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工作室

上传了两个小儿打球的视频

Mon, 08 Feb 2010 15:32:00 GMT

http://v.blog.sohu.com/u/us/1421242

后现代艺术大师Tecson Wu庆祝国庆力作：蜡笔画《父亲》

Sun, 04 Oct 2009 11:04:00 GMT

Tecson Wu 三岁零一个月画

月亮，和六便士－－给某个牛博作者

Sat, 26 Sep 2009 05:54:00 GMT

你呀你呀，就算真地向圣之心不可自抑，出世之念无法扭转，也应该选择像北岛顾城等老一辈文青隐士一样隐到巴黎伦敦（嗯就是你待的那个无聊透顶自杀了也不会有几个人悲伤的城市）哪怕塔希提岛上去－－中国北京？伟大的奥运会举办地，沉默是千夫所指的罪行的地方，粉丝们在热烈期待你的文章，你还隐个什么劲呢？

心理防御机制：小坏人为什么看似最可恨？

Mon, 07 Sep 2009 14:39:00 GMT

明天就要上班去了。今晚最后疯狂一下。

李海鹏最近一篇博客里引用了下述故事：

作家徐星讲过一个故事，文革时期他目睹过一次枪决，枪响之后，一个验尸官负责检查被行刑者是否“死透”，他的办法是拿着一根铁棍，挨个儿枪眼儿捅一下。铁棍上有个环，从一具尸体走向另一具尸体的时候，他就把它套在手指上绕圈儿玩，吹着口哨。我的印象是这个人因为周围的人震惊而感到得意。我倒并不震惊，这只不过是又一个关于麻木不仁的的故事而已。

他俩都理解错了。这个验尸官并不坏。既不是自鸣得意，也没有麻木不仁。他其实良心尚存，感到不安。所以才需要做出特别满不在乎的样子，来舒解心理压力。套用一个术语，这叫“心理防御机制”。

我不是心理学家，但年轻时为了做一个合格的小说作者，算是业余爱好过一二。心理防御机制的基本作用，是防止人的精神层面出现矛盾。人是无法在精神矛盾中长期生活下去，而不最终疯掉或抑郁掉的。

一个人迫于压力，做一些恶事，他的心理防御机制就会启动，让这个人的外在行为，表现得比他实际上要坏得多。体制的小兵小卒，不幸常常处在这种境地。比如你看最近网上流传的一部记录片，会觉得里面有些人怎么那么可恶啊？！还有没有人性啊？！其实这些人的“坏到不可理喻的程度”，恰好证明他们还是良心尚存、感到不安的。

真正的大奸，因为远远超出了世俗良心的约束，做起坏事来自然像庖丁解牛一样毫无痕迹，满脸挂的都是真诚的慈祥神色，动不动眼睛里就噙满了激动的泪水。这就是中国古人说的，大奸若忠。这才叫真正没有了人性呢。

自然，大部分人对这些真正的大奸，反而抱着善良的希望，指望能够用说理的方式打动他们......

－－写完了。戒阉牛网一个月，钦此。

对艾未未的崇敬顿时失掉了一半

Sun, 06 Sep 2009 05:56:00 GMT

星期天去参加艾未未作品的预展。在798。那儿有4年没去了。

一进798感觉便不好。4年前那种原生态的质感都不见了。到处涂着浓郁的小资脂粉。满大街都是超女、快男粉丝形貌的艺术少男少女在晃悠。难怪听说一些坚持独立创作的艺术家都跑到宋庄去了。

艾未未一共展了4件装置作品。概括起来就是：装腔作势得厉害。艾青的诗极其贫乏，滥用抒情，大家早就知道的。我一直以为，作为艺术家，艾未未或许是个遗传上的特例，或许被天赐了他父亲从不曾有的创造力。我错了。他们真个是其父其子。虽然一个用文字，一个用视觉（触觉）艺术；一个用白话，一个用乡土材质。

先说点好听的吧：四件作品里我最欣赏的一件，是“葵瓜子”。它集中了一系列典型的中国元素：葵瓜子，垃圾堆，陶瓷艺术，繁冗而单调重复的手工。这个作品风雅一点，也可以叫作“一个中国人的一生”。

这一堆葵瓜子都是陶瓷烧坯、手工绘制而成的。对一个西方人来说，如果他能理解中国人对葵瓜子的热情，他也就差不多理解中国人了。

这个双拼的凳子，虽然也有点趣味（原料是真实的清朝遗物），但是类似的东西过去几十年来艺术家们已经做得太多了。
我给它换了一个摆放的角度。
（待续......）

小说：十字架。作者：刘利

Fri, 04 Sep 2009 16:00:00 GMT

1
直到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夏天才真正地来到了莱茵河谷平川和山地接壤的地带。从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开始，科隆波恩附近的这一带地区，气温才从二十度以下渐渐上升至二十度以上，三十度。阳光开始穿过层层云层普照大地。女孩子们开始穿着吊带的短裙在大街上游逛。夏天真正地来了。

从波恩往南十公里的地方，有莱茵河沿岸最北的葡萄园，葡萄结藤在河东岸的斜坡上，那一带地方叫龙岩，酿成的红葡萄酒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龙血酒”。那家庄园在葡萄园的门口，龙岩的一处岩壁下，开了一个露天酒吧，是夏天傍晚出城饮酒的好去处之一。

和B，约了米歇尔和玛丽亚，四个人一起在那里吃晚饭，品尝去年的“龙血酒”。玛丽亚是西班牙人，她有一句最有名的“名言”是：“欧洲以俾利牛斯山为终止。”意思是西班牙不能算是欧洲了——西班牙人不够欧化，不真文明——也许因为祖先是海盗吧。她对自己民族的批评精神很得我的共鸣与赞赏——我倒不是针对西班牙民族——不熟悉的总是不够了解，不了解的总无法揭老底。但她的话在我在马德里住过一个星期之后，开始有了深刻的体会。只是我还是喜欢西班牙，尤其是西班牙文化，这只能说明异域文化对我的无穷魅力。

为了使夏天的夜晚和红葡萄酒都更有趣味，玛丽亚提议我们每个人讲一个故事，男士优先，年长为表。米歇尔在渐渐深下来的夜色中沉默了一会儿，他一面摇晃杯中的酒，一面只是出于习惯地观察着它们挂杯的样子，一面慢慢地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是真事，你们可能没听说过，可能听说过。你们知道在P街的街拐角的那家咖啡和酒吧吗？”

“对，是不是就是叫做哈瓦那的那家？”

“是。它从前不叫哈瓦那，它自从叫了哈瓦那以后才火了起来，听说它现在的老板是个意大利人... ”

B盯了我一眼。关于这个意大利老板的故事我或许会在下次的故事里讲到，那个故事，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意大利人的气息》。我甚至希望能出一本书，一小本意大利人的零零碎碎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总题，便叫做《意大利人的气息》。它包括，比如已经写出来的《比你漂亮》。

我只有在无聊的时候，才会想到写作。这么说，并没有任何对“文学”不敬的意味，它只是说明“写作”在我生活中的位置。

2
“那个酒吧从前的老板叫约克”，米歇尔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他是我中学时候的同班同学。”

有一阵，那个酒吧的生意很好，约克很发了点财。对不知内情的人，约克却从来不说实话，当别人问起他，他从来不说他开了酒吧、当上了老板，更不提他发了财，他只对人家说起他在一个酒吧里打工，作Barkeeper。如果人家问他是哪个酒吧，他就把地方告诉人家。如果人家碰巧路过进去一看，便真看见约克一身笔挺地在酒吧里像模像样地给人摇鸡尾酒。
“是摇晃的，不是搅拌的。”当约克给坐在吧台前的顾客倒出刚晃好的鸡尾酒时，总把007的这句广告般的口头语挂在嘴边。

熟人和老朋友的酒单常常被免掉。当他们喝了一晚上到该付账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侍者对他们说，“您今晚的酒水我们店送了。”那些客人尽管有些莫名其妙，但想到约克在这里工作，便会想到总还是沾了约克的光，便冲他点点头，招招手，或走近亲热地耳语两句，之后才离开。

后来，当他们碰巧从别人那里，或者是别人的别人那里听到约克就是那里的老板的时候，脸上才有了终于恍然大悟的表情。再去，一进门便握住了约克的手，和他拍拍打打，说如果这次的酒水再不让付，他们下次就不好意思来了之类的话。
后来，就突然出事了。事出得莫名其妙，没有一个人可能会想到。

在一个早晨，当约克的工作人员上班打开酒吧的店门时，发现约克已经吊死在酒吧里。

简直象个恐怖片！我们几个迅速地面面相觑了一眼。我马上将身体向B的怀里靠了靠，玛丽亚先是伸手一下子挽住了米歇尔的胳膊，却又马上发现似乎有什么不对，这个说故事的人和他的故事似乎正是恐怖气氛的来源。

“这没有什么好怕”，米歇尔在已经完全黑下来的夜色中继续饮着酒，“这还不是让人惊奇的。”

警察来了，拍了一通现场照片，问了一些人和一些问题。几天以后，法医的鉴定出来了，鉴定的结果是自杀。这里面只有一个疑问便是，没有人能说得出，正在走上坡路的约克为什么会自杀。

“恐怖片，恐怖片”，我觉得有些给吓得喘不上气来，“正是因为没有缘由，没有动机，才是真正的恐怖片”。

“我可能知道是因为什么，”B的声音忽然在我耳边响起来，我一下子坐直了身子，随即又马上抓住了玛丽亚。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女人”，B缓缓地说，“一个三十多岁的深头发的女人，她经常穿一套黑色的短身运动服，每天傍晚天黑以后，便在P那条街附近的大草坪上一圈一圈地跑步”。

