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各位义愤填膺的道德交警、表情严肃的网络学者、还有无所事事的网民们，陈冠希事件已经暂告一个段落。在焦急等待新的雅照流传出来的这段空窗期，我们不妨坐下来，帮助王老板解决一个在他脑子里转悠了好长时间的问题：那就是自由主义该如何面对道德？当然，这是一个极度无聊的问题，如果就此展开讨论，那无疑会让我们比我们所揣测的自己看上去更像一个傻冒。那么，我们不妨找一个有趣的切入点，先来了解一件在美国司法史上和辛普森案、罗伊韦德案、凯伦奎南案等同样著名的案件：拉里弗林特一案。《南方公园》的拥趸老摇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根据这个案件改编的电影《性书大亨》，但是这部电影把弗林特美化成了一个典型的美国自由斗士和司法英雄，但事实是，他远没有那样崇高和伟大。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拉里弗林特出生于一个平凡的美国农村家庭，丫基本上是个文盲，小学都没念完。后来当过兵，做过白领，有过几次不良的婚姻记录。20岁出头的时候，他开办了一家名为“皮条客”的脱衣舞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大受欢迎，弗林特看到其中有利可图，接着便创办了一本同名色情杂志《皮条客》。和《花花公子》这样的时而严肃一把的软色情杂志相比，《皮条客》显得更加肆无忌惮。上面充斥着无码的乳房、劈开的大腿、以及可以看清楚每一根毛的女性下体，而这完全是弗林特本人恶俗品味的体现。此人流氓成性，私生活混乱，睡过的女人和杂志的销量差不多。他还曾经不无得意的宣称，他甚至睡过他家乡农场里的一只老母鸡。除了贩卖白花花的肉体之外，《皮条客》还热衷于对那些公众人物进行仿佛是永不告磬的恶搞，这其中包括总统、首席大法官、州长、甚至是耶稣。毫无疑问，这触怒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本案的另一位主人公：福尔韦尔牧师。
福牧师是一位著名的传教士，被很多人看作是美国基督教的象征，他每天通过电视机和广播向全美国人民传经布道，同时还掌握着一个名为“道德多数派”的组织，他不仅试图利用宗教来接管美国大众的信仰，同时——令人困惑和怀疑的是——还频频通过他的影响力干预政治。这种道貌岸然的货色自然得不到弗林特的好感，而这位保守的牧师对弗林特和他的杂志也是深恶痛绝，在节目里不止一次的诅咒这个“把美国国旗当尿布的杂种”赶紧见鬼去。弗林特之前已经在他的杂志上对福尔韦尔恶搞了数次，比如刊登了一幅漫画，上面是庄重的最高法院法官在要求福尔韦尔给他口交。但他显然觉得这样还不过瘾，便构思了一则更为过分的讽刺广告，于是整个美国都惊讶的在某一期的《皮条客》上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福尔韦尔在一个遍地苍蝇的公共厕所外面把他老娘给玩了。
福尔韦尔终于忍不住了，一纸诉状把弗林特告上了法庭，起诉理由是诽谤、侵犯隐私和故意造成精神痛苦。福尔韦尔认为尽管第一修正案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以自由之名侮辱他的人格和他老娘的贞操，弗林特就他妈得进局子。本来这种案件也没什么好说的，美国历史上这样的先例数不胜数。华盛顿曾经被恶搞成一只被人牵着走的驴子，托马斯杰斐逊也曾被刻画成一名性错乱的变态，而那些政客的家属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拿来当乐子了，但那些恶搞的先驱最后都逃脱了法律的惩罚。本案的情况是：如果福尔韦尔真的跟他老娘干了，那么弗林特就涉及到侵犯他人隐私。如果大众看了漫画后都认为福尔韦尔跟他老娘干了，那么弗林特就涉及到诽谤。但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故意造成精神痛苦”，而弗林特只需耸耸肩膀，说一句“法官大人，我只是无心的”，那么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但弗林特根本不尿这一套，在对方律师向他取证的时候，恶狠狠的承认他就是故意的，就是想让那个老东西名声扫地。地方法院审理时，陪审团在观看了这则取证录像之后，最终决定判处弗林特向福尔韦尔支付20万美元的赔偿金。
听到这个判决结果后，弗林特火冒三丈。他的想法很简单：法律，作为一种理性的工具，凭什么去判断道德问题呢？凭什么去界定“精神痛苦”的范围呢？凭什么华盛顿和杰斐逊的精神痛苦一毛不值，而这个虚伪的牧师的精神痛苦就值20万美元呢？于是他便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
这时候，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意识到他们处于这样的一种窘境：即，如果遵循“恶意”或者“故意”的标准，裁定弗林特败诉，那么今后将不可避免的出现权贵们以精神痛苦的名义状告那些讽刺了他们的百姓，言论的自由将会遭到损害。相反，如果裁定弗林特胜诉，那么同样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像弗林特这样的流氓以言论自由的名义肆意羞辱那些他们看不顺眼的家伙，道德的体面也岌岌可危。到底是维护道德的美好重要还是坚守法律的公平重要，联邦最高法院面临着这样的难题，也就是王老板总在思考却想不明白的难题。
