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先生/先生读本》2010年9月刊封面故事
不可或缺的人
文：Chris Jones 摄影：Ethan Hill 译：西马
罗杰·埃伯特（Roger Ebert）没了下颌、不能说话快4年了，现在这位蜚声世界的影评家已很少在电视上露面，人们再也听不到他说话，但他却从未停止过写作。
罗杰·埃伯特坐在雷克街16层的放映室观摩电影，圈里人都知道，这地方以前能直接通往一栋摩天大楼。艾伯特同芝加哥一些受人尊敬的影评家到这间小放映室看电影已有30年了。今天下午，十几个影评家聚到这里享受漆黑。有些人看上去像是要去野营，大衣、毛毯、午餐、笔记本电脑，都散落在了座椅旁边。
影评家一天要看三四部影片，他们有自己的规则和习惯，就着午餐也要看完影片。在这间狭小的放映室里，墙壁四周围着纺织物，地上放了49张紫色座椅。埃伯特一般坐在最后一排、紧挨屋门的过道上，他的太太查兹（Chaz）是“埃伯特公司”（Ebert Company）副总裁，坐在隔他两个座位、靠近中间的位置，紧挨着一张小桌。她正用一个高纸杯喝着饮料。接替埃伯特主持“看电影”节目的麦克·菲利普斯，留着胡子，戴着眼镜，坐在另一边，和埃伯特隔了一排座椅。这位老兄先前曾用（黑社会头子）卡蓬的笔名，为“难道消息不够酷吗”网站撰写影评。乔纳森·罗森鲍姆和彼得·索茨斯基，穿着黑色正装，正襟危
坐在埃伯特的正前方。
“太靠近我了，”艾伯特在随身携带的精巧的螺旋笔记本上写道。
今天，埃伯特决定抽出时间和精力，观看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导演的这部西班牙语电影《残破的拥抱》（Broken Embraces），主演是佩内洛普·克鲁兹。放映员史蒂夫·克劳斯正忙着从一个纸箱里拉出7卷胶片，然后把它们串在一对Simplex数字放映机上。
与其他人不同，67岁的埃伯特没有随身携带太多的生存工具，只有一小瓶粉红瓶盖的依云保湿喷雾水、面巾纸、一本旋转型装订的小活页薄、一支笔头尖尖的蓝色钢笔。他穿了一条耷拉在腰的牛仔裤，一双纽巴伦运动鞋，脖颈套着一件蓝色拉链羊毛衫，绷带露在下面。他的座椅经过常年使用，已变得非常柔软了，带着一点倾斜——他非常喜欢这把椅子。他还喜欢前排的座位不要坐人，就那么空着，这样他可以把左脚伸到前面的扶手上，否则他的后背和肩膀不能承受看完一部电影带来的压迫感。
灯光暗了下来，克劳斯开始放电影了。屏幕下面滚动着字幕。影片讲述了电影导演哈里·凯恩的故事。他失明后看书和做爱都要借助触觉，借助声音他创作和编辑了电影。“即便盲目行动，也要把电影拍完，”有人小声说道。影片拍得怪异和复杂，尽管是小制作，却拍得非常优美，艾伯特很喜欢，流露出了孩子般的喜悦。看片时，他感觉激动就即刻记下来——与其它影片的不同，对话片段，思考阿尔莫多瓦导演运用的象征主义表现手法，对红色的把控。埃伯特书写潦草，写了一页又一页，然后把写过的都从笔记本上撕下来，扔在脚底，可能扔了二三十次，从笔记本撕纸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灯光聚焦到了埃伯特这里，他坐在椅子上，仔细品味着电影，地上都是他撕下来的笔记，看上去他仿佛正坐在纸张堆积的云端上。当影片结尾出现了演职员名单时，他挺起身子，用脚把散落的纸张踢成一堆，缓缓地弯下腰把它们拾了起来，然后与太太查兹走出门，直奔电梯。他们手牵手，没有说话，就这样静静地走了很长时间。
罗杰·埃伯特不记得最后吃了什么，也不记得最后喝了什么，也忘了最后说了什么。当然，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一个个最后都发生在了他的身上，只是这些警告不够严厉，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一但即便他知道自己吃的最后的晚餐，喝的最后一杯咖啡，同太太查兹耳语的最后一句话，那又能怎样呢？！医生曾说，他们可以恢复他正常吃饭、正常喝水、正常说话的能力，但现在他们全都错了，难道不是吗？在2006年某一天，上午或是下午或是晚上的某个时间，埃伯特咬了最后一口，喝了最后一小口，然后说了最后一句话。
