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家

推荐一：新闻二种

Wed, 03 Mar 2010 05:52:05 GMT

从今天开始，我会陆续推荐一些东西，包括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利用网络的英语学习方法，用英文写中国的事情的一组“英文牛博群”，还有一系列视频。想借助英文来扩宽眼界，理解中国和世界，并且想在互动中提高英文水平的读者，不要错过。

在网络时代，学习外语是不需要额外付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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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二之一：NEWSY

前些日子看到一个数据，说网络时代漫天的新闻报道中，大概只有12%是原创，而这些原创的来源主要还是传统的新闻媒体，比如CNN和NYT。所以看新闻，基本上就是看这些主要媒体的报道、信息、观点，然后做出自己的综合判断。

世界上每天发生很多事，对我而言，理想的新闻报道是这样的：打开一个网页，上面所有新闻都围绕一个个事件聚合（比如智利地震，shutter island的相关影评等等），而每个事件的聚合方式是一段不到三分钟长的视频，这个视频剪辑和混合了那些重要媒体对该事件的主要资讯和观点。比如某事件，FOX怎么看，CNN怎么看，学界怎么看，老百姓怎么看等等。一定要短小、清楚，超过三分钟就没时间看了。

www.newsy.com 就是这样一种新闻报道方式，融和各大媒体的图像、视频、评论、文字成两三分钟的小视频，极有效率。

对于想学英语的人而言，这是很宝贵的资源，因为每一段视频下面都有全部报道内容的文字文本（transcript），这在新闻中是很少见的。所以即使你不能完全听懂，还可以参考这文本，一来二去，对提高英语水平应该大有帮助吧？

新闻二之二：CNN Student News

你打开电视，看到当天的某段新闻，但是你不能完全理解其内容，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比如天天报道中东冲突，可你却不太明白这事儿的来龙去脉；看到智利地震之后各国动作不同，你可能也不太理解，甚至你可能不太知道智利在哪儿。这时候你不想听新闻专题的专家们侃侃而谈，你最想的是找个人给你这外行几句话解释明白，不用解释太多，你也不想知道那些细节。

能不能就把你当成个中学生，给你从头到尾简单讲讲？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的同时也顺便受点儿相关政治的、历史的、地理的、科学的教育？这就是“CNN学生新闻”的基本理念。

这款新闻面向美国的中学生，每天大约十分钟左右，由CNN专业新闻人士和教育专家合作打造，播出后好评如潮。它不仅告诉孩子们发生了什么，还要给他们一个完整的故事，并借此传递各种相关的知识，引发学生们的思考。同时提供各种相关的免费学习资料，比如最新一期报道智利地震，视频的下面还有很多PDF阅读文档的下载，其中包含世界地图，智利地图等等。

这款节目每天（周六周日除外）都在线免费播出：http://us.cnn.com/studentnews/

同样的，对于想学英语的人，这是极好的资源。因为面对中学生，所以新闻报道的遣词造句都要更简单直白些。

而且，每天每集下面都有全部报道内容的文字文本（transcript），如果你听不太懂仍然没关系，边看边听，乐在其中啊。

读杜婷《像自由一样美丽》

Fri, 26 Feb 2010 17:35:00 GMT

杜婷写了《像自由一样美丽》，讲刘霞、曾金燕、王庆华、曾丽的故事。这是关于妻子，关于母亲，关于自由人的故事；也是关于抗争，关于等待，关于希望的故事。

普利策奖得主，美国作家Annie Dillard, 也是一位女性。她曾为一本青年人的文集写过一个序言，叫《青年作家注意事项》（Notes for Young Writers）,这序言开头是这么写的：

“把你生活中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时间花在大事上，比你自己更大，比简单的感官愉悦更大，尽你所能的大：比如上帝，比如扶危济困，比如求知解惑，比如文学创作，或者其他什么事。这是快乐的真谛，远非感官愉悦可比。

MIT某杰出的物理学家，发表了很多重要的论文和书。他常常在半夜有灵感，于是起床,沐浴,梳洗,刮脸，穿好干净衬衣,打好领带,擦亮鞋，然后才坐下来开始写。我的一位朋友曾问他为何在这些琐事上如此煞有介事，他一脸诧异地说：‘为什么？为了物理的荣耀！’”

这四位女性和她们因言获罪的丈夫，是把她们的生活给了她们认为更大的事，也许有过迷惘和无奈，但终于慎重而坚定。她们和他们都是有尊严有荣誉的大人，我很敬重。也希望她们快乐，早日相聚。

把这序言的两段话翻出来，献给她们。也给杜婷，谢谢你记录了这些重要的事。

====原文精彩，照抄如下====

“Dedicate (donate, give all) your life to something larger than yourself and pleasure to the largest thing you can: to God, to relieving suffering, to contributing to knowledge, to adding to literature, or something else. Happiness lies this way, and it beats pleasure hollow.

A great physicist taught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 published many important books and papers. Often he had an idea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He rose from his bed, took a shower, washed his hair, and shaved. He dressed completely, in a clean shirt, in polished shoes, a jacket and tie. Then he sat at his desk and wrote down his idea. A friend of mine asked him why he put himself through all that rigmarole. "Why," he said, surprised at the question, "in honor of physics!"

感谢中国，感谢伊朗

Sat, 20 Feb 2010 08:00:40 GMT

CNN今天的文章“互联网封锁带来的商机”。

文章说，由于中国和伊朗的网络封锁，美国很多开发突破封锁软件的公司迎来了无限商机。某公司负责人说，他们每天的六万用户中，60%来自中国，40%来自伊朗。

尤其是那些提供VPN有偿服务的公司，获利丰厚。这些服务商的客户以前主要在美国国内，是那些想隐藏自己ID而更安全的使用网络的人。不曾想后来中国和伊朗成了主要“贸易伙伴”。某公司说他们的业务在过去一年中增长了500%。

就相关的法律问题，美国的国际法律师Dan Harris写文章做了解释。这些公司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不过由于公司所在地不在中国，中国政府管不了。不过这些公司也不可掉以轻心，Harris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美国，有很多药不止贵，而且必须要有处方才能购买，所以早年就有人通过网络卖给美国人处方药。由于卖方在国外，美国政府管不了。不过联邦政府后来“用计”将某些卖药人“钓”到美国，并逮捕了他们。

Harris说：“如果我是这些开发“翻墙软件”的公司老总，那去中国之前我一定要好好考虑一番。如果我神经极度过敏的话，在我出国前，我甚至会查查哪些国家和中国有引渡条例。”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要你需要并且付得起钱，永远不愁没人供货，管制的结果不过是转化了竞争（买卖）的形式。管制进口，结果是走私遍地；管制色情业，结果是明娼转暗娼，黑社会毒品艾滋问题更严重；管制互联网，结果成就了翻墙软件的流行。

管制互联网信息，GFW和各种监控手段提供者大发其财，是网民的钱纳的税；而提供突破封锁工具的服务商，从网民那里又赚一笔。一来一回，GDP和进出口数据都有变化。但这些钱是浪费掉了，因为它们本可以花在其他更有建设性的地方，比如给CCTV盖个楼然后烧掉再盖一个。

Sade 和 Duffy

Tue, 16 Feb 2010 23:28:21 GMT

Sade上周出专辑了，《Soldier of Love》, 十年来的第一张，二十五年来的第六张，今年她51岁。

根本不考虑，从ITUNES上整张买下。我对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倒不是非常喜欢，那MV YOUTUBE上好多人夸好，可我觉得挺一般的。但其它的，还是Sade。

我办公室新买了台台式机，弄数据和跑程序用。安装好ITUNES的第一天，我从家里带了两张CD拷些歌进去，两张都是Sade的。因为我很喜欢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想听，所以她那张《Lovers Rock》我还拷了一张CD放在车里，原版放在家。

有一种歌手，无论你在什么情况下听到她唱歌，你都会站住听一会儿，然后问周边的人，这个人是谁？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或者拿出IPHONE打开Shazam四处探测。如果在唱片店里，你会让他们直接拿现在放的这张CD给你。Sade就是这种歌手，不太一样的是，她唱的每一首歌都有这效果。

2007年我才知道Sade，记得第一次把《Lovers Rock》塞到CD机里，《By Your Side》音乐一起就愣了一下，缓了缓，慢慢坐下来听完。当时以为第一首嘛，总是最好的。可第二首《Flow》一开始，又愣一次，嗯？怎么回事儿？然后就一直听下去了。结束后想想这么好的专辑应该有个说法吧？上网一查，哦，2002年格莱美最佳流行专辑。我和格莱美的喜好难得对上一次，所以印象很深。

说起格莱美，想起去年我室友过生日，我想不好送啥给他，买了张09年格莱美的年度专辑，就是有罗伯特普兰特那张，觉得还挺适合他的，因为他开车老听一个老摇滚的电台。可前两天去他屋里帮他找东西，发现那张专辑还没开封，他车里倒是放着好几张我买的连自己都不爱听的垃圾金属。咳，真的，过年过节，送钱最合适，给他20美元，还能买堆啤酒慢慢喝呢，也比这强不是？话说回来，我过生日时，丫送我一张《功夫熊猫》的DVD，把我寒坏了，不过后来我还真又看了两遍。

如果你从来没听过Sade, 点击这里打开这张老专辑，花十分钟，听前两首；或者五分钟，听第一首，很难忘掉。

朋友说Sade不如我之前推荐的Duffy，真土，嘿。如果最近看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an education》,影片结尾出字幕，歌手一开嗓子，就能让人当场立定听完，那就是Duffy。我觉得那首歌的名字特别适合形容Duffy的嗓音：Smoke without Fire. 嗓音烟烟的，那火你看不见，但你知道它一定在歌者的心里。

我前几天在twitter上说，我不太喜欢这首歌，不过因为是她唱的，就算烂也能唱得肝肠寸断绕梁三日。Duffy 最臭烂街的歌是Mercy,去年听的耳朵起茧，不推荐了。不过如果你在找一首还能打动人的情歌的话，可以试试这首Warwick Avenue， MV不错。

我一听DUFFY就想到Amy Winehouse, 一想到Amy Winehouse，就想到《老友记》里的Janice...

其实DUFFY也得过格莱美年度最流行专辑奖，是2009年，看来我的口味还是挺恶俗的，属于美国版的两只蝴蝶擦干眼泪陪你睡型。

恶俗好过装逼，后者比如《纽约时报》对We Are the World 25 Haiti的这篇乐评，就是骂，看得很恼火。我觉得作者一定40岁以上，白人，一搜索，果然是。看他用85版中诸人损新版中的新一代，我脑子里就出现一堆“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形象，比如Bob Dylan,Paul Simon, Bruce Springsteen等等。

其实老艺术家一般不招人烦，真招人烦的是拿老艺术家倚老卖老的老乐评人，动不动就“你没听过。。。不知道。。。那和以前没法比。。。”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抽他。

25年后的热血沸腾

Mon, 15 Feb 2010 20:07:00 GMT

大约每个人都听过25年前那首《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当时是迈克尔杰克逊领军，聚集当世的最强阵容，为非洲而唱。大概每个听过的人都感动过，我自己听一次感动一次。

25年后的今天，这首歌再版，聚集现在北美流行音乐的最强阵容，在冬奥会开幕式那天全球首发，为海地而唱，又一次让人热血沸腾。这个新版本，可以再流行几十年吧？

这首新版依然让已经去世的MJ来领唱，把他当年的那段视频剪了出来，天衣无缝的加到了新版中，和妹妹Janet一起唱，观者为之动容。

25年，Ray Charles已经去世，新版中由电影Ray中Ray的扮演者奥斯卡影帝Jamie Foxx模仿他当年的唱词，非常好。

25年前，中国人民熟悉的歌手“情歌王子”胡里奥领唱了拉丁版的“天下一家”；25年后，他儿子恩里克在新版中献声。

25年，改变最大的应该是黑人音乐的力量吧。新版中大约80人，我目测黑人歌手的数目超过一半。

新版中还加了不少的RAP，居然加得一点都不让人觉得别扭，不可思议。那段大家一起的RAP竟然咚咚呛呛的把我说感动了。虽然我一直是RAP的粉，但这种感觉不常有。

RAP界的大当家们来了不少：Lil Wayne (前两天犯事儿被抓进去了，忙里偷闲录了这首歌)， Kanye West, T-PAIN, Snoop Dogg…还有不经常RAP但几乎出现在每一张重量级RAP专辑中的Usher, Akon, Wyclef Jean, Mary Blige等等。

事实再一次证明，Wyclef Jean永远是“叫魂嗓儿”，喊得比唱得好听，用他做背景声绝对没错，比如上届世界杯主题歌。这次又由他来喊最关键的几嗓子，依然喊得人魂不守舍。

这首歌的视频，绝不应该错过。视频请Google “we are the world 25 for Haiti”。

25年前，我第一次看春晚，当时大概还不知道啥叫热血沸腾，但很激动。

25年后。。。也加入了些RAP元素：“什么呀可惜，什么呀可惜，党的政策呀，可惜”。

做一对春联及英译

Sat, 13 Feb 2010 04:36:14 GMT

过年，不能回家，心血来潮，做春联一对：

盛世幻景空有色

人间春梦了无痕

横批：岁岁年年

想了想，又发神经把它译成了英文：

World is like a mirage,

flashing with all lights;

Life is like a spring dream,

vanishing without a trace.

