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国 http://www.sixiangguo.com

熊培云：教师为何失去了批评学生的权利？

Mon, 24 Aug 2009 16:00:00 GMT

以下是培云写在《新京报》上的评论文章，谈中小学教育。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教育部近日印发《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在工作量、待遇以及教育学生等方面强化了班主任的权利，并从待遇方面加强了保障性规定。其中一条引起广泛质疑，即“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

谓之“质疑”，并非因为大家反对这条规定，而是觉得荒唐。一方面，人们倾向于认为，除非重新回到了批“臭老九”的年代，教师（包括班主任）对学生履行批评教育的权利是不需要教育部明文授权的；而在中小学教育中，身为教师者尤其应该对未成年学生尽批评教育之责。正是因为这些常识，有网友开玩笑说：这一特别规定，无异于明确规定歌星有权唱歌，画家有权画画，设计师有权设计，司机有权开车，空姐有权坐飞机……另一方面，该条规定的相关措辞也令人心生疑窦：其一，既然这项权利需要授权，那么学生是不是可以认为，除了班主任之外，其他老师便没有批评教育学生的权利呢？其二，“适当方式”过于含混，可操作性也不强。

反对归反对，笔者暂不多论。只是，一条貌似荒唐而多余的规定之所以堂而皇之地颁布出来，背后总还是有一定原因的。至少人们可以从中读到这样一些潜台词，即在中国当下的一些中小学校，班主任（更别说其他老师）已经失去或者部分失去了批评教育学生的权利。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局面，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很多理由。比如学生的权利意识提高了，网络曝光“坏老师”的作用发达了，班主任两头受气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师怕遭学生报复等等。在本篇评论中，我只想讲讲近来看到的一些细节，供诸位参考。

今年暑假，我回江西老家小住数日，顺便了解了一下当地中小学校的一些情况。印象最深的是生源向教学质量相对较高的地方流动。比如镇上的一所中学，我读书时还是颇为风光的，现如今早已经萧条无比，甚至连高三年级都撑不起来了，因为没有生源了。除了计划生育、举家外出打工、大学者毕业后在城里安家落户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好一点的生源都被县中抢走了。其结果是没有什么学生能考上好大学，所以老师教得没劲，学生也读得没劲，家长想方设法让孩子去更好的学校。而到了县城，县中的老师也在向我抱怨，现在生源是一年不如一年，好一点的学生都跑到省里或者市里去念书了。所以，这个暑假，县中管招生的老师还必须四处活动。更让我吃惊的是，镇上一所曾经很有些名气的中等专科学校，因为招不到学生，校方给每位老师下了不同的招生指标，要求他们配合完成招生名额。明眼人都知道，这哪里是招生，分明是“求生”！而且是“双重求生”，既求生源，又求生存。

透过上述这些细节，不难发现：虽然至今仍有些不少孩子因为家贫或其他原因不能读完中学，但是在农村已经出现了“学校抢学生”的现象，而目的只有一个，即考高分，提高升学率。与此相关的解释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地位或者关系正在发生某种变化。积极一点说，学生在选择学校的主动性、独立性方面增强了；消极一点说，供求关系的变化决定了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教导学生的话语权。以高考分数为目标的生源流动与教育考评体系正在摧毁中学教育。

学生追求升学，学校追求升学率，舍此都是“不务正业”。当教育成为一桩可有可无的生意，许多学校不得不迁就这种弥漫于全社会的功利主义，甚至鼓励教师蓬首跣足、忙乱其中。而这种功利主义，更让学校失去了教书育人的神圣性。当批评教导学生在老师和学生那里都只是为了提高分数，只是为了生产出合乎标准答案的产品，昔日光洁而有梦的象牙塔，在急功近利的人们眼里也只剩下光秃秃两根可以沽价而卖的象牙了。

同样糟糕的是，作为教育生意的合约一方，当一个顽劣的学生被父母“托管”到学校，如果本来就不是为了升学或者考高分，学校甚至因此失去了批评教育这位学生的正当性。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熊培云：水稻田里的革命话语（乡村纪事）

Mon, 24 Aug 2009 16:00:00 GMT

以下是培云发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乡村纪事连载。前几期的部分章节未及时整理上网，隔日再补。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谈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本村村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在当时，无论是出工，还是收工，甚至在田间休息时，都要向毛主席表忠心，学习毛主席语录。最常见的情形是，社员人人手捧红宝书，列成一排，齐诵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当时光终于翻过那苍茫一页，今日回首已觉天遥地远。对于那个过集体生活的时代的故事，生于七十年代初的我只有一点浅浅的印象。比如，夏季某夜两三点，村子里锣声狂鸣，犬声骤起，睡意朦胧的社员们纷纷赶到水稻田里，去收起昨日刚刚割下的谷穗——只因为狂风大作，山雨欲来。长大以后，我在六十年代的老电影《艳阳天》里找到似曾相识的场面。奇怪的是，六十年代中国村庄的天气预报，竟然是靠乡里的邮递员亲自送来的。

而我亲身经历的集体生活，前文已经隐隐提到，大概也只有和童年的伙伴们一起，在村里村外拾猪、牛之粪，将它们倒在村口的一个大粪坑里，为社会主义积肥。至于对毛主席的印象，想来父辈和我都是一样的。毛主席生前很忙，从来没时间赶到本村和贫下中农握手，也没有站在一大片稻穗中间，感受广阔农村大有作为，让本村的孩子们围观。所以，本村之老老少少，注定只能在文字与影音之中见识这位最终被官方定性为“功过七三开”的新中国缔造者，这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与“伟大的舵手”。

具体到我这一代乡村少年，毛泽东在文字层面的影响，孩子们最直观的印象皆来自当年无所不在的政治涂鸦或曰宣传。如村里俱乐部墙壁上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声音方面，尽管我曾见过有人被戴高帽批斗、被吊打（有些残暴的场面我今天甚至分不清是真实发生过，还是因为我曾梦见），但小队集体歇斯底里喊口号的场面我早已全无记忆。在家里，偶尔也会听到母亲不经意间哼起“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但这样的声音也是很少的。在我幼年记忆里，听到最多的仍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事来，不登门……”，它冷不丁就会从母亲的嘴里飘出来。小时候不知所以，以为母亲唱的是地方戏，长大后才知道这里的“表叔”都很有背景，来自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唱词。母亲在未出嫁时，曾经在她所属的公社里唱了两年的样板戏，并因此多认识了几个字。也是这个原因，母亲偶尔会有一点点可怜的优越感。在城里居住时，母亲不忘夸耀自己如何认得路牌，不会迷路，而村里有的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今天的才子佳人常常到歌厅里宣泄用不完的热情。当我在一些视频网站上看到当年的革命小将们在广场上群呼万岁的疯狂场面时，恍惚之间会觉得那些异口同声的呼喊才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富激情的“卡拉OK”。此国彼时，其来有自，它像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练歌房，政治旋律与歌词都已经备好，只等你的声带按部就班地猛颤。日以继夜，任锦绣年华蹉跎，抖落满地。

至于我幼年亲自看过的有关毛主席的影像，印象最深的一次大概是1977年，我四岁多的时候。大概是夏夜，我的的哒哒地跟着村里人去大队部看了一场有关“毛主席逝世”的露天电影——《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当时并不知道这部影片的名字，只知道那个叫毛主席的男人死了，却又不懂出现在黑边白布里的那些人为什么要哭。不知何故，那个夜晚给我留下来的一些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又似泪眼朦胧的印象，至今未忘。

八十年代以后，常会听到村民提起邻村一位中年妇女在1976年如何哭得死去活来。现在想来，既然这位妇女常被当作特例来说，或许可以说明当年的乡下人为毛主席哭丧时并不如我所看到的影像中那么激烈。而七十年代的我，因为年幼的缘故，也与过去种种政治戏剧更有一层深深的隔膜。此时，我的生命刚刚开始，对死一无所知。在这样的幼年，即使出现在影片中也是不真实的。简单说，我会因为某种欲望未得到满足而流泪，却不知道什么是悲伤，更不会那部纪录片所形容的一样与高山和大海一起悲鸣。

两三年后，我久病在床的爷爷过世。出殡之日，作为长孙，按家乡“压丧”的风俗，我头扎红布坐在漆黑的棺材上，呆头呆脑、东张西望，由几个和蔼的本家抬着，为爷爷送行。奇怪的是，从家里到墓地，一路上我竟不知道哭——只觉得自己参加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仪式，而且你必须参加，别无选择。回想当年坐在爷爷的棺材上一声不吭，我很庆幸没有人教我哭泣。那时，我还不能体会失去亲人的痛楚，但也没有学会装腔作势；我冷静又懵懂地看着这个世界，感觉自己既懵懂又纯洁。直到若干年后，我上了初中，才真正想念起爷爷来。至于纪录片中那位令千万人齐声号啕的领袖，虽然他改变了几代人的生活，却从来不曾走进我的生命。而那个万寿无疆的时代，伴随着那场至今仍未真正完成的风光葬礼，终于开始重回自然规律，回到了生老病死的常识。

先是人群恶搞了革命，然后是革命恶搞了人类。时至今日，当我重新梳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记忆，虽然偶有似曾相识的印象，但更多的是恍如隔世的荒诞与奇异。尽管已经是和平年代，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却是革命话语与斗争话语。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为了反对修正主义，本村所在的永修县因暗含“永远修正主义”而一度易名为“永红”。同时，为了配合文化大革命以及“抓革命，促生产”，转年3月24日，“永红县”里还出了一份名为《第一线》的简报，编印方为“永红县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

前面讨论“农村是前方还是后方？”其实，在这样一个全民皆兵的时代，一个人人都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时代，从生产到生活，整个国家更像是一座兵营，每位公民都被收编成为国家的战士，是无所谓前方与后方的。人们永远生活在第一线，工作在前线，而且只能是这样。透过《第一线》这份刊物，你将零星地看到那个时代迸射出怎样的刀光剑影，以及种种无孔不入、无事不沾的革命话语、斗争话语。在当时，甚至包括春种收秋、施肥除草这样的寻常农家事，通常也都要当作一场战役来加以修饰。

比如，1967年4月3日出版的《第一线》第四期，头版文章即为“高度集中劳力，坚决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4月14日的第八期树典型谈某大队“破私立公，大闹春耕”，“人听党的话，地听人的话。这个大队的党员通过整风，明确了方向，提高了思想觉悟，挺身而出，杀上了春耕生产第一线。”

今人常常抱怨各级政府官员“报喜不报忧”。相较而言，在过去的那个年代里，却是报喜也报忧，而且是大忧伴着大喜。大忧的是，阶级敌人永远活动猖獗，他们放火、投毒、散步流言蜚语、骗农民参与赌博、请客吃饭，亡我之心不死，甚至可能像影片《艳阳天》里的坏蛋一样为了破坏生产而掐死无辜的孩子；大喜的是，无论环境多么险恶，形势永远“一片大好”。

所以，你在《第一线》这样的简报上会看到这样的话：“XX公社广大革命群众，同全国各地一样，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在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猛烈，向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展开猛烈攻击的同时，猛促生产、猛促春耕，‘抓革命，促生产’形势大好。”（1967年4月19日，《第一线》，第十期）转天，简报又刊登了声讨刘少奇的文章——《全县广大贫下中农愤怒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然而声讨归声讨，到文章结尾依旧务必高歌一曲——“目前，一个以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全县农村中进一步深入发展，革命生产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1967年4月20日，《第一线》第11期）在批判会上，一位老农说，“今天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翻了身，谁要再搞什么资本主义复辟，我就要用这条老命给他拼了。”连“老命”都要“拼了”，还是“形势一片大好”。

还在乡下读书时，我没少陪父母一起扯秧、插秧、耘禾、收割稻谷。扯秧通常是在早晨。最享受的是，在回家吃早饭前，担两筐秧到自家的水稻田边，然后逐个拎起一捆捆新绑的秧苗，看它们被抛向水田时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然后直挺挺地落立在水中央……当然，劳累也是难免的。插秧之时，虽然你也经常会受到蚂蟥与牛蟥等吸血鬼的叮咬，但也很少会将插秧这平常的劳动与战争或者阶级敌人的破坏联系起来。然而在战天斗地的当年，有些读书、写字的人却可以完成这种荒诞的联想。

1967年5月3日第十七期的《第一线》，头条是“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遵照毛主席打‘人民战争’的思想，打好插秧歼灭战”。文章开篇是这样写的：

全县广大贫下中农、民兵、红卫兵小将、造反派同志们、革命干部同志们：目前一场紧张而繁忙的早稻插秧战斗，已面临短兵相触的紧要关头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春耕生产有强烈的季节性，因此县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要求全县广大贫下中农、民兵和革命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紧急行动起来，遵照毛主席“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的教育，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集中全力，猛打早稻插秧的歼灭战，打响春耕生产的第一炮。

全县各人民公社，垦殖场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在抓革命、促生产运动中，大力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用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和生产，有力地促使我县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春耕生产高潮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奔腾前进……为此，各地必须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教导，动员千千万万的劳动大军，挖掘一切可以挖掘的劳动潜力，充分发挥人的积极因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全力投入突击早稻插秧战斗。……我们要求各级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领导小组）在大打早稻插秧的“人民战争”中，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更新更大的高潮。做到越忙越要学，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贫下中农的头脑，指导插秧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不少地方的插秧工作，的确是有军队参战了的：

在大打早稻插秧歼灭战的“人民战争”中，县直各机关和当地驻军，抽调了近300名指战员和机关干部，组成若干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奔赴插秧前线，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帮助广大社员群众和社队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动插秧工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必须……坚持和广大贫下中农实行“六同”，即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同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学习领袖的话语，就像是给社员的大脑施肥。5月7日的《第一线》介绍了滩溪公社在插秧过程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如何威力无穷的：“甘棠大队六生产队，在春耕大忙期间，五头耕牛被狂犬咬死了两头，有的社员产生了悲观情绪，这个队的生产领导班子，再一次组织大家学习了《为人民服务》这篇光辉著作，当学到‘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的教导时，贫农社员赵福行说：‘牛死了，人还在，我们不能等牛买来再干。’于是他和另一位贫穷社员杨春武挺身而出，拉了一亩多田的插耙。” 为了给插秧战役擂鼓助威，有的公社甚至还油印了《插秧战报》。

待秧苗终于插完了，接下来的报道就完全是一幅“提前丰收”的景象。5月12日，有关一个生产队的表彰报道这样写道：

“林彪同志说：‘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今年早稻插秧之所以快，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贫下中农更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到一个新阶段……”（《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最聪明最勇敢》）

5月16日的另一篇报道则说：

“四月六日，这个公社的早稻插秧战开始打响了。在插秧期间，他们为了更好的按最高批示办事，用毛泽东思想去指导战斗，去激发每个民兵的斗志，各生产队以民兵组织为单位，都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以‘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为主要学习内容，坚持开工前学，记工前学，饭后学，田间休息时学，碰到困难学，关键时刻学；作（做）到下田劳动带红旗，田头插毛主席语录牌，达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推动一切。……许多女民兵学习最高指示后，思想提高了，干劲鼓足了，积极要求参加插秧的越来越多了。红桥大队楼花生产队吴传香，身怀八个月身孕，插秧仗打响后，她天天坚持参加扯秧；女民兵吴传英（女队长）说：‘毛主席对我们妇女这样重视，这样关怀，我们妇女就应该为毛主席争气。’因此，她在插秧战役中，天天都是晚上三点钟起床，下田扯了100多个秧天才亮……”

然而，上述“先进生产力”毕竟只是写在纸上。1967年年底，“永红县”并没有实现想象中的大丰收。根据《永红（修）县1967年地方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情况说明》，“1967年地方财政收入完成2，553，213元，占全年任务的69，21%，按可比口径，比去年下降33.27%。”

为什么没有实现“人听党的话，地听人的话”？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工业原材料供应不上；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走资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大搞物资刺激及挑动武斗，以致人员打伤，大批人员脱离生产，严重地影响生产，造成费用增加。”痛定思痛，当时的总结是：“千条、万条，归根结底，还是工作不努力，没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以致没有完成财政收支任务。”

关于为什么会发生财政赤字，今天的中国人早已心知肚明：当年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只带来了混乱，并没有带来先进生产力。而真正能够丰饶大地的，永远是渐进改良之汗，而非暴力革命之血。

附记：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写作此节文章时，因为忆及母亲当年哼起的样板戏，不由得想起《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老歌。今天的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首歌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配合忆苦思甜的政治任务而创作。歌中所谓“过去的事情”即是指“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

如今，生活渐渐恢复本来的面目，新版本歌曲反复吟唱的只有上面引述的第一段，那被创作放大的旧时代苦难与今天也已经格格不入了。愿所有的母亲与孩子，关心粮食和蔬菜，有欲望也有谷仓，能静静地看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听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不再为革命与阶级斗争所累。

熊培云作客阳光卫视：拯救我们沦陷的乡村

Fri, 21 Aug 2009 16:00:00 GMT

日前培云作客香港阳光卫视，谈我们沦陷的乡村。节目时长，半小时。

网上直播：

http://live.chinasuntv.com/

节目时间表：

8月22日周六晚间 21:57 阳光评论: 熊培云（首播）

8月23日周日凌晨 02:06 阳光评论: 熊培云（重播）

8月29日周六清晨 07:20 阳光评论: 熊培云（重播）

8月29日周六下午 14:55 阳光评论: 熊培云（重播）

看老电影：《暴风骤雨》

Thu, 20 Aug 2009 16:00:00 GMT

陆续挑一些反映中国革命的老电影，权当是一个资料，看20世纪中国经历的一次最大的忽悠与不公，以及那个扭曲的时代是如何“寻仇”的。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买单——丈夫站在门口，我晕倒了

Thu, 20 Aug 2009 16:00:00 GMT

转载一篇文章，作者不详。读友们可以从中窥见一条中国式的食物链。究竟是小说，还是网志，在这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本文反映了当下中国最真实的一种辛酸。而我们，所有温和而善良的人们，一如既往，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一代代为手握权柄者买单，不但支付了无穷无尽的财富、宝贵的青春岁月，到如今，萧瑟秋天，甚至连那一点可怜的希望都要被拿去买单了。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同学聚会，自从毕业后，好多同学都混得有模有样，我却默默无闻，在一家工厂当制图员，每月和丈夫一起靠着不多的收入共同撑着这个家。我本不打算去，可禁不起同学们的一片盛情，只好答应。丈夫正在帮儿子复习功课，儿子就要上初中了，为了上一所好中学，这段时间丈夫没少操心，东奔西走，至今还没着落呢。看了儿子一眼，我走出了家门。天安酒店是高级酒店，我走进包房的时候，同学们都已到齐。

还没坐稳，一张张名片就飞了过来，一看一个个不是总经理就是带长的，就连以前成绩总是甩尾的阿辉也当上了派出所所长。望着服务小姐端上眼花缭乱的菜肴，我真感叹自己孤陋寡闻，光这一桌就足以抵我三个月的收入了。阿辉像宴席的主人一样不停地招呼大家吃，不时地为这个斟酒、为那个夹菜，嘴里还说：”只管吃，算我的。”大伙也没任何拘束，一轮接一轮地交杯把盏、海阔天空地闲聊。

