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培云发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乡村纪事连载。前几期的部分章节未及时整理上网，隔日再补。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谈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本村村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在当时，无论是出工，还是收工，甚至在田间休息时，都要向毛主席表忠心，学习毛主席语录。最常见的情形是，社员人人手捧红宝书，列成一排，齐诵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当时光终于翻过那苍茫一页，今日回首已觉天遥地远。对于那个过集体生活的时代的故事，生于七十年代初的我只有一点浅浅的印象。比如，夏季某夜两三点，村子里锣声狂鸣，犬声骤起，睡意朦胧的社员们纷纷赶到水稻田里，去收起昨日刚刚割下的谷穗——只因为狂风大作，山雨欲来。长大以后，我在六十年代的老电影《艳阳天》里找到似曾相识的场面。奇怪的是，六十年代中国村庄的天气预报，竟然是靠乡里的邮递员亲自送来的。

而我亲身经历的集体生活，前文已经隐隐提到，大概也只有和童年的伙伴们一起，在村里村外拾猪、牛之粪，将它们倒在村口的一个大粪坑里，为社会主义积肥。至于对毛主席的印象，想来父辈和我都是一样的。毛主席生前很忙，从来没时间赶到本村和贫下中农握手，也没有站在一大片稻穗中间，感受广阔农村大有作为，让本村的孩子们围观。所以，本村之老老少少，注定只能在文字与影音之中见识这位最终被官方定性为“功过七三开”的新中国缔造者，这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与“伟大的舵手”。

具体到我这一代乡村少年，毛泽东在文字层面的影响，孩子们最直观的印象皆来自当年无所不在的政治涂鸦或曰宣传。如村里俱乐部墙壁上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声音方面，尽管我曾见过有人被戴高帽批斗、被吊打（有些残暴的场面我今天甚至分不清是真实发生过，还是因为我曾梦见），但小队集体歇斯底里喊口号的场面我早已全无记忆。在家里，偶尔也会听到母亲不经意间哼起“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但这样的声音也是很少的。在我幼年记忆里，听到最多的仍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事来，不登门……”，它冷不丁就会从母亲的嘴里飘出来。小时候不知所以，以为母亲唱的是地方戏，长大后才知道这里的“表叔”都很有背景，来自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唱词。母亲在未出嫁时，曾经在她所属的公社里唱了两年的样板戏，并因此多认识了几个字。也是这个原因，母亲偶尔会有一点点可怜的优越感。在城里居住时，母亲不忘夸耀自己如何认得路牌，不会迷路，而村里有的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今天的才子佳人常常到歌厅里宣泄用不完的热情。当我在一些视频网站上看到当年的革命小将们在广场上群呼万岁的疯狂场面时，恍惚之间会觉得那些异口同声的呼喊才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富激情的“卡拉OK”。此国彼时，其来有自，它像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练歌房，政治旋律与歌词都已经备好，只等你的声带按部就班地猛颤。日以继夜，任锦绣年华蹉跎，抖落满地。

至于我幼年亲自看过的有关毛主席的影像，印象最深的一次大概是1977年，我四岁多的时候。大概是夏夜，我的的哒哒地跟着村里人去大队部看了一场有关“毛主席逝世”的露天电影——《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当时并不知道这部影片的名字，只知道那个叫毛主席的男人死了，却又不懂出现在黑边白布里的那些人为什么要哭。不知何故，那个夜晚给我留下来的一些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又似泪眼朦胧的印象，至今未忘。

八十年代以后，常会听到村民提起邻村一位中年妇女在1976年如何哭得死去活来。现在想来，既然这位妇女常被当作特例来说，或许可以说明当年的乡下人为毛主席哭丧时并不如我所看到的影像中那么激烈。而七十年代的我，因为年幼的缘故，也与过去种种政治戏剧更有一层深深的隔膜。此时，我的生命刚刚开始，对死一无所知。在这样的幼年，即使出现在影片中也是不真实的。简单说，我会因为某种欲望未得到满足而流泪，却不知道什么是悲伤，更不会那部纪录片所形容的一样与高山和大海一起悲鸣。

