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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如何可能——宪政的进化心理学基础（刘荻）

Thu, 04 Mar 2010 20:51:35 GMT

宪政如何可能 -宪政的进化心理学基础（刘荻）

2010-03-04

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论证国家存在的必要性时，把国家与“自然状态”进行了对比。霍布斯所认为的“自然状态”，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和争夺资源，会使用一切暴力手段彼此攻击；人们虽然可能订立契约，但是一定会设法违约。解决之道就是让国家这个“利维坦”垄断所有暴力，并且禁止私人间的暴力行为，只有这样人类才会拥有和平和秩序。霍布斯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国家滥用权力，国家也一定会滥用权力，但是专制暴政也比自然状态下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要好，这就是国家存在的理由。

显然，如果霍布斯是正确的，那宪政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如何反驳霍布斯的观点呢？

一个问题是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自然状态”，不仅在人类中从未出现过，而且在任何自然状态下的动物群体中都从未出现过。人类的灵长类兄弟——如猴子、猩猩等会为了争夺在群体中的头领地位而彼此争斗，但这种争斗的暴力程度是有限的，不会造成致命伤害，这或许还可以归因于它们没有致命武器；但即使是爪尖牙利的猫科动物，同种动物之间为了领地而发生争斗时，致命伤害仍然很少发生。

这是因为动物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攻击模式，其中一种是肉食动物的捕食性攻击，这种攻击冷酷而致命；另一种则是同种动物之间争夺领地或在群体中的地位时的侵略行为。侵略行为以虚张声势和互相恫吓为主，甚至很少会演变为真正的暴力行为，而且只要其中一方认输，另一方就会停止攻击，因此不会造成致命伤害。自然状态下，没有一种动物会用对待猎物的手段来对待自己的同类，因为自相残杀的动物很快就会被自然所淘汰。

我们人类是灵长动物，但是环境的变化迫使我们离开果实丰富的森林，来到草原以狩猎为生。人类变成了灵长动物和肉食动物的混合种。与很多素食主义者的想象不同，正是肉食和狩猎生活使人类学会团结合作。我们没有猫科动物那样的利爪尖牙，因此我们要想打到猎物，就只能依靠彼此的通力合作。有人说霍布斯的理论以资源匮乏为前提，但从人类进化史上来看，正是食物的匮乏和生存的艰难迫使我们合作求生。作为成功的狩猎者，我们必须用和平、合作和互助的方式来对待彼此。今天的人类虽然也会自相残杀，但是要注意，这些残杀并不是发生在自然状态下。

狩猎需要合作，也需要充分发挥群体中每个人——哪怕是最弱者的积极性，为此我们不仅需要较为平均地分配猎物，也需要领导者的权力受到限制。领导者必须用更加平等、宽容和合作的方式来对待群众中的成员，与他们打成一片，这样成员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而不仅仅是畏惧其权威。而这就是宪政的进化心理学基础。

有人以宪章党人名义纪念赵紫阳逝世五周年

Tue, 23 Feb 2010 14:36:00 GMT

明报文章称北京二百余民众祭奠赵紫阳逝世五周年

昨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去世5周年忌日，200馀各界民众前往北京赵紫阳家中献花缅怀。多名著名异见人士则被禁止前往赵家，赵紫阳前秘书鲍彤对当局的做法感到「悲哀」，认为这与当局自称的「现在是中国人权最好的时候」背道而驰。

昨日上午，赵家所在的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周围保安明显加强，十馀辆警车停在胡同口两端，十馀名戴红袖章的志愿者在场「维持秩序」。对于现场前往祭奠的民众，当局并无任何阻拦。

赵家庭院在冬日阳光映衬下略显冷清。昨日，赵紫阳纪念灵堂佈置于赵生前的书房内。赵紫阳遗像置于灵堂中间，头像下地板上堆满了花篮。当中有「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以「宪章党人」名义献上花篮；签名册上，有民众写上赵紫阳「六四」在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时说的那句名言：「我们来晚了」。

赵紫阳家人保持了赵书房的原来格局，牆上挂的钟也永远停摆于2005年1月17日7时2分（赵紫阳逝世那一刻）。整个上午，不断有人敲门进入祭奠，负责接待的只有赵紫阳女儿王雁南和赵生前的秘书俞梅荪。

王雁南表示，多年来官方从未有人到场祭奠，部分赵生前的下属和司机因官方背景，但也只以个人身分出现。「在中国官方描述的历史中，赵已经被抹掉了。」俞梅荪表示，包括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在内，京城多名异见人士近日已受监控，连多次为赵紫阳书写纪念文章的杜导正也明确表示，因为感冒不会前来祭奠。

1989年「六四」时担任赵紫阳秘书的鲍彤昨日向本报表示，他和太太昨日非常想去赵家悼念赵紫阳，但不获当局批淮。「我跟他们说，4年了，我都没有去过，今年我非常想去。如果我去了，还可以创造一个和谐、正面的新闻，但有关部门告诉我不能去。」鲍彤说，「在家里也可以悼念，但我为国家感到很悲哀。这就是他们说的中国人权最好的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理的就是这种机？公民的行动一切要遵从党国的安排，这才叫和谐？」

赵紫阳自1987年担任中共总书记，「六四」时因不同意军队镇压学生，被撤销职务，并长年被软禁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2005年1月17 日，赵在北京病逝，终年85岁。

刘荻谈“和解”、“没有敌人”与诺贝尔和平奖

Fri, 19 Feb 2010 17:11:47 GMT

刘荻谈“和解”、“没有敌人”与诺贝尔和平奖
[日期：2010-02-19] 来源：参与作者：齐思仁 [字体：大中小]

（参与网2010年2月19日讯）：遭到中共当局重判的刘晓波博士日前荣获哈维尔、图图大主教和达赖喇嘛等国际著名人权领袖和多个国家国会议员，人权组织和文学组织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国内外维权人士、民主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也大都支持刘晓波能够最终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在众多的支持者声音中，也夹杂一些反对的声音，甚至有些人还写信给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和哈维尔先生，反对刘晓波获奖。针对这种现象，记者采访了大陆著名异议作家刘荻女士。

刘荻说：他们有权反对，有人反对也很正常，比如中共就反对晓波得和平奖。

谈到反对者的理由，刘荻认为并不成立，因为这些理由认为刘晓波主导发起的《零八宪章》是向中共祈求和解，刘荻说：诺贝尔评选委员会颁发的是和平奖，不和解怎能实现和平？我们最终还是需要和解的。我们愿意和解，但是决不乞求和解。和解需要实力，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发展自己。

针对有些舆论说刘晓波获奖会让高智晟和胡佳获奖的机会降低，刘荻说，谁得奖都是好事，我都支持。但是刘晓波被提名不会影响高智晟和胡佳获奖，因为不是只有这三个候选人。她认为，外国人不会太关心中国人之间的纷争，无论得奖的是刘晓波还是胡佳或者高智晟，都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象征，而不是某一派的象征，只要中国人得奖就是好事，都应该支持。得不了奖，每年让我党紧张一回也是好事。

也有一些舆论评判刘晓波“没有敌人”的观点，认为他没有资格获奖。刘荻说，不把为专制政权服务的个人当作敌人是一种政治智慧，因为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非暴力运动都要寄希望于警察、军人和公务员的倒戈，非暴力运动可能还会希望得到体制内开明派的支持，如果一开始就把他们当作敌人，这个目标就更难实现。

刘荻说，不把政权本身当作敌人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因为运动既然不可能一次取得成功，那我们就必须接受对手做出的较小让步，而不是一律将其视为敌人的诡计而加以拒绝，让“敌人意识”成为取得最终胜利的敌人。

最后，刘荻说，晓波最近一次见律师时曾表示，感谢所有支持他和骂他的人。他没有敌人。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非暴力运动如何取得成功——俄国1905年非暴力抵抗运动随想（刘荻）

Thu, 18 Feb 2010 21:47:22 GMT

非暴力运动如何取得成功——俄国1905年非暴力抵抗运动随想（刘荻）

2010-02-18

最近翻译彼得•阿克曼与杰克•杜瓦尔合著的《更强大的力量》一书中有关俄国1905年革命的部分，有感想如下：

1.非暴力运动的手段可能温和，也可能激烈；既可以吃饭、演讲、开会、组织社团，也可以请愿、游行、罢工、挤提银行。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温和和激烈的手段都可以使用。

2. 通过民众运动来改变一个政权往往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很少可能通过一场运动就取得最后的胜利。运动如果不能一次成功就必须有所积累。因此非暴力运动需要能够取得阶段性胜利，能够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也要具有可持续性。非暴力运动的阶段性胜利包括实现具体的目标和赢得民众的支持。

3.有人认为运动遭到镇压就是失败，也有人认为镇压说明了当局的恐惧，因此遭到镇压就是成功。我认为遭到镇压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要取决于镇压是否有助于实现以上目标：如果镇压能够唤起民众，为运动赢得更多的支持者，那么遭到镇压就是运动的成功；反之，如果镇压使人们噤若寒蝉，那运动就失败了。

4.按此标准，厦门PX维权和“08宪章”运动都是成功的：前者实现了具体目标，后者赢得了支持而没有遭到大规模镇压，具有可持续性。相反，如果一场运动在大量成员被捕之后陷入瘫痪，也没有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运动就可以说是失败了。

5. 温和是为了积累，激进是为了突破，突破必须以积累为基础。成功的突破能够为下一阶段的运动积累更多的资源，失败的突破也会消耗掉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源。反对运动在自身的实力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应该以积累为主，突破为辅。亚当•米奇尼克提出的“新演进”和“建设我们自己”的主张，就是要为今后的突破进行积累。“08宪章”运动也应该走“新演进”的道路。

6.不把为专制政权服务的个人当作敌人是一种政治智慧，因为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非暴力运动都要寄希望于警察、军人和公务员的倒戈，非暴力运动可能还会希望得到体制内开明派的支持，如果一开始就把他们当作敌人，这个目标就更难实现。

