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陳水扁現象看領袖與群眾的關系
王丹
不管你是喜歡他還是討厭他，回顧過去三十年臺灣的政治發展，都不可能回避陳水扁這個人。理解黨外運動的崛起，理解政黨輪替實現的原因，理解民進黨八年執政的功過，甚至是從更高的層次理解在社會轉型時期的發展進程，都不可能離開對陳水扁的理解。問題是：我們用什麽樣的方式提到他。
迄今為止，有關陳水扁的論述存在兩個問題：第一是情緒化。相當一部分泛藍選民對陳水扁的仇恨只能用莫名其妙和歇斯底裏來形容，似乎世界上一切惡的因素都集中在了陳水扁的身上，而個人所有的心理挫敗以及社會上出現的種種問題，都是陳水扁一個人造成的；而部分泛綠選民“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的心態也有類似之處，只是聲勢上似乎小得多。第二是個人化，即把圍繞陳水扁這個標簽出現的一切問題都歸結為其一個人的問題，甚至是個人人品的問題，不能從制度層面，或者歷史發展的線索的層面去分析。這兩種現象其實也是相輔相成的，它不僅簡單化了本來很復雜的社會政治問題，在社會客觀效果上也成了臺灣藍綠對立嚴重，社會受到撕扯，共識難以建立，民主品質難以得到提升的後果。就這個部分而言，藍綠兩個版圖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因此，如何能夠抽離對陳水扁的情緒 化和個人化的判斷，以“陳水扁現象”作為思考標的，不僅有理論意義，也有現實意義。這是本文寫作的主要動機之一。
陳水扁現象涉及範圍頗為廣泛，可以提出討論的課題也有很多，限於學時與精力，筆者不可能全面論述。下文中我希望能夠提供一些思考的只是其中一個側面，那就是我們如何從陳水扁現象中，加深對於領袖與群眾的關系這個課題的認識。因為作為一個魅力型的政治領袖，陳水扁的建立在群眾認同基礎上的政治聲望是政黨輪替的關鍵成分之一，這種聲望的衰落也是二次政黨輪替的關鍵性因素之一。作為領袖人物的陳水扁與轉型時期的民眾的互動，出現哪些特點，這些特點對於社會發展和政治發展產生什麽樣的影響，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尤其希望能夠在歷史學研究的基礎上，引進社會心理學和群體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對於這種關系中出現的“異化”現象有所討論。我希望提出的問題是：陳水扁現象是陳水扁一個人的問題嗎？造就了領袖的群眾，對于領袖的轉變到底要負多少責任？群眾對于領袖的心理需求，這是領袖能夠影響群眾的基本因素，但是，領袖本身對于群眾是否也有某種心理需求，甚至心理依賴呢？我相信，對歷史的經驗教訓的總結，有助於我們在當下和未來的民主化進程中，調整和完善各種制度設計，使民主政治的運作能夠更加穩定順暢。
一．群眾需要什么樣的領袖
兩位法國人勒龐(Gustave Le Bon,1841-1931)和塔爾德(G. Tarde，1843-1904)開創的“群體心理學”，關注的是個體聚集成群後發生的心理狀態，揭示出的道理是：在人類心理中存在著某些不受理性原則支配的強大因素。引用群體心理學的知識分析政治發展中領袖與群眾的關系，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個領袖的形塑過程中，其身邊的群眾對他/她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所謂“時勢造英雄”，這裏裏的“時勢”，其實也應當涵括群體的力量在內。我們不僅要了解一個領袖人物是如何能夠左右社會局勢的，也要了解為什麽群眾會順應領袖的意誌，更要了解這樣的左右與順從在領袖與群眾之間的關系是單向還是互動的，以及這樣的互動對雙方產生的影響。
揆諸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人們都覺得需要變革而又不知如何變革時，在為生活空虛或認同失敗尋找替代品時，我們都會感到迫切需要“魅力領袖”的出現。正如艾略特所說，人這種動物承受真相的能力很有限。遁入虛幻之境是他消除痛苦最有效的心理機制之一，所以他喜歡那些折射出某種集體幻覺的東西。一九七零年代之后的臺灣，社會心理變化迅速，人民期待變革，并且普遍預期社會大變革必將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人民需要的是魅力的領袖，能夠把群體心理用具體的形象呈現出來。而陳水扁的人格特質，是她的領袖魅力的精神基礎。這種特質，首先表現在他的自信上。