两三年后，我久病在床的爷爷过世。出殡之日，作为长孙，按家乡“压丧”的风俗，我头扎红布坐在漆黑的棺材上，呆头呆脑、东张西望，由几个和蔼的本家抬着，为爷爷送行。奇怪的是，从家里到墓地，一路上我竟不知道哭——只觉得自己参加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仪式，而且你必须参加，别无选择。回想当年坐在爷爷的棺材上一声不吭，我很庆幸没有人教我哭泣。那时，我还不能体会失去亲人的痛楚，但也没有学会装腔作势；我冷静又懵懂地看着这个世界，感觉自己既懵懂又纯洁。直到若干年后，我上了初中，才真正想念起爷爷来。至于纪录片中那位令千万人齐声号啕的领袖，虽然他改变了几代人的生活，却从来不曾走进我的生命。而那个万寿无疆的时代，伴随着那场至今仍未真正完成的风光葬礼，终于开始重回自然规律，回到了生老病死的常识。

先是人群恶搞了革命，然后是革命恶搞了人类。时至今日，当我重新梳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记忆，虽然偶有似曾相识的印象，但更多的是恍如隔世的荒诞与奇异。尽管已经是和平年代，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却是革命话语与斗争话语。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为了反对修正主义，本村所在的永修县因暗含“永远修正主义”而一度易名为“永红”。同时，为了配合文化大革命以及“抓革命，促生产”，转年3月24日，“永红县”里还出了一份名为《第一线》的简报，编印方为“永红县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

前面讨论“农村是前方还是后方？”其实，在这样一个全民皆兵的时代，一个人人都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时代，从生产到生活，整个国家更像是一座兵营，每位公民都被收编成为国家的战士，是无所谓前方与后方的。人们永远生活在第一线，工作在前线，而且只能是这样。透过《第一线》这份刊物，你将零星地看到那个时代迸射出怎样的刀光剑影，以及种种无孔不入、无事不沾的革命话语、斗争话语。在当时，甚至包括春种收秋、施肥除草这样的寻常农家事，通常也都要当作一场战役来加以修饰。

比如，1967年4月3日出版的《第一线》第四期，头版文章即为“高度集中劳力，坚决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4月14日的第八期树典型谈某大队“破私立公，大闹春耕”，“人听党的话，地听人的话。这个大队的党员通过整风，明确了方向，提高了思想觉悟，挺身而出，杀上了春耕生产第一线。”

今人常常抱怨各级政府官员“报喜不报忧”。相较而言，在过去的那个年代里，却是报喜也报忧，而且是大忧伴着大喜。大忧的是，阶级敌人永远活动猖獗，他们放火、投毒、散步流言蜚语、骗农民参与赌博、请客吃饭，亡我之心不死，甚至可能像影片《艳阳天》里的坏蛋一样为了破坏生产而掐死无辜的孩子；大喜的是，无论环境多么险恶，形势永远“一片大好”。

所以，你在《第一线》这样的简报上会看到这样的话：“XX公社广大革命群众，同全国各地一样，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在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猛烈，向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展开猛烈攻击的同时，猛促生产、猛促春耕，‘抓革命，促生产’形势大好。”（1967年4月19日，《第一线》，第十期）转天，简报又刊登了声讨刘少奇的文章——《全县广大贫下中农愤怒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然而声讨归声讨，到文章结尾依旧务必高歌一曲——“目前，一个以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全县农村中进一步深入发展，革命生产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1967年4月20日，《第一线》第11期）在批判会上，一位老农说，“今天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翻了身，谁要再搞什么资本主义复辟，我就要用这条老命给他拼了。”连“老命”都要“拼了”，还是“形势一片大好”。

还在乡下读书时，我没少陪父母一起扯秧、插秧、耘禾、收割稻谷。扯秧通常是在早晨。最享受的是，在回家吃早饭前，担两筐秧到自家的水稻田边，然后逐个拎起一捆捆新绑的秧苗，看它们被抛向水田时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然后直挺挺地落立在水中央……当然，劳累也是难免的。插秧之时，虽然你也经常会受到蚂蟥与牛蟥等吸血鬼的叮咬，但也很少会将插秧这平常的劳动与战争或者阶级敌人的破坏联系起来。然而在战天斗地的当年，有些读书、写字的人却可以完成这种荒诞的联想。

1967年5月3日第十七期的《第一线》，头条是“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  遵照毛主席打‘人民战争’的思想，打好插秧歼灭战”。文章开篇是这样写的：