“晚上跑步的人多啦，”我插了一句，似乎想冲散一下这弥漫在黑暗中的恐怖气氛：我们经常去的那个酒吧里居然吊死过人，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从来都没听说过。这是真事，还是耸人听闻？M 和B这哥俩今晚故意串通了跑到这郊外的葡萄园门口来吓唬我们女人。

“不，不，这个故事不好。我来讲一个吧”，看到M又叫了一瓶酒，看来他们是打算在这里继续坐下去，我不想让这两个男人继续吓唬我们，便决定由我来讲一个故事。这是随便浮现在我脑子里的一个故事，不过它也是真事，但是它并不恐怖。

3
飞机就停在五十米以外的地方。地上还专门铺了红地毯，因为是某位要人专门给发的专机。

只有五十米。

那是在战争后方的重庆。为了逃避日本人，他带着全家躲到了那里。他是在那个专业首屈一指的人，日本人占领了华北以后，由日中的什么“联谊会”便出面请他，请他这个早年留学日本的冶金专家出任联谊会的董事。他知道为什么，他知道日本人要以此收买他，他对他们统治中国的将来太有用，那时候，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金属矿还没有得到勘探和开采。

也有另外的人找他。他答应了另外的人，带全家辗转到了后方。

他有长期的慢性肺病。那个时候，抗菌素已经发现了。只是在后方，经过重重封锁，盘吉西淋是用金条都换不到的。后来，还是有人帮他搞到了，一盒盘吉西淋针剂，八个小小的药瓶，价值连城。

但是，一切都太晚了。他只打下去四针，他的作名医的朋友告诉他实话，太晚了，另外四针，就是打下去，也不会有用了。

他想了一夜。将剩下的四针物归原主。他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他不愿客死异乡。

于是，有了那架得到特别许可证的小型专机。它停在离他五十米远的地方，他只需步行走过这五十米，哪怕是由妻子、女儿和弟弟搀扶，只要直立着走上飞机，那家国际什么组织出面的航空公司就答应运送他回到北方敌占区的家乡。只是奇怪，他们偏偏有那么一个奇怪的规定，他不能躺在担架上上那架飞机。

五十米，能有几十步呢？他一生中走过了多少个五十米。但是这最后的五十米，他没有走完。他在妻子、女儿和弟弟的搀扶下，镇静地向五十米以外的家乡走去，他死前的唯一希望、他入土前的最后的唯一的愿望走去，五米，十米，二十米...但是，他倒下了，他倒在了猩红的地毯上。他临死前唯一的、最后的愿望落空了，他终于没有能走到飞机前。
他客死异乡。

4
“有那么可怕吗？客死异乡，对一个上世纪中期的中国人？”

“是的。客死异乡意味着你的尸体将被火化，带回家乡见乡亲父老的将只有灰烬和残骸。”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嗯，他是我亲戚中的前辈。具体说，他是我姥爷的妹妹的丈夫。”

那三个人都摇头晃脑地绕着这个亲戚的弯子。

“他们都是南开人。他曾经是周恩来的同班同学，是中国最早接受西式教育的那批人中的精英。”

周恩来他们没有听说过，他们只听说过毛泽东。

“你知道这件事真正奇怪之处在哪里？”M继续说下去。

“在他死的前一天下午我们在一起。我在一家很高档的意大利衬衫点里买衬衫，在那里我碰巧遇见了约克，他也在买衬衫。他挑选了两件最时髦昂贵的阿玛尼衬衫。你们说，一个想自杀的人，在他临死的前一天，会给自己买那么贵重的衬衫吗？他当时看上去正常极了，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简直一点迹象都没有”。

“倒是有可能，”玛丽亚突然说了一句。

“没有可能，绝对没可能？”B 说。

“嗯，这两个故事，它们之间有关系吗？”我忽然觉得没头没脑，望着无尽的夜色。

M用笔在我们面前化了一个叉（X），在旁边又化了一个十字(+) ，在我把这两个简单的图案试图转正过来看个究竟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叉在我的面前变成了十字，那个十字则变成了叉。

财经话题，封笔通告

Wed, 02 Sep 2009 06:30:00 GMT

各位朋友：由于我的工作岗位发生变化，今后不宜再就任何财经话题公开发表评论了。我在《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上的财经专栏也将封笔。特此周告。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

此博客今后仍将断续更新，也会点评一些时事，但内容将转向文化、社会等领域－－也许还会谈点哲学，喔，我可是有正规哲学博士学位的哟。

后现代艺术大师Tecson Wu作品选（附作者靓照）

Tue, 04 Aug 2009 12:42:00 GMT

2岁8个月

2岁11个月

仰融王晓麟之争，与移民融资模式

Thu, 09 Jul 2009 02:58:00 GMT

写这个题材前，我犹豫了很久。因为当事人之一王晓麟，几年前我在美国工作时认识，还合写过一篇文章。有了这层瓜葛，我的立场就很难保持完全客观公正了。可是，这个话题确有吸引力，也正受公众关注。而且它牵涉到的核心商业模式，并不专属于仰王二人，是可以为所有其他人提供借鉴的。所以还是写出来，立场问题就留给明智的读者自行判断吧。

先介绍一下新闻背景：仰融是前华晨汽车集团掌门人，后因官司出走美国；王晓麟是前美国知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攻资本市场和国际贸易，后来单飞发展。这两人本来要合作一个制造汽车的大项目，最近却因观点和利益不同，分道扬镳，各立门户。仰融继续宣传自己的超级庞大构想，宣称“将在美国和中国同时”造车，一期在美国生产整车300万辆、发动机300万台，在中国生产整车100万辆、发动机300万台。而王晓麟则推出一个相对小得多的计划，仅在美国造车，2011年计划投产15万辆。

我感兴趣的，不是两人之间的利益和官司纠纷，而是他们的相似之处，是两人商业模式的一个核心共同点。造汽车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据报道，王晓麟的计划至少需融资2亿美元；而仰融的项目，在美国就需要45亿美元，在中国还额外需要400亿-450亿人民币，总计超过100亿美元。两人的共同点便是融资模式：他们都设想利用美国政府的EB-5政策，在美国建立投资移民中心，以每人最低投资约50万美元可获得美国绿卡的方式，在中、俄、韩等地吸引投资人。

而这个融资模式对中国经济势力的对外扩张，是有普遍意义的。无论仰融还是王晓麟，如果把这条路走通了，将为中国民间资本开拓出一条“走出去”的便捷渠道。

要深入理解这个模式的意义，还得先讲几句宏观战略：过去几年里，我国政府也日益认识到，过去那种把资金锁死在家里的做法是不合适的。鼓励国内资本“走出去”，越来越成为既定的国家战略。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更进一步地放宽了企业对外投资的限制。但是，过去几年里，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不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资本，都曝出不少失败的案例。而这些失败的案例，一大原因就是我们不擅长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持。这么说吧，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中国政府热烈欢迎，又免税，又批地，又给贷款。但是中国人到海外投资，虽然送去资金和就业机会，结果不但没有从外国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支持，还今天被查税，明天说我们涉嫌盗窃技术，后天说我们违反劳工法规。这样当然让中国资本在海外寸步难行。

为什么外国政府对送去资金、创造就业的中国资本，反而还要百般刁难呢？难道他们脑子进水了，还是有种族歧视？我个人认为，问题还是出在我们自己的海外投资策略上。中国资本“走出去”，要么是以“国家队”为主，带有浓厚的国家战略色彩；要么是一些大企业想到海外去捡便宜，找机会收购人家的技术和品牌。说白了，就是目的性太强，容易激起外国人的敏感心理。将心比心：如果到中国投资的外国人，开口就想买下中国的金矿煤矿，出手就想收购中国的“狗不理”、“同仁堂”等老字号，那么中国的政府对外资还会持欢迎的态度吗？

绕了上面这么一大圈，就是想说明：中国海外投资战略，既要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也必须符合当地的利益，进而争取到外国政府的支持。而最容易做的第一步，就是在海外投资时，尽量把自己往外国政府现成各种优惠政策的框架里面去套。美国EB-5投资移民中心，便是这样一个现成框架。以投资移民中心为基础开展的项目，既可为投资个人提供绿卡，项目本身还有多种优惠。例如，2007年，我曾在美国新奥尔良参与过一个类似的、以移民中心为核心的项目，当时，地方政府就表示：该项目可以发行和自有资本等额的债券，而地方政府将为该项目的债券提供担保。

可惜的是，那个项目最终无疾而终。有了这个前缘，我更希望仰融或者王晓麟能够成功，开启一种可以引导后来者的商业模式。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也特别希望他们能够谨慎对待自己手中的机会，不要说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话，许一些无法兑现的诺言。否则，让国内的投资人和普通公众产生怀疑，甚至把“移民融资”看成一种圈钱的新花招、大忽悠，就会毁掉这个商业模式的声誉。

我也希望财经媒体追踪此事时，除仰王之间的官司恩怨外，要把更多精力放在考问他们各自的商业模式是否可行上面。比如说，仰融声称要在中国和美国同时造车，这就让人无法理解。按照美国法律，投资移民中心所筹集的资金，每一分钱都必须用在美国国内，怎么可能又反过来投回中国使用呢？或许仰融的意思，是要另行在美国筹资，投于中国。但那样，整个商业模式就变成了先在中国筹资到美国去造车，又在美国筹资到中国来造车，这不是来回反复折腾吗？至于王晓麟，作为一个资深律师和融资高手，并无多少实业背景，在与仰融破裂后，他能否独立运作一个实业项目？有没有一个足以替代仰融的、熟悉汽车行业的强大团队？这些也是需要追究的问题。