7.不把政权本身当作敌人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因为运动既然不可能一次取得成功，那我们就必须接受对手做出的较小让步，而不是一律将其视为敌人的诡计而加以拒绝，让“敌人意识”成为取得最终胜利的敌人。

8. 在1905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曾经发传单呼吁工人不要参加沙邦神父手无寸铁前往冬宫向沙皇“卑微忠贞请愿”的游行，他们认为：“自由是用鲜血换来的，自由是用武器在激战中赢得的。”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沙邦神父的请愿遭到镇压，成为了1905年非暴力抗争的开端；沙邦神父高喊：“和平手段已经失败！”之时，为期一年之久的和平抗争才刚刚开始；而年底布尔什维克等革命派的武装起义遭到镇压，则是这场运动失败的标志。

刘晓波案二审辩护词

Mon, 15 Feb 2010 19:39:00 GMT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关于刘晓波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上诉一案

二审辩护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尊敬的赵俊怀审判长、刘东辉、林兵兵审判员：

我们受本案上诉人刘晓波的委托和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在刘晓波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上诉一案中继续担任其辩护人。我们将忠实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辩护人的职责，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刘晓波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依法维护刘晓波的合法权益。

我们认真阅读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09）一中刑初字第3901号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仔细研究了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并详细听取了刘晓波对一审判决的意见，鉴于一审判决完全采信了本案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的所有指控及其证据，故辩护人仍然坚持一审时的辩护意见，即“（1）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晓波在主观上具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故意（2）《起诉书》对刘晓波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完全是“以偏概全”、“断章取义”（3）《起诉书》的指控混淆了公民言论自由与犯罪的界限（4）本案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过程中存在重大瑕疵”，应当判决刘晓波无罪！

针对一审判决，辩护人在此唯一需要再次强调的是：

本案侦查机关北京市公安局对刘晓波的监视居住实属变相羁押，其期间应当折抵刑期，一审判决未予采信是错误的。

虽然辩护人为刘晓波作无罪辩护，不同意一审法院对刘晓波的有罪判决，但是本案侦查机关对刘晓波的“监视居住”实属变相羁押，依有关规定，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监视居住”期间应当折抵刑期。

根据《刑诉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的规定，侦查机关采取监视居住措施应当遵守以下规定，（1）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住处进行（无固定住处的才可以由侦查机关指定居所进行监视居住），（2）被监视居住人有权和共同生活的家人共同居住，（3）被监视居住人会见律师无需批准。

本案的侦查机关北京市公安局对刘晓波的监视居住根本违反了上述规定。具体事实和理由为：

1、北京市海淀区七贤村中国银行宿舍10号楼1单元502室是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在北京的合法住处，是法定的监视居住处所，北京市公安局在此之外的任何处所对刘晓波进行监视居住都是非法的。

2、2008年12月9日北京市公安局对刘晓波作出的《监视居住决定书》根本没有载明监视居住处所，刘晓波在监视居住期间只被允许与其妻子刘霞在小汤山会议中心见面两次，其妻刘霞根本不知道刘晓波具体关押在何处，更谈不上刘霞作为刘晓波共同生活的家人与刘晓波共同居住，据刘晓波一审庭审时讲，监视居住的地方有点像宾馆的房间，但是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有一个很小的窗户，条件比看守所还差，刘晓波是被单独监禁，完全被限制人身自由。

3、刘晓波之妻刘霞为其委托的律师多次向北京市公安局提出与刘晓波见面的要求，但得不到任何答复，刘晓波在被“监视居住”期间从来没有被允许见律师。

综上，北京市公安局对刘晓波的监视居住实际上属于变相羁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监视居住期间可否折抵刑期问题的批复》关于“如果被告人被判处刑罚的犯罪行为和被拘留或者被逮捕以前被羁押的行为系同一行为，不论羁押在何处，只要是完全限制了人身自由的，被羁押期间，即可予折抵刑期”的规定，对刘晓波“监视居住”的期间应当折抵刑期。

对本案的事实、法律、法理之辩，辩护人在一审辩护词中已做了充分的阐述，无需重复，现仅就本案一审判决涉及的一些常识问题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国家政权、政府与执政党

根据通常的政治学和法学理论，国家政权、政府和执政党是不同层面的概念。

国家政权是国家的具体化身，是指掌握国家主权的政治组织及其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以维护对社会的统治和管理，通常包括军队、警察、法院、政府、官员等。

政府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执行者，专指一个国家政权体系中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体系，即国家政权机构中的行政机关。

执政党指通过制度性选举或暴力革命而执掌一国国家政权的政党，它可能是一个政党，也可能是多个政党的联盟。

政府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执行者，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执政党是国家政权的执掌者，也就是通常说执政，其在执政过程中，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或不足甚至是错误也是难免的，任何一个公民对这些缺点、不足或错误提出批评或者指责是其应有的公民权利，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的立法基础。具体到本案，作为一个公民的刘晓波对政府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批评甚至是反对也是其行使宪法权利的方式之一，无论批评或反对的内容是对是错，均与颠覆国家政权无关！

七十多年前，在江苏，章士钊在其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危害民国案的辩护词中就曾对国家、政府、政党之间的关系做出过精辟分析：政府不等于国家，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七十多年过去了，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难道我们的法治常识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还在下降吗？

二、关于言论自由

根据通常的政治学和法学理论，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是最基本的人权。其应有之义是每个人既有发表“正确言论”的权利，又有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只允许发表“正确言论”，不允许发表“错误言论”，就不能称之为“言论自由”），对于这项权利，公权力不仅不能干预，更不能剥夺，甚至不能审查，而应予以保护。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立法基础。而本案，行使公权力的一审法院在其一审判决中不仅干预、剥夺了刘晓波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而且还因刘晓波发表过的言论将其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这是对公权力的滥用，更是对“言论自由”常识的颠覆。

一审判决认定刘晓波实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的“罪证”是刘晓波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六篇文章及《零八宪章》中的某些“煽动”的言词，即一审判决所列举的：“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姑且不论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上述“罪证”绝对有“断章取义”，“肆意曲解”之嫌，仅从“言论自由”常识的角度也可以很容易的得出上述“罪证”只不过是刘晓波的主张和观点而已，其主张和观点的对错暂且不论，但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有何相干？具体而言：

（1）“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这段文字是刘晓波的文章《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的题目。从题目上可以看出，刘晓波写作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阐述自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见解。所谓“改变政权”并不是“颠覆政权”，二者并非同一概念，它们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每一届政府的更迭都可以解释为改变政权，只有通过暴力等非法手段推翻政权，才叫颠覆政权）；而且法律也没有规定“改变国家政权罪”；（细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全文，可见刘晓波的主张是“不追求夺取政权的目标，而是致力于建设一个可以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性社会”，就可以清楚地得出刘晓波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一结论）。

（2）“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折断文字是刘晓波的文章《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中的半句话，原文是：“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民间尊严在观念上和法律上得以确立之日，就是国人的人权得到制度性保障之时。”刘晓波写作这篇文章是针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于2005年10月19日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发表自己的总结性的看法，而绝不是为了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自由中国只是对将来的一种展望，不含有任何颠覆国家政权的意思。（只要细读《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全文，而不是任凭一审判决中所摘录的片段进行判断，就可以清楚地得出这一结论）。

（3）“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是《零八宪章》中的两句话，原文是：“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零八宪章》中的两段话主要是提出开放党禁，和对祖国统一未来方案做出一种设想，而绝不是为了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不能由此得出刘晓波煽动他人去颠覆国家政权的结论。（只要细读《零八宪章》全文，而不是仅凭一审判决中所摘录的片段进行判断，就可以清楚地得出这一结论）。

从2005年以来刘晓波发表的499篇文章210余万字中挑选出六篇文章，节录出350余字，就认定刘晓波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难道不是对言论自由的极大嘲讽吗？

三、关于程序正义

严格遵守政党的法律程序，是实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享有正义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正如法谚所说：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即看得见的正义！这是每一位握有剥夺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裁判权的法官所必需牢记的！诸位法官亦不能例外；而一审判决对本案在侦查阶段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对刘晓波变相羁押，审查起诉阶段不依法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庭审时限制刘晓波自我辩护及辩护律师的发言时间等严重违反程序的行为视而不见，不置一词，何谈程序正义？更遑论司法公正了！

辩护人坚信：刘晓波是无罪的，对刘晓波的任何有罪判决，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刘晓波二审辩护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尚宝军律师

丁锡奎律师

刘晓波案终审判决书

Mon, 15 Feb 2010 19:33:00 GMT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10）高刑终字第64号

原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晓波，男，54岁（1955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吉林省长春市，博士研究生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青春街5号2-1-2号，暂住北京市海淀区七贤村中国银行宿舍10号楼1单元502号；1991年1月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免予刑事处分；1996年9月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劳动教养三年；因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8年12月8日被拘传，12月9日被监视居住，2009年6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丁锡奎，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尚宝军，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晓波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出（2009）一中刑初字第390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晓波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上诉人刘晓波，听取刘晓波的辩护人丁锡奎、尚宝军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

被告人刘晓波于2005年10月至2008年12月间，以撰写并在境外网站发表文章、广泛征集签名等方式，多次煽动他人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刘晓波在互联网站发布的煽动文章，被多家网站链接、转载并被多人浏览。

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证人证言，现场勘探、检查笔录，鉴定结论，物证、书证及刘晓波的供述等。

原审人民法院认为，刘晓波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利用互联网传递信息快、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特点，采用撰写并在互联网上发布文章的方式，诽谤并煽动他人推翻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犯罪事件长，主观恶性大，发布的文章被广为链接、转载、浏览，影响恶劣，属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依法应予从严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故认定刘晓波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随案移送的刘晓波犯罪所用物品予以没收。

刘晓波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丁锡奎、尚宝军的辩护意见为，刘晓波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的行为系正常行使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不构成犯罪，原审判决对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时间未予折抵刑期不当。

