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都抱怨房价太高了，专家们给政府出的主意是赶紧开征物业税，据说好处多多：不但可以大幅度挤出土地出让金的泡沫，减少房地产投资开发风险，均衡各方税负，增加国家税收，而且，还因为其他税费可能的减免而降低城市居民的购房“门槛”。
中国的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有关专家和有关部门就联手提出开征环境税。据说，环境税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环保部门官员喜滋滋地说，在当前节能减排的严峻压力下，环境税在近期有所突破是可以预见的。
当然，还有专家建议，中国的社会保障资金面临那么大缺口，不妨开征社会保障税。周其仁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闻税则喜的专家》，解释中国之所以新税源源不断的理由是：政府闻税则喜，而各路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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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直在调控房地产市场，但房屋价格反而以更猛烈的态势上涨。原因何在？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房地产商，先是说房地产开发商哄抬价格，现在又说开发商囤积土地。媒体报道说，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大量囤积土地，更有一些开发商在拿到土地后故意延迟开发，人为囤积土地。据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是这样失灵的。
开发商手里肯定握有一定量土地，就好像超市里肯定会囤积一定量商品一样。这种做法有什么错吗？至少没有人会怪罪超市囤积商品。基于商业逻辑，企业囤积一些原材料没有什么错，而开发商不多不少，正好就是追求利润的商业企业。
当然，有人会说，开发商囤积土地，使政府缓解房屋供不应求局面的措施归于失灵，从而导致房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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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近日刮起了一股向新加坡学习的旋风。今年7月23日至27日，深圳市市长率深圳市政府代表团访问新加坡。从8月27日开始，深圳市政府组织9个专项考察小组129名成员，分三批到新加坡“跨海取经”。据说，如此规模的考察团，集中在同一个国家、同一时段，围绕同一主题进行考察“取经”活动，在深圳历史上还是首次。随后，深圳大学一家研究机构又专门举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学术研讨会。
在这个因为科举传统而盲目崇拜知识的国度，官员深造学习似乎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至于出国考察学习，简直可以作为一件政绩来标榜了。然而，科学、技术、工程当然是可以学习的，但是，制造工艺已经不大容易学习了，企业管理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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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贫富共和：妥善安排穷人和富人关系的惟一出路》
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既不是富人的经济学，也不是穷人的经济学，而是促进贫富合作与交换、以增进共同福利的经济学；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政治学，也是旨在实现贫富享有平等权利、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政治学
穷人与富人之关系问题，一次又一次被提出来。 不幸的是，每一场讨论的参与者，似乎都是激情多于理性。某些人在意的是抢占道德制高点，讨论的情绪化色彩一波高过一波。贫富关系问题似乎正在变成为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这是危险的。避免这种危险的惟一出路是贫富共和。
重要的是找到建设性解决之道
处理贫富关系的前提是认识贫富差异的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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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决定把自治的权利还给民众，那就应当由他们自己选择治理本社区的最优治理模式，管理本社区的公共事务。
孔夫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新近修改的《物业管理条例》终于为物业公司正了名，将“物业管理公司”变成了“物业服务公司”。
仅仅剥夺物业公司从业主那里僭取的管理权，还是不够的。近几年来，笔者一直撰文批评“物业管理”概念的荒唐。假如一家企业自己拥有房屋产权，并直接向企业或居民出租，为此而成立的经营公司当然可以叫做“物业管理公司”；但在一般小区，房屋产权显然属于业主，物业公司不过是业主们集体雇佣来提供服务的，却冠以“管理”之名，要管理不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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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民治街道240多名执法队员，点燃了冲天大火，这是权力之火，烧掉了近千平方米政府眼里的“违章建筑”。所谓违章，意思就是这些窝棚没有经过政府批准就自行修建了。但是，既然居住者当时从火中抢家当，而且确实抢出来了，那就证明，这些建筑物内尚有这些居民的合法私人财产。
即便执法者有权纵火焚毁违章建筑，似乎也没有权力顺带焚毁居民的合法私人财产——不论这些居民是谁。
更进一步说，不论什么样的居民，对于自己在公共土地上所建筑的违章建筑，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产权。
不是笔者标新立异，这是秘鲁著名的经济学家费尔南多·德·索托的看法。他的两本著作《另一条道路》、《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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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解释城市房屋价格高企的时候说，外地、境外人士到这些城市购房比例比较高，是这些城市房价上涨的很重要的原因。他认为，供需市场不平衡造成房价上涨，而“在这种供求关系下，当地的原住民承受了很高的房价，我们觉得他们有点委屈”。
如果一个市长，或者一位大城市户籍市民说出这样的话，虽然政治上很不正确，但起码还可以理解。毕竟，人人都免不了所谓的“地方精神”，也都有利己之心。而身负供应市民福利之责的市长，当然也愿意在贡献GDP的时候人多一些，在分配福利的时候人少一些。