迈克尔·杰克逊的巨额债务怎么来的？

Thu, 02 Jul 2009 07:51:00 GMT

（注：此文发表后，有人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杰克逊的债务是因为他把钱捐出去了。其实并非如此。毫无疑问，杰克逊是个大慈善家，总计捐款达数亿美元，但是他的捐款多数是以义演、募款的方式进行的，并非直接来自于他本人的收入。此外，需要明白的一点是：一个人是不可能借钱捐款的。换句话说，捐款是不可能使人负债的。）

很多人疑惑，全球卖出7.5亿张唱片、一次巡演就能入帐千万美元的迈克尔·杰克逊，一个人就是一部庞大的挣钱机器，据估计总收入约为7亿美元。为什么竟然积累起天文数字的巨额债务？其实，在体育、娱乐等行业，明星挣钱多而负债也多，并不罕见。负债的原因，也比较类似。而杰克逊则不幸把文体明星们常见的负债原因，都几乎占全了。

文体明星的债务危机，第一位的原因，多是因为花钱大手大脚。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一个人单凭消费就能欠下数以亿美元计的债务，对普通中产阶层来说，的确难以想象。幸好，2006年在一次试图扭转自己形象的电视访谈中，杰克逊在镜头前现场示范了一次如何花钱：在十几分钟里，他一个人买空了一家工艺品店，百万美元一下子就出去了。包括十几万美元一套、宝石雕刻的国际象棋，买了一套，再订不同花色的另一套，真有“鼠标买俩，左手一个右手一个”的风范。至于出入必是豪华飞机，供养一个庞大的个人生活服务团队，到全世界最奢华的角落不停度假等等，这些“日常”开销轻易就累积至天文数字。2005年的娈童案中，杰克逊的前任会计师作证，说杰克逊一直入不敷出，每年亏空2千万到3千万美元。

大手大脚是明星的通病。以《狮子王》和《英伦玫瑰》赢得大量中国歌迷的英国歌王艾尔顿·约翰，宣称“作为单身男人，我就是爱花钱”，曾经花20万美元购买鲜花，又嗜好收藏豪车和珠宝。他后来承认，自己90年代末时，每个月亏空2百万美元。在1999年，他终于陷入危机，不得不向一家投行借了4千万美元来还债。又比如美国说唱乐开山之祖MC汉默，喜欢养赛马，还供养着一个庞大得“足够入侵瑞士”（VH1频道评论员语）的个人服务团队，在1996年不得不宣布破产。

文体明星容易养成挥霍的习惯，我以为，和他们的职业比较重视所谓“人气”有关。人气越高，通常意味着收入越高。但追求人气也容易使人变得虚荣和炫耀。极端的例子如美国乡村歌手威利·尼尔森，他甚至对自己的歌迷提出的金钱帮助的要求，也会慷慨答应。以至于总是有许多“歌迷”追随、守候他，却不是索要签名，而是索要一张支票。同样，一代拳王泰森，也经常把购买的豪车，大方地送给只见过一面的人。泰森在2003年破产，最后沦落到拍成人电影还债。

明星的第二大财务杀手，便是失败的婚姻。杰克逊和猫王女儿离婚的代价，至今不为外人所知，但可以合理猜测会被分走数千万乃至上亿家产。他的第二次婚姻，也在1999年解除。事实上，娱乐圈的婚姻，稳定性普遍很低。虽然多数名人有婚前协议来保护财产，但分手费仍会相当高昂。若在子女抚养权、婚内暴力、婚外情等方面打起官司，那就更成了烧钱的黑洞。在这方面，泰森又是失败的样板。在两次离婚中，他都因婚内暴力或者婚外情而不得不支付巨额赔偿。

这就关联到了名人财务的第三大杀手――和性有关的官司。文体明星既然人气高昂，又多金帛，难免风流不断，太容易卷入有关是非。有些时候，是明星自己不够检点；也有很多情况，明星成了别有用心者的牺牲品。杰克逊就深陷于数起娈童案。最早1993年的一桩案子，杰克逊付了几百万美元让对方撤诉。这其实是一个不明智的开头，等于诱使更多的人来告诉。2005年娈童案，杰克逊选择了对簿公堂，最终被判诉讼不成立。虽然此次诉讼的律师费也花了杰克逊数百万美元，但长远看显然是一个更好的结果。相比之下，泰森的麻烦就大得多。他被控强奸结果罪名成立，职业生涯最好的一段时期不得不在监狱中渡过，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数以千万计。

经济合同和欠税纠纷，是文体明星经常卷入的另一种官司，也是一大财务杀手。明星由于习惯受到各种“优待”，在处理合同时，不容易把对手看成平等伙伴。稍不遂意就甩出大牌脾气，跳出合同。经济纠纷由此频生。例如2005年，身心俱疲的杰克逊应邀巴林二王子阿尔·哈里发之邀，去巴林度假并接受了其大量金钱资助。但后来哈里发提出希望杰克逊出唱片和自传时，却遭到拒绝。于是巴林王子提起诉讼，要求赔偿7百万美元。最后杰克逊还是赔钱和解了事。类似地，女影星金·贝辛格曾答应出演一部电影，后来又反悔，被制片商告上法庭，一审判决她要赔偿810万美元。这直接导致了她在1993年宣布破产。幸运的是，后来她上诉推翻了一审判决。至于高额欠税，在明星当中也不罕见，泰森就欠下了一千多万美元的税款。

如果以上是明星负债的起因，那么，过度借贷，则通常是让文体明星财务危机积重难返的最后一个陷阱。作为“财富高净值”的个人，文体明星们常常是投资银行家们“喜爱”的客户。杰克逊一开始陷入危机时，美洲银行就安排了一笔私人交易，慷慨借给他1.4亿美元还债。这笔债务在两年后就变成了2亿美元。

有趣的是，文体明星的债务很少有来自于投资失败的，虽然也有少数反面例子像钟镇涛。这可能因为明星自认不懂商业和金融，从事投资时反而比较谨慎。一个很有说明力的事实是：最近爆出的历史上最大“庞氏骗局”华尔街麦道夫案中，受害者里基本没有文体明星，反而都是些投资界的老手。好莱坞受骗最多的不是演员，却是老谋深算的导演斯皮尔博格。具体到杰克逊，他在商业投资方面简直就是个天才。1985年他用4750万美元购下ATV公司，包括了披头士音乐作品的版权。10年后，他把其中一半权益出售给索尼，就收回了9500万美元。人们认为，今天他剩下的一半权益价值，便足以还清其债务。更不要说，杰克逊身后相当一段时间，他自己的音乐版权仍然会持续不断地带来每年数以千万美元计的收入。

高考可不可以废除作文？

Thu, 18 Jun 2009 00:46:06 GMT

　　我不是教育专家，高考这个话题本来对我是鞭长莫及。之所以突发奇想，建议在高考中废除作文项目，实在是从自己这么多年的产业实践出发，觉得现行的作文考试，测试到的考生能力，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将来生活中基本上没有什么用。

　　现代社会，基本上来说，是一个商业社会和技术社会。以作文技巧为取仕之道，这个是中国王朝时候的发明。那时的中国，是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中，除了镇守边疆冲锋陷阵的武将以外，文官大臣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皇上递折子。如果大臣理论讲得不够宏大，道德立意站得不够高，折子就得不到皇上重视，不能采纳，对王朝、对国家也就没有贡献。所以科举制度考试的核心，就是比赛谁更擅长把道理讲得响亮。我们看千百年来，中国文人流芳百世的文章，包括选入今天中学古文教材的那些，基本上都是道理讲得特别铿锵有力而取胜的。

　　商业社会和技术社会对写作能力，却有非常不同的衡量标准。除做广告以外，在通常的生产、制造、经营、销售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把一件事实描述清楚，把一桩事件的逻辑结构表达明白。而这种文章，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中，是极其不受重视的。除非是落魄文人，或是业余时间，才会写点这种所谓的“笔记体”。比如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既然不受重视，这类作品的数量便少，质量也不高。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人，最头疼的就是研读古籍中的技术性描写，因为基本上都是一塌糊涂。比如对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其关键设计，只有“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十二个字，想破了头你也猜不出那究竟在说什么。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足以傲世的发明，却几乎无一例外地湮灭失传了，不能流传下来。想一想吧，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国家之一，数千年形成的文字典籍浩瀚如海，记录了无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讲了无数治国安邦修身养性的道理，却竟然连最简单的一些技术发明也没有记录下来。

　　今天我们中国学生的语文训练，高考的作文考试，不幸还是在强调讲品格论道理的能力，还是连最基本的描述能力都不能检测。能够通过高考的大学生，都是经历过高强度的“写作”训练的，但是他们大学毕业到了工作岗位上，却连一份最简单的产品说明都不会写，连一个请假条都会东扯西拉出无数不相干的话题。更不要说让他们写一份商业计划书或市场调查报告了。他们最擅长的“写作 ”，常常是引经据典，浮想联翩，攻其一点，夸大其词——这也是从小学到高考一直能让他们得高分的“技巧”。他们最不擅长的，是精确地描述现实，是诚实地表达思想，是缜密地论证推理，是对正、反两种意见都能客观中立地记录。因为这种最实用、最有利于交流信息的写作方式，在我们的作文教育体系里，将会被判成“ 枯燥无味、立意不高”而得到低分。