经审理查明：

上诉人刘晓波出于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于2005年10月至2007年8月间，在其暂住地北京市海淀区七贤村中国银行宿舍10号楼1单元502号，以撰写并在互联网“观察”、“BBC中文网”等网站发表文章的方式，多次煽动他人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刘晓波在发表的《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多面的中共独裁》、《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文章中诽谤：“自从中共掌权以来，中共历代独裁者最在乎的是手中的权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中共独裁政权提倡的官方爱国主义，是‘以党代国’体制的谬论，爱国的实质是要求人民爱独裁政权、爱独裁党、爱独裁者，是盗用爱国主义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中共的这一切手段，都是独裁者维持最后统治的权宜之计，根本无法长久地支撑这座已经出现无数裂痕的独裁大厦”。并煽动：“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

2008年9月至12月间，刘晓波又伙同他人撰写了题为《零八宪章》的文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煽动性主张。刘晓波伙同他人在征集了三百余人对文章的签名后，将《零八宪章》及签名用电子邮件发给境外网站，在“民主中国”、“独立中文笔会”等境外网站上发布。刘晓波在互联网站发布的上述文章，被多家网站链接、转载并被多人浏览。刘晓波作案后被查获归案。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明证明：

1、证人刘霞（刘晓波之妻）证明：刘霞与刘晓波共同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七贤村中国银行宿舍10号楼1单元502号，家中一共有三台电脑，其中一个台式机，两个笔记本电脑。因刘霞根本不懂电脑，所以从来不用家中的电脑，平日都是刘晓波在使用电脑。刘晓波使用电脑主要是写文章和上网，家里只有刘霞和刘晓波两个人单独住，没有其他人，平时家里也不怎么来客人，刘晓波有聚会也基本都是到外面去。刘霞不清楚家里的电脑以什么形式上网，上网的事情是2001年底刘晓波联系安装的；刘霞和刘晓波平日的生活来源就是刘晓波写东西的稿费，刘晓波在银行以刘霞的名字开户，稿费不定期的汇到帐户里，刘霞每月不定期地去银行取钱。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和木樨地支行出具的《开户证明》和《银行汇款单据》证明：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银行账户接收和支取过境外汇款（外币）。

3、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出具的《关于协助对相关数据进行调查的复函》证明：刘晓波使用的ADSL帐号，有上网记录。

4、证人张祖桦证明：张祖桦与刘晓波于2008年年底共同制作完成了《零八宪章》，张祖桦也征集了签名，后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发表在境外网站。

5、证人何永勤证明：2008年12月初，何永勤受到刘晓波发的《零八宪章》的电子邮件，刘晓波让何永勤看后签名，何永勤看后以电子邮件形式回复刘晓波，表示同意签名。

6、证人赵世英证明：2008年10月份，刘晓波通过网络向赵世英传送了宪章，并征求赵世英的修改意见，并让赵世英寻找别人签名，赵世英在一次聚会上拿出宪章给聚会的十多人传看，有四人表示愿签名。刘晓波还通过网络让赵世英到广州征集签名，赵世英到广州征集了五人签名。

7、证人姚博证明：2008年10月份，刘晓波在一次跟姚博见面时，跟姚博说了宪章的事，姚博同意在宪章上签名。

8、证人周舵证明：2008年11月份的一天，刘晓波到周舵家给周看了《零八宪章》的文稿，让周舵帮忙修改。刘晓波走后，周舵看了文稿内容，但没修改。当时没谈签名的事，可后来周舵在网上看到宪章时发现上面有自己的签名。

9、证人范春三证明：2008年11月底，范春三和刘晓波等人一起吃饭时，刘晓波拿出《零八宪章》给范春三看了，刘晓波问范是否签名，范春三统一签名。范春三知道刘晓波在境外的“博讯”、“独立中文笔会”等网站上发表文章，也在网上看到过，刘晓波写的文章都是时政评论类的。

10、证人徐君亮、智效民、滕彪分别证明：2008年11月至12月间，徐君亮、智效民、滕彪的电子邮箱先后接收到电子邮件《零八宪章》，不知是谁发的，徐君亮、智效民、滕彪分别签名后将《零八宪章》发回了原邮箱。

11、证人王仲夏证明：2008年12月份，王仲夏在网上看到了《零八宪章》，王仲夏认同文章内容签了名。后王仲夏印制了一些《零八宪章》的文化衫，想自己穿和送给别人穿，宣传《零八宪章》。

12、公安机关出具的《搜查笔录》及物证照片证明：2008年12月8日，公安机关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对刘晓波的居住地北京市海淀区七贤村中国银行宿舍10号楼1单元502好进行了搜查，发现并扣押了刘晓波撰写并发送文章到互联网的工具二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台式电脑和一份《零八宪章》（征求意见稿）的打印件。

13、北京市网络行业协会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2008年12月13日对搜查起获的刘晓波的三台电脑内存储的数据进行了电子数据司法鉴定，鉴定中发现，提取到电子文本《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多面的中共独裁》、《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和《零八宪章》。

在电脑中的Skype聊天软件记录信息中，发现、提取该软件自2008年11月至12月8日间，多次发送《零八宪章》及其“征求意见文本”的记录。

14、公安机关出具的现场勘探、检查笔录及工作说明证明：

（1）2008年12月19日至2008年12月2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一大队，在互联网上发现并下载了署名“刘晓波”的文章《刘晓波：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该文章存在于域名为epochtimes.com（大纪元）的网站，该网站服务器位于境外。文章显示发布时间为2005年10月4日。该文章截至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联网上存在登载该文章的网页链接共计5个。

（2）2008年12月19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一大队，在互联网上发现并下载了署名“刘晓波”的文章《刘晓波：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该文章存在于域名为epochtimes.com（大纪元）和域名为www.observechina.net（观察）的网站，网站服务器均位于境外，文章显示发布时间为2006年1月5日和2006年1月6日。该文章截至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联网上共存在登载或转载该文章的网页链接共计5个，总点击率402次。

（3）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一大队，在互联网上发现并下载了署名“刘晓波”的文章《刘晓波：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该文章存在于域名为epochtimes.com（大纪元）和域名为www.observechina.net（观察）的网站，网站服务器均位于境外，文章显示发布时间为2006年2月26日和2006年2月27日。该文章截至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联网上共存在登载或转载该文章的网页链接共计5个，总点击率748次。

（4）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一大队，在互联网上发现并下载了署名“刘晓波”的文章《刘晓波：多面的中共独裁》，该文章存在于域名为www.secretchina.com（看中国）和域名为www.observechina.net（观察）的网站，网站服务器均位于境外，文章显示发布时间为2006年3月13日.该文章截至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联网上共存在登载或转载该文章的网页链接共计6个，总点击率512次。

（5）2008年12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一大队，在互联网上发现并下载了署名“刘晓波”的文章《刘晓波：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该文章存在于域名为www.secretchina.com（看中国）的网站，该网站服务器位于境外，文章显示发布时间为2006年5月7日.该文章截至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联网上共存在登载或转载该文章的网页链接共计7个，总点击率57次。

（6）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一大队，在互联网上发现并下载了署名“刘晓波”的文章《刘晓波：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该文章存在于域名为www.minzhuzhongguo.org（民主中国）和域名为www.renyurenquan.org（人与人权）的网站，网站服务器均位于境外，文章显示发布时间为2007年8月1日.该文章截至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联网上共存在登载或转载该文章的网页链接共计8个，总点击率488次。

（7）2008年1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警察处一大队，在互联网上发现并下载标题为《零八宪章》的文章，该文章存在于域名为www.chinesepen.org（独立中文笔会）的网站，该网站服务器位于境外，显示网络发布时间为2008年12月9日，作者署名为公民群体。同日在域名为boxun.com（博讯）和域名为www.minzhuzhongguo.org（民主中国）的网站，发现并下载了标题为《中国各界人士联合发布<零八宪章>》的文章，网站服务器均位于境外，文章显示发布时间为2008年12月8日和2008年12月9日。上述文章截至到2008年12月12日，在互联网上存在登载或转载该文章的网页链接共计33个，其中境外网站19篇，总点击率5154次，回复158篇。2009年12月9日，在域名为www.2008xianzhang.info（零八宪章）的互联网站发现，该网站首页显示截至2009年12月9日，《零八宪章》签名共计10390人。

（8）2009年8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对刘晓波使用的电子邮箱进行了核查，经查，刘晓波使用的邮箱属境外，通过密码登录邮箱中核实，邮箱发件箱中最早发件时间为2008-11-25，发送的邮件中有30封涉及发送《零八宪章》。

15、刘晓波签字确认的文章证明：刘晓波对公安机关网络监察部门下载、保存的文章《刘晓波：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刘晓波：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刘晓波：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刘晓波：多面的中共独裁》、《刘晓波：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刘晓波：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零八宪章》及从其电脑中提取的电子文本

15、刘晓波签字确认的文章证明：刘晓波对公安机关网络监察部门下载、保存的文章《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多面的中共独裁》、《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进行了辨认，刘晓波确认辨认的文章是其撰写并发布到互联网上的文章。刘晓波辨认并签字确认的文章，有上述事实认定的煽动性言论。

16、刘晓波供认其使用电脑撰写上述文章并发布在互联网站上，刘晓波的供述与上述证据可相互印证。

17、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北京市公安局于2008年12月8日晚，在刘晓波的住处北京市海淀区七贤村中国银行宿舍10号楼1门502号将刘晓波抓获。

18、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90）中刑字第2373号《刑事判决书》、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96）京劳审字第3400号《劳动教养决定书》证明：刘晓波于1991年1月26日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免予刑事处分；1996年9月26日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

19、公安机关出具的身份证明材料证明了被告人刘晓波的姓名、住址等身份情况。

以上证据，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庭审质证属实，本院经审核予以确认。

对刘晓波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已充分证明，刘晓波利用互联网的传播特点，以在互联网上发表诽谤性文章并广泛征集签名等方式，实施煽动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刘晓波的行为显已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构成犯罪；公安机关对刘晓波采取的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原判处理适当。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晓波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利用互联网传递信息快、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特点，采用撰写并在互联网上发布文章、广泛征集签名等方式，公然诽谤并煽动他人推翻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犯罪事件长、主观恶性大，发布的文章被多家网站链接、转载并被多人浏览，影响恶劣，罪行重大，依法应予惩处。刘晓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人民法院根据刘晓波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的判决，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及对随案移送物品的处理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晓波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赵俊怀