埃伯特猜得到，他最后的归宿就在医院。他吃的最后一顿没什么特别的：用棕色塑料碗装的热汤，也许加了些燕麦片，也许还加了一块咸饼干或一些蜜桃罐头。那最后喝的是什么？最有可能喝的是白水，也许是果汁，掀去锡纸盖，嘴对着塑料袋嘴嘬着喝，这和以前喝的没大区别。那最后说了什么？埃伯特想了一会儿，然后透过镜片睁大眼睛，朝向窗外的天空，就此推断，答案正在空气中漂浮，但其实不是这样。他惊讶自己记不清事情，可他知道斯特兹·特克尔（普利策获奖作家）的太太艾达被轮椅推进手术室时跟他耳语的最后一句话（“路易斯，你怎么把我弄成了这样？”），但埃伯特却不记得自己最后说了什么。他觉得自己被推进手术室要摘除部分唾液腺时，一场手术旅行即将拉开序幕，他可能跟查兹告了别——但这绝不可能。术后他又出现在了电视上，只是不管怎样，他永远也忘不了电影独具的那一个个瞬间。他没有留下遗言，他能说话，只是后来才失去了说话的功能。
现在他用手说话。他的手小巧精致，手指细长，包裹手指的皮肤如丝绸一样轻薄和透亮。他的左手中指上，戴着结婚戒指。他和查兹1992年结婚，不久他的体重开始急剧下降。因为即便现在，他的双手也从不歇息，所以体重下降仍将延续，他会变得越来越瘦。他边上总放着一支钢笔和一本旋转型活页夹，另一边放着一本便利贴——如果在家，他就会用手指敲打苹果笔记本电脑上的键盘。
他开发了一种初级手语。如果他想递某人一张纸条，并想让他为屋里的其他人大声读纸条的内容，那他就张开和合上手指，那样子很像鸟嘴。如果他把手放在他穿的蓝色拉链羊毛衫的胸部，这是说他要谈论对自己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而且特别强调他说的都是实话。如果他想引起别人的注意，恰巧他们没在看他，或和他一样都在黑暗中，彼此看不见。那他就用指甲，噼啪噼啪地敲打坚硬东西的表面，那样子像是在发送莫尔斯电码。有时——如果他外出戴着手套——那他只能用手指在手掌上画字母，这是他的最后一招了。
康-卡-斯-特（C-O-M-C-A-S-T），他们夫妇看完电影，返家途中歇息时，他在手掌上写了这几个字母让查兹看。
“康卡斯特？”她说完，突然意识到——他在提醒她康卡斯特网络公司的人正在赶往他们家的路上，家里的网络已坏了3天，对埃伯特来说，这等于活埋了自己：康-卡-斯-特。但查兹还是想让丈夫散步，于是她打了电话，推迟了预约。她说话的声音不容置疑，她是律师出身，说话从不给人回旋的余地。她抓着丈夫的手，穿过公园朝有水的地方走去。
他们经过一扇铁门，上面有提示：阿尔弗莱德·考德威尔百合池。埃伯特已经围着这个鸭塘走了上百英里，石板路歪斜不平，大树成荫，每做完一个手术，他都要到这儿散步。埃伯特夫妇已经记不清他都做过什么手术了（除了他的第一次手术），2002年做了甲状腺癌的手术，2003年做了摘除部分唾液腺的手术。然后，他们对手术的次数和时间都出现了分歧。“其实，我们并不想纠缠这些东西，”查兹说道。她写有日记，记载了他们在芝加哥、西雅图、休斯敦的医院并肩战胜病魔的经历，但他们俩谁也不想翻开查看。只在个别情况下，当他们都同意试着回忆这些往事时，才发现他们已经忘了其中的每个细节，只好借助查兹的日记了。查兹记得她曾说“手术能改变一切”。埃伯特经常在病房里播放音乐，是一首深奥晦涩的数字合成乐，医生和护士都被吸引到了他的床头，过来听音乐的次数远远超过了他们例行的到访和查房。他曾反复播放一首歌曲：莱昂纳德·科恩唱的《我是你的男人》（I’m Y our Man），
这首歌挽救了他的生命。
7年前，他切除了甲状腺，术后恢复得很快，不久又开始为《芝加哥太阳时报》撰写影评，并和影评家理查德·罗坡联袂主持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节目“看电影”（At the Movies）。一年
