流通，被人们称作“世界第一毒枭”。

他有着一半的华人血统，一生征战无数。缅甸政府、泰国政府、中国国民党逃亡部队、缅甸共产党、佤邦游击队、国际禁毒组织、鸦片将军罗星汉……都曾经是他的敌人，也是他的朋友。在他死前，他还和曾与他不共戴天的缅甸将军们一起打高尔夫球。

他凭借毒品制作与流通大发利是，美国政府出资200万美元缉拿他，但他在自己统治的区域，严禁吸毒，发展农业。直到今天，金三角一些地区的人们还在怀念这位“掸邦共和国总统”。

他曾拥有过一支过万人的部队，美式M-16步枪装备，配有苏制防空导弹，是缅甸境内最大的反政府军队。但他也尊重知识，创办华文学校，收留“文革”期间大陆逃来的知青，请他们做老师，称他们是“先生”。

……

10月30日，经缅甸政府官员证实，风云一时的“金三角”头号大毒枭坤沙死了。这个曾经的世界头号通缉犯、缅甸泰国政府头号对手享年74岁。

坤沙的前盟友兼掸邦叛军领导人姚色克上校透露：“他于10月27日死于仰光家中。”

坤沙的秘书也宣称，坤沙已经去世，病因不明，但他一直患有多种疾病，并且半瘫痪。缅甸的一名官员证实了坤沙的死讯，并称其已经于10月30日下葬。一名墓地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这次葬礼。

国民党残军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20世纪下半叶，在亚洲南部以种植罂粟为生的各国人数超过一千万人，地域主要分布在萨尔江流域直至湄公河流域的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三角形地带，区域面积之广大，相当于缅甸国土的三分之一，或者七个台湾岛加在一起的总和。（根据联合国禁毒署资料）

这个区域就被形象地称为“魔鬼金三角”。

早在1824-1826年第一次英缅战争期间，东印度公司就将罂粟种子运进了缅甸掸邦。1886年1月，英国吞并缅甸后，强迫掸邦人民大规模种植罂粟，生产鸦片，而且将这里的鸦片运抵中国，牟取暴利。直到1948年，缅甸重获独立时，鸦片种植已经遍布整个掸邦高原和中国、泰国、老挝部分边疆地区。

英国殖民者将鸦片引进了金三角，但是真正让这片曾经的“世外桃源”改变成令人闻之色变的“金三角”，却很大程度上和一支从中国大陆溃败的军队有关——国民党败逃缅甸的“复兴部队”。

1950年3月，在刘邓大军席卷大西南的炮声中，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在和平解放的大势下，一支800余人的国民党残兵部队选择坚持自己的信仰，且战且退越过西南边界，闯入缅甸境内。这就是国民党第8军237师709团李国辉的部队。随后他们在缅甸东部小孟捧与另一股残军第26军93师278团谭忠的部队会合，组建成立“复兴部队”。

这支已经被蒋介石放弃的部队却创造了军事上的奇迹，在内战战场上节节败退的他们来到金三角后，招兵买马，将缅甸政府军打得落花流水，割据地盘，俨然成立“国中之国”。

随后蒋介石派原第8军军长李弥接管这支部队，成立“云南反共救国军”，扩充到近两万人，在缅甸无人能敌，甚至还组织了“反攻云南”的军事行动，一度占领沧源、耿马、双江、澜沧等县。但随后解放军发起反击，李弥军全线溃退，只得又逃回缅甸。

“反攻云南”的军事行动虽然失败，但李弥却得到了台湾和美国方面大量的援助，他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展，北到密支那，南抵泰国清迈府，东达老挝山区，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超过台湾将近7倍之多。队伍也迅速增至3万多人。李弥甚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只要我们乐意，随时可以攻取仰光，把缅甸变成我军的天下……”

缅甸政府惊慌失措，武力无法解决问题，只好选择外交途径——向联合国申诉。当时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正是国民党台湾政府，在国际压力下，同时也担心李弥尾大不掉，1953年11月至1954年3月，5000多国民党士兵撤回台湾。欲作“缅甸王”的李弥也回到台湾，开始了自己漫长的软禁生涯。

此后，台湾派柳元麟收拾残局，他搜罗残兵，组织“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并任命了两个副总指挥，其中一个是段希文，这是一个对此后金三角发展至关重要的人物。

1961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和缅甸总理吴努签署边界协议，同时接受缅甸政府请求，派人民解放军越境追击国民党军。在双方夹击下，柳元麟兵败缅北，第二次撤兵回台。这一次，部分国民党云南籍士兵留了下来，在段希文的率领下，留守金三角。1964年春，段希文率部向泰国政府投降，被改编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总部设在后来大名鼎鼎的小镇美斯乐。

早在“复兴部队”时期，国民党残军就意识到鸦片的重要性。李国辉将部队一部分用来组织马帮贩运鸦片，获取军需。而段希文率部进驻美斯乐，很大程度上也是看中了这里的经济来源——种植罂粟。他们一方面武力为马帮护镖，同时对鸦片业抽税。

国民党部队在金三角开创“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的先例，为缅甸各支反政府武装提供了样板。同时，在他们行军的过程中，几个缅甸少年加入其中受其影响，更是大大改变了日后金三角的政治生态，这其中就包括了日后两代大毒枭——“鸦片将军”罗星汉和“海洛因大王”坤沙。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坤沙（Khun Sa），1934年2月17日出生于缅甸掸邦莱莫山弄掌大寨，属有中国血统的缅甸掸族。他有三个名字，中文名字叫“张奇夫”，缅甸名字为“关约”，“坤沙”则是泰国名字。他的先祖是从云南迁入掸邦居住的汉人，到坤沙已经是第八代。

坤沙从小未读过书，三岁丧父，五岁丧母，生活在一个破裂的家庭中，由其祖父和叔叔抚养成人。他从小就按世袭传统继承了其父的莱莫部落土司职位，因为掸邦之间盛行部族仇杀，坤沙年幼时一直在外躲避。

就是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由李弥创立的“反共抗俄军政大学”，接受了基础的军事训练。

随着1961年国民党残军的大败退，坤沙开始自己拉队伍，返回家乡继承了土司职位。此时的缅甸政府出于“拉一派，打一派”，削弱反政府军的考虑，也大力支持他的行动。坤沙抓住时机，立即向政府表忠心，把一支小型武装迅速扩大为集结着掸族和汉族绿林好汉的大型自卫队“弄亮地区民众自卫队”。

从国民党残军身上，坤沙学到了两点：一是有了枪杆子腰才能硬，二是靠毒品才能养活军队。在“民众自卫队”的旗号下，他一方面扫荡小股贩毒武装，一方面也积极参与鸦片的产销活动，牟取巨额财富。