Year after Year

后半句的翻译来自林语堂，他翻译清人沈复《浮生六记》中苏子的话“事如春梦了无痕”，就是这么译的。

对，对，对穿肠

Mon, 08 Feb 2010 19:24:00 GMT

我从小爱看对联以及相关的故事，现在看见还没对上的“上联”就浑身不舒服，好像数学题做不出，编得程序跑不对，那是一定要弄出个结果的。对联考验横向的想象力，数学考验纵向的逻辑能力，都好玩儿。

去年12月，某推友在twitter上说南周有奖征对联，上联“张艺谋谋财不谋艺”，我想啊想，对上了下联“陈独秀秀统实秀独”，横批“名易实难”，算差强人意了。

看见“残联”总觉得要给填完整了，这毛病今天早上又犯了。

Twitter上有人出对，号称海峡两岸50年未完成。这是夸张，没完成是因为没人去对。不过这上联着实凶险：“玉体横陈陈其美”。第一后面三字是名字；第二这名字的姓要能当动词用；第三前面的成语要用名词开头，结构要对，而且“玉体”要和后面名字里的“其”照应；第四前面的成语要和后面的名字语意上一致。

想啊想，中间的几个不成功的例子就不提了。后来某推友出一下联，我一看，结了，这上联不孤单了。曰：玉体横陈陈其美，血脉贲张张之洞。

哈哈，低俗低俗，不过仔细品味，确实绝，再说我喜欢低俗。前些日子twitter上还有一对：佳丽家里想男人难忍，和尚河上见师太失态。也低俗，但好玩儿。

汉字用“砌字”来堆积意象，需要高超的想象力和手艺，有很多绝妙的作品。“对联”只是传统训练中比较低级的科目，但这“小儿科”可以玩儿得惊天地泣鬼神。比如号称“古今第一长对”的昆明大观楼对联，那是对中有对，长对接短对，对的是层层叠叠，空间四面环顾，时间历代兼容，立意清明高远，文气潇洒浩荡，堪称汉字的经典之作。

这对联如下：

上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州，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萍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下联：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汉字要写成这样，才敢立碑保存吧。像余秋雨那种小学水平，擤一把鼻涕都能“烟霞满纸”的狗屁不通的碑文，

还好意思刻下来，后人见之，怕是要瞠目结舌，惊叹“文起八代之衰”了，这“起”是“开始”的意思。

真是“民国文章韩寒骨，中间老余空叹息”。

黄河边的耶路撒冷：八一八中国犹太人

Mon, 08 Feb 2010 07:17:52 GMT

上一次雪夜我八了达赖喇嘛讲述的西藏史，这次又降大雪，我来八一八中国的犹太人吧。

知道中国第一种全国流通的纸币“交子”是犹太人设计的么？怀疑过岳飞有犹太血统么？听说过会讲古希伯来语的河南人么？啊，什么，蒋雯丽也怀疑自己有犹太血统？往下看吧。

1. 王春来写了《河南犹太人》，很糟糕的书，台北的繁体字版450多页，而大陆的简体字版只有200多页，也不知道有啥可删除的。我花了45分钟就翻完了那450多页，全书可读的内容对我而言不到3页。

2. 有证据说犹太人早在秦汉甚至周朝就进入中国，唐朝就更有不少更明确的书信证据。那时候他们管中国叫“希尼”，不知道是不是管来中国叫“和稀泥”。有人还猜刘邦是犹太人，因为这名字听起来像reuben，又是高鼻梁，出生还不明不白，靠。

3. 大规模进入中国是在宋朝，先从河内到了广州，一看：哇，好繁华。继续往北走，到了扬州：哇，太他妈繁华了。于是就不想走，住下了。剩下的人听说首都汴梁更好，继续北上，到了之后吓坏了，真是天堂啊。于是呼朋唤友，把散居各地的犹太人都找来，组成了500多户人马聚集在了汴梁，这是今天仍然在的受学界瞩目的开封犹太人社区的起源。

4. 因为犹太人吃牛羊肉时要挑掉筋，汴梁人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挑筋教”，他们聚集的地方称为“挑筋胡同”。民国时候，嫌不雅，改成了“教经胡同”。

5. 1008年，宋真宗接见汴梁城的三个犹太人代表，见过之后，他们在中国的居住就有了合法性啦。1112年，这些“一赐乐业国”人又从宋徽宗手里拿到了盖会堂的权利。可犹太人一向倒霉，刚没几年，金人就来了。犹太人做生意厉害，当时已经有不少富人，决定随宋廷南迁，但临走前也给决定留守的掌教列维留下了很多钱，准备以后盖会堂用。留守的犹太人想保持中立，在金人入城后，门上都贴上了犹太人的标志“六色花”。

6. 金人没有经济头脑，来了汴梁没几天就搞得经济大乱，货币乱七八糟，通货膨胀高涨。眼看混不下去了，找大宋管货币的官员救急，人家宁死不从，那就通通死啦死啦地。但问题没有解决，怎么办呢？当然找犹太人了。后来留守的掌教列维等人设计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种官方指定全国流通的纸币，交子（不是四川流行的那种，那是私营的）。后来犹太人在金国政府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影响巨大，最后金国撤退回东北上京时，还强带走了一帮犹太人。

7. 为了表彰犹太人的杰出贡献，金世宗批准犹太人在东京建教堂，并御笔题字“一赐乐业教”。大殿内既有牌匾“大金帝国世宗万岁万岁万万岁”，当然也有“一赐乐业啊，你要听!我等之主耶和华为独一之主”以及十诫。

8. 东京人民对犹太群体独特的生活习性，对子女的严格教育，种种严格的宗教习俗，以及自身的道德自律，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文化的同化也是不可阻挡。掌教列维的儿子喜欢读柳永的词，被乃父大骂：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东西，摩西才能写出十诫，而那种烟花柳巷的人渣写的东西你也敢读？但小子最后还是偷偷读，还弄了一首《沁园春。迦南势》：系人心处，新月地带，希望之乡。河对岸人，摩西气概；对月临风．挥斥方遒。朝朝暮暮，好梦随絮，愁云恨雨两牵萦。。啧啧，果然是柳永的粉。

9. 开始的通婚也是很痛苦的，犹太小伙被逐出家门，说背叛了上帝；汉家姑娘也被痛骂，说“找个挑筋教徒，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不过最后混血儿的下一代诞生了，那叫一个好看啊，就没事儿了。以后通婚方便了，就是婚礼很麻烦，先得在汉人这里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然后再到犹太那边找两个拉比主持一把。

10. 后来犹太人也有不少参加科举考试的，比如金朝的赵秉文。到了顺治二年的1645年，有考卷上写着“赵映乘，号摩西，契元1805年10月26日生。籍贯：一赐乐业”，那“一赐乐业”四个字还特别加大号。后来这小伙中了进士，当上了刑部郎中。

11. 明清两朝出土的犹太教碑文中，有“精忠报国”字样。因为宋朝很多犹太人从军，所以西方学者据此认为有犹太子弟在岳飞帐下打仗。更夸张的学者怀疑岳飞也有犹太血统，因为背后刺字，不是中国传统所为。哈，这就太八卦了。

12. 元朝的时候，全国人群分等级，犹太人被归为第二等的“色目人”，那是统治阶层了，也确实为元朝的经济政策贡献了不少力量。马克波罗回去之后，像欧洲通报了中国有犹太人，至此中国的犹太人进入世界视野，成为西人的研究对象。后来明朝的利玛窦见到了犹太人的朝廷举人艾田，开封犹太人的事情就传遍了。各种传教士接踵而来，调查一个接一个。

13. 明朝时，《大明律》出台，所有“色目人”都得改汉姓。而犹太人中有家姓“俺”的，因为在锦衣卫中效力，告密有功，改姓时赐宋朝皇姓“赵”。

14. 闯王来了！打开封打不下，放黄河水淹之！开封城古老的犹太社区和会堂毁于一旦。最重要的，保存的古老经卷都完蛋了。

15. 清朝还发生了很多事，不一一细表了，1850年，开封犹太人中最后一个会背诵大经的拉比去世，从此这文化差不多就断了。后来和汉人在行为上也无甚差别了。

16. 二战时很多犹太人逃到了上海，有一犹太姑娘偶遇一河南小伙，发现丫居然会讲古希伯来语，吓坏了，以为小伙邪魔附体。和小伙一打听，他可没听说过啥子犹太人，自称说的是“一赐乐业”方言。

17. 刚解放开始推行户口制度的时候，还有人民族一栏填“犹太”，民警一看完了，上面定下来的50多个民族里没有这一号，想划分到回族吧，好像也不妥。最后好多人就填汉族了。《河南犹太人》里的一位老人叹息道：都是土生土长的黄河犹太人了，拉比没了，很多戒律都不收了，犹太文化早就断了。填什么族，无所谓了。

18. 因为犹太人在现代史上很重要，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专门召集了个专家会议，在中南海讨论要不要设立“犹太族”的问题。最后认为基本已经完全汉化了，称为犹太族后裔是可以的，但已经不再是独立民族。

19. 今天以色列驻华大使，也说他们是世界上唯一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的犹太人例子，不再承认他们是真正的犹太人。

20. 据说今天开封犹太人还有七姓六十六户两百余人，其中石姓的传统保持的最好，饮食上仍挑筋，仍过有些犹太教节日，要求子孙遵守摩西十诫和朱子家训。将近一千年的风雨，能如此，不易。石家也是进入中国的犹太人中，经商最成功的一家。“石子玉汴稠庄”历清朝九代皇帝，直到民国而不衰。

我不得不佩服犹太人工作做得细，早就把所有关于中国犹太人的资料、论文、影像资料、媒体报道，以及各种出版物收集起来，做了一个希伯来语和英语的网页：http://is.gd/7UHnD。

从《河南犹太人》来看，还是有些人有很深的犹太情节，想回到故乡去。这里祝愿他们早日实现心愿。毕竟，黄河边上没有耶路撒冷。

五毛党的经济含义

Sun, 07 Feb 2010 19:46:00 GMT

网评员，挣得是“计件工资”，收入和生产的评论数量直接挂钩，早年据说一条评论挣五毛钱，故网络浑号“五毛党”。这现象趣味多多。

老板雇佣工人，总是希望工人努力工作，而就鼓励工人加大产量而言，计件工资是最有效率的安排之一，因为产量越大工资越高。但这安排有个弊端：不容易监控产品质量。如果饭馆儿给厨师的工资是按炒菜的盘数论，那做出来的菜一定不能吃；如果软件公司给程序员的工资是按行数论，那写出的程序一定没法用。所以这些行业不使用计件工资。

并非只有低质量的行业才使用计件工资，但使用计件工资的行业通常有比较划算的方法监控质量，也有可能市场上对该行业的产品数量需求巨大，使得即使使用计件工资加大产量的同时也加大了质量的监控成本，仍然划算。实行计件工资还有个好处，就是工人可以不用来上班，在家里做好了交差也行。张五常曾举过例子，就是大家常见的那种“小水钻”，廉价首饰啊牛仔裤啊小靴子上常用，不算质量特别低，但市场需求量巨大，所以这行业中国南方多采用计件工资。

网评员这行业具备实行计件工资的条件。第一要求生产量大；第二质量比较标准化，都是千篇一律的玩意儿；第三监控质量也比较容易，比如弄个什么“发帖字数低于多少字不行”的小控制软件；第四是省钱，在家里上班做五毛也行，不一定要占办公室。

按发帖数算工资，下功夫提高发言内容的质量就不划算。所以我们观察到的“五毛评论”水平都差不多，很水。

在这种工资安排下，把每条评论5毛钱下调成1毛钱，就会出现韩寒提到的现象：好像五毛评论的数目一夜暴涨。但这并不是因为五毛们都在“超负荷工作”，而是因为他们都转变了努力的方向。

降低工资，工人的劳动供给会减少。但在不同的工资制度下，这“减少”的方式大有不同。如果实行的是固定工资或者计时工资，老板降低工资，工人便人浮于事，按时上班，但来了之后喝茶看报纸上网QQ。如果实行的是计件工资，降低工资的后果一定是产量大增，但工人们生产单位产品的努力程度也大跌。

举个例子。在发一条评论5毛钱的时候，我写十个字一条“要相信执政党，相信政府”。但现在一条评论只有1毛钱了，我于是只写两个字“傻逼”，然后转帖5次。所以在计件工资下下调工资，产量会激增，而工人在单位产量内投入的努力程度会剧减。

网评员现行的工资制度，肯定生产不出有质量有内容的评论，这和网评员本身的水平并不必然相关，主要是价钱太便宜，下功夫不划算。

我最近在读爱默生，很想知道这么伟大的作品中译本是谁翻译的。是张爱玲。但翻译的水平不忍卒读，垃圾的很。想张爱玲天纵奇才，生活困顿时翻译这赚不了钱的作品糊口，结果也是如此草草应付，何况五毛乎？张这样的天才花时间做这样的垃圾翻译，是社会的悲剧，中文的损失。

回过头来谈五毛现象。

再想深一层：为什么网评员这行业要实行计件工资？这工资制度鼓励产量而不是质量，这道理不需要学过经济学才懂，宣传官员们明白的很。但为什么一方面高喊“占领舆论阵地，领导民意”（这需要质量比较高的文章），一方面又实行只鼓励数量的计件工资呢？

这是因为他们要的就是数量。

咦？难道宣传官员不是应该真正重视“洗脑”，应该切实做到“领导民意”么？怎么会如此草率行事，弄出些不成器的五毛来？

当然不是。现行官僚体制人浮于事光喊口号不干活，那是出了名的。不止在应该“为民服务”的行业如此，在“祸害人”的行业也是如此，所以什么宣宣熊猫国安也都是应付差事，风向一变，立刻随风倒。利益才是永恒的嘛。

官僚要为上级负责，要升迁，行为就要为这目标服务。升迁靠什么？人情关系是一方面，但远不足够。因为关系千万重，而职位就很有限，竞争者众多，提谁不提谁是大学问。

所以历代官员的提拔不止看站的队伍，还要看“政绩”，而这“政绩”一定要大家都看得见，这样上级提拔才有借口，才好服众，才能顶住政敌的压力。这“大家”和“众”可不是老百姓，而是红了眼竞争职位的各种相关利益当事人。

所以上面搞“大跃进”，下面就必然要“放卫星”；上面重视GDP，下面就有动机给统计数字注水，而上面当然知道这一点，要下来实地考察，所以“形象工程”就风起云涌了。“形象工程”一定要见效快看得见摸得着，让人印象深刻，努力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之类的不划算，见效太慢了，等你素质提升了我都退休了。但教育很重要，所以多快好省的方式是盖大楼，看得见摸得着，大家都满意。

“五毛党”也是“形象工程”。下级宣传官员向上级汇报“政绩”时，如果说写了多少篇高质量的文章，真正改变了多少人的思想，那没有多大说服力，大家都心知肚明是扯淡。但如果领导打开电脑一看，哇，全是自己人，数量巨大，简直“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那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

只要数量够大，红扑扑一片，喜感扑面，至于写的内容是什么，谁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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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功颂德的文章不是必然水平就差的，还是看写文章的人。现行网评员的工资制度达不到提升质量的目的，而看起来雇主也根本不看重质量，只是喊喊口号。所以我觉得这行业前途黯淡，从事这行业的同志们还是应该尽早另作打算。

每条1毛钱再加上几百块钱的固定工资，而从者众，年轻人糊口艰难，可见一斑。

视而不见读书大法

Sun, 31 Jan 2010 23:19:32 GMT

我有时候会在twitter上推一些我读过的书，昨天看见一位推友说他会去看我推的书，很有些得意。恰好我刚推荐了2008年出版的Robert Remini教授的《A Short History of the US: from the Arrival of Native American Tribes to the Obama Presidency》（《美国简史：从美洲土著到奥巴马当政》），他就读了起来，顺手推一些书中的内容。问题来了：他推的东西我大都毫无印象！想想这事儿，我忍不住乐了，感慨自己瞎忽悠人家。

其实也不能算我忽悠，那书我确实是读过的，是本好书，我给出过推荐理由。但我读书的方法和别人不一样，很少一句句的看，所以一本书读完，我能看过其中20%的内容，就很难得了。我也有一句句读的东西，那是本专业的一些重要论文和书的重要章节；或者是文学艺术作品，重在文字的感受。但其他学术著作，尤其是我经常提到的各种其他专业的面向外行的普及读物，我都只是翻阅。

如果我想知道什么东西，通常会花很长时间选择一本读物。尤其是自己不懂的东西，要看很多的推荐和评论，然后再选一本公认的有份量有启发并且行文清楚的。这时间一般比读书时间长。

精选之后也不精读，就是翻，每一段只看头一句，这样的好处是思维连贯，框架清楚，知道作者的思路。因为我读书容易走神，要一句一句读的话，读不了20分钟我就忘了前面说什么了，再继续1小时的话，你都能听见我打呼噜了。

大概不用十分钟就能翻完一章吧，然后开始想。这章说了什么，为啥这么说。这时候什么是好书什么是烂书的差别一目了然。你想想，做为外行的读者，大致浏览了一章，想出了自己感兴趣的觉得特有意思的问题，然后重新翻回去某段去找答案，靠，居然没有！这叫什么破书！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几次，那这书多半是垃圾，写书的人算不上专业精深且能深入浅出的高手，书那么多，赶紧换一本读吧。

