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快就占据了谈话的中心。
屋里的空气窒息，灯光昏暗，空调咯吱作响，铺着塑料布的小桌上摆满啤酒、咖啡与花生米，六七个青年人围坐在旁，他们大多二十五、六岁，都是入行没几年的记者。
比起他瘦小的身材、无精打采的眉眼，他的声音充满扩张性，它尖锐、有点沙哑，带着少年人刻意的世故与痞气，仿佛他早已见到识广、饱经世事。
他宣称大学里没正经上过课，在南昌那座二流学院里，他是不折不扣的异类。这所学校里到处是红砖楼，据说之前的一位校长前往英国考察归来，最重要的收获是，英国的这些老牌名校尽是红砖砌成的。不过，南昌可以复制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却不能复制学术与思想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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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逃离致命的平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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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个讲座上，我远远地见到了梁慕娴。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她是香港媒体上的话题人物，是她言之凿凿地称梁振英是“地下共产党员”，倘若你对她的个人经历与性格稍作了解，似乎很难反驳这观点。
她已经72岁，齐耳的银灰短发，语调温和，还有着某种羞涩，讲过一段话，就不由自主地说“唔好意思，我讲的唔好”，似乎对于自己的写作与演讲才能，都缺乏自信。但被追问起她对梁振英身份的质疑时，她又有特别的自信：“我是共产党党员，所以我知道。”
她自从1974年来，就一直居住在加拿大。与很多移居北美的香港人不同，她离开香港不是为了寻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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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a communist?”他大声喊道。几个维安人员紧紧围住他，把他向会场外推。刚才，他挥舞着手中纸制的坦克模型，用一串广东话向台上抗议，我听懂了他这最后这一句英文。在香港，人人认识他，因为他脑后的长辫子，人们叫他“长毛”。
三位候选人站在台上，逐次陈述自己的政治理念与个人能力。台下坐着选委、新闻记者与抽签的公众。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公开讲演，六天后，这1200位选委（他们中的很多今晚并没到来），将投票选出香港第四任行政长官。
不同政见的候选人，公开辩论、四处拜票、曝光的丑闻、相互人身攻击，香港的特首选举，它宣称是一场选举，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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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严倬云也出场了。她要替九泉下的先生表达愤慨：你们怎能否定“九二共识”的存在！在照片上，她仍风姿绰约。在台湾报纸乱糟糟的版面上，这优雅也提醒着一种更古老的传统的存在。
在最后10天，竞选的主题日渐清晰，马英九与蔡英文的最终角逐不是来自于岛内事务，而是与大陆的关系，它也随即被简化成是否认同“九二共识”。
没人能给出“九二共识”的具体定义，它甚至也不是1992年所提出的。像很多著名的合约、协议、仪式一样，它是被创造出的传统。但正是这种模糊性，也赋予了两岸共存的包容性。文字游戏显得不够诚实与清晰，但有时也能缓和直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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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要变，奶茶要变，命运也会变。”
未料到，清晨起来在这村中漫步，竟看到大幅的毛泽东画像，所用的色彩与笔调，不像毛本人，倒像是明信片上的切•格瓦拉。他们都是革命的偶像。
画像是用来推销一款奶茶的——毛泽东奶茶。这纯粹哄骗游客的把戏，还是把我引进了院落。领袖命名的奶茶，不过是普通奶茶里加入了金门高粱酒，味道实在不值一百元新台币。
幸好这里是金门，游人很愿意消费它。这里仍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战争博物馆之一。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战争遗迹仍随处可见。如果把它放在全球背景中来看，它还是冷战的前线，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角逐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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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被他的声音征服了。我听不懂台语，却完全沉浸在讲话的音乐感中，这音乐感因为低沉、哀伤、时隐时现的背景乐曲，而更难抵挡。它似乎蕴涵着无限的离愁、悲苦、怨屈。
最初，我以为这是录音播放，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是陈水扁本人在说，一个句子接着一个句子，像是一个浪潮推一个浪潮。
这是吴王霞“头七”的日子。37年前，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位青年律师陈水扁，谁也未曾料到这桩曾被百般阻挠的婚事，最终缔造了台湾的第一家庭。然后所有的荣光又化作苦涩，总统身陷囹圄，全因身体残疾，总统夫人才逃过一劫。这位岳母则仍表现出倔强的性格，曾用扫把驱赶前来访问的记者。
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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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色工作服外罩着浅绿色围裙，黄而卷曲的长发披在身后，看起来，她不过二十岁出头。不过，判断台湾女人的年龄，我向来没有经验。这个社会鼓励一种故作的“可爱”——你早已嫁人生子，脸上还会露着少女式的脆弱，口称“我们女生”。
她是“八方云集”这家锅贴店的店员，除去招呼偶尔的客人，她一直在画口红，摆弄一台小数码相机。