1967年6月，坤沙组织了至今仍被人们称为“世纪商队”的贩毒队伍——500名武装人员，护送300头骡马和16吨鸦片到老挝，出售给当时老挝王国政府军总司令——温·拉迪功少将。

然而，当这支队伍经过国民党军残部控制区时，由于坤沙一方不交纳“买路钱”，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此时，温·拉迪功少将大为紧张，一怕毒品丢失，会减少他的买卖，二怕此事张扬出去，“鸦片总司令”的恶名更会远扬四方。权衡得失之后，这位总司令决定扮演一名坚决保卫国土安宁的战士，他建议当时的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以毒攻毒”，派遣王家武装“进剿”，装备有飞机的老挝王国政府军于是对正在激战的双方发动突然攻击，最后，坤沙军退回缅甸，国民党军残部退往泰国，而温·拉迪功却捡到了16吨鸦片。

坤沙虽丧财折兵退回老巢，但元气并未大损，很快又恢复了昔日声威。而这次事件也让缅甸政府深感疑惧，决心铲除这颗“毒瘤”。

1969年10月15日，刚到任的缅东北军区司令丹定上校，从司令部所在地东枝向坤沙发了一封“加急”电报，请他前往出席一次紧急军事会议，国防部已派出专机等候在腊戍。

坤沙接电报后，踌躇满志，根本没有任何的戒备。他当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缅政府中的地位。于是，仅带了几个随从，欣然乘车出发。

10月17日，当车行到离东枝不远的塘夷一地时，早有他熟悉的觉温少校在此“恭候”。不过，已不是以往的酒宴款待，等着坤沙的是，几十支乌黑的枪口。

不久后，坤沙被押往仰光监狱。在那里，据说坤沙以一部《三国演义》度过了他5年的牢狱生活。政府没有公开宣判坤沙，外界所知道的消息，坤沙先生大约作为政府的“客人”在仰光受到“款待”。

与此同时，缅军99师与东北军区、瓦城军区抽调了1万余人兵力，开展了对坤沙武装的大围剿。

群龙无首，坤沙集团一时处境险恶。此时，坤沙的参谋长张苏泉脱颖而出，他迅速把残部纠合起来，且战且退，逃往丛山荒野，暂时蛰居起来。

痛定思痛，张苏泉知道贩毒是受人唾骂的勾当，而贩毒武装又变为非法组织，不能再亮出这样的招牌。于是，他利用当地民族同缅政府矛盾，宣称其贩毒武装是“禅邦革命军”（又作“掸邦独立军”、“掸邦联合军”），作战的目的在于争取掸邦独立，制造和贩卖毒品只是为了“掸邦自立”的一种手段。

张苏泉：黄埔军校毕业的高参

张苏泉，辽宁庄河人，被称作是“金三角真正的老大”、“读懂了张苏泉，就读懂了金三角”。1948年毕业于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属黄埔第20期，作为“特种作战”人才从台湾派驻到缅甸国民党军。

他和坤沙结识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1961年，国民党残军第二次撤退台湾时，他留了下来，作为雇佣军在当地扎根，在一次溃败时结识了坤沙，并投身其中。

在坤沙被政府监禁后，张苏泉一方面积极武装力量，同时积极营救坤沙。

为了向缅政府施加压力以解救坤沙，张苏泉派出特工小组，于1973年4月16日缅甸“泼水节”期间，在掸邦首府东枝绑架了两名苏联医生贝柯密斯基和维诺格达道夫。

然而，苏联人反应并没有张苏泉预期的那样强烈。缅甸政府采取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对张苏泉进行军事打击，但也未能救出人质。

双方僵持到了1974年。

张苏泉搞的两个人质“粘”在了手上，后来他通过秘密的渠道，请动了当时的泰国陆军参谋长江萨·差玛南（70年代后曾任泰国总理）居中斡旋，并且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宣布自己手中掌握的苏联人质。在国际舆论的关注下，事情最后总算有了结果。

1974年5月，江萨上将亲自乘坐直升飞机至张苏泉在泰国边境的据点，接走了已经关押一年有余的两个苏联人，交给了苏联驻曼谷大使馆。

缅甸政府在保全了面子的前提下，于1974年9月7日释放了坤沙。

坤沙被释放后，起初被要求居留在仰光，不准离开。后来，又迁徙到了瓦城。

1976年2月7日，在“参谋长”一次精心策划安排下，一辆美式吉普车，载着经过化装的坤沙及张苏泉的特别行动小组驶出了瓦城。

7年后，坤沙又回到了泰缅边境的“金三角”地区。

不久，坤沙采取了张苏泉的建议，将人马拉到当时泰国军警无法顾及的北部边境地区。当时，泰国边境地区由于有泰共的小股武装活动，所以坤沙在与泰国有关方面达成反共防共的协议后，坤沙部的驻留得到了一定的“合法性”。

坤沙“掸族革命军”，当时约近4000人，指挥部设在了一个叫满星叠的小镇。

这是一个距离缅甸边境不到8公里的村子，有273户人家，1600多人。在离满星叠不远的其它七八个寨子，也同时驻扎着坤沙的其它的部队。满星叠在一个山谷中，长3公里，宽1.5公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水源丰富，森林密布，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1978年，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一直处于友好关系的泰柬两国，有了共同的危机感。由于“民柬”于1979年退入山林，政权由越南与韩桑林控制，对泰国就更加不利。于是，泰国军方关注的重点是与柬埔寨接壤的东部边境，对于北部地区，企图利用国民党三、五军与坤沙部来保土安民，防止外患。这给坤沙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

他迅速发展了起来。

据联合国资料统计，1949年金三角鸦片生产只有三十七吨，到六十年代末期，金三角鸦片产量剧增至一千吨，至九十年代，鸦片生产已经创纪录地超过二千五百吨，海洛英产量达二百五十吨之多，占世界鸦片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五。而坤沙集团每年走私海洛英就占世界海洛因的百分之六十。

坤沙集团甚至还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品牌——著名的四号海洛因“双狮踏地球”。

毒枭的最终命运

构成近现代缅甸主要矛盾的是缅甸国内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缅甸有130多个民族，比中国的56个民族多出一倍有余。自缅甸立国起，缓和民族矛盾与防止国家分裂远重于禁毒。