酒足饭饱之后，天色已不早，此次聚会该结束了。可究竟谁买单，我看大伙好像都没有要慷慨解囊的意思。这时候阿辉掏出手机，按了一串号码，然后说：”小李，今晚所里扫黄抓到人没有？哦！刚抓到——好！好！随便送一个到天安酒店来给我买单。”说完，他得意地把手机放进了口袋，一旁的同学跟着哄笑起来。

十五分钟不到，一个中年人就进来了，他看了账单，不禁皱了皱眉头，看来他身上的现钞也不足。他随即也拿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说：”廖公吗？我是马校长呀！你儿子要转学读我们学校的事，我今天就给你拍板定下来了……不过我今晚请朋友吃饭，你过来买单好吗？在天安酒店203包厢……”二十分钟后，有人敲了敲包厢的门，门被打开了。当我见到戴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丈夫站在门口时，我晕倒了……

事关许志永

Wed, 19 Aug 2009 16:00:00 GMT

转萧瀚兄博文，原文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a2c160100fh22.html

萧瀚按：

受江平等六位德望前辈的委托，本人代为发表本呼吁书，版权属于六位联署人共同所有，欢迎完整转载。

2009年8月19日

呼吁政府妥善解决公盟事件

江平茅于轼钱理群许医农章诒和张思之

据悉，本月中旬，公盟负责人许志永先生被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偷税罪批捕。

公盟是2003年成立的，前身是阳光宪政网，因国内特殊的制度环境，该机构创办时以公司形式注册，但其工作方式与工作内容均以NGO形态为主。NGO组织是社会自组织的一种重要形态，它在有效地缓解各种社会矛盾方面往往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以其六年来的作为看，在目前中国各类NGO组织中，相对而言，在以维权为主要手段推进公民社会、有效缓解社会矛盾方面，公盟可能做得最扎实最具体最有法意识担当，且理念中正、行动公开。

公盟作为一个不得不注册成公司的NGO组织，在温和与执着地推进和平宪政的过程中，遭受过种种不为人知的不公平待遇，但公盟依然不改初衷，其善意、理性、温和、执着，对这个国家深切实际的愛，尤令人钦佩。

此次许志永先生以涉嫌公盟偷税被捕，以及公盟的被民政部取缔，与我们理解的偷税罪日常执法与司法存在很大反差。

例如：

且不说国税稽查局的偷税认定是否正当，额度是否正确，即使按照其认定的偷税额度，为何要按偷税额五倍的顶格罚款度罚款，这是通常罚税的10倍（通常罚税倍率多为偷税额的0.5倍）——有什么理由要这样畸重执法？

在税务部门开出罚单之后，至今缴纳罚款的期限尚未界至——这时候就应当或可以逮捕其法定代表人吗？

在公盟申请召开听证会之后，听证期间，公安部门即已将许志永先生刑事拘留——听证会是不是因此变得纯属走过场？

现甚至转逮捕——有必要为了一笔行政相对人积极配合缴纳的罚税急于将人投入国家刑事司法程序？

许志永失去人身自由之后，公盟在缴纳罚税过程中遭遇种种阻挠——不允许公盟缴纳罚税是政府机构应该做的吗？

……凡此种种，这些现象都是在处理一起“企业”偷税事件中不应该发生的。

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政府此举无关公盟是否偷漏税（且不说公盟倘若真的存在缴税不足额的问题，到底是普通疏忽导致的漏税还是蓄意的偷税），而是蓄意构陷，旨在以治公盟偷税罪为借口，以逮捕和刑事处罚许志永先生个人、取缔公盟组织为手段，摧毁公盟，打击国内的NGO组织，以收全面阻挠和破坏发育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之效。

由于制度原因，目前中国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亟待解决，政府在一些方面也做出了一定努力，但排斥民间自发合法帮助政府纠错的做法，显然与中国政府倡导的和谐社会南辕北辙，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不但非法侵害许志永先生个人的基本公民权，也是对公盟以及整个NGO行业的非法打击，并且对社会、政府和国家十分有害，甚至十分危险。

有鉴于上述事实与理由，我们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公盟事件，具体如下：

1. 恢复许志永先生个人的自由，暂时撤销对他的偷税罪指控，经过严谨与合乎法律正当程序的调查之后，再做司法安排；

2. 恢复公盟法人身份，归还被抄没的一切物品，撤销取缔公盟的错误决定。

联署呼吁人签名（以姓氏声母为序）：

江平茅于轼钱理群许医农章诒和张思之

2009年8月19日

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序言——金融是什么？

Mon, 17 Aug 2009 16:00:00 GMT

厘清金融迷局，经济迷局与中国迷局。晨起收到陈志武先生的新书《金融的逻辑》（The Logic of Finance）。近几年来，培云时常在网上拜读陈先生的文章，算是开了不少窍。在此郑重推荐《金融的逻辑》，并对陈先生的学养与为人的热忱致敬！陈志武先生的文章，对于这个国富民穷、国家伦理颠倒的时代，尤其珍贵。

先转载“金融是什么”这篇序言，读友们可以藉此对书的品质与陈先生的思路、立场有一个通盘的了解。陈志武先生是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

网络购书：

当当网

http://search.dangdang.com/rd.asp?id=20644021&clsid=&key=%bd%f0%c8%da%b5%c4%c2%df%bc%ad

卓越网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qid=1250567872&ref=SR&sr=13-1&uid=478-0696579-3029111&prodid=bkbk973529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2007年7月，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到2008年秋，次贷危机进一步演变成全方位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裂变成全球金融危机，而且转变成十足的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严重冲击，给多国带来社会失业、政治动荡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时候，我们自然想知道：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危机之后，金融市场是否会终结？人类社会为什么要金融市场？金融交易除了让华尔街、金融界赚钱之外，对社会到底有没有贡献、有没有创造价值？如果有的话，是如何贡献的？如何创造价值的？金融的逻辑是什么？

一

我跟金融结上缘，完全是巧合。或者说，整个人生都是一系列巧合，随机事件组合在一起，形成系列，就构成了你我的人生。

1986年1月，我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拿到系统工程硕士学位。由于那时我的英文较好，学校不让离校，于是，毕业即留校。只是到那时，我已对工程没有兴趣。作为权衡之际，就要求分到政治教研室工作，这样，至少能名正言顺地看些社会科学类著作。在那时候，全国没有几个政治学、社会科学类的研究生，就这样，我创造了历史，成了第一位进入国防科大政治教研室的硕士毕业生。去那里之后，具体工作主要是给教研室老师分苹果、送花生、收钱，等等。

到3月份，我收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录取通知，给我奖学金和生活费用，让我进入其博士班。由于该博士项目包括金融、财会、市场营销、管理经济学以及运筹学，说去了之后我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学科作为研究方向。这么多选择，一下把我弄糊涂了，当时，除了经济学和运筹学之外，我确实不知道其它学科是什么。

那时，崔之元在国防科大读数学本科，我跟他在一起写文章、译书。问他，“什么是finance”？他说，“是金融”。“那，什么是金融”？他接着再给了一个解释，只不过，我确实没听懂，也就更不明白了，没记住他的解释。我想，反正我的兴趣是要用数理方法研究政治、经济与社会，所以，不知道“什么是金融”也无妨。

就这样，1986年8月28日，我稀里糊涂地来到耶鲁大学。第一学期，要上的课程没有多少选择，不管你今后学哪科，都要上线性代数、概率论与统计、微观经济学以及效用函数理论，第二个学期上的是非线性代数、计量经济学、博弈论、微观经济学。这期间，我发现，原来要跟随作导师的那位教授年纪已经较大，他所做的研究课题有些过时了。同学给我建议，“不要选择博弈论政治学或者数理经济学了，还是学金融经济学吧”。

但是，“什么是金融”呢？

二

到今天，按照我的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

比如，“货币”就是如此。它的出现首先是为了把今天的价值储存起来，等明天、后天或者未来任何时候，再把储存其中的价值用来购买别的东西。但，货币同时也是跨地理位置的价值交换，今天你在张村把东西卖了，带上钱，走到李村，你又可以用这钱去买想要的东西。因此，货币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储存、跨空间的移置问题，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

像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山西“票号”，则主要以异地价值交换为目的，让本来需要跨地区运物、运银子才能完成的贸易，只要送过去山西票号出具的“一张纸”即汇票就可以了！其好处是大大降低异地货物贸易的交易成本，让物资生产公司、商品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特长商品上，把异地支付的挑战留给票号经营商，体现各自的专业分工！在交易成本如此降低之后，跨地区贸易市场不快速发展也难！

相比之下，借贷交易是最纯粹的跨时间价值交换，你今天从银行或者从张三手里借到一万元，先用上，即所谓的“透支未来”，明年或者5年后，你再把本钱加利息还给银行、还给张三。对银行和张三来说，则正好相反，他们把今天的钱借出去，转移到明年或者5年后再花。

到了现代社会，金融交易已经超出了上面这几种简单的人际交换安排，要更为复杂。比如，股票所实现的金融交易，表面看也是跨时间的价值配置，今天你买下三一重工股票，把今天的价值委托给了三一重工（和市场），今后再得到投资回报；三一重工则先用上你投资的钱，今后再给你回报。你跟三一重工之间就这样进行价值的跨时间互换。但是，这种跨时间的价值互换又跟未来的事件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三一重工未来赚钱了，它可能给你分红，但是，如果未来不赚钱，三一重工就不必给你分红，你就有可能血本无归。所以，股票这种金融交易也是涉及到既跨时间、又跨空间的价值交换，这里所讲的“空间”指的是未来不同赢利/亏损状态，未来不同的境况。

当然，对金融的这种一般性定义可能过于抽象，这些例子又好像过于简单。实际上，在这些一般性定义和具体金融品种之上，人类社会已经推演、发展出了规模庞大的各类金融市场，包括建立在一般金融证券之上的各类衍生金融市场，所有这些已有的以及现在还没有但未来要创新发展的金融交易品种，不外乎是为类似于上述简单金融交易服务的。金融交易范围从起初的以血缘关系体系为主，扩大到村镇、到地区、到全省、到全国、再进一步扩大到全球。

为什么人类社会的金融交易规模与范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迁？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价值交换所要解决的人类问题是什么？其发展的基础条件是什么，或者说，金融市场靠什么才能发展？

三

虽然到今天我对金融的定义和理解是这样，但刚开始，我接触金融的视角却是另一回事。1987年秋季，也就是在耶鲁大学读博士的第二年，我兴奋地等到了上《金融经济学》课程的时候。一开始，教授既没讲金融是怎么回事，也没介绍人类的金融发展史是如何如何，而是一上来就把所有金融交易由随机变量来描述，亦即，不管是股票、债券、借贷签约，还是其它任何金融交易合同，都可以由随机变量来表达。老师说，正因为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由金融合同来完成的，都涉及到今天和未来不同时间之间的价值交换，而未来又充满不确定性、充满着随机事件，所以，通过把任何金融交易合同的细节条款转换成不同的未来随机事件、分析清楚在每种事件出现时交易双方的得失，由此得到的交易双方得失跟未来事件的关系，就是概率论中讲到的随机变量。

于是，金融学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实现这些随机变量的交易、如何为这些随机变量定价的问题。老师说，金融市场的作用之一就是对未来定价、对交易风险定价。

对于当时还没有进入主题状态、没有了解金融交易实质的我，那些课是一头雾水。搞数学推导、为这些随机变量做定价模型，我还可以，因为在中南大学读计算机专业和国防科大读系统工程时，学过不少数学，到耶鲁的第一年学了更多。只是从那时一直到2001年前后，我研究的对象与其说是“大社会境况中的金融市场”，还不如说是数学世界里的随机变量和随机过程。对于我这个还比较喜欢数学的人来说，那不是一件坏事，也是中国教育体系出来的人的一种优势。可是，那也让我离人的世界较远，不能够从金融作为“大社会”中的一份子的角度来研究。

那些年的学习中也不乏观念上的冲击。最大的冲击莫过于价值论，一件东西、一种经济活动的价值由什么决定？交易行为本身是否创造价值？按照我们从中学、大学政治经济学中学到的劳动价值论来理解，一件物品有它的固有价值，即，其生产所要花的时间乘以社会单位劳动时间的成本。也就是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交易不创造价值。

但是，在1987年的《金融经济学》课上，我学到，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也就是，只有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价值这回事。东西或证券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否让个人的效用提高，包括消费效用、财富效用、主观幸福或满足感。这等于说，即使要花百亿元投资、十万劳动力一年的时间才能建好的漂亮形象大楼，如果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要用它，那么，那栋楼也会一文不值；花费再多的机器设备，如果没有人要，也一文不值；再怎么费苦力做成的衣服，如果没有人愿意出价钱买，那只是一堆废布。—— 这个观念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让我终于理解，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只顾生产、不顾所产东西有没有人要或者有没有市场，那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摧毁价值。原来，没有派上任何实际用场的一代代银河计算机，也是一堆废铁，是在摧毁价值。等等，等等。

反而看之，即使一样东西没有花多少投资或者多少劳动时间，它的价值照样可以很高。最具体的例子是像百度、无锡尚德这样的公司，这些公司都只有不到十年的历史，而且都是由几十人创办起来，也没有自己的高楼大厦（至少到几年前没有），但市值都是几十亿美元，不仅远高于其实际投入的资金和时间成本，而且比那些投资花费巨大、拥有众多厂房设备与高楼大厦、经营运作了几十年的武钢、一汽、二汽等，更值钱。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价值取决于这些公司能带来的效用，或者说收益，而不取决于其建设成本，跟建设所需的劳动时间关系不大；换言之，价值由未来的收益而定，不是由过去的成本决定。

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这对于理解金融的逻辑极为重要。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投资银行中介服务，假如张三要创办一个造船厂，就像江苏熔盛重工集团三年前创业时候一样，他手头已经有20亿美元的造船订单，只是需要两亿美元投资。如果造船厂做成了，公司的价值能涨到20亿美元以上。问题是，张三自己无法找到投资者。在另一方，温州、香港等地很多个人和机构有很多空闲资本存在银行，赚3%的年利息，他们找不到风险相对能接受但回报很好的投资机会。

这种情况下，挑战在于需要资金的创业者找不到投资方，而愿意投资的又找不到合适的项目，经济发展就这样受阻。投资银行家李四的作用恰恰是把他们两方牵到一起，利用他平时在张三和投资方中间建立的信任，让他们两方做成投资交易。这对张三和投资方来说，是双赢，张三的造船业务能扩张、个人财富能大大增加，而投资者的未来回报预期也远优于银行存款利息。为促成这种金融投资交易，虽然李四可能只花了5天时间，劳动付出有限，但是，由于张三和投资方都信任他，他信用增强服务为张三、为投资方分别创造了数亿美元价值（他至少是使这种价值前景成为可能），那么，李四得到1000万美元（相当于所筹两亿美元资金的5%）的佣金是应该的。——当然，5%的佣金或许有些高，但是，正因为李四给交易双方带来这么大的未来财富前景，他的贡献的价值显然应该跟这种未来财富前景相连，而不该由他花的劳动时间决定。

四

从金融作为“大社会”中一份子的角度研究金融，那还是2001年之后的事。回过头看，那之后的学术思考和研究，让我更加认识到金融发展的价值。转折点出现于2001年暑期，那次回国旅行，让我看到中国社会变化如此之大，激发我研究市场发展、关心社会转型的问题。

2002年6月至12月间，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访问，期间上一门“金融经济学”课程。课程内容基本跟我从1991到2001年间在威斯康星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耶鲁大学所授博士班课程的相同，那就是，先假定各类金融市场已很发达，已给定了，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如何为金融资产定价、如何在资本市场上运作、如何利用证券产品把投资和风险配置得更好，等等，讲课的重点是推导金融数学模型、市场经济模型。之后，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也讲过类似课程与内容。

几次讲下来，我意识到，对于金融市场还正处于发展之中的国内同学来说，这些理论不仅很超前，而且的确难以把这些理论跟他们的生活以及未来就业联系上，因此，他们对于课程的反映一般，应属情理之中。

但是，那些教学经历和观察也启发我的思考，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人还不能像金融理论模型中的消费者那样，能够在众多信贷、保险、投资、养老、理财金融产品中去挑选并找到最理想的投资理财组合的话，那么，在更传统的古代、近代社会中，人们又是如何生活、如何规避一辈子中方方面面的风险，做好养老、病残时期的生活安排呢？金融经济理论是不是对于没有外部金融市场的传统社会的人就不适用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能力是很低的，天灾人祸、身老病残时你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所以，为了能够更顺利地活下去，也为了生命的延续，个人必须跟其他人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利益交换，即，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是人类活下去的必须。比如，原始社会时期，人靠打猎野生动物、采掘野生果菜养活自己，那种生产方式下，个人时常会数天猎不到动物，如果不是在部落之内人人共享猎摘成果（亦即，部落成员之间隐性地进行跨时间的价值交换），许多个人很快会饿死。

因此，人际间的金融交易是任何社会都必须进行的，只是实现人际金融交易的形式、方式很不一样，今天我们熟悉的外部市场提供的金融证券只是其中之一。原始社会里，“部落”公有制是一种实现形式，那种安排下，个人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自己的权利，但好处是，在大家都没有自我的架构下，所有东西和果实都共享，让彼此活下去的能力最大化。

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小到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家庭、家族之内不分你我，养子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人格化了的保险品、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亲戚间“礼尚往来”就是我说的跨时间价值交换的代名词。得到一份礼就让你“欠一份人情”，下次回送礼时你才还了那份“人情”，所以，那种金融交易安排下，交易头寸是以“人情”记下，而不是以显性金融合约的形式记录的。

当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最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养老的境况就不是由保险产品的好坏、股票的多少、基金的投资组合诀定，而是由儿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所谓“多子多福”。“四世同堂”之所以是一种理想境界，也因为这样以来，能进行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范围就可以尽可能的大。所以，越传统的农业社会，会在医疗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让人口膨胀。

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教会是血缘之外、或者说与血缘网络并行的互助结盟组织，其结盟的基础不是血缘，而是对上帝、对耶稣的共同信仰。教会跟家族、宗族类似，一方面起到经济上的互助、互保，也就是，实现成员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即金融交易，另一方面是促进成员间的情感以及其它非物质交流，给成员提供安身立命的信仰基础。

因此，现在我们熟悉的由金融市场提供的信贷、保险、证券、基金等等金融产品，并非人际间跨时间、跨空间金融交换的唯一形式，只不过，它们是超越血缘、超越社团组织的非人格化的实现形式：在金融市场上，那些金融公司不管你姓什么、是谁的儿子、读过多少书、有什么意识形态、保留什么政治信念、信过什么宗教，只要你具有交易信用、能够有支付能力，他们就会跟你做金融交易。

