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做新闻很牛逼的朋友，说过一句特别牛逼的话，引用如下：“中国这个最缺乏新闻操守，最缺乏正经专栏作家的地方，却诞生了最多对新闻真相孜孜以求，并大胆分析的人，每次一个破事过后，我们就能读到十种真相。”

还原现场，提供所谓的真相，在传播中帮助公众达成共识，这个事情应该是记者来完成，而不是打算评论这个事情的人。如同刘翔退赛原因无数个猜想的版本都是狗屁一样，打算评论的人去跟着说法忽东忽西的新闻来给自己的主张定调子，是很愚蠢的行为。而且一定会陷入我朋友李清晨犯的那种“举证真相”的陷阱。下面贴一下这两天我和朋友扯淡的内容，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考：（没及编辑，口语化严重，见谅）

无论是闸北刀客还是李丹阳骂交警，乃至新近的警察施暴，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威权的警察国家难以解决的警察体制与合法性问题。毛时代的意识形态治国下，合法性问题几乎不存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实践是和意识形态的实践紧密联系的，所以，比如对待遇罗克那种情况，直接枪毙，然后给家属发个通知，就完了。警察作为国家权力的具体实施者不会对自己的作为有什么怀疑。因为他的行为逻辑是自洽的，没有矛盾。

但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完全不同。警察体制本身与更大的威权系统下的其它体制存在着冲突和矛盾。威权政体与极权政体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需要合法性维持自身，而后者只需要意识形态即可。因此，威权自身的合法性不足问题会影响到威权下的每一个子系统、子体制。所以，你要搞警察国家，好啊，为什么不给警察日常佩枪呢？因为警察自己就不敢。美国和香港警察为什么敢？因为一旦开了枪，可以去打官司，该不该开枪是说得清楚的。我们这里，说不清。首先司法不是独立的，那么这种官司打起来就是政治官司，万一民怨沸腾，明明该开枪的情况，可能也会被判定为非法。那警察自己就成了牺牲品。

当然，不是所有的威权国家警察都不敢佩枪，但佩枪是个很典型的问题。因为开枪与否直接关系到威权的合法性。民主国家，警察开枪打错了人，大家会谴责内务部，谴责警察总署。威权国家政体与政府合法性合一，那任何谴责和批评都会最终指向政体的合法性。所以，从敢不敢佩枪这个问题上，暴露了威权的合法性不足问题。同时，警察公开执法的能力也就打了折扣。比如李丹阳骂警察那种情况，本来是警察正常执法，但是最后搞的形同小规模警民冲突。连这么常规的执法都可能轻易的演变成对抗性很强的社会冲突，怎么可能搞出真正意义上的警察国家？所以，警察日常执法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不得不依赖于“黑箱操作”，比如先抓起来，在警察局里审讯你，不许你叫律师，也不给律师如美国那么大那么强的法律权利。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完成执法任务。这是威权搞警察国家不得不面临的悖论。

最终结果，就是警察，作为一个行政机构，成为威权下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冲突的一个焦点。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警察机构应该是公民社会最信任最有安全感的部门，但这在极权和威权国家，很难做到。所以警察体制本身也是很矛盾的，因为他们是执行者，并不都属于统治阶层的一员。比如东德当年的情况，最后为什么一夜之间一个历史上警察密度最高的国家就和平崩溃了？学者后来的调查显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以警察部门为主的东德政府强制部门，对强力镇压持高度怀疑态度，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这么做是应该的，他们自己就对政权合法性抱有高度怀疑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示威人群会乐于争取负责警戒的警察。因为这是威权强力部门中很不稳定的一个关键环节。

回到警察施暴这个事情上来，正是因为警察能否随时合法的使用强制力这个问题上，无论是警察本身还是社会公众，都抱有高度的怀疑态度，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所以，探求所谓事件具体过程具体细节这个“真相”工作才显得那么重要。可以说，这种事情，只有在我们这么一个畸形的警察国家下，才会发生。所以事情的关键并不是真相，而是这个体制自身合法性的冲突，已经到了随时暴露无法回避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