为避免全面内战，不至于使涉毒少数民族公开脱离缅甸联邦，缅甸军政府多年来对缅北民族武装的涉毒问题不得不采取忍耐态度，也使掸邦毒魔在失控状态下肆虐。

坤沙接受哥伦比亚记者戴尼斯·雷契勒采访时说：“我的人民，掸邦人和我，都是为了从缅甸也从泰国争取独立而斗争。我们得不到任何外援，种植鸦片成为我们惟一的经济来源。”

他自称为“掸族人民的儿子”。也曾私下说，他最崇拜的是毛泽东、胡志明，“因为他们使自己的民族成为了主人。”

1998年，知名作家邓贤深入走访了金三角，中国知青焦昆向他讲述了他眼中的坤沙：“坤沙喜欢穿便衣，手中拿根藤手杖，白白胖胖，样子很和善，没有架子。遇到插秧季节，他常常挽起裤腿，下水田帮助老百姓插秧，我就亲眼见过这种事情。张苏泉爱穿军装，我从来没有见他穿过别的衣服。他喜欢握根马鞭，大步走路，甩动手臂，性情直爽，完全是军人样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尊重有文化的人。我们这些流浪知青，只要愿意到满星叠他们不会拒绝，而且多数安排在学校当先生。我第一次被人称呼‘先生’，感到很不习惯，大陆称‘老师’，这就是差异。先生待遇比一般军官好，所以许多知青都被吸引到满星叠来。我到过坤沙的家中，告诉你一个秘密，坤沙老婆是个佤族婆娘，人长得奇丑，还比坤沙大几岁。以我们知青的眼光，坤沙相貌堂堂，称得上一表人才，他的婆娘简直是个丑八怪，可是他却很怕她，就是惧内，老婆把他管得很严，你说怪不怪？至少我从来没有在当地人口中听到过坤沙的风流韵事。坤沙的家很俭朴，两间铁皮房子，比一般人多几件家具。张苏泉根本就是个军人，屋子里什么也没有，睡竹床，一张写字桌，外面睡传令兵。”

以满星叠为基地的坤沙毒品集团势力过于庞大，又遭到了泰国政府镇压，1982年，坤沙军主力重新进入缅甸掸邦山地，在多依朗村寨建立了自己的新基地。

1985年3月，坤沙与掸邦一支由莫亨率领的反政府武装——“禅族革命委员会革命军”联合，正式成立了“掸邦军”。并在掸邦东枝附近的贺蒙寨成立了“掸帮革命政府”，推举莫亨为主席，坤沙则自任“禅邦军总司令”，牢牢控制军队。

“掸邦军”组织严密，下设6个师，其主要任务并非为了“掸邦独立”，仍以贩毒为基本职业。

1993年12月，坤沙自任“总统”，宣布成立“掸邦共和国”，而此时缅甸国内的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自从1988年开始，缅甸新政府积极推行民族和解政策，不再用武力解决民族矛盾。政府呼吁各反对派武装放弃与政府为敌的立场，与政府一道建设国家。

1992年丹瑞大将执政，奉行更为灵活的政策，积极推进民族团结。在政府的号召下，缅甸国内的16支反政府武装，有15支坐下来与政府谈判，并达成了停火协议。惟一与政府对抗的就剩下坤沙。

这时坤沙发现自己面临四面楚歌的困境：国际上就毒品问题已经达成共识，美国悬赏200万美元通缉他，泰国政府宣布只要发现坤沙，决不姑息。缅甸政府在武力进攻同时发表声明：坤沙是人类的公敌。

从内部来看，贩毒的持续进行也使得坤沙“掸邦独立”的理想越发显得迷离，对普通老百姓渐渐失去了吸引力。

坤沙集团内部华人占据高位，坤沙本人也被掸邦人认为严重“汉化”。在总部贺蒙，随处可见汉文化的影响，只要有掸文与英文必有中文，从小学到中学，首先是学汉语，其次是掸文和英文，部队的口令是中文，战斗动员是中文，致使诸多掸人已能熟练地使用中文。坤沙室里的摆设完全是中式陈列，墙上的条幅字画，以前的对联古玩，无不透着民族气息，他们的饮食更完全是道地的云南菜，掸族的佳肴只是招待客人而已，坤沙与张苏泉的左右及重要职位均是具有华人血统的人控制。

很多掸族长老发动了“纯洁掸邦运动”，1995年，近6000名掸邦军士兵脱离坤沙集团，“掸邦共和国”总理也随之出走，一系列内部的打击纷纷向坤沙袭来。

他约见记者，称：“我老了，该退休了。”

1996年1月1日，坤沙正式宣布向缅甸政府投降，1月18日，他出席了在贺蒙举行的缴枪仪式。一代毒枭自此退隐江湖。

坤沙投降后，居住在首都仰光由军队保护的豪宅，缅甸政府出于安定北部民族矛盾的考虑，拒绝向美国引渡坤沙。

晚年坤沙患糖尿病，身体很差，转行做了不动产等合法生意，而他的合法性一直受到有关禁毒组织的怀疑。美国政府2002年宣布的全球12大毒枭，他依然位列其中。美国《时代》周刊报道称，“他手下的旧部约色部、他的第四个儿子率余部数千人都躲藏在金三角山高林密地区经营着毒品。”

50个保护环境优化生活的细节

Sun, 02 Dec 2007 21:56:47 GMT

他们不做，我们做

      空气越来越混浊，河水越来越黑臭，交通越来越拥堵，冬天越来越燠热，垃圾越来越多，森林越来越少，酸雨、噪音、沙尘暴、光污染……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一方面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却越来越低。
      环境破坏，谁是罪魁祸首？舆论几乎都将矛头指向了排污的企业和失职的官员，但是，反躬自问，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就没有责任吗？我们有没有少取用一次塑料袋，有没有少驾一次车，夏天有没有将空调调高一度，面对免费物品的时候，我们的胃口有没有变得更饕餮？面对破坏我们生活质量的排污企业，或者失职的政府官员，我们有没有发出一声抗议？
      须知，在那些环境美好生活品质优良的国家，那里的人民不但极为克制自己的行为，友善对待环境，还敢冒风险对抗环境破坏者，无论它们是资本还是权贵。
      “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这是今年两会上政协委员、电影明星巩俐老师的提案，巩老师因为这个提案遭到了舆论的讥笑，被指俨然一篇小学生作文，跟“参政议政”的距离实在相差太远。但我们认为，巩老师的提案仅仅因为与小学生作文同题而受到嘲笑是有欠公允的，这实在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题目，应该批评的不是巩老师做了这个题目，而是她没把这个题目做好做深。
      下面，就让我们来做巩俐老师没有深入做好的题目，“50个保护环境，优化生活的细节”，我们来给出选择，我们来添加建议。不要因以下建议的数量而气馁，你无需遵循所有的建议，只要记住你喜欢的那个并努力做到就可以了。
         “保护环境，从我做起”，他们不做，我们做！

