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桔色工作服外罩着浅绿色围裙，黄而卷曲的长发披在身后，看起来，她不过二十岁出头。不过，判断台湾女人的年龄，我向来没有经验。这个社会鼓励一种故作的“可爱”——你早已嫁人生子，脸上还会露着少女式的脆弱，口称“我们女生”。
她是“八方云集”这家锅贴店的店员，除去招呼偶尔的客人，她一直在画口红，摆弄一台小数码相机。
“你等一下帮我拍照”，她连续问了两个男同事，他们都不太理睬。深蓝色制服的维安人员走进店里，说总统大约八点能到，但不一定有时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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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店前的水泥柱旁，睡眼朦胧。我搭早车从台北来到，小雨下个不停。中坜市似乎尚未醒来，不过即使醒来，它也该是一座平庸的城市：千篇一律的街道、楼房、店铺,它们暗淡、参差，像停留在九十年代。不过，它却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一九七七年，中坜市民愤怒于国民党在桃园县长选举中的舞弊与随后的镇压，包围市警察分局，捣毁并放火烧了警察局及警车。国民党政府称曾它是“中坜暴动”，后来它则像两年后的“美丽岛事件”一样，成为了民主先声。
街道上突然出现了小小的骚动，一队青年走了进来，像是大学生，他们举着蓝色的方旗，上面是马英九与吴敦义的头像。“我们先练习一下”，领头的说，接着就发出“冻蒜”声，不过，实在不够整齐。
我在等待马英九来杨梅的武营市场扫街。在台湾的竞选中，这是最常见的步骤，也是最贴近选民的努力。沿街一位一位地握手、问候，政治人物要让自己被看到、被听到、被触摸到，表明是人民的一部分。菜市场、小吃夜市，是他们最常去的场所。这里总有人潮，一切都是开放与流动的，是日复一日的庶民生活，人们对政治人物的首要期待不正是保障日常生活的稳定吗？
“我来帮你拍吧”，我看着有点慌张的姑娘，她的表情印证了马英九长久的声名——他是女性选民的杀手。类似的场景，我还见过一次。几个月前，我在国父纪念馆的一次展览上，见到他刚刚发表完一个简短的演讲，笔挺的西装、谦和的微笑，他的保镖们正耐心地安排一个又一个中年妇女与他合影。
我可以想象四年前的“马英九神话”。他吻合人们的一切期待。他温文尔雅、谦恭自制、声誉廉洁，他的哈佛背景、流畅的英文，甚至高大的外形，都让台湾人期待他能摆脱传统的金权政治，重建台湾日渐低落的国际形象，弥合撕裂的社会。他像是政治界的iPad——具有地域与传统、通往未来的魅力。
但人们也很快发现，一旦投身现实权力，iPad难保光鲜。
他仍是个清廉的领导人，但他的谨慎，变成了无能的代名词。这也像是对人生的嘲讽，多年来，他是一名勤勉的追随者，依靠少犯错误不断跃升，如今却到了权力顶峰，要用自己的理念与想象力激发社会，用手腕来驱动组织运转。这难免令他困顿。连他昔日的朋友都出来大声指责，他不过是另一个“崇祯皇帝”——毁于过度的自恋。
他一定也自觉冤屈。他做了这么多，却没得到足够的肯定。当他强调自己在两岸政策上的突出成就时，有人攻击他过度依赖中国；当他强调任内的经济增长时，人们又觉得这与自身的生活关系不大，只是惠及大企业；当他说自己提升了台湾尊严，让免签国的数量陡增时，人们又说这是台湾社会进步的结果。他背上了“执政者的负担”——人们总记住他没做的事。他自己也未料到，民调会这样接近。他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四年总统的屡历也仍平稳，却让一位“非典型政客”一路紧逼。
最终，他来了，比预定的晚了十分钟。很遗憾，我无法帮助店员完成心愿。新闻记者、维安人员、还有围观群众，顷刻把他围在中间。那些青年人的“马总统，冻蒜”喊得整齐、有力。
我也没看到，马英九是否吃下了店中的锅贴，按常理，他是要品尝的。那些“冻蒜”的口号固然令人陶醉，政治人物也要付出对应的代价：他要握手握到腕部酸软、筋腱发炎，他要往嘴里塞进无数食物，从猪大肠到奶酪蛋糕。
他经过鲜红色牛肉的摊位、糕点铺、服装店……他的扫街能力已大为提升。从前，他常被诟病不体察民情，更缺乏亲切感，拜会民众时，握着A的手，眼光已扫向了B，不知道、或干脆回避眼神的交流。而现在，他能保持彬彬有礼的笑容、直视的目光。
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人群簇拥着他，从这个摊位到那个摊位，全凭人群的变化，我大概猜得出他的方位。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维安人员，他们令人吃惊地斯文、温和，保护着总统，又担心伤害到每一个热情的选民。再没有什么比他们更能体现台湾民主的特征了——一种令人吃惊的平民化特征。这与民主化有关，政权不再依靠恐惧与暴力来维持。也因这是一个小小的熟人社会，人们彼此认识，人际感情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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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于一个大陆人，观察台湾的政治选举，仍是个奇特的经验——街道两旁飘扬的候选人的旗帜、走街串巷的选举车、好似演唱会的造势现场、候选人四处的拜票、电视名嘴不留情面的点评，人们在餐桌上、聚会中，谈论着自己的政治主张。