但是，如果翻阅一下，没有问题咋办？这一般是两个原因：或者你对作者谈的东西不感兴趣，或者他组织材料或叙述方式没有启发性。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如果粗翻提不出有意思的问题，精读是浪费时间。

虽然能提出问题也能找到答案，但没想到的问题咋办呢？书里肯定也有答案，没想到，没读，不就遗漏了么？这种思考方式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如果我读了，我就知道了或记住了，就没错过什么。

这假设太离谱。

第一人的记忆力不行，我少年时代过目不忘记忆奇佳，但今天如果不是自己思考所得，绝对记不住，我能记住的是什么内容应该到哪里去找，这后者不需要精读。如果不是我想知道的问题，那别人既给问题又给答案的“灌输”，我记不住，过眼就忘。

第二人的精力集中程度不行，一句一句读一定走神很多次，只过眼不过脑子，读了白读。一本书，如果能让你想到一个问题，它能给出一个有意思的答案，就是很不错的阅读经历了。书的作者洋洋洒洒，可能并不是故意要说废话，他确实想给出很多信息。但对读者而言，大部分内容是没用的，是阅读噪音。除非你突然想到某问题，再去重读某一部分，又受到新的启发。杰出的著作，总是长读长新，就是这个道理。一次阅读就能尽览精华的作品，基本都毫无精华可言，根本不值得看。

第三人的时间有限，一句一句读完一本书需要很长时间。读完了，没问题，再过两天，忘了。可如果不花时间阅读细节，而只是每段读一句的话，那重视的便是作者的思路，这思路一般一定有问题。你一想，一问，回头再精读几段，便容易有忘不掉的收获，这收获会进入将来的思考过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其它的，与其看了就忘，干脆不看。用在读的时间上太多，想的时间就少了，我个人认为这样没啥意思。

举个例子吧。比如美国独立战争，你和我说《独立宣言》，我说它通篇都是忽悠，有文学价值。“下述真理不言自明”？哪有什么“不言自明”的东西！可见“下述”的东西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是大忽悠。好的介绍独立战争的历史读物，必须清楚简单地回答下列问题：

好端端得为什么打仗？什么问题解决不了？谁挡了谁的财路？谁那么着急想打，有什么好处？谁是被动卷进来不得不打？这是原因。

真正打起来之后，谁被谁忽悠了？怎么忽悠的？谁掏了钱？谁卖了命？这是过程。至于什么战役死伤了多少人，怎么打的，那是军事迷感兴趣的东西，我一概不看。

战争打完，谁得益了？谁受损了？这纠纷怎么处理？什么处理得了什么处理不了？隐患在哪里？这些问题的答案会解释以后发生的事，比如制宪会议，比如南北战争。

这样一读，美国历史就是个连续的一环套一环的过程，内容简单逻辑清楚。当然遗漏了很多东西，当然认识上会有很多偏差，但好处是简单清楚，还不会忘，自己又不想成为专家，要求那么多干嘛？以后想知道细节，随手google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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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困难，从来不是在好坏之间选，而是在一堆好的东西之间选。时间有限，好书无限，更重要的，书本之外美好的东西无限，如果不为稻粱谋不为专业，字斟句酌的读书，不值得。业余读书，除了天才的诗歌，哪有什么东西值得一个字一个字看啊？而为增长见识，则最重要的是主动思考而不是被动阅读，努力提炼自己的东西，然后与别人互相比照，否则不如去旅行。

利益与伦理：再谈google和百度

Thu, 14 Jan 2010 01:37:16 GMT

有几位朋友在博客或者twitter上都留言提醒我注意google事件的“商业道德或伦理”，不能只用利益来看问题。这里我来谈谈这个问题，并就此说说我对百度孙云丰文章的看法。

我上文开篇说的清楚：“认为google讲道义，这种态度是一厢情愿，有戏剧效果，但分析上走不远。”我当然承认有商业道德这回事，但我说的是这分析走不远。如果用商业道德为分析起点，那要解释的现象是google和百度为什么行为不同，分析的原因最后是商业道德不同，或者再加一层“判断”：google就是刚正不阿，百度就是奸佞小人。

这分析框架原则上没问题，但选择这个角度，许多重要的问题解释起来会很困难，比如为什么google“好”百度“坏”？为什么google时坏时好？要用道德为起点回答这类问题，分析基本上逃不出同义反复或者套套逻辑。而如果你认为商业伦理归根结底是人的道德问题，那如果把百度和中国谷歌的所有员工对调一下，两家公司行为会有不同么？

基于这些困难，我选择“利益”来看问题，这是经济学的分析。选择一个角度切入不等于否认其他角度的存在，而是一个理论的取舍：坚持一个基本出发点才可能逻辑一致地想下去，否则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就不能称之为分析了。更重要的是，选择“利益”做角度不仅能帮助回答以上三个我认为很重要的问题，而且“利益”的角度包含了“商业伦理”，选了前者，我不需要再考虑后者也不会遗漏重要的分析结果。最后，相对于商业伦理，长期和短期利益都更容易观测和估计，不一定观测和估计的准，但可以观测和估计（股价就是干这个的）。这是个优势，因为可以据此回答更多的问题，比如“利益变动多少行为会变化多大”，但“道德高低多少行为区别多大”这问题就很难回答。

1. 1. 为什么google“好”百度“坏”呢？

因为中文业务对google来讲远远不是生命线，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所以它有选择的本钱；而中文业务几乎是百度的全部，是它的生死存亡问题，二者行为自然有别。我不认为google就比百度更道德，都是利益至上的商业机构，二者面临的局限不同所以行为不同罢了。

如何回应百度孙云丰的质疑“如果谷歌占据了中国80%的搜索市场份额，google的高管，还会这么高调的宣称要do no evil，从中国退出吗？”还是那句话，就算占据中国80%的市场份额，中文业务也只是google全球业务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它永远有根据全球利益来调整中国市场上行为的能力，而这能力，要比百度强很多。如果中国的业务是google全球业务的80%以上，那google的行为就会和百度趋同。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孙云丰有道理。但这句话应该引发更多的思考：1）为什么google在中国的利润空间有限？当然，百度的竞争是一方面，在这方面百度做的不错，但也不要由此就狐假虎威起来。如果没有强大如幽灵般的宣宣，我想google断不至于因为百度的竞争而考虑放弃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2）为什么google在中国的业务可能和它的全球盈利起冲突？宣宣只是一方面，毕竟宣宣大约也不管你卖“搜索排名”，也不直接插手google book的版权问题。更多的经济政治因素造成google在中国的困境，值得深思。

我也不认为google比思科等公司更“道德”，只是google的业务范围或者赚钱手段更明确地依赖于信息自由流动，在这一点上和当前的环境起了大冲突，所以看上去就有些“斗士”和悲情的意味。再加上google声明书中揭露的某些细节，这意味更浓。正所谓时事造英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帕玛拉特牛奶不是在2005年退出中国市场，而是在三氯氰胺事件爆发时离开，那个转身恐怕也会相当华丽和高洁。但其实谁离开都是因为无利可图，成本太高，利润前景不明。只是时局不同，我们不明真相的群众感受便不同。

说过很多遍了，比起这些道德感受，事件背后的经济政治力量变化会带来更多实际的变化，这是我关注的问题。

2. 2. 为什么google时“好”时“坏”呢？

google还是那个google，人还是那群人，口号也还是那个口号，伦理没变，环境变了。你可以形象地说当局太过分了，连老实人都忍不了了。但是别忘了，当局在欺负人这件事上，通常是一视同仁的，欺负google的同时不会忘了百度，但由于二人抵抗力不同或者成本收益结构不同，反应不一样罢了。

你可以嘲笑百度，比如没有“鸡吧”等等，我也常常嘲讽它。但当我们认真思考的时候，问题就不是谁可笑，而是为什么百度更可笑。

是因为百度从上到下，总得来说人品有问题或者“软骨头”特别多么？当然不是的。把这茬人都放google去，一样大义凛然，因为中国业务不再会伤筋动骨。所以二者的差别还是业务和利益的差别。

你当然可以继续赞扬google谴责百度，说百度也应该当英雄不当太监，最差还可以选择倒闭，选择不为虎作伥。你这么骂政府是没问题的，因为政府强制纳了你的税收了你的钱，你天经地义的可以骂它。但外推到别的事物身上，要多想一想是不是苛责了。

3. 3. 个人道德和商业伦理

有位MBA的朋友留言说“商业伦理是个人道德的最大公约数”，这句话我特别喜欢，一个“最大公约数”道尽了“妥协的艺术”。个人的道德观念不能简单外推到集体行为，本质的原因就是因为集体行为是各种单个利益和力量角逐和妥协的结果，这角逐和妥协结果不是简单的个人观念的加加减减（“简单外推”）。

单个的人，可以意气用事怒发冲冠壮士断臂玉石俱焚，但集体行为通常会减少这类极端情况（在有些情况下有可能加强变得更极端，典型的比如战争），因为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以商业公司看，大家是为了利益结合在一起，“逐利”是结合的根本，利益虽不等于商业道德，但商业道德比如诚信合作等根源还是长期利益。没有利益，这公司根本不会存在，商业道德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是公司和个体的重要差别。所以“壮士断腕”这种事发生在商业世界时一定是原因的，或者断腕能换来一条腿（以退为进或丢车保帅），或断的是别人的腕，或者你以为是“断腕”其实不过是“拔毛”，像google这样。

4. 4. 孙云丰的困难

百度孙云丰的文章我看了，有几个地方非常不解。

第一、在商言商，大家都是为了赚钱，而一家商业公司的高管批评另一家商业公司的理由竟然是“市侩”，这让我很无语。google摆个Pose就“市侩”，百度天天屏蔽就不“市侩”了？至于用什么借口，都是老商人了，何必当回事。Google“拿一个高管制国家的民众感情来做台阶”就是“极其不道德”，其他包括百度天天喊着“保护民族工业”然后抬高价格朝民众兜里猛捞钱就“道德”了？都是老江湖了，用“恶心”来撒娇，不合适。

第二、他又说搜索引擎最大的社会政治意义是为老百姓提供透明的信息。反思自己的人生和意义，没问题，但之后的说法就太离谱了：“从这个角度而言，尽可能的设法为百姓提供便捷的信息获取技术服务，提供切实的价值，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宣称自己do no evil和政府撕破脸皮搞壮烈，才是一种真切的负责态度。”

人家是来赚钱的，你也是来赚钱的，“切实的价值”就是真金白银，扯那么远，怎么听都不像是诚实的商人，而像不诚实的“三个代表”。政治家应该为选民负责，公司应该为股东负责，这才是“一种真切的负责态度”。扯什么老百姓啊，人家又没强制纳老百姓的税，和老百姓是平等交换关系，对老百姓有个鸟责任。是不是受压迫太久了，看谁都像是救世主？幻觉破灭了就说人家不是好人？

第三、通篇都是这样的胡话，不多说了。在商言商有事儿说事儿，别老占据道德制高点，又不是竞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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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以为世界上最文明的事就是在重视彼此利益基础上的相互妥协，对抗是为了利益，谈判也是。重视利益没有贬低道德的作用，只是换了个说法，在现象上，“道德规则”的背后永远有利益，无论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社会现象，还是用更新的进化论心理学分析个体行为；无论分析的单位是经济学的“自利的个人”，还是进化论和生物学的“自私的基因”，都会引致类似的结论。

如果你觉得讲利益不谈道德让人感觉不舒服，那我还可以讲讲更让人不舒服的，比如爱情中女人的直觉，还有一见钟情命中注定意乱情迷。这种种神秘和浪漫，根据2009年最新的女性性（进化论）心理学的集大成之作《why women have sex》,都有极度不浪漫不神秘的进化论和基因解释，那解释和种种实验结果，说实话比经济学“自私自利”多了。但转念一想，正如黄舒骏唱的“虽然结果颇令人伤心，了解之后也没什么了不起。” 其实只会让你更赞叹世界的丰富，有规律的层次井然的丰富。

google事件的震撼

Wed, 13 Jan 2010 08:26:00 GMT

google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这么大的公司这么高调的举动实在不寻常，我在twitter上连着写了几个感想，这里整理出来。

1. 认为google讲道义，这种态度是一厢情愿，有戏剧效果，但分析上走不远。这件事的重点在于为什么中国能让在世界任何角落都钱途光明简直就是互联网代名词的google居然觉得无利可图？背靠数亿使用中文的网民，现在赚不了大钱没关系，但对未来赚钱的前景竟然都如此悲观，这实在是耐人寻味。

2. 如果一个凡事讲道义的人对你不理不睬，没什么，他有可能就是假清高，比如某些美国政客；但一个想从你身上赚钱的人都掉头而去，那只能说明你没救了，因为他本应该是世界上最想和你亲近的人。所以我希望看到google留下，否则后果太严重，信号太强烈。从google的股价有多高就知道市场认为这公司有多重要，它确实代表了未来的方向。而且鉴于它和各行业切不断的联系，它一旦完全退出中国，可能引起外资的连锁反应甚至雪崩，尤其是互联网产业，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所以此时我只能希望这盘棋对局的多方不要把棋下死了。

3. 到底是什么突然让这么大的公司这么高调？黑客攻击？那对google的技术不算鸟事；人权斗士的信箱？别逗了，就算美国总部也别假装外宾；哥本哈根？那本来就是个闹剧，中国的表现我并没觉得比美国可笑多少，虽然演技更差一些。这些都是借口，讲给媒体听的，肯定是经济利益的基本面动摇了，现在赚不到钱不要紧，觉得未来也玄了才要命。

4. 是什么原因我们外人不能知道详细，但google这一举动，无论最后结果如何，都宣告了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前景连“绝对老大”都想知难而退了。想想上一回我们说“别了，司徒雷登”之后发生的种种，我他妈真想抱着大腿让它留下啊。

还有几句调侃的。

5. 如果没有google, 我很好奇国内搞科研的人怎么搜索研究文献？那么多大学生研究生各种教授怎么抄论文啊？都局域网了不很快大家都抄成一样得了嘛？想到这个我都笑了，哈。

6. 没有了google, 难道让我用英语大字不识一个汉语只认识“女大学生”的百度么？

最后，既然是美国总部的决定，希望美国的投资人能做出反应让google三思，如果美国的市场也没啥反应的话，那总的来说人们对中国市场的未来预期是悲观的。

三个“不道德”的道德故事

Sat, 09 Jan 2010 00:27:00 GMT

故事一：十亿人的头疼和一个无辜人的生命

昨天我在twitter上做了个小调查，征求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十亿人正在轻微头痛，如果杀掉一个无辜的人，所有人头痛立刻停止，否则继续痛五小时。你认为这个人该不该杀？

在收到的我能明确辨别出“是否”的有效答案中，128人认为“不该杀”，5人认为“该杀”，不出意料一边倒。

这个问题来自于一位道德哲学家的一篇论文，他用了将近40页的篇幅用道德哲学的原理来“证明”这个人“该杀”，最后宣称这个结论“很违背直觉”。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道德哲学在“证明”上不是一门很有效率的语言，他的40页长篇大论用经济学来表述只需要三句话而且根本不违背直觉：1、如果让人出一块钱来避免五小时的轻微头疼，绝大多数人愿意出；2、如果让人出一块钱来把自己的死亡概率降低十亿分之一，实验表明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出（想象一下你买保险，每天出门开车或者过马路等等，每天都要做无数的概率大于十亿分之一的让自己或他人丧命的事情）；3、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十亿分之一的人命价值小于五小时的轻微头疼，证毕。