1.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
—次性筷子又称“卫生筷”、“方便筷”，是人类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和社会服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曾被视为一种文明标志。然而，现实表明，其所谓“卫生”和“方便”不过是人们一种虚幻的心理期望，它的使用与“折枝为筷”本质相同，与每餐清洗消毒、不需要众多生产基地和繁琐运送过程的多次性筷子比，既不卫生，也不方便。它的生产，是一种野蛮的掠夺行为，一株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6000—8000双筷子。我国每年生产一次性筷子1000万箱，其中600万箱出口到日、韩等国。日本人发明了一次性筷子，却不用自己国土上的森林生产，而且用后回收用于造纸等。我国森林覆盖率不足日本的1/4，每年为生产一次性筷子减少森林蓄积200万立方米。

2.拒绝过分包装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买来的食品或其他物品往往有两三层的包装，有时多达四五层。十年前的调查就表明，我国人年均包装物为lO公斤,全国每年包装垃圾将近1000万吨，而且这个数字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急剧增加。
生产包装需要耗费大量的金属、玻璃、纸张和塑料，这些包装品一次性用完后却变成了垃圾。美国食品包装垃圾的重量是家庭垃圾的一半，用于包装的开支与农民的纯收入相等。非常遗憾的是我国废弃物回收率很低。纸的回收率只有15％；塑料的回收率是9.6％；铝罐的世界平均回收率是50％，我国是1％。这样既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又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完全拒绝包装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做到拒绝多重包装，拒绝过分的和豪华的包装，不买包装豪华又繁缛的食物或其他用品。

3.使用一张纸的正反两面就等于把一张纸变成两张来用

4.尽量购买本地产品
记住，这并非支持地方保护。现代社会，生活消费品供给线路的延长，也开列出了一张长长的生态账单。尽管运输成本逐年下降，生活消费品从农场、牧区、工业园区等运送到大城市的超级市场直至消费者手中，还是移动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的路程。
以美国为例，一般的美国食品从农田到餐桌平均要运行2000公里；供应加利福尼亚的新鲜食品40％是远距离运输品，从加利福尼亚用货车运送一棵莴苣到纽约消耗的能量是种植一棵莴苣所消耗能量的三倍。虽然在许多地方，街头副食店、面包坊仍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但现在这些小超市正让位于所谓的特大超市。集中购物不仅增加了货品运输的距离，也增加了人们行走的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讲，购买本地产品就是保护环境。在住所附近买东西。光顾那些小商贩，他们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多姿多彩。

5.在屋顶上安装太阳能热水器
直接的阳光是所有能源中最丰富、洁净的一种。每年由于太阳照射而到达地面的能量相当于1990年全世界所消耗能量数的6000倍以上。而且太阳能比其它能源分布更广，所有有阳光照射的地方都可以利用太阳能。太阳能特别适于在水的沸点或低于沸点时供热，新型建筑物若注意用太阳能采暖和制冷，它对普通能源的需求将可以削减80％以上。太阳能的直接转换可能成为未来世界能源系统的基石。太阳能经济比目前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更强大、更稳定、更少污染。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广泛应用太阳能是摆脱矿物燃料对其经济和环境制约的惟一出路。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安装使用太阳能热水器。

6.使用节能型灯具
应该淘汰家中的白炽灯泡。最新节能照明产品——小型荧光灯比白炽灯效率高3倍，寿命长9倍，而且发出的光的亮度相当。虽表面上一个普通40瓦白炽灯泡比同样亮度的8瓦节能灯管要便宜10-20元，但如果按每日照明5小时来计算，每盏节能灯每年可以节约70度电。
目前全世界使用着大约5亿个小型荧光灯。如果同时使用的话，节约的电能相当于28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发电量——约2.8万兆瓦。除此之外，使用节能灯还可通过减少耗电量减轻由能源使用导致的环境副作用。如气候变化、酸雨和煤炭燃烧时产生铅、砷等有毒金属。同时，使用电能涉及发电、送电，用电以及大型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所有步骤都会产生废物。据估计，在美国，一支节能型的小型荧光灯最终将少产生90公斤固体废物。

7.简化房屋装修
近年，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装修自己的房屋，并以此作为生活水平提高的一种标志。殊不知，过度装修房屋不但浪费了大量资源，同时也把健康杀手带进了房间。
让我们来看看在新装修的房屋中存在哪些危害健康的隐患：氡气——存在于建筑材料中，诱发肺癌；石棉——强致癌物质，存在于防火材料、绝缘材料、水泥制品中；甲醛——常见的室内污染物，引起皮肤敏感、刺激眼睛和呼吸道，存在于家具黏合剂、海绵绝缘材料、墙面木镶板中；挥发性有机物——苯等，存在于装修材料、油漆、清漆和有机溶剂中，多具有较大的刺激性和毒性，能引起头疼、过敏、肝脏受损，甚至导致癌症。此外，一些过度的装修还会造成房屋承重过大、抗震性减弱、易燃烧、易引发火灾等致命的缺陷。

8.尽量少使用手机或使用辐射小的手机，如CDMA
现实生活和科学实验均证明，手机辐射污染对身体健康带来的危害远比想象中可怕。
人们长期携带和使用手机，会对手机辐射污染产生过敏现象，通常包括头痛、头晕、呕吐、皮疹、身体虚弱、关节或肌肉疼痛、耳鸣、疲劳、呼吸困难、失眠、多梦和脱发等症状。
手机辐射污染除了以上常见的过敏现象外，甚至还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美国移动电话协会研究发现，长期使用手机，除了易得细胞癌外，还会造成细胞基因死亡。手机挂在腰间，对肾脏、卵巢等器官会造成严重伤害。
虽然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移动通信工具，为了健康，我们应尽量少使用手机或使用辐射小的手机，如CDMA。
CDMA采用了独有的功率控制和话音激活等技术。在充分保证通话音质的情况下，当手机距离基站近、信号过强、或在通话时不说话的间歇时间，都可以自动降低手机发射功率，使CDMA手机拥有接收灵敏度更高、发射功率更小的优势。CDMA在一般通话状态下，输出功率仅为零点几毫瓦，对人体的危害可忽略不计，是人们健康通信首选的“绿色手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注意养成正确使用手机的好习惯，还可以防辐射，有利健康。比如：勿把手机挂在脖子上或腰间、通话时勿把手机紧贴耳朵、少煲“手机粥”、勿躲在墙角打电话、开机时远离手机片刻、雨天尽量避免用手机打电话、在接通的瞬间让手机远离头部等等。