后，2003年，摘除了部分唾液腺后，他又重返工作岗位，接下来的一系列的放疗导致他的嗓音出现了嘶哑。2006年，癌细胞又浮出了水面，这次摧毁了他的下巴。他必须手术，切掉部分下颚。那段日子，埃伯特反复收听莱昂纳德·科恩演唱的歌曲。2周后，他收拾了病房的行李，医生和护士跟他道了别，凑巧也听了最后几支歌曲。当时，他的颈动脉已被先前的放疗和最近的下颌手术破坏，在悄无声息间颈动脉出现了破裂，鲜血从埃伯特的嘴里喷出，流到光滑的地板上，变成了一个池塘。医生和护士一跃而起，匆忙止血，勉强保住了他的命。假如他出了病房，是在返家途中出现这种状况，那他凶多吉少，很可能在湖滨快车道因失血过多而丧命。做完止血手术，他没了下颌骨，下巴松垂，像一扇拉上的窗帘，下巴后面留下了一个李子大小的洞。不久，为防止再次大出血，医生切开了他的气管。埃伯特醒来后，张开嘴，朝病房的镜子看去，他清楚地看见了下巴后面的洞口，还看见了裹着脖子的绷带——用来保护裸露在外的气管和呼吸管。他不能吃喝了，也彻底失去了声音。这是3年前的事了。
埃伯特在医院躺了15个月，呼吸管拔掉后，他通过胃管进食——吃的是一种液体酱，酱包吊在静脉输液架上，通过一根管子直接进入胃里。他现在吃饭的地方以前是图书室，在这栋褐色砂石建筑的房子的二层。（这栋建筑共有5层，包括顶楼的健身房、地下室带霓虹灯天幕的小影院。）在堆积书籍的走廊上有一个单独的书架，上面都是埃伯特收藏的爱德华·利尔创作的水彩画。他拖着脚穿过图书室和起居室之间的木地板，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一个宽大的黑色皮革躺椅上，仰着头，翘着腿，笔记本电脑放在木头盘上，录音机放在手边。四周墙壁雪白，为烘托艺术氛围，挂着巨幅抽象画和电影海报（《卡萨布兰卡》和《陌生人》），还有土著人的葬礼柱。躺椅正前面，是一幅坐落在伊利诺斯州厄本那·香槟市的“汉堡奶昔店”（Steak'n Shake）的黑白照片，这是在家乡他最喜欢去的快餐连锁店。
他认为切除了下颌骨后，他还做了3次手术；而查兹记得是4次。每一次，就不管具体是几次了，医生都要从他的后背、胳膊、腿上切开骨头、软组织和皮肤，把它们移植过来修复他的下颌骨和喉咙。每次，只要他能吃能喝能说一点时，就充满希望和欣慰一两周。有一次，手术几乎就要近乎完美。——“像个电影明星，”查兹回忆说。但修复工作每次都出现问题，修复失败后，只能把已修复的全部剥离，洞口又要打开。实际上，这预示着癌细胞在继续吞噬他，吞噬旧的，也吞噬新的——他在劫难逃。他的右肩明显小于左肩，他的腿软弱无力，到处是疤痕。每次做完复原下颌的手术，他都要接受康复治疗和物理治疗，以弥补手术对身体的破坏。（一次，他在接受康复治疗时，突然跌倒在地，摔断了胯骨。）他不能长时间地坐着，也不能爬楼梯。他每天都在想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双腿。
刚上碎石斜坡路，查兹就松开了他的手。“你可以自己走，”她说。当埃伯特用尽力气迈出第一步时，她鼓起了掌。后来，她爬上一块巨型圆石。“我要向宇宙祷告，”她说完，就开始拜日，朝北，朝南，朝东，朝西，都拜了一遍。埃伯特站在她身后，也举起双臂，朝向天空。
他们动身回家，遇见了康卡斯特公司的人，他们和查兹谈了一路。网络已修复，但要到明天才能使用。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埃伯特乘电梯上楼了，一屁股坐在了躺椅上。当他慢慢地向后躺时，椅子突然跳了一下，一条椅子后腿重重地压向了地板，正好落在苹果手机的充电器上，充电器被踩碎了。埃伯特抓起木头盘和笔记本电脑，打了一行字，然后摁了一个按钮，扬声器说话了。
“还会有其他问题吗?”传来一个声音。这 声 音 叫 亚 历 克 斯（Alex），普通的美国口音，普通的音调，不含任何感情。最开始，埃伯特是同一个叫劳伦斯的声音交谈，他是英国口音。埃伯特是一个亲英派，劳伦斯的英音让他回想起那些美丽的夏日早晨，他和查兹从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返家时曾在伦敦短暂逗留。但英国口音高高在上，那声音很难破解——有些是古怪发音，尤其是人名和地名——所以眼下，埃伯特用的是普通英语的声音。