　　我不是说那种高讲道理、宏论天下的文章不好，不重要。恰恰相反，这种文章太重要了。正因为如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写作方式是一辈子也用不上的屠龙之技。一个正常的商业社会和技术社会中，有百分之一的人擅长写这样的文章，足矣。让哲学家们去谈玄论道，让政治领袖们去勾画乾坤，让企业的老总去发表战略感慨，最后那些鸡毛蒜皮的感想议论可以留给我这样的专栏作者、写点豆腐干文章来发发。如此，足矣。剩下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他们掌握一种语言，无论母语还是外语，最重要的还是能做到准确无误地和他人交流沟通。为了百分之一人口提高讲道理、发感慨的能力，而让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陪绑，跟着苦练“作文”，还要因为高考作文分数不够，而拖累了整体成绩——这实在是对智力资源的浪费。

　　无论高中还是大学教育，根本上都是普及教育，应当以掌握最基本的生存技能为最高目标。语文教育也不应当例外。我的建议是：除了少数专业如政治、哲学、艺术、广告等的考生可以选修、选考“作文”外，对绝大多数考生尤其是工商类和理科类考生，完全可以废除这个科目。不要用一道题目来逼迫学生长篇大论，而应当用若干道甚至十几道小题目，对学生运用语言描述事件的准确程度、逻辑结构的严密程度等等，进行多方位的考核，从不同角度测试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水准。对了，这个科目，不妨就叫做“语言综合运用”，而不是现在常讲的“作文”。

“小天使基金”之困与医疗的公益性

Mon, 08 Jun 2009 01:39:52 GMT

　　最近因为马书军私吞善款一案，牵涉到了红十字会下属、专门资助白血病患儿的“小天使基金”。据有关报道，其实在马书军案浮出水面之前，小天使基金就长年处于善款严重不足的境地。近年来，受捐更呈下滑的趋势。马书军侵吞的也就30万元，和报道出来的一些官场和商业贪腐案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可这点数额，已经足以让“小天使”，这个中国唯一的专门资助白血病患儿的慈善基金，陷入了生存困局。

　　这里先要说明一点：儿童白血病和成人白血病有本质不同。一般人经常误认为白血病是不治之症，其实儿童白血病根治率(基本没有后遗症)高达80%，是完全可以治好的。从社会公益角度看，今天治好一个儿童，就是给明天的社会留下一个财富的创造者。拯救一个白血病患儿，不仅是拯救一个家庭，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创造更好的未来。

　　虽然如此，我对像“小天使”这样，依赖民间捐赠来为具体患儿提供救助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并不看好。作为捐赠者，我曾替他们算过一笔账：中国白血病儿童每年新增病例在3万-5万，每例治疗费用至少在5万元以上，根据病理不同有些需要做移植手术的费用可高达20多万元。即使保守地按平均每人8万元计，每年新增治疗费用在24亿-40亿元。假若资助中国最贫困的10%-20%人口，每年就需要5亿元左右的善款。依据中国目前民间捐赠的现状，显然是不能达到的。对这类困局，我曾提出过两个体制化的解决方向。

　　第一就是对“慈善”的涵义，中国人需要重新认识。目前中国的慈善行为绝大多数还是处在最低级的层次，即直接去救助受害者。这种行为立竿见影，也最容易给行善者带来极大的心理满足和社会声望。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也主要是认可、支持这一类慈善行为。其实，更有效的慈善行为，应当是从源头上预防贫困的出现、控制苦难的发生，而不是等到事发后再去扶危济困、救苦助难。

　　以儿童白血病为例：一个显然更有效的做法，是发起类似“儿童白血病研究基金”这样的慈善机构，资助医疗机构研究儿童白血病的预防和治疗。我想起码有两个研究课题，都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1)研究如何降低中国儿童白血病发病率。数据显示，城市儿童白血病发病率，远远高于农村。现已基本证实室内装修污染尤其苯污染可能是重要致病因素。但还有没有其它直接病因？如何有效预防？怎样向广大父母普及预防知识？等等；(2)研制廉价的、治疗儿童白血病的药物，包括设法降低有关手术的费用。

　　据我了解，发达国家针对某种疾病的善款，多数是用于上述研究活动，在预防、治疗和降低费用等方面下工夫。可惜中国的现状，从公众心理到国家法律法规，都不支持这种更为有效的做法。就算有人有心，成立如上研究基金，筹到善款，恐怕也没有办法把钱发放到有关医疗机构去。因为医疗机构拿着这种来源的钱，都不知道该怎么入账，更不要说如何申报项目、申请匹配经费了，弄不好还会被定成受贿呢。

　　第二也是很多有识之士一直强调的，中国政府在建立公共医疗保障体系方面，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不过今年，我国政府在这方面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新医改方案重新确立了医疗机构的主要性质将是(无论国立或私有)非营利的。根据有关说法，目前国家明确了“非营利”医疗机构的义务权利主要是：(1)非营利是指可以赚取利润但不能分红的机构；(2)非营利机构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但在我看来，上述两条乃是所有非营利机构的共同义务权利。医疗机构作为一种特殊的非营利机构，仅仅做到以上两点，完全不够。我认为，医疗机构“非营利”的核心内容，应当是明确“拯救生命为医疗机构的最高目标”。国家应当以法律的形式，禁止任何医疗机构以病人不能付费为理由，拒绝实施本来可能拯救病人生命的一般性医疗措施。这里一般性措施，是指具有相当普及性、不需要动用稀缺医疗资源的那些手段。针对儿童白血病的基本医疗措施，我认为，恰好属于上述范畴。当然，这并不是把医院变成“免费治疗”的纯粹慈善机构，而只是“先治疗，后付费”。如果暂时付不起，可以用低息分期还款等方式，欠着慢慢还下去。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疗机构就是这样做的。

　　这种做法，其实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也有提高经济效率的效果。它相当于医疗机构直接发放贷款，投资于人力资源。不过，由于这种“贷款”的公益性，它未必能盈亏平衡。这就牵涉到非营利医疗机构应当具有的另一种最重要权利：一切非营利医疗机构，无论公立还是私立，都应有同等的权利获得国家拨款，和接受社会捐赠。这些资金流入，应当专门用于补贴上述“贷款”造成的亏空。

悍马收购与“中国品牌”的困境

Fri, 05 Jun 2009 02:32:53 GMT

（注：此文公开发表时，关于奥运会的评论遭到删节。此处为完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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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腾中收购悍马品牌这桩事本身，我不想评论。原因很简单：我不认为自己是比腾中老总更出色的企业家，没有资格在企业经营的具体话题上对其指手画脚。我甚至认为，即使是比腾中老总更高明的企业家，也不宜指手画脚，因为每个企业、每一桩交易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不了解详细是无法做出判断的。用个最极端的例子：你让可口可乐的总裁来经营我们家楼下那个理发店，他还不一定搞得过现在那位经理。

评论家应该多关心这件交易所牵涉到的公共话题，少讨论一点这桩交易本身的商业利弊。比如说，很多人说悍马这个品牌买贵了，那么我问你，假若价格再打几折，你们是否就会转而支持，是否就认为中国人应该大买特买？又有人说，悍马这个品牌买错了，高油耗车不代表发展方向。那么，假若是通用旗下的“土星”这样的小型车乃至混合动力车的品牌，你们就会觉得买得好，应该买下来？

我个人认为，从国家战略和公共政策的角度，不论这桩交易是否值得，也不论出售的品牌对象如何，购买行为都没有多大价值。理由是，我认为中国从整体上说，现在根本不具备成为一个品牌大国的条件。即使个别企业能够购买并成功地经营一两个国际品牌，也不能从整体上对改善国家的产业结构或品牌实力。

我要承认：这和我一年前的认识是不同的。一年多以前，我还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应当鼓励中国企业通过“金融市场上合纵连横的大手笔”，以购买国际品牌的方式实现国际化。现在看来，我当时这个观点，是不成熟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思想转变呢？一个直接原因是去年奥运会期间，我在国外，通过个人和机构两种渠道，调查了一下奥运会的文化传播效果。结果非常让我失望。虽然中国在举办奥运上投入了巨量人力物力，虽然我们辉煌的开幕式让很多国际观众赞叹不已，但一番热闹过后，我们并没有给外国朋友们留下太多有内涵、可回味的文化象征或符号。尤其是奥运会开幕式，充斥了大量既脱离当代现实、也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人造古董、人造文化符号。它们固然极尽奢华，极其富有冲击力，但是无根无基，一阵风过去之后，很难真正在人们心灵中植下文化印记，也很难让人把这些炫目的表演和现实中的中国商业文化、中国公司品牌等联系起来。

这又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中国目前还没有找到适合表达自己整体国家形象的恰当文化符号，或者说，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鲜明的国家文化形象。而国家文化形象，和现代品牌产业，大有相关。我去年那篇文章中阐述过：现代品牌业和制造业是基本分离、相互独立的。传统意义上的老字号、老牌子，的确是从属于制造（生产）过程的，主要代表着产品本身的高质量、可信度等等，这类传统品牌的地位，在管理现代化的今天，已经基本上被标准化的工序、被独立的质量认证等等所取代。今天，优秀的品牌不再一定代表精良的产品质量；反过来，产品质量精良的厂商也不一定拥有优秀品牌。现代商业中的品牌，更多是一种文化标识，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感知和认同。

