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教授如果在学术自治制度方面进行一些尝试，那他一定能赢得更多尊敬。

　　8月6日，北京大学人事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通知，不再聘任邹恒甫博士为北京大学教师。这样的结果一点都不出乎意料，出人意料的倒是过去一两个月来把张维迎骂了个狗血喷头的邹恒甫博士，似乎没有再发飙。 
 
　　那个事件让邹恒甫成了英雄。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英雄实在只是个造反的草莽英雄而已：他更多地只是反对旧的大学治理体制，却没有告诉人们如何建设一种新体制。

　　邹恒甫看出了(其实所有了解现行大学体制的人都看出了)大学的种种怪现状，包括邹本人被除名一事，症结都是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但是，邹恒甫在遭到行政权力侵害之后，第一个反应却是给教育行政部门首长上书，试图借助最大的行政力量来解决行政化的大学的问题！其结局当然像上访者一样。邹恒甫在那封公开信中说，“在许多学校，领导对教授都是非常不客气的。这实在让我们(包括您)这些所谓的海龟看到了中国和美国的天壤之别：在美国，学院的院长能这样折腾他们手下的教授吗？！”那么，在中国的大学，哪怕仅仅在一个学院，如何达到学院院长不敢也不能折腾他们手下的教授这样一种理想状态？——稍微纠正一下邹恒甫的一个小错误，在美国，教授大约并不是院长的“手下”。

　　邹恒甫所描述的那种状态，其实就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教授们就已经熟悉、而今天各国普遍实行的大学自治模式。换句话说，邹恒甫希望中国的大学实现学术自治、大学自治、院系自治。而理想既然是自我治理，那达到这个理想的途径，恐怕也应当是自我，即由追求自我治理的人自己去尝试、创造自己治理自己的一片天地。由他人赏予的自治，当然只能是“他治”的一个变种。

　　不论张鸣先生还是邹恒甫教授，在与学院行政负责人发生冲突的时候都提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院长甚至哪怕是大学校长，有没有权力通过行政性会议的方式，讨论决定开除一位教授或者系主任？舆论普遍都认为，不能这样，由行政决定学术职位，这显然不合乎大学自治的理念。

　　在这种情况下，假如邹恒甫教授确信，张维迎作为学院行政负责人对自己在本学院的工作评价不公正，那么，理性的、建设性的应对做法是，自行约集光华学院的教授们，或者要求行政部门组织光华学院的教授们，对自己在光华学院的表现进行评议，让教授们来决定自己有没有资格继续担任教授职位。更进一步，邹恒甫教授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有能力获得的资源，创建一个独立的高级经济研究院，并且贯彻自己的理念，在这个研究院中建立起真正的学术自治，比如，成立教授会，由教授们自己管理研究院的学术事务。或者，邹教授在帮某个大学的时候，提出一个前提条件：研究中心必须实行教授的学术自治。

　　显然，只有这类做法，才具有制度创新的价值。令人遗憾的是，邹恒甫教授迄今为止的反应，不过重复了长期生活于行政化大学体系中的教授们的例行反应模式：向上级领导上书，最多是在新闻媒体上痛斥不合理的体系，或者在私人化的博客中大骂一通对方，从道德上贬低对方。也就是说，对体制发发牢骚，然后仍然回到旧体制中，怨气冲天地做旧体制的顺民。于是，邹恒甫事件虽然热热闹闹，最后让人看起来却不过是文人之间的恩怨而已。

　　大教授们的这种反应，远没有部分乡村社区、城市住宅社区的居民面对同样情形作出的反应更健全。大教授们充其量只是个“造反者”，但部分农民、社区居民却成为自治制度的创新者。比如北京品阁小区的居民们，他们不是死乞白赖地要行政权力帮助自己，而是自己救自己，创立了一套健全的自治体系。

　　自治的大馅饼不可能某一天自己从天下掉下来，自治制度只可能自下而上地生成。教授们都很会写文章，他们连篇累牍地呼吁实现学术自治，但其实，最应当阅读这些文章的读者，就是他们自己。邹恒甫教授如果在学术自治制度方面进行一些尝试，那他一定能赢得更多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