这个证明很简陋很不完善，比如你可以说“十亿分之一的概率导致一个人死亡”和“确定的让十亿人中的一个去死”是完全不同的，但这些都是细枝末节，可以轻易的修正。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引发思考：快速敏捷的道德判断是从哪里来的？根据什么道理？一旦开始思考，便多少有收获。

这个例子和“多数人的暴政”、“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等更现实的口号没有直接的联系。这些口号或修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和抽象的道德原则无关，它们只是赤裸裸的谎言罢了。在现实中，首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牺牲少数人利益保证大多数人利益”是否在道德上有正当性，而在于即使牺牲了少数人的利益也保证不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历史已经提供了无数的证据说明，在使用类似的口号的时候，后果只是先牺牲少数人的利益，然后继续牺牲又一部分少数人的利益，再继续牺牲另一部分少数人的利益。。。

不再继续展开分析了。这个故事来自于Steven Landsburg的新书《The Big Questions》，这本书讨论各种传统的哲学问题，但用的是数学、物理学和经济学的推理，所以读者不仅在思考道德哲学时能看到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也可以在思考认识论的时候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我多年来一直是这个人的读者，这是我所读的他的第四本书，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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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二：一条陌生人命值多少钱？

前两个月有个电影叫《the Box》，卡梅隆迪亚兹演的惊悚片，大烂片一个，不推荐，但这部片子有个很好的道德小故事。

如电影所演，想象你结婚并有孩子，家庭基本幸福，但就是有时候手头比较紧张。某一天，来了一个面容非常奇怪的人，你怀疑他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拿出一箱100万美元的现金，再拿出一个盒子，盒子里有一个按钮，说：“只要你按一下这个按钮，你就能得到这一百万，但这世界上会有一个你完全不知道的陌生人死去。这件事没有人会知道。你有24小时考虑，明天这时候我会回来。你按了我就知道，明天我会把现金给你；你不按我也知道，明天我会来拿走这个盒子给下一个我挑选的人。你知道，你不按总会有人按的。”

接下来的故事不难猜到，一向善良的主人公挣扎很久之后还是按了，然后就是一连串命运的连锁反应。

这是个很精妙的道德故事，如果那怪人直接拖来一个陌生人，递给主人公一把枪，说：“干掉他立刻给你一百万。”这故事的戏剧性就要大打折扣，主人公得具备杀人狂的素质才能接下这活，我们普通老百姓观众没有共鸣。所以精妙就精妙在一边是在你需要钱的时候绿花花的一百万美元，另一边是神不知鬼不觉眼不见心不烦地让一个不痛不痒完全无关的陌生人死掉。

同去看电影的朋友认为这是个困难的问题，她问要是换成我的话会怎么做，我说：“那还用问？！立刻啪地按下去，然后问怪人‘还有么？再来几个’。”她大笑。

这当然是个玩笑。但我认真考虑过这问题，答案是我绝不会按。别误会，我并不认为一条陌生人的人命比一百万对我而言更有价值，那要是一千万呢？一亿呢？十亿呢？如果我这么思考的话，总有一个很大的数字让我按下去。

但我不会按，因为我思考的起点并不是这人命是否值一百万还是一千万，而是：一条陌生人的人命对我来说根本不值什么钱。

而且我相信，一条陌生人的人命对我的读者也不值什么钱。为什么？修改一下上面的故事就知道。

某一天，家里来了个面容非常奇怪的人，你怀疑他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没有钱，只拿出一个空盒子，说：“你要往里面放一百万美元，否则我就去干掉一个你完全不知道的陌生人。”你相信他一定说到做到，但你没有一百万，他还很慷慨的表示可以借给你，以后慢慢还，不算利息。你不用考虑24小时，二话不说就可以请他走人。

好吧，一百万太多了；50万？赶紧滚蛋；一万？谢谢您我没空。。。反正你可以试着往这故事里填个数，你就知道自己对一条陌生人命的估价了。对我而言，这数字在0和500美元之间，具体取决于我当时的心情。

正因为一条陌生人命对我而言不值什么钱，所以我绝不会按那个按钮，凭什么用一百万美元来换不值500块的东西？一定有诈，一定会以某种方式让我支付相应的代价，我既然穷得没有一百万，那我也肯定付不起值一百万的代价，所以拜拜。

上天下地上帝撒旦外星人，他们生活的世界可能遵循和我们的世界不一样的物理规律，但做为经济学家，我坚信他们一定遵循和我们一样的经济规律：没有白吃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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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三：这不是钱的问题。

米尔顿佛理德曼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公认的最犀利的辩论天才。辩论是一项特殊的技巧，不是每个伟大的思考者都能成为伟大的辩手，辩手不仅需要想的快而且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最有效的语言。YOUTUBE上有很多佛理德曼生前的辩论视频，真是让人赞叹不已。

一次佛理德曼对大众演讲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种种长处，讲解完毕后有个年轻人提问，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老人，因为交不起电费和气费，屡次欠费后被停了电和气，后来好像因为冬天太冷又开不了暖气，冻死在家里。保险公司最后也只赔了几千美元了事。这个年轻人据此来质疑市场的“道德”，谴责那些企业，以及宣称人命不能用钱衡量。

人命可不可以用钱衡量是个观念问题，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无所谓。但重要的是在思考的过程中，不能前后矛盾，一会儿接受一会儿不接受。

佛理德曼问了这年轻人两个问题。

1、你为什么首先谴责电力公司而不去谴责这老人的亲戚朋友不借钱给他交水电费？

这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想象一个流浪儿，饿死街头，恐怕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谴责他的父母，而不是满街的饭馆不肯免费给他口饭吃。为什么在这个老人的例子中就转换了对象呢？

2. 你显然认为几千美元保险赔偿太少，那如果是几十万呢？几百万呢？几亿呢？

面对佛理德曼的不停追问，那个年轻人已经涨红了脸很囧了，佛理德曼继续说：“如果你认为几千美元不可接受，但几千万就似乎可以接受，那你就不是在谈论什么人命能不能用钱衡量的原则问题，而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在几乎所有的场合，当我听到种种类似“这不是钱的问题”的争论，都认为他们谈论的是“钱太少”的问题。当然，除了印刷“钱”的地方，没有什么是真正的“钱”的问题，钱不过是一堆纸罢了，但它代表的是背后的可以做其他事的实实在在的资源。

所以当你坚定地认为医院应该花三十万去救一个重病的病人因为“人命无价”的话，不要想一堆三十万的纸币，不妨想想这三十万可能可以救活10个患了点小病只需要些小钱就能医好但不医会死人的病人。如果你又想为什么不能既救这个重病人又救那10个小病人呢，两个都顾花60万算了，那我会建议你想想不救那个重病人而用60万去救20个小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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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常人们人为经济学最好算计些小事儿，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最珍贵的事是不能算计的，比如生命啊爱情啊之类的。但对我而言，这观念很难接受，因为它的逻辑是说在买菜时一分一分讲价，在买房时豪阔不打折。

越重要的事才越要算计的清楚，为节省脑力，还是把“难得糊涂”留给小事儿吧。

Google终身伴侣，快乐数据库，其他

Sun, 03 Jan 2010 16:19:10 GMT

1.我最近发明了一种“睡觉戒烟法”，就是在戒烟的最初几天靠多多睡觉来扛过比较难受的时间，目前为止比较有效。

2.业余时间读了两年多政治法律和历史，最近静下心来仔细想了想，顺手翻了一下过去写的博客，很空洞，总体感觉很失望。从小在人文社科方面受的是极左的教育，后来为了排毒专看极右的东西，几年下来，收获的是怀疑。以前怀疑极权集体，现在怀疑极权集体再加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做为一种不假思索的价值观，我接受后者；但做为一套理论和分析体系，后者没想象的那么吸引人，只不过前者好像更差劲罢了。

3.不再读下去了，心既然已经摆在了合适的地方，目前继续这类阅读对思考的帮助有限。所以给办公室换了一批书，以后的业余时间回到数学、统计学和编程上。

4. 加入了哈佛一位心理学家Daniel Gilbert的一项实验，叫“追踪你的快乐程度”，每天都会给我手机或twitter上发问卷，问我一些问题，记录我那一刻的感受，然后积累成我个人的“快乐数据库”。长此以往，我会比较清楚地知道我自己的感受和哪些变量相关性比较高：是工作？是天气？是睡眠时间？还是一天中的不同时段？

Gilbert教授的名著《Stumbling on Happiness》对我影响很大，基本上全书就尝试解答一个问题：“你以为现在要怎么怎么做以后就会快乐，可为什么当你真的这么做了之后，却没那么快乐？”主要是用种种心理学的理论和实验来说明人的感受和记忆的多变。基本上，当你回忆“当年自己多么多么快乐”时，几乎可以肯定那是因为你记错了，当年你其实没那么快乐；而当你幻想未来自己多快乐时，几乎可以肯定那种体验一定不会发生。这种模式是系统性的，为什么？

快乐和痛苦当然都是实实在在的，只不过它们和你的想象或记忆不同罢了。读这本书还有个大惊喜，作者的文笔奇佳，幽默和犀利程度不输给David Sedaris。

如果你对建立自己的“快乐数据库”感兴趣，打开这个网页：http://www.wjh.harvard.edu/~dtg/gilbert.htm，点击最下方的“track your happiness”.

5.假想一下，如果google继续发展，包含了世界上所有人的记录。这时候你输入自己的各项指标，比如身材教育程度收入长相地理位置等等，就能google到最适合你的伴侣是谁谁谁，不是很过瘾么？：）

可以把每个人化简成几十个变量，分别衡量身材教育程度收入等，然后按照巨多的婚姻记录找出哪些变量的取值最匹配或者最“幸福”，回归出模型参数。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建立的模型中输入代表自己的数字，“求解”最适合自己的异性的各项数值，然后再根据求出的数值定位找人。

这是目前最先进的婚介技术，要实施这技术，需要很详细的客户资料和巨大的客户群和数据库，一些大的在线约会和婚介网站都使用类似的技术。我很熟悉这技术，计量经济学上称作“匹配方法”，比星座靠谱多了。

“爱情”和“缘分”是两个定义模糊的名词，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绝不是随机发生的。再神秘再上天注定，你也不会爱上街边蓬头垢面的乞丐；如果你是身高一米七的女性，你爱上一个身高一米五的男性的概率会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你是大学毕业，你不会爱上文盲；当然，你也不会爱上一个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人物。所以，你可能爱上的人的集合实际是很小的。而你的条件越多，对你知道的越详细，你的目标“恋爱群”就越小，上述的数据技术就可以方便的帮你定位目标群体，而历史上无穷多的婚配记录所计算产生的模型参数，会帮助你决定目标群体中哪个最适合你。

听起来好像不那么浪漫，但反正你自己的感受每天都变，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如让模型代为决策吧，这个道理和每天读推荐文章挺推荐音乐看推荐电影，没啥不同。在互联网的时代，所谓专家推荐都褪色了，而由千百万人婚配经历凝结而成并且不断更新的恋爱模型参数，那是相当的科学啊，哈。

6. 在学术上，各种“直觉派”在和“数据派”的战斗中，目前都在败退，而且随着数据的增多，未来看起来反败为胜的几率也不大。如果在个人生活和选择中，数据派将来也能大胜的话，这个世界的人味儿就淡了。

7. 同一块石头，可以绊倒一个人好多次，也可以不停地绊倒一代又一代的人，这是这个世界最可爱的地方。

赌城之旅

Wed, 30 Dec 2009 22:33:44 GMT

圣诞期间去了趟拉斯维加斯，输了不少钱，但玩儿得很过瘾。我到赌场一般都是去送钱的，因为从来不会赢了就收手，只是在去的时候规定一个可输的限额，如果不输得过快能撑到离开，就算玩儿好了。上次在加勒比海的赌船上也是这样，在临行前的最后一手21点上把几乎所有的筹码都押了上去，赢了，最后持平离开。赌博是游戏，和全世界各地的人聚在一起赌钱，好玩儿极了。所以赌钱算是一种消费形式，享受过程就好，除非以此为职业，别想着赢钱。

14岁开始赌钱，什么都可以赌，为赌而赌，18岁以后差不多厌倦了，赌博成了一项娱乐活动，好玩儿，但不赌的时候也不想。觉得最难赌的是台球，因为人在局中，注下的大了而比分比较接近的时候，最后几杆很难打，不像麻将或扑克，呼吸调整不好出杆会走偏。但在赌博技巧上，最难的是德州扑克，打得多了，就能充分理解每年那么多的赛事奖金，就能欣赏那些高手的精湛牌艺。

这次是我第一次去赌城，过程跌宕起伏，很过瘾。

第一天：

从东岸一路飞到西岸，到的时候已经是当地的午夜了，再加三个小时时差，人困马乏。不过一进酒店大堂，听见叮叮当当的老虎机声音，精神头立刻起来了。匆匆到房间修整一下就下了楼，用我熟悉的21点热身。运气常常青睐刚开始玩儿的人，但并不总是这样。记得我在赌船上第一次打21点的时候，和庄家一对一，一百块钱的筹码只玩儿了不到半根烟儿的功夫，连着输。

玩儿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就去找德州扑克的桌子。在家的时候有时周末和中国的几个同学一起玩玩德州扑克，从来不赌钱，只是脸上贴条，所以一直很想去打打现金局。不过没找到桌子，后来才知道我住的Paris酒店取消了这游戏，大概因为经济状况不好，而且人与人对赌的话，赌场除了提供场地外没什么利润可图。

找到了和庄家对赌的德州扑克牌桌，熟悉了规则之后上场，不是很好玩儿，和21点差不多，策略性不高。玩儿了一个多小时，赢了500块，困的不行，回去睡觉。

第二天：

吃了些东西后已经是当地时间的下午了，以21点热身，不到半个小时昨天赢得500块就输出去大半了，于是拿着剩下的一百多筹码去了昨天和庄家对赌的德州扑克牌桌。这一次真是过足了瘾。

说过了，这游戏策略性不高，多半靠运气，输输赢赢的，消磨时间。那天下午牌神就站在我身后，记忆中好像就没怎么输过，所以三四个小时后，我一百多块钱的筹码已经变成了一千八百多, 转回头想想，每把不过赌几十块钱，能有这个战绩可谓奇迹了。后来牌神下班儿了，我就又把所有的钱都输了回去还又输了四百多。总共打了12个小时，没吃饭，结束的时候已经厌倦了这游戏。

第三天：

有些后悔昨天输的钱，因为如果昨天早些抽身而走的话，今天就有足够的赌本换一家赌场去和人对赌德州扑克了。打现金局如果筹码不多的话，简直没法玩儿。再者说如果是用赢来的钱凑成两千美元去赌的话，心理状态会很不一样，不管牌技如何，我觉得赌博这东西，还是彪悍的出手胜率要大一些。以前读过研究21点儿的经济学论文，无论赌注大小，输家的特征只有一个：保守。因为21点的基本策略是教科书式的，见到什么牌应该怎么玩儿，输家的统一特征是比这教科书上的基本策略赌的更加保守。