在等待最高法院判决的时间里，我们的视角还是先回到王老板身上来，看看他是如何产生这样的困惑的。陈冠希事件发生以后，王老板在了解了一些陈冠希的八卦以后，认为此人是个傻逼——当然这是非常主观的。他的想法跟福尔韦尔牧师的观点一样：尽管你有这样的权利，但是你这么干了就不行。也就是说，尽管陈冠希有拍照片的权利，但是他不好好保存，轻飘飘的拿去修理，导致照片外流，说明这个烂人根本不把这些照片当回事，也根本没把这些女人当回事。所以恶搞他就是天经地义的，王老板不需要为此承担任何道德义务。但是在那篇恶搞的文章出炉之后，却招来一些批评。批评者的观点同样是福尔韦尔式的：尽管你有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利，但是这样恶搞在道德上就是说不过去。但让人奇怪的是，这些批评者一方面为陈冠希和那些女星的道德辩护，对那些说当事人道德败坏的言论进行指责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对王老板的道德提出抗议。而更加值得玩味的事实是，当一个人对陈冠希事件的第一反应是亢奋——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恶，是无意识的道德低劣，然而当他们对那些恶搞者的道德提出批评，并开始愤怒的时候，这种无意识的恶转变成了有意识的善，而这种道德转变是通过对他人的责难而完成的。也就是说，通过批评一个在他眼里看来品德低劣的恶搞者，他逐渐产生了道德意识，在这种虚幻的感觉之中，他从那些道德低劣的人群中脱颖而出，并且站到了他们的对面。
道德，首先这个字眼是如此的模糊，以至于在很多场合它被频繁的使用，甚至是矛盾的场合，其次它是否可以被当作一种工具来攻击他人。王老板认为，既然道德不存在标准，那么陈冠希们的道德固然不应受到批评，王老板的道德更不应该受到批评，不然道德就存在双重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滥交在道德上站的住脚，是因为基于权利和自由的立场——性交的权利和自由，那么王老板的道德同样也不应该掉到沟里去，因为他也是基于同样的立场——言论的权利和自由。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眼里看来，权利高于一切，当然也高于道德。
这时候，困惑便出现了。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曾经说过：“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来说，公正是最大的利益，通过社会调控的三种方式，即宗教、道德和法律，这种利益得到了保障。”那么，在法律之外，道德的调控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对此，康德的意思是，除了个体自律以外，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道德调控。霍布豪斯也曾经指出：自由主义是这样一种信仰，即认为社会是能够安全地建立在“自我指导”的人格力量基础之上的。然而，如何去确保这种抽象的脱离社会的先验自我以及道德自律的存在呢？当这种自律失控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必要通过道德攻讦甚至强制干涉来确保或者提升道德水准呢？而当我们实质面临这样的一种冲突：道德（good）和法律（right）的冲突，道德公平和权利公正的冲突，该如何处理？该如何从中寻求平衡？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阐述为：自由主义该如何面对道德？它是否需要某种道德基础以赢得支持？
1988年——也是美国宪法签署第200周年——联邦最高法院就弗林特一案最终做出了决定：宣判弗林特无罪。最高法院坚定维护了自由的重要，而对道德模棱两可。对此，首席大法官解释到：认定什么是或者不是“过分的”是一个十分主观的标准，对什么是或者什么不是“过分的”认定标准并不是固定的，它会因为地域和案件发生的时间以及陪审团组成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法院允许公众人物仅仅基于一则“过分的”陈述而获得赔偿的话，那么陪审团可以轻而易举的对他们不喜欢的被告做出不利裁决，而这将导致对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的破坏，这是让人无法容忍的。
最后法院非常人性的补充了一点：此案由于涉及的对象属于公众人物，而他们是自愿出现在大众面前的，所以就应该承担更多的非议和压力。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公众人物应该皮厚一点，不能动不动以精神受到损害的名义觉得受到了委屈而状告他人。但是对普通民众而言，情况并非如此，所以此案的判决并不一定适用于一般平民。当平民也遭受福尔韦尔同样情景的时候，那么在权利和道德之间，法院会更偏向于维护平民的道德尊严。此案结束以后不久，法学家和历史学家斯莫拉进行了这样的一段总结：“历史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第一修正案的伟大战役都是由那些受我们的文化排斥和忽视的人……我们的民权活动家，我们的三K党，我们的拉里弗林特攻下的。”
那么，这带给王老板的启示就是：
1、陈冠希是个公众人物，不能因为他处于不利境地就回避他是个公众人物的事实。
2、所以陈冠希应该皮厚一点，我们也没必要向他道歉。
3、这和对待张殊凡，一个普通平民少女的立场是存在差异的。
4、恶搞陈冠希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问题，而仅仅是道德问题。
5、然而以客观权利的立场，陈冠希等人的道德和恶搞者的道德都不存在问题。
6、如果以主观的没有标准的道德立场，那么他妈的谁的道德都有问题。
7、所以，如果指责恶搞者的道德，就必须同时指责陈冠希等人的道德。反之亦然。
8、道德意识除了自知自觉之外，别无他途。
9、在个体道德自觉和他人对我的道德呼唤之间，选择前者。
10、正是因为弗林特以及恶搞的存在，才让我们有机会面对我们内心的道德困惑，去肯定权利和自由的价值，去解决权利和善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
11、恶搞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