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法兰克福书展风波
一
年年都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今年因为天朝成为主宾国，而顿显妖媚逼人。
六十年来，以倡导“言论出版自由，任何图书皆可参展”为主旨的伟大书展传统，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无礼挑战和非难——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个眼前似乎确实不差钱却缺德的主宾国。
现在，书展终于落幕，储君带队的千人豪华代表团业已班师还朝。原本希望藉此宣扬中华文化的高价出猎，最后赢得的却是东道国朝野的一片喧声。我朝再次让全世界领略了天威，领略了久贫乍富的措大嘴脸。这一足令社科院、出版总署乃至作协的爱国者们得意的文化西征梦，却让我辈炎黄子民再次蒙羞。
看看天朝代表团在热身研讨会上的集体退席，你怎能想象这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这些文化外交官员和主流精英作家那一刻义正词严崛起的屁股，丢的却是大中华的脸——因为他们抗议的不是别人，抗议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文人——戴晴和贝岭。
二
十几年前，我曾经组到过戴晴的一篇文章《我的几位父亲》，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她的生父继父和养父的奇特身世。这个标准的红色贵族之后，从太子党的摇篮——延安保育院出来的孩子，最终却走上了“弑父”般的叛逆之路。也因此在二十年前走向广场，乃至最后为其父辈的宗人府所圈禁。
即便如此，她至少还是党报的退休人员，还是合法活跃在帝京的作家。罗网森严的真理部治下，依旧还未剥夺其写作和出行的权利。这些可笑的官方代表团，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没敢抗议她的言论自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在其脸上刺金刻上“敌对势力”的标签，又何须跑到人家的地面上去装疯迷窍耍横撒野。
再说贝岭，原本北京的文青，在我看来从来都不算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甚至和海外任何持不同政见的组织都没有干系。只是因为酷爱文学以及文学活动，在美国好不容易化缘主编了一个模仿《今天》的纯文学杂志《倾向》。该刊从来都不是一个敌视独裁的政论阵地，顶多有一点自由和右倾风格而已。
九年前，这位爷还是可以自由出入祖国的游子。因为海外印刷价格高昂，突发奇想要把该刊拿到大陆来印制。也因此找我帮他介绍个印厂，幸好我介绍的那个厂没敢接，我得以躲过一劫。另外一家刚刚印出，警方立刻拘捕了他们哥俩。好在他多年交游的几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联名致函江大帅，才把他保释并驱逐出境，且从此不许还乡。就这样，好端端的一个文学青年，被祖国活生生地逼成了一个“异议分子”。而且牵连其弟弟很久不许出京，最后其弟只好对警方说——再不许我出京谋生，我就去广场上焚烧克林顿的画像，以表示我坚决反对美国——这样的表决祖国当然也不愿发生，于是禁令才撤销。
《倾向》因为没钱早已停刊，贝岭自己也流落到台湾寄人篱下，过着十分窘迫的生活。就在这个世界几乎将要彻底遗忘他的时候，我们天朝代表团再次为他吹响了进军的号角。他的名字终于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而乐善好施的德国大学，也终于向他发出了聘书。我们伟光正的党，似乎生怕他放逐的子民难以成名一样，非要将这样一个很文艺的潦倒书生，打造成一个挑战极权的战士。似乎不这样愚蠢，他们每年的国保项目经费，便缺少名义申请似的。
三
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还不是新闻出版总署和外交官领队的退席反应。因为这些阉竖一般的阁臣，自打天朝知道办外交以来，习惯了要按祖宗成法和老佛爷的脸色办差——凡是西洋民主之邦，皆在内心视为敌国；但凡敌国所喜者，必为祖国所要诛者。也因此但凡临场邂逅不是本朝的拉拉队，则必须避席以抗议。因为天心难测，他们担心还朝后，见责于主子而从此丢了他们的花翎顶戴。
我吃惊的倒是那一队精英学者和作家，也多算是名满天下的人物，他们怎么就能学得那么乖巧懂事，竟然能整体像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一样，看见阿姨起身就尾随——似乎离开了大人就断了奶水一样。虽然公款出国是个便宜事，外事纪律的培训要求大家要见风使舵，该哭该笑都要配合大人的表情。但是作为成年人的基本良知和是非判断，总该稍微显示一点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个性吧。就算对风险后果做一个评估，你没有跟着官爷退席，而是勇敢地面对了那两个同胞，甚至和他们谈笑风生，那又能如何呢？难道害怕领队撕了你的回国机票？顶多不过是下次不带你出来玩儿了，在这个时代，我还深信朝廷不会因此而将之判刑流配。
可悲的是，一国之主流作家御用学者，在全世界面前显摆的却是如此之低眉顺眼，真是妾身堪怜啊。以诸君之才华名望，纵使体制从此不圈养，天地之间难道还放不下一张独立的书桌。老大不小也都算腹笥不空的人，何必这么嗷嗷待哺似的委屈自己的天良。在墙与鸡蛋之间，这些名流再一次卑怯地站在了高墙一边。我不知道夜半扪心之时，他们是否还会略觉汗颜。
书展上还去了一个不属于官方代表团的不速之客——作家徐星。这个早在80年代即以《无主题变奏》成名的文人，原本也可以寄生体制吹拉弹唱。可是他却多年选择了自由生存，并以自主摄制地下纪录片为使命。今年六月那个特殊日子，他独自走上广场静坐默哀，最后被一群穿便衣的群众暴打一顿。当他也出现在法兰克福时，那些曾经的文友竟然不敢和他说话——多么可笑且可悲的世态炎凉啊。
就在我们那些文官们在法兰克福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不存在新闻检查制度，我们创作自由——之时，作家廖亦武却不允许应邀参加这个自由的书展。他的著作只能在海外出版，而他本人则只能在大陆写作——即便拿到护照和签证，国门却依旧紧锁。
同样的作家，不同的际遇，深谙政治正确那些文人，分享着天朝的最后福禄。一个民族的精华文人都退化矮化如此之时，这个世界又怎能尊重这个民族的所谓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