9. 任何时候，都不要因物品免费而多取用，如厕所里的卫生纸，宾馆里的热水，自助餐店的食物

10.不随意取土
我们都喜欢布满绿树、青草、野花的生机盎然的环境，而不喜欢沟壑纵横，没有生机的土地。各种植被生长都是依靠地表营养丰富的表层土，我们如果到路边、山坡、草场等野地去挖土，不但破坏了原有的植被，而且带走了表层土壤，就像在山体和草场上撕开了一条条的伤口，这些伤口在雨水和风力的冲刷下会越来越大，造成草场退化，严重的还会引起山地泥石流、滑坡等恶性生态事件。我国每年因为泥石流和滑坡损失达数亿元，特别是公路和铁路附近的泥石流和滑坡，每年造成几百乃至上千人伤亡，损坏农田、铁路和公路等设施，而这些与路边、山坡上的植被破坏有直接关系。“千里长堤，溃于蚁穴”，我们应该避免哪怕是很小的破坏行为。

11.多用肥皂，少用洗涤剂
肥皂是由天然原料——脂肪再加上碱制成的。肥皂使用后排放出去时，很快就可由微生物分解。所以相对来说，肥皂在生产和使用上，对环境的影响是轻微的。与肥皂相比，洗涤剂对环境的影响较大。合成洗涤剂的制造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水和废气，含磷洗衣粉中的磷酸盐能刺激水藻的过分增长，水藻在死亡时会因其自身有机物质使水生态系统负荷过重，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被磷污染的水域含有供水藻生长的丰富肥料，水藻的过分生长又造成氧耗竭，以致水域里的鱼虾因为无力与水藻争氧而死亡。被磷污染的江河湖海中，都会形成“死亡带”。

12.不干扰野生动物的自由生活
十几年前，北京玉渊潭飞来一对疣鼻天鹅，美丽的大鸟是被这美妙的环境吸引，才从高空降落到粼粼碧波之上的。但正当它们优雅地游弋，水面上划出两道涟漪之时，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这诗画般的意境，雪白的羽毛染上殷殷鲜血——一个贪婪的偷猎者打死了这对夫妻中的雄性，雌天鹅仰天长啸，哀鸣而去。一个圆满祥和的天鹅之家从此破镜难圆。
由于人类的大规模猎杀，自然界中的野生动物已经越来越少，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已经被破坏殆尽，人类成了所有野生动物共同的天敌。因此，我们在动物眼中的形象有些恐怖。动物有腿能跑、有翅能飞、生性活泼，可谓“万类霜天竞自由”，可我们许多人往往贪婪、野蛮，见到自由的动物就想将其抓起来，甚至吃掉，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善待动物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13.不吃田鸡
田鸡常被见利忘义之徒从水田中捕捉后到市场出卖，使之成为一些人的下酒菜。上小学，我们就明白青蛙是稻田卫士，一只青蛙一个夏天可消灭害虫上万只。中国有一句农谚：“蛙满塘，谷满仓。”
另外，吃田鸡有碍身体健康。蛙肉中常常寄生一种曼氏裂头绦虫，其幼虫可随着人们食用蛙肉而进入人体的软组织和内脏，三周后便能发育成一米左右的成虫，使寄主腹痛、呕吐，软组织发炎、溶解、坏死，严重的还能导致瘫痪或失明。另外，由于农田中施用了大量农药，毒素在昆虫体内聚集，蛙吃虫后，又进一步将其富集于蛙体。据卫生部门测定：蛙肉内的有机磷含量是猪肉的31倍，农药残存物毒性大大超过猪肉，以致近年频频出现畸形蛙。

14.少使用发胶
臭氧层破坏是当前三大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它直接影响着人类的身体健康与生物生长。导致臭氧层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排放至大气中的一些氯氟烃物质 (CFC)。由于这类物质性质稳定、不易燃烧、易于贮存、无毒，价格又便宜，因此在许多行业中被广泛使用。除在冰箱工业外，在气溶胶工业中， CFC被作为喷雾、发泡产品的推进剂，而被广泛地用于美容美发、消毒除虫、清洁卫生、医疗医药、油漆装潢、饮食、园艺等领域。我们平常使用的发胶就是一种气溶胶制品。尽管相对来说，气溶胶物质很容易被替代，但在其并没有被完全替代之前，我们还应尽可能少使用发胶。

15.不寄或少寄贺卡
每年的新年来临之际，大街小巷到处都在出售新年贺卡。用贺卡互表祝福本无可非议，却带来了相应的环境影响。统计数据表明，每制作4000张贺卡就要砍掉一棵大树，更不说印刷贺卡还要消耗油墨和能量，生产油墨和能量又要耗费资源，产生污染……若全国有1亿人送贺卡，每人送2张，就要砍掉5万棵树。我国森林覆盖率不到14％，人均占有的森林蓄积量约8.5立方米，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1％。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向我们警示：砍伐森林就会导致水土流失，洪水泛滥，野生动物灭绝。最终的受害者还是我们自己。

16.使用菜篮子或是布口袋
当105年前奥地利人舒施尼发明塑料袋时，人们都认为是一次革命性的“解放运动”。可舒施尼做梦也没想到，塑料袋百年“诞辰”纪念的时候，它竟然被评为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发明”！
塑料袋之所以“糟糕”，是因为它大都由不可降解和再生的化学材料生产，处理这些塑料垃圾，只能挖土填埋或高温焚烧。据科学家测试，塑料袋埋在地里需要200年以上才会腐烂，并且严重 “谋害”土壤的生命力；而焚烧所产生的有害烟尘和有毒气体，则会造成大气环境的污染。
塑料袋还没有普及之前，市民总是习惯拎着菜篮子和挎着布袋子上菜场、商店。如今，这样的“风景”已很少见了。使用菜篮子或是布口袋不仅更环保，而且你也在给自己节约开支。建议拒绝塑料袋，恢复既往的优良传统。德国年轻人正以挎布袋购物为荣，让我们也来追随这种“绿色时尚”吧。

17.下次短途旅行时放弃坐飞机。仅从南京到杭州往返一次，每位乘客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高于一台冰箱一整年的排放量。

18.不穿野兽毛皮制作的服装
有人说，每张野兽毛皮背后都可能是一桩谋杀案。这话听似恐怖，但仔细琢磨，绝不过分。因为每头野兽只有一张皮，“与虎谋皮”难道还能留得虎命吗?一些人追逐所谓的时尚(其实早已落伍)，对野生生命却冷漠无情。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孩的母亲买了件狐皮大衣，却引起女儿伤心的联想，因为书上说，母狐每年产约5—8只幼狐。她便作了一幅画，画上有一群可怜巴巴的小狐狸张着大嘴向女孩哭诉：你妈妈为了穿狐皮大衣，把我们的妈妈杀了！后来，这幅画被选入国际儿童环保绘画比赛，组委会特为它印制了海报。海报上有一行醒目的大字：你的妈妈穿了一件狐皮大衣，100多只小野兽却失去了妈妈!

