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我算不上是一个酒鬼，对酒的鉴赏也相当浅薄。比如在某个聚会上，我咽下一口酒后，模仿好汉的造型大喝一声：好酒！旁边不知趣的朋友就会发问：哪好了？我谨记着从广告上背来的台词，说道：入口浓香无比，回味酱香绵绵。朋友继续问，那啥是酱香？我说，那还不好理解？不就油盐酱醋的酱吗？于是一帮孙子就哈哈大笑起来。

喝了这么多年酒，以我的感觉，好喝的有三种。一种是汾酒，山西人都爱喝高度汾，一方面假货比较少，另一方面确实喝多了不头疼。另外一种是辽宁的三沟酒，这种酒内蒙也有贴牌生产的。我在内蒙那一年，天天喝，喝出感情来了。还有就是毕业前夕常常喝的京酒，但这种酒我喝伤了，后来就没再喝过。其他的，全忘了。

生平喝酒最快乐的时候也是在内蒙的那段日子。蒙古兄弟粗糙的像一片磨砂纸，可以擦光任何娇嫩柔弱的情绪，他们的开场白基本上总是这样的：站起来，把酒喝了，然后坐下。酒到中旬，他们还会唱起歌来，唱什么我听不懂，我唯一能听明白的歌词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每次我都觉得热血沸腾，想跟着喊两嗓子。我总能想起那年冬天，内蒙经常下雪，一群人坐在蒙古包里，围绕着热腾腾的羊肉火锅，喝着奶茶，频频干杯的好时光。后来回北京以后，我在酒桌上就很少重温这种单纯的快乐了。偶尔应邀参加几次饭局，席间众人要么不喝酒，个个衣装笔挺有如置身交际晚宴，出言无趣更似参加六方会谈。每当此时，我就会叫服务员小妹来几瓶啤酒，给自己倒满了挨个碰杯，众人也面带着乏善可陈的微笑用杯中的茶叶回敬，你以为我敬重他们吗？不，我连这帮人的名字都没记住，我只是想赶紧把自己灌醉了好继续，因为，“我只有喝醉了才能和傻逼交谈，包括我自己。”——酒鬼诗人吉姆莫里森的话总是这样透彻。

和这种场面相比，更多的情况是这样的：在酒精的过渡和勾引之下，憋屈的内心豁然开朗，一群人开始严肃的探讨人生与社会，道德和追求，破灭跟永恒，在逼仄的现实一角纷纷耍起了理想主义的酒疯。然后有的人就哭了，有的人就吐了，悲戚戚的眼泪在一群中年男人之间丢着手绢。这时候有个声音就会在我的内心响起：骂了隔壁的，你还呆在这里干啥？

一个人活得拧巴是值得理解的，甚至是值得赞美的，这证明他内心还有冲突，并不甘于和人生妥协。但是，通过酒来发泄显得太过脆弱而虚伪，且对不起那瓶好酒。酒带给人们的应该是被压抑的快乐，而不是被压抑的痛苦。我生平见过最可爱的酒鬼是我老家的一个人，此人50多岁，依然光棍，每次喝酒喝多了，就会脱的赤条条的，在乡下的田野里撒欢，白云、黑土、阳光、裸体——这简直就是印象派。村民都说他精神有些不正常，但我从不这么认为，我非常羡慕他，我不想假惺惺的谈福柯，但在他身上我确实看到了非理性的神采。因为我也想脱了裤子这么干，但从精神到肉体，严苛的社会规范已经把我上上下下摸了个遍。我已不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然后是机器人、植物人、死人。就算是喝醉了，也会保持足够的清醒来阻止自己。可是我是多么想这么做，我就想脱了裤子甩着鸡巴光着屁股乐滋滋的在马路上狂奔，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我他妈的就冲谁小便。

因为这样我会很快乐，我就回到了童年，谁的童年不都是这样吗？穿着开裆裤，小鸟耷拉在外面，没人笑话它是大是小是长是粗。裤子可以随时脱，小便可以随便撒，大家都会宽容而慈祥的看着你。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了，我们是体面的成年人。我们只能宽容别人，没人再来宽容我们。道德包袱、社会责任、生活压力，扛着三座大山在世上行走，每个人都神色匆忙，面带焦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那就喝吧！

现在，不能让我快乐的酒我不喝，如果喝了酒让我更痛苦，你说我喝你干啥？在饭桌上，如果感觉到这帮人在半小时之后就会从嬉皮笑脸的风格向规模宏大的命题倒戈，我就滴酒不沾，在他们喝晕了之前放个响屁然后跑得远远的。事实上，我也不大可能跟这种人喝酒，这种人更不会叫我。在北京的几年间，叫我喝酒次数最多的大概就是洪启，因为他不是这种人，我也不是。酒鬼洪启的故事很多，我随便讲两个。有一次他无所事事的在北京站转悠，认识了一个浙江人，两个人跑到一个小饭馆喝的昏天黑地，喝到火车快出发了，但两个酒鬼还没喝够，于是洪启跟着这个素不相识的浙江人坐了一天一夜火车跑到对方家里，然后接着喝。身上一分钱没带，最后朋友给他寄了点钱自己买张票回来了。还有一次，洪启喝到下旬上厕所，在便池旁偶遇一法国人。俩人随即扶鸟对谈，亲切地像多年的老友：“我要办一个演出，你一定要来。”“我一定会去，在哪？”十分钟以后，这个法国人就端着酒杯跑到洪启的包间里喝上了。

我喜欢这样的酒鬼，也喜欢这样的故事，这让我觉得亲切自然。在英国的时候，每次想喝酒只能跑到酒吧去，伦敦青年都穿着尖领衬衫，各自拎着一瓶PEDIGREE BITTER，一口一口的抿，喝一晚上也喝不完，我看得直吐血。那时候我很想念中国，想念在那里的那些特别的酒鬼。如果你问我喜欢中国这块土地的理由，那么这就是其中一个。我知道这个理由实在不够好，但对我来说已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