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比较常见的解释是：人类因为欲望而走上邪恶之路，而应对之道则是禁欲。这种说法已经不流行了，在现代，禁欲不可接受，而且也没道理。要真是禁欲的话，现代社会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不会出现，人类能不能继续存在都难说了。
　　比这个解释更糟糕的是：人类因为好奇心和获得知识而走上邪恶。这就是基督教中“亚当、夏娃、蛇和苹果”的故事的寓意，体现出基督教的反智主义倾向。按这个逻辑，智者（比方说佛祖）不应该苦思冥想，而应该找把锤子把自己脑袋敲傻了，就大彻大悟了。:)
　　以上两者是有联系的，因为好奇心是人类的欲望之一，知识又是满足欲望的重要手段。

　　当然，基督教的说教也过时了，所谓“在现代，谁要是按照《旧约》的字面意思来信基督教，就会变成一个罪犯；谁要是按照《新约》的字面意思来信基督教，无疑是一个疯子。”
　　不过，在文艺作品中，基督教这种反智主义思路又被罩上了东方色彩或奇幻光环，以另一种面目呈现出来：对力量的追求会导致邪恶。
　　在《星球大战》中，天行者虽然不是一个生来邪恶的人，也不是一个欲望过剩或者好奇心极重的人，但是他对力量（原力）的追求却使他走上了邪恶。在《魔戒之王》中，至尊魔戒的力量和邪恶是一体的，任何追求其力量的人都难免被其控制。
　　这些文艺作品的世界设定都不是一神教的，但卖的药却是一样的，一样不靠谱。

　　那么，人们到底为什么走上邪恶之路的呢？
　　里根总统曾经说过：武器不会导致战争（战争另有原因）。人们又有所谓“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之说。
　　就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善良愿望都通向地狱”。那么，哪种善良的愿望最可怕呢？
　　如果人们执意行善，绝不权变，而且智商又在白痴弱智（临床意义上的白痴弱智）以上，那么他们是不会为恶的；最多也就是不小心帮助了邪恶方而已，绝不可能成为邪恶本身。
　　但是，执意行善，绝不权变，一般而言总是一事无成的。为了成事，人们经常要权变，这就有了转善为恶的风险。
　　什么样的权变最容易转善为恶呢？其奥妙就在于：是“先权变”，还是“后权变”。

　　所谓的“先权变”，就是先对世界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决定一个适当的目标，然后为之奋斗；因为目标比较有分寸，奋斗就比较容易成功，就不必进行太离谱的权变（或者失败），这样就不容易转善为恶。
　　所谓的“后权变”，就是对世界没有清醒的认识，妄图建设乌托邦，结果只能失败，造成很大损失；要是非成功不可，则更坏，因为这就只能依靠无恶不作。

　　因为“后权变”而造成的失败和令人发指的罪行实在是罄竹难书，按道理，人类的智慧本来也应该看出“后权变”的不理智，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不理智的人呢？
　　这就象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性”怀有罪恶感一样，不奇怪。人们对“性”怀有罪恶感，是因为他们在儿童时期所受的仅仅针对儿童期的教育太深刻，而他们的思想又发育不良，仅此而已。
　　人们选择“先权变”的道理也差不多。对于个人奋斗而言，“先权变”很多情况下是有好处的。人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象拿破仑所说的那样“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这话是没错的。因为你的目标远大，所以你更加上进；就算目标达不成，上进也没太大坏处。就算最后当不了将军，当个上尉、中校什么也不错啊！
　　但是，对于重大的事业而言就不同了。因为个人的上进是有限制的，比方说你是当兵的，总是要按当兵的规范来干事，在此基础上你上进，当然没坏处。但重大的事业往往要打破规范，改变规则，强求（或带累）别人付出很多代价，这样一来，如果再达不成目标，就是重大的失败。更何况很多重大事业是不能达成一半的，它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一个士兵怀着当将军的梦想去作战，代价最多也就是多冒点战死的风险（反正也不可能不冒），不会出圈；一个下士（希特勒）建立怀着伟大帝国的梦想...这个麻烦就大了。

　　好吧，总结一下。
　　对于重大事业，人们应该先权变；对于可能带来危险的东西（比方说“力量”，“性交”），人们却不仅不能不碰，而且必须妥善掌握。对于儿童的教育，这两方面都是相反的，儿童总是要被教育“怀有远大的理想”，并且远离“性”“枪支”“开汽车”之类的事物。这两方面也没矛盾，它们本来就是针对不同的对象的：关于理想，一方面是人群，另一方面是个人；对于力量和性，一方面是成人，另一方面是儿童。
　　犹太-基督教也是人类思想儿童期的产物。
　　让我们成长起来吧！脱离犹太-基督教的枷锁，也不要随便遵从我们儿时所受的教导。

　　最后说一下希腊罗马多神教，佛教和儒佛合一思想的世界观。
　　希腊罗马多神教是直接来源于传统的，它没有经历过太多思想家和神学家的提炼，表达了人类最原始的情感：崇尚英雄，顺从欲望；这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动力也没有什么区别。人类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它的缺点是：仅就其本身而言，它对弱者和失败者没有提供慰藉，对人生和世界的本质也没有深刻的认识。
　　佛教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生和世界的本质：诸行无常，一切皆苦；这就和多神教形成了良好的互补。而佛教与多神教的宽容精神（这是一神教所缺乏的）也给这种互补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不过，在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太强，最后的结果是佛教衰落并灭亡*，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的部分理论变成印度教（本来佛教也吸收了不少婆罗门教的理论）；在中国，道教又太弱太玄虚。这种互补并没有形成。
　　在中国和日本，最后形成的是“儒佛合一”“神佛合一”的思想。儒家大量地接受了佛教的理论，等于是在承认佛教的世界观的基础上，对（佛教往往重视的）世俗问题加以进一步的解释。具体说来话就长了，王阳明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佛教与婆罗门教-印度教的世界观截然对立，但双方还是互相容忍的。佛教在印度的灭亡是因为它与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竞争中落入下风，失去了群众基础，沦为一种学院式的宗教，最后被伊斯兰教入侵者所消灭。虽然后者也不喜欢印度教，但印度教的基础深厚，所以生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