19.少用罐装食品、饮品
世界范围内日益膨胀的包装消费，在饮料工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在许多地方，自来水非常纯净且容易得到，但自来水的饮用量占全部饮品量的比例逐年下降。美国人饮用的罐装饮料比来自水龙头的水还要多。消费者们正以日益上涨的速度饮用啤酒、汽水、瓶装水和其他装在一次性容器中的饮品。为了盛装饮品每年制造和扔掉了至少2万亿个瓶子、罐头盒、纸箱和塑料杯。美国是罐装饮料的头号消费者，美国以罐头的形式扔掉的铝几乎比其他7个发达国家为各种目的所消耗的铝还要多。在日本，制造饮料罐是增长最快的使用铝的行业。包装饮料和罐装食品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

20.不制作、购买动植物标本
标本采集制作是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盛起来的一种认识生物、鉴别物种的手段，在生物学的研究、教学中有重要作用。但是，近年许多人在野外随意大量捕鸟、扣蝶、拔草、采花……对研究对象构成了破坏。在自然生态环境完好、少数研究者只为研究目的采集标本时，采集标本对认识自然有益，也构不成对自然的破坏。如今，自然平衡已相当脆弱，大自然成了需要人类保护的对象，再随意采集标本自然界已经难以承受。既然来到野外，就应当就地识别或拍照，看标本远不如看活体效果好。一些商人以赚钱为目的，做其标本生意。把活的弄成死的，使无价之宝变成有价之货，这对野生动物是又一种灾难。一些大博物馆、动物园有现成的标本栩栩如生，鼓励大家尽可能到这些地方去观摩，而不鼓励自己去采集、制作和购买标本。

21.在自家窗台上安放鸟巢箱
现在的人们特别是家居闹市者，每天忙忙碌碌、行色匆匆，很少能感觉到身边有小动物和鸟类。但如果你参加一些民间环保组织的观鸟活动，或在生活中平心静气地留意窗外、树梢，就会发现还是有一些来来去去的小鸟。既有喜鹊登枝，也有麻雀啁啾，幸运时还会发现斑啄木、大山雀、蓝歌鸽、柳莺等。其实，我们身边有许多奇妙的小生命：昆虫、壁虎、蝙蝠、老鼠、黄鼬等。只是我们粗心大意，甚至利欲熏心便会对自然之美视而不见。我们若细心观察并为小动物们提供往来休息和觅食的条件，就能轻松地同动物们交朋友了。在自家窗台上安放了巢箱，投放了一些食物和水，便常有小鸟光顾，有的还生儿育女了。如果我们大家都为小动物们提供些方便的生活条件，我们的周围就会燕语莺声、生机盎然。

22.不鼓励买动物放生
捕杀贩卖野生动物是暴殄天物的作孽之举，但买动物放生就算普度众生了吗？不是。一些好心人常在市场上买动物放生，以为救助了动物，却被动物贩子利用，使其变本加厉地不断将自然界中原本自由的动物推向市场，大赚其钱。买赎放生者不了解这些动物的来源和该去之处，找个地方一放了之，任其自生自灭，这便出现了“好心办坏事”的结果。购买野生动物既违法、又变相鼓励了动物贩子捕捉动物，使动物从原来适宜生存之地妻离子散，又被天各一方地放到陌生之地，无食物、无栖所、无伴侣，或被天敌吃掉、或饥寒而死。这便是随便买动物放生的恶果。一些长期人工饲养或非本地土生土长的动物更不宜贸然放生，这会加速被放生动物的死亡，或给本地生境带来危害，如传播疾病、生态失衡等。

23.不时尝试一天远离电脑、电视、手机等高科技产品的生活，除了省电，至少你的身体会少受到一天的电磁辐射。

24.做环保志愿者
也许你认为关心环保、投入环保只是政府或环保团体的事，与你无关，那你就错了。洁净的空气、幽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你也许会说自己不是环保专业，不懂环保知识，职业也和环保无关。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你愿意，来做环保志愿者吧！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参加环保宣传、义务帮助环保组织工作，参加公益活动如筹款、植树等等，你可以有很多选择。做环保志愿者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据报道，美国18岁以上的公民中有49％做过义务工作，每人平均每周义务工作4.2小时，相当于创造了2000亿美元的价值。爱护环境，改善环境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

25.在房前屋后栽树
一株有20万片叶子的山毛榉每年可产生两个人一年所需要的氧气。树木是我们的“绿色工厂”，可以大量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吸附粉尘、吸收有害气体，如形成酸雨的二氧化硫等。此外，树木还能吸纳噪音，调节小气候。据计算：一棵50年树龄的树，产生氧气的价值约为31200美元；吸收有毒气体、防止大气污染的价值约为62500美元；增加土壤肥力的价值约为31200美元；涵养水源的价值约37500美元；为鸟类和其他动物提供繁衍场所的价值约为31250美元；产生蛋白质的价值约为2500美元；除去花、果实和木材价值，总计创造价值约196000美元。所以，在房前屋后种树既可以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又能起到树木“绿色工厂”、“绿色卫士”的作用，保护我们的健康，又为我们提供纳凉的场所。树多了，鸟儿自然就会来。清晨伴着鸟鸣沐浴于晨光中，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一天都会有好心情。

26.垃圾分类回收
记者曾经听到一个小故事，城里的一些人将废弃的药瓶子不分类扔进垃圾桶，随后这些不能回收的垃圾被倒在郊外，而旁边就是农民的菜地，城里人看着蔬菜旁边的药瓶子，问农民，“你吃这些菜吗？”
“不吃，运给城里人吃。”农民这样回答。
惠普在公司大楼餐厅内分设蓝色垃圾桶、橘色垃圾桶及电池回收盒，蓝色垃圾桶用来丢弃剩饭、果皮等一般垃圾；橘色垃圾桶用来收集铝罐、玻璃、金属等资源垃圾。
从工业生态学的视角看，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是终将有一天可以使用的原料矿藏。混置为垃圾，分置为资源，许多垃圾因为没有分拣而不能再利用。如果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对垃圾进行分类，可以大大降低这些成本，提高资源回收的价值。垃圾分类不是一件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是势在必行。