换了家赌场，一定要见识一下无限德州扑克的风景，于是找了桌1-2-no limit的桌子坐下，这是我第一次实战，技艺很差，所以只买了一百块钱筹码，心里倒是不紧张，钱不多，就算一分钟之内被洗劫一空也没什么。

可是真的没想到第一手牌自己就必须all-in了，平生第一次与人对赌德州扑克就all-in而且赢了下来，实在值得纪念。

起手牌就是个惊喜，一对红色的A，是最大的牌了。当时场上八个人，五个人缴了牌。FLOP出来是一对9和一个5，其中两张方片，我的赢面很高，除非对方手里有一对5或一张9凑成三条，或者两张方片去搏同花。我是头家，过了，没有加注。下家是个胖胖的老头，大概也不怎么会玩儿，加了四十块钱的注，另一个人弃牌，我跟。第四张出来又是一张小的方片，桌面上三张方片再加一对9，我立刻扔了50块钱进去，对方想都没想就跟了，这时候我强烈觉得对方是三张9，觉得自己完蛋了。最后一张牌出来，又是方片，这时候桌面四张方片，而方片A在我手里，是最大的同花，对方能赢我的概率已经奇低了，可是我桌上也只剩了几块钱筹码，都扔了进去，对方跟进。

翻牌后，对方果然是3条9，我靠最后一张牌凑成方片同花险胜。

接下来的几把波澜不惊，我甚至还bluff了两把，都成功了，很开心。但一个年轻女子加入战团后情况直转急下，两把牌我的筹码就都输给她了。其中第一把到第四张牌的时候她盯着我足足看了半分钟，初学者的我显然被她看穿了，输得精光，哈哈。

当天晚上和同行的朋友一起玩儿21点，喝了些酒，兴致奇高，大声喧哗就没停过，输赢根本无所谓了，很难遇到一桌子的人都有意思，一起加油大喊击掌还扭来扭去，那天晚上庄家背后的音箱里的音乐也特别high, 后来我嗓子都喊哑了，输赢结果根本不记得。只记得赢了大概十副赌场专用的扑克牌（每次拿到21点的时候，庄家除了赔钱之外还附送一副扑克牌），以后打牌有好扑克了，哈。

三天完了已经玩儿得差不多了，后来去了趟洛杉矶，又回赌城，每天只是去玩儿一会儿，输赢情绪都难再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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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歌剧魅影》和兰斯波顿的魔术表演，我迷韦伯和兰斯波顿都是在2001年下半年，那时候独居，生活低潮期，他们给了我很多欢乐。韦伯50岁生日的时候很多巨星到场祝贺，当年同台唱《歌剧魅影》主题歌的是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和萨拉布莱曼，我每次听到那首歌的前奏都会特别激动，这次也不例外。维加斯的这个版本据说好过百老汇，我想可能真是这样，因为维加斯的舞台布置和特技效果实在太棒了。

当年中国的电视里最红火的美国魔术师有三个：兰斯波顿，穿长城的大卫科波菲尔德，和街头魔术师大卫布莱恩，我最喜欢兰斯波顿，气质儒雅，徒手魔术是大师风范。八年后见到真人，觉得他老了些。他所有表演的魔术我都曾在电视里看过，没什么惊喜，但还是激动的要死，像做梦一样。

迄今为止，最好的关于魔术的电影是2006年的《The Prestige》（致命魔术/顶尖对决），查了一下IMDB，大概18万张投票的结果是8.4分，剧情极其诡谲，强烈推荐。最好的关于赌场的电影是1995年马丁斯科塞斯的《Casino》，经典的罗伯特德尼罗和经典的莎朗斯通。

AVARTAT! AVARTAR!

Sat, 19 Dec 2009 07:49:07 GMT

看了《AVATAR》，评价就是：WOW！

看完很口渴，大概因为将近三个小时嘴巴一直张着。：O

觉得见证了电影史上的又一场革命的开始，IMDB怎么会有人不给10分呢？还他妈有啥更高的期待？！

将近3亿美元的制作成本，再加十几年的精心打磨，我觉得我看的不是电影，是人类科技艺术想象力精华的完美结合。

放映结束后全场鼓掌，致敬。

观影指南：

1. 一定要看3D的。

2. 如果有IMAX，一定要看3D IMAX。

3. 带好容器，下巴掉了容易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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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路上天降大雪，是这几年来下的最大的一次，开了三个多小时才开回来，沿路看见几十辆车翻到了沟里，惊心动魄。

电影开场前的预告片清一色也是3D，有我喜欢的《怪物史莱克》的最后一集，哈哈，俏俏的靴猫中年危机了，长成了大胖的加菲猫。：）

凭什么打击互联网色情？

Thu, 17 Dec 2009 02:27:17 GMT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政府老是整顿互联网，而每次“整风运动”都是以“打击互联网色情”为旗号，去年整出了“很黄很暴力”的流行语，今年上半年又出台了后来被当成毛片儿知识百科大全的“绿坝”，这两天这架势又拉开了。做为12岁涉黄13岁贩黄14岁就被小朋友们亲切地称为“毛主席”并终身热爱毛片儿的经济学青年，我忍不住追问：“凭什么打击互联网色情？”有什么科学依据么？有什么经济学道理么？

一、下流和弱智的宣传

名不正则言不顺，打击互联网色情需要大众宣传造势。一般而言，我国目前的宣传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下流的，一种弱智的。

下流的宣传招数大家都见识过了，电视上采访小朋友，说不小心看到网络色情图片心惊肉跳失魂落魄很黄很暴力等等。一来找小朋友谈这些事儿很下流很CCTV，二来如果是教小朋友撒谎就更下流更CCTV。不过鉴于我国毒害青少年儿童从来都是全方位多角度纵深结合猛喂三氯氰胺偶尔掺点儿奶粉，这倒也不稀奇。不过这下流招数逻辑上也不通，还有小朋友半夜做恶梦惊醒不敢睡跑到父母房间里看到某些举动吓坏了呢，你怎么不去没收他父母的作案工具呢？

这里重点讲“弱智的宣传”。

“弱智的宣传”常常以“专家认为”或“统计数据显示”开头，很有迷惑性。我看过的典型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下文是虚构的例子）：找一些犯罪的青少年（也可以是学习成绩差的或者网瘾的等等），比如强奸犯吧，问他们怎么走上犯罪道路，有些人（比如80%吧）说在网上看过毛片儿，然后报纸杂志电视就开始引用这数据痛心疾首：80%的青少年强奸罪都是由看毛片儿引起的啊！禁黄刻不容缓啊！这样的例子大家肯定都见过。

先不论这些受访的孩子们到底清楚不清楚自己犯罪的原因（也许是一时冲动，也许是因为父母离异，我怀疑这些孩子自己都搞不清楚），就算80%真的是因为看了毛片儿犯了强奸罪，这宣传就可信了么？

假想一下，如果记者去采访政治局的九个老头子，问他们是否看过毛片儿，他们很诚实地说都看过。那报纸上是不是也可以说：百分之百的最高领导都是因为看了毛片儿才当上最高领导的啊！然后建议各级党校把“先进性教育”升级成网络视频教学。

所以这个80%的逻辑不通，也许80%的大学生看毛片儿，80%的科学家也看毛片儿。逻辑推倒极致，也许80%的男人看毛片儿，20%的女人看毛片儿，那看毛片儿就更容易变成男人咯？

这个逻辑问题，我们可以再想深一层，去看看那没看毛片儿的20%。假想一个世界，有12个人，10个看毛片儿，2个不看；后来10个人成了强奸犯，其中8个是曾经看毛片儿的，2个曾经没看，所以就有了个80%的故事。可是，在这个例子里，没看过毛片儿的人百分之百都成了强奸犯！在道理上，看毛片儿可能会通过性教育或刺激立即手淫而减少性犯罪。

看毛片儿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刺激性犯罪，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我国目前流行的弱智宣传那么显而易见的。

这样弱智宣传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前些日子《新闻联播》称：“有专家在临床诊疗中发现，如果青少年网络游戏沉迷行为不能被及时纠正的话，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很可能走上处方药滥用成瘾甚至吸毒的道路。”也是找了一堆天天打游戏的人，看到其中一些喝止咳水，就敢大而化之说什么处方药滥用甚至吸毒云云，弱智至极！不负责任至极！找一堆天天看看《新闻联播》的人，里面还有大量贪官各类犯罪分子甚至自杀的，是不是应该首先取缔《新闻联播》呢？

再多举一个例子。最近我国著名的何祚庥院士说：“2004年电动车加自行车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一共是14244人，2007年下降到10020人，年死亡人数下降了4224人。这是很大一个数字，我们知道这几年煤矿出事故，我们的煤矿管理部门大力整顿煤矿，避免造成事故，有成效，成效少死了两千人。这个电动自行车出来以后，由于非机动车死亡的事故少死了4224人，我觉得这是大成就，这就说明电动自行车很安全。” 这分析真是让人笑掉大牙。想象一个煤矿，啥安全措施也没有，死人的概率永远都是20%。2004年有一万矿工，一年下来死了2000；2005年就剩8000人工作了，一年下来又死了20%，1600人。然后何院士声称这一年之后就少死了400人，伟大成就啊！

二、互联网色情和性暴力犯罪

青少年犯罪率是社会热点问题，而家长自己天天以什么工作太忙及各种狗血理由不好好陪孩子，或者自己干脆就是混蛋一个根本不懂怎么教育子女，然后出事儿了就指责社会指责学校指责大众媒体，中外皆然。我向来不惮于对这些垃圾家长竖中指。

在互联网色情兴起之前，责怪的对象是电影电视中的青少年暴力，早些年我国批评我喜欢的《古惑仔》系列电影的声音那真是此起彼伏须发口水横飞一副不共戴天的架势。爱看《古惑仔》怎么了？多看几遍怎么了？要天天在家看看了一遍又一遍那不就成宅男了么？哪有时间出门儿砍人啊阿姨？

加州伯克利大学和加州圣地亚哥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Gordon Dahl 和Stefano DellaVigna 2009年新发表的论文就显示了这一点：看电影看电视要花时间的啊，那喜欢看《古惑仔》的同学一般本身就是小混混不是书呆子，如果大家聚众都去看电影了，那就没时间打架了嘛。

转过头说互联网色情。

互联网的兴起给毛片儿的传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传播费用降低。90年代初期我召集小朋友们一起看毛片儿，一般都是大工程，需要找片源、逃课、趁家里没人等等，每一步都有风险，那真是虽九死而犹未悔，今天不用说了，会拿鼠标直接点新浪就行了，或者在百度上搜索“女大学生”字样。

第二个好处是保护隐私。当年看毛片很难有隐私空间，提心吊胆啊。用政治学家诺其克的话来形容就是：“脑中一片空白，只剩下性的蠢动、复苏、兴奋：心和脑子越抽越紧，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时而放松忽又惊喜，周遭危机四伏，在极度集中的注意力和紧张心情中这些感受接踵而至，下一刻必须得到发泄。”今天，鼠标一点就切换到了《G点访谈》，方便方便啊。

所以，互联网是色情业的春天。2005年，美国至少有330万人付费看网络毛片儿，年付费总额约25亿美元（相当于每月五六十块），占当年全部B2C服务业收益的2.5%。约11%的互联网点击贡献给了色情网站，至少14%的网民浏览这些网站（约1700万人），每次点击的平均浏览时间是6.5分钟（数字出处见文后）。

这股浪潮对青少年影响巨大。在美国的大多数州18岁以下的小毛孩是不能进成人影院和租色情电影DVD的，所以12岁到17岁的孩子是互联网色情内容的最大消费者。

这股浪潮影响了美国青少年的性犯罪率了么？答案是不知道，因为目前众多的研究结论不一。我这里讲讲这两年广受争议和瞩目的Kendall 2007年的研究，他发现网上看毛片儿实际上大大降低了强奸的犯罪率。我个人并不信任他的方法和结论，但这些研究比我国何院士和《新闻联播》之流的满嘴跑马靠谱多了。

为什么看毛片儿会减少强奸的犯罪率呢？看毛片儿会引发性冲动，而缓解性冲动的方式有三种：手淫，双方同意的性交，以及强奸。问题在于，看不看毛片儿，性冲动总会来的，如果看毛片儿刺激了手淫，或者多多教育了男女双方并刺激了你情我愿的性交，那这两种方式就部分的取代了强奸。

Kendall的论证方式大约是这样的：网上看毛片儿一般得有宽带，可每个地方装宽带的时间不一样。比如两个其他条件相近的省份，山西和河北吧，一个地方装宽带早一些，一个晚一些，那个装宽带早的地方强奸率就降低了。

这不扯么？装了宽带不等于看了毛片儿。也许人家天天在论坛灌水或者打魔兽，没时间出门儿干犯罪的勾当啊？Kendall接着又列出了其他25种可度量的犯罪率，说明接宽带这件事儿没影响其他任何类型犯罪，就降低了强奸率。Kendall还有更多的证据和说明来支持他的结论，感兴趣的朋友看文后的链接吧。

相不相信这些分析无所谓，重要的是相信一点：政策和行动要讲道理，不能扯淡。消灭互联网色情还有其他色情，人之大欲，堵住了要出事儿地。

三、没了毛片儿怎么办？

“哪个男子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到了青春期，性欲是制止不了的，如果打击网络色情是为了禁欲，甚至为了“防止沾染手淫恶习”，那这些人真是不折不扣的禽兽不如了。自己一生的性伴侣不超过一个人一只手不知道性高潮是什么东西没关系，可如果把自己这悲惨可怜的遭遇还披上道德的外衣灌输给下一代，就太操蛋了。

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极端的“堵”的态度的话，那打击互联网毛片儿的效果取决于其他可替代的“疏导手段”了，可我们有什么？《生理卫生》教科书和教导主任么？还是什么各种“法律文学”？一脸严肃的老妈和班主任取代得了松岛枫和苍井空？

没有其他可替代的手段而一个劲儿的封杀互联网色情，除了提高孩子们接触性的成本和风险，还能有什么后果？老处男处女还是不苟言笑的变态强奸犯虐待狂？

家长们担心孩子有情可原，而我国家长们普遍教育水平低下知识缺乏手段简单粗暴自己都活得披头散发，基本上没把孩子教成给狗熊泼硫酸就不错了，不能抱太高期望。

但政策制定者抽起疯来就不得了，大前天斗地主，前天反右，昨天胖揍知识分子开拖拉机碾学生，今天又天天抽疯扫黄打黑。本质都是一样的，既没道理也不依法；手段也是一样的，无非是宣传开大炮激起一拨人反对另一拨人。

关心孩子心理健康？不如少上几个补习班回家看毛片儿好了。

顺便请“关心下一代”的同学点击这里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认真学习。

这是我第好几篇写毛片儿的文章了，这篇集中讨论的是公共政策问题。从生理和心理上讨论毛片儿的请看《男女对毛片儿的不同反应》；讨论毛片儿业从业人员工资以及老龄化社会对毛片业的挑战等请见《毛片儿业最新动向与业内人士访谈》。这些都是学术讨论。至于更文艺一点的，请见《又见梁家辉的屁股 -- 从《苹果》到90年代香港三级片》

文中所引文献(附链接)：

Kendall (2007) “Pornography, Rape, and the Internet”

Doran (2009) “The Economics of Pornography”

Dahl and DellaVigna (2009) “Does Movie Violence Increase Violent Crime?”