代理审判员林兵兵

代理审判员刘东辉

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

书记员翟硕

不锈钢老鼠论言论自由（刘荻）

Mon, 01 Feb 2010 15:18:00 GMT

不锈钢老鼠论言论自由（刘荻）

2010-02-01

言论自由是《08宪章》第11条。为了进一步宣传和推广《08宪章》，笔者撰写了本文，供大家讨论和批评。

1.言论自由是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概念，是以塞亚•伯林在《两种自由的概念》一书中所提出的。消极自由是指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只要没有他人干涉你，你就拥有消极自由，无论你是否有实践这种自由的机会和能力。而积极自由指的是实现自己潜能的机会和能力及个人实现特定目的的能力。维基百科上列举了一些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差别的例子，例如，你有出国度假或游过英吉利海峡的消极自由，因为没人阻止你这样做；但是你没有这样做的积极自由，因为你买不起飞机票或者游泳游得不好。

2.言论自由是消极自由，意思是说国家不能干涉你的言论；你可能没有行使言论自由所需的能力和条件，但是这并不影响你拥有言论自由；聋哑人和痴呆症患者也有言论自由，虽然他们可能没有发言的能力，无法实践这一自由。言论自由是消极自由，根据是美国宪法中有关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该修正案全文为：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由此可见，言论自由只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国家不干涉你的言论。除此之外，言论自由不需要其他任何条件。

3.言论自由不保证每个人都有发言的能力和条件，也不要求国家用创办公营媒体等方式来确保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如果你不会说话或写字，别人没有义务帮助你，好让你能够发言；如果没有媒体肯发表你的文章或者让你通过它们发言，你也不能以自己拥有言论自由为由要求别人为你提供发言的场地和工具。无论是报刊拒绝刊登你的文章，电视台拒绝你亮相，还是BBS版主或博客的主人删除你的帖子或禁止你发言，都不是侵犯你的言论自由。因为这些发言的 “工具”是属于他人所有的，你没有使用他人的工具发言的权利，要使用他人的工具发言，必须征得工具主人的同意，满足工具主人提出的要求。同理，政府拥有的媒体不发表反政府言论，并不是侵犯言论自由，但是政府禁止私人拥有媒体则是侵犯言论自由；政府审查私人媒体的内容属于侵犯言论自由，但是私人媒体的老板决定自己媒体的内容则不属于侵犯言论自由。

4.言论自由不是“说话被人听到”的权利，因为别人也有不听你说话的权利；认为人应该有“说话被人听到”的权利，其实就是想强迫别人听你说话。言论自由不保证你说话一定有人听。言论自由也不保证话语权平等，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话语权不平等乃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5. 关于言论自由是否会导致资本家垄断话语权。既然言论自由不保证每个人都有发言的能力和条件，也不要求国家用创办公营媒体等方式来确保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那么言论自由会不会导致话语权被资本家垄断呢？资本家拥有媒体，因此有权决定媒体的内容，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资本家拥有媒体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而媒体要想赚钱，就必须迎合大众的口味，说他们想听的话。

6.言论自由不保证所发表的言论一定正确或符合特定的道德或审美标准。恰恰相反，如果政府规定只能发表正确和符合道德标准的言论，那么言论自由也就不存在了。错误的言论、不道德的言论和丑陋的言论都有发表的权利。

7. 言论自由不等于言论不需承担责任，相反，自由和责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国家虽然不能干涉你的言论，但是如果你的言论侵犯了他人的权利，给他人造成了实际损害，你可能需要赔偿他人的损失。需要注意的是，诽谤漫骂之类的言论并不是一概没有言论自由或者会受到禁止，而仅仅是在侵犯了他人的权利，给他人造成了实际损害的情况下，可能会被起诉要求赔偿。如果没有受害者起诉，或者受害者不能证明这些言论给自己造成了实际损失，那么即使是诽谤漫骂的言论也是有言论自由的。而且只有诽谤漫骂具体个人的言论才可能被起诉，诽谤漫骂政府、某个组织、某种宗教或某个群体，都属于言论自由。

8.言论自由不等于别人不能反对你的言论。除了对侵犯他人权利，给他人造成了实际损害的言论提起民事诉讼之外，别人还可以使用各种合法手段来反对或抗议你的言论，包括报纸拒绝刊登你的文章和网站禁止你发言。

9. 言论自由总是存在边界的，即使是美国也要对存在“清楚、现实和迫在眉睫的危险”的言论加以限制。而且人们总是会对哪些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发生争议。要从法律上对言论自由的边界加以规定，既可以通过国家立法来事前禁止，也可以通过法庭判例来事后确定，在此之外一切言论均拥有言论自由。但是国家的立法和法庭的判例本身也有可能构成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例如中国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条款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12月25日对刘晓波先生的审判。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Wed, 20 Jan 2010 18:03:00 GMT

我没有敌人
    ——我的最后陈述
刘晓波（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我的读书生涯是一帆风顺，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讲台上，我是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同时，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过引起轰动的文章与著作，经常受邀去各地演讲，还应欧美国家之邀出国做访问学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那之后，因从美国回来参加八九运动，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投入监狱，也失去了我酷爱的讲台，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想起来，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现在。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实质基本相同，皆是因言获罪。
    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并因此而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劳动教养（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坚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在12月3日两位对我的询问中，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众所周知，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始于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正是这一进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可以说，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即使在进步最为缓慢的政治领域，敌人意识的淡化也让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扩大的包容性，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对八九运动的定性也由“动暴乱”改为“政治风波”。敌人意识的淡化让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1998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签署联合国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标志着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这些宏观方面的进步，也能从我被捕以来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
    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从监视居住处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简称“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桥）呆过，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和亲历，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我也期待这样的进步能体现在此案的审理中，期待合议庭的公正裁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
    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今天，我妻子无法到庭旁听，但我还是要对你说，亲爱的，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这么多年来，在我的无自由的生活中，我们的爱饱含着外在环境所强加的苦涩，但回味起来依然无穷。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而我对你的爱，充满了负疚和歉意，有时沉重得让我脚步蹒跚。我是荒野中的顽石，任由狂风暴雨的抽打，冷得让人不敢触碰。但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仪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
    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谢谢各位！