从一九八七年解严开始，选举制度、三权分立、多数决、主权在民，台湾的民主体制已然成型。它也历经了政党轮替，民主得到了巩固。倘若你熟悉中国循环的、悲剧式的历史，你会愈发感到，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在日常生活中，你感到政治与你想象的不同。在一个威权时代，政治无处不在，但政治却被局限于强制与被强制、统治与被统治的的狭隘范畴内，恐惧感四处弥漫，个人深感无力。
而在民主体制内，政治是一种协商、妥协和相互寻求支持的过程。当然，它可能也仍无处不在，以琐碎、无聊、娱乐的面目出现。
倘若仅仅通过报纸、电视来看待台湾选举，你仍可能掉入那陈旧的印象——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了，民主文化却陷入了庸俗的泥淖。从八十年代末立法院的拳战，到九十年代的黑金政治、族群对立，再到陈水扁时代的两颗子弹，台湾的民主也经常是一种奇观，充满了荒诞。在中国大陆，它经常被用作专制的某种佐证——你看，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一搞就乱。
不管我多么为台湾的民主辩护，也的确感到深深的疲倦。我也说不清，这疲倦是来自于民主，还是只是这个信息时代的必然结果，还是因为台湾的特殊经验。
我尚未搞清台湾的政治结构，总统的权限有多大，它与五院的关系是什么？立法委员的地位到底有多重要？两党制是怎样成型的？每个党的内部组织、动员机制、权力角逐是怎样进行的，它的核心理念是什么？两千三百人口的台湾，要承接中华民国自一九一二就开始的建立、又不断修改的政治制度。在意识形态上，它不仅与历史暧昧不清，还因为一个强大中国大陆的存在，而只能含糊其词。政治修辞既要咬文嚼字、又要朦朦胧胧。
因为这些对历史的无知，我能看到仍是层出不穷的荒唐。
在我到来时，占据媒体中心的不是三位总统候选人的政策与主张，而是高雄两位立法委员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在现场观众与镜头前，两位候选人陈致中与邱毅互相辱骂，用“嫖客”、“骗子”这样的词汇辱骂对方。前者是陈水扁之子，后者则是一名以口无遮拦著称的国民党立委，他也被认定是陈水扁开创的“乱枪打鸟”的问政模式的真正继承人。尽管二人的特性鲜明，他们的表现仍让观众大吃一惊，他们几乎轻松地越过了政治辩论的底线。更荒诞的是，他们并非同一选区，也没有就共同的议题展开辩论，只是谩骂。倘若注意力是一个媒体时代的成功标准，他们成功了。
荒诞性不止于此。宋楚瑜的竞选搭档林瑞雄，一位角逐“副总统”的人选，试图用《推背图》证明他们必然当选，声称自己被竞争对手用电磁波侵扰，并在投票前前往不丹为台湾寻找国民幸福之道。
两位志在必得的“总统”参选人，没有这些公然的荒诞，却也陷入了循环式的琐碎。在很长一段时间，马英九着迷于强调小米酒，是他让它的价格降了下来。而蔡英文的民进党，把“三只小猪”变成了主要的竞选战略。在电视辩论中，马英九与蔡英文相互形容对方是“跳针唱机”、“读稿机”，两桩陈年的案件宇昌案与富邦案不断被提出。互相攻击也充满了不恰当，民进党称国民党仍在用“白色恐怖”的手段，而国民党则不断提醒“陈水扁的阴影”。双方谈论的不是政治主张与政策，着迷于对个人操守上的攻击。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都在朝后看，都无力应对此刻的挑战，描绘明天。一个未来总统应该关注的迫切命题，即使被短暂提出过，也迅速消失在这无穷的琐碎指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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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消费与遗忘所左右的年代，民主可能催生新的无力感。对一些台湾人来说，他们的社会已陷入逃避主义的泥淖。在这个社会中，人人不满，却没人愿意承担改革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因为不敢于面对严肃与迫切的问题，插科打诨就变成了中心。总统候选人宁愿政策模糊、八面讨好、不提出具体主张。只要他们敢提出任何改革，就可能得罪某一类选民。在某种程度上，台湾持续了二十年的“负面选举”、民粹化、反智的政治文化，仍在继续。
媒体呼应、也加剧了这种琐碎与分裂。倘若你翻开《联合报》、《自由时报》，收看中天电视与三立电视，你会发现同一事件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电视名嘴的争辩，则加剧了两极化。我注意观察他们，每一个人都言辞激烈，认定自己占据了知识与道德的制高点，一副我早已知晓的腔调，但倘若你深入下去，他们的材料则是选择性的，判断常是前后矛盾。不过这没有关系，这是个记忆力短暂的社会，你不需要为过往的错误自责。信息爆炸使人疲于奔命，对事物失去了深究的能力。
这样的辩论气氛热烈，内容却是虚假的。似乎存在着两个民间社会，他们读不同的报纸，看不同的电视台，参加不同的聚会。而政治人物在公共领域的发言，不是要说服别人，而是表演给自己人看。台湾人最爱用这句话来形容这种分裂——“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我兴致勃勃地来看选举，再到台湾的第一周，我觉得自己跟不上节奏，找不到连续的逻辑，深感厌倦。倘若你关掉电视，扔下报纸，走到台北的小巷。这是另一个故事，一切都在悠然地继续，人们温和有礼，历史遗迹仍到处可见。似乎是日常生活越为安定，人们越要在媒体世界创造出一个激烈、紧张的剧情，而政治选举是最好的连续剧，即使你觉得疲倦，也要把它看完……（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