读近代史杂感

Sat, 12 Dec 2009 07:38:33 GMT

我业余喜欢读历史，尤其喜欢读中国近代史，一是因为很开阔眼界发人深省，毕竟是“三千余年的大变局”；二是因为能激荡情绪净化心灵，毕竟讲的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有文艺作品的功效。

我读中学的时候，中国近代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力，教材文艺作品轮番轰炸，对幼小的心灵冲击巨大，眼见尽是“帝国主义列强”，内心尽是深深的屈辱熊熊的仇恨。话说这本也是激发进一步思考乃至奋发向上的好动力，可“自省”从而认识自己不足这本领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少年人一般没有这耐心，所以教材里通篇“都是你的错”的调调就更加能引起共鸣。这个“你”可不只包含帝国主义列强，还有清政府，还有民国，还有蒋光头。以马克思主义史观写历史，那一切历史都只是共产主义的前戏，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了才能真正到高潮。所以，我们的近代史教材就像一则朴素的道德故事，恶人层出不穷，小英雄们一个个在抗争中死去，最后大英雄出现了，从此就过上快乐的生活。故事结束，历史到此为止。

这么讲历史从而宣扬的所谓“爱国主义”是一种道德教化而非智识教育。道德教化的核心问题是“忠奸善恶好人坏人”问题，这一套我们从小耳濡目染，那真是深入骨髓了。只要善恶一分，其他都只是细节；只要我们是好人，那无论怎么样，主要责任都是坏人一方的。唐德刚先生曾戏言：人民怪共产党，共产党怪国民党，国民党怪袁大头，袁大头怪西太后，西太后怪洋人。反正“都是你的错”。

后来我再多读近代史，又是一番天翻地覆，可依然逃不出“道德教化”的框框，只不过好人坏人掉了个：洋人骂西太后国民党骂共产党而已。当然结果就是迷惑，分不清忠奸了。而因为人本性上都痛恨谎言，所以制造谎言的人就成了罪魁祸首。

然而学习历史不是为了道德教化，而是智识教育，是不断去提出问题寻求答案。一百多年前的问题，今天解决了么？一百多年前的梦想，今天实现了么？西方有句话：任何复杂问题都有一个简单答案，那答案都是错的。探索和思考都重在过程不在结果。Jonathan Spence （史景迁）教授煌煌巨著取名为《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而封面上更用了一个大大的中文字“争”，这英文的一“寻”汉语的一“争”，都是动态过程，作者可谓煞费苦心。而这一寻一争，自然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推脱不得。多读诚实的近现代史，是很难不体会到这种历史责任感的。

“诚实”首先来源于自省。“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朴素的道理是个结论，“自省”则意味着更多更广的思考，哪里落后了？怎么落后了？落后不说怎么最后还被打了？郭廷以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纲》和李剑农先生《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都以鸦片战争的背景开头，都是自省的姿态，不仅一条条分析了怎么怎么落后，更要告诉你“落后不仅要挨打，落后还会自己讨打”。“讨打”一说则是分析清廷外交的全面失败，给脸不要脸还要蹬对方的鼻子上脸，这完全和道德无关，就是愚昧无知。唐德刚先生后来洋洋洒洒万余字的《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更是纵横捭阖嬉笑怒骂，历数从清廷到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得失，所谓国际大赌局，没有赌本就需要赌技高超，可怜我国既无赌本又无赌技，那真是输掉裤头了。

（唐先生前些日子去世了，余英时先生说他有“史学的信念，文学的才能”，夏志清先生也有“唐派散文”的赞誉。我等业余人士读史，要听的就是好故事，看的就是好文笔，加上唐先生数十载教授历史史料功底深厚，典故信手拈来。这篇《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我在twitter上推荐后，有朋友读后写道：“唐德刚功底是扎实。层次清晰，逻辑清楚。半文半白，半中半西，但是一点不露怯；洋洋万言，但是没有一个长句，没有一段废话。处处透着灵气，巧劲。这*将来*完全可以编进中学课本。”我想他说的是语文课本。

洋洋五卷本的《晚清七十年》收录唐先生文章数十篇，我以为《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和《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是其中翘楚，特意给两篇文章附上链接，点击题目可观看，不容错过。）

“诚实”还来源于去除神话。余英时先生曾说“不说神话，不说鬼话，只说人话”。对我等业余历史爱好者，历史的真相那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以分辨。我曾在twitter上开玩笑说: “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分为三种：英文的，简体中文的，和繁体中文的。图书馆里每一个专题都是三种放一起的，很热闹。比如繁体三卷版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旁边就放着简体版的《回忆叛徒张国焘》。”

相信哪个当然要读者自己判断。但读来读去的好处是脑子中定型了的历史人物形象一个个走了样，面目不清起来。这是好事，因为可以激发质疑和思考。你读张戎《毛，不为人知的故事》，那里面毛简直是集人类罪恶龌龊之精华；你再读李敖四卷本的《蒋介石研究》，蒋比起毛来也是毫不逊色。当然，描述毛伟光正如菩萨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为一身的著作也是一堆一堆，说蒋忠肝义胆为国为民鞠躬尽瘁道德楷模的著作也是一坨一坨。喜欢蒋介石的人动辄“蒋公”，喜欢毛泽东的人动辄“毛公”，唐德刚先生则亲切地称二人为“蒋公敌与毛公敌”，是戏言，也是判断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听过很多国内专业研究历史的人说到西方汉学，总有些许不以为然，以为“隔靴挠痒”。我是外行，不敢评判。但我自己读西方学者写中国历史的书那是大受启发，也曾感觉过“隔靴挠痒”，后来一细想，多半是因为西方学者笔端不带感情，又非常谨慎只摆事实不敢乱下判断，让我读来读去分不清好人坏人的误会了。后来自己多受西方学术训练，对这类写法也就习以为常了。

以Spence教授的著作为例，西方人讲我们中国人的故事，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自省，他们也在自省，所以落笔重点常常是西方。这就为我们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化的视野。比如同样讲鸦片战争前英国几次的使节访华，谈贸易合作，包括我们都知道的马格尔尼和乾隆爷“天朝上国”的故事。郭廷以李剑农唐德刚等诸先生写起来，主要是分析清廷为何那么“愚蠢”，各种制度文化的分析，那是我们的自省。而Spence写起来可就是着重于这拨人回去之后在西方世界引起的反响了。比如马格尔尼之行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成果，但带回西方一套大清的法典。当年“国际纠纷”不断，洋人动不动就在我国被大清朝莫名其妙地杀了头，自然对我国律法要做一番研究。可拿回去这法典一翻译一读就傻了眼，这根本没法沟通嘛！

然后Spence笔锋一转，讲起那些日子和中国的互动对西方知识界的影响，从莱布尼兹到伏尔泰到亚当斯密再到黑格尔，从一路崇拜乃至伏尔泰借中国为自己的思想鼓吹到黑格尔基本判处了中国的“死刑”，这重重的纠葛和影响，读来深受启发。

这么自省来自省去，读者最后的判断便容易更加平衡。我们落后是我们的错，但这不能抹杀英国这个国际大毒贩的罪恶；抗日战争起因一波三折过程迷雾重重，各方势力勾心斗角互相扯皮，但这也不能洗净日本军国主义的血手；建国后的故事更不必说，都推到一个人或者一个党头上，也没有什么出息。

李敖《蒋介石研究》自序是这么开头的：“二十二年前，我出版《胡适研究》；二十二年后，我出版《蒋介石研究》。研究的对象虽然每况愈下，自己的成绩去扶摇直上。换句话说：被研究者的人格，跟我的文格适成反比。”接下来三个排比句排山倒海说自己牛逼。一九九五年，李敖和汪荣祖合作，再写上下册的《蒋介石评传》，序言的最后一句是：“我终于结束了蒋介石，同时也结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页。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

连这些当事人都老了，快意恩仇都兴味索然了，我们这些后辈读历史，自然更应该得到多于快意恩仇的启示。所谓以史为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转载雄文）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Thu, 10 Dec 2009 19:47:00 GMT

（转载声明）嫣牛博作者“推倒柏林墙” 老师的文章极好，最近出手一气呵成的万字雄文《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更是牛逼，如果你曾经读过赵无眠老师的《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和黄章晋老师的《怀念那个无政府主义者》，觉得受到了启发。那你就更不应该错过这篇文章，要深度有深度要广度有广度，且文采飞扬，令人叹服。我经过作者本人授权，很荣幸地把这文章转过来，和大家一起学习。如果读完之后能激起您探秘近现代史的欲望，那就更好了。

历史就是讲故事，而且是我们都被剧透了结尾的故事，所以讲好这故事很难，让我们一起读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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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枪暗箭，内忧外患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是个高度脸谱化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汉奸”就算完了。实际上抗战以前的汪精卫所展现出的，几乎是个政坛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全身上下都是光环，这样一个人会去“投敌”，可以说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百思不得其解的。至于日后有人评价此君“为了和蒋介石争权夺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属于无稽之谈。纵观汪精卫的前半生（对此就不做详细介绍了，不是重点），对权力可说是毫无追求，事实上作为民国时期宪政思想的领军人物，汪精卫的眼界远远超出后来的某些农民政治家（所谓农民政治家，就是一进城就开始享福的那一类），权力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争权夺利说”可说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管汪精卫出于什么动机投敌，和卖国求荣、贪生怕死之类都是完全沾不上边的。

抗战时的中国有四股势力：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和共产党。在谈论汪精卫的投敌史以前，有必要先谈论一下当时的日本。与很多人的旧有印象不同，侵华战争并非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结果，而是日本军部的“随性所至”。二战时的日本正处于军人完全压制政府的态势，对于侵华战争这出闹剧，活在暗杀阴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说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绝大多数是军队绕过政府的个人行动，战争早已成了日军军官升官发财、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日本周边的一个弱国，不幸的成了这种政治乱象的牺牲品（参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灭亡》）。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整个抗战史、甚至于反思当下中国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始终也是高度脸谱化的，此类论点在俞天任的连载开写以前，在国内几乎可说是鲜为人知。早年在日本留过学的汪精卫，对当时日本的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只要交涉得当，中日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交恶的必要，这一点可说是其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

到1931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军部狂热分子偷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举拿下了东三省。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强力主张将东三省归还给中国，日本军部内的爱国人士也不手软，一枪崩掉了这个卖国贼，其他日奸从此人人自危，正应了一句话：流氓会武术，神仙也挡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当时的军政形势，国民政府基于这种状况，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对日政策，以和为主，以战为辅，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垮日本（这一点上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通过有效的迟滞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得日本国内的卖国路线能在和爱国路线的对抗上占据上风，从而获取两国和谈的筹码。从这个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对国民政府来说就像是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张学良这孙子连一枪都没开就把东三省给送掉了，使得日军在人数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获得意想不到的完胜，这无疑让军部狂热份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度的膨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日本国内说话的分量，日军也在东北得到了充分的滋养，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假如张学良当时能遏止住关东军，哪怕守不住，至少也要给日军迎头一记闷棍，那石原莞尔一流很可能会因此而成为日本国内一例经典的反面教材，其余狂热份子也不可能因九一八事变的巨大胜利而将中国视作创造奇迹的宝地，下克上的风气会被压制，日军侵略中国的步伐也会被大大延缓，甚至于整个抗日战争都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说日本是军队压倒政府，其实民国当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当时的军队既非国军，也非党军，而是各大军阀们的私家军，谁拳头大谁就牛逼。北伐结束还没几年，中原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各军阀间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新仇旧恨一箩筐，在军事实力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本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人会想拿自己的军队跟日本人碰，你中央政府真逼他们去打，他们还说你是趁机削藩，反正总有一套大道理。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在比谁更不要脸：谁越能坐视国家陷于侵略者之手，谁在未来权力斗争中的筹码就越多。很显然，“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的老毛因此笑到了最后，不过我们先不忙着谴责老毛，继续看张学良这个孙子。以我看来，此君哪怕没有西安事变时的愚蠢行径，依然是民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民国政府将忍耐的底线划到了锦州，命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到1931年末，日军来犯，张学良却推脱说武器兵力不足，要求国民政府给予支援。当时孙科政府是穷得叮当响，连内裤底也早就已经拨给张学良了，实在是一毛钱都拿不出来，于是张学良在遭到拒绝后，在兵力二十余倍于日方的情况下，果断的把锦州也送了出去，蒋介石当时急的就差没管张学良叫爷爷了。没隔一个月的一二八事变，陈公博亲自前去敦请张学良发兵从后方起兵牵制日军，被张学良一口回绝，一二八事变又以民国政府吃了个大苍蝇而告终。再至1933年，张学良负责镇守热河，结果我就不重复了。当时汪精卫痛斥道：“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

张学良的老子好歹也是敢于查抄苏联使馆、杀李大钊这个苏联奸细的人物，不知怎么偏偏就生出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张学良的一连串失败在当时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使得民国政府的那点小算盘全部打了水漂。不过对民国政府而言，日本人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被我们遗漏的第四股势力——共产党。

当时的情况是国军将士在前线抗战，他们的老父则被当成地主恶霸，被吊在老家的某棵大树上享受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汪精卫对日本政局的了解极为透彻，但在对共产党的看法上，最初可说是落后了老蒋一大步。在1927年以前，汪精卫是共产党的铁杆粉丝，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声势高涨，汪坚持己见，差点搞到与全党决裂的地步。汪精卫是那种原则性非常强的政客，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哪怕千夫所指，也绝不向现实妥协，后来干脆这么说：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我辞职算了（在另个党里是这样：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你们一起辞职算了）。汪精卫当时一没派系，二没军队，但因早年名望过盛，功绩辉煌，俨然是国民党里“我称老二，谁敢称老大”的人物，人气甚高，众反共者见伟大领袖要甩挑子不干，个个痛心疾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汪精卫放弃拥共立场，继续主持大局。汪精卫却是软硬不吃，坚决不从，他还不明白像他这样的人要是放在延安的话，很可能早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被人一板砖拍死了。汪精卫拥共的原因有二，第一“联俄容共”是国父遗训，第二汪精卫周围的共产党人大多“与众不同”，例如后来的两位小汉奸周佛海、陈公博，属于共产党创始人级的人物，都是汪精卫日后的左膀右臂；再比如陈独秀，此人也和其他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土鳖不同，算是有几分才学，而且一直反对共产党内部的激进路线（后来被其他土鳖联手踢出了革命队伍）。放眼看过去陈汪二人都是真正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两人日后的下场却都不太好。汪精卫与这类人交往甚密，一时不查共产党的真面目，在党内放言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这种情况直到1927年5月才有所改观，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国支部发来“五月密令”，也不知是真把汪精卫当成了自己人还是怎么着，事先把密令拿给汪过目了一遍。汪精卫看完后是倒抽一口凉气：这份密令赤裸裸的要求共产党无视国民党的禁令，继续深化土地改革（其实就是抢劫），组建私人武装，渗透国民党，伺机夺取全国政权。套用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汪精卫这时候才幡然醒悟，原来共产党根本不是工农的代言人，而是苏俄的代言人。到1927年末，共产党内的激进势力抬头，在广州城内发动打砸抢，按李宗仁的话来说，“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史称广州暴动，解放后改称广州起义。此事之后，曾采取亲共立场的汪精卫一度引咎辞职，之后终于在反共的问题上和蒋介石达成了一致。

