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昨日《新京报》，见报时有少量删节。】

《中国文情报告(2008-2009)》近日出炉。“报告”的主编、文学评论家白烨不无肉麻地说，2008年中国的文学创作，可以用收获平实、样态丰盈来概括。同是文学评论家的彭学明要老实一点，他说，2008年的中国长篇小说，多是老弱病残。彭学明的这句话也可概括整个2008年的中国文学。

2008年，中国发生了诸多惨痛或隆重的大事件:西藏314、汶川5·12大地震、北京08奥运……此外，还有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但大事件并未孕育大作品。回顾2008年，反倒是一些另类的“伟大作品”给人印象深刻，如王兆山的“纵做鬼，也幸福”，以及余秋雨的“含泪劝告灾民”。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不能从大事件中崛起的表征，可一字概之曰:隔。文学家就像甲型H1N1流感患者，被隔离在病房，无法观察屋外的世界，并与之共鸣、共振。

然而，中国传统文学里，实际上一直有紧贴时代，从近事中取材的传统，由此获得充沛的生命力。从诗经、楚辞到庾赋、杜诗、韩文、关剧、明清小说，莫不如是。抵至民国，自梁启超掀起政论高潮后，杂文时评盛极一时，报人张季鸾，杂文家鲁迅，就是个中翘楚。而其时紧贴时代的文学同样强大，老舍的《四世同堂》，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茅盾的《子夜》，萧红的《生死场》……无不沉淀于时代，又自其中脱颖而出。而1949年以降，无产阶级文学成为托拉斯，垄断且扼杀了数代人的才华。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个国家的文学元气从民间慢慢恢复，但始终没有剑气斗牛的匕首出现。

再看现在，2008年中国发生诸多惨痛或隆重的大事件，却未孕育出什么大作品。究其原因，大约有四:

一是新闻、时评对文学的挤压。当今的阅读主流，是新闻与时评。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新闻舆论日益强健，各种匪夷所思乃至骇人听闻的时事如瀑布般倾泻人眼，很容易就将人淹没在信息洪流中。文学，遂被挤到向隅一角。

二是文学本身的与世隔绝或者奉旨填词。近年来，中国文学家取材之贫瘠，前无古人。作家们似乎都生活在末代桃花坞里，自得其乐地哼着中气不足的小曲儿。或者拜倒在商业女神的蕾丝内裤下，大搞“卖钱文学”。更恶劣的，则是为今上圣意服务，以和谐社会的名义，炮制令人掩鼻的“遵命文学”。于是，我们的当代文学，大多要么沦为小圈子的文本游戏而走火入魔，要么向各种势力低头而画眉入时，要么陷入深度自恋而无法自拔。文学遂成为蹩脚术士手中的试管，不入流女优的三点，干涸水仙对着河水的唠叨。

三是文学人才的衰枯。在今日，文学的名声已经遍体鳞伤。你要说自己是搞文学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于是只留下二三流乃至不入流的人在文学圈里打转，真正有写作天赋的人，则争先恐后地逃离文学地界。所谓八十年代最好的写手写诗，九十年代最好的写手写小说，而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最好的写手写博客。

四是相关的政策约束、出版禁令等权力干涉。文字狱的阴影在中国并未完全消除，而文艺禁区的标牌，也依然高悬。

要对抗上述四项，必须有一批具备疯狗精神的文学家，将真正的时代命运、百姓悲欢写出来。惟有如此，文学才能用利齿撕开时代的主动脉，让它的鲜血如怒潮排空，复如天花乱坠。也惟有如此，当代中国文学才能从担当中重获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