那么，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社会都选择发展外部化、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呢？为什么在传统的中国没有出现现代证券市场呢？这又涉及到人际金融交易的性质、所要求的信用支持架构。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正因为金融交易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换，是把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的收入进行互换，那么，彼此信任是交易是否成功的关键之关键，信用和交易安全是核心基础。换言之，金融交易跟一般商品交易有本质差别，商品交易往往是现货、以现金交易，所以，交易双方即使素不相识，问题也不太大；但是，金融交易一般不是现货交易，而是价值的跨期支付，不能是一锤子买卖，所以，没有互信、没有保证金融契约执行的制度基础，就没有金融交易的发展。

现代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等，是伴随着现代法治制度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没有支持陌生人之间交易的现代商法、合同法、证券法等方面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些外部化了的金融证券市场；反之，金融证券交易在陌生人之间的深化进程，也带来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法治要求，促进了后者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人际间金融交易范围的不同，对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要求也会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之前，几乎所有的农业社会都有立足于血缘的文化和社会秩序，儒家文化也不例外。血缘关系是一种个人出生之前无法选择的关系，出生在哪家、是谁的儿子、谁的兄弟姐妹、谁的父母、谁的爷爷奶奶等等，这些都不是你能挑选的，也是你一辈子不能改变的。这种稳定和不可选择性，对于还没有外部非人格化法治体系的传统社会来说，是最有利于建立并维护诚信的基础，血缘关系的永恒即是信用。所以，儒家的“孝道”是一种基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人际利益交换安排，而“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名分等级”秩序则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的文化制度保障。“三纲五常”的安排之下，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其名分、等级，越位就是“犯上”，甚至朝廷法律也明文规定不孝子该杀。这种刚性秩序当然能增加“孝道”下的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安全，父母不用担心在子女身上的投资会没有回报，兄不用担心弟的回报。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对儒家建立的这种刚性交易体系“放心”，家庭、家族内的金融交易风险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体系能运作两千多年。

只不过，儒家的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甚至权力），压制子女、压制年幼者的权利。只要你出生的时间晚，那怕是晚一点，你这一辈子就永远地位低于先于你出生的人。以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着“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特别是，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安排下，“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的建立、养子等等，都过多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其结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情感功能，侵蚀亲情间的情感氛围。

因此，虽然家庭、教会、金融市场都能提供人际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这几种交易安排之间也的确有极强的替代性，但是，它们的利弊差异极大。比如，在儒家“孝道”体系下，人更多是作为投资、保险、信贷交易的载体存在，人首先是经济工具，而人性价值、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被牺牲太多。一个人可以因为“不孝”而处死，等于说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金融交易的载体，就是他的金融工具作用，就是体现“养子防老”，不承认超越金融交易载体的人权。

相比之下，由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代替儒家“孝道”体系之后，压在家庭、家族之上的经济交易功能会逐步从家庭、家族剥离，信贷、保险、投资功能都可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而不是利益交换场。金融市场就是这样让中国文化走出儒家的刚性体系。从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主张的“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还必须有家庭之外金融市场的发达，否则，“孔家店”还无法被打倒。

五

开始从社会的角度理解金融、从金融的角度理解社会变迁之后，我的思想世界顿时热闹了许多，原来文化就是这样随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演变、调整的，或者说，文化价值的目的第一是最大化人活下去的概率，第二是最大化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当生产能力低下、金融交易工具不发达的时候，人们会为了生存而愿意牺牲一些个人自由，比如，以前人们愿意接受部落公有制、儒家“三纲五常”刚性社会秩序。但是，一旦物质生产能力足够高、金融市场足够发达，继续牺牲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就没必要，社会文化必然会做相应调整，这也是中国今天的经历。

这是什么意思呢？刘教授是广州一所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研究中国历代契约的变迁史，其学问之深令在下佩服。2005年，刘教授来耶鲁大学访问一年。期间，他讲到自己的亲身故事。2004年，在上海的内弟结婚，要花120万元买150平米的房子。他的内弟小王和未婚妻都在金融公司工作，年收入加在一起18万，他们手头的积蓄有30万，所以，买房子还缺90万元。那90万元怎么找到呢？

一种可能当然是小王从银行做按揭贷款，如果做30年到期、年息5%的按揭，小王今后的月供大约4832元，年供不到6万，他们当然能支付，但占小王夫妻未来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不过，小王和未婚妻不愿意做按揭贷款，他们跟父母说，如果做按揭贷款，让他们不是一结婚成家就背上月供的包袱吗？小王的父母想想，觉得也是，不能让年轻夫妻背上这么重的担子！正好他的父母年纪60出头，已退休，手头有60万养老用的积蓄。就这样，小王父母拿出手头60万的积蓄，刘教授夫妇把手头仅有的20万积蓄贡献出，另一位亲戚出10万，给小王买上150平米的房子。

当然，刘教授的故事对中国人很普通，没有什么稀奇。只是这种安排改变了小王大家庭的关系和性质。第一，刘教授现在一想起这事就恼火，作为历史学教授，自己的收入不高，20万的积蓄是他当时所有的钱。他说自己在广州的房子还不到70平米，凭什么他要把自己所有的积蓄供他内弟买那么大的房子？所以，从那以后，提起他内弟，首先想到的是他过去的积蓄，而不是他跟内弟的感情有多么好，况且也因为那笔钱使刘教授跟夫人的关系紧张！

第二，本来，小王父母可以把自己的60万养老钱理财投资好，等再年老之后，自己能有钱养活自己，也能有自己的尊严。但是，现在钱都给了儿子，今后的养老就只能靠儿子、女儿了，也就是说，不管今后跟媳妇、女婿是否处得好，也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跟他们一起住，或者靠他们供养，等着他们给钱。这样，本来可以自立养老的小王父母，今后就只能看别人的脸面养老了，不能有自己的自主生活空间，不能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了。

同样糟糕的是，正因为小王这么容易就得到90万元的帮助，让他无法感受到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责任，那看似“免费午餐”的90万，只会培养懒惰。

而如果小王是通过90万按揭贷款，表面看会给小王夫妇带来月供压力，但是，这种压力不是坏事，会迫使小王奋发向上，培养“自食其力”的个人责任。同时，这也让其父母留住养老钱、年老后有自尊的财产基础，可以理直气壮，不需要看子女的脸面。另外，对刘教授夫妇来说，他们的关系就不会出现紧张，也当然不让刘教授一想起内弟就想到自己失去的积蓄。

实际上，这两种安排，给每个人带来的自由度也截然不同。试想，小王拿了亲戚的90万买了大房子，他们夫妻俩今后消费什么东西，亲戚自然有权过问、有权管，就像刘教授抱怨小王的房子比他自己的大很多一样！等小王父母更老、靠子女的钱养老时，他父母花钱也会受到儿子、媳妇、女儿、女婿的监督，花别人的钱能那么自由吗？

总之，儒家主张的靠血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来实现人际金融交易，最终不能激励每个人奋发向上，培养的是等待“免费午餐”、搭便车精神。比较而言，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也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基础。

六

小时候，父母都会教我们不能借钱花、要“量入为出”，还有就是要多存钱。在中国文化中，借钱总是件很负面的事，透支、负债、欠钱等等是一些贬义词。或许正因为此，证券类金融市场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机会发展，一直受到抑制，金融学更是不能走上正堂。

这些年我学到，借贷类金融交易原来是，帮助借方把一次性大的开支平摊到今天和未来许多年月上，让一次性大开支不至于把个人、企业或者国家压垮。就像小王买房要120万元，这种开支的确很大，但买下之后，不只是今天享受，未来许多年也会享受其好处，所以，通过按揭贷款把这些支付压力平摊到未来30年，不是让“享受”和“成本”在时间上更匹配吗？这本应该是一件纯经济的正常事情。

到今天，借贷金融对个人、对家庭、对企业的贡献，仍然被低估。但是，如果做客观分析，我们会发现借钱花也可以是好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更好的选择。

在国家层面，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冲击我这种观念的是下面这段历史。如果我们把公元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像明朝中国在那时国库藏银1250万两（尽管明朝当时快要灭亡）、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像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各意大利城邦国家。那么，从400年前到19世纪、20世纪，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呢？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而改变其命运外，其他的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

莫非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今天又是外汇储备数万亿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负债累累，在未来几个世纪还要重演过去数世纪的历史？关键看中国今后如何利用债券市场以及其他证券市场了，看中国是不是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因噎废食、得出“抑制金融创新是上策”的结论了！

回过头看，正如我在《治国的金融之道》一文中谈到，我们中国是这么喜欢存钱，以至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1842至1848年间朝廷每年的财政盈余还在1500万两银子以上，这种年年财政盈余状况一直持续到1895年。按理说，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即使没有逼着朝廷把未来的收入借过来加快国力发展，也至少使他们愿意把岁入都花掉搞发展，而不是还想着往国库存钱！到最后，晚清也像宋朝、明朝末年那样，战争开支和赔款实在太大，在历来因为不用发债融资而使中国债券市场没机会发展的状况下，朝廷无法用债券把那些大支出的压力平摊到未来。过不了支付压力这一关，清朝就只好垮台。

这些历史不断引发我对金融的兴趣和思考。为什么借债花钱使西方国家不仅没垮，反而强大起来？后来我认识到，美国就是近代最好的例子。不只是今天的美国虽然负债全球第一却是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立国之初就是靠负债幸存下来，这应该跟中国各朝代的经历正好相反（中国历朝之初国库满满，但之后每况愈下，到最后财政危机终结朝代；而美国立国之初就负债累累，之后不断利用债券市场透支未来，而且还透支越来越多，可是其国力却越来越强）。

我们一般熟悉美国于1776年7月4日宣布从英国独立，1787年的宪法大会通过美国宪法，等等这些政治史实，但未必了解金融借贷对美国历史的支柱作用。

美国独立的起因当然是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征税权失控，殖民地人必须向英国交税，但却没权选举代表进入英国议会，去参政、议政、立法。这一背景很重要，因为这决定了美国独立战争以及之后政府的开支不能靠大规模加税来弥补：如果新成立的政府也要加税，为什么还要独立呢？所以，各届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独立运动、独立战争期间的决策机构）只能靠多印纸币、借债，来找到财务支持。但是，那时期既没有联邦政府、更没有收税机构，“大陆币”、战争债难以有市场，在1776至1787年间不断出现的债务困难，几次都差点让独立运动破产，差点迫使北美重回英国的怀抱！

稍微细看，我们知道，1763年开始，英王乔治三世通过一系列法案勒紧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加大征税，由此激发殖民地人的反抗，导致诸如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1775年列克星敦(Lexington)枪击案等关键性事件，使得北美对英国的敌意一发不可收拾。1775年6月15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选举华盛顿作大陆军(陆军博客,陆军新闻,陆军说吧)总司令，正式与英军作战。

1776年3月17日，为了避免战争对波士顿伤害太大，华盛顿请求把战场转移到纽约。英军接受请求，转移战场。当第二届大陆会议于7月4日宣布美国独立时，华盛顿正在纽约曼哈顿南端，其军队士气得到了及时的鼓舞，因为就在那时英国皇家海军正在汇集100多艘战船、3万多正规军，集中攻打守在曼哈顿、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华盛顿的一万大陆军，而且大陆军也没有任何战船。8月27日，皇家海军轻而易举地夺下长岛，大陆军惨败。之后，华盛顿采用边退、边打游击战的办法，开始了跟英军的拖延战术。

实际上，宣布独立不久的美国，更大的挑战不在跟英军的战场上，而是在经费的来源上。起初，第一届大陆会议考虑过在各州征税，但因上面讲到的原因被很快否决。独立战争开支主要靠以下几方面来源，第一是由政府发行“大陆币”，在1775至1780年间共印了37次“大陆币”；第二，由大陆会议政府发行债券，1775年发行首批公债用于买军火；第三，是十三州（殖民地）的份子贡献，由各州自己发行战争债提供；第四，从法国借来的贷款；再就是给士兵、给供货商写欠条。

只是在1780年末之前，政府债已经没人买了；各州也弹尽粮绝，不愿再发债奉献了；大多数士兵的服役期到年底就结束，不愿再收欠条作军饷；眼看大陆军就要失败，几乎没有人再愿意接受大陆币。

就在独立运动要告终之际，华盛顿派助理前往法国，成功说服法国国王再借美国250万法国金币。法国贷款没到之前，这一消息让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先将其做抵押，立即通过再贷款得到救命钱，让独立军维系到次年9月。最终，在法国海军的支持下，大陆军于1781年9月在南方港口城市约克镇打赢关键一战，从此扭转独立战争的局面，迫使英国于1783年9月签署《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独立。一个年轻国家就这样靠举债幸存下来。

1783年独立战争正式结束了，但是，建国的挑战却刚开始。如果说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因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家庭写“借条”太多，因债务泛滥而产生的，那么，1783年时的美国货币、“借条”、债券种类并没少多少，仅各类战争债、州政府债、社区债所用到的支付货币就五花八门，有以“老大陆币”、以“新大陆币”、以墨西哥银元、以西班牙银元、英镑，有的债券干脆就没注明以什么货币支付。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许多债券的价格不到其面值的10%，基本没人问津，商品市场也没有秩序。这种乱局严重影响人们对美国前景的信心，挑战新共和国的命运。

1790年1月，年纪33岁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一份债务重组计划，宣布在1788年宪法通过之前美国发行的所有债务，包括联邦与地方政府发的各种战争债、独立战争军队签的各类借条，全部按原条款一分一文由联邦政府全额兑现。为了实现承诺，联邦政府发行三只新债券，头两只债券年息6%（一只于1791年1月开始付息，另一只到1801年才付息），第三只债券只付年息3%。换言之，由这三只可以自由交易的债券取代原来五花八门的战争债，大大简化新国家的债务局面。

今天看，汉密尔顿的债务重组举措，好像只是一种简单的债务证券化运作，但是，他的天才创新在于，这三只债券埋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华尔街”的种子，因为这些债券从1790年10月上市交易后，加上次年由汉密尔顿推出的“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股票，立即将市场的力量聚焦在这四只证券，强化价格发现机制，提升流动性，集中展现市场活力。从此，美国资本市场一发不可收拾，为之后的工业革命、科技创新效劳。

美国金融之父汉密尔顿的创举的意义也在于，他让这三只债券成为反映美国未来前景的晴雨表，债券价格就是市场对美国未来的定价。—— 汉密尔顿之兑现过去所有战争债的承诺，振奋了市场对美国未来的信心，使这些债券价格随即猛涨，为更多的政府融资广开财路！

债券市场先于其它证券市场发展，而债券市场又起源于战争融资需要，早期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是这样，后来的美国还是这样。

那么，从美国的经历中为什么我们能理解到，230年前负债累累的美国以及400年前债负压身的西欧国家，反而在那之后胜过当时国库满满的中国、印度呢？我的思路包括以下两方面。

第一，国库钱越多、朝廷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更专制，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着；相反，越是朝廷欠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要依赖老百姓交税、有求于百姓，这最终能制约国王的权力、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如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Pipes在《Property and Freedom》中所说，之所以民主法治能在英国兴起，就是因为在英国皇家把土地权逐步卖掉之后，国王不得不每年与掌握征税权的议会交涉。就像在当初美国一样，一旦国家负债累累，而老百姓又不得不交税的时候，连那些本来不关心政治的公民也不得不关心政府的权力、自己的权利，交税是提醒公民权利、感受政府权力的最具体方式。不需要征税也能自己富有的君主或者政府，其制度必会走向专制。

第二，就如当年美国三只国债所表现的，这些国债的存在与交易给市场提供了评估其政府政策与制度优劣的具体工具，通过国债价格的上涨下跌，立即反映市场对国家未来的定价。只要国家的负债足够高、只要继续发债的需要还在，国债价格的下跌必然逼着政府对其政策或法律做出修正。公民投票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投票无法天天进行，而证券市场对国家的监督、评估、定价却是每时每刻的！美国和英国的兴起如此，其他西欧国家的经历要么也如此，要么就被金融市场所教训！

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因为负债后，一方面政府就得面对债券市场，另一方面就得征税，就得面对纳税人。或许，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都是民主宪政的砖瓦。看来，金融不只是能帮助一个国家平摊一时的支付压力，还能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

七

回头看，对金融的认识、理解，花了我二十余年时间。1986到2001年间的数理金融理论训练和研究，给了我分析人、社会、经济的科学方法和基本框架，让我认识到人生一辈子效用函数的最大化是人的行为的终极目的，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不一样。这一分析框架或许就是一把钥匙，帮助我认识社会、文化、历史还有其它，包括反思和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许多观念，也包括再思考企业和国家的治理战略。

本书收集的正是这些年反思、审视、研究、讨论的结果。

致谢

本书共收集我在2008年末之前写的相关文章，都是围绕金融、关于金融。各章节在结构上相对独立，因此，即使挑着章节读，基本不影响其可读性。由于这些文章起初是为不同媒体而写，因此除了注释所用数据资料的来源之外，基本没有能够一一给出相关参考资料和文献，这是本书的最大遗憾，希望各位同仁能够凉解。

在本书各章的写作中分别得到了很多朋友和同仁的帮助，比如，李利明、文冠中、龙登高、郭宇宽、曾人雄、张磊(张磊博客,张磊新闻,张磊说吧)、朱武祥、王永华、张维迎、林毅夫、卢峰、陈平、熊鹏、石明磊、韦森、陈雨露、梁晶、吴冲锋、李玉、谢平、王巍、徐林、周年洋、汪姜维、张信东、李云龙、周程、刘凌云、冯玉、赵灵敏、谷重庆、曹惠宁、范文仲、李健、张宏(张宏博客,张宏新闻,张宏说吧)、岳峥、袁为鹏、彭凯翔、孙涛、周克成、岑科、宋澄宇、张福山、高平阳、杜凯，等等，还有许多其他朋友，这些朋友时常是我文章的第一读者，他们因为是我的朋友而付出了很多代价，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茅于轼、吴敬琏、袁伟时、朱学勤等老前辈也时常给后学以指导，这是本人一辈子的荣幸，也不甚感谢。另外，特别感谢李利明，他是本书各章的总编辑，纠正了本书初稿中的众多错字，提高了可读性。当然，我也要感谢《经济观察报》、《新财富》、《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南风窗》、《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证券日报》等杂志与报纸读者的支持。

最后感谢我夫人王蓓、女儿陈晓（Tiffany）和陈笛（D.J）多年的支持，感谢在湖南老家以及南京岳父母家的多位亲戚，他们总是我靠得住的粉丝。

杨恒均：我的朋友许志永

Mon, 10 Aug 2009 10:03:17 GMT

晨起收到许医农老先生转来的一组文章，在按语中许老说：

今天8月9日，“公盟”罹难笫22天。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释：在“法网冤魂遍地”的现实中国，为什么公盟罹难这件事让我如此揪心动情！这些日子读着每一篇相关文，包括此刻选辑这批待发文，我都忍不住哽咽落泪……在包裹着太多黑暗、不公与罪恶的闪光外衣下的现实中国，不乏清醒认知的头脑，不乏针砭现实、入木三分、吊民伐罪的笔墨投枪，可是，像许志永和他的团队这样：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六年如一日，与受难者同行，为落难于现世、含冤于九泉的不幸者伸张正义乃至同扛“枉法”闸门的践行者有多少？！

