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问题上由来已久的记录似乎显示出，差异性和多样性根植于人类的生物本性中。在所有可能刺激我们的平等主义者的论点中，这种关于生物学和人类本性的结论就是最令他们难堪的。虽然平等主义者很难拒绝历史记录，但他们的答案是应该归罪于文化；而且因为他们显然认为文化是纯粹的意志行为，那么改变文化，向社会灌输平等观念的目标似乎是可以实现的。在这方面，平等主义者抛弃了所有“科学上的慎重”的假面具；他们很少愿意承认生物因素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必须迅速和完全地忽略生物因素。

   让我们考虑一个故意假设得有点愚蠢的例子。假设我们观察自己的文化并且发现了一条常见的名言：“红头发的人容易激动。”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判断，这个结论是红发者作为一个群体，与非红发群体不同。那么让我们假设，平等主义社会学家调查了这个问题，他们通过统计显著性数据发现红发者确实倾向于比非红发者更容易激动。平等主义者不承认可能存在某种生物学上的差异，而是迅速补充道：“文化”要对这一现象负责：一般认为红头发的人容易激动的“刻板印象”已经在早年被灌输给每个红发儿童，他们只是内化了这些判断并且按照社会的预期去做。简而言之，红发者被居优势地位的非红发文化“洗脑”了。

   虽然我们不否认这种过程有可能发生，但这一常见的控诉无疑不象是理性分析。平等主义的文化妖怪暗中假设“文化”偶然发生和积累，与社会事实无关。“红头发的人容易激动”这个想法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神圣的诫条；那么这种想法是如何产生和流行的呢？一个受到青睐的平等主义方法是把所有这种关于团体标记的说法都归因于某种无名的心理动因。公众有指责某些社会团体容易激动的心理需要，红发者就被捆绑成为替罪羊。但为什么单单是红头发的人呢？为什么不是金发碧眼的人或肤色浅黑的人呢？一种可怕的怀疑开始蒙上心头：单单是红头发的人，或许是因为他们确实更容易激动，因此社会的“刻板印象”只是对事实的一般洞察而已。当然，这种解释能够解释更多的数据和发生作用的过程，而且也更加简单。客观地看，这种解释似乎比文化是独断专行和特殊的魔鬼的想法要明智得多。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可能就会得出结论说：红头发的人在生物学上更加容易激动，平等主义者对红发者的宣传迫使他们不那么容易激动，这是企图诱使红发者违背自己的本性；因此把后面一种宣传叫做“洗脑”才更加准确。

   当然，这不是说社会永远不会犯错，社会关于团体标记的判断总是基于事实的。但我认为举证责任似乎更多在平等主义者一方而不是他们所假定的“无知”的反对者一方。

   平等主义者从一个先验的公理——即所有人，然后是所有群体都是一样和平等的——出发，认为地位、声望或权威上的任何群体差异都一定是不公正的“压迫”和不合理的“歧视”导致的。红发者受到“压迫”的统计证据，是用美国政治生活中众所周知的方式来处理的；例如，统计可能显示，红发者的中间收入低于非红发者，而且红发者担任商务管理、大学教授或国会议员的比例低于其在人口中的配额代表。这种配额思想最近和最明显的表现是1972年民主党集会上的McGovern运动。该运动挑选出了由于参加上次集会的代表人数低于其在整个人口中的配额比例而受到“压迫”的群体。妇女、青少年、黑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或所谓的第三世界）被特别标明是受压迫的；结果民主党根据平等主义的配额思想的指导，为了强求这些特殊群体得到应有的配额代表而不顾选民的选择。

    在某些案例中，“压迫”的标志几乎是个笑话。18至25岁的青少年“代表不足”，用归谬的方法很容易得出恰当的观点，确实有些狂热的McGovern改革者进而指出：五岁儿童在集会上严重“代表不足”，并且敦促立即让五岁儿童团体得到应有的代表。认识到青少年通过学徒过程进入社会，青少年比成熟的成年人知道得少，经验也少，因此很明显，他们的地位和权威比年长者要低，这只是常识性的生物学和社会学见解。但是接受这一点会使平等主义信条陷入某些实质性的疑问中；此外，这还会揭开长期以来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的严重问题的青少年崇拜的真相。因此年轻人理所当然地被标明为“受压迫阶级”，为他们强加人口配额被认为只是对他们从前的被剥夺处境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