因此，品牌大国必定是以鲜明的国家文化形象为后盾的。单个品牌的塑造，可以天马行空地自由发挥；但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想发起一个“品牌战略”，如果指望有大量国际品牌涌现，那么它一定得有一个以该国家或地区为共同单位的、强烈的文化标识。比如说，美国的国家形象中，包括了消费文化、尖端高科技、自由思想和军事霸权等多种元素，这非常有利于其相关行业品牌的全球推广。就拿这次大家说到的悍马来说吧，悍马这么一种粗笨黑粗的车型，本来没有理由在消费者中流行。但是它脱胎于美军用车，依仗了美国的全球军事霸主的形象，契合了一部分消费者追求“霸气”的心态。假若是现代以来屡战屡败的法国人推出这样的车型，十有八九就不会被消费者接受；假若是日本人推出此类车型，不但不符合日本精细、节俭、一丝不苟的文化形象，更可能在中国等地区遭到消费者抵制。我们有些学者喜欢讲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企业的国家属性不再重要等等。这话从资本来源和流动的角度来说，是没有大错的；但是就一个国际品牌来说，其属地所象征的文化内涵依旧是非常重要的。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许多美国时尚企业会取一些看上去像意大利或法语的品牌。

站在这个角度看，对中国企业收购国外品牌所遇到的问题，我们也就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目前，中国在国家文化形象方面相对落后。我们国家传统上的一些文化形象，如礼仪之邦、上国立德等等，不幸已经销蚀得厉害；而新的、现代风格的中国国家形象如何建立，又是众说纷纭、茫然无措。这个背景下，中国企业就算收购了国际品牌，也会因为缺乏文化资源，难以对这些国际品牌进行“中国化”的改造；而假若不改造，假若对被收购品牌保持其“原汁原味”，那么，它就依然是一个外国品牌而不是中国品牌。中国的商人顶多是对这个国际品牌进行了一次消极的金融投资，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拥有。整个事件，就至多是一次商业上的成功，难以推动国家产业结构的战略转型，更无法上升为一场文化的胜利。

地方债发行也应尊重市场机制

Sat, 30 May 2009 01:05:00 GMT

最近已经有若干地方债券“破发”甚至出现首日“零成交”。老实说，这个结果丝毫不出我意外。地方债发行一开始就不够尊重市场机制，带有浓厚的计划分配色彩。官方公开承认，发债额度的分配是向中西部倾斜的。但恰恰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来源成疑，偿债能力有限，债券利率又定得偏低，自然不会受投资人欢迎。而那些财政实力雄厚的地方，尤其是沿海省份，却没有分配到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发债额度。

有人可能争辩说，财政政策向中西部倾斜，是为了扶持不发达地区，是既定国策，何错之有？我的回答是：错就错在此次地方债发行，目标不是要消除地区贫富差异，而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推出的“救市”措施之一；它本来就不是一项福利政策，而是一项经济刺激政策。它更应当尊重市场规律，注重发挥那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作用。这就像一支军队，士兵的身体素质有强有弱。平时练兵你应当多照顾体质弱的，向他们倾斜。真到发生危及情况，要上战场的时候，你还是应该把最好的装备交给素质最强的那些士兵，才能最有效地打好仗。

为什么说地方债发行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措施呢？我在两个多月前的一篇文章中分析过：中国目前之所以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大直接冲击，关键在于（1）中国政府用财政作为后盾，用一些刚性的制度安排，硬生生顶住了金融危机；以及（2）中国政府通过巨量的财政支出，短时间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刺激了经济活动。因此，最终我们能否一直免遭金融危机之害，我们的经济能否真地像很多专家预言的那样很快复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财政状况。

财政实力不仅仅直接关系到中国还有没有能力继续扩大政府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而且对私人领域的投资和金融活动，都是一个极为核心的因素。在中央层次上，财政稳定与否，关系到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我从一年多以前，就开始呼吁人民币停止升值，其原因就是虽然目前表面上人民币还有升值压力，但从中长期看，人民币其实有相当大的贬值可能。今后一年，人民币如果继续升值，则将来的预期贬值幅度就会更深、更大。如果同时期的中央财政收入停滞甚至严重减收，预示中央财政可能巨额赤字，那么，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就会变得十分急迫。中国现在有巨额外资存量，一旦上述情况发生，就可能触发外资大规模流出并使得人民币进入恶性贬值阶段。因此，稳定中央财政就是稳定信心，是中国安然渡过全球经济危机期的一大要件。

在地方层次上，地方财政目前很大程度上是在吃土地饭。高涨的地价和随之轻轻松松到手的大量财政收入，不但让一些地方政府养成卖地依赖症，也把房地产业的投资人和消费者双方都“套牢”在高地价、高房价上。我不久前曾说过，目前房地产业已经成为的一块心病，成为经济复苏中的一个尴尬领域。政府陷入了两难：如果不“救市”，任房价下跌，那么全国五万多地产商代表的数万亿民间资本就大受打击，民间资本投入这部经济引擎就会难以启动；如果“救市”，把房价托起来，那么消费者就会大伤元气，将损及消费支出这部经济引擎。唯一的解围办法，就是政府让利，使房产商和消费者双双能够解套。可是，如果地方财政没有其它来源，它又怎么可能在土地方面让利呢？

而地方和中央财政又是紧密互动的。在中国的体制下，说到底，地方财政窟窿最终恐怕都得中央来买单。而中央财政的多数项目，也离不开地方的支持和配套。从目前的情况看，地方财政面临的风险最大。根据审计署一周前刚发布的报告，在这轮经济刺激政策下新增的投资项目中，中央投资资金平均到位率为94%，而地方配套资金到位仅为48%。有人把这种现象一语道破，就是地方政府其实“很差钱”。这一情况若不及时扭转，则中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取得的阶段成果，就很可能是暂时性的、不稳定的，随时可能失去。

因此，作为一项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目前极有必要重新审视地方债额度的分配方式，或者重新增加发债额度。尤其是受金融海啸直接冲击最大的沿海外向型省份，是中国抗击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最前线，我实在不懂为什么不给它们较高的发债额度？这些省份其本身经济规模和财政收入规模又比较大，像广东GDP高达3.5万亿，地方财政收入3千亿，完全具备发行千亿规模以上债券的能力。

当然，作为长期的制度建设，还应当尽快引入地方债的评级机制，并推出不同年限、不同利率的债券，使之更符合市场机制。与此同时还需要继续深化中央和地方财政改革，使税源分配更为合理，地方税入更加稳定。这些就不是本文所能涵盖的了。

不应轻率质疑医改的非营利方向

Fri, 22 May 2009 03:13:37 GMT

前两天有一篇报道，说陕西神木县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后，造成医疗资源紧张，出现大面积排队现象。这个新闻，很可能会被一些原教旨的市场经济论者拿来，作为论证，重新鼓吹“只有市场化能解决医疗问题”的主张，而质疑目前已经成为政策的“医疗体制非营利化”的改革方向。

我是一贯倡导“政府越小越好”的市场派，但在医疗问题上，我却从不支持市场化。因为人们的医疗需求，是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来满足的。对医疗的需求，用最通俗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害怕“看病难，看病贵”，而希望“看病方便，看病便宜”。但是这两点希望，学过经济学最基本原理的人，画一个简单的供求曲线图就会明白，它们是互相矛盾的运动方向。看病方便意味着要增加医疗服务的供给，或者压缩医疗需求；但是看病便宜，就会导致医疗服务供给减少或刺激需求增加。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看病不难，就必须让看病变贵；要想看病不贵，那么看病一定会变得困难。

原教旨市场主义者对这个悖论的反应大抵是：老百姓的需求是不合理的。事实上，任何产品，消费者都希望它又价廉又物美，但那好比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实现的。市场机制的意义，正在于它能够用价格信号引导需求，使得人类无休止的贪欲和有限的生产能力之间达成“最佳”的平衡。据此，原教旨主义者们认为：在医疗问题上，市场也同样是达到“最佳”平衡的不二门径。这个“最佳”平衡，有理论可以计算证明，就是社会净福利改进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

然而，所谓 “市场经济可以导向帕累托最优”这个命题，早从上世纪80年代，就不断遭到质疑。包括斯蒂格里茨在内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曾证明其假设前提并不符合现实。更何况，“帕累托最优”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社会道德意义上的最优。一个常用的极端例子是：假若世界上有一个视钱若命的狂人，钱越多他的幸福指数就越会加速上升，那么，把世界上所有人的钱都剥夺了交给这一个狂人，居然也会在理论上达到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类理论上的“疯狂帕累托最优”，显然是有悖于人类的一些基本道德底线的。

在涉及到生命死亡的话题上，盲目崇拜“自由市场”，就很可能掉进类似的疯狂帕累托的陷阱。举个例子：假若允许人们在市场上自由购买“生命权”，也就是说，允许杀人犯用钱来购买他人顶替自己去接受死刑，允许疯狂飙车手花钱雇人站在马路上被自己撞死，也能实现某种 “帕累托改进”，可那将把供求导向一种什么样的可怕景象？当然，在蒙昧时代，人类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可以随便拿钱买命、花钱消灾的。杜绝这种现象是文明的一大进步。而在这些领域，如果重新应用“市场交换法则”，就成了文明的退化和返祖。

把上述例子稍微引申一下，不难看出，在医疗领域应用所谓“市场机制”，实质上正是允许人们用钱来购买生命权。假若我付出足够的钱，就可以把实际上更为危重的病人从重症监护室踢出去，而让病症其实较轻的我自己住进去；事实上，就是用钱诱使他人放弃生命权。那么，这和用钱买他人顶杀人之罪、用钱雇他人被自己撞死，本质上又有多大道德区别呢？对于像医疗这样关涉到生命权的服务，抛弃市场机制，从道德层面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