“我的人生哲学是死生如同输赢得失一般。生即死，死即生。输即赢，赢即输。得即失，失即得。”陈水扁有一种对命运的盲信，这来自于他多次看上去不可能胜利而胜利的选举。例如1981年的臺北市市議員選舉，陳水扁本來沒有打算參與，是在路上遇到蘇貞昌才被勸說投入的，當時距離投票只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結果第一次參加政治選舉，陳水扁就獲得全臺北市的最高票。這樣意料之外的勝利，很容易使人滋長盲目的自信。發展到最后，很多的判斷甚至不需要具體的推理過程和證據，只來自于氣勢和信心。一直到陳水扁進入看守所，他的自信還是依循同樣的模式。當談到臺灣獨立的三個步驟---拒統公投，制定新憲，加入聯合國---的最后一個的時候，他說：“外部的入聯，自然會有國際社會的聲援，臺灣人民不再是孤兒棄嬰，得道多助，一定會有解決方案。”“一定會有的”，這樣的盲信是他一路走來的堅強的心理支撐。
這種盲信是埋藏在內心中的，但是生發出來，展現在群眾面前，就是一種自信。這樣的自信，是非常具有群眾魅力的。團隊作戰是陳水扁的長項，用人不疑也是他領導團隊的優點。他率先成立第一個立法委員辦公室，并有助理群協助問政。但是骨子里他還是比較相信自己的判斷，或者說是直覺。這来自于他成长过程的经验。陈水扁出生三级贫农，能够有今天，至少在人生的起始阶段，主要靠的是自己的努力，这使得他的自信心无比强大。他曾经自己说过：“我从小就知道存进，必须靠自己认真努力。”
真正經過精細計算產生的信心，其實因為其理性程度而沒有那樣的美麗，群眾要的就是一種近乎迷信的崇拜。而陳水扁，給群眾的，就是這樣的崇拜。這樣的群眾魅力，在所有的擁有群眾基礎的領袖身上都存在。那種為勝利，對未來不容置疑，雖千萬人而我獨往的信心，就是這種魅力的核心。這使得政治，有時候就是一種宗教。或者反過來說，能夠把政治宗教化的政治家，在政治轉型或者動蕩的亂世中，更能取得成功。因為那時候的群眾，真是群體心理上最需要引領的時候。這也間接說明了為什麽魅力型的領袖，往往在轉型完成之後，當革命勝利之後，就逐漸被群眾拋棄的原因：人們回顧理性，在逐漸建立的程序中找到了自己以及自信，領袖就不需要了。歷史對領袖來說是無情的，但是其本身的發展是理性的。
陳水扁的人格特質，除了自信，霸氣之外，還有就是賭性。這些都是能夠產生群眾魅力的特質。陳水扁自己對此有明確的認識，他曾經說過：“二000年總統大選，我們是拿第一當選的。如果是絕對多數的選制，再來第二輪，宋楚瑜一定跟第三的連戰合作，我們還有機會嗎？這就是信心的問題。作為領導人有時也需要一些霸氣和豪賭。”當群體既期待變革又無法清晰認知未來發展方向的時候，因為具有自信和賭性而變得意志堅強，對未來充滿信心的領袖，就是群體所需要的。而陳水扁的迅速崛起，真是因為他符合了群眾的需要。換句話說，沒有這樣的群眾需要，就不會有陳水扁現象的出現。但是能夠掌握這種群眾需要，就是陳水扁個人的突出之處。真正的政治家，都是不自覺的心理學家。他們對群眾的心聲，情緒，需求，有一種近乎本能的掌握。陳水扁的成功，是與這種對民意的把握息息相關的。
二．群眾如何受到領袖的影響
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兩個非常著名的經典的心理學實驗為群體壓力與趨同心理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一個是社會心理學家謝裏夫（Muzafer Sherif）所作的自動移動光效果（autokinetic light effct）研究（1936，1937），這個研究的生理基礎是人的神經系統對昏暗燈光會過度補償，從而對靜止的燈光產生移動錯覺的心理現象，對此，被試並不知曉。研究人員讓被試分別在個人和群體兩種情境下對移動的距離作出判斷。結果發現，雖然最初個人環境下的判斷彼此差異很大，但隨著在群體情景中實驗的進行，個人對自己的判斷不斷的調整和修正，最後愈來愈接近群體判斷結果的平均值，並且這個判斷標準會固定下來，並在以後的判斷中發揮作用。這個實驗結果顯示了在模糊情境下群體依賴、群體壓力的存在和群體規範的形成，同時顯示，群體的影響或者說壓力能夠超越群體的存在，出現在沒有群體的環境中。謝裏夫的研究讓我們看到了群體壓力和群體規範對人們的認知行為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
