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大学那会，去一个北京同学家里做客，他妈妈给我们递了两听可乐，我接过来，嚅嗫着嘴，还没张嘴说话，而我的同学却泰然自若的说了一句：谢谢。我大惊失色，感觉这一幕无比荒诞，匪夷所思。等从他家里出来以后，我迫不及待的问他，为什么你要对你妈说谢谢呢？他感到很奇怪，说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然后他反问我，你从来没有对你妈妈说过谢谢吗？我低下了头，心想，岂止对我妈没说过，之前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谢谢。

那年回家的时候，觉得非常愧疚，这么多年了，没对我妈说过一句谢谢，真是不应该啊。有一天晚上睡觉前，我妈给我端了一杯牛奶，我接过来，满怀着感激和爱，对她说了一句：谢谢。然而这样导致的后果是，我妈脸都绿了，看上去有些气急败坏，冲我嚷嚷起来：你说什么？他妈逼的你说什么？在外面学好了是吧？有出息了啊！我也有点慌了，赶紧解释：没没，妈，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说……我妈气咻咻的走了，接下来的几天再也没给我端过牛奶。

我妈的心情不难理解，她觉得她的儿子远离了或者背叛了他成长的环境，他去了北京，成为了一个文明的体面的，或者是虚伪的客套的，即将跟她分道扬镳的人。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个王八蛋居然跟他老妈说起了谢谢！这样的心情我也是后来才体会到的。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了十多年。虽然每年只能见一面，但在我心里他始终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和烟雾缭绕的录像厅、褪色掉皮的台球桌、被翻烂了的武侠小说以及露天电影院一起，都被深深的雕刻在了我的县城记忆里。这记忆对我而言是如此深刻，我坚定的认为它是不可磨灭的。直到不久前，这种记忆出现了坍塌。我帮了他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忙，然后他发了条短信过来，上面只有两个字：谢谢。那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谢谢，我很难说清楚那时候是什么感觉，觉得垂头丧气，就像我妈当年听到我说谢谢一样。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可能是地域的原因，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人跟我一样不愿说谢谢。后来我试图从其他角度去更准确的把握这种心态，但一直做不到。倒是崔健有一次在接受《人物》栏目的访问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原来我是最讨厌虚伪的礼节这种东西，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很多世俗的礼节，我都没做过。也许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摧毁我最多的东西那就是礼节。后来我发现我们这么大的人，都有同样的特点，就是我们都没有礼貌，我们没有礼节，我们对什么人都无所谓。我们不会给人低三下四的鞠躬，我们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地去绅士那种，去给人行礼。我们也不会像日本人一样，见面先给人鞠躬。我们甚至，我也不会像我们长辈一样去按传统的那种方式，去给人行礼，都不会。后来我发现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一代。但是这点有它一定的价值，有它一定的可悲性。”

崔健的这段话给我的感觉是，那种不讲礼节的性格更多的是有一层沙文主义色彩。文革的一代，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沙文主义倾向，这种沙文主义表现在地域上——举例来说——就是大院文化。是那种唯我独尊的、蛮横的、粗暴的、爷们的文化，他们不跟人说谢谢，没有礼节，很多时候只是出于排外的或者优越的心理。从满清提笼架鸟的富家少爷到文革张牙舞爪的大院子弟，从大清朝到大中国，这种心理得到了遗传，而这无疑是非常丑陋的。但我相信崔健并非如此，他想表达的或许是那种比较左派的热情坦诚的渴求平等的性格。

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的生来腼腆，有的性情奔放，但他们都不爱说谢谢。这些人也包括我。对我而言，谢谢是一种虚伪的表达方式。在多数时候，你说谢谢，仅仅是因为你需要说谢谢，你需要让自己看上去很有礼貌很有教养，因为这是社会规范的一种。而我对很多人都不愿说谢谢，比如餐馆服务员。每次看到那些年纪比我还小的姑娘给我上菜的时候，我总是想，凭什么她们要拿着微薄的薪水来给我这样的傻逼端菜呢？她们本来都是我的姐妹，她们本来应该有更好的生活。我拒绝自己像一个脑满肠肥的食客一样，一边咀嚼着嘴里的食物，一边头也不抬的对她轻飘飘的甩出一句谢谢。在一个没有小费习惯的国家，我可以默认这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但绝不会用一句谢谢来将之明确化。

你可以把这理解为矫情，理解为装逼，理解为偏执，但我就是讨厌这么干。在这里，我的情感是分明的指向平等主义的，表现在对一个因为起点和过程的不平等而无法享受结果相对平等的餐馆服务员的态度上。但现实却逼迫我去接受残酷的右派式的市场竞争概念。从一个泛泛的角度，我可以这样说，左派给中国人带来了情感共鸣，而右派则提供了现实诉求，而这造成了很多人比如崔健的矛盾和分裂：“我想唱一首歌宽容这儿的一切，可是我的嗓子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崔健在那篇访谈中说自己原来是最讨厌虚伪的礼节的，说明他现在也许已经没那么讨厌了。就像我现在偶尔也开始说谢谢了，这种感觉有点像王小波：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我还不致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