转录杨恒均兄的这篇文章，只因喜欢“我的朋友许志永”这个标题。民国时期，曾经流传“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但是适之先生却是从未坐过牢的。这些天来，培云最怀想的是志永兄坚毅又似终日满含热泪的眼神。愿所有温和而坚定的朋友，不要因此事而气馁。

此前，培云曾问“为什么要消灭温和的力量？”（http://www.21pinglun.com/?p=2020）其实这已经不需要什么答案了。在中国，不受约束的权力可以解释一切。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许志永是我的朋友，不是因为我们见面多，而是我们的每一次见面都能够很谈得来，很多观点相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和一帮朋友吃饭，满桌子都很激烈，要打要杀的激情笼罩了饭桌，唯独我和志永兄“据理力争”，我们两人都认为社会变革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推进，最重要的是，我们都相信，只要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一起努力，“政治”总会有好起来的一天。

我们的观点无疑受到和我们有相同信念却更激进的朋友们的“围攻”，他们说我们太温和，“把希望寄托在体制内”，很显然，我们两人是少数派。饭桌上的朋友几乎都认为这个体制已经烂了，无药可救了，即便你不去加速它的溃烂，也不要奢望通过努力去改进它。我和志永兄只能沉默，记得那次吃完饭后，我们两人送走了其它人，又在一起聊了很久。

志永的内心和外表一样，给我一种扎实和可信的印象。我对他的思路和作为非常赞同。在这样一个积重难返的国家里，他创立的公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民众维权，培养公民意识，建设公民社会，以微薄的力量试图把走入邪路的社会推回到法制的轨道上，那作用是让我汗颜的。而我最欣赏的是他面对“不可能的任务”时的依然平和与理性。和我一样，志永从不讳言“政治”，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的政治更和谐，更适合民众，不那么肮脏，变得美好。

志永是有抱负和理想的，但身为维权和社会活动人士，我能够感觉到，他始终把他帮助的那些弱势群体放在第一位，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让那些他想帮助的弱势群体和个人受损。在我们那天的交谈中我感觉到了，在这次公盟被整肃时，他在处境艰难时却仍然为那些想帮助他为他出头的普通民众着想，让我更深地感觉到他的这一品质。志永是我的好朋友，六月初在一个研讨会上见到他时，才是我们第四次见面，但我已经感觉到这是我的老朋友了。他把一顶旅游帽斜戴在头上，有点调皮的打扮，引得我想笑。

他仍然是理性、平和、与人为善。更重要的是，我始终认为，他和我一样，相信这个体制里好人还有很多，相信只要经过大家的努力，中国是有前途的。在上上次我们单独聊天后分别的时候，我们互相握手，互相鼓励。但这次从国外回来就听说公盟被查抄了，不过，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也算是和志永一样吧——“与人为善”。我希望通过听证会等弄清楚，按照法律程序来，如果真有什么困难，或者真是因为经济问题，我愿意尽我所能，加入为公盟捐款的行列。

也就是抱着这样善良的愿望，我一直没有联系他。直到星期三中午我从机场回到市区的大巴上，接到北京的一个电话，电话里的朋友告诉我，早上五点钟，五个警察开着两部车把许志永博士从家里带走了，他被拘留了。

北京，天还没有亮的五点钟，志永家有人敲门，等他打开门时，一个武装警察和四名便衣蜂拥而上，围住他……我已经好久没有写间谍小说了，没有写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了，而且，即便写，我也想不到那场景会在北京，2009年的北京，刚刚举办奥运会，中国金牌世界第一的北京…… 志永是我的好朋友，可我并不为他担心，要就是搞错了吧，或者不如你们快快审判他，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当场释放他的，而他也会一如既往地包容和原谅你们的错误。

前两天读张博树兄赠送的书时，看到了一句十年前就读过，可已经渐渐遗忘的句子，于是准备抄下来，没想到还没有抄写完，眼睛就有些发酸……你们怎么连许志永这样温和理性的年轻人也抓进去呢？还有我知道已经被抓起来，却因为家属还抱有希望而不愿意透露案情的无名的朋友们…… 是谁失去了理智？我的理智还在告诉我，虽然许志永是我的好朋友，但我并不为他担心，我倒是担心那些在五点钟敲响了他的家门，好像克格勃一样的人，因此，我把抄下来的那句话修改一下送给他们。要知道，这句话曾经在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在风雨如晦的台湾都被人传诵，并且，都被证实过是颠覆不破的真理，那句话是这样说的—— 当你们在法庭上审判他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在审判你们！而我们所有的人，总有一天都会被历史审判！

于建嵘: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

Fri, 07 Aug 2009 16:00:00 GMT

培云经常在一家韩国小餐馆里吃饭，感谢那里免费提供的大麦茶治好了培云多年难调的肠胃。吃完饭，除了喝茶，培云通常还会读完一本杂志。今晚读的是刚收到的《SOHO小报》。里面有不少好文章，于建嵘先生的这篇就是。回到书房，急急找小报的许先生要来了电子版，转摘于此。诸位慢慢读，一定有收获。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采访时间：2009年6月14日

采访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被采访者：于建嵘，1962年生于湖南衡阳，2001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著作：《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等。

中国的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

主持人：近年来对中国的形势判断，学界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另一种观点完全相反，我们国家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并不会发生动荡，甚至说这一点恰恰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

于建嵘：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目前的形势。如果说中国处于动荡中，显然与我们看到的现实不符：中国现在的确发生了一些社会冲突事件，但总体而言中国政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制的有效性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如果说中国是稳定的，甚至以此说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也不符合现实：去年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和前不久发生的湖北石首事件都说明，中国社会在表面稳定之下，孕育着十分巨大的社会风险。

主持人：那么在你看来，中国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形势之下呢？

于建嵘：我认为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是这种稳定背后有巨大的社会风险，表现出来就是近年来显著增多的群体性事件。我把群体性事件分为四类：工人农民的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骚乱事件和具有意识形态的社会冲突。群体事件中80%以上是维权，目前中国发生这么多问题，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维权事件不断增多。维权事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利益诉求，针对的是公权机关和侵权者，不一定有暴力；泄愤事件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针对的也是公权机关和侵权者，有暴力；骚乱事件诉求复杂，针对的是公权机关和侵权者但也经常祸害无辜，有暴力；宗教冲突有明确的政治诉求，针对的是公权机关，不一定有暴力。

主持人：虽然群体性事件很多，但是和西方国家不同。在电视里我们看见其它国家游行示威，可是中国没有。

于建嵘：西方国家是街头政治，中国有维权、有骚乱，但是没有出现街头政治。因为中国公民在维权事件中，主要抗议政府不作为、乱作为，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实际的利益问题，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不是为了推翻政府并且取而代之。当然，一些具有政治性的骚乱，就不一样。这些事件有街头骚乱，但不属于街头政治。

主持人：而且每个事件都是孤立的，很难形成全国性的社会运动。

于建嵘：一般对一个社会运动的判断，不但要有组织、目标、话语，而且要有比较详实的可连续性的活动，中国目前没有。当前中国有很多维权组织，但不是真正有组织化的政治力量。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中国政治的统一性现在没有动摇，所以，我认为中国是相对稳定的国家。

主持人：为什么要强调是“相对”稳定的国家？

于建嵘：因为中国的这种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基础的，这种稳定可能蕴涵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执政者无约束的自利行为，以及社会基本规则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都造成政治合法性正在快速流失。

主持人：你提出的“刚性稳定”很有新意，这或许是中国社会形势的一个解释框架。

于建嵘：什么叫刚性稳定？这是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中国社会的稳定首先是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核心不是国家的法律怎么实施，法院或者人大、政府怎么依法运转，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排他性，把垄断政治权力作为政治体制最高甚至终极目标。 “刚性稳定”以社会绝对秩序作为管治目标。中国只要发生游行、上访、示威、罢工、罢市等等任何行为，都会被看成是非稳定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主持人：在刚性稳定下社会管治最大的特点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且经常把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当成是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以敌视的态度对待民众正当的利益。

于建嵘：最典型的就是信访制度。这个制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方面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国家《宪法》第41条，再根据国务院的《信访条例》规定老百姓可以上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会说老百姓到北京来上访是非稳定的因素。信访既然是民众解决问题和社会参与的方式，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非稳定的因素呢？这是刚性稳定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追求的是绝对的社会秩序。

主持人：但是绝对的社会秩序是很难达到的，而且“刚则易折”。

于建嵘：刚性稳定意味着为了稳定可以做一切事情。刚性的问题在于没有弹性，缺乏韧性，没有中间的地带，通过不停的高压实现稳定，这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一旦发生断裂，整个社会陷入大动荡。所以这种刚性的稳定是不可持续的，为防范中国发生较大的社会动荡，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变革，把“刚性稳定”变成“韧性稳定”。

县级改革是突破口

主持人：和“刚性稳定”相对的是“韧性稳定”，中国社会怎么从刚性稳定过渡到韧性稳定？

于建嵘：刚性稳定的对立面就是韧性稳定，刚性容易断，但韧性是不可能断的。中国社会怎么从刚性稳定过渡到韧性稳定？这是个很大的课题。有没有可能转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首先要解决利益均衡和利益表达的问题。中国社会 80%以上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所谓的人民币的矛盾。要确保利益的均衡，使利益冲突不至于发展成大的问题，我们就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

主持人：例如，在目前中国的形势下，农村的利益体制最重要的是土地问题，怎么使农民拥有土地权利，使农民在土地权利中间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

于建嵘：从刚性稳定向韧性稳定转变，首先是要解决利益问题，但最关键的不在于利益，还有政治。我想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在《宪法》框架内有民主、有真正利益表达的社会，这样问题就来了，怎么改？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够顺利的发展，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有一些想法。能不能从最基层做起？十年以前我研究的主要是乡村，村一级，最后发现村一级不行，并不能代表这个国家政权的最基层政权。所以我现在想真正要改变中国的就是县，从县级政权做起，在县级政权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一个目标。因为这样既不影响整个国家体制的变动，又能够为整个国家体制找出一条出路，杀出一条“血路”。

主持人：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你看来，可以把县级政权作为改革的突破口。

于建嵘：对，建立县级政治分权，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治权威，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县级政权怎么改？第一，县级政权能不能真正落实《宪法》所赋予的制度上的安排。比如坐实人大代表选举。第二，县政长官能不能真正拿到人大来选，而不是组织的调派。现在县一级到了政治分权的时候，能不能把政府真正建到县一级，这是目前中国可以做的事情，县级政权做好了，对将来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能打下了伏笔。孙中山先生在《建国纲领》中有非常明确的论述，他讲把县级政权做实，这个国家就可能找到一条路，因为所有县级政权是直接和民众面对面的，中央、省的政权都是管官之官。第三，一定要进行司法改革，树立司法权威。中国社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制度来解决纠纷，只能采取信访。我们往往会说由于司法的不公平，由于司法的腐败，所以不得不保留信访制度。但是信访制度不能解决问题，中国要解决刚性稳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司法改革。

主持人：改革司法制度是目前改革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于建嵘：在进行县级政权改革的同时，要进行司法改革，用司法权制衡基层政府。与中国老百姓权利相关的司法问题主要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能不能想办法使现在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脱离地方政府的控制、脱离地方官员的控制？在基层法院、检察院把这一点先改了，起码做到县、市两级法院的人、财、物都不归地方政府管。我认为，对地方县级政府一方面要给它权力，让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治，另一方面一定要有司法权的制衡，当司法这个最后的社会底线能够承担起责任的时候，社会冲突的发生会少很多。

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

主持人：实现从刚性稳定结构到韧性稳定结构的转变，中心环节是政治改革，包括司法制度改革。

于建嵘：这是我这几年思考的问题。2004年12月我到台湾去访问，在台湾大学做演讲，做完演讲之后，我要求他们派一个司机、给我一张地图，再派一个买单的人，让我拿着地图从台北走到台南。我问台湾老百姓很多的问题，我问，假如你们的官员把你们家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拆我的房子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就坚持问，假如拆了怎么办？他说我到法院告他，法院就会判他，这个政府就会很麻烦了。我说假如这个法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再一次回答：不可能。法官不可能腐败，因为我有房产证、有产权，法官不可能乱判。我坚持问假如腐败了怎么办？因为我们大陆这边90%的老百姓会相信法官会腐败。台湾百姓不一样，他说，我会到议员那里告他，我的议员就会很高兴，会立即去调查，召开新闻发布会，他的这个法官可能就会当不成了。我接着问，假如议员腐败了怎么办？他说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其他的人都有可能腐败，议员一定不会，不信我就打电话给他。他就把电话拿出来，给他们的议员打电话说我这里发生了一个事情你马上过来，他说，议员马上就会想办法过来。议员会很高兴特别兴奋。为什么？他就希望发生这个事情，他只要调查这个事情马上就能得到很大的政治资本。所以你到台湾去，经常看见老百姓打电话给议员，议员就会马上赶过来，只要一调查完就会通知很多媒体。我接着问假如议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说不可能腐败，他要到我们家拜选票的，如果不解决我的问题，如果他腐败，我的选票就不给他了。

主持人：台湾的社会结构很值得研究。

于建嵘：台湾的基层社会是非常稳定的，所有的表达都在法定的框架内进行。我们所谓群体性事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非法律的秩序性。从台湾回来，我总结了一个基层和谐社会最主要的几个特点：第一，一个稳定的社会首先是确定的产权，我们的产权是不确定的，政府说是你的就是你的，政府说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第二，有权威的司法机构，有问题可以找司法，在台湾有，我们这里没有司法权威，法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大部分都是贪官。第三，有真正的代议制度，代议制度靠的是选票，背后是开放的媒体。

主持人：这些在中国大陆能做到吗？要实现哪一条都很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陆要从刚性的稳定过渡到韧性稳定，难度很大，不容乐观。

于建嵘：是不容乐观，但是也不是没有希望。因为现在革命不合法，改革没动力，官方瞎折腾，社会无共识。革命不大可能，革命话语已远离我们而去，革命已经不合法。你要想革命，在民众那里也做不到，我在调查湖南农民的时候问过他们学毛泽东搞农会，你们到底怎么看？那些农民告诉我，不相信他们，这些人去了之后又是另外一批贪官污吏，你要再搞革命，再搞一次不又是骗人吗。我最近几年走了很多地方，发现民众并不认同通过暴力的手段打破秩序。到网上发发牢骚可以。

主持人：不能搞革命，就要进行改革。可是，改革的话语虽然还有合法性，但是它带来的诸多问题使它已经丧失了动力。包括你设想的县级政权改革，何来动力？

于建嵘：改革的确存在很大阻力，因为在中国的改革往往是部门主导的改革，部门主导的改革往往做出的是有利于他自己的一些选择。我们很难再对改革寄予很大的希望，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执政的团队没有足够的压力他愿意把权力放出来吗？政治改革牵扯到权力的分配，我们看不到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所在。所谓不折腾，可是一些基层执政的人为私利瞎折腾，就是不改革。所以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找不到改革的力量和动力。

主持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精英阶层没有实现共识，民间的表达诉求也十分分散，缺少明确的方向。

于建嵘：对待社会稳定中国学者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是很多人认为还是稳定吧，不要乱，乱了之后中华民族要多少年才能恢复。一种心态是干脆乱了再说。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希望这个民族、希望民众不要因为社会动荡受到损害，所以我们只有呼吁继续深化改革，呼吁尽快启动县级政权改革，为改革打开一个突破口，寻找一条稳定发展的道路。

铁打的人也在忍受生活

Thu, 06 Aug 2009 01:56:08 GMT

晨起收到一位多年未见的工程师朋友的来信，以下是节选：

经常会给妻子讲起我们在法国同游北线的经历，知道为什么吗？妻子一度是国内“牛博网”的忠实拥趸，也经常在牛博网拜读你的文章，可惜据她讲“牛博网”终归逃不掉被河蟹的命运，时运如此，也只能摇头叹息罢了。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寄望央视新闻改革

Sun, 02 Aug 2009 16:00:00 GMT

电视将死，视频永在。这次改革，是央视在网络时代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希望这是一场颠覆性而不是维持性变革，祈望三变：新闻理念变、节目形貌变、组织文化变。

理念：“我媒体”时代的新闻服务

锻造钢铁的材料革命，没赶上；开动蒸汽机的动力革命，没赶上；但互联网催生的沟通革命，正赶趟。

13年前，刚刚上网的我捧着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仿佛小时悦读《我们爱科学》，总有点科幻的幻觉，那时上网只为收发一个替人设计网页的外地好友的邮件，如今，葛氏的预言“大众传媒将被重新定义为发送和接收个人化信息和娱乐的系统”已成现实：论影响，近年的媒介事件，从孙志刚案到罗彩霞案，哪一件不是靠网络发酵，电视，只是引爆了“心神不宁”、“神医李培刚”之类的焦点；论服务，我从没在卖什么都像卖伟哥的电视商场购物，最喜欢的书大多请中国的亚马逊——卓越网送到央视东门；论挣钱，单单腾讯的产值今年眼看就是百亿，利润50亿！

当我们还在区分早间、午间、傍晚、晚间、深夜哪个算真正的黄金时段，15年前尼葛洛庞帝所说的“黄金时段就是我的时段”已经实现：网民，最新数字3 亿多，早就不会守在电视机前，等着电视人把新闻“推出去”，他们或在路上或在厕上，随时把想看的新闻“拉过来”。且不论门户网站和电子邮件，光是MSN、 BBS、CHAT、BLOG、Podcasting、RSS订阅、WIKI、Virtual Community、YouTube、Twitter……，互联网已经成了真正的大众媒体——大众掌握的媒体。就算有人或不屑一顾或充满妒意或气急败坏地把Mass Media（大众媒体）斥为Mess Media（乱众媒体），为大众服务的要求早已逼近、训导大众的时代已经结束。

这次的改革，与其说动力来自上意，不如说来自早已逼近眼前的危机。

有多少人还靠电视获知新闻？央视-索福瑞统计，电视还是人们获取信息的第一媒体，但全国若干省会城市的收视排行中，已难觅央视新闻的踪影；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中，网络是网民获取信息的第一渠道，电视只是老二。

电视还景气吗？今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发布了中国媒介经济景气度调查报告，描述2008—2009的关键词，按得票多少排序，电视人的排序依次是：“坎坷”、“创新”、“缓慢”，互联网人的四个词得票一样，分别是：“坎坷”、“迅速”、“创新”、“活跃”。

互联网到底改变了什么？

无论散布谣言还是揭露真相，人人都可能成为消息源：互联网正在去中心化——这要求带有“中央”两个字的媒体，拿出更硬的新闻，经得起“查你个底儿掉”（We can fact-check your ass）；

新闻就是消息，有人感兴趣的信息，哪怕是我家的私事：互联网正在去神圣化——这要求电视还新闻本来面目，重要还要有趣；

历史的草稿以往由记者起草，现在人人可以书写：“我媒体”时代来到了（Here Comes “We Media”）——这是丹·吉尔默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宣言！