全县广大贫下中农、民兵、红卫兵小将、造反派同志们、革命干部同志们：目前一场紧张而繁忙的早稻插秧战斗，已面临短兵相触的紧要关头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春耕生产有强烈的季节性，因此县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要求全县广大贫下中农、民兵和革命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紧急行动起来，遵照毛主席“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的教育，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集中全力，猛打早稻插秧的歼灭战，打响春耕生产的第一炮。

全县各人民公社，垦殖场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在抓革命、促生产运动中，大力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用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和生产，有力地促使我县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春耕生产高潮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奔腾前进……为此，各地必须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教导，动员千千万万的劳动大军，挖掘一切可以挖掘的劳动潜力，充分发挥人的积极因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全力投入突击早稻插秧战斗。……我们要求各级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领导小组）在大打早稻插秧的“人民战争”中，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更新更大的高潮。做到越忙越要学，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贫下中农的头脑，指导插秧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不少地方的插秧工作，的确是有军队参战了的：

在大打早稻插秧歼灭战的“人民战争”中，县直各机关和当地驻军，抽调了近300名指战员和机关干部，组成若干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奔赴插秧前线，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帮助广大社员群众和社队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动插秧工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必须……坚持和广大贫下中农实行“六同”，即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同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学习领袖的话语，就像是给社员的大脑施肥。5月7日的《第一线》介绍了滩溪公社在插秧过程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如何威力无穷的：“甘棠大队六生产队，在春耕大忙期间，五头耕牛被狂犬咬死了两头，有的社员产生了悲观情绪，这个队的生产领导班子，再一次组织大家学习了《为人民服务》这篇光辉著作，当学到‘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的教导时，贫农社员赵福行说：‘牛死了，人还在，我们不能等牛买来再干。’于是他和另一位贫穷社员杨春武挺身而出，拉了一亩多田的插耙。” 为了给插秧战役擂鼓助威，有的公社甚至还油印了《插秧战报》。

待秧苗终于插完了，接下来的报道就完全是一幅“提前丰收”的景象。5月12日，有关一个生产队的表彰报道这样写道：

“林彪同志说：‘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今年早稻插秧之所以快，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贫下中农更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到一个新阶段……”（《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最聪明最勇敢》）

5月16日的另一篇报道则说：

“四月六日，这个公社的早稻插秧战开始打响了。在插秧期间，他们为了更好的按最高批示办事，用毛泽东思想去指导战斗，去激发每个民兵的斗志，各生产队以民兵组织为单位，都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以‘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为主要学习内容，坚持开工前学，记工前学，饭后学，田间休息时学，碰到困难学，关键时刻学；作（做）到下田劳动带红旗，田头插毛主席语录牌，达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推动一切。……许多女民兵学习最高指示后，思想提高了，干劲鼓足了，积极要求参加插秧的越来越多了。红桥大队楼花生产队吴传香，身怀八个月身孕，插秧仗打响后，她天天坚持参加扯秧；女民兵吴传英（女队长）说：‘毛主席对我们妇女这样重视，这样关怀，我们妇女就应该为毛主席争气。’因此，她在插秧战役中，天天都是晚上三点钟起床，下田扯了100多个秧天才亮……”

然而，上述“先进生产力”毕竟只是写在纸上。1967年年底，“永红县”并没有实现想象中的大丰收。根据《永红（修）县1967年地方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情况说明》，“1967年地方财政收入完成2，553，213元，占全年任务的69，21%，按可比口径，比去年下降33.27%。”

为什么没有实现“人听党的话，地听人的话”？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工业原材料供应不上；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走资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大搞物资刺激及挑动武斗，以致人员打伤，大批人员脱离生产，严重地影响生产，造成费用增加。”痛定思痛，当时的总结是：“千条、万条，归根结底，还是工作不努力，没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以致没有完成财政收支任务。”

关于为什么会发生财政赤字，今天的中国人早已心知肚明：当年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只带来了混乱，并没有带来先进生产力。而真正能够丰饶大地的，永远是渐进改良之汗，而非暴力革命之血。

附记：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写作此节文章时，因为忆及母亲当年哼起的样板戏，不由得想起《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老歌。今天的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首歌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配合忆苦思甜的政治任务而创作。歌中所谓“过去的事情”即是指“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

如今，生活渐渐恢复本来的面目，新版本歌曲反复吟唱的只有上面引述的第一段，那被创作放大的旧时代苦难与今天也已经格格不入了。愿所有的母亲与孩子，关心粮食和蔬菜，有欲望也有谷仓，能静静地看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听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不再为革命与阶级斗争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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