陕西神木县在实施全民医疗后出现的一些现象，在我看来，不能算到非营利化改革头上，倒更像是转型期的暂时失序。我不了解情况，不知道该县以前的“医疗市场化”推进得如何。假若推进得比较彻底，那么恰恰证明了，在市场机制下，会出现医疗需求受到价格信号压抑的情况。一旦转为非营利化的医疗，全民被压抑的医疗需求会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来，造成大规模的“排队”现象。解决的方案，应当是在坚持非营利方向的同时，增大对医疗供给的投入。有些冒牌经济学专家们常常重复一个肤浅的伪命题，即所谓“产品或服务定价偏低，一定导致排队现象出现”。其实，这个命题只有在供给不变的条件下才成立。假若在坚持低价的同时，人为地增加供给，就并不会导致排队现象的出现。而绝大多数公共产品，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举个最直白的例子：我们每天走的人行道，都是免费的，但并没有因此而挤得无法通行。

中国电视购物行业混乱，都是银行害的

Tue, 05 May 2009 06:22:53 GMT

电视购物，这些年来，一直是鱼龙混杂，消费者很难心安。大概两个星期前，甚至有家电视购物商家宣布设立了200万的“先行赔付保证金”，寄存在北京市消协，可以由消协直接决定赔付给投诉的消费者。这种做法，对该企业自身来说，不失为一种突显自己的信誉、从同行中脱颖而出的竞争手段。但是对整个行业形象来说，却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信号。一个行业，商家居然要先拍出一笔钱来准备随时赔给消费者，这就像餐馆要先准备好痢特灵，医院要先准备好花圈一样――说明这个行业真地是混乱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了。做生意做到这种境地，也够痛苦的。

中国的电视购物行业为什么乱？我的答案是：都是中国的银行害的。这话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我一点没有开玩笑。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电视购物行业之所以比较可信，是因为几乎百分之百的交易都是用信用卡付款。而信用卡交易，只要消费者收到货品后有任何合理的异议，一个电话给自己的信用卡发卡银行，便可以止付。将来的事情，完全由银行和电视商家之间去解决，和消费者基本上没有关系了。理论上说，如果商家那边搞不定，银行便会替消费者买单。

有人或许会不屑道：你这是食洋不化呢！中国人的素质低，如果中国的银行也像国外的银行一样，随随便便一个电话就可以对信用卡进行止付，那么中国人天天都会买了东西不付钱，银行很快就垮了！这种说话的人，首先是侮辱了中国人民的素质，其次也是侮辱了国外银行业的管理能力。所谓信用卡“信用”卡，核心是信用二字。在国外，发卡行对申请人的信用经历，的确是经过认真审核的。银行既然把卡发给了某个人，就的确说明它信任该人，相信这个人不会是那种买了30美元的东西也要设法赖帐的――而绝大多数时候，银行都不会看走眼的。如果真地走眼了怎么办？很简单。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电视购物而无理地拒绝付款，头一两次银行会替你买单，你很快会发现自己的信用记录急转直下，银行可以拒绝续期甚至取消你的信用额度，而且会影响到你今后各个方面的金融信用。

另一方面，银行也并不担心电视购物商家会赖帐。这个就更简单：凡是商家能够接受信用卡付款的，通常都和相关银行有各种各样的业务往来，银行可以有效地把关。假若一个商家不停地遭到消费者退货，银行就可能会取消它的信用卡交易帐户。事实上，在美国，一个商家能够接受信用卡，通常也就说明它比较正规，因为它已经通过了银行的审核。

可见，信用卡之所以具有“信用”，关键是银行在交易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信用审核者”角色。它既保障了买家、也保障了卖家的信用。银行的自身特点――规模大，网点多，可用资金充足，掌握大量金融信息资源――使得银行有能力承担这个角色，并不需要付出太大的格外努力。而买卖双方之所以心甘情愿来接受银行的审核和监督，愿意为此额外花钱（刷信用卡是另外收费的，而且国外信用卡的刷卡费率要明显高于国内的信用卡），正是因为通常的消费者和商家本身都没有银行这样的能力，不能有效地检查对方的信用。

银行通过发放信用卡来承担上述信用审查角色，绝对是社会整体效率的一大改进。假若让买卖双方自己去互相审核信用，那么一万个买家和一万个卖家之间就有一万乘一万等于一亿种组合可能，最多要进行一亿次审核。有了银行中间人之后，最多只需审查一万加一万等于两万次了。

中国的信用卡则完全没有上述功能。多年以前，我曾写过一篇《中国信用卡的美丽谎言》，就指出中国的信用卡不过是延期支付的借记卡而已。一晃5、6年过去了，这个局面，几乎没有改善。其根源，当然是因为中国的银行，一直没有足够的压力或动力，对自己目前依靠垄断地位轻松赢利的商业模式做出根本改变。个人授信系统已经谈了很多年了，如果真下决心哪怕天大的困难都已经克服了。可是实际上，中国的信用卡目前还是照常满天飞地乱发。由此导致的就是“信用”卡贬值，拿了卡实际上没有任何信用证明功能。一个简简单单的网站购物，信用卡往往都不接受。像发达国家那样，电话里报一个信用卡号就能完成交易，更是遥远的梦想。

银行业的不作为，倒是在中国私营企业界催生了“支付宝”这种商业模式。支付宝实际上是一种交易托管帐户，在国外通常是大额交易才会使用，而在中国国情下，却是阿里巴巴自己开发出来，为了支撑自己的小额网络交易的。目前已经有独立发展的趋势。我认为，对中国的电视购物行业来说，引入“支付宝”或类似的交易托管系统，或许是不得已情况下的一条出路。当然，前提是有关部门能明智地决策，不会突然发一个命令，把此类交易托管系统说成是“非法金融活动”，一棒子封杀。

我看广电总局可以这样禁绝“一脱成名”现象

Tue, 05 May 2009 06:20:15 GMT

前两天广电总局有位领导表态，大致说禁止某位女演员在媒体上曝光，目的是防止“一脱成名”的做法成为风气。这位领导真是讲到我心坎里去了。像我这样的中年男人，年轻时没有赶上开放年代，没有“一某成名”的机会，现在空有一肚子学问，满脑子的人生哲学，也形不成大众感召力，赢不到成千上万的粉丝。看着比自己年轻十几岁几十岁的人都变明星了，走个台就进帐，拍个广告就财源滚滚，我深感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地低俗。听说广电总局下面有个委员会，负责文化审查，里面有许多满腹经纶和哲学的老艺术家、老评论家。我相信他们与我心有戚戚。

当然，像“一某成名”这种事情，光是靠电视台上封杀几个人的曝光率，是不能禁绝的。要斩草除根，就得用经济学。毕竟我们国家现在是市场经济制度了。在市场经济理论下，大家知道，什么东西的价值都由边际需求决定。“一某成名”，这些低俗的东西之所以大行其道，首先当然是因为存在广泛的社会需求。在任何一个网站和论坛，美女图片总容易赢得更高点击。假若是美女一脱的图片，一定会挤破马甲。哪怕我这篇文章，因为标题里有“一脱成名”，估计看的人也比平时我写的财经文章要多些。可怕的是，这些低俗的思想非常顽固，即使像我这样饱读诗书、树立了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高尚分子，也常常忍不住要去点击。个别德高望重的老审查员、老评论家，已经修炼得断绝了人间烟火，他们或许憋得住。但是对普通大众，没有办法严格要求。所以，从市场经济的理论看，低俗性的需求，从来都是限制不住的。人类历史上，有过很多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反低俗行动，结果都是流产。比如像宋明时代的理学运动，就结出了像《金瓶梅》这样的文学奇葩。

这样看来，要铲除“一某成名”等低俗现象，还需要从经济理论上入手。我以为，唯一的解决思路就是彻底抛弃“边际需求决定价值”之类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代之以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理论。具体到我们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把“成名”和一个人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任何演员都要付出足够的劳动时间，熬够足够的年头，才能成名。

要完美实施这种高尚的价值理论，再没有比在演艺领域全面引入公务员制度更好的办法了。我的建议就是：今后所有演艺人士，都要纳入科层级别。参照政府公务员制度，刚从艺校毕业的年轻演员是科员，研究生毕业为副主任科员，博士毕业可以直接定为主任科员级别的演员。大家都知道，公务员制度有明确规定，科员升副主任科员要熬够三年，再升主任科员要等足两年。然后上面当然就是三年升副处、再两年升处级、再三年副局……所以从艺校毕业之后，一个年轻人要至少熬够15年才能提升为正局级演员。以上是说内部晋升体系。假若是参加“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之类选秀节目的，可以参照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务员的制度，破格提拔，但最高不能超过副局级。对于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新人，参照海归待遇，也要控制在副局以下。

一般而言，不到正局级的演员，是不好意思说自己已经“成名”的。因此，也就不能参演任何“一脱”之类的疑似低俗节目。至于正局级乃至副部级、正部级的演员，就可以随便脱了。因为他们已经名望在手，再怎么脱，都不可能是出于低俗，而一定是为了艺术上的追求，是为大众服务。有人可能说，等熬到部级，年岁也未免大了点，会不会有点影响观众的情绪呢？我要警告他们：你敢这么说，就是年龄歧视；在你们这些低俗分子最欣赏的西方社会，说出这种年龄歧视的话，是要被控告的。

我觉得这种“以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价值”的思路，非常先进，值得在各个行业推广。比如像写专栏评论，我写了已经有三年多了，而且我有博士学位，而且我是海归，应该从副局级起，那么现在我理所当然是正局级的专栏作家，《南方都市报》应当给我安排一套三居室。又比如办企业，我强烈建议对企业也设立行政级别。假若副处以下的企业，到银行就不要给贷款，去证券市场就不要批准上市，向海外投资也得不到用汇额度。如果是正部级以上的企业，那么国内国际的股票市场就可以随便上，海内海外各种的项目可以大手笔到处投资；两个大型正部级企业进行合并，也不需要报商务部进行反垄断审查，因为商务部和它们是平级的，管不到它们。写到这里，我忽然醒悟到，这种先进的企业制度其实已经在中国实施了。难怪现在全球都金融危机，唯有中国风景独好。