另一個經典的實驗是社會心理學家所羅門•阿希（Solomon Asch）所作的“線段實驗”（1955－1956）。與第一個實驗不同的是這次實驗的環境是明朗的，而且被試只有一個，其他的七名“被試”都是為配合實驗而故意安排的助手，給被試兩張卡片，一張上有一條線，另一張卡片上有三條長度不同的線，然後讓被試說出三條線中哪一個與另一張的一條線長度相同，表面上是調查被試對線段長度的判斷，而阿希真正感興趣的是在群體壓力介入環境時將會出現什麽情況。於是阿希讓助手被試在幾次正確的判斷線段長度之後故意都給出錯誤的答案，然後觀察真正被試的反應。實驗結果驚人的發現有33％的被試屈服於小組的壓力而做出錯誤的判斷，而且可以觀察到被試在這個屈服於群體壓力的過程中伴隨著激烈的內心沖突，因此這個實驗還引發了學界關於實驗中的倫理道德的大論爭。阿希的實驗向我們表明：有些人情願追隨群體的意見，即使這種意見與他們從自身感覺得來信息相互抵觸。群體壓力導致了明顯的趨同行為，哪怕是以前人們從未彼此見過的偶然群體。
這兩個心理學實驗，都揭示出群體對個人的影響，會使得個人的意見逐漸趨同群眾主體的意見。而被群眾形塑出來的領袖，當他的地位已經超脫與群體之上，成為群體的代表的時候，他的個人的言行往往也就成為另一種“群體”，去對個人的意見形成莫大的影響力。也就是說，當我們把一個魅力型領袖推崇成群體的代表的時候，這里就有一個天生的危險，那就是他的個人意見可能借助這樣的代表所賦予他的力量，反過來對群體產生巨大的影響。這就是一種“異化現象”。
所謂“異化”(alienation)，原本是從黑格爾開始運用，指主體與客體發生變裂。馬克思主義發揚光大，用以批判資本主義體系導致工人與勞動的關系發生顛倒性變化的特質。筆者借用這個概念是想說明，群眾塑造領袖，是希望領袖帶領群眾走向未來，而這個未來是建立在群眾的群體心理的基礎上的，領袖因為認同或者表現出認同這種未來，才被群眾推舉為領袖，推舉為群眾的代表。但是，當這種代表性一旦確立之后，卻經常出現這樣的哦情況，那就是領袖的意志因為這種代表性而變得過于強大而無法被群眾所控制，甚至反過來控制群眾。如果領袖心目中的未來與原本群眾 心目中的未來發生分歧的時候，群眾會被引領到領袖指出的道路上去，盡管這是有違初衷的事情。時代塑造了領袖，結果領袖反過來塑造了時代，這就是因為領袖成功地掌握了群眾。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力”，就是經由這樣的一種“異化”同時成立的。
一個成功的領袖，在面對群眾的時候，至少要具備三種素質：第一，要能夠發現群眾潛藏的能量；第二，要善于調動起這種能量；第三，要能讓群眾認可他為這種能量的代表。為此，他要具備一些基本的技巧，比如，要有語言上的鼓動能力，要能夠論述出打動人心的具體故事，要向群眾獻媚，等等。對于群眾如何在集會中受到“廣場效應”的影響，羅素曾經有過描述，他說：“在目標一致的熱烈集會上，有一種熱情和安全交織的得意感：這種共有的情緒越發強烈，直到排除一切其它情感，只剩下一種因‘自我’倍增而產生的權力興奮感。集體興奮是一種絕好的麻醉，其間，理智、人道主義、甚至自我保存很容易被遺忘，其間，殘忍的屠殺和英勇的殉難同樣是可能的。”而陳水扁對民意的精準把握，對于議題設定的引領能力，他在群眾場合演講的煽動力，他個人形象的成功包裝，在黨外群雄并起的時代，放眼天下是無人可以匹敵的。這似的他能偶迅速崛起并成為人民的代言人，也是民進黨的代言人。但是，這樣的地位，也使得他具備了扭轉民意的能力。