埃伯特正在等一家叫CereProc的苏格兰公司，提供他一些自己以前的声音。他是在网上找到这家公司的，上网消磨了他的很多时间。CereProc公司专为不能说话的客户，量身定做文本转语音的软件，有了这套软件他们就不用听起来都像斯蒂芬·霍金了，他们有声音目录——希瑟，凯瑟琳，莎拉，安娜·苏——甚至有不同地区的苏格兰口音。他们也为那些有先见之明的客户定制软件，这些人知道自己要丧失说话能力，所以未雨绸缪，先大段地录下自己的声音，然后交给这家公司设计出软件。埃伯特曾在电视上干了那么多年，而且还录制了四五张高清晰数字音频的DVD影评。普通讲英语的人一天要使用两千个不同的单词，CereProc公司搜集到了埃伯特的电视录像带和DVD影评，想从里面找到这些单词，但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只好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拼凑在一起。当拿到CereProc设计的软件，埃伯特才发现这声音并不完全像他的，但比最早的那个阿莱克斯的声音强多了。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当他从隔壁的房间给查兹打电话，告诉她自己非常爱她，然后说晚安——他是个夜猫子，而她却喜欢早起——他们夫妇也许会装睡，假装一切宛如昨天。
在很多地方，埃伯特保持了原样，还是从前的那个埃伯特。2008年，当他与病魔战斗正酣、无法去家乡厄本那·香槟参加盛会时——其实，他非常喜欢这个每年都在春天举办的电影盛会——于是，他开始写网络日志。看他的日志，你感觉像是在目睹建造一座阿兹特克金字塔（Aztec pyramid）。首先，因为不能抵达州南部参加电影盛会，日志是他向影迷道歉的渠道。日志说的都是有关他的生活和健康，以及一些发自心底的祝愿，文字短小精悍，更新速度很快。然后，是一些欢迎到网络空间的链接。但随着时间推移，他的日志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追捧，上升势头强劲，埃伯特的信心也在增加。你们是我梦寐以求的读者，他写道。他鼓起勇气，开始写一些电影以外的东西，并对此津津乐道。存在来世，满书架书才唯美，自由派与无神论者和酗酒者，争论医疗保健，谈论达尔文，回忆已故的朋友和打架决胜负——超过50万字的内心独白倾泻而出，倘若他还在用其他声音说话，那这50万字的独白大概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现在，他的每条日志都有上千条跟帖，每一条他都仔细阅读，并经常做出回应。写日志已成为他一生的工作，不断地建造和维护这庞大的书面辩论的纪念碑——只要涉及到公民利益，争论就应受到鼓励——每天晚上，他都要斜躺在沙发椅上好几个小时，借着台灯照看自己的网上乐园。网上，他的声音还是原来的声音——不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复制品，就是他原来的真正的声音。
“快来解救我，”他通过扬声器开了口。
他访问了日志目录，因为这既节省时间又提高效率：当我写作时，我的问题就消失了，我又回到了从前，一切都那样美好，我就该是这样。
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现在他正在创作自己一生最好的作品。1975年，他成为了第一个获得普利策奖的电影评论家，他拥有大量的粉丝，但绝大部分都是通过电视喜欢上了他，他主持的电视节目家喻户晓，粉丝们好像都忘了他还是个作家。（他的普利策奖就挂在书房的镜框里，正对着客厅的玻璃大门，门上贴着镶了金箔的大字“埃伯特有限公司：优秀电影批评，创立于1967年”）。公司只有埃伯特一人，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发表过很多长篇特写，包括保罗·纽曼，格罗克·马克思，休·海夫纳的女儿，等等等等，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Esquire杂志刊登了很多他的特写。除了为《芝加哥太阳时报》撰写影评，他还出版了十几本书——如果拿他的文笔和他的口才相比较，那前者便黯然失色。他每周都花一整天时间在电视上同基因·西斯克尔进行辩论，西斯克尔去世后，他又同接替者理查德·罗坡继续进行辩论，他们的节目家喻户晓，成为了电视台的王牌栏目。此外，他还是电视“脱口秀”的常客，经常走红地毯，面对欢呼的人群，他大声问好。他一生都与麦克风相伴。