现在是引入境外公司在境内挂牌的好时机

Mon, 27 Apr 2009 02:32:48 GMT

　　我今天要提的一个建议，是希望中国政府抓紧时机，引入境外上市公司，尤其是美国金融业的一流公司，在中国证券交易所特别是上交所挂牌。中国宣称要建成自己的“国际化金融中心”，然而我们的证券交易所却是完全封闭的、局限于本土的。按市值规模论，上交所目前已经排名全球第六。但全球十大交易所中，唯有上交所连一家外国上市公司都没有。
　　在我看来，目前形势下，上交所若引入外国公司挂牌，单从金融方面说，有四大好处：第一，现在办这事，真的可以成功。前年我国股市正红火的时候，有关部门考虑过要“鼓励境外公司到A股市场上市”，不过那时顶多能吸引几个国外的小虾小米而已。现在却不一样了。多少世界级的上市公司，股票都跌到了脚踝以下。尤其是银行业不良资产率非常高，急需补充资本金。如果这时候上交所来个“我家大门常打开，敞开怀抱等你”，我想就算花旗、摩根这些世界顶级的银行，也会怦然心动。
　　第二，这也是一条客观可行的“走上国际金融舞台”的道路。大家知道中国的金融体系和国外相对隔绝，没有直接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当全球金融市场都面临资金干涸的时候，咱们这个小池子里还有点水。这点水若是放出去，无济于事，一会儿也就折腾完了。但是若把外国的鱼引进几条来，还真能养活。现在很多人讲，要借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机会，让中国走上国际金融舞台，比如说让人民币国际化等等，其潜台词都是要把水放出去，纯属不自量力。引入境外公司到上交所挂牌，则是把鱼引进来的正确做法。
　　第三，这是为中国投资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对象。目前有些中国投资人看到国际金融资产贬值了，也心痒痒想出手，比如最近就报道过“赴美购房团”等等。但是房产，说实在话，除非做长线，此刻并不是特别好的投资对象。而美国上市公司，尤其是股价已经跌到脚脖子的金融企业的股票，倒是值得一博。至少，现在买入某些股票，会比“股神”巴菲特的建仓成本更低。
　　再讲接下来的第四大好处，也是最吸引人的好处之前，我要先喘口气，解释一下我这个建议的一个核心设计：那就是这些外国公司不能在A股市场直接挂牌。它们只能是发行存托凭证，就像中国一些公司在美国挂牌也是靠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一样。而且这些存托凭证应该是用美元计价的。有人可能不明白存托凭证是什么，没关系，对普通人来说，你就当它是一种特别类型的股票好了。最重要的是美元计价。所以中国人要在上交所购买这些凭证，必须先把自己的人民币换成美元。
　　于是第四大好处就呼之欲出了：它为中国的“美元陷阱”提供了一种解套方案。目前中国央行持有的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有2/3是美元资产，中期看，因美元大幅贬值而惨遭损失的风险极大。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外贸还在继续顺差，因为我们出口虽然下跌，但是进口也在萎缩。外汇储备不减反增，迫不得已，我们还在不断增持美国国债。这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非常无效率的一种困局。让境外上市企业在上交所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存托凭证，央行立刻可以将数以千亿计的美元脱手，回笼先前发行出去的人民币。
　　而这些美元并不停留在境内居民手中，而是以发行筹资的方式，成为境外公司的资本。有人说你这不是资金外流吗？没错，就是要外流。因为它们本来不过是美联储发行的绿纸，现在还给美国公司，换回来实实在在的股权和收益权，一点也不吃亏。而且，如果这些资金流入美国，能够帮助其早日稳定金融体系，早日复苏经济，那么，美国人又会恢复从中国进口商品，再次拉动中国的经济。
　　事实上，中美之间过去20年来，就是靠这样一种“商品-资金”的循环流动，推动双方的共同增长。金融危机一爆发，这个循环链条有断裂的危险，有人就出来做事后诸葛亮，说这个模式本来就错了，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看法，既罔顾上述模式在过去20年里的功绩，又看不到目前短时期内开创任何新的增长模式都非常困难。我认为，上述模式一个大弱点是，中方资金向美方的回流，主要是通过低利率的国债投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向美国金融市场上注入了大量低成本的资金。这既损失了中国人自己的投资收益，又帮助吹大了美国的金融泡沫。如果用引入美国公司在中国挂牌的做法，那么中国的资金就是以高收益的股权投资方式回流美国，对原有的“商品-资金”模式是一个极大的效率改进，有可能为双方都延长一段经济繁荣期。
　　有人可能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直接用我们的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股市呢？其实中投公司就是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效果有限。首先因为当资金掌握在政府一家手中时，涉及国家命脉，对投资的风险承受能力非常低；其次在美国方面，对于接受中国政府背景的资金以单一股东的身份进行投资，也有各种疑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直接用外汇储备对外投资，不能回笼在建立这个外汇储备过程中已经发行出去的人民币，不能改善国内的流动性状况，不能为货币政策腾出空间。而用引入境外公司挂牌的方式，上述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怎样才能避免奶农宰杀奶牛？

Mon, 20 Apr 2009 07:08:00 GMT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今年中国乳业遇到了较大困难，导致鲜奶收购价下跌。进而导致奶农入不敷出，部分地区有奶农忍痛宰杀奶牛。这个连锁反应，可以作为一个范本，说明中国目前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存在哪些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中国政府搞市场经济毕竟经验稚嫩，难免错漏，常常是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瞎市场化。首先，大家都知道，中国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养什么不养什么，这些本来应当交给市场决定的事情，政府往往喜欢越俎代庖，为民作主。若干年前，有关部门做了一些研究，认为中国奶牛养殖业发展太慢，而且“小、散、低”，“迫切需要向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转变”，大力推广如奶牛养殖小区等措施，以各种优惠措施鼓励养殖户“做大做强”。甚至在2008年，全行业因为个别奶粉质量问题遭到很大冲击之后，有关部门推出的《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依旧提出要“到2011年10月底前”，力争“100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奶牛比重达到30%左右”。

然而在世界上奶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奶牛养殖却是以“小、散”为主的。美国99%的养殖场是家庭农庄，而这些家庭农庄中，77%的不到100头奶牛。当然，我国提的“100头以上达到30%左右”的目标，是以奶牛头数为基数，不是以养殖户数量为基数。即便如此，美国的情形至少说明，“规模化”并不一定是奶牛养殖业发展的必然方向，而以“100头”为划界标准就更没有什么实践依据了。

从1991年到2000年9年间，我国奶牛存栏数增长了大约三分之二，平均年增长率不过5.7%；但是从2000到2006年的6年间，猛增了2.79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9%。同期原奶生产量猛增了3.6倍。我国也从一个奶业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三产奶大国。本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如今在奶产量上却超出了几千年以来都以奶制品为主要食品消费的诸多西方国家，这样迅猛的扩张速度，如果不是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激励，很难想象它会自然发生。

中国人的食谱决定了，我们消费的主要是初级奶产品，包括鲜奶、奶粉、酸奶、奶油和冰淇淋等。而西方人用于佐餐、烹饪的黄油、奶酪等深加工奶制品，中国人几乎不消费。问题在于，后者恰恰是奶制品消费的大头。例如在美国，上述初级奶制品消费，仅占用原奶总产量的23%；而黄油和奶酪两项就占用58%。换言之，除非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全盘西化，否则，中国作为世界奶业生产大国，其消费能力却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下，在生产一端的短期快速扩张，当然会造成积压。

现在，人们倾向于把奶业危机都归咎到去年的奶粉结石事件上。但是深想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在原奶中掺假的现象？少数人这么干，可以说是坏了良心；如果干的人多，就要考虑到其它因素。我以为，根子正是因为生产能力过剩，导致原奶收购价格偏低，促发了各种掺假行为的蔓延。而目前这一轮奶业企业的库存积压，也不能完全看成是去年结石事件造成的短期需求下滑，也要认真考虑过去几年是否存在生产能力过度扩张。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过去几年大力发展奶业是错误的。一种生产能力的积累，来之不易。既然发展起来了，就是一笔财富，不能轻易说退回去。何况长期看，中国人的奶制品消费需求还会继续增长，足以消化掉目前这点积压的生产能力。但是，在生产能力快速扩张之后，要呵护、维持住这一生产能力，政府就需要有所作为。

这就牵涉到我开头说的，我国政府常常犯的第二个疏漏了：把不该市场化的东西市场化。也就是说，到了原奶采购环节，这个最应该政府来干预、来采取各种保护措施的环节，我国政府却在相当长时期里缺位了。你把奶农生产一端的积极性刺激起来了，在需求一段反而放任他们自生自灭，这岂不是像是恋爱谈了一半把别人甩了吗？

即使大国中最为倾向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也对原奶收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国家最低采购价格。这就是所谓“国家原奶销售牌价（Federal milk marketing orders）”。这个保护价格，是联邦政府有关机构，依据几种主要奶制品的市场批发价格，反推回去得出来的，再根据不同地区的划分加以调整。实际的收购价格，只能高于这个牌价，不能更低。今天，美国市场上大约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原奶，是在这个国家牌价体系下采购的；另外的则是在一些州自己的地方政府牌价体系下（通常高于国家牌价）销售的。