央视如何作为？在人人是中心的社会自组织过程中，发挥公共媒体之用！

我们的目的，就是增强社会认同、促进族群和谐、打破文化疏离、探讨公共政策、监督政府运行。

为此，至少要实现两个转换：一是从喉舌变成信息服务员，一是对宣传任务进行新闻化转换。
一说身份，有同事动辄以新闻战线战士自命，吓得人不敢开口，其实，电视业就应该归入信息服务业；

说到任务，经济新闻，电视给的是供应充足、就业平稳、形势大好，可观众或者叫顾客要的是理财之术、就业之路、投资之道；政治新闻，电视给的是领导多么勤劳智慧，顾客要的是当家的成天忙的什么，电视给的是标语口号多英明，顾客要的是哪条政策最管用；文化新闻，电视要渲染节日气氛、点缀和谐社会，顾客既要提升品位，也要明星绯闻，还要票务信息。可别说顾客不关心政治，奥运火炬传递受阻，网上一夜间跃动多少颗中国心？！可别说观众一盘散沙，“滤霸”（“绿坝”）一出，民意立即筑起一道维护自我选择权的大坝。政治宣传可以看作政治沟通的一种，但政治沟通的方式多了，会议沟通、文件沟通、媒介沟通，都是，但新闻不是开大会、不是发文件，所以，新闻化转换可以看作是向媒介沟通的复归与靠拢。

三大任务或者叫“三大法宝”——政策宣传、成就报道和典型宣传、舆论监督——可以翻译一下再转换一下——

政策宣传，可以看作政令传达：执政党和政府发布的权威信息，公众自然需要，重要文件的原始文本要是不让看有人还打官司呢，但观众在电视上接收的政令传达有些像非中介传播——字幕满屏、文件照念、超长的文告般的标题、仪式化的会议场面；能否转换为解释性报道，突出问题意识、清晰准确、关注实效,不以对抗的态度，而从协商民主的角度关心利益表达、政策探讨、决策评价。

成就报道和典型宣传，可以看作政绩宣传和典型塑造：任何政党和政府都需要寻求合法性，政绩宣传、典型报道有可能推动公众从执政能力到道德境界两个方面承认、接受乃至拥护现行政权，但很多政绩宣传仿佛口号串联、不少典型塑造仿佛思想汇报，空洞乏味、自我吹嘘；可否转换成记录社会文化变化、反映人物自我完善，在真实报道的前提下，增进民族自信、倡导现代人格。

舆论监督，可以看作是行为喝止：但有的舆论监督，不是把侵害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作为监督对象，而是对准了一些有“不良言行”的普通民众；是不是可以用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标准做报道，关注公权力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害，解剖社会病理样本而不是做“政策打手”。

全球新闻、中国报道，对内凝聚全面共识、对外展开公共外交，做好“我媒体”时代的新闻服务，向全球提供像美国世贸大楼遭袭、中国航天员出舱那样的关键影像——这就是我们的理念。如果还以陈腐的枪弹论为依据，以观众导师自居，以中央媒体自命，以坚硬如铁的官样新闻向无边无界、去中心化的网民扫射，最先中弹的只能是电视自己，而且不会死在网上，在网上，新闻教官死无葬身之地，只会在一个个宣传战役的总结里永垂不朽。

形貌：融媒体时代的信息流

麻省理工一角，一座贝聿铭设计的小白楼，那是24年前尼葛洛庞帝创办的“媒体实验室”（Media Lab），在被人火爆地称作“创造未来的实验室”之前，一群遭正统计算机专家排斥的人在这里捣鼓数字电视、全息成像、电脑视觉艺术之类稀奇古怪的玩意，他们当中当然有搞计算机的，还有搞音乐、搞建筑的，甚至还有物理学家，他们相信：电脑将不仅改变科学发展的面貌，还会大大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小白楼无缘参观，六月在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有幸见识了国内第一家融合媒体实验室，领教了什么叫媒体融合。

在这个两年多前与密苏里大学合作成立的实验室，Jeremaih.foo老师，用诸如带GPS功能的相机全身披挂，分不清他是摄影记者、文字记者，还是电视记者、或者电台记者，他的工作台就像一媒体工厂，声频、视频、动画、图表，全有。院长陈婉莹教授，是美国电视皮博迪奖唯一的亚洲评委，她和常务副院长、范长江先生的公子范东升教授，既通报140多年的《西雅图邮报》和刚满百年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告别印刷版只出网络报的转向，也叹息《纽约时报》出售部分楼层度日、拥有《洛杉矶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的论坛报业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更指点我浏览了访问量上千万的《纽约时报》网站，网站调动一切手段报道美国大选，仿佛海陆空三军追捕一小小逃犯。

有两位很牛的Peter在这教书，一位是做过《60分钟》编导和CBS新闻副总裁的Herford，一位是战地记者Arnett；Herford 说，CBS的老板前些年就向员工抱怨：“你们以为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说CBS将永远存在，但这不可能”，Arnett自问自答：“报纸的死亡是否意味着新闻业的死亡呢？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人类需要信息，需要新闻。”

是啊，出租车司机干的是客运而不是开面的，所以面的淘汰了，他还在运送客人，而且更快更安全更舒服；电视人做的是采集和传输有价值的视频新闻而不是电视，所以面对网络竞争要提供更生动更全面的信息服务。CNNIC有调查，几亿中国网民，大多数都看视频，但看的未必是CCTV.COM，广电总局发出去的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就有几百张，有统计，几百家商业视听网站中，坐头两把交椅的是“土豆”和“优酷”，CCTV.COM排名19。

虽然人人可以下厨房，但央视的新闻产品应该更可口，因为从业者更专业。

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评选委员会秘书长西格·吉斯勒教授在描述美国新闻界和普利策奖最显著的变化时，提到的第一个变化就是网络新闻日趋重要并把它纳入了评奖范围，但他又强调“尽管科技发展迅速，传递信息的方式便捷神速，但新闻事业的核心和理念并没有随之变质”。

电视电视，有人说：内容为王（King）、视觉为后（Queen），观众要看更亮丽的新闻，从主播到主播台，都要鲜亮；像CBS花重金挖来美女主播凯蒂，像日本早间TBS名嘴御法川法男身后的新闻板足有4平方米，日本电视台晚间号称“革命性新闻秀”的News Zero栏目当中的新闻墙更是高4米半、宽3米，女主播的全身像、新闻提要、新闻画面、事件关系图、现场地图都从这巨大的LED屏大片一般地扑向观众。

观众要逛新闻超市，品种越全越好，简短如手机短信的简明新闻要有，将新闻追查到底的深度报道也得有；名人八卦体育比赛的娱乐新闻不可少，钻到市场每个角落的财经新闻也不能落；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解说只让人掉眼泪的纪录片可以看，七嘴八舌争论到天亮的脱口秀也想看。

观众要看有观点的新闻——谁的观点？主播的观点、我自己的声音！观众想看中国的Anchor，像默罗、克朗凯特、丹·拉瑟、布罗考、詹宁斯那样的自由的独裁者。按伺候过克朗凯特又力推丹·拉瑟接班的CBS的新闻部经理伦纳德关于Anchor的标准，今天什么新闻最重要，Anchor定，他有能力也有权力定，以他的眼光、他的阅历、他身后强大的编辑部和身处新闻现场的记者的支持，就是他定！观众有话要说，不仅仅是发发短信“跟帖”，Call-in、 QQ、MSN观众都想用，甚至希望单设一板块“我有话说”。

观众要看有现场的新闻，无论政治变故、重大活动，还是自然灾害、安全事故，希望有记者到现场“陪”他去看、去听、去闻、去摸、去问。

观众要看此时此刻的新闻厨房，“演播室”、“景区”这类电视剧、舞台剧的叫法让人费解，不就是加工新闻的厨房或者车间嘛，Newsroom！打破封闭感和作戏感，不说像透明鱼缸吧，起码室外——让观众可以轮番看到此时此刻北京故宫、上海外滩、西安城墙甚至美国白宫的晨昏雨雪、人往人稀，室内——新闻分区播报，主播游走其间，美丽助手各区待命；导播的指令可以让观众听见，编辑的身影可以让观众看见，这个板块的主播也可以向正在准备下个栏目的主持打个招呼。

观众希望信息巨流上有轮渡、有绿洲，这轮渡和绿洲就是栏目。以新闻频道论，即使FOXNEWS、CNN在美国本土的黄金时间也全由栏目占据，从晚上七点开始，FOXNEWS有FOX Report、The O’Reilly Factor、Hannity、On the Record，CNN有CNN Today、Larry King Live、Anderson Cooper 360，全是栏目。栏目不仅是Anchor的舞台，更是观众和电视不见不散的那个“老地方”；如果只有板块、没有栏目，那充斥央视屏幕的将只有 Newsreader没有Anchor、只有招牌没有名牌！

从东到西、由内而外，字里行间、画里画外，有我陪伴，一切皆流。

组织：超越矩阵

13年前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为他赢得“未来学大师”称号之际，《领导变革》的出版让科特“变革管理大师”的地位更加巩固。这位33岁就成为哈佛商学院终身教授的大师在书里宣布，研究企业变革时发现，70%的变革不成功。去年，著名的企业咨询机构麦肯锡对全球几千高管做了调查，只有1/3的受访者认为变革取得成功；很不幸，结果与科特的研究不谋而合。

作为服务业中的一员，央视的变革会成为这幸运的1/3吗？

科特有“八大忠告”、麦肯锡提出“实现企业组织结构转型”，不敢照抄，关心变革的人自可去看，尤其是科特的忠告已成管理宝典，只想说说这次的机构整合如何实现质变。

大概是人太多、事太杂，整合多个原来的节目中心新组建的大新闻中心的机构还是典型的矩阵式——职能制（如属于管理部门的综合部，也许各部还要设自己的综合部——部办或综合组）+事业部制（如编采部门，大概各部还要设自己的专业组）。如果说，管理大师罗宾斯相对“有机式组织”和“简单结构”所用的“机械式组织”、“官僚式结构”并无贬义的话，麦肯锡发表的《21世纪的组织》干脆说：这些大公司“垂直的组织结构设计，再加上临时特设和矩阵式的重叠，几乎总是使专业工作更为复杂和低效”。

的确，来自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一两千人要组成沟通顺畅、合作顺利的大团队实属不易，但有三个着力点可以大大缩短磨合期：一是网站整合，二是评价统合，三是文化黏合。

第一点不多说，小文前两节已有这个意思，网络时代和融合媒体时代的新闻改革如果还是传统电视与网站、手机电视等新媒体各自为战，就等于将市场缝隙越发扩大、任人侵入。甚至电台、电视分治，也是奇观。

第二点，评价统合，是以结果为导向、以统一的绩效评估，来强化各部门、各工种的成就感和团队感，避免产生甚至强化远离新闻终端的疏离感、零件感和边缘化，避免编辑、记者只对直接领导负责而不对节目负责。

电视评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已经走过四个阶段，关注的内容早已突破第一阶段的收视率指标，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对新闻节目和娱乐节目的评价也各有侧重；两位日本学者提出的“三维四层法”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种。三个维度分别是：电视系统，整个频道，单个节目；四个层次包括：国家，社会，观众，业界。

各维度各层次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国家层面，考察的是对国家认同、民族统一的作用；社会层面，关注的是对维持公共秩序、凝聚社会力量的价值；观众层面，注重的是对其资讯需求、情感诉求是否满足；业界层面，讲究的是职业伦理和专业技术是否得到体现。

借助内部的品管人员和外部的专业团体、观众代表、媒介批评者、政府管理者的综合评价，有利于在提高节目品质的同时强化对组织的认同。

再说文化黏合，也就是再造组织文化。

文化是一个组织的共有的价值体系，可以说是一个组织的个性，决定着成员的行为方式。它来自创建者的理念，来自组织的学习，来自新领导和新成员的影响。

在瑞士研究传媒的英国人尚克尔曼，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透视CNN和BBC的个性。作为公营机构的BBC想引领公众品味，作为商业电视的CNN则是迎合公众口味，但它们都雄心勃勃：BBC要报道全国性的政治讨论，以此推动民主；要传达英国的文化和娱乐，以支持和鼓励文化发展；要传授知识，促进教育；要努力成为英国与外国沟通的首要渠道，要为英国带来声誉，并增进外界对英国文化和价值观的理解。CNN要覆盖全球，要及时报道重大突发事件；要向全世界观众介绍全世界；要成为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厉害吧？！这就是斯坦福大学专门讲授组织行为与变革的波拉斯教授所说的”大胆的使命”，英文是：宏伟（big）、惊险（hairy）、大胆（audacious）的目标（goal），简称BHAG。BBC之成为BBC、CNN之成为CNN，BHAG功不可没！

新的新闻中心的BHAG是什么？新新闻中心的文化怎么建？

一个小小建议：马上恢复，或者说新版的内部刊物《新闻周刊》，人人在上面讲故事。不是以前那样的工作总结式的自我吹嘘、自我感动，而是直面危机—— 领导勾画愿景，而已经初见成效的部门或栏目像《朝闻天下》则可以和大家分享如何瞄上和扮靓胡蝶，跟大伙探讨一下怎么在机制上让更多的蝴蝶起舞飞升，比如成立名记者、名主持、名编辑、名策划工作室，如何让节目内容和形式一样可人；正在打造样片的部门或栏目像《24小时》，可不可以让大家先读（方案）为快甚至先睹（样本）为快；没有马上变脸的栏目比如《焦点访谈》，也可以讲故事，我就来讲一个叠裤脚的故事——

有一家做裤子的工厂，有500员工，每次变革，哪怕是很小的变革，都会引发很长时间的人心不稳。又一次改变开始了，很小的改变——以前折叠裤头的员工改为折叠裤脚。因为害怕又像以前一样出现抱怨、辞职，老板这次事先请了一位管理专家做咨询。专家把员工分成三组，第一组仍由老板像以前一样直接宣布改变；第二组选出代表来跟管理层商量怎么变，然后尝试新方法并培训其他员工；第三组则是全部员工一起讨论新方法。

对这个管理学上经典案例的结果，您大概已经猜到：在40天里，第一组有17%的员工辞职，抱怨和缺勤也上升，工作完成量从每小时60个下降到48个；另外两组没人辞职，只有一人抱怨，其中第二组的工作完成量是每小时68、第三组是73。

故事讲完了。我愿意多叠裤脚，就看领导们怎么讲他们的故事了。

《朝闻天下》的胡蝶也许让人惊艳，接下来更期待央视新闻从理念到形貌破茧成蝶，当然，前提是我们人人都要经过痛苦的蜕变。麦克卢汉说：“媒介不会死亡，它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再生的央视新闻，会是顾客们喜欢的产品吗？

2009.7.27

一点感想，为什么要消灭温和的力量？

Wed, 29 Jul 2009 16:00:00 GMT

连日来，有关公盟与益仁平被查抄的事件，引人注目。关于公盟，在日前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培云谈到：如果政府连这些理性推进中国建设的NGO组织都要打压，都要欲加之罪，当社会矛盾继续累积，其结果实际上是将中国的未来交给暴民，交给以暴易暴。目前接二连三的群体性事件，已经露出以暴易暴之端倪。这个社会的劣币驱逐良币，同样表现在暴力驱逐理性与温和的力量。

《亚洲周刊》的记者认同培云的观点，谈话间并补充了另一种忧虑：“如果温和派的冬天到来，那激进派的春天就不远了。”

中国从来不缺激烈的表达，也不缺暴殄天下的贪婪者，最缺的恰恰是理性、温和而坚定的力量。没有谁能把这个世界带到坟墓里去继续享受，还请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为中国、为世界多做点有益的事吧。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Sun, 19 Jul 2009 16:00:00 GMT

天各一方，世事两茫茫。季羡林先生于2009年7月11日去世。以下是季先生写在1999年的一篇旧文，表达了他对胡适先生的悼念之情。良人已逝，良知犹存。晨起，培云在香江之畔重读这篇文章，又记起两个月前在台北拜谒胡适墓时的情景，自是感慨万千。通过政府不懈的努力和自然死亡，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后，终于一个大师也没有了。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50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这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它不复存在。后来又回到台湾，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死后哀荣备至。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园。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80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积80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 “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米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米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20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槛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籍籍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绝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师觉月作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中间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吗？

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我个人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话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我也举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从这样一个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见大吗？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40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我同适之先生在孑民堂庆祝会上分别，从此云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没有能见面，也没有能互通音信。我现在谈一谈我的情况和大陆方面的情况。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绝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阶层的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思想臭！”西方人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为一种“原罪”感，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縵渚崖之间，不辨牛马”。然而涅槃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觉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离开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远了。

至于适之先生，他离开北大后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总起来说，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无法清楚的。到了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这是一场缺席批判。适之远在重洋之外，坐山观虎斗。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伤不了他一根毫毛，他乐得怡然观战。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适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动。我幻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观。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乱哄哄一场闹剧。

适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中国古称“仁者寿”，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仁者不寿”。当时在大陆上“左”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报刊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最近几年来，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身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奋起直追，出版了几部《胡适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强，准备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我诚惶诚恐，力辞不敢应允。但是出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铁证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我写了一篇长达17000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意思也不过是想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学林往事》中写一篇关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应允而且从台湾回来后抱病写完。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毕竟一书生。原因是，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后一个副标题是说我对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在上面谈了一些琐事和非琐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记忆。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还能来到宝岛，这是以前连想都没敢想的事。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50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全为鬼，惊呼热中肠” 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无法抗御的。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挚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 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50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万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1999年5月2日写毕

后记：

文章写完了。但是对开头处所写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庆祝建校五十周年一事，脑袋里终究还有点疑惑。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是颇有一点自信的，但是说它是“铁证如山”，我还没有这个胆量。怎么办呢？查书。我的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了几本，无巧不成书，丢的日记中正巧有1948年的。于是又托高鸿查胡适日记，没能查到。但是，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云云。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又一个“怎么办呢”？一是改写，二是保留不变。经过考虑，我采用了后者。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

1999年5月14日

炎热的夏天，继续旅行。

Fri, 17 Jul 2009 16:00:00 GMT

培云最近在忙一部书稿，得到很多朋友的帮助，希望它能早点与读者见面。网站疏于更新，只当是为大家省了些精力，多一些休息的时间。炎热的夏季，培云就要开始一次不长不短的旅行，去香江边上见一些朋友，然后折回故乡继续田野调查。寂寞久了的人，更要回家感受久违的亲情。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熊培云：公民失业又失音对整个社会都是一场悲剧

Sun, 12 Jul 2009 16:00:00 GMT

以下是培云发表在《新京报》上的专栏文章。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据《南方农村报》报道，从6月中旬起，广东五华县150余位代课教师，认为在代课教师转为公办教师问题上，五华县教育局的处置办法失当，从而联合起来展开了一系列维护合法权益的行动。在他们依法维护自己权益期间，遭到五华县有关领导越级上访的斥责，短信截访的骚扰，以及继续上访将被解聘的威胁。7月 1日，五华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他们坚持上访，有关部门将采取一定措施。