刘晓波：我的自辩

Wed, 20 Jan 2010 15:51:00 GMT

我的自辩
刘晓波（2009年12月23日）
    《起诉书》（京一分检刑诉[2009]247号）列举了六篇文章和《零八宪章》，并从中引述了三百三十多字据此指控我触犯了《刑法》第105条第2款之规定，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对《起诉书》所列举事实，除了说我“在征集了三百余人的签名后”的事实陈述不准确之外，对其他的事实，我没有异议。那六篇文章是我写的，我参与了《零八宪章》，但我征集的签名只有70人左右，而不是三百多人，其他人的签名不是我征集的。至于据此指控我犯罪，我无法接受。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面对预审警官、检察官和法官的询问，我一直坚持自己无罪。现在，我将从中国宪法中的有关规定、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我的政治改革主张、历史潮流等多方面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
    一、改革开放带来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国人的人权意识的日益觉醒，民间维权的此起彼伏，推动中国政府在人权观念上的进步。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遂使人权保障成为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这些国家必须尊重和保障的人权，就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诸项公民权利，言论自由便是基本人权之一。我的言论所表达的不同政见，是一个中国公民在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非但不能受到政府的限制和任意剥夺，反而必须得到国家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所以，起诉书对我的指控，侵犯了我作为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违反了中国的根本大法，是典型的因言治罪，是古老的文字狱在当代中国的延续，理应受到道义的谴责和违宪追究。《刑法》第105条第二款也有违宪之嫌，应该提请全国人大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
    二、《起诉书》根据所引的几段话就指控我“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欲加之罪。因为“造谣”是捏造、编造虚假信息，中伤他人。“诽谤”是无中生有地诋毁他人的信誉与人格。二者涉及的都是事实的真假，涉及他人的名誉与利益。而我的言论皆为批评性的评论，是思想观点的表达，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也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所以，我的言论与造谣、诽谤风马牛不相及。换言之，批评不是造谣，反对更不是诽谤。
    三、《起诉书》根据《零八宪章》的几段言论指控我诬蔑执政党，“试图煽动颠覆现政权”。这指控有断章取义之嫌，它完全无视《零八宪章》的整体表述，无视我所有的文章所表述的一贯观点。
    首先，《零八宪章》指出的“人权灾难”都是发生在当代中国的事实，“反右”错划了五十多万右派，“大跃进”造成了上千万人的非自然死亡，“文革”造成国家的浩劫。“六·四”是血案，许多人死了，许多人被投入监狱。这些事实都是举世公认的“人权灾难”，确实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至于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不过是要求执政党进行还政于民的改革，最终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国家。
    其次，《零八宪章》所申明的价值和所提出的政改主张，其长远目标是建成自由民主的联邦共和国，其改革措施是十九条，其改革方式是渐进的和平的方式。这是有感于现行的跛足改革的种种弊端，要求执政党变跛足为双足，即政治与经济同步并进的均衡改革。也就是从民间的角度推动官方尽快启动还政于民的改革，用自下而上的民间压力敦促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从而形成官民互动的良性合作，以尽早实现国人的百年宪政之梦想。
    再次，从1989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里，我所表达的中国政治改革的观点，一直是渐进、和平、有序、可控。我也一贯反对一步到位的激进改革，更反对暴力革命。这种渐进式改革主张，在我的《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一文中有着明确的表述：通过致力于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民间维权的扩张、民间自主性的上升、民间社会的发展，形成自下而上的压力，以推动自上而下的官方改革。事实上，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每一次具有制度创新性质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其最根本的动力皆来自民间的自发改革，民间改革的认同性和影响逐渐扩大，迫使官方接受民间的创新尝试，从而变成自上而下的改革决策。
    总之，渐进、和平、有序、可控，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是我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词。因为这种方式代价最小，效果最大。我知道政治变革的基本常识，有序、可控的社会变革必定优于无序、失控的变革。坏政府治下的秩序也优于无政府的天下大乱。所以，我反对独裁化或垄断化的执政方式，并不是“煽动颠覆现政权”。换言之，反对并不等于颠覆。
    四、中国有“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西谚有“狂妄必遭天谴”的箴言。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以，我也知道我的公开言论不可能十全十美或完全正确。特别是我的时评类文章，不严谨的论证，情绪化的宣泄，错误的表述，以偏盖全的结论……在所难免。但是，这些有局限性的言论，与犯罪毫无关系，不能作为治罪的依据。因为，言论自由之权利，不仅包括发表正确观点的权利，也包括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正确的言论和多数的意见需要保护；不正确的言论和少数的意见，同样需要权利的保护。正所谓：我可以不赞成或反对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公开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哪怕你所表达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精义。对此，中国古代传统中也有过经典的概括。我把这种概括称为二十四字箴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因为这二十四字箴言道出了言论自由的要义，才能让每一代国人耳熟能详，流传至今。我认为，其中“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完全可以作为当代国人对待批评意见的座右铭，更应该成为当权者对待不同政见的警示。
    五、我无罪，因为对我的指控有违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准则。早在1948年，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就参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年后的1998年，中国政府又向国际社会作出了签署联合国制定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庄严承诺。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把言论自由列为最基本的普世人权，要求各国政府必须加以尊重和保障。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有义务遵守联合国制定的人权公约，有责任践行自己的承诺，也应该模范地执行联合国发布的人权保障条款。惟其如此，中国政府才能切实保障本国国民的人权，为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显示出一个大国的文明风范。
    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义务和兑现自己的承诺，并没有把纸上的保证落实为现实的行动，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承诺而无兑现，仍然是中国政府在应对国际社会的批评时的常态。现在对我的指控就是最新的例证。显然，这样的因言治罪，与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的身份相悖，有损于中国的政治形象和国家利益，无法在政治上取信于文明世界。
    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当代，因言治罪的文字狱都是反人道反人权的行为，有悖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代潮流。回顾中国历史，即使在家天下的帝制时代，从秦到清，文字狱的盛行，历来都是一个政权的执政污点，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秦始皇有统一中国之功，但其“焚书坑儒”之暴政却遗臭万年。汉武帝雄才大略，但其阉割太史公司马迁之举则倍受病诟。清朝有“康乾盛世”，但其频繁的文字狱也只能留下骂名。相反，汉文帝在二千多年前就废除过因言治罪的“诬谤罪”，由此赢得了开朝仁君的美名和历代推崇的“文景之治”。
    进入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由弱而强，最终战胜国民党，在根本上源自其“反独裁争自由”的道义力量。1949年前，中共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经常发文抨击蒋家政权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为因言获罪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也多次论及言论自由及基本人权。但1949年后，从反右到文革，林昭被枪毙，张志新被割喉，言论自由在毛时代消失了，国家陷于万马齐喑的死寂。改革以来，执政党拨乱反正，对不同政见的容忍度有大幅度提高，社会的言论空间不断扩大，文字狱大幅度减少，但因言治罪的传统并没有完全灭绝。从四·五到六·四，从民主墙到零八宪章，因言治罪的案例时有发生。我此次获罪，不过是最近的文字狱而已。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言论自由早已成为多数国人的共识，文字狱却是千夫所指。从客观效果上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监狱的高墙关不住自由的表达。一个政权不可能靠压抑不同政见来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字狱来达成长治久安。因为，笔杆子的问题只能诉诸笔杆子来解决，一旦动用枪杆子解决笔杆子的问题，只能造成人权灾难。只有从制度上根绝文字狱，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才能落实到每一位国民身上；只有当国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得到制度化的现实保障，文字狱才会在中国大地上灭绝。
    因言治罪，不符合中国宪法所确立的人权原则，违反了联合国发布的国际人权公约，有悖于普世道义与历史潮流。我为自己所做的无罪辩护，希望能够得到法庭的采纳，从而让此案的裁决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开先河的意义，经得起中国宪法之人权条款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审查，也经得起道义的追问和历史的检验。
    谢谢大家！

反文明的本能——《搏击俱乐部》(刘荻)

Wed, 13 Jan 2010 22:04:36 GMT

反文明的本能——《搏击俱乐部》(刘荻)

2010-01-13

这本书不仅讲了如何做硝化甘油炸弹，如何用人体脂肪做肥皂等等，还有更加可怕的……

乔是一个在汽车公司工作的年轻白领，一次出差时他认识了泰勒。泰勒是一名酒店侍应，他在顾客的食物里撒尿、吐痰、放屁；泰勒还是一名电影放映员，他在给全家人看的故事片里插入色情镜头。回家后乔发现自己的公寓发生了爆炸，不得不搬去与泰勒同住。泰勒告诉他如何做硝化甘油炸弹，如何用吸脂手术抽出来的人体脂肪做肥皂等等。

一天，二人为了“不想一道疤都没有就死”，“厌倦了只是看那些专业的拳击”，“想更多地了解自身”和“自我毁灭”而建立了搏击俱乐部。搏击俱乐部的首要规则是你不能谈起搏击俱乐部。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搏击俱乐部，那你必须开打。搏击俱乐部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在年轻的都市白领中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大部分人来搏击俱乐部都因为他们太怕某种东西，不敢跟它对干。几架打完后，你怕的就少多了。”

搏击俱乐部大获成功之后，泰勒又发明了破坏工程，从搏击俱乐部中招募人员来培训，然后把他们组织起来从事纵火、突击、恶作剧和造谣等破坏活动。破坏工程的首要规则是你不能问关于破坏工程的问题。破坏工程的行动包括在大厦外墙画上高达五层楼的鬼脸，从夹层楼上往购物中心中庭的时装秀上扔草莓果冻，爬到美术馆顶上将沾了油漆的小球射入雕塑区的招待会等等。破坏工程成员每周还要在大街上找一个从来没打过架的人打一架，并且要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赢的感觉，让他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然后招募他参加破坏工程。

破坏工程的目标是全面而且马上摧毁文明。“破坏工程将迫使人类暂时转入休眠或者说缓和期，直至这个世界渐渐痊愈。”破坏工程将打破目前的文明，以便我们能创造出某种更好的东西。”破坏工程发展迅速，各种各样的人都参加了组织，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暴力破坏活动。

转折发生在最后：乔终于发现泰勒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另一个自我；想要摧毁人类文明的正是他自己，他的另一个人格，他的无意识。

这本书之所以大受欢迎，正是因为它迎合了我们无意识中的暴力和破坏本能。这本书写出了一个人在文明社会中的种种无奈：没有个性，默默无闻，无望出人头地；做着自己厌恶的工作，喜欢购买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人的异化等等。以至于人们想要通过堕落、破坏社会和受到惩罚来获得救赎。

暴力和破坏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本能，但在文明社会中我们不得不压抑这些本能。文明社会并不符合我们的天性，因为我们的天性是在几万年前的部落时代进化出来的。我们的天性更加适合原始部落而不是现代文明，文明社会使我们感到压抑。《搏击俱乐部》所讲述的，就是如何利用人们被文明社会所压抑的本能来破坏文明社会的故事。这些本能人人都有，而书中所描述的方法似乎又切实可行，这就是这本书既我们感到刺激和着迷，又让我们感到可怕的原因。

弗洛依德说，文明就是神经症。神经症是本能受到压抑的结果。但是我们不可能为了治愈神经症而摧毁文明。因此文明与本能之间的冲突仍将长期困扰着人类。

晓波，我们爱你！

Fri, 01 Jan 2010 14:44:58 GMT

晓波，我们爱你！（刘荻）

2010-01-01

我在twitter上说：我爱晓波，是因为他从来不教育我，不像有些人喜欢教育我别乱说话；我爱晓波，是因为我调侃他，他从来不生气；我爱晓波，是因为独立评论上那么多人骂他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玩的；我爱晓波，是因为他进去之后我们恶搞他，刘霞说，晓波要是知道了肯定会笑的。

我爱晓波，是因为他在主持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时拒绝引经据典，坚持只用大白话来表达真情实感；我爱晓波，是因为他拒绝被当成圣人，他最厌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狂妄自大。

朋友们都爱晓波，但是去年12月8日他因为《08宪章》而被捕之后，大家似乎都很高兴。朋友们在酒桌上为宪章干杯，还在发现某个人长得像晓波时一拥而上跟他合影，然后把照片发上网……刘霞说，晓波要是知道了肯定会笑的。

晓波被捕之后，最高兴的似乎是崔卫平老师，因为今年3月她与另外两位08宪章发起人徐友渔教授和莫少平律师一起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从前总统哈维尔手中接过 “天下一家”电影节为刘晓波和08宪章签署者颁发的Homo Homini（“人与人”）人权奖。崔老师说，她这辈子就哈维尔这一个偶像，偶像给她颁奖，她此生无憾。

今年12月23日晓波出庭受审的时候，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来到法院门前打横幅喊口号，黄丝带飘扬在twitter和法院外的栏杆上。12月25日晓波宣判的时候，艺术家杨立才在法院门前宣布投案，要求与晓波同罪坐牢。晓波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之后，香港21名08宪章签署者前往大陆投案自首。本人也于12月23日开庭之时发表自首宣言并前往法院自首，但未能如愿陪晓波坐牢，只是陪他住了几天旅馆。

晓波被判刑之后，崔卫平老师主动打电话给学术界和文艺界那些曾经和晓波是朋友和同道的知名人士，一一询问他们对晓波被判刑一事的看法，并把他们的回答发到twitter和博客上。短短几天时间里她已经采访了三十多人，其中绝大多数受访者表达了对刘晓波的支持和对因言治罪的反对，有些人还主动给崔老师发邮件表达对晓波案件的看法。崔老师的博客文章题为《我们不放弃》。