對于陳水扁與綠營民眾的互動關系，評論家顧爾德有精辟的分析，他指出：“經過幾次選舉操作與朝野政治對決，他發現基本教義大旗更好用。先樹起鮮明旗幟，逼著泛綠必須支持，鞏固基本盤之后，再一步一步向外逼近，一小段一小段把香腸切過來。這套策略讓黨內噤聲，否則會被扣上讎寇之名；而中間到淺綠這塊，或為現實利益而西瓜偎大邊，或擔心光譜另一極的藍色復辟，只得含淚投票，支持愈漸教條化的綠色政權。其實不是阿扁被‘基本教義派’綁架，而是阿扁利用‘基本教義派’綁架淺綠到中間力量。不過這種借由制造張力形成的政治網絡很難長久---必須一次又一次加壓，讓這張保護網繃緊，若這個網破一個洞，就整個渙散潰決。” 扁的特點是直接面向民眾。這固然有能夠激起民眾熱情和參與度的優點，但是另一方面，又有損於作為一種機制的民主的建立過程；而繞過程序去面對民眾，也破壞了黨內的遊戲規則。這樣的政治領袖固然可以“打天下”，但是並不適合“坐江山”。因為革命需要的是打破舊有框架，而治理需要的是穩定的程序和遊戲規則。
人民擁護的領袖，可以反過來主宰人民。同樣，得到人民擁護的領袖，也有可能被人民所引領到個人生涯的末路。這種吊詭，就是歷史給后人留下的教訓之一。如何吸取教訓，就是另外一個題目了。
三．領袖是如何被群眾影響的
領袖與群眾之間的互動出現“異化”的現象，需要一定的觸媒（長期因素）或者刺激事件（短期因素），而對于陳水扁的個案來看，這個觸媒就是選舉。選舉作為一種政治運動，它需要的領袖所具備的那種人格特質，與治理國家期間需要的領袖人格特質截然不同。選舉中那種沖撞性的語言，那種熱烈的“廣場效應”，那種緊繃的氣氛，的都使得領袖與群眾的心態不可能保持冷靜理性。在這樣的“廣場效應”下，領袖的個人氣質借由群眾的集體氣質得以強化并固定成型，而群眾也被強化了的領袖個人氣質所打動而被領導，雙方的互動此時是正面的。
但是太多的選舉無疑會使得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或者心態難以形成。勒龐就曾經指出：“長時間融入群體行動的個人，不久就會發現---或是因為在群體發揮催眠影響的作用下，或是出于一些我們無從知道的原因---自己進入了一種特殊狀態，它非常類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師的操縱下進入的迷幻狀態。”。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作為一個個體，領袖人物的性格與其他普通人一樣，也是多元而且易變的。外在因素的劇烈改變就是一個變數。但是，領袖因為在群體中的特殊地位，而更容易受到劇變的外在因素的影響。于是，領袖的性格上的變化就會顯得特別突兀。作為領袖，其個人性格，其實比普通人更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簡言之，領袖會迷失自己，也是因為這種“廣場效應”造成的。
群眾需要強人型政治領袖，但是強人型政治領袖通常會在不斷的政治角斗中形成獨斷專行的領導風格。這樣的領導風格中將凌駕于群眾意志之上。陳水扁在2000年當選總統之后，為了凸顯新制度對于舊制度的突破，辭去民進黨中常委的植職務，標榜不再涉入黨內事務，誓言做一個“全民總統”以實踐黨政分離的政見主張。但是，隨著行政權力的逐漸凝聚，以及朝小野大的現實壓力，僅僅兩年之后他就放棄原有路線，在2002年7月21日的民進黨十屆一次黨代會上就人民進黨主席。而民進黨內對于這樣的放棄可以說是鴉雀無聲，綠營民眾也不置可否，他們的集體意志已經被強勢的個人意志所左右。
此外，對于領袖來說，精準把握群眾的民意是非常關鍵的，也是具有很大難度的事情。這主要是因為，第一，群眾的集體心理是復雜的，不同的成分混雜在一起，難以辨識清楚，而往往有部分民意被掩蓋，就更加難以看清真相；第二，群眾的集體心理是會變化的，而且變化起來很快，所以“民意如流水”就是，這是民眾必然具備的現實利益考量導致的。在民進黨和陳水扁崛起的過程中，民意的支持既有族群認同的因素，我們可以稱之為“民族主義取向”的民意；也有不滿國民黨腐敗統治，希望臺灣有一個走向民主化的改變，我們可以稱之為“自由主義取向”的民意。在任何狂飆突起的大規模政治運動中，都會出現一個現象，那就是某種民意被另一種更為激進的民意所掩蓋，全部的民意被部分的民意所代表。我們可以稱之為“民意的陷阱”。在支持民進黨的選民中，主張社會改革的民意就有被主張民族自決的民意所代表的現象。作為領袖，如何分辨和掌握這種現象，涉及到政治資源的保存于轉化，是狂飆之后要思考的問題。但是陳水扁在執政后期，集中資源照顧民族主義取向的民意，而忽略了對自由主義取向的民意的籠絡，這是支持者中部分民意轉向的原因之一。也是民進黨選票流失的原因之一。2002年臺北市長選戰中，盡管陳水扁連續三周以省籍和統獨為選戰主軸，以“選特首”，“香港腳”等論述試圖爭取綠營基本盤的鞏固，但是票開出來，民進黨在臺北市士林，北投，中山，大同，萬華這些被視為“綠營票倉”的地區全面失守，造成這種結果，“民意的陷阱”是一個值得吸取的教訓。