这条新闻引起了我的兴趣，尤其在我读到该县常务副县长的这样一条手机短信时：“亲爱的信访人：您好！政府是服务子民的。当您要挟政府时，政府将采取先情后理再法的处理方法。” 这是这封短信的前面三句话，个中意味深长，很值得推敲。

三句话也是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亲爱的”部分。如果只是看到“亲爱的信访人：您好！”读者难免感到受一些温情的东西。第二部分是“政府是服务子民的。”则让人大跌眼镜。某副县长真是了得，对“亲爱的”有点“原形毕露”了。在他看来，“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为子民服务”。以县太爷自居，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父母官”，将辖下诸位“亲爱的”都称作“子民”，真有点不知今夕何夕了。莫非他是古装戏看多了？殊不知，纳税人才是“父母官”们的“衣食父母”？

现代社会，同时承认国民的公民属性与私民属性。至于从某些无知官员嘴里说出来的“屁民”与“子民”之类的集体称谓，社会之所以回之以某种鄙夷的态度，显然是因为这些话无不构成对国民人格的践踏与权利的剥夺。

短信的重点在第三部分：“当您要挟政府时，政府将采取先情后理再法的处理方法。”在这里，“要挟政府”显然是一种高高在上又先发制人的定性。这不得不让人感慨，尽管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这位副县长却不知与时俱进，依旧摆出一幅“时刻不忘阶级斗争”的姿态，以为上访者要求自己一点可怜的权利便是 “要挟政府”了。而“先情后理再法”，显然重点不在“情”也不在“理”，而在于“法”，即我在文首提到的“一定措施”。

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民众通过受宪法保护的上访权为自己维权要被定性为“要挟政府”，那这种“要挟”又有什么错呢？稍有点现代政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里所谓“要挟”，不过是通过一种合法权利救济另一种合法权利。

难怪有网民甚至半开玩笑建议国家成立“保护弱势群体局”，以保护底层民众的权利。其实，任何时候，任何政府首先都应该是全体公民赖以自救的一个工具。而且，政府要保护公民的自救，包括其各种权利受到侵害时拥有申诉的权利。如果我们承认成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公民也必须生活在受国家保护的各种权利之中，就不难理解，保护公民的这种自救的权利，不但不会对社会与政府构成损害，反而会鞭策政府坚守其位，使社会因各种权利的增长与保值而富庶。

就在几天前，我接到乡下老家的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我的一位小学老师，他向我诉苦，并问我有无办法帮他解决自己目前遇到的困难，以及要不要上访。事情的原委是，他和其他不少同事现在要失业了。他不是代课老师，而是原先国营垦殖场正式聘用的老师，只是在垦殖场并县的过程中丢了教职。尽管在乡下教了几十年书，但因为县里只收编职工身份的教师和干部身份的教师，而他属于农民身份，所以县里不收。取而代之的将是“有身份的人”。

对于这些曾经有恩情的老师，我一时真不知如何劝慰他们、帮助他们，也不知道上访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然而我敢肯定的是，他如果真的要去上访，那也决不是为了“要挟政府”。一个人失业已然不幸，若还要让他失音，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场悲剧。

熊培云：每周新闻词典（7.5-7.12）

Sun, 12 Jul 2009 16:00:00 GMT

以下是培云新一期的新闻词典。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裸体烟

自古至今，世人对裸体大多都有些兴趣，也因此创造了许多与裸体有关的词。君不见，甚至包括老版《上海滩》的粤语主题曲，其首句也被人唱成“裸奔，裸泳，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

祼体并非只关风月，只关“我的爱，赤裸裸”，它同样被用在政治领域。比如，2008年便有“裸体做官”一词横空出世，它讲的是一些官员，将妻儿及巨额财产都已经转移到国外，后方既已安定，在国内做官就是上前线，义无反顾，无牵无挂。

而现在又有“裸体烟”。2008年，自周久耕抽天价烟而被网民围剿后，许多网民开始从细节入手，寻找腐败之蛛丝马迹。6月29日，网友“水蜜桃姐姐”在半岛网上发表题为《官员都变聪明了，现在开会全上裸体烟》的帖子，一时引发热议。

反腐反到“裸体烟”，是否捕风捉影，公众过于敏感，姑且不论。最值得说的是这些烟赤裸裸躺在那，着实有伤风化。当然，我在这里说的有伤风化并不是说这些烟色情，而是说政府官员们在会场可以不尊重其他不吸烟者，其制定的公共政策又会真正尊重谁？

传染性丑闻

重庆市招办终于没有公布31名民族加分造假考生名单，理由是“保护未成年人”。就在此前，市招办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在表示要按照教育部 “阳光招生”有关规定再次公示高考加分信息，“欢迎社会继续就违规享受高考各类加分资格的考生进行举报。”然而，公众最后看到的仍是“别管公众怎么说”的 “鸵鸟对策”。

如果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重庆市招办有必要给公众立约，即在明后年这些“未成年人”都成年后公布这份“改民族”名单。否则，这种保护只能被公众理解为保护那些“未成年”的父母了。

传染性丑闻，主旨并不在于“性丑闻”，而在于丑闻具有传染性。俗话说，当你撒一个谎，就得要有撒一百个谎来圆它。在中国有些地方，丑闻也是一样。当一件丑闻出现后，当事者试图动用各种关系拼命掩盖真相，继而引发新的丑闻，颇有点“拖政府下水”的意思。

如果有明确、可行的问责机制，如果涉丑闻者能够直面已经犯下的罪或错，丑闻可能到此为止。与此相反，这掩盖真相的过程，也是丑闻继续蔓延、传染的过程。事实无数次证明，一厢情愿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可能不但遮不住丑闻，反而将一则丑闻变成两则甚至n则丑闻，印证“丑闻会传染”之遮丑定律。

压力差

大上海，一幢在建大楼轰然倒地，倒得很威武。

7月3日公布的相关调查显示：塌楼主要是因为大楼两侧的压力差使土体产生水平位移，过大的水平力超过了桩基的抗侧能力，原结构设计符合要求。这些年来，中国公民命运不济，“躲猫猫”可以死，“做噩梦”可以死，自“压力差”之鉴定横空出世后，网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座大楼是死于自杀——为生活所迫。当然，谁都知道，这座大楼也是死于“被自杀”。

有人夸耀，这幢楼房虽然倒塌却基本完好无损，没有一扇窗户破碎。如果更积极一点想，完全可以将这起倒塌事件看作是为中国玻璃厂商做广告的行为艺术。有人嘲讽，中国学了西洋不少建筑，可惜多在表面上下功夫——其实“剽窃地基”也很重要。

熊景明：新疆的垦荒热潮

Wed, 08 Jul 2009 16:00:00 GMT

景明老师来信，附上她九十年代末到新疆参加世行的塔里木流域项目时写的文字。景明老师说，当时看到那里“三农”问题和全国一样，农民的抱怨也和全国一样，农村流传的民谣“农民的哭诉’，没有一句和种族问题有关。而且，“我访问的许许多多维吾尔人，可用一个词来形容：可爱。”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中国大陆六十年代”以粮为纲”，将大片草原，森林翻为农田。农民为此付出艰辛劳动，增加的粮食产量比起环境破坏，微不足道。当灾难性的后果渐渐显露，以为人定胜天的大政治家已长眠纪念堂中。为纠正当年的错误决策，今人花比毁林毁草数十倍的功夫与财力来退耕还林，退耕还牧。然而静悄悄地，在大陆西北角，开”荒”重新掀起热潮。在当地政府鼓励下，不仅当地农民，政府部门，公司，还有外省涌来的开荒大军，一齐扑向这块干旱的土地。推土机掀开守护着大地未被热风化做沙粒的脆弱植被，让人们来掏白色的”金子”——棉花。

新疆16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但茫茫大漠只有4.2%绿洲可赖以生息。1949年后不断围垦土地，1986年起拓荒掀起高潮，10年间开垦了830万亩土地，其中生产建设兵团便开垦了200万亩。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同时，新疆发出计划经济的动员令，宣布 1996-2000年要开荒700万亩。当地农民并非主力，大规模开荒的资金来自各类项目，包括国家棉花基地，自治区农业综合开发，世界银行贷款塔里木一期，日本”黑字环流”贷款，自治区单位直属农场，国家企事业单位，外省区与区内协作，外省区独资，非农企业公司，乡集体经济组织。开荒的宏伟计划基于种棉花致富的设想。新疆的气候适于棉花生产，种植成本低于内地，有条件成为中国棉花基地。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1，500元，其中40%来自棉花。但棉花一直由政府统购；目前国内市场的棉价比国际市场高15%，业内人仕估计中国棉花库存高达400万吨。另方面纺织业萎缩，工厂实行压锭限产，用棉量减少。中国政府明年起不再承诺收购所有棉花，并取消种棉补贴，以减少种植。新疆政府则拟定生产目标，由计划部门把定额下达到地区，再分配到县、乡、村，有种植配额而不愿种棉的农民要交罚款。政府称”棉花既定的增产目标不能有丝毫动摇和改变，保证每年扩大100万亩，增加总产1亿公斤的任务，要实现2000年15亿公斤的总产奋斗目标，并向200万吨冲刺。”新疆领导干部宣言实施”一黑一白”（石油及棉花）的重大战略布署：”坚定必胜的信念”，”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拜读这些伟论，仿佛时光倒流，回到大跃进时代的中国。

种棉花的代价除了费水、损耗土壤肥力外，病虫害的威协严重，农民的付出十分可观。记者采访报道说：”1997，棉民扒土捉虫蛹达144吨，800只虫蛹约为1公斤，这是何等浩繁的劳作。在阿克苏阿瓦提县的西沙依拉提，61岁的维吾尔族农民库尔班？买买提，双膝跪在地上，一窝一窝地扒土，一只一只地捉虫。当他站起来捶腰的时候，记者发现他裤腿有两片新鲜的血迹，卷起裤管一看，老汉的两膝伤痕累累，血肉模糊。握住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时，湿湮湮的血迹把我的手染红了。看记者怔怔的模样，老汉会心地笑了：’都这样，种棉花比养儿子还辛苦。’记者在和田采访时，任和田地委书记的杨肇季说，棉花种下以后，每株棉苗，从’解放’棉苗开始，间苗、定苗、打顶尖、施肥等等，直到拾净棉花，全过程下来，农民要弯近20次腰，点近20个头。一亩地按1万株算，这个100公斤的单产，是磕20万个头’磕’出来的呀！”

1997年起棉花生产的情势已不妙，例如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种棉37万亩比96年增加11.4%，而总产量却下降17.7%，加上棉价下降，相当于利润比上一年下降40%以上。新疆科技界曾与清华大学合作研究棉产业发展的前景，测算出适宜的控制面积为800万亩，而1998年的实际种植面积已达 1，459万亩。

农民血汗凝成领导口中的多少万亩，多少万吨。面临棉花生产供过于求、仓库积压的情况，何以保障农民的付出能否获得报酬？不过无论当地农民能否获益，环境是否会恶化，各级政府则因为种棉花带来的垦荒热而发财。新疆许多地区用优惠的条件引取垦荒者，有些地区承包土地30年的费用只一亩一元，三年免税，三年后一亩20元，第七年再调整。有调查说三分之一的开荒项目至今没有取得许可证。”目前许多开荒项目开掉的不是’荒’，而是有林地、疏林地、荒漠植被、草场，有的甚至把极其宝贵的林地和优质草场开成了荒地。真正那些无树无草的戈壁滩很少有人去开发。”有的县已经有一半的财政收入来自地租，以地生财给了地方政府”批发”土地的动力。某县土地管理部门对一桩违法用提出反对意见，县领导说：”要么批地，要么换人。”新疆自治区已有一笔如意算盘，到2000年完成 1000万亩的土地开发，便可获得每年10亿的财政收入。

新疆有地，也有水，但用水不善，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仅25%.这些数字鼓舞了决策者，也令他们忘掉在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新疆，”水资源”不等于”水供应”.近代史记载罗布泊湖、楼兰古城的消失；塔里木河下游在当代人眼前干涸，绿色走廊一节节死去。塔里木河源头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计划 2000年前开荒600万亩。上游的开荒计划大功告成之日，也许就是塔里木河干死之时。塔里木河中游某县半年内就在不足一百公里的河段开垦了6万多亩地。新疆邻近的前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曾开发大片土地为棉田，导致沙漠化，内陆河干涸。但愿同一幕悲剧不会在新疆重新上演。

熊培云：每周新闻词典（“驴霸”、“被自愿”、“常凯申学者”等）

Sun, 05 Jul 2009 16:00:00 GMT

以下是近两三个月来培云刊在《新京报》上的“每周新闻词典”汇总。感兴趣的朋友，还望多提供些当周有意思的新闻故事或者新闻词语。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评论权

2009年4月13日，“评论权”三字载入中国政府第一份人权规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计划中说：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

许多人为此欢呼——因为评论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被创设为权利，因为评论权作为一种纯粹的表达自由，被正式提升到人权的高度。其实，最简单、最本质的理由是我们有话要说。在这个“我即媒体”（I the media）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评论世界与中国的权利。

评论权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像双面神一样有两副面孔：一是时代之进步，评论作为一项权利被承认；二是时代之局限，若不是评论权尚未得到有效保护，它何以成为众人瞩目的新闻。

“城管来了”

雪莱诗云，“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小贩云，“城管来了，叫天还会远吗？”此说虽然夸张，却也并非全无道理。

4月8日，网上出现了一篇《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的帖子，在其中上传的一张PS过的《清明上河图》（局部）中，原图里大街上的人物和商贩全都逃之夭夭，只留下几排房屋、一地鸡毛。

转型时期的中国，旧的未去，新的正出，一直被视为世界新闻业的富矿，而“城管”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亦被视为“富矿中的富矿”。打开百度，可搜索到的条目超过千万。在一些人眼里甚至成了这个时代“最可恨的人”。因此之故，揶揄城管之所作所为，尤其在草根阶层那里，几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城管来了！”，就像以前的“狼来了！”一样，现在被用来吓唬小孩。

自雇谋生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而权利秩序亦是一切秩序之母。作为管理者，政府理应以公民权利为出发点，为公民的自救提供足够的机会与空间。一个城市真正需要的秩序，不是赶尽引车卖浆者之流的大街，而是每个人都可以体面谋生，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得到保障。

诽谤罪

青年王帅在网上发了篇批评家乡河南灵宝县政府非法征地的帖子，竟被当地警方跨省追捕，将远在上海工作的他“捉拿归案”。罪名是“诽谤”。

真正重视权利的人，不会小看这样一次跨省逮捕，因为在他们眼里，对无辜公民的每一次逮捕都惊天动地。当王帅在网上表达自己对家乡政府的意见，当警察不远千里过来说“代表故乡，你被捕了”的时候，天地崩溃了——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每一个正直的公民都已置身于可能被捕的危险之中。

几年来，类似“文字狱”并不少见，引来批评无数。对于享受了“评论权”的人来说，最大无奈莫过于自己的批评总不过时。此时此刻，我们早已厌倦讨论这个“诽谤罪”是否成立了，公众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早已心知肚明——诽谤罪，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卧底

先是《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揪出”了文化老人黄苗子的“历史问题”，继而又是一篇《卧底》为与章家有着深厚渊源的冯亦代被揭了丑。自从章伯钧戴上右派帽子以后，著名翻译家、出版家，有“好人冯二哥”之称的冯亦代就一直潜伏在章家卧底。

卧底有两重境界：一是深入龙潭虎穴，此可谓为民除害，置之死地而后生；二是替作恶者卧受害者的底，将社会与个人良知的底线双双卧穿。东德时期，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同时又视国民为潜在的“国家公敌”，以至于每三个东德人里面便有一个被监控。

据说章诒和读完冯的《悔余日录》后 “全身瘫软，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其实在极端的年代，没有底线的社会，没有意外，一切皆有可能。

过度引用

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被指“学术论文抄袭”和“一稿多投”，据查9000字里有3000字完全雷同。然而，根据学院学术委员会做出的调查鉴定结论，李教授被指抄袭的论文属于“过度引用”且“引用不当”。

难怪长久以来，有人会愤愤然感慨“名士下流是风流，草民下流是流氓。”“风流是下流者的通行证，下流是风流者的墓志铭。”

中国自古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的传统。在此，有必要感谢云南中医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正是他们众志成城，不仅为汉语世界贡献了“过度引用”这个杰出新词，还开了一个“抄袭不上院长”的先例。从今往后作奸犯科者生活美满，强奸都不叫强奸，改叫“过度接触”了。

死要面子活受罪。有网友活用大宝广告形容这起抄袭事件：“用了‘过度引用’，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环境保密局

博弈的年代，词语的游戏。当有人将“NGO”这个词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内涵异化为“新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最近“环保”二字同样被权力污染了。

什么是“环保”？通常的理解都是指“环境保护”，而现在被赋予新意——“环境保密”。

黑龙江省召开2009年全省环境执法暨应急管理工作会议，邀请10余家媒体参会，会上对哪些企业仍在违法排污等情况一概“保密”，以至于部分记者抗议退场。

新闻曝出，社会各界百思不得其解：“环境保护”如何变成了国家机密？照此理解，纳税人真该好好忏悔——既然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身兼“环境保护局”与“环境保密局”之双重要务于一肩，怎能只拿一份薪水？公平起见，该涨涨工资了。

山寨冠军

先不要误会，“山寨冠军”指的不是水泊梁山上坐头把交椅，以“替天行道”起事却又时时盼着“替天子行道”的宋江。

奥运结束大半年时间，诸多耗巨资建起来的大项目大工程成了烫手山芋，鸟巢同样面临后奥运时代如何生存的问题。迫于此，鸟巢经营者在鸟巢场地正中央设了一个“山寨”的领奖台，游客只要花钱就能在鸟巢享受全套山寨版的奥运冠军颁奖仪式，包括穿领奖服、登领奖台、手举祥云火炬、礼仪小姐送花、拍照留念等，而且，每天只有“2008个名额”。

对于“山寨冠军”这一特色服务，许多网民提出质疑。其实，考虑到模仿与攀比是人类的天性，也没什么。毕竟光看别人拿冠军许多人也不甘心——做不了绅士，难道还穿不起一身西服？

新闻监督护照

“一国两制”，活学活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正式聘请14名记者为特约新闻观察员，并向他们颁发了由省高院院长许前飞签发的“新闻监督护照”。据说今后这14名特约新闻观察员在全省法院系统采访时，将享有更大的便利。

新闻监督护照？太娱乐了吧？还是让新闻先监督监督这14本护照吧。众所周知，新闻监督的权利本是一项宪法权利，而云南“新闻监督护照”的诞生，只能证明这项权利至今仍只是一种“被赏赐的特权”，而这种特权，最后也难免被异化为“奉旨监督”。

奖励与特权从来都是一种控制方式。云南的“新闻监督护照”难免让人想起安徽枞阳县曾经搞过的“全程陪同采访”。

感动死了

平常说谁谁“感动死了”，都知道这是一种夸张的修辞。其所表达的是某某感动到了极致。不过，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人会因为感动而死。