也正因为此，中央政府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才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因为，中央政府可以超越地方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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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在自己的博客“张新实的'政务之声'”上发表了一篇博文，题为《最忙碌操心的群体》，媒体为其改了一个比较煽情的标题：《为县区长们说几句公道话》，言外之意，大家对这些县区长们－－其实也包括书记们－－有很多误解，所以要展示一个真实的县区领导们的工作群像。看过张新实的描述，确实不由感叹：县区长、书记们真辛苦。辛苦什么呢？辛辛苦苦地为政绩奋斗，而这个政绩，主要就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张新实谈到了县区长、书记们投入这一艰苦事业的两条理由，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各县区领导之间存在很激烈的竞争。按照张新实的描述，每年两次的市委会议，成了一个静悄悄的政绩选秀场，而政绩对比的主要指标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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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大学重蹈覆辙的惟一办法是推动大学走出行政化的窠臼，设立大学理事会，逐渐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独立的非赢利性机构。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公布中央银行的统计数据说，截至2005年底，高校贷款余额达2001亿元，个别高校由于债务问题已影响到学校正常运行。
显然，考虑到大学的社会公益性质，政府不可能眼看着高校破产倒闭。必要的时候必须拯救大学，但拯救大学的时候，应当附加条件，对大学的治理结构进行根本改造。
大学负债，乃是不负责任的商业化的产物，而不负责任的商业化，则是大学行政化的一种表现形态。目前大学不过是行政控制体系中的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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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新闻同时出现在昨天的新闻网站上：一条新闻是说，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不断收到群众投诉举报和律师来函，反映“世界拉面协会中国分会”即方便面中国分会及相关企业涉嫌串通上调方便面价格。该部门经过认真调查之后认定，方便面中国分会的这些活动已经构成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行为。
但就在此时，京城多家大超市销售的康师傅、华龙等品牌方便面价格均有不同幅度的下调，降幅最多的便宜了近3元钱，最少的也降了5角钱。也就是说，政府还没有采取惩罚措施呢，所谓的价格同盟就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政府是不是严肃地对方便面中国分会及相关企业的行为给予处罚，谁也不好说。重要的是，此次事件再次证明了一点：保护消费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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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恒甫教授如果在学术自治制度方面进行一些尝试，那他一定能赢得更多尊敬。
8月6日，北京大学人事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通知，不再聘任邹恒甫博士为北京大学教师。这样的结果一点都不出乎意料，出人意料的倒是过去一两个月来把张维迎骂了个狗血喷头的邹恒甫博士，似乎没有再发飙。
那个事件让邹恒甫成了英雄。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英雄实在只是个造反的草莽英雄而已：他更多地只是反对旧的大学治理体制，却没有告诉人们如何建设一种新体制。
邹恒甫看出了(其实所有了解现行大学体制的人都看出了)大学的种种怪现状，包括邹本人被除名一事，症结都是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但是，邹恒甫在遭到行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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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直在调控房地产市场，但房屋价格反而以更猛烈的态势上涨。原因何在？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房地产商，先是说房地产开发商哄抬价格，现在又说开发商囤积土地。媒体报道说，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大量囤积土地，更有一些开发商在拿到土地后故意延迟开发，人为囤积土地。据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是这样失灵的。
开发商手里肯定握有一定量土地，就好像超市里肯定会囤积一定量商品一样。这种做法有什么错吗？至少没有人会怪罪超市囤积商品。基于商业逻辑，企业囤积一些原材料没有什么错，而开发商不多不少，正好就是追求利润的商业企业。
当然，有人会说，开发商囤积土地，使政府缓解房屋供不应求局面的措施归于失灵，从而导致房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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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解决住房有两个不同模式：地方政府主导模式与市场模式。
前者学自香港地区，地方政府向、且只向房地产开发商供应土地，城市居民向、且只能向开发商购买房屋，至于所供应的土地，则向农民征用。这里，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供应，开发商垄断房屋供应。这种双重垄断也内在地具有刺激投机的机制，因为，人们会形成价格腾涨的预期，这会制造出大量投资、投机需求，房屋似乎永远供不应求，价格飞涨的泡沫状态最终必然以泡沫破裂而终结。
也正因为该模式中的房屋价格在一些地方必然远远超出多数民众的承受能力，于是，民众就积极地寻找解决住房问题的更有效率的途径，由此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市场模式，此即小产权房市场，农民(通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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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文
笔者最近在一家电视台录制节目，讨论近来的热点话题——小产权房。有几位朋友坚决要求政府查禁小产权房，包括任志强先生、一位律师、一位大学教授，及一位房地产经纪公司副总经理。他们反对小产权房的主要理由十分简单：这些小产权是“违法的”。政府绝不能承认这些小产权，否则，等于纵容人们“违法”。
用“违法”一词来形容农民建造的房屋的小产权，或许过于轻率了。美国夏威夷大学周晓教授在讨论中国农民土地权利变迁时，使用了一个英文词extralegal，用这个词来形容小产权，也许更合适一些。它的含义是“在法律之外”：它当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但是，也未必就违法了。
