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95年3月末入住圆明园画家村，当时由于毕业后在家乡找不到工作，正在寻求出路。偶然听到一名北京学生提及北京城有个画家村，不由心向往之。于是带着600元钱去了北京。 那时很天真，刚到北京大学就问画家村在哪里，结果人说周围只有个中关村。后来找到了福园门，才陆续的见到了一些搞艺术的人。最先在福海边见到四川诗人张建之，他当时在园子里很活跃，简陋的屋子的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写“废墟编辑部”。当时感觉圆明园这些艺术家虽然穷困，但名士的架子不倒。张建之帮我找了一所房子，在福海边69号，每月房租80元钱。房东大姐姓李，是圆明园里看船的，人很好。

      我眼睛不方便，过了福海都是土路，下雨天很泥泞，但由于房东对我很好，后来就一直住在那儿。我每天的工作是背着吉他去北大南门图书城口卖唱，比起我们同村的艺术家，我的收入算是小康级水平，每次少则几十元，多则一百元，不过多是毛票，半书兜的钱背在身上有一种腰缠万贯的感觉，而且我在卖唱过程中，为画家村拉回了好多新的居民，有厌学的学生、有初来北京要干一番大事业的艺术青年…他们经我介绍，如飞蛾投火，纷纷入住圆明园村，没过几天就成了面有菜色、灰头土脸的典型画家村村民。

      当时村里还有个专演毛主席的演员，总披着件军大衣伫立在福海边指点江山做主席状，有一天他操着湖南话对我说，你们搞文艺工作的真不容易呀！我一下子感动得快哭了；还有一个搞政治的小伙子，姓卞，他总说某某政府在他脑子里安了窃听器，而且常要向我们借几块钱说是到中南海开会；我们院子里还有个唱歌的小伙子叫罗鹏飞，他曾经去一所小学卖蝌蚪，并写上招牌：“摇滚牌蝌蚪”。总之圆明园是一个贫困但不寂寞的地方，总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当时，见到陌生人，最爱问的是：“你是搞什么的？”或者画画，或者音乐，或者写作，反正要搞点什么，要不到这儿干啥？是这样的，好多人是先到了圆明园村后才想到要搞一门艺术。村子里也有几个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比方说王强，经常听别人提起他，但我 没有和他接触过，还有片警：小白和李海龙，他们象征着昌平筛砂子、暂住证、以及许多鸡飞狗跳的不眠之夜….给人印象很深，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

        1996年，我离开圆明园去了南方，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感觉一切浪漫总得有个头，而且一大堆艺术家扎堆在一起，觉得自己离艺术本身更遥远了。 圆明园是80年代这个浪漫时代的遗腹子，它敏感、脆弱、七分幽怨，三分愤怒，终不免薄命早夭，假设给画家村一个更长久的存在时间，他会诞生出触及这个时代本质的伟大的艺术家，但由于过早的流产，圆明园的故事只是一些生动的素材和青春的回忆，它需要我们这些步入中年的艺术牛马，重新地反刍。

      那时大家谈得最多的艺术家是凡高，因为通过传记了解他很穷，而我们也很穷，起码在这一点上我们等同于凡高，但贫困不等于伟大的艺术，很多艺术家陶醉于自己的悲剧命运中，他们事实上爱的不是艺术，而是贫困，爱上了虚妄中的悲剧英雄。其实我们贫困不如农民，苦难不如矿工，但我们是画画的或者我们是弹琴的，我们就要做好手边最具体的事情。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作品的艺术家。现在我信奉的是：艺术家，靠你的作品去呐喊、靠你的作品去说话。 回想画家村还是觉得很美好，在那儿住过的人多年后再见如老友重逢，而且我们永远以曾经在那儿居住过为荣。那些饥饿的天才、那些热爱艺术但才气不足的狂热分子、那些好的坏的房东、那些警察、那些把自己仅有的生活费献给艺术家的女学生……他们成了时代的灰烬，但让人长久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