“你等一下帮我拍照”，她连续问了两个男同事，他们都不太理睬。深蓝色制服的维安人员走进店里，说总统大约八点能到，但不一定有时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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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店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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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雕塑园中闲荡，夏日午后的台湾，有一种粘稠的热。如果仔细打量，你会发现标准化的雕像也有细微差别，而其中一些，甚至走样得离谱。在屏东县内埔乡的崇文国小的胸像，他的脸部完全凹进去了，还有一对大扇风耳，它不像浙江人蒋介石，倒像安徽人朱元璋。难道是因为屏东远离台北，对于蒋公的理解也更偏颇吗？
我记得曾荣鉴的反复叙说：要用美学眼光来看待它们。但美在哪里？专制创造美，法老们的金字塔、希特勒的奥运会、斯大林的莫斯科，还有毛泽东的《东方红》，都有特别的诱人之处。它们也是规模的胜利，只有专制力量才能动员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完成浩大的工程。蒋介石的雕像，也是规模的胜利。倘若台湾作家林双不的统计值得信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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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美学角度来看这些雕像的”，曾荣鉴说，“ 艺术家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把它们就这样丢弃，实在太浪费了。”
我们坐在桃园县政府的农林局长的办公室里，而此前，他是大溪镇镇长，连任十三与十四任。慈湖旁的蒋介石头雕塑公园，正是他一手推动的。
他消瘦、温和，穿着灰裤子、白色有领的短袖T恤，脚下是黑皮鞋，是一副自然的装扮。他出生于一九五三年，蒋介石去世时，他二十二岁，正在金门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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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像也流了眼泪”，他回忆说，“那天晚上雷电交加”。他也觉得困惑，蒋总统去世了，到底谁来领导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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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着、坐着、骑在马背上，他穿中山装、长衫、军装，他的手扬起、拄着拐杖、拿着书，他总是微笑着，除去偶尔的例外，也总是光着头。
慈眉善目的长者，这是他晚年自认的形象。多年来，不管多么独断专行、滥杀无辜，他却始终标榜自己动机的纯良，内心的无可奈何。
四十岁时，他达至人生的第一个高峰，至少在名义上，他统一了中国，是世界最年轻的领导者之一。五十五岁时，他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坐到了一起，决定历史的命运，这对于屈辱重重的近代中国，真是荣耀的一刻。仅仅三年后，他就要应对一连串致命的失败，他输给了共产党，丢掉了中国大陆，躲在太平洋上一个岛屿。他有那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却最终发现只有依赖美国，才能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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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看到这棕色的路牌，你也感到安慰。
我到过了散发臭气的工业区，看到了戒备森严的复工的工厂，几位志得意满的投资者，还有赔钱的生意人，还有人头攒动的劳工市场，他们目光迷离、又饥渴异常，随时把我这样的陌生人当作招工的老板，团团围住你。
像很多中国的城市，温州生长得太快，一切记忆都被迅速地铲平。一样的丑陋而喧嚣的高楼、令人窒息的行政区、零乱的马路，只不过这里更富有、更炫耀，也更无序。
我第一次在KTV门口看到停放的劳斯莱斯，紧邻是一排宝马与路虎，排放序列似乎严格遵守着价格高低。人们走路快、说话快、吃饭快，他们思考的、忧虑的、言说都是生意，他们勤奋、精明，用炫耀性的消费证明自己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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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还有什么用，都没用了”，我们坐下的一刻，她这么说。
她还是把故事又说了一遍。
她穿着黑裤子，蓝色的线绒衣，短圆脸上除去皱纹，还有焦虑、冤屈与轻微的愤怒。一直到9月，她还是这个创业精神浓厚的城市的成功者，可能再度迎来新突破，她的工厂名字正是“腾飞”，她叫项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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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她的人生前半段，她一句带过。而这也不是个追问的好时刻，她被一种深切的焦虑和不平占据了。她出生于1960年，只上到小学五年级辍学，这可能是文化革命的时代原因，也可能仅仅是家庭选择，一个农村女孩不要读太多书。她开始随着大人到附近的瑞安卖毛线。这是温州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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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来哪里来，国语这么标准？” 唱片店老板是个中年男子，眼睛特别大，态度温和，问话的语气里半好奇、半客套。
我在找江惠的唱片，特别想听她唱的《望春风》，这情感粘稠的台语歌，为我理解台湾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夏日午后的基隆港破败、沉闷，我漫无目的地闲荡。我走过海滨情人大道，它的名字令街道更显得暗淡、油腻，商铺大多关了门，而招牌像是经年未经洗刷。在一个半山的国小的操场上，蒋介石黑漆漆的半身像孤独、落寞地矗立着。在海港那一边，是白色、高大的女神像，像是观音、又像是妈祖。
海港的另一侧更繁华些。我寻找那些老建筑，在一座“鬼屋”前徘徊，还和一个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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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必不喜欢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政治化解读，在他看来，这无异于宣判一个作家的死刑。作家不再是个说故事的人，而变成了标语与口号的俘虏。流亡法国后，他刻意回避“异议作家”的身份，他用法语写作，想创造一个新身份。