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以虎谋皮，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於共产党。而於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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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得不战的蒋介石与不得不和的汪精卫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

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这个事情是我最擅长干的，比如社团工作出了什么问题，要把责任赖给学生会，我上去讲话，就是这样：“大家知道，这个学生会吗……咳咳。”摆出一副欲言又止、痛心疾首的架势，台下众人立刻做出恍然大悟状，明白了，明白了！对社团工作表示出了充分的谅解。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

蒋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卫这一点。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国人。”“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当时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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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蒋介石要战，但他明白不能按一般的方式和日本作战，否则只会是如汪精卫所言，越打则中国越倒霉。蒋介石对当时的局势也有很清醒的认识，提出日本对中国，“只能蚕食，不能鲸吞”，鲸吞的话一口吞不下去，最终将演变成日本所不乐见的消耗战，日本想要抽身而出，就只有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因此蒋介石决心拉日本打全面战争，如果能把欧美列强都拉下水，那中国就有救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便有了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

不过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第一是低估了日本的决心，军部图的就是一个脸面，至于真实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这些疯子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并取得胜利正是他们得以压服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别说是消耗战了，就连美国他都敢打，小日本真发起疯来，鲸吞中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第二欧美列强良心大大的坏，迟迟不肯出手，只有苏联还肯援助一点破烂，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非分的企图。国民党每多抵抗一日，苏联便不必担心与日本碰撞，自可高枕无忧，而且蒋介石扛得越久，中国军力越衰弱，经济越崩溃，民心越思变，共产党日后夺权的机会便越大，所以苏联及中共巴不得坐山观虎斗，中国最好打个八十年，整得越破越好。基于这两点，蒋的全面抗战进行得异常艰难，即使后来美国给予援助，士兵每月也只能配到四发子弹，一个星期刚好开一枪。蒋介石苦闷之下，几次想要自杀，以至于最后都不敢相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要是美国不帮忙，中国还真就被鲸吞完了。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日本军部疯成那个地步，招惹到美国是必然的事；假如他们不疯的话，那也不会有什么八年抗战了。

当然和谈这步棋也是要照常进行的。当时世界上各大列强在日本人眼里基本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蒋介石能找的中介只有德国，德国却对调解中日战事兴致缺缺。好在蒋介石打了一手漂亮的外交牌，你再不调解，再不调解我跟苏联好了啊，这才把德国人给拉下水。德国大使陶德曼当时负责中日间的调停，他认为和谈是非常明智的表现：“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这悲剧还恰恰就在中国重演了。日方当时开出的条件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顺带一堆建立非军事区等附加条件，日军则分期撤出中国。对于满洲国蒋介石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但对附加条件还是不甚满意，想再讨点便宜，于是一口回绝。到1937年11月，上海也被日本人给占了，广田弘毅通知蒋介石，虽然我们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过谈判条件基本不变。到这时民国政府的心态已经变了，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再不和日子就没法过了，于是仔细审视了一下和谈条件，都觉得不算苛刻，虽情感上不愿接受，理性上却没有拒绝的道理，从中国这个弱国的立场上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蒋介石甚至奇怪：“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打呢？”国民党内即使有人反对，也只是担心反政府分子趁机兴风作乱，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却得不到国人的支持。所以蒋介石当时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是德日两方必须对和谈内容保密，否则“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第二是在牵线完之后，把主持和谈的任务完全抛给了汪精卫，很明显是想再次利用汪精卫的“死且不惧，何畏乎骂”的特点，这方面老蒋表现得还是比较猥琐的。汪精卫自己倒是无所谓，一肩扛起了新的卖国任务。可惜就在众人讨论的这个当口，时间轴已经拉到了1937年12月，连南京都给人占了，日军当时气焰极为嚣张，主战派势力大大抬头，立即主持修改了和谈条件，开始问中国要钱了，这一下又让民国政府倍感煎熬，面子里子都说不过去。再到1938年1月，日方又对条件作出了修改，这个新条件对中国来说基本上已经没法看了，民国政府断然无法接受，日方则以为民国政府只是借和谈拖延时间，发表了“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导致此次和谈彻底破裂。

之后蒋介石也做出几次议和的努力，只是每次谈判都只敢偷偷摸摸的搞，而且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绝不敢把规模弄大，绝不表现出积极的议和之心，以防自己一不小心也变成“汉奸”。这种和谈的力度，汪精卫是无法满意的。他深知一点：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选择，武力抗战到底唯一的结果，要么是亡于日本，要么是亡于共产党，所以是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汪精卫不止一次形容对日和谈是“与虎谋皮”，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蒋介石不愿公开主和，周佛海便于1938年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打的不是政府的名义，而是主和派的名义。此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也是可以一谈的对象，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旷日持久，政府早生退意，周佛海此举正中近卫文麿的下怀。双方一合计，最后高宗武提出可以让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主持和谈，并阐明了蒋介石不可议和的原因。日方对此也表示理解，提出了“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原则。高宗武心下大喜，回国后便给周佛海写了报告，当中有“日方希望汪精卫出马”字句。当时周佛海找到汪精卫，问要不要先将这些内容删掉再拿给蒋介石看，汪精卫回答道：“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拿到报告，得知高宗武私自跑到日本，只是说“荒唐，荒唐”、“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但既没有处理高宗武，也没有说反对议和、不允许汪精卫出面之类，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一来周佛海便心中有底，开始和汪精卫策划起了下一步的行动。

以当时的政治局势，汪精卫若留在重庆，议和根本无从谈起；退一步说，即使能议和，也仅仅是影响到蒋介石的威望，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因此从行动开始之初，汪精卫就计划离开重庆。当时他的计划分为五步：首先汪精卫离开重庆，宣布下野，日方则发出和谈声明，提出撤军、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等原则；接着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呼吁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国民党能接受则最好，若不能接受，则由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响应汪的号召，成立新政府；新政府与日本完成谈判，收复沦陷区；新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完成中国统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新政府”和日后汪精卫的“伪政府”是两回事，这个新政府是计划在国统区、而不是沦陷区内成立的。如果是换其他人进行这项工作，难免有借机割据云南、两广甚至全中国的嫌疑，但以汪的一贯作风，假如新政府成立，只要日军撤离中国，汪必会宣布解散政府，顺利完成中国的统一。

此后汪精卫一派“汉奸”们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先是说得“云南王”龙云参加和平运动，接着经过八天的谈判，和日方达成了《重光堂密约》。该密约规定日方在两年内撤出中国、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各种条件都对中国十分有利，唯一引人诟病的是必须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并且允许日本在蒙古驻军。这个和谈条件可以说跟陶德曼调停那次不相上下，甚至还更优惠一点。日本方面当时还希望把中国切割成几块，形成王克敏的北平政府、梁鸿志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汪精卫的云南政府这样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减少日本可能面对的威胁。汪在这点上寸步不让，要求必须由日本来撤消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政府最后也予以让步，同意了汪精卫的要求。这么一看，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不过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美，汪本人却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对国家有利，就算失败也对国家无害，但是失败了必然被骂成汉奸，成功了还未必被称为英雄。出走重庆之后，万一事情有变，更是再无退路。

如今有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认为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本意是救国救民，只是对中日局势的估计过于悲观，是消极妥协、投降主义；另一种认为汪精卫是反对蒋介石“焦土抗战”政策，认为越抗战则老百姓生活越惨，所以才要搞和平运动。这两种理解都有所偏差，汪精卫确实反对“焦土抗战”，但还不至于拱手把国家让给他人；汪精卫虽然知道中国敌不过日本，但也从没有消极妥协过。汪真正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边战边和”：“一年零七个月的抗战，我们自己已证明了中国是不可以灭亡。然而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指示出来日本除了灭亡中国，还有第二条路，并且必须走这第二条路。”在汪的眼里，主战与主和从来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惟有在正面对日本予以痛击，损害军部在日本国内的威望，日本政府才有可能重新主导局势；只有艰苦卓绝的抗战，才能换来和谈时足够的资本。事实上，汪后来成立南京伪政府后，也一直不忘对日交涉，能交涉出多少东西，则全赖蒋介石正面战场与美军太平洋战场的战果。从这点上来讲，汪其实既非主战派，也非主和派，而是真正的实干型政治家。汪一生也一贯如此：先拥袁再反袁，先拥共再反共，先反蒋再拥蒋，先英雄再汉奸，无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选择自己所要走的路线。问题是，一些头脑发热的主战派却将和与战完全对立了起来，水火不容，更舞着道德大棒四处打压，使得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不敢公开主和，如此便只得由蒋来战，汪来和，蒋做英雄，汪做汉奸。汪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末尾写道：“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这和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前所留给胡汉民的血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从当时局势来说，汪所选择的路，不仅赌上了性命，更赌上革命几十年来累积的声誉，确实比单纯武力抗战要困难的多。

可惜的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和汪精卫所策划的偏出了十万八千里。

汪精卫于1938年末离开重庆之后（很明显蒋介石再次睁了只眼闭了只眼），近卫文麿如约发表了声明，并且撤消之前“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强硬立场。问题是，这个声明虽然声称日本没有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云云，却没有提到最关键的“日本撤军”一条。这倒不是近卫文麿存心忽悠汪精卫，如前文所说，当时日本是军政平行，政府决定好的事情，还非得军部同意不可，这样荒唐的事偏偏就发生在日本。而以《重光堂密约》的内容，等于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辛辛苦苦打了这么长时间，几乎是打了白打，不仅没捞到什么好处，还把租界给搞没了，对这样“丧权辱国”的事情军部当然是坚决不从。近卫文麿拿军部根本没辙，最后的声明只得打了个折扣。

汪精卫知道主和派在国内不好混，在国外也不好混，也理解近卫文麿的处境，他相信和谈一旦能顺利进行，条件仍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仍然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当时电报以一个字代表日期，“艳”即12月29号），一方面支持近卫声明，一方面也态度强硬的提醒日方自己的政治底线：“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这个“艳电”后来被评为“对日投降宣告”，很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但噩梦这才刚刚开始。近卫声明仍无法让日本军部感到满意，近卫文麿本人被骂作“和平运动家”，再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日奸，结果“艳电”发表五天之后，近卫文麿竟然顶不住压力辞职了！中日两国的和平运动参与者无不愕然，连日方都破口大骂近卫文麿背信弃义。不过这近卫文麿也是个可怜人，事实上他原来根本就不想干这个首相：“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陆军内部没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当时日本的文官普遍受军部压制，一般都干不了几天就辞职了，最后干脆只好由东条英机这个军人来组建内阁。事情急转之下，少了日方撤军的承诺，龙云也不再支持汪精卫，没有接汪到云南成立新政府。重庆方面仍邀请汪精卫回去复职，但汪精卫却表示自己留在重庆根本无法发表意见，不愿回去；即使回去，也徒惹纠纷，自己的立场既然已经表明，愿不愿意采纳取决于政府。汪精卫当时准备动身前往法国，重庆政府一方面开除其党籍并在报纸上大加批判，一方面又派谷正鼎送来出国的护照和旅费，顺便游说汪精卫继续为国府效力。至此，汪精卫最初所构想的“和平运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这一步，恐怕汪仍不会被后世称为“汉奸”，并且在抗战胜利后还很有希望回国。但就在谷正鼎返回重庆的第二天，又一起行刺事件发生，彻底改变了汪精卫的想法。

行刺者本打算摸黑枪杀汪精卫，结果却错打成了汪的秘书曾仲鸣。从后来军统一方的回忆录来看，行刺汪精卫一事简直可以说是办得吊儿郎当，说是重大任务，人员班子全是临时拼凑，连谷正鼎都可以轻易的找到汪精卫的落脚点，一众特工却搞不清汪精卫住在哪里，而且望远镜都没配一架，近处不敢逗留，远处无法监视，情报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戴笠当时曾不止一次去过河内，负责刺汪的陈恭澍对此竟一无所知，行动失败后也没受到任何惩罚，整件事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不“军统”。据说陈恭澍后来曾对人说：“汪先生在河内并非幸免，当时若为刺他，有几个汪先生也刺杀了。”也不知是真的工作失误，还是故意摆个与汉奸决裂的姿态。

汪精卫一直将曾仲鸣看作自己的儿子，两人私交极好，而且曾死得还颇为煽情，临死前对汪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还把以他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存款的支票上全部签了字，这才断气，活脱脱是现在电视剧里一些人临死前嘴里还直冒血泡的说“替我交党费”那种场景。汪精卫当时离开重庆，实际上无权无势，无国可卖，带出国的东西只有自己主和的立场而已，汪想不通蒋为何要对一个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势力的不同政见者采用暗杀手段，于是报复性的在香港的报纸上披露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二三事，并附上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一份，引来不明真相的群众一阵围观，结果弄得蒋介石暴怒不已，这倒算是汪一生中所干的少有的一件糊涂事。

汪精卫一生从不拉帮结派，这样做的坏处是导致他手头一直没有多少势力，好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肯留在他身边的，必是君子之交。汪身边一直不乏曾仲鸣、陈公博之类忠肝义胆的人物，这些人虽然被后世骂为汉奸，但在追随汪精卫这点上都是说一不二、忠心可鉴的，其中尤以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最甚。革命时期，陈璧君和汪精卫一起回国刺杀摄政王，临行前有人开玩笑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当场掏出护照，撕了个粉碎。抗战胜利之后，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在法庭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后来坐牢时，何香凝、宋庆龄等替陈璧君说情，只要陈璧君肯悔过并承认汪是汉奸，即可出狱，陈璧君也是一口拒绝，最后死在牢内。此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节，古今罕见，实在令人佩服。