總之，當我們觀察到領袖與群眾的關系，出現“異化”的現象的同時，我們也不應當把這種現象簡單地歸結為領袖者本人的個人問題上。領袖的“異化”其實也是時代和群眾的影響，某種程度上說，也不是他個人可以完全控制的。如果我們個人化地處理這樣的“異化”，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歷史的教訓。
四． 結論
通過以上比較粗略的分析，我試圖說明的是，在社會轉型時期，領袖與群眾的關系呈現出復雜的發展形態。其中一種可能就是：一方面，某個特定時代會產生強烈的群體心理需求，而魅力型領袖就是因應這樣的心理需求而產生的，此時，領袖是群眾和時代創造出來的；另一方面，這樣的代言性質賦予了領袖取代群體的地位，領袖個人成為了群體，而群體中的個人受到的是這個戴上了“群體”面具的個人的影響，于是真個群體本身反過來受到了領袖這個個人的左右。這就是領袖與群眾關系中的“異化“現象。
陳水扁因為他特有的個人特質，包括自信，執著以及富有個人魅力和煽動性等等，就是這樣的時代代言人。但是，正是因為群眾對他的信任，他也成了凌駕群眾之上的領袖，其個人意志凌駕到了群體意志之上。陳水扁統治后期領導威望下降，但是卻無人可以扭轉他的領導方向，就是這樣的“異化”的結果。
這樣的“異化”現象，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毛澤東對于中國革命來說，就是典型的“異化”現象。中國100多年來期待變革的群體心理，是毛澤東能夠借助他的個人特質成為人民領袖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共建政之后，本來應當致力于經濟建設，但是毛澤東憑借他已經形成了的領袖地位，以個人對于革命的理解凌駕與中國人民之上，迫使中國進入“繼續革命：的狀態，最終以”文化大革命“作為革命的結果而無人可以阻擋。這樣的“異化”了的領袖，對于民族來說就是一場災難。
但是，我提出“異化”這個概念，并不是想簡單的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異化”了的領袖。恰恰相反，我們必須看到，領袖的“異化”是領袖與群眾互動發展的結果，并不是領袖單方面變化的結果。當我們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的時候，最輕松簡單的方法，就是把責任歸咎與個人，但這也是最膚淺的態度。這也是我不能同意把臺灣過去10年中民主發展方面出現的問題，一股腦地推到陳水扁一個人身上的原因所在。我們必須看到，領袖與群眾的互動，缺乏一些外在的保障，這才是“異化”產生的原因。領袖本人固然要接受社會的批評并承擔個人的責任，但是更加重要的，還是在于外在環境的制度性建設。
如何防止領袖與群眾的關系中發生“異化”的現象，我以為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思考“第一，應當逐漸破除對領袖的過分依賴，把建設的重點放到對于公民社會的期待上。第二，應當從制度上去建立一些機制，防止領袖的個人意志能夠凌駕與群眾之上。第三，每個人都應當從人格上進行自我建設，建立自己的良心機制，才不會被領袖的意志或者群眾的意志左右。
最后要說明的是，本文只是相關論題的初步討論，尚屬于非常膚淺的階段。尤其是“異化“這樣的哲學范疇的概念，是否適合引用到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心理學的領域中，還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得到更多的批評和補充。本人與其說是要解答一些問題，不如說是要提出一些問題。這也許會令一些讀者失望，但是有時候，提出問題比解答問題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