国家规定采购价格有多种好处，其中之一，就是直接保护了奶农尤其是散户的利益。由于国家采购牌价是依据中长期市场价格来调整的，它也能熨平价格波动。像中国这次，奶业遭遇突发危机而出现短期过剩时，如果有一个国家牌价体系，就能很好避免今天奶农纷纷杀牛、明年又会奶源不足的现象了。当然，我了解到目前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已经推出类似的价格保护措施，中央政府也有拨专款支持原奶采购。但它们都还只是临时的应急做法。需要象美国那样制度化，甚至成为一项法律，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岭南大讲堂：小城镇制度创新可保中国20年增长（三、小城镇自治是打开死结的钥匙）

Mon, 30 Mar 2009 02:11:00 GMT

小城镇改革是帮助中国走出死结的灵丹妙药
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阶段提小城镇的改革呢？因为它可能是帮助中国走出经济困境的灵丹妙药。中国内需启动难，难在哪里？我认为核心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居民没有经济机会，城市居民有经济机会却受困于大城市的高水平基本消费，大家都没有太多钱可花。本来，城乡之间就是小城镇，小城镇的发育能够填补城乡断层、减少两极分化。可是，中国的许多小城镇却处境非常尴尬，可以说是集中了城乡两者的缺陷，是最丑陋的地方。它既没有大城市的繁荣，又患上了环境污染、犯罪猖獗等典型的大城市病；它既像农村一样贫穷，又丧失了农村的田园乐趣、治安稳定以及耕地带来的基本生活保障。
我们常常自豪地说，中国没有贫民窟。为什么没有？按道理，中国和拉美一些国家近似，都是少数中心城市集中化发展，城乡差别巨大。照理说，会有许多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抛弃土地，来到城市后却找不到工作，慢慢就形成贫民窟。但是中国的大城市有严厉的户籍管制。结果，这些向往城市生活的人就都跑到小城镇去了。所以中国的某些小城镇，就相当于拉美一些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滋生各种不良现象。
为什么现在中国小城镇被遗忘？1994年分税制后，地方要解决财政问题，于是所有的城市都想办法做大做强，你不做大做强就没有税收啊！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要招商引资。二线、三线城市，土地供给很充足，但在市中心一定要有几十层的高楼大厦竖在那。公共服务本来是地方财政出的，地方财政没有钱，就搞投资项目，几亿、几十亿往里扔，扔进去就是GDP，收了税之后一看，前面盲目投资造成了很大窟窿，财政反而更紧张，于是继续往里扔——这是个死循环。最后公共服务、道路建设、社区服务等都没有了。所以中国的小城镇就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尤其是政权所在地，主要是县城，拼命做大做强，做成财政上的一个死结；其他剩下的小城镇，就自生自灭，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建设根本没人管。
中国要解放小城镇，必须把这个结打开，必须在中小城镇的治理结构上来一个重大的突破，彻底改变现有的财政约束和激励机制。为此我认为，必须走小城镇自治化的道路。
我们来看看历史。历史上，欧洲的自治化小城镇，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孕育地。我们知道，欧洲古代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类似，国王、教会和封建领主占有土地，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骑士也是依附于领主的。为什么欧洲可以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呢？专家对此有很多看法，其中一种就是说：欧洲当时有一样东西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大量私有化的、自治的小城镇。例如某人很有钱、很有名望，买下一块地来，但是买下来之后不代表你就可以自治，因为你还在领主的范围内。就像现在中国你买了房子，但是市、县政府照样管你，居委会也能够管你。那怎么获得自治呢？这个人直接到国王那儿去申领一份charter，意思是宪章，也可以叫章程，因为今天公司章程的概念就是从这里面出来的。国王批准了这个章程，就像今天批准你成立一家公司一样，这一块土地就自治了，这里面的人就是自由民，脱离领主的行政管辖了。这样的自治体，是当时小城镇的主要行政模式。小城镇内部，大都实施类似集体股份的制度，而且城镇的通用名称就叫Corporation，今天这个词就是“公司”。事实上，公司制度就是脱胎于历史上这种自治型小城镇的治理结构。今天，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小城镇，一直到2006年还是叫公司。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这就是伦敦。伦敦核心城区至今仍保持着这种自治状态。
这种自治型小城镇后来又成为欧美开拓殖民地的重要形式。例如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北美所有的殖民地也都是这样。它们既不是民主制度，也不是专制制度，而是政经合一的一种股份制的治理结构。它既是生产、贸易的基本单位，又保有军队，有权和当地政权订立条约、开启战争。了解美国历史的人可能听说过五月花号，五月花号开创的殖民地就是这种制度，一人一股，如果追加20英镑投资可以多占一股。所以，这是一种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和一份投资一票的资本制度结合了的混合体制，既照顾到每个个人的利益，又保障了资本利益。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它是极为先进的制度，是殖民经济飞速发展的基本驱动力。
自治型小城镇在今天仍然是成功的治理结构
我们今天还可不可以借鉴这一制度呢。当然可以，因为今天，自治型小城镇仍然是不少发达国家一种成功的治理结构。前面说到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伦敦城公司)。伦敦老城区大约一平方英里，居民大概有9000人，却密集了500多家外国银行、180多个外国证券交易中心，世界500强有375家在这里设有分支机构，白天在这里上班的人有34万，被认为是和纽约华尔街齐名的全球金融中心。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一平方英里土地。它高度自治，有自己的市长、议会和警察，不受大伦敦城区管辖。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地方，如果是纯粹的民主体制就很麻烦，因为住在那里的9000个居民一投票，肯定想从公司头上多收一些税来保障居民的利益，最后公司就不来了。实际上呢，它是采取一种很奇特的混合投票方式。每一个居民有一票。每一个无限合伙制企业里面的每一个无限合伙人都有一票，即便你不是当地居民。此外，任何一个公司，如果雇员在10个人以下的有一票；10个人到50个人之间的，每5个人有一票；50个人以上的，每50个人11票。这样一计算，非居民的公司代表有15000票，压倒居民的9000票。而且公司的投票可以投两次，居民只能投一次。所以，它的这个治理结构，很大程度是代表了经济、商业的力量来治理的。这也是这个地区能成为世界上最繁华地区的原因之一。可见，这种政经合一的自治型城镇治理模式，在今天仍然有活力。
有人说英国的国情不一样，伦敦老城区是个特例，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什么？是一个大国，要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实际上，越是大国，中央对地方越难以控制。为什么？因为郡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目太多。比如中国几千个县，你怎么管得过来？而县级政府对其辖区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有人说要削减县的数量，但那意味着每个县的权力更大了。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借鉴另一个大国的成功治理经验。那就是美国。
在美国，郡县一级的权力受到非常大的制约，而制约的来源，就是自治型小城镇。美国的乡镇政权，可以像公司一样发起设立，实现自治。美国每一个州的具体法律不一样，我这里只是讲一个大体的概念。比如说某个地区有一个产业很发达，居民都富裕起来了，于是大家就不愿意跟周围的地区分享成果，那么，如果该地区人口够了，大家就可以投票通过，发起设立一个新的行政区划，到州政府一备案，就自治了。发起设立之后，在政治上，它从郡县体系下独立出来，直接向州一级政府负责；可以在不违背联邦、州法律的前提下，制订自己的法律，决定自己的管理方式；在经济上，它相当于一个公司法人，可以做生意、签订合同、可以发行自己的债券。上世纪90年代大概有293个这样新发起设立的、自治的城镇。通常都是经济发展有希望的地方，会独立出来。出来后当然更容易发展。
美国的现实证明了，小城镇自治有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三重意义。经济上，它极大地推动了内需。自治的小城镇一般会发展出特色产业，而且它的自治结构决定了财政上非常自律，不会搞片面追求GDP的工程或盲目建设，而是大搞公共设施、公共福利，从而创造经济的有效需求。在政治上，它有利于在幅员辽阔的大国，使联邦、州省级政府达到更强有力的行政控制。在社会层面上，众多发达的小城镇极好地填补了城乡之间的裂隙。我们看美国虽然社会福利在发达国家几乎是最差的，贫富分化差不多最大，但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动荡非常少。为什么？因为大量自治型小城镇基本上一个个都像世外桃源。有些国家比如法国，福利那么好，可是社会结构以城市为中心，反而容易动荡，今天这个群体罢工，明天那个群体闹事。
听到这里，有人可能说，你描绘的好是好，但是中国人素质不同，国体政体不同，肯定行不通。我说你完全错了。中国大地上今天就有一个活生生的、自治型小城镇的实例，那就是南街村。南街村是财产集体经营，对外就像是一个公司一样，是一个商业实体。对内则是混合体制，有一个核心领导人，而且后来改制了，在法律上它已经有了几个大的股东；但是在分配上，依旧相当于一人一票的形式，每人按一股分红。你仔细一想，其实这就是一个跟西方当年的自治型小城镇非常近似的治理结构。现在很多人对南街村有不同意见。我的看法是：你可以不同意它的某些具体做法，比如强制学习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不同意后来地方政府给南街村很多贷款的树典型做法。但是，作为一种抽象的管理模式，南街村的存在，以及它初期自然状态下的成功发展，至少证明了一点：自治型小城镇在中国的国体、政体下是可以存在的，和中国的宪法法律没有根本冲突，也完全能够和普通中国人的文化习惯相融合。
我认为，类似于这样的制度安排在中国也有巨大空间，也会像在美国一样，在各方面都起到巨大的正面效果。如果有成千上万个小城镇涌现，每个都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产业，都需要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建设。在这个基础上，再打破产业垄断，就会出现许多个小银行、小电信、小媒体等，服务对象就是这些小城镇的居民。这一新的发展战略，完全能够再保障中国10-20年的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