12月28日是晓波的生日，前后几拨朋友和刘霞一起庆祝晓波的生日，分吃生日蛋糕和长寿面。香港、美国等地的朋友也同时为他庆祝生日。刘霞说，晓波愿意大家高兴，大家高兴他也会高兴的。

有人说刘晓波就是中国的哈维尔。我认同这个说法，但我并不认为哈维尔是某些中国人所说的圣徒。哈维尔是荒诞派剧作家，他成为总统就像孟京辉有一天成为总统一样荒诞。哈维尔说：上帝要原谅我的罪孽不止一桩。今年12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比较了《08宪章》和哈维尔的《七七宪章》。该文谈到，《七七宪章》的诉求，不单局限于阐明政治理想；还关乎牛仔裤和摇滚乐，还有（最重要的）讽刺。曾亲眼目睹1989年革命的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 (Timothy Garton Ash)，回忆起准许他参加反对派集会的文件。第一份文件用紫墨水写成，上面盖着哈维尔最喜爱的刻成一只笑眯眯的猫的印章。而后来的一份文件上，盖有“两只笑眯眯的猫，和一只喜气洋洋的池蛙……青蛙底下还用法语写着‘好极了’”。反对运动不仅需要大义凛然和义正词严，也需要幽默和讽刺。笑声是消除恐惧的最好方法，中共当局指望通过重判晓波来吓住我们，这个目的是不会实现的。大家都爱刘晓波，请大家把这种爱转化为创造力和创新的行动，如此才是对晓波最好的声援。

迪克•松伯克：见证中国的迫害

Mon, 21 Dec 2009 15:02:50 GMT

迪克•松伯克：见证中国的迫害

作者：迪克R… 文章来源：维权网点击数： 20 更新时间：2009-12-21 20:45:24

迪克·松伯克（Dick Thornburgh）

    上周，中国当局指控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证据是他的文章和他与《08宪章》的关系，《08宪章》是2008年12月发表的关于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宏伟蓝图。该文件受到前捷克斯洛伐克异议人士发起的《七七宪章》运动的启发，有刘晓波和大约300名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签署。《08宪章》发表之后的数周和数月里，11，000人签了名，其中多数人在中国。《08宪章》是中国十年来最重要的民主改革运动。因此毫不奇怪，中共当局希望阻止这一运动。
    为了表明我对刘先生的支持和对其案件意义的关注，如果刘先生接受审判，我希望旁听。中国法律允许外国人旁听审判，这种要求也符合法律关于程序公开和透明的国际法准则。
    我的目的也是为了表达对中国法治的关注。一段时间以来，西方把中国变革的希望放在法治上面。由于法治是民主的支柱，因此法律制度被认为能够带来政治改革。当然，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似乎能够容忍法律系统中的变革。私家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成指数增长。律师和公民开始积极地在法庭上主张自己的权利。维权运动在律师和活动人士中发展起来，他们试图用书本上的法律和法律所允许的制度来主张和捍卫人权，而不挑战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这种努力一开始得到了宽容，共产主义司法制度中有了哪怕是最微弱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的迹象。
    不幸的是，初步的进步迹象遇到了严重挫折。许多承担政治敏感案件的律师被秘密地剥夺律师资格，他们发现自己不能更新其执照。有些律师成为监控对象，遭到软禁，成为人身攻击、搜捕和没收财产的受害者。法律事务所和其他从事公益法律工作的团体被关闭。
    此外，使用“颠覆”或危害国家安全罪来指控活动人士的危险信号增加了。这些案件是过去的“反革命”罪的替代品。其他由于此种理由而被定罪的人包括艾滋病活动人士胡佳——他批评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前后发生的虐待事件——和黄琦——他在自己的网站上张贴了关于政府对四川地震的反应的公开信息。
    美国需要认真对待刘晓波被起诉这件事。在环境和北韩等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中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上保持沉默。事实上，如果我们在捍卫自己的原则时软弱无力，我们就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得到有意义的合作，正如奥巴马总统多次说过的——最近一次是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讲中——我们的原则是普世的。
    我希望刘晓波得到释放，对他的指控被撤消。刘晓波是一个杰出的人，他直言不讳地谈论自由、民主和人权。1989年他参加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随后他在坦克开进来之前劝说很多人离开。近年来，他不断发出宽容的声音，呼吁结束对藏人的种族主义宣传，主张中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对话。
    如果刘晓波没有得到释放，我希望——用奥巴马总统的话来说——通过出席庭审来“见证”对刘晓波的迫害。如果洪博培大使和我一起出席，这将强有力地表达美国的关注。
    尤其重要的是要让中国领导人知道，如果刘晓波入狱，中美关系会受到影响。侵犯人权——在本案中仅仅是思想的表达——必须承担后果。中国当局想把刘晓波当作象征。我们也要这么做。
（迪克·松伯克是美国前司法部长）

(作者授权，不锈钢老鼠翻译)。

刘荻：演进的三个阶段——我看《零八宪章》（续）

Mon, 14 Dec 2009 19:02:18 GMT

刘荻：演进的三个阶段——我看《零八宪章》（续）

作者：刘荻文章来源：民主中国点击数：更新时间：12/14/2009 8:17:43 AM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半年多以前，我写了《演进，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我看〈零八宪章〉》一文。不少读者对此文表示赞同，也有人提出了一些疑问。现在《零八宪章》已经发表一周年，我感到此文有必要继续写下去。有读者问，主张演进是否一概反对革命和组党。我的回答是：我反对暴力革命，不反对天鹅绒革命；我从理论上不反对组党，但认为现在组党的条件尚不成熟。我所主张的演进要分三个阶段进行，这三个阶段分别是自由言论、公民社会（也称市民社会）和政治组织（包括政党）。自由的言论是演进的第一个阶段，对民主化进程的意义不言而喻。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迫害，这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则向全人类呼吁。他们用来进行呼吁的唯一手段就是报刊。因此，出版自由在民主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无限珍贵，只有它可以救治平等可能产生的大部分弊端。平等使人孤立和失去力量，但报刊是每个人都可阅览并能被最软弱和最孤立的人利用的强大武器。平等使每个人失去其亲友的支援，但报刊可以使他们向本国的公民和全人类求援。印刷术促进了平等的发展，而同时又是平等的最好缓和剂之一。” 21世纪的今天，我们向全人类呼吁的手段是互联网。公民社会是演进的第二个阶段。演进进行到今天时，公民社会显得尤其重要。《演进，在改良与革命之间》一文在为演进举例时，主要举了各种公民社会活动为例。公民社会团体在已经建立的民主国家中十分重要，托克维尔说： “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美国，不仅有人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体，而且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又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认真的团体，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又有非常特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又有规模甚小的团体。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美国人都要组织一个团体。他们也用这种办法设立医院、监狱和学校。在想传播某一真理或以示范的办法感化人的时候，他们也要组织一个团体。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使人人平等，因此也使每个人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时都显得十分弱小，而社团可以使人们团结起来，在强大的国家面前保卫自己的自由，他说： “政治的、工业的和商业的社团，甚至科学和文艺的社团，都象是一个不能随意限制或暗中加以迫害的既有知识又有力量的公民，它们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反对政府的无理要求的时候，也保护了公民全体的自由。” 公民社会团体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也至关重要。政治学者们所列举的有利于民主化的因素，除了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分化，世俗化、工具性和多元化的文化，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宽容、妥协、尊重个人权利、信任和满足的品格等因素之外，强大的公民社会和各种社会中介组织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公民社会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在个人和国家之前起到缓冲作用。公民社会一方面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免遭国家权力的侵犯，另一方面使人们能够组织起来，团结合作，避免社会的原子化。政治学者达尔蒙德（Diamond）认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带来建立民主制度的需要。市民社会产生一种动力，使社会团体和政党实现平衡并限制国家权利，使公民得到使用这种资源的技术。市民社会也提供了民主参与的渠道，在市民社会组织内，公民开始组织和安排社会利益和分歧，这对民主过程来说是重要的因素。在台湾、韩国和捷克、波兰等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组织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盘散沙的社会无法实现民主化。政治组织是演进的第三个阶段。有些民运朋友只热衷于组织政党之类政治组织，却没有看到公民社会的重要性。中国政治学者从日云先生在《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说：“在西方，现代多党制是在自由民主的体制下自然形成的。市场经济产生了社会的利益分化，各种利益集团或阶级以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在民主和法制框架内表达自己的利益，通过相互的竞争、制约和妥协形成国家的决策。”从公民社会与政党的关系来看，公民社会的作用主要是表达社会利益，而政党的作用则是整合社会利益，公民社会是政党的存在基础和“客户”。政党难以代表和动员抽象的“人民”和原子化的个人，政党代表和整合民众的利益、进行政治动员的工作要通过公民社会和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来进行，政党只能代表和动员有组织的民众。因此在公民社会发育成熟之前，政党就是无水之鱼，找不到自己的力量基础和可以动员的民众。尤其是在专制力量垄断大众传媒、严厉镇压组党的情况下，公民社会在组织民众和进行政治动员中的作用更加不可或缺。因此我认为，政治组织（包括政党）是演进的最后一个阶段，只有在公民社会发育得比较成熟之后，我们才能进入这一阶段。最后，有读者问，主张演进是否一概反对改良，拒绝与体制内部的开明派和改革派对话。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提到，如果政府中的改革派比保守派强大，而反对派中的温和派比激进派强大，政府中的改革派与反对派中的温和派进行互动，民主化就会比较顺利。我们反对暴力革命，但是我们也看不到政府内部有可以与之对话的改革派存在，因此我们选择现在的道路——演进，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2.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3.从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

不锈钢老鼠的启蒙教材之七：国企的原罪

Fri, 11 Dec 2009 04:16:59 GMT

国企的原罪（刘荻）

2009-12-10

最近周克成先生就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我个人觉得应该把国有企业都消灭掉”的言论发表了评论。周先生认为国企有三大罪状：一、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产品质次价高，浪费资源；二、许多国有企业连年亏损，依靠国家补贴为生，浪费纳税人的钱；三、国有企业为了维持自身的垄断地位，用国家权力来限制竞争。