2007年，重庆一位低保户因病住院，所在社区领导前来看望，承诺帮助报销部分医疗费。低保户听后非常感动，因血压升高导致主动脉破裂而死亡。两年后，重庆北碚区法院以医院没有尽到告知义务等为由，判决医院赔偿9万余元。

人们关注的是巨额的“三公”消费背后，许多人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显然，这则新闻所要反映的不是领导送温暖具有“杀伤力”，而是底层民众心理与生理上竟是如此脆弱。

“报销”是许多人一生梦寐以求的权利。可怜这位低保户终于“报销”了，“感动死了”，给世人留下一束含泪的微笑。何以如此“感动”，一切似乎可以在崔健的《一无所有》里找到答案——“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

牛奋男

“人品第一，经济第二，最好是像牛一样忠诚、也像牛一样能为家耕耘的‘牛奋男’。”深圳的一次相亲大会上，看似平庸却积极上进的“牛奋男”大受追捧，一位年轻的单身美女如此写下自己的征友心声，愿意“鲜花插在牛奋上”，做牛鲜花。

继“经济适用男”之后，“牛奋男”成为又一个消费男性的网络流行词。据说“牛奋男”的主要特点是：暂时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却有可靠的人格魅力和信得过的品质，正所谓“俯首甘为孺子牛”。

自己靠不住，奋力找牛人。

专职太太

有大四女生求职，希望为有缘男士做“专职太太”，因为“现在要找份称心的工作太难了，不如找个好老公实在。”支持者说，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较大，有人想做专职太太也无可非议。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国家，男主外女主内非常普遍，男人只管在外面挣钱养家，女人担负着家务和教育子女的任务。反对者说，虽然征婚是学生个人的选择，但若把征婚当成求职的行为，功利性太强。

经济危机下，为降低失业率政府与社会可谓群策群力。具体到大学生，比如，学生在学校里继续上学或者延迟毕业也算就业。而现在又多了个提升就业率的办法——嫁出去就算就业。自从有了“专职太太”，老公就是老板。若是出现“有床位没地位”的事情，“专职”找工会，“太太”找妇联。

亦菲喝彩

一位叫亦菲的时评写手，由于长期撰写“为某某喝彩”的格式评论，被网民发现。旋即，“亦菲喝彩”成为热词，广为流传。

“他为墨西哥疫区航班如期抵上海喝彩，为坊间语言入政府工作报告喝彩，为‘世界第一坝’简朴庆典喝彩，为刘淇的定力喝彩，为张艺谋又一个100分喝彩，为外交部发言人幽默回答‘鞋袭’问题喝彩，为省委书记的‘探索观’喝彩，为陈冯富珍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喝彩，为《资本论》搬上舞台喝彩，为五星红旗 ‘飘扬’太空喝彩……”亦菲永远喝彩。

网民说，亦菲的一生，是喝彩的一生，是鼓掌的一生。不忍心批评亦菲，大家只好为这个幽默的世界喝彩，为亦菲充分享有喝彩权喝彩！

奉旨抽烟

抽什么烟、抽多少条、完不成任务如何处理——湖北省公安县政府出台红头文件，对各单位公务用烟作出明文规定。按照文件规定，全县各单位一年计划抽烟23000余条，未完成用烟计划的单位将被扣减公用经费。

在媒体的不断追问下，该县正式决定：立即撤销被称为“抽烟文件”的公烟整（2009）3号文件，停止公务用烟指导性计划，并表示将禁止公款消费卷烟，严格依法行政，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监督。

为什么电视里不能有香烟广告？为什么许多国家提高针对香烟的征税？皆因为抽烟有害健康。政府部门发文件让各单位“奉旨抽烟”，实则是匪夷所思。

世人不情愿因为战争而当炮灰，自然也反对因为政绩而当“烟灰”。

chengguan

一本名为《城管执法操作实务》的“城管教材”被网友曝光，书中不乏“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等“敏感”词句，随即引起轩然大波。此后又有人发现，国外不少媒体汉语拼音“chengguan”，作为一个单词直接使用。如英国《卫报》将“chengguan”定义为“一些处理轻微犯罪和无序状态的雇员”，英国《每日电讯》报则认为“chengguan”是“一种警察力量”。德国《世界报》将城管描述成“身穿与警察类似的制服，只是袖子上缝着‘城管执法’袖标的半官方执法者”。一群尴尬的执法者。

没有谁能准确定义城管这群尴尬的执法者。像中国版“加里森敢死队”一般的“城管”终于在Feng Shui、running dogs、paper tiger、Casino、guanxi等词之后，为汉语走向世界作贡献。

解雇动物

就在全球经济衰退日益严重的时候，《纽约邮报》报导说，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将“解雇”一批动物，狐猴和豪猪不幸位列其中。该动物园面临1,500万美元预算缺口，不得不关闭四个展馆，把数以百计的动物送走。这家美国最大的城市动物园关闭的是住着蝙蝠、凯门鳄、豪猪和灵长类动物的“黑暗世界”，以及住着鹿、骆马的“稀有动物区”。阿拉伯羚羊和大羚羊的展馆也将关闭。除了动物被“炒鱿鱼”，预计动物园还将裁员。

沮丧的生活有时也会有离奇色彩，也突显人性的幽默和创造力。

学士后

又将到一年一度的毕业时间，“学士后”继续引人热议。2009年1月，有北京政协委员建议，借用“博士后”模式，在企业建立“学士后”、“硕士后” 制度，为毕业生设立两年见习期。此阶段内毕业生不算被企业正式录用，因此也不必签署正式劳动合同。这样不仅能调动用人单位的积极性，也使毕业生在刚踏入社会时有个过渡适应期，同时缓解当前的毕业生就业压力。有人说，博士后面还可以设勇士、圣斗士、烈士。

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今人云，士为降失业率活。

嫖宿幼女罪

经柏溪镇某火锅店老板娘牟某介绍，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局长卢玉敏以6000元价格与该县未成年学生何某发生性关系。宜宾警方经过侦查称，卢玉敏行为属于不知道何某是或可能是不满14周岁幼女而嫖宿不构成犯罪，决定对其给予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5000元。

莫非……？中国刑法中有嫖娼罪，也有强奸幼女罪，如果“两罪并罚”，便在客观上罚成了“嫖宿幼女罪”。此一事件之所以引发网民无限愤慨，是因为“两罪并罚”，不但越罚越轻，而且连刑罚都没了。

要言之，有人强奸幼女，有人强奸法律。

“反人类”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教授为“反人类罪”赋予了新意，声称“所有反对房地产复兴的想法都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些人给我的帽子是‘人民公敌’，但是我给他们的帽子是‘反人类’”。人民与人类大PK，人民公敌反人类。

帽子也扣得太大了。显而易见，世人反对的是高价房，而不是房地产复兴或者房地产。

联系到前不久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之99%访民有精神病一说，有人不无嘲讽地反问：反房地产就是反人类，北京教授又疯一个?

谢绝跨省追捕

2009年3月，王帅网上发帖揭批家乡政府大规模违规征地，遭到警方的跨省追捕。近日，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免责声明”开始流行于网络。如“本人谢绝任何跨省、跨市以及本市内追捕行为，如有需要请直接联系楼主、原作者以及网站管理员或法人代表”。“以上内容完全是复制粘贴，本人并不明白其意思，故本人不对以上内容负法律责任，请不要跨省追捕。要详查请自己联系原作者，谢谢！”抑或“以上内容全部来自互联网，完全复制粘贴。看帖者请于24小时内自觉、主动、完全忘记。跟帖行为并不意味本人同意、支持、反对，或了解、知晓文中观点，如有任何疑问请直接联系原作者本人。故本人不对以上内容负法律责任（包括民法、刑法或婚姻法，及文中提及或未提及之法律），请勿跨村、跨乡、跨县、跨市、跨省、跨国、跨地球、跨银河系抓捕。谢谢合作！”

像拒绝上门推销产品一样拒绝执法犯法，中国人的幽默于斯尽显。当知，宪法赋予的权利才是最大的“免责条款”。

欺实马

5月7日晚8时，杭州几位富家子弟分驾三辆高级跑车在大街上狂奔。其中一辆撞上了正通过斑马线横穿马路的25岁浙江大学毕业生、计算机工程师谭卓。谭卓的身体被车头撞上后，先是在空中翻转，在撞到挡风玻璃后再度飞了出去。在事后的事故通报会上，交警大队认定“案发时肇事车辆速度为70公里／小时左右。”由于网民对此低速表示质疑，“70码”随后成为网络新词，直至演变为继“草泥马”之后的又一网络神兽——“欺实马”（又称“欺世马”），以此讽喻或抗议交警在通报会上的表现。

有先生说：年纪大了，越来越看《动物世界》了。从“躲猫猫”到“草泥马”，再到现在的“欺实马”，所谓“神州”，就是“有神兽的州”。

处女卖淫

2009年3月16日晚，昆明小学生刘芳芳、刘莉莉两姐妹在自家门口被警方拘捕，理由是她们涉嫌卖淫。翌日上午，他们被集体释放。警方对此的解释是：没能抓到现行。事后昆明法医院出具证明显示，刘家姐妹处女膜完整。(6月2日《云南信息报》)

类似新闻并不少见。此前2001年发生在陕西的麻旦旦“处女卖淫”案早已广为人知。然而稍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公民没有义务自证清白。而这桩荒唐事却要证明保卫处女膜就是保卫妇女的清白，处女膜再度成检验清白的唯一标准。有论者善意提醒那些没有了处女膜的女人，千万不要在有警察的时候和丈夫以外的男人说话，否则，一旦涉嫌“卖淫”，恐怕就很难自证清白了。

看来昆明警方还是尊重事实，几位违法警员东冲西突、胡作非为，最终还是被处女膜挡在了外面。

欺骗卫星

剪草为马，撒豆成兵。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矿场毁坏山林插假竹骗卫星》的新闻。2009年5月26日，广东英德市河边镇热水村小文洞村民小组，因为非法盗采石英矿发生矿难，造成3名矿工遇难。记者在现场采访时接到当地村民举报，附近另外一个采矿场因为采矿毁坏了山林，造成水土流失。为应付全国国土违法普查，当地居然在光秃秃的黄土坡上，插入砍下的竹竿，假扮竹林，欺骗遥感卫星。

记忆犹新的是，几年前媒体曝光了福建某地用油漆绿化荒山的事。远远望去，一片郁郁葱葱。

民间有句顺口溜，反映的是一些官员欺下瞒上的作风。“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英德市如此欺骗卫星，可谓后来居上，算是骗上天了。

反服务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被称为“第一烈女”、“女杨佳”的邓玉娇牵动网络。邓玉娇案的原委警方早有说明。5月10日晚7时30分许，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协调办主任邓贵大与同办公室的黄德智、邓某在外一起吃晚饭并饮酒后，前往镇上雄风宾馆梦幻城“休闲”。邓贵大等3人来到梦幻城二楼一休息室，要求正在休息室洗衣的梦幻城员工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遭到拒绝后，黄德智质问邓玉娇说这是服务场所，你不是“服务”的，在这里做什么？待猛男“霸王硬上弓”，引发烈女挥刀反抗，终酿成一死一伤。

“两邓”又一次成为符号。邓玉娇者，在污浊之处有底线地谋生；邓贵大者，白天声称为邓玉娇们服务，到了夜里却要邓玉娇们为他服务，由此引发了这场“服务”与“反服务”的较量。

羔羊也会怒吼。邓玉娇借助她的修脚刀，伸张了公民“反服务”的权利，不服从的权利。

副局级短信

6月8日，济南市纪委、监察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修身养德短信征集活动，并明确要求全市副局级领导干部每人至少要创作编发一条廉政短信。据说此次活动目的是利用现代通讯手段，用短信倡廉政、说廉政，充分发挥手机短信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受众广泛的特点，传播廉政文化，使廉政文化更广泛深入地在广大社会公众中传播、渗透、弘扬、彰显，扩大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范围，在全社会营造廉荣贪耻的舆论氛围。

许多网民不解，副局长短信编好后发给谁？发给上级，还是下级，抑或平级之间切磋？其实都不是。

相关新闻的尾巴很关键：据说本次活动设有一、二、三等奖、组织奖、参与奖，颁发证书和奖品。活动结束后，主办单位将对优秀短信结集出版。简而言之，以“副局级短信”为噱头的反腐倡廉工程背后，藏着的是一项颁奖工程。

自带锤子

安全很重要，比如安全帽，安全套，以及安全锤。

6月5日，成都一辆9路空调公交发生燃烧事件，造成几十人伤亡，“安全锤”一时间成为网上热议之词汇，各大论坛铺天盖地讨论安全锤，“锤子”一词更是成为当今网络语言，“成都市民出门必带锤子”成为网上热炒。

安全锤是什么？又有多少人考虑过要买一把安全锤呢？淘宝网上却出现了大量安全锤待售信息，锤子的功能也呈梯级上升。突发大火，却没有一把能击碎车窗玻璃逃生的安全锤，以至于一车乘客只能在满车烈焰中被“闷烧”，痛何如哉。

早在三年前，同是这辆公交车，被《四川质量报》曝光，为的就是安全锤缺失。丢了好几年的安全锤，一直没“找”到。显然，公交公司真正丢掉的是责任心，而不只是一把锤子。如今，这么多人被点着了，火焰冲天，公交公司再找不着锤子，至少不能责任光线不好，找不着锤子了。

驴霸

“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成为最近网络上最热门的话题。据说，政府通过招标，以4170万元的公共投入，购买这个图像与文字的双重上网过滤软件，免费给全社会装机。按说，这是一件大好事，尤其事关全国青少年健康上网保护问题，我们应该举双手赞成才对。

即使是可以自己卸载，是免费服务，终究是件麻烦事。君不见，现在的几家手机服务商，哪个不是强迫提供免费服务，然后在你没来得及取消订阅时悄悄收你的银子。有了类似的这些经验，众人不放心政府提供的免费服务，也在情理之中。俗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何况是“绿坝—花季”式套餐。

“绿坝—花季”，看似环保，却被网民解读出许多“进攻性”，看到了“驴霸”与“花祭”，自有其意味深长的一面。毕竟，转型时期，在保护与禁忌之间，还有暧昧。而最关键在于，公众有拒绝一切免费服务的权利。

山寨英语

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译成“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将“马马虎虎”译成“Horse horse tiger tiger”（意为“马马虎虎”），将“人山人海”译成“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

过去有“洋泾浜”，现在有了“山寨英语”，甚至还有了个英文词，叫“chinglish”——即所谓“中国式英语”,中国特色的不规范的，包括带有中文语音、语法、词汇特色的英语。据说，这种“山寨英语”一般用来形容两种不同情况：1）含有语法或拼写错误的英语，常被初级英语的华人使用；2）含有英语词汇的汉语语言转换，比如华裔由于汉语词汇不足当追忆不到适当的汉语词汇时用英语词汇来代替，或特意用英语代替来显示自己的英语水平。

虽说是“山寨英语”，不过有些词已经溶入英语之中，因为中国人打招呼说“好久不见！”，英语也有了“Long time no see!”

风雨价值

著名节目主持人赵忠祥近日回应年薪300万的传言时说，“凭我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不认为300万抬高了我”。此前他曾与吴宗宪搭档主持“舞林大会”启动仪式，传其将和东方卫视签约。

有人反驳说，在一个行业里拼搏几十年的人大有人在，但除了不入流的垄断行业、演艺行业外几乎没有几个人能拿到300万元的年薪，这不管是技术含量高、知识层面高的行业，还是体力消耗大的行业。

如果以“半个世纪的风雨”来论年薪，最该拿300万年薪的恐怕是中国老农民。如果能活到五十岁，还应该算上他身边久经风雨的老牛和稻草人。不过，不幸的现实是，直至今天，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连基本社保都没有，而且多年以来，是他们部分支付了赵忠祥们的年薪。

精神矿难

6月23日18时31分许，广东惠州市一辆889路专线公交车在车流中狂奔7公里，连续碰剐路面行驶的汽车、自行车，造成4人死亡。经调查，肇事司机因不满请假休息期间被要求顶班而心有怒气，接车后独自驾车狂奔造成事故发生。

类似悲剧屡见不鲜。一个人因为某种原因一时精神崩溃，于是上街以死相搏，而另一些无辜的人在极其偶然的条件下成了殉葬品，死于这场“精神上的矿难”。

尽管物质上的矿难常以数以百计的死亡数目骇人听闻，然而事实上,只要条件允许,上述“精神上的矿难”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将更恐怖，因为这种“零星的杀戮”无异于疯狂的个体针对社会的“恐怖袭击”。

比较两种“矿难”：通常意义上的矿难只发生在地下，地点相对固定，受难者通常只是矿工，而“精神上的矿难”则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针对任何人。

电影豆腐渣

在6月18日举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主席论坛上，姜文在评点当下市场看似繁荣的现状时提出了“电影豆腐渣工程”的概念。姜文认为，投资人为了多挣钱无论怎么忽悠，都不能批评买卖人是不对的，但电影人不是买卖人或者说不应该是。如果电影人天天忽悠事，天天吹泡泡，那样很容易弄出一些豆腐渣工程。让他忧虑的是，现在的中国电影也和很多东西一样，被变成了一个豆腐渣工程，讲求的是“多快好省”。

豆腐渣好无辜。

“农民工都不如”

天津队球员集体罢训事件，再次凸显了中国球员在不公平的劳资关系下的艰难处境。

球员们说，真像郝海东大哥当年说的那样，我们球员现在连民工都不如。联赛都踢了快一半，合同没签，工资没发，你说我们能怎么办？民工遭遇欠薪，总理可以帮着要，但我们遭遇欠薪，谁帮我们要呢？

“农民工都不如”。当农民工成为一个标杆，在叙述者与农民工之间，便有了三层关系：一是比农民工强，二是和农民工一样，三是比农民工差。然而一句 “农民工都不如”，难免让人想起另外一组话，据说它们通常被用来描绘城市白领的生活：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多……在有些人看来， “农民工”似乎就是一个纯天然的当牛作马的词。

习惯性

湖北枣阳市曝出一条新闻，一位市民在自己家的小区里拍摄法院执法时被抓，理由是“非法用摄像机录制法院的执法活动”。就这么个理由，带来的是15天牢狱之灾，而出了拘留所找法院理论，却被告知“我可以摄你，你不能摄我”。记者采访时又被法院院长田玉斌告知“虽然没规定说拍摄执法可以拘留，但法院是习惯性这么做的”。

如何区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最言简意赅者莫过于两句话：对于公权力而言，是“法无授权即禁止”；对于私权利而言，则是“法无禁止即自由”。谁知道，这家法院自我授权，用的竟是“习惯法”。有点法律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些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各自“习惯性”来执法的人，只是一群法盲。

被自愿
　　
5月底，重庆市铜梁县有学生家长反映，孩子读小学要交9000元“教师节慰问金”。学生家长反映至县教委后，被告知“要退钱就必须退人。”该县教育局局长赵品银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确有家长缴纳“教师节慰问金”一事，但均属自愿。这是其碰到的第一例反悔的。“要退钱就必须退人”，有评论说，乱收费的最高境界是“被自愿”。