法律首先需要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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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西省高院宣布，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洪洞黑砖窑案作出一审宣判，包工头衡庭汉被判处无期徒刑，打手赵延兵被判处死刑，窑主王兵兵获刑9年。
一些黑窑场、黑矿山等以暴力为依托的经济活动方式在某些地方泛滥，文化方面的原因是传统的道德教化体系日趋衰落，而新的文明涵养体系又未出现，导致那些地方的乡村人文道德的荒漠化；社会方面的原因是乡村精英又日益流失、匮乏，导致乡村精英灰色与黑色化。而制度方面的原因是一些乡村程度不等的“土围子”经济体。山西洪洞县黑砖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需要监管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痛心疾首，北伐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启动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事业，把“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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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方面迈出一步，允许该市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入股，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这项改革是可取的，但相关措施显然过于温吞。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确实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诚如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所说，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关键在农村。
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势在必行。问题是，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流转？
根据重庆的改革方案，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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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用行政手段调控房价，引来许多赞歌。有作者说，政府就该努力把房价赶进笼子。不过，总是有些学者怀疑政府有没有这种能力，或者是否该这样。于是，这位作者就接着说，楼市急需破除“市场原教旨主义”。
听起来大义凛然。
但不幸，今日中国的楼市根本就没有市场，扯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
不是说政府卖地、开发商卖房子、消费者买房子，就有了房地产“市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上世纪60年代也就有市场了，毕竟，你进了商店，也不可能拿起东西就走，你跟商店也是买卖关系。
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是有其一些基本构成要素的，如果不具备，就不能叫做市场。这些基本构成要素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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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上级政府看起来会更为仁慈，而下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往往被视为“坏人”？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政府架构如何设计的问题
地方政府引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近年来有上升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的社会调查也显示，民众对中央政府接近很信任，其次是法官和警察，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仅位居第三。
人们之所以相信中央政府是好的，地方政府不那么好，固然有“距离产生美感”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目前的政府间结构安排，容易让民众不信任地方政府。重新设计各级政府间的关系，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制衡已是当务之急。
地方政府为什么被视为“坏人”
就现实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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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报前段时间做恢复高考30年纪念专刊，采访我作为一个标本。在采访过程中，我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我不认为按照一个分数线在全国统一录取是公平的，因为这样的标准对于很多具有其他才能的学生、对于培养目标各不相同的学校是不公平的；第二，即使我当年没有考上大学，也未必就十分糟糕。我也许成不了学者，但境遇未必就一定比现在差。然而，记者整理见报后，不见我的这两个重要补充，我成了一个通过高考跳出农门，从而改变个人命运的标本，令人哭笑不得。
关于公平的问题，暂且不说。而我之所以说后一点，乃是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今天的中国，经济活动是主要通过市场进行，高考根本就不再是一个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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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征用权的实质是以权力为后盾，不可避免的，它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一般而言，政府能够缓解强制交易对象之不满的唯一办法是称，所征用的财产将用于公共用途，这也是令公平的旁观者能够接受的唯一理由。但是，如果使用“公共利益”一词，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即使接受这个过于宽泛的用语，也立刻会引起另一个问题：怎样才算公共利益？这显然不是一个一目了然的问题。
原则的两面
在一些宪政制度较为健全的国家，政府行使征用权，通常以立法的形式进行，可能是全国立法，更多的是地方立法。地方政府要建设房屋，或者要发展经济，通常由行政部门倡议，但该部门却无法自行决定，因为，钱袋子掌握在地方立法机构手里。因此，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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