27. 光照充足的情况下不开照明灯。

28.少用纸尿布
纸尿布的原料来自于树木的纤维素，消耗着森林资源，制造过程中又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和水，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废水。因此，大量生产纸尿布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另外，纸尿布用过丢弃后成为固体废弃物，而且在掩埋时会产生污染问题（1/3的纸尿布带有排泄物，而且所有的纸尿布甚至一开始就含有病原体，即使加入少量氯化物消毒也无济于事）。在美国，每个儿童在婴儿期平均使用数千条纸尿布。在都市固体废弃物中，又脏又臭的纸尿布占了一大宗。美国每年用过的纸尿布已经多到“足以从地球到月球来回铺上七趟”。我国传统的育儿方式惯于用布尿布，这是一个好习惯，应该继承发扬。

29.不追求计算机的快速更新换代
尽管信息技术被首推为“清洁工业”、“后工业”的代表，但它一定程度上也承袭了传统工业的弊端。用来制作电脑“芯片”的硅需要相当高的纯净度，而硅净化过程中需要浪费大量的原料和使用大量的有毒化学品。
由于新的高性能计算机的不断涌现，许多旧型号的计算机被废置。一般说来，一台PC机在出厂12个月后就落伍了。在信息化程度很高的美国，已经有7000万台旧PC机被束之高阁；我国现有的旧计算机也迅速增加；预计在今后10年中，全球还将有1.5亿台计算机被淘汰。其实对许多使用者来说，旧计算机的性能完全够用，没必要过于跟时尚。如果你把每台计算机多用上一两年，你就为节约资源、净化环境做了贡献。

30.支持有环保倾向的股票
具有环保特点的绿色产业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机遇，人们日益认识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商业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本质的改变。因此，生产环保用品、绿色产品以及生产过程无生态危害的产业便成为未来几十年的一个最重要的投资领域，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据悉，我国对环保产业的投资给予越来越多的优惠政策，如“零税率”和各种费用的减免等。这样，像垃圾处理这样的环保产业由于既享受免税或关税等优惠，又有政府的补贴，加之还有发电收益和消费者的支持，故能确保其经济效益，其它环保产业也是如此。所以从长远来看，支持有环保倾向的股票，是既有利于绿色事业又有利于个人回报的投资选择。

31.生活工作在楼房四层以下的住户或职员不使用或少使用电梯，更高层的人也可登楼梯，低层住户登楼梯上下，既不会耽误时间（想想等电梯时的烦躁吧），又锻炼了身体，还节约了电能。

32.使用无铅汽油
重金属元素铅具有高度的潜在致癌性，潜伏期长达二三十年。大气中的铅含量很高，其中97％来自于汽车尾气，人体中过量含铅不仅损害神经系统和肾，还导致智商降低，影响生理机能和造血机能，尤其对少年和幼儿中枢神经系统和造血系统的危害更大。近15年来，我国的汽车数量急剧增长，相应的汽油消耗量也大增，其中一半属于含铅汽油。科学研究表明，由于儿童的抵御能力弱、身体矮小，正好成了铅的最大的受害群体。儿童血液中的铅含量与汽车尾气排放量的上升直接相关。现在，我国不少城市已经明令禁止使用含铅汽油。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儿童的幸福和未来，大家一起来宣传含铅汽油的害处，使用无铅汽油。

33.了解家乡水体分布和污染状况
国家计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和国家计委国土地区司合编的《95中国人口资源环境报告》，报告了我国水环境的状况：全国各大江河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并呈发展趋势，工业发达城市附近水域污染尤为突出。据全国七大水系和内陆河流的110个重点河段统计，符合《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一二类的占32％，三类的占29％，属于四五类的占39％，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挥发酚和生化需氧量；大中城市的下游河段普遍受大肠菌群污染；城市地面水污染普遍严重，并呈恶化趋势；在统计的136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符合地面水二类标准的有18条，三类的有13条，四类的有37条，五类的有17条，超五类的有51条；影响城市河流水质的主要污染指标是石油类、挥发酚、氨氮、生化需氧量、总汞等。你不妨留心了解一下家乡的水体分布和污染状况，并告诫周围的人，增加大家的环境危机意识。

34.支持环保募捐
我们在享受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丰富、舒适、方便的生活条件时，也遭受着我们自己制造的污染的折磨。改变现实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发达的欧美国家也曾经历过严重污染的时期，他们治理污染的成功经验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的形式是多样的，你可能由于各种原因不能亲身到一线去做志愿者，但你可以其它形式参与环境保护事业。令人欣喜的是，如今的环保社团和组织已经活跃起来，组织各种环保活动，如植树、观鸟、保护濒危动物、提倡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进行环保宣传等，他们的活动影响着公众意识和政府行为，带动着社会舆论，对推动绿色文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大部分环保社团是公益性的，他们的很多活动受到经济因素制约，不能达到最佳效果，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为其提供经济上的支援，如支持环保募捐，购买公益拍卖品等。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环保活动，我们的生态环境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35. 不将可以在电脑上查看操作的资料打印出来，以节约纸张。

36.及时举报破坏环境和生态的行为
现在，我们很多人羡慕欧美国家美丽如画的环境，然而他们也曾经历过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时期，是环境意识、法律和社会公德及公众的监督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才取得了今日的环境保护成就。
在新加坡更是以法律和公众监督来制约破坏环境的行为。我国也制定了很多关于环保的法律法规，以制裁破坏环境的不良行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环境破坏的直接受害者，我们应该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当你发现有偷猎野生动物、向河流排放污水、滥砍乱伐等等行为时，应及时向执法部门举报，并通报给新闻单位，让社会舆论对其进行谴责。只有我们共同参与，才能建设出具有美好生态环境的生存空间。

37.优先购买绿色产品
绿色产品，指自身未受污染，且其生产过程也尽量避免产生环境破坏的产品。消费者代表经济的需求端，是决定经济和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当家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相当于消费者对各种商品及其生产者“投选票”。因为消费者具有选择的权利，也就具有了间接配置经济资源的能力。如果消费者转向了绿色消费，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生产者就必须根据消费者的投票意愿，调整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使用，调整投资的方向和数量，并且研究如何节约资源，降低生产成本，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损害。所以，如果消费者都购买保护环境的商品，就能使厂家不去生产对环境有破坏作用的产品。