图片: 国企小金库漫画（南方日报）

我认为周先生的文章写得很好，但他只描述了现象，并没有论及现象背后的原因。国企的“三大罪状”背后的“原罪”是什么呢？

说到这里我想起刘海波先生在某次研讨会上的发言，他说只要存在竞争，企业的所有制和激励机制并不重要。刘海波先生的观点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他只注意到了竞争，而没有注意到竞争的对象是什么。不同的竞争对象，其意义也是不同的。人们在市场中进行竞争，丛林里的野兽们也在竞争，这两种竞争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于丛林里的野兽们竞争的是暴力和繁殖能力，而市场中的人们竞争的是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能力。在市场中，你为别人提供的服务越多，你赚到的钱也就越多。认为只要有竞争，竞争的对象不重要，无异于认为市场经济和丛林社会没有区别。

同样，企业之间既可以竞争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能力，也可以竞争从政府手里拿钱和从银行贷款不还的能力。竞争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这就是由所有制和激励机制决定的。如果一个企业能够仰仗特权从纳税人手里抢钱，从国有银行贷款不还，还能利用国家权力来禁止竞争，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不受挑战，那它为什么还要努力改进自己的产品和服务，降低成本，提高管理水平呢？

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在其经典著作《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就是由所有制带来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这导致企业不关心如何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等方式来提高利润，而是只关心如何通过讨好上级、和上级讨价还价来获得利益。换句话说，这些企业只关心如何寻租，而不关心如何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这就是国企的原罪。

国企的“原罪”给社会带来的伤害，除了周克成先生先生提到的三条之外，还有一条十分重要，那就是国有企业可能从国有银行贷款不还，而国有银行出于政治考虑或利益纠缠而不能拒绝向国有企业贷款（国有银行本身也是国企，同样关心寻租而不关心创造利润），这会给银行系统造成大量坏帐，导致金融风险增大，还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甚至金融系统崩溃。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朱熔基先生启动国企改革之前，中国的银行系统实际上就面临这种危机。因此无论我们对朱熔基先生个人有什么评价，消灭大部分国企绝对是他为中国社会立下的功劳。

老鼠推特名言

Wed, 02 Dec 2009 15:34:28 GMT

自由就是做自己的独裁者。每个人在自己的个人事务上都是独裁者，这没什么不对的。
人权不应包括得到某种东西，如果得到某种东西是你的权利，这就是说他人有义务为你提供这种东西，换句话说就是你有权奴役他人。
有些人说人应该有说话被人听到的权利，其实这就是想要强迫别人听你说话。有些人认为的言论自由就是要强迫别人听他说话。别人不肯听他说，他就说人家专制独裁。
用性本善性本恶之类来思考人性，这样做的问题之一是善恶的概念都是人发明的，人性先于善恶而存在。善恶本身是人性的产物，所以无法用善恶来判断人性。没有人类就不存在善恶，猫吃老鼠，老鼠吃大米，都无所谓善恶。
把私人行为和政府行为相提并论的，都是SB
奥巴马：我最敬仰的那些成功人士们，他们不是仅为自己着想，而是还考虑超越个人范围的事情。他们希望为社会作出贡献。他们希望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城市作出贡献。他们希望能够产生超出自己个人生活以外的影响力。//这话是小奥在变着法自吹自擂
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类用来判断好坏的标准是人类自己：凡是对人类有益的东西就是好的，对人类有害的东西就是坏的。因此你无法用这个标准来判断人类自己是好的还是坏的。
有人觉得权力和资本都干涉新闻自由，这样的人不懂什么叫自由，他们认为自己有任意使用他人财产的自由。
有些环保分子觉得一切人类活动都是在破坏地球的原始生态，那么杀人和自杀就是环保行动的必然逻辑。今后环保分子说不定会成为连环杀手，以保护地球为名杀人。
有人用战争来证明人性本恶，可是如果人性本恶，那么人类用战争来消灭自己就是件善事了。
历史虽然没有作者，但是历史书有作者。历史没有作者，没有规律，没有必然性，所以没有意义。小说的作者有自己的意志，历史的“作者”没有意志。
天下最虚伪的事就是要求别人宽容
没有一种正义是绝对的。
农夫和蛇这个故事说的是要尊重自然规律，蛇冬天要冬眠，没事把人家弄醒就是自讨苦吃。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机动车撞人白撞是合理的：1、在封闭式高速公路上；2、机动车驾驶人能证明行人意图自杀或者碰瓷。
自由至上主义乌托邦无非就是所有政府机关都由私人经营，其他地方跟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没什么区别。
女人跟强奸犯和花花公子生出来的小孩将来更可能成为强奸犯和花花公子，有利于基因的传播。
言论自由是指你发言没人干涉你，但是别人不听你说话不是侵犯你的言论自由。有些人要求有说话被别人听到的权利，纯属脑残。
如果一个女人总强调自己是女人，那就是希望别人歧视她。如果希望被别人平等对待，那就不要强调自己的特殊身份。
如果你把一个人当偶像，就不应该近距离跟他交流，而应该躲远远的默默崇拜他。因为被你当成偶像的人没有义务配合你对他的崇拜。
人类的本能是对自己部落的人有感情，因为一个部落的人血缘关系比较近。民族主义纯属是对这种本能的误用。
左派想要一个没派别，没政党，没圈子，没民族，没阶级，没社会分工，没性别差异的世界。
自由主义关心的是国家权力的问题，不关心个人该怎么生活。
自由主义只认为团体不应侵犯个人权利，自由主义从来不反对团体和派别。自由主义不反对拉帮结派，自由主义认为圈子和派别是人的本性的体现，要求人没有圈子和派别，原子化的个人直接面对国家机器，那才是左派的观点。左派总是认为仅凭自己的善良愿望就能改变世界。
我建议中国和平分裂，各独立国家互免关税和签证，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样大家想去哪个国家就去哪个国家，哪个国家政治专制或者税收比别的国家高，居民就全跑了。
中华民族的意思是凡是一个皇帝统治下的子民，都是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就跟纳粹民族和苏联民族一样，是个根本不存在的东东。
企业可以彼此竞争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能力，也可以竞争从政府手里拿钱和从银行贷款不还的能力。竞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就是由激励机制决定的。认为只要有竞争激励不重要，无异于认为市场经济和丛林社会没有区别。
民众愿意用中医中药是他们自己的事，只要政府不出钱支持中医中药就足够了。
要想让我做什么事的话，请告诉我理由，不要用无关的东西来诱惑我。
昆德拉说，这类人不能称为有感情的人，因为人人都有感情。这类人的特点是将感情拔高成一种价值观，他们扎堆之后，就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世界。 “这就是媚俗的世界。在这世界中我们崇拜情感，然后崇拜我们对情感的崇拜，为我们自己眼泪的精致感到着迷。
是投票前砸场子还是投完票再砸场子，这就是小人和君子的区别。

今天我们做许多事的时候不再需要等级森严的机构和严格的管理，甚至也不再需要有一个核心的管理者来计划一切。今天，实时协调和互动取代了事先计划，共谋取代了密谋。今天的关键词是多中心、无中心和分布式。
官僚体制仍然在用过时的思路来理解今天的世界，他们仍然认为事件必定是由少数人组织、策划和指挥的，只要抓住这少数人，就能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这种思路使他们无法真正理解网络时代。
因此神是有可能存在的，关键在于神的定义是啥。创造我们这个宇宙的智慧生命，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叫神。问题是创世的不一定是基督教的上帝，它也可能是撒旦，或者飞天意面怪
据说什么是国家机密是根据内容而不是来源来判断的。也就是说你脑子里的念头也可能是国家机密。

“网瘾”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对疾病的治疗（RFA首发）

Tue, 01 Dec 2009 15:54:28 GMT

“网瘾”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对疾病的治疗（刘荻）

2009-12-01

首先，“网瘾”二字是打了引号的。本人并不认为“网瘾”和海洛因成瘾等药物上瘾有可比之处。海洛因等药物进入人体内，会打破人体内化学物质的平衡，使人对药物产生生理依赖。上网显然没有这种效果。但是有人认为，确实有些人——尤其是青少年——的上网情况与“正常”的使用不同，他们沉溺于网络游戏，无法控制上网时间，逃避现实，社会功能受损。因此让我们姑且认为“网瘾”是存在的，并且将其与毒品上瘾相比较，看看会得出什么结论。

关于药物上瘾问题的研究，我们不能不提到著名的“老鼠乐园”实验。

在此之前，用老鼠做的药物上瘾研究一直证明：老鼠和人类一样，很容易对毒品上瘾，上瘾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是心理学家亚历山大认为，实验鼠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生活十分悲惨，如果他自己生活在那种环境中，也会想用药物来麻醉自己的。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老鼠乐园”。这个老鼠天堂有将近20平方米，环境优雅，木屑铺地，墙上绘着漂亮的溪流和草地，有罐头瓶子可供戏耍，并有大量的小房间供老鼠进行社交活动。研究发现，“老鼠乐园”中的老鼠会避免饮用含吗啡的水，即使实验者撤掉普通水，迫使所有老鼠不得不饮用吗啡水染上毒瘾，再重新供应普通水之后，老鼠们也会自愿戒毒。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药物上瘾并不是单纯的生理现象，而是与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不快乐的人更容易染上毒瘾，因为他们希望用毒品来麻痹自己；生活在糟糕的现实中的人更加想要逃避现实。这个结论在“网瘾”问题上也同样适用。许多“网瘾”少年生活在成问题的家庭中，应试教育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感到孤独、不快乐……你怎么能怪他们想要到网络游戏中逃避这种环境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瘾”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对疾病的治疗。真正的疾病，是这些孩子所生活的环境令他们不快乐。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孩子，如果没有网络游戏供他们逃避，他们的心理问题只会更加严重，说不定还会吸毒、自杀或者犯罪。这就像发烧一样，发烧不是病，而是身体治疗疾病的一种努力，发烧可以杀死病毒，使病人更快痊愈，盲目服用退烧药只会使病人痊愈得更慢。同样，不改变“网瘾”少年的生活环境和导致他们不快乐的问题，而只是设法让他们戒除“网瘾”，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痛苦和心理问题。电击、体罚之类的方法或许可以消灭“网瘾”，但也会使心理问题以其他形式出现，说不定还会出现 “不抽大烟，改抽白面”的现象。例如，杨永信网戒中心就存在这种危险的苗头。把对网络的依赖变成对教主的依赖，并不是治病的好方法。