自从“被自杀”一词横空出世以来，类似“头文字被”的“被自”系列词语早已为网民活学活用。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一个“被时代”的真相。“自愿” 的背后，往往是令人既刻骨铭心又回天无力的被动。遥想法国之罗伯斯庇尔时代，许多人也是因为“被自由”而失去消极自由了的。那个强迫症时代最流行一句话是：“你不要自由，我强迫你自由。”重庆铜梁，则是“你不自愿，我强迫你自愿”。

不当P民

成都一个12岁的孩子在小升初考试中，写了一篇题为《网络胜过我爹妈》的作文，用灰色的笔调涂抹出了自己内心的不快乐。“人生啊，太痛苦了。是网络带给我幸福、快乐……是网络，使我立下大志：我长大了，一定要考干部，考上了，就不当P民了……网络增长了我的见识，这些知识，爹妈从未给过。”据说评分老师只给了及格分，主要是因为文章立意不够积极。

“不当p民”，此言之所以流传已久，只因为此前交通部高官林嘉祥的酒后“失言”。小孩子感慨说，网络给了他爹妈不曾给过的见识。其实成年人都知道，所谓“不当P民”的这些“见识”，都不是网络给的，而是现实给的。

改民族

高考正在成为“丑闻集散地”。从场内到场外，各式弊案不断。《重庆晚报》7月3日报道，因重庆市高考文科第一名何川洋民族成分作假，其所报考的北京大学已决定放弃录取他。而何川洋，只是重庆市查处的更改民族成分的31名考生之一。

这世界，有改肤色的，比如迈克尔•杰克逊；有改国籍的，如巩莉、李连杰。只要不伤及他人，怎么更改都只是个人的自由，别人本无可厚非。然而高考生弄虚作假改民族，不仅自损人格，更可能构成对他者权利的侵害。

中国之大，无奇不有。

“常凯申学者”

一篇署名“高山衫”的网文近日揭露，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在其学术专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一书中，仅名字翻译谬误就有几十处。

最引人注目的是将蒋介石（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这是继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名著《民族、国家与暴力》中“孟子”被译成“门修斯”之后出现的又一人名翻译大错。而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该书中也被译成费尔班德。为此，中央编译出版社不得不召回该书，拟核对之后再出。可以断定，只要对类似粗制滥造、不求甚解的译著多一丁点怀疑精神，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常凯申学者”浮出水面。

当然，这世界不只有“常凯申学者”，更有“常凯申学问”，那就是本来是个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但是经过学者的“翻译”、“解读”、“以读攻读”，这常识变成了高深的学问，这高深的学问又成了只有几个业内人士能懂的接头暗号。

增加一个新栏目：每周新闻词典

Fri, 03 Jul 2009 16:00:00 GMT

几个月前，应朋友之约，培云在《新京报》上另开了一个小专栏，专辑周内的一些新闻热词，如草泥马、俯卧撑、打酱油等等。本周起，本网站设“每周新闻词典”一栏同步更新。同时希望诸位读友能够提供宝贵意见，提醒培云新近有哪些能够反映此时代疯貌之热词、新词，共同见证时代语文之消长变迁。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请谁做电视评论员

Mon, 29 Jun 2009 16:00:00 GMT

居高声不远，还需借秋风

是调侃，还是警策——中央电视台行政楼二楼一间会议室的东墙上，有人手书虞世南的《蝉》：“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电视台，还中央，仿佛位高权重。涨价通知之类的文告式新闻，无论念得是否气大声宏，传得自然远；关于播音员或煽情或八卦的传闻，也风传很广。可惜，评点时事、议论当下的叫得响、记得住的观点、说法，没有什么来自央视高台。

簇新簇新的“本台特约评论员文章”，100多字中有75个字是这样的：“今后要保持粮食生产的好势头，关键仍然在于要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种粮、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采取的政策措施，目标要更加清晰、影响要更加直接、效果要更加显著”；再三聆听、反复瞻仰，以为是照抄多年来的一号文件。

这种文件体、语录体的评论，谁敢议论？！只能望诏谢恩、贯彻执行，若论传播，恐怕只是沉响费声，不如去看文件。

党媒也好官媒也罢，总还算个媒体，除了生产新闻，本该还制造舆论。可惜，自产自销的评论多是文件复印，以所谓特约观察员或嘉宾之名占据央视本已狭小的言论空间的也多是九十年前徐宝璜所说的“斗方名士”、“无聊政客”、“失学青年”。这些评论员们，著作没甚影响、官场政绩不彰、学界见识不高，有的是以著名播音员为偶像的朗诵爱好者，有的是把文件当法帖的书法爱好者，凭着在央视露脸而成名，还暗示朝中有人赏识，动辄拿“不高兴”卖钱，轻易以央视评论员光环承包课题、开会剪彩。

不管认不认同吴小莉把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称作“凤凰三宝”，可他们——还有杨锦麟——是以自己的嘴使凤凰更加出名；这几个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大多家学渊源、有些文名。

曹景行，父亲曹聚仁一生写的东西比李敖还多，曹聚仁这个谜一样的人既是记者，也是教授，还为国共两党穿过针引过线，我的书架上还有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曹景行自称是1989年移居香港后才读到父亲的书。曹景行的成名靠的不光是遗传，还有他下乡十年、毕业复旦、曾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和《明报》主笔的阅历。

磕磕巴巴、被包装得有点儿像列宁的阮次山，在台湾学的新闻学、在美国学的政治学，在台湾广播公司干过，在洛杉矶创办过《国际日报》，给很多报刊写了一二十年的专栏。1992年还专访过江泽民。

眼下高考结束不久，三十一年前的1978年的语文试题有篇文章《第二次考试》，作者何为就是何亮亮他爹。当过红卫兵和钢铁厂工人，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念书的时候，何亮亮听的是王佐良、周振甫、董乐山，更经常去萧乾和冯亦代家讨教；移民香港后萧乾推荐他进了《文汇报》，后来做到主笔，当编辑写社论，都来。《江泽民传》、《汪道涵传》的作者何若涵，就是何亮亮；不过，《普京传》他署的是真名。这些，都是到凤凰之前干的。

到凤凰之前，下乡放过牛、回城清过下水道的杨锦麟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搞研究，还出了专著；1998年到的香港，跳槽多多，用陈子帛的笔名为《信报》写专栏，分析两岸关系。2002年，他从凤凰的客人变成了读报的DJ。

虽然“凤凰四宝”个个强过央视的所谓评论员，但看来看去还是觉得这些年的电视评论生涯正一点点地消解着四老多年的新闻积累，尤其是他们即时性、插入式、松紧带一样的评论，仿佛新闻玻璃汤中的油星儿，亮则亮矣，意寡味淡。

最打眼入心的，还是《南方都市报》的评论，人家那才叫评论！抄段旧文，再夸一夸——
广东人敢说，会说，远有康梁、孙文，今有南方报系，特别是《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天天早上都给我这个靠电视吃饭的读者大大的刺激。

那么多大事小情，什么值得关注？如何关注？南都的评论把事件变成问题，把问题变成议题，把议题变成焦点，把焦点变成美文。它从不平地起楼，总是因事而发，却让人如上层楼，直抵新闻内核、厘清新闻意义、感受新闻温度。

像孙志刚案一样，“彭水诗案”也是南都率先披露，第二天，社论质问：“一条短信在几十个人中间传播，到底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公安局凭什么监控普通公民的短信，又怎么可以去翻阅无罪者的聊天记录？秦中飞到底有没有公民权利？彭水的公民到底有没有合法的权利？难道彭水弃中国大环境于不顾，仍然停留在专制的古代？”这一声声质问，让同行真真切切体悟“个案虽小，却是中国人言论窒息的范例和政治生活的标本：既可以看到渗入到基层的‘统治’习惯，也可以触摸到内化于人心的深刻恐惧。这正是《南方都市报》长期关注、力求切入的命题。”南都的报道和评论，直追到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追到认定秦中飞无罪，追到该案撤销，追到秦中飞获得国家赔偿，追到被免职的县委书记又被任命！这份阐释、这份挖掘、这份执着，敬之者谓之赋予意义，钳口者则径直斥之炒作。

南都的评论，关乎人权、关乎民生，关乎一切公共政策。媒体，新如网络旧如报刊电视，虽不能畅所欲言，却已是众声喧哗。尤其在网上，受者也是传者，阅听和发布全是“我自己”说了算。南都评论，是“I信息时代”的公共平台，散步者、肃立者，一起论政。股市暴跌、物价飙升，政府何为？不妨一议；扫黄打非、卡拉OK收费，且听我说。不经过或不让经过公众讨论的政策，很难说是慎思明辨的结果。

物价上涨，政府出手干预，南都评论一面承认政府当然无法袖手旁观，一面明言：干预价格只是治标之策，抑制物价上涨不能只盯着价格，政府只能从源头上影响价格。反低俗淫秽作品，南都评论并不反对，但它要问：国家判定“低俗”的标准是什么？社论的标题：“政府反低俗，首先要承认大众标准”。加强网络视频监管，它提醒：监管莫误竞争。这样的评论，是社论，是一个媒介、一个机构的声音！要勇气，更要智慧。

既然是“I信息时代”的公共平台，除了社论，南都评论还有对社论的批评、对批评的批评，还有像三季稻的街谈、有像俞可平和胡舒立大作的推荐，当然还有朱学勤那样的大家专栏，也有网友跟帖的黑色幽默、无奈酸辛。

信息的汇聚与流动，学中央电台的《中国之声》；评论的引领舆论，学南都时评。牢骚悲叹没用，噤若寒蝉等死。央视的评论员，如何才能像南都的评论员那样——常情常理非常道：独立判断、讲究理性、独特表达？

我曾恭恭敬敬向南都讨教，评论的操持者一一打开锦囊，仔仔细细解析了他们的理念与操作。

向南都学习

他们尤其看重理念——

他们认为，南都的时评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而设置生长的——中国与中国人，正处在百余年未绝的历史大转型的努力之中。这种大转型，自晚清开埠而始，基本的命题便是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现代民族；其间的种种努力，所要解答的不过是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经济发展的民生主义诉求与政治文明的民主主义诉求。时下的中国正处在这一历史大转型的最后关键阶段，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无可避免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推动者，也无可逃遁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被触动者。因此，在这个转型中，这个国家的方向、所获得的进展、所遭遇的困顿、所影响的命运，是南都评论所要紧密关注、积极表达的话题。这看似宏大的定位，其实正是中国今日媒体的自觉。日常的新闻报道当然也应有这样的逻辑，但体现立场与观点的时评，无疑是更为直白的载体。说到底，这番理念，正是整张报纸的抱负。

他们这样操作——

1、如何判断文章高下：

他们的投稿邮箱设有这样一段自动回复：“我们关于专栏作品的三点要求：一是时效性——最好针对一周之内的时事新闻进行评说；二是独特的认知价值，请注意这个‘独特’字眼，我们希望的认知价值，可能需要专栏作者排除自己看到新闻首先涌现出来的第一个甚至第二个想法，穷尽到第三个、第四个，自然就能言人所未言；第三点，在强调认知价值的同时，我们还强调文本价值，也就是希望作者能精心布局，费心行文。”

在这三点要求之中，独到的见识是他们最核心的要求，“你说出来的是别人所不知道的，或者别人虽然知道，但你说得更全面、更专业、更深刻”；并且，报社非常强调文章的可读性，越容易阅读的文章越容易传播。简言之，他们力求逻辑之美和文字之美。

2、各版如何设置：

每天拥有三个评论版，即社论版（代表报社的立场和观点）、个论版（代表专栏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众论版（代表网民和读者的立场和观点）。星期天还有评论周刊。南都时评虽然是一个提供观点的平台，所谓“议题不设先见以问解时代风向，观点不求党同而赏洞见精深”，但是，所有的三个版面的文章都要求大体上认同时评的基本理念——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其中，社论版的价值要求最严格，因为这是代表报社立场和观点的，个论和众论要求相对宽松，可以刊发本报并不认同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言论，因为“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3、如何寻找好写手：

他们认为，对于一名报社评论部成员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能否识文和识人——知道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够写出好文章。同时，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相当的见识，以赢得作者的认可和尊重；要有新闻理想，要有胆识和勇气，敢于在尺度上突破。他们强调，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没什么比理想和勇气更重要了。

在这个所谓的“公民写作”时代，职业的时评写手充斥着整个时评界，这些职业时评写手大多对中国的历史转型并没有系统的认识，而多是以知识的碎片为工具，论证的角度、过程与结论，也因此往往难有独特价值。所以，和南都时评理念相吻合的作者，应该是那些对中国百年转型有着系统认识，并对转型的三大内容（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有着专业知识的人，比如具有系统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知识背景的研究人员与知识分子，以及具备丰富阅历感知的经验主义媒体人。这其中高度关注时事的人，便是南都时评需要的作者。

他们对作者作了细分：第一类是专家，如秋风，他们是各方面的专家，对自己研究的领域有独到的见解，是南都倚重的中坚力量；第二类是媒体从业人员，如长平，他们是国内媒体从业人员中的佼佼者，对新闻评论最熟悉、对热点新闻最敏感，拥有完整的知识架构与成体系的评说工具，是最贴近南都时评理念的作者；第三类是海外学人，如林达，他们是旅居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经历和学养让其可以掌握第一手的海外资料，对新闻事件有着不同于国内的全新视角；第四类是网络写手和专栏作家，如十年砍柴，他们的特点是视角新颖、文笔流畅，往往举重若轻，玩弄文字于股掌之上，给严肃的评论版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

因为尝过南都时评的美味，所以我完全认同他们的理念、深深折服他们的操作。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对“时评”过敏，但中文无论叫评论还是时评，电视台和南都关注的都是Current Affairs；即便是社论，也不过就是编辑部观点，也可以跟台外的高人合作，不要动不动就用“一言倾社稷”来吓唬自己或逼着自己以高头讲章训导观众。

取乎上得乎中，作为大众媒体，要想追上甚至超越同为大众媒体的凤凰，必须向貌似都市小报实为精英大报的南都看齐。

别的不再饶舌，单说说究竟请什么样的人做电视评论员。

到底请谁？

无论专职还是兼职、电话连线还是专访，标准很简单——公共知识分子，会表达的理念人：深入思考公共问题、愿意面对电视观众、能以清晰有力的表达跟公众沟通，可以是陈独秀、胡适那样的大学教授，也可以是王小波那样的独立学者，还可以是鲁迅那样的公务员。

请他们通过电视做评论，不是出让讲台，而是提升电视。文人论政自有舞台，真知灼见古今未绝；未必总在高处喧哗，但他们往往在最有影响的地方发声。个人网站、思想博客、门户网站、新锐报刊，人们通过各种新旧媒体追寻着、放大着他们的声音。

与公共知识分子为伍，也是在提升电视人的境界。电视台自己的记者、编辑当然可能有成为一流至少入流的评论员的潜质，但他们更可能成为优秀的 Presenter或Anchorman；纯然成长于电视的Commentator高手，全球罕见，即便如CBS《60分钟》（60 Minutes）的华莱士，他应该算出镜记者（Correspondent），他的同事安迪·鲁尼，接近Commentator，是专栏作家出身，BBC 《安德鲁·马尔秀》（Andrew Marr Show）的安德鲁·马尔，在担任BBC政治编辑（Political Editor）之前做过《苏格兰人报》、《独立报》的记者、编辑，为《观察家报》、《经济学家》写过专栏。电视的评论时代来了吗？不管它，只知道自从 2002年《南方都市报》在全国第一家开辟日报的时评版以来，时评已经日盛一日。如果观众听到在电视上听到更多原创、理性、温暖的声音，那电视可能又获得了一次一再丧失的更新话语方式的良机。

居高声不远，还需借秋风。电视要请的评论员应该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帮助电视为观众提供新闻的增值服务：新闻为何发生？会如何发展？国外的状况如何？历史的情形怎样？我们可以如何评价？又可以怎样行动？

比如秋风：2007年8月他就预言中国经济要进入衰退，那时候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说物价是结构性上涨，中国很快就会挺过去；不幸被他言中。他翻译了《哈耶克传》、主持翻译了《奥地利学派译丛》，他可以用文字和演讲跟出租车司机谈经济学，冷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还可以聊出租车市场的权力关系。如果他没有单位，有人会忌讳他是独立学者吗？如果他挂名民间智库，有人会问他怎么不在大学或社科院呆着吗？

评论员应该有他这样的独立、冷静和远见。

比如秦晖：正牌的学者，清华的教授，也是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史学为体、思想为用，对中国历史和当今转型期特征有深刻的体察和清晰的概括，温家宝引用过他的“黄宗羲定律”；前不久他又提出关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尺蠖效应说。

评论员就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概括。

比如于建嵘：他研究敏感的群体事件、家庭宗教等等问题，戏称自己是“江湖学派”，其实，多年行走乡村和企业调查的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在中国，研究政治的多，但国内外公认的学者极少，他和香港的李连江算一个。

评论员应该有他一样的理性和激情。

比如吴思：做过中学的团支书，当过生产队队长，还曾是《农民日报》的记者，当然，他出名是因为发现了中国历史上的进退游戏——潜规则、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血酬定律，如今是《炎黄春秋》的常务社长。他很关心电视，在出版《潜规则》之前，每周四的下午经常和李大同、展江、于丹到《新闻调查》的办公室跟编辑记者座谈，或漫议时局或策划节目。

评论员，要有他这样的历史眼光和现实关切。

比如熊培云：你看他好敏感，“躲猫猫”事件一曝光，马上评：“就像去年流行的‘我是来打酱油的’、‘我是来做俯卧撑的’一样，无以数计的网民继续用自己‘被磨碎了的激烈’、‘琐碎的怀疑’与‘诙谐的日常反抗’，来表达自己对某一具体的公共事件或者公共话题的关心……公众期待有第三方的独立调查介入，期待真相不能‘躲猫猫’，不能像李荞明一样被人蒙上眼睛，然后被撞到了墙上，夭折了生命”。

《南方周末》的评论版，经常请他评论一周的国内外评论；《南方都市报》的社论，也曾请他代笔。他是著名网站《思想国》的“国王”，是南开大学主讲新闻评论的副教授。他曾留学巴黎，但永远关注乡土。

评论员应该像他一样识时务。

比如姬十三：有读者这样评价他的科学文章：“文字这么清新，讲解这么明了，角度这么有趣，啊呀呀，简直可以当得上两个字的当今最高评价：闷骚！”他为好多报刊写科普文章，但不喜欢“科普”这个词，觉得像高高在上的布道一般，他认为自己是在与人分享科学之美。他可不是业余发烧友，头上顶着神经生物学的博士头衔，他创办的“科学松鼠会”迅速蹿红，靠的就是“用轻松通俗的方式剥开科学的坚硬外壳”的理念和专业的修养。前不久，他被《南方人物周刊》推举为“青年领袖”。

评论员应该有他这样的趣味表达。

2009-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