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有一篇报道，说陕西神木县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后，造成医疗资源紧张，出现大面积排队现象。这个新闻，很可能会被一些原教旨的市场经济论者拿来，作为论证，重新鼓吹“只有市场化能解决医疗问题”的主张，而质疑目前已经成为政策的“医疗体制非营利化”的改革方向。

我是一贯倡导“政府越小越好”的市场派，但在医疗问题上，我却从不支持市场化。因为人们的医疗需求，是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来满足的。对医疗的需求，用最通俗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害怕“看病难，看病贵”，而希望“看病方便，看病便宜”。但是这两点希望，学过经济学最基本原理的人，画一个简单的供求曲线图就会明白，它们是互相矛盾的运动方向。看病方便意味着要增加医疗服务的供给，或者压缩医疗需求；但是看病便宜，就会导致医疗服务供给减少或刺激需求增加。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看病不难，就必须让看病变贵；要想看病不贵，那么看病一定会变得困难。

原教旨市场主义者对这个悖论的反应大抵是：老百姓的需求是不合理的。事实上，任何产品，消费者都希望它又价廉又物美，但那好比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实现的。市场机制的意义，正在于它能够用价格信号引导需求，使得人类无休止的贪欲和有限的生产能力之间达成“最佳”的平衡。据此，原教旨主义者们认为：在医疗问题上，市场也同样是达到“最佳”平衡的不二门径。这个“最佳”平衡，有理论可以计算证明，就是社会净福利改进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

然而，所谓 “市场经济可以导向帕累托最优”这个命题，早从上世纪80年代，就不断遭到质疑。包括斯蒂格里茨在内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曾证明其假设前提并不符合现实。更何况，“帕累托最优”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社会道德意义上的最优。一个常用的极端例子是：假若世界上有一个视钱若命的狂人，钱越多他的幸福指数就越会加速上升，那么，把世界上所有人的钱都剥夺了交给这一个狂人，居然也会在理论上达到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类理论上的“疯狂帕累托最优”，显然是有悖于人类的一些基本道德底线的。

在涉及到生命死亡的话题上，盲目崇拜“自由市场”，就很可能掉进类似的疯狂帕累托的陷阱。举个例子：假若允许人们在市场上自由购买“生命权”，也就是说，允许杀人犯用钱来购买他人顶替自己去接受死刑，允许疯狂飙车手花钱雇人站在马路上被自己撞死，也能实现某种 “帕累托改进”，可那将把供求导向一种什么样的可怕景象？当然，在蒙昧时代，人类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可以随便拿钱买命、花钱消灾的。杜绝这种现象是文明的一大进步。而在这些领域，如果重新应用“市场交换法则”，就成了文明的退化和返祖。

把上述例子稍微引申一下，不难看出，在医疗领域应用所谓“市场机制”，实质上正是允许人们用钱来购买生命权。假若我付出足够的钱，就可以把实际上更为危重的病人从重症监护室踢出去，而让病症其实较轻的我自己住进去；事实上，就是用钱诱使他人放弃生命权。那么，这和用钱买他人顶杀人之罪、用钱雇他人被自己撞死，本质上又有多大道德区别呢？对于像医疗这样关涉到生命权的服务，抛弃市场机制，从道德层面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

陕西神木县在实施全民医疗后出现的一些现象，在我看来，不能算到非营利化改革头上，倒更像是转型期的暂时失序。我不了解情况，不知道该县以前的“医疗市场化”推进得如何。假若推进得比较彻底，那么恰恰证明了，在市场机制下，会出现医疗需求受到价格信号压抑的情况。一旦转为非营利化的医疗，全民被压抑的医疗需求会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来，造成大规模的“排队”现象。解决的方案，应当是在坚持非营利方向的同时，增大对医疗供给的投入。有些冒牌经济学专家们常常重复一个肤浅的伪命题，即所谓“产品或服务定价偏低，一定导致排队现象出现”。其实，这个命题只有在供给不变的条件下才成立。假若在坚持低价的同时，人为地增加供给，就并不会导致排队现象的出现。而绝大多数公共产品，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举个最直白的例子：我们每天走的人行道，都是免费的，但并没有因此而挤得无法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