笔会如何分裂，笔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Sun, 08 Nov 2009 18:44:30 GMT

笔会如何分裂，笔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不久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亲爱的，让我们分家吧——论独立中文笔会应该分裂》。该文的观点是：由于独立中文笔会目前的人数已经发展得超出了一个能够使成员之间保持紧密关系的部落的人数，因此笔会需要分裂。
    不过可能的分裂方式不止一种：既可以正式分裂；也可以非正式分裂。既可以像天主教会一样，通过建立分支机构和分会来分裂；也可以像新教团体一样，分裂成若干个彼此没有隶属关系的团体，分头发展。既可以按功能来切分；也可以按地域来切分。甚至还可以通过在笔会内部组织公开的“政党”或“派别”来进行。
    会员大会期间，有人跟我讨论过笔会的发展方向问题。按他的说法，笔会的海外会员想把笔会当作救援国内入狱作家的机构，而国内会员则更多地想把笔会当作国内会员的平台。他说国外已经有很多救援组织，并不缺一个笔会；我说其实国内也有许多平台，也不缺一个笔会。不过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笔会的功能有两部分，一部分像我所在的爱知行一样，从国外捐助机构那里获得资金，雇佣工作人员，完成一定的工作，例如帮助入狱作家，为他们呼吁等等；另一部分则是会员制组织，是为会员提供的平台。如果笔会的工作只集中于前一部分，笔会的普通会员就感觉不到自己加入笔会的意义何在，普通会员对于笔会的前一部分工作毫无影响，所以笔会的很多会员既不缴纳会费，也不参加会员大会。有人说普通会员可以对笔会工作起到监督作用，例如可以监督笔会的财务工作等等，但是我认为这种监督其实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因为笔会的经费主要并不来源于会员缴纳的会费，而是来源于捐助机构，而且许多会员是不缴会费的。既然花的不是我们的钱，我们也就不必费心去监督你怎样花，让捐助机构去劳这个神吧。就算捐助机构决定今后不把钱给笔会了，对普通会员似乎也是毫无影响的。
    那么我们这些普通会员希望从笔会中得到什么呢？张裕会员说过，笔会最初就是一群作家的晚餐会。我们想要的就是在一起吃个饭，扎个堆，凑个热闹，正式的说法就是把笔会作为我们的平台。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平台其实并不需要多少资源，我们并不缺少在一起吃饭的钱，也不需要有笔会的正式机构来组织。如果我们想在一起吃饭，那就去吃好了。一个平台只要很少的资源就能运转，因此我们不需要捐助机构的哪怕是一分钱，我们只希望笔会的名义能够对我们有少许保护作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一起吃饭。不要管笔会的理事会、秘书处和各委员会如何工作，那些与我们无关，我们想吃饭就一起来吃，当然，想在一起搞其他活动，就搞。让笔会的各个机构去完成他们的工作，我们普通会员就按自己的愿望一起去吃饭。
    这样，把笔会各个机构的工作，和各地普通会员的活动分开，各地会员在笔会的正式组织之外各自组织自己的活动，或许是解决笔会目前普通会员参与不足，无法充分发挥“平台”作用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笔会用这种方法分裂，如何？

如何做民运大佬

Tue, 27 Oct 2009 15:37:39 GMT

如何做民运大佬

    最近听说新民党代主席、中国民主党美西党部主席、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中国民联总部委员、中国过渡政府外交部长郑存柱先生以自由中国论坛上有人骂他脑残为由，声称要在美国起诉自由中国论坛，要求法官把自由中国论坛域名（www.zyzg.us）判给他，并且已经把得到域名之后要如何管理自由中国论坛的“后事”安排好了。
    看到此消息后，我认为郑存柱先生的脑子确实坏掉了，因为一个论坛的关键并不在于域名，也不在于服务器，而在于你是否能够吸引到一群人来陪你一起玩。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域名对你来说就一钱不值；而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申请一个域名也不是难事，甚至想要多少就能有多少。认为拥有了域名就能够控制一个论坛，无疑是脑残的想法。
    做民运大佬也是同样道理：关键并不在于你能够控制多少经济资源、出国机会等等，而在于你能够影响到多少人，有多少人会服从你。民运大佬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黑社会老大，不能用暴力和威吓强制别人服从，只能用自己的为人处事能力和人格魅力来赢得别人的信任和自愿服从。要做民运大佬，首先要身先士卒，要写文章，公开发言，努力牵头做事，这样才能拥有影响力，吸引大家跟你走。在网络时代，企图通过权谋和幕后运作来当大佬是不可能的，只会幕后运作的人，充其量也就能当个幕僚。大佬还要主动承担风险，遭到当局打压之后要勇于承担责任，这样才能赢得大家的信任和敬佩。事前吹牛说大话，出事就推卸责任，这样的人是当不了大佬的。
    想通过控制资源来控制人，也是不会成功的。今天的时代是开放的时代，只要能做成事，自然就能获得资源；用控制资源来控制人，只会激励人们为争夺资源而内斗，最后一事无成，本来拥有的资源也会消失。在与专制的斗争中，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的独立自主和理想主义，没有人能够控制我们，除非我们自愿，否则我们不必服从任何人。但是如果专制者设法使我们的领袖能够通过控制资源来迫使我们服从，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瓜分资源而不是做事，那我们就离失败不远了。

常熟国保强行购买本人T恤纪实

Tue, 20 Oct 2009 20:08:42 GMT

常熟国保强行购买本人T恤纪实

    2009年9月25日至10月11日，本人为躲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遂与江棋生夫妇和刘霞女士一同前往江南旅游。9月26日早上，我们一抵达苏州，就发现有当地国保开车跟随，共三辆。9月28日下午，我们抵达此次旅行的第二站，江棋生先生的老家常熟。
    10月2日上午，江先生开车送我们到常熟著名的尚湖风景区游览，一路上有国保陪同。因为衣服送洗，本人身穿一件上面印有08宪章LOGO和“CHARTER 08”字样的T恤，国保并未对此提出异议。
    吃完午饭，江棋生夫妇回家休息，刘霞在国保的陪同下去喝咖啡（刘霞后来认为国保是故意支开她），我回酒店休息。忽然有人按门铃，声称是常熟市公安局的，开门后进来两男一女，女警察出示了警证。
    他们说我的T恤有问题不能穿，我说我的衣服都送洗了，争论一番之后，他们离开。刘霞回酒店之后，我把发生的事告诉她，过一会酒店送来了我们早上送洗的衣服，刘霞说衣服本应明天才送来，这肯定是国保去催的结果。
    晚上跟江棋生夫妇一起吃饭，没有再穿08宪章T恤。吃完饭去沃尔玛超市买了几件衣服。国保又邀请刘霞去喝咖啡，刘霞拒绝。
    晚上在酒店休息，三名国保再次出现，要拿走我的08宪章T恤，还带来一件T恤，企图强行跟我交换。我说宪章T恤我可以不穿，但是你们不能拿走。僵持过程中，刘霞给江棋生和莫少平律师打了电话。莫律师要求警察出示证件，依然只有那位女警察出示了警证。莫律师建议我们不要硬顶，但是他们要拿走衣服，必须开出扣押或罚没物品清单。国保则说要正式手续的话可以带我到派出所去办。莫律师说要带人走也需要有手续。国保则拿出了空白传唤条。正在争论的时候，江棋生赶到酒店，跟国保交涉。他们用当地方言交谈，我和刘霞听不懂，只能看他们比画，好象在看哑剧。其中江棋生为了证明T恤上没有什么会引起旁人注意的内容，甚至把T恤交到国保手里让他们看，然后再从国保手中拿回，国保并未阻止，这说明常熟国保还是有一定素质的。
    因为在江先生的老家，我们不想给他添麻烦，所以愿意让步。刘霞要求警察把他们企图强行交换给我的T恤拿来看看。我们发现该T恤不仅不是纯棉的，而且上面印有美女头像，我们一致认为该T恤无论男女都穿不出去。我对国保说，如果你们不是要用暴力来抢走我的T恤，我可以认为你们非常想要购买它，那就要给出令我满意的价格。我要求国保写一张欠条，第二天和我一起去买一件满意的给我。国保跟上级通话后，同意第二天跟我去买一件，但是不肯写欠条，只肯用人格向江先生保证。我们只好再次让步，同意他们先拿走08宪章T恤。
    第二天下午，国保跟我们到华联商厦，我挑了一套PLAYBOY的衣服，他们付款后郑重代表常熟警方把这套衣服送给我。

亲爱的，让我们分家吧——论独立中文笔会应该分裂

Thu, 15 Oct 2009 13:37:00 GMT

亲爱的，让我们分家吧
    ——论独立中文笔会应该分裂

    最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南方旅游，半夜在火车上睡不着觉，读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引爆点》一书之后，得出一个结论：独立中文笔会应该分裂。
    该书认为，灵长动物（包括我们人类）大脑新皮质的大小与动物所生活的群体的大小成正比。据计算，人类的大脑新皮质所能处理的群体活动的最大值是150人，这恰恰是原始人类部落的平均大小。一个群体的人数如果在150人之内，群体成员之间可以保持一种紧密团结的关系，超出了这个数字，成员之间就会变得陌生，群体内部会产生宗派，这时群体就会分裂。
    独立中文笔会目前的人数早已超过150人的上限，派别和内斗的问题在本届会员大会上也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将近一半的会员不参会，可能也是由于人数过多带来的陌生感导致的，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分裂。
    亲爱的会友们，让我们分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