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是否还记得那一天，在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中国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通往广场的道路上，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腥风血雨。1989年6月4日，这是一个令全世界人民无法忘记的日子。我们不必去争论到底有多少无辜的民众被流弹击中，不必去争论学生与军人谁先有暴力的行为，不必去争论人群中有哪些人是恶意煽动，更没有必要去争论学生的背后是否有西方国家的阴谋。所有的细节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显得完全的微不足道。总之悲剧发生了，无辜的人民被自己的“人民政府”杀害了，也有军人惨死。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的熟悉，似乎中国的历史书中描绘过相同的情形。就说近代在中国大陆地区发生的五四运动、六一惨案、三一八惨案都与这一次的六四事件有诸多相似。

1919年巴黎和会，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首，3000多名学生冲破警察的戒严，来到天安门广场情愿游行。随后学生非法闯入交通总长曹汝霖家中，痛打章宗祥，纵火烧毁了曹宅。军警镇压，逮捕多名学生。后来示威游行愈演愈烈，军警逮捕了上千名学生。

1926年3月18日，在国共两党的共同策划之下，组织80多个学校共 5000多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情愿，要求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强硬反对《八国最后通牒》，最后造成三一八惨案。官方的理由是情愿学生“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包括两名警察和一名士兵。鲁迅先生的学生刘和珍等人也当场丧生。段祺瑞当时并不在官邸，听说学生被打死许多人，立即赶往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至死不改”。实际上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最后通牒》中的所有要求，因此这场运动本没有必要，惨案也本可以避免。段认为此事全由国民党执委会代表徐谦和共产党北方区委代表李大钊两人为首，鼓舞煽动学生，所以下令通缉所有事件的组织者和学生领袖。到底是谁下令开枪，至今众说纷纭，但这已不重要了，段祺瑞也从此逐渐失势，死去的英灵成为了爱国烈士供后人瞻仰。

所有的学生运动都是有暴力倾向的，也都是有政治势力背后支持和煽动的。曾经的学运的背后操纵者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试图依靠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造成国家不稳定，推翻现任政府。国共两党以此起家，自然知道学生运动的力量和可煽动性，遇到了被推翻的危险，自己会与之前的政府做法无异，用暴力的方法镇压运动，维持政权稳定。

当死去的学生在三一八惨案和六一惨案后被追为烈士，人们为他们召开隆重的追悼会的时候，当他们的事迹被写入历史教科书的时候，没有人去管被学生和暴徒打死的那些士兵和警察。而这一次的事件却正好相反，学生全部都成了暴徒，死去的军人都成了烈士，而被打死的暴徒自然是不能有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动，哪怕是在20年以后。同样的地点，同样是学生，同样的爱国情怀，同样的镇压理由，同样的悲惨结果，却有着不同的解读和不同的待遇。

无论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多么快多么的好，请不要忘记去纪念那些为了国家的进步而死去的英灵。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年轻的莘莘学子，都热爱自己的祖国，但是他们却丧生在本应抗击外来侵略的本国军人的枪口上。“人民政府”枪杀人民，天下最大的讽刺莫过于此。

仅以此文献给六四事件中丧生的人们，以及在所有的学生运动中牺牲的爱国学生和军人们。



沈达明 于多伦多
2009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