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6日）晚上从香港回广州，过罗湖桥时，一边走一边用手机上twitter，发布几条关于近期给郭宝锋寄明信片一事的思考。     

不少人问我，给郭宝锋寄明信片会不会的风险，也有人问我，发起给郭寄明片的活动会不会担心有风险。我的答案是:如果就国家的法律而言，是完全没有任何风险的。

又有人问我，如果别人不跟我们讲法律怎么办?我说，我从不考虑法律与逻辑之外的风险。如果跟一个四七二十七的人计较是不是四七二十八，那自己迟早也会变成四七二十七。

要记住，我们只跟坦诚的人讲信任，跟理性的人讲道理，跟规矩的人讲法律。除此之外，我们只能比拼智慧，实力与勇气。   

寄明信片，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极具被动意义上的公民运动（给良心犯寄明信片），朋友在向我提示风险，我的疑问在于：如果在我们自己合法的渠道内不表达我们的的声音，难道真的要要等到不能发声的那一天么？如果合法的方式不能表达，他们想我们怎么样？

我称良心犯朋友们为难友，只是我觉得我与他们没什么两样，只是牢房大小的区别。在荒谬的时代，风险无处不在，我只在意我可控的风险，而不可控的风险，交给良心与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