曾仲鸣之死令汪精卫受了不小的刺激，“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颇有点要行意气之事的感觉。此后汪精卫改变了出国的主意，而是领着一帮人跑到上海，决心把卖国之路一条道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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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艳电”为止，想必到今天汪精卫早就已经被平反了，“主和”在中国虽然也算是“汉奸”行为，但跟“投敌”还是差了很大一个档次的。从主持卖国外交到出走重庆，最终再到成立伪政府，汪精卫的动机其实可以用他和陈公博的一段对话来概括。1935年时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精卫答道：“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这段对话有一点说得很准确：汪精卫的行为严格来说叫“送国”，而不是“卖国”，因为他本人确实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之还做出了大量牺牲。汪精卫其实大可坐在原地什么也不做，假如今后中国归国民党，他不是一把手也是二把手；假如中国归共产党，只要汪精卫肯适当的扇自己两耳光，还是能混个政协副主席；假如中国归日本，到时汪精卫再投日也一点都不迟。在乱世之中，像汪精卫这样声名显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何必总是硬出头？甚至可能连“送国”都谈不上，当时沦陷区早就归日本所有，日军对物资是想拿就拿，对人是想杀就杀，何须汪精卫来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卫赤手空拳跑到沦陷区，除了从日本人手上勉强争回一点利益，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但这个“送国贼”到底能不能做成，汪精卫其实心里也没底。日本人当时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要知道汪精卫唯一的政治资本是名声，现在他已经不是零资本的问题，是彻底一个负资本，对日本人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利用价值。而且日本人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汪精卫则是曾经躺在阴沟里打算跟人玩命的主，这样一条狗到底好不好使，日本人心里还真没底。最可笑的当时沦陷区早被各大汉奸瓜分完了，根本没有汪精卫的落脚之地，而汪精卫跑到上海后狮子大开口，说要吞并除了满洲国之外所有的地区。日本当时巴不得把中国切成几块，汪精卫的要求根本就是有悖日方的根本利益的，断然没有答应的理由。但也不知汪精卫的运气到底算好还是坏，在上海扯了一段时间皮以后，阿部信行上台，积极的支持起了汪精卫的计划。虽然这个新内阁没过几个月又被军部给推翻了，汪精卫的政权却是留了下来。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升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当时关于旗子的问题发生了不少争吵，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日本人则坚决不同意，毕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说要在日本人的大本营里升这个旗，日本兵心里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锋之间，日本方面还是占到点理：就算不考虑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处竖着和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旗子，我们的军队分不清楚打错人怎么办啊？汪精卫方面一想，这倒还真是个问题，最后只能做了点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个黄色的三角旗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示区别。当时沦陷区里挂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时隔多年，人们重新看见青天白日，照理来说心情总该舒坦一点，但是那不伦不类的黄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让人欢喜不起来。那边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愤起暴动，被军部强行镇压了下去，这种现象似乎已然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发表演说，语气低沉，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了，没有发扬出把丧事当喜事办的精神。

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其它汉奸的地盘和升青天白日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要求：绝不与国军交战。政权成立之初，汪精卫曾对影佐祯昭以及大日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说道：“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汉奸汪精卫的说法另两个日奸感动不已，在回忆录中都对汪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及至后来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汪精卫竟出口威胁：“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当时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装备极差，但伪军到底人多势众，真在后方闹起来，就算不成气候，也够小日本喝一壶的，汪精卫此言让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后也就没再提“协同作战”的事。

当然对共产党所谓“抗日游击队”，汪精卫是从不手软的。说来搞笑，汪精卫在共产党眼里是汉奸，而汪精卫对于共产党的评价，虽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当时蒋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卫光明正大的和，两边却都没有和成。反倒是共产党，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了。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共产党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陈公博是在汪政权解散、被国民党收押时写下这些内容，很多人认为这么说是为了曲意迎合蒋介石、换取轻判，但事实上陈公博当时已经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不仅放弃上诉，而且请求“尽快执行”，之所以要写“答辩书”，并非为了轻判，只为还后人以真实。

当然我们不排除陈公博成见已深，临死前还要污蔑我党一把的可能性。对于我党抗日的问题暂且不谈，总之汪精卫视共产党如洪水猛兽，这是前文早已说过的，甚至小黄旗上都要加个“反共”，其心志可见一斑。这对蒋介石来说可算是个利好消息，两军交战，情势不利时难免要投降，国军投降之后非但不会为日军所用，反而可以发挥余热，对付另外一个敌人，而且由于接受战俘的工作被移交给了汪政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南京大屠杀一类事件的重演。方先觉被日军俘虏之后，更是通过伪军的帮助才能逃回重庆。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把我国抗战时一组奇怪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了：日军基本都是国民党打的；伪军基本都是共产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及至后来日本投降，蒋介石顺利收复沦陷区，一些未被收编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事业。按陈公博所说，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挠，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大会上，共产党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除了要削弱国民党这边的实力，确实也有跟汪精卫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

平心而论，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作为一个汉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权还收回了租界、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民生上沦陷区可能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确实从一定角度上来说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只可惜汪精卫吞并得还不够）。对日军也是尽力掣肘，物资能不给就不给，人丁是一个也没让日本抽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庆是武力抗战，你们是和平抗战”，到抗战末期，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且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变成“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拳拳报国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把沦陷区完完整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这是什么？这是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演法。汪精卫对日斗争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而他只卖了五十分。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或者说送出去了），对汪一派人来说总归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诸事美好，团圆结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周佛海曾有一个说法：二战假如盟国胜，则蒋介石胜，假如轴心国胜，则汪精卫胜，不管是谁胜，最终的胜利都属于中国，中国将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主和派和蒋介石只是在唱双簧而已。早先我觉得这几句话还有几分道理，现在想想真是儿戏之言。汪精卫初到上海的时候，对和平救国的理念还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几番想要另组政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获得一个对日和谈的合适立场。按他的想法，中国虽然惨败，但日本胜得也是痛苦，这仗应该是打不下去了，这时候再不和谈还等何时呢？每次跟日本政府交涉，也确实多少能谈出点东西来，但是最终却死活过不了军部这一关，到最后军部甚至撇开政府，单独搞了个“兴亚院”出来，把外交工作也给包办了，实际上是连一点和谈的余地也没有留下了。当时日方和汪精卫一派签订《中日基本条约》，这个条约可以说已经完完全全超越汪的底线，接近于亡国了。汪几番交涉而不得，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俎上鱼肉，为了把沦陷区勉强维持下去，最后也只能忍辱签了字。签约那日，汪精卫对着紫金山的方向发呆，突然间“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於槌胸顿足”。到后来这个条约内的种种内容，总算是在众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废除了，但说实话，汪精卫等人能做到这一点，主要还是美军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重创日军的功劳，迫使日方不得不对汪一派的要求做出让步。所谓双簧之说、不败之地，假如日本胜利了，确实，中国名义上可能是归汪精卫而不是日本人统治，但那时等待中国的又将是个怎样一个条约呢？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会去关心一个公认的汉奸到底为国家保存了哪五十分利益，只会在意他送出去了哪五十分利益，即使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至于汪精卫手下恶名昭著的“七十六号”倒是值得说一说的。以我观来，双方正儿八经的谍战中还是重庆一方逼得更狠一点，杀了汪精卫这边不少特工，死者中有不少是从重庆转投南京的（连河内负责刺汪行动的陈恭澍当时都投了汪），很有点清理门户的味道，军统一度将目标定为丁默邨本人，闹出了后来为人所熟知的郑苹如刺丁默邨案。而丁默邨、李士群除了报复和防御以外，还杀了不少新闻界的反汪人士，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大鱼反倒没碰，例如蒋伯诚这个特务小头目就在七十六号的眼皮子底下活动，非但没被七十六号处理掉，最后蒋被日本宪兵逮捕，还是周佛海救了出来，周佛海本人更是跟重庆方面一直保持着联络。不过虽然没有杀掉重庆方面什么了不起的军政要人，七十六号的恐怖也是名不虚传，其手段极尽残忍，毫无人性，杀人无数。当时上海几乎没有哪个星期是不死人的，报纸上充斥着关于暗杀的消息。这里面很多人死得恐怕非常冤枉，例如被仇人举报，添油加醋的一说，立马成了七十六号的目标，死得莫名其妙。当时的汪精卫政府，虽也有极少数人是存和平救国之心、不计个人名利的为汪精卫卖命，但多数人也不过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庸俗之徒，对于亡国一事没有任何感慨，每天还忙着相互倾轧，这也不过是中国社会的常态而已，七十六号这种组织堕落如斯，不足为奇。我观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写到双方谍战时，大意是虽然下面人拼得你死我活，重庆与南京的上层之间却有某种默契，并没造成什么实际损失，语气中好像还颇为得意。但是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吗？重庆方面要做个姿态给全国看，于是就把曾仲鸣乱枪射死，金雄白本身也只能算个小人物，几次险险死在军统的手上，双方无数特工更是惨死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对攻战中，让人不禁感慨乱世人命贱于狗，七十六号本身也不得不说是汪一生的污点。

说到替汪精卫卖命，陈公博倒真可算得上是个奇人。汪精卫与周佛海理念相近，两人同进退并不足为奇，陈公博却是从汪精卫主持“媚日外交”开始就一直跟他唱反调了，他的观点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根本不赞成汪精卫脱离国民党，甚至可以说他早就看清了汪精卫最终的下场。尽管观点不同，但陈公博也确实敬仰汪的为人，深知汪绝不是卖国求荣之徒，所以也不愿留在重庆听别人说汪的坏话。当时汪精卫手下人才稀缺，高宗武、陶希圣相继叛变（说到这两个人要插句题外话。汪周陈三人组织伪政权后，谈到蒋介石时仍是毕恭毕敬，言必称“蒋先生”，这是国共伪三方的史料都有提到的。高陶两人倒是经常公开批评蒋介石，用词甚为激烈，最后见情势不妙，掉脸跑回重庆的也是这两个人），有些人即使能够理解汪精卫的主张，也不愿背汉奸的骂名去帮助汪精卫，陈公博见此情景，出手相助，心甘情愿的做了汪的陪葬。

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于日本，临死前仍念叨着要回中国，终究未能如愿。随着美军的参战，日本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周佛海跟重庆方面暗通声气，准备指挥伪军全面反攻。1945年初，周佛海通过蒋伯诚给蒋介石带信，写道：“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惄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日寇已处穷途，反攻转瞬开始，职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漏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銊所加，死且瞑目。”蒋介石读到最后几句，潸然泪下。到这个时候，只要周佛海能把反攻的事办好，汪精卫可能还有那么一丁点翻案的希望，谁知历史又开了个玩笑。就在周佛海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时，美国突然间扔了两个原子弹，日本直接投降了，这一炸终于让汪一派人永世也不得翻身了。

日后处理伪政权众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汪政权内一干要人，早知会有今日，走得颇为从容。任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被判死刑后见到金雄白，还说道：“你放心，我将来被枪毙时，不会让同志们丢脸的。”反倒是丁默邨双手沾满鲜血，被枪决时反倒吓得脸色苍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甚是讽刺。蒋介石曾有意重新启用周佛海，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最终还是作罢，判了死刑。后来周的夫人找蒋介石求情，蒋介石又允诺说：“这几年，对东南的沦陷地带，还亏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在里面休息个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不过周佛海的命也不长，死在了大牢之中。

汪精卫一生追随国父孙中山，两人日后自然是合葬在了一起。国民党一方显然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何应钦要求工兵队在蒋介石“还都”之前将汪墓拆除，无奈墓穴建筑质量过硬，工期紧迫，最后只好直接上了炸药。打开棺材，只见汪的尸体上盖着一副青天白日旗，衣兜里有一张纸条，上书“魂兮归来”，落款是“陈璧君”。一代汉奸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实在凄凉。而局势还是不幸应了汪的预测，日后蒋介石也没能和孙中山合葬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整个故事中最大的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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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看看台湾人对汪精卫是如何评价的，结果问了几个人才发现台湾人对汪精卫的了解居然比大陆人还要无知。大陆人好歹还知道汪精卫是个汉奸，台湾人除了对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印象”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之后总算见到几个台湾人在聊汪精卫，说读完林思云的《真实的汪精卫》（想不到这篇文章在台湾也挺有销路），才了解到汪原来是这么复杂一个人，还感慨自己早年“被国民党灌了一脑子的党屎”。直到李安的《色戒》上映，汪精卫在台湾的媒体上才算是火了一把，但总体而言仍然是贬大于褒。国民党113年党庆时则展出了汪的照片，只说是国民党领导人，回避了他曾做过汉奸的问题。后来又找到一篇谈汪的文章，是那个著名统派人士“范兰钦”所写，洋洋洒洒，不着重点，最后笔锋一转，突然来了句“看看今日的台湾政客（此处范特指绿营）的嘴脸，比起汪精卫、陈公博差之远矣”。这话我倒是赞同，先不论忠奸，无论从眼界、学识、人品、风度还是胆魄来看，今天大陆的任何一个官员，离汪的水准都相去甚远。

说汪“复杂”，确实不假，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找不出几个争议性比他更大的人物。有人相信以他的道德情操，不可能行卖国之事，也有人觉得他是晚年糊涂，最终误入歧途；有人觉得他是悲观主义，有人觉得他是错判形势；有人看重他送了一部分的国，有人看重他“送国”时也尽最大努力牵制了日本。在那些相信民族情感不可伤害、宁为焦土也要抗战的人眼里，汪无疑是个历史罪人；在那些相信共产党是中流砥柱的人眼里，汪就更是罪恶滔天了。无论汪是怎样一个人，我至少能确信一点，就是他绝非我们教科书上那个脸谱化的汉奸。中国人眼里的汉奸形象，总是尖嘴猴腮、无恶不作、贪生怕死、利欲熏心，“坏”字完全写在了脸上，让人一看便知，以至于一下出现个“易先生”这样的人物，许多人便完全无法接受了。可事实真是这样吗？假设一个游击队员藏在你家里，你把他交出去了，你就是个汉奸，可是你不把他交出去，或许全家人都会跟着一起陪葬；假设日本人逼你去做翻译，你不做，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孱弱的国家沦陷于他人之手，人民已经全部置于外人的统治之下，却还要去为民族大义、国家尊严之类的东西殉道，国家既然连保卫国民都做不到，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人们不做汉奸便得死在日本人手上，做了汉奸却又要死在中国人手上，有人云“抗战打了八年是因为汉奸太多”，俨然是要一群连活路都没有的人为一个国家的弱小而负责了。

在这些汉奸当中，汪精卫还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他抛弃了一切跑去做一个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卖国贼”，动机竟然是出于爱国。可是在那个年代，汪精卫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想靠和谈拯救万民于水火，却无功而不得返；他在主持伪政权时努力的和日本人周旋，可用处到底也有限；他最担心中国陷入共产党之手，最终还是无能为力。整个中国，真可说是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也不过是在战争中打了一回酱油，整个世界局势几乎跟我们无关，连自己的命运都系在别人的手上，哪怕是出一个带着伪军进攻重庆的汪精卫、躲在山沟沟里种鸦片的蒋介石、运筹帷幄浴血奋战的毛泽东，日本可能总归是要投降的。汪精卫倒是怀着一片好心，想做些事情，可是除了背上一身骂名以外，真可说是一事无成。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我不排除汉奸里也有大奸大恶之徒，但对很多人来说，当汉奸恐怕只是个无奈的选择，就像社会再也无法保障人们的生存时，很多人去做小偷，恐怕也只是为了一小块面包而已。汉奸是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好”或者“坏”的符号。当你把教科书扔到一边，重新深入研究历史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过去并没有资格去对某些人、某些事作出评价，因为首先就连这件事物真实的面目都完全不知道。姜文的《鬼子来了》倒是足够真实，它被禁播了，这就是真实的代价。

我知道中国有那么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看到小偷时尚且还绕着路走，在发改委面前只能流下他们屈辱的泪水，遇到吹牛逼不上税的场合时却会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会跟日本人斗智斗勇。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就连他们眼中的“抗日”可能都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敌人总是那么愚蠢，被几岁的小孩耍得团团转，手中拿着枪也不用，排着队的往山上蠕动，然后被解放军叔叔用石块活活砸死，这类人的存在正是脸谱化教育最直接的成果。撇开汪精卫的问题不谈，我倒觉得那时候的一些人和事，和今天的情况是惊人得相似。言外国则必称战的人、夜郎自大的人、舞着道德大棒的人和唱着高调的人，如今仍比比皆是。这些人口称爱国，行的却尽是些祸国之事，而那些竭尽心力推动这个国家进步的人，反倒又被称为汉奸败类，让人渐渐开始分不清到底谁忠谁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