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北京电视台有过一个节目叫《今晚我们相识》，本来是个一本正经介绍对象的栏目，后来一度很火，成了一个全体市民每周必看的搞笑节目，一到时间大家都很好奇这礼拜编导又为我们从哪儿挖掘出一个什么样儿的傻冒来。栏目出场人物从未婚离异丧偶老中青工农兵到“专程从美国赶回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清华学子”各路神仙都有，每位的任务是出演一个介绍自己的纪录短片。
 
剧本套路都是一样的，一共三组镜头，第一组是外景，地点是护城河或护城河边的小树林，情节是人物盛装在河边或树林里徘徊，也有走着走着一下子站着不动陷入沉思的。第二组镜头是室内，内容是才艺表演，会跳舞的跳舞，会画画的画画，会拉胡琴的拉胡琴，自称学过美声的就来两句歌剧或者《我爱你，中国！》什么的，档次差一点的就当众写个毛笔字或者炒个菜，要是实在什么也不会，女的就织毛衣，男的就看书。第三组镜头还是室内，近景或特写，不同的是这回人物要对着镜头说几句，通常的模式是以人生警句座右铭开始到“我心目中的理想伴侣”是如何如何的结束。记得有一辑一位解放军同志在河边徘徊了两圈沉思了一会儿又在屋里鼓弄了一通一个相机之后，对着镜头有板有眼地说：“不知道是谁说过，公园里本没有路……”。
 
我觉得所有征婚的里最没起子的就是这种“爱好摄影”的了。拉琴、画画的那拨儿吧最差的也得学俩仨月才能有个动静，要想到上街唬人的程度还得再花时间；“我爱你中国”的至少还要个嗓门儿大；织毛衣、看书的贵在老实——不会就是不会。“摄影爱好者”们则非常有装模做样的嫌疑，明明很弱智的一项活动——买个相机吧唧一按就是一张照片——一旦被称为“摄影”好像就自动成了某种复杂的艺术，可以用来掩盖自己什么也不会的真相了。
 
又要得罪人了这回。
 
我发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被小林多喜二同学亲切地称为“中留”）里盛产“摄影爱好者”，更准确地说是盛产“摄影器材爱好者”，说起各种相机、镜头的规格、行情一个个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每个人都像是开相机铺子的，一帮中留出去玩儿好家伙就跟参加摄影器材展销会似的。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很多出国奋斗的同学们都是苦出身，小时候家里钢琴提琴胡琴全没有，大了突然发现自己除了编程序什么也不会，现学别的都忒麻烦，一比还是“摄影”简单——就当摄影爱好者了我。对于这批朋友来说，相机的体积和档次和做一个摄影爱好者的可信度成正比——相机越贵，这件事儿就越像是真的。加上很多是学理工出身，这使得他们难以克制地对那些有关相机和镜头的参数着迷，他们也许不会当面承认，可是心里实在是觉得相机比拍照片好玩多了。
 
时不常也会有人拿出一些“作品”给你看，除了到此一游的照片之外常见的类型还有：此“摄影爱好者”正在追求的女生的种种搔首弄姿的肖像、某种植物某一器官局部（通常是花蕊）的微距特写、形形色色的中外儿童。
 
据说香港话称这种有追求、有爱好的人为“发烧友”，比如相机发烧友音响发烧友等等。有一回我在人大对面的星巴克等人等得无聊翻桌上的一本音响杂志，发现北京竟然有一个自称“听炮党”的音响发烧团伙，其宗旨是听柴可夫斯基《一八一二序曲》中结尾有礼炮的几小节录音，天天听月月听年年听，音响就是纲，纲举目张——只要有炮听，咱就能“想听就听，听得响亮！”。您说什么？音乐？等我先过会儿炮瘾再说吧。想起李德伦有一回在一教作讲座，有一个听众问：您听音乐用什么音响设备？他说我家有一台四喇叭收录机。
 
骂了半天人，目的是想澄清一件事——我不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我只有一个两百块钱的傻瓜相机，这次旅行的所有照片都是用它拍的。
 
上本科那会儿北大还没有所谓艺术学系，只有一个刚成立的艺术教研室，办公室在二十六楼二楼，跟校工会还有食堂卖饭票的在同一层。教员编制有一个前舞蹈演员两个画家和三个学音乐的，这帮人虽然来路有点可疑可不管怎么说也都是科班出身，比如负责我们乐队的张老师，本来是广播乐团的，在原单位老婆的北京户口一直办不下来，所以他那两年跑到北大来泡北京“绿卡”。只有教研室主任老李是一个北大土生土长的党政干部，当然，除了领导工作，他的“专业”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摄影”。应该说李老师创作还是相当勤奋的，你经常会在未名湖畔看到一个背着大包小包的身影，如果你是美女，这人极有可能会走上前来对你说：“同学，你愿意参与创作一个摄影作品吗？”。
 
功夫不负有心人，湖光塔影之下的美女照久而久之也攒了一大批，咚了个咚咚呛就在图书馆的大厅里隆重推出了一届《李永新老师个人摄影作品展》，并号召所有跟艺教有关人员前去捧场。记得那天晚上乐队排练的时候我们问张老师：李老师的摄影展您去了吗？他说：那东西不叫“摄影”，叫照相。
 
有比叫“摄影”还恶心的，我见过一贵州待业男青年，整天扛着一个巨沉的相机在街上骗小姑娘，逢人就说：我是搞平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