他更不会接受对“中欧”、“东欧”这两个概念的含混用法。他会坚定地认定自己，还有之前提到的亚当•米奇尼克、哈维尔，是中欧作家。这个中欧恰好处于欧洲地理上的中间，是一个边界模糊、由很多小民族共同组成的地区，波兰、捷克、匈牙利是其中三个最重要的国家。而东欧，更应该指向俄国，它们是一个更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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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昆德拉与哈维尔不同的人生选择造成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知识界的某些秘密。”一位叫余杰的年轻批评家写道。
他不过二十五岁，正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却已因笔锋锐利而声名鹊起。在这篇题为《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的文章中，他借由捷克两位作家来分析中国。
文章从“签名”开始。在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拒绝在一份声援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对政治犯们毫无帮助……最重要的是，这是请愿书起草者们的一种手法，要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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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提着皮包来到作家出版社时，编辑们一定期望见到一位更不羁的青年人。“你还挺学生气的”，其中一位颇感意外的说。
皮包里装着是的《为了告别的聚会》的翻译稿，用钢笔抄写在稿纸上，它的作者是米兰•昆德拉。
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中国，很少人听过这个捷克小说家的名字。两年前，一位叫李欧梵的旅美学者第一次把他介绍给中国读者，东欧的昆德拉与拉美的马尔克斯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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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风格迥异的人物在中国的命运也迥异。马尔克斯迅速征服了读者尤其是作家的心，近代中国的命运也像拉美一样起伏跌宕、荒诞重重、满是屈辱与希望与的悲喜剧，为什么我们不能写出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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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姓赵吗？”我问。她二十岁出头的样子，一张白净的瓜子脸，上面有几粒淡淡的雀斑。
她笑了，她真聪明，立刻明白我的玩笑之语。我们站在这个安静的院落里。正是夏日的午后，整个小城都在昏睡，空气潮湿而慵懒。院落还有那座二层木制的小楼，曾是郁达夫的故居。它也是富阳县城仅存的几座老房子。在九十年代末的城市改造浪潮里，灰砖、吊梁、天井、窄巷的旧痕迹被铲平了，取而代之的水泥、马塞克、蓝色有机玻璃的楼房与马路。这刻意保存下的故居，也不是往日的模样，它修缮一新，漆色浓酽，它也是游人必经之地。
房间里悬挂了郁达夫的画像，他与兄弟们的合影，玻璃橱窗里陈列着他各种版本的书籍，与鲁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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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蓝的，他突然说。
车正沿着嘉陵江行驶，窗外是点点的灯光，江水黑逡逡的一片。这城市满是高楼，是令人惊诧地起起伏伏，公路蜿蜒在你的身下，轻轨火车从你的头顶经过，你穿越这条小巷时，路过的十六层的住户的家，那条牛仔裤一动不动地晾在那里。这也是一座狰狞的城市，一切都突兀、粗大。
我们刚度过一个沉醉的夜晚。一群六十岁上下的人，都质朴、强硬而浪漫，是这“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朗读了莫名诗人的词句，其中一首是《帝国》。我们谈到了俄国兴起与衰落，还有遥远的布拉格之春。当然，还有八年抗战，这座城市承受了狂轰滥炸，是自由与抵抗的堡垒。他们会说，重庆比伦敦承受了更多的炸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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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崛起由无穷的细节构成。它派遣军队、收购矿山、修建港口，建造摩天楼，它也潜移默化地进入国民的内心。
“十年前，他们看不起我们，现在他们怕我们，等着吧，看看再过十年，他们会怎么对我们。”在北京的友谊宾馆咖啡厅里，临桌的一位老兄正对着一群朋友高谈阔论。
重新装修过的友谊宾馆，灯光明亮、地毯柔软，扔掉了昔日的刻板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特权与隔离的双重象征。在眼花缭乱的表面之下，中国的变化比人们想象的慢得多。清政府把洋人挡在广州城外，只让他们住在水边划出的空地。而毛泽东的新中国则划出了使馆区、友谊商店，外国人只能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来接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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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崛起由无穷的细节构成。它派遣军队、收购矿山、修建港口，建造摩天楼，它也潜移默化地进入国民的内心。
“十年前，他们看不起我们，现在他们怕我们，等着吧，看看再过十年，他们会怎么对我们。”在北京的友谊宾馆咖啡厅里，临桌的一位老兄正对着一群朋友高谈阔论。
重新装修过的友谊宾馆，灯光明亮、地毯柔软，扔掉了昔日的刻板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特权与隔离的双重象征。在眼花缭乱的表面之下，中国的变化比人们想象的慢得多。清政府把洋人挡在广州城外，只让他们住在水边划出的空地。而毛泽东的新中国则划出了使馆区、友谊商店，外国人只能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来接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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