38.给鞋子重新钉个掌，而不是买双新的。这么做既省钱还可以帮助街口的鞋匠维持生计。

39.夏天将空调温度调高一度
随着空调的大量使用，目前空调耗电已经在很多发达城市中占夏季电力高峰期负荷的40%左右，这也是2003年全国2/3的省份出现“拉闸限电”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我国建筑物的保温节能性能差、空调运行效率低、大部分居民尚未形成良好的节能生活习惯等原因，我国的空调节能潜力非常大。
对个人、家庭空调用户来讲，一台1.5匹分体空调机如果温度设定调高1℃，每天运行5小时能节省0.3度电，夏季3个月可以节电27度。为了减少能源消耗，有人曾发起“26℃空调节能行动”的倡议，倡议人们设定空调温度不低于26℃。寒冷的冬天把空调的温度调低1℃，也许可以增加你抗寒的能力。建议你不妨试试。

40.少驾私家车，尽量使用公共交通
以英国为例，大约四分之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运输业，公路运输又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所以保护环境，更好的办法就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倡议能乘地铁、公交车、骑自行车或者步行时，一定尽量不开或少开私家车出行。如果你家住在距离工作地点5公里范围内，并且有公交车站，乘坐公交车将比你开车到单位还要省时间。
“世界无车日”活动最早起源于1998年的法国。法国绿党领导人、时任法国国土整治和环境部长的多米尼克•瓦内夫人倡议开展一项“今天我在城里不开车”活动，得到首都巴黎和其他34个外省城市的响应。至今，国际上已有超过1000个城市开展过“无车日”活动。

41.时不时地提早一站下车。半小时内你可以走3000步，并消耗大约100卡路里的热量
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匆匆忙忙穿梭于城市中，锻炼意识比较薄弱。时不时地提早一站下车，可以帮助我们树立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有规律的步行会帮你慢慢地、稳定地减掉多余的脂肪。调查显示，每周三次，每次多走4000步会帮你在三个星期内减掉1公斤左右的体重。如果你把平地步行改为登山步行，那么你会在3—4个月里减掉14公斤。如果能再少吃一点儿，多走一会儿，体重会减得更快。步行不但可以减肥，使腿部肌肉耐力进步，维持体重不会肥胖，甚至还帮助睡眠稳定，并增强心肺功能，在做事上也更有耐力与耐性。

42.在洗手打肥皂、洗澡打沐浴露、刷牙时把水龙头关上
有些人每天在刷牙时，都是边开水龙头边刷牙，任水一直流着，刷牙用了5分钟，水也就一直流了5分钟。这样感觉刷牙所用水比较干净，且辩解习惯了也不觉得是浪费水的行为。
不关水龙头，每分钟会有3升水流进下水道。如此算来1个四口之家每次刷牙将耗费60升水，一年则可以注满109个浴缸！一些市民，为解冻海鲜常使用自来水冲洗；在洗脸时也常常不关水龙头。
刷牙时关掉水龙头，同样，在您洗手打肥皂、洗澡打沐浴露时，也将水龙头关掉。

43.因为很难上街抗议，积极利用网络抗议环境污染事件！哪怕是来一句国骂！

44.更多地购买生态棉服装
传统棉花田喷洒的杀虫剂占全球杀虫剂总用量的1/4。另外，一件传统T恤衫从灌溉棉花到生产需要2万升水。
生态服装体现了回归自然的生活哲学，充满了对生命、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也是环保服装、绿色服装。绿色服装应当经过毒理学测试并具有相应标志、标识，这些标志对服装上所含的有毒、有害物质范围有限制，从PH值、染色牢度、甲醛残留、致癌染料、有害重金属、卤化（即有机氯）染色载体、特殊气味等化学刺激因素和致病因素到阻燃要求、安全性、物理刺激等方面都有规定，原材料来源也是利于生态环境的。
在一些发达国家，绿色生态服饰已开始成为消费的首选，喜欢购买绿色产品的人超过50%。“强调生态是随着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后，对服装行业提出的必然要求。”

45.少使用纸杯
惠普一家分公司对每个新进公司的员工，都会发给一个瓷杯，因为在惠普，员工不得使用纸杯，只有客人才能使用纸杯。而在此前，这家公司的员工一天平均使用3到4个纸杯，一年要耗掉1000多个纸杯。建议大家一律使用消毒水杯。

46.不要将电器置于待机状态下，这会耗费不必要的电。

47.每天只吃相当于一个汉堡包的肉量，以协助延缓全球变暖
我们大多数人都爱吃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餐桌上的肉越来越多，有的孩子甚至没有肉就不吃饭。超出正常需求的肉类不仅造成身体和心理的负担，还增加了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多吃肉就要养更多的家畜、家禽，耗费更多的资源，饲养场中大量的家畜家禽粪便还污染地下水源。谷物生产要占用大面积的耕地，要投入农药、化肥、能源等，生产1公斤牛肉消耗的水资源是1公斤面包的25倍。科学家指出，只要在2050年之前把全球的肉类消耗量减少10%，就能降低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同时改善富裕和贫穷国家人民的健康。日本科学家7月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生产1公斤的牛肉会释放出36.4公斤的二氧化碳，这比持续驾驶3个小时的同时又把家中每一盏灯都打开所释放的二氧化碳还要多。

48.把废旧电器拿到回收站
电子垃圾含有大量的有毒物质，但也含有许多可以回收再利用的东西。对电子垃圾的回收处理，北京市民做得应该是不错的。比起德国老百姓来说，我们更“幸运”，因为我们有流动的回收小贩来收购废旧电器，而不用自己大老远跑到回收站。但需要提及的是电池的回收处理问题，因为电池没有回收再利用的价值。

49.卖掉你的越野车
对行人而言它很危险。被撞行人无法从发动机盖上滚过，而是被彻底撞倒。另外这种车耗油量更大。在给汽车加油时，大量汽油的挥发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汽车尾气排出的污染物主要有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以及微粒污染物（或称颗粒污染物）等有害气体。

50.与爱人共同沐浴
这会很有情趣，促进爱意，而且省水。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节约用水的习惯，比如一些市民把家里洗菜、洗衣服的水储存起来，用来浇花、冲厕所等，实现了多次利用。使用节水卫具，并与爱人共同沐浴，或者至少偶尔这么做！

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2008017期封面

爱就完全了律法

夏国美 一个学者的艾滋立法实践

华南劳工NGO脸谱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为什么没有厦门市民

南方人物周刊第104期封面和目录

叫瞎眼的得看见

审判红色高棉 迟来的正义

刘震云---谁同我结伴去汴梁

少年杀母事件调查

税眼看美国

一万个春天

张立宪------盯住那些google不到的人物

陈晓卿------摆事实，不讲道理

大毒枭坤沙之死

50个保护环境优化生活的细节

夏国美　一个学者的艾滋立法实践

审判红色高棉迟来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