但现在，必须记下他说的每一句话，无论是他在笔记本电脑上的开场白，还是他潦草写在纸上的个人嗜好。他的新生活经受了新罗马字体和涂鸦字体的考验。这么多的字，这么多的写作——简直就像他的褐色砂石建筑物的二楼发生一起爆炸，他不再为吃饭喝水而苦恼了——就像我曾痴迷乐啤露、牛排、奶昔那样，他现在也处在一个痴迷期，他在蓝色便利贴上写道——当他离去时，留给了后人多少文字啊。在这间起居室，码放着上千本书籍，文字是这个世界独有的最具价值的东西，文字才是金砖。写字时，空谈闲扯根本不存在，这如同用百万钞票点燃雪茄。写字时，只有换行和分页，只有隔开句子和段落，每个单词都有意义。
即使最简单的表达也承担着使命和权力。现在，他的大拇指已超越了商标的范畴，已成为埃伯特与外界交流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他突然咳嗽，于是竖起大拇指，意思是说他没事。大拇指朝下是要人叫他的全职护士米莉过来，在这栋褐色砂石建筑物里，米莉像个幽灵，随叫随到。
米莉有预感。她看见了幽灵，有时她晚上出来散步时会高声尖叫——她梦中的一切清晰可见。
埃伯特的梦要幸福一些。我从没梦过自己不能说话，他在另一张便利贴上写道，然后撕了下来。有时我发现——哦，我知道！我可以交谈！我刚才只是忘了。
在梦中，他能说话；在梦中，他可以说出憋在心里的话，他想讲笑话，他想把故事讲完；在梦中，他大叫、聊天、自语、感叹；在梦中，他从未患过癌症；在梦中，他是一个完整的男人。
事情来了，躲也躲不过去，他在另一张便利贴上，写了点有关他的癌症和疾病的事情。人生如梦。
我们对病魔打垮的明星，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情感寄托——穆罕默德·阿里，克里斯托弗·里夫——把神秘的光环强加在了他们的身上。当然，与埃伯特并肩而坐，这几乎也没有可能，这时他又撕下了一张蓝色便利贴，但埃伯特并没感到超越了自我，他的手还是原来的那双手，他那宽大和表情丰富的眼睛，虽然见证了一切，但依旧含着笑容。
“不要怜悯我，”这是某个午后他在纸上写下的话，起因是有人见到他时心里伤感，等来人走后他写下了这句话。你看，我现在有多高兴啊。
事实上，由于他失去了下颌，失去了脸颊后面的一些部件，除了会笑，埃伯特真的做不了什么了。皱眉需要牵动很多块肌肉，但他再也不会拥有那些肌肉了。他的眼睛会掉泪，面颊也会变红——但如果他张开嘴，空荡的下颌就会产生一种向下的重力，下嘴唇从中间下陷，下陷得很深，上嘴唇的两边被拉高，然后像结了冰一样凝固了，无法动弹。这时，如果他真的生气了，他那张看似张开的笑脸也能缓和一下紧张气氛：他的上半个脸和下半个脸不对称，很多人都见过他的笑，这也是他留给人的第一印象，出于本能，人们对他也报以微笑。埃伯特表示愤怒的唯一方法，就是在便利贴上全部使用大写字母，或是开大扬声器的音量。表达愤怒不像以前那般容易了，他生气的时间太过短促，根本来不及用文字记下来。
《芝加哥太阳时报》即将举行欢迎新东家的招待酒会，对此埃伯特并不奇怪，他早就担心如果管理层不发生变化，这家报纸早晚要倒闭。埃伯特在新编辑部没有办公室（老编辑部拆了，唐纳德·特朗普要在这地方建造玻璃塔楼），但只要报纸存在一天，他就有地方发泄，当然他也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他的圆柱型水杯已经褪了色，前几次做完手术他还用过，但没了下颌后，就再也没用过了。他撰写的影评还是（报纸）副刊的重头戏。（一张报纸上可能就有他的6篇影评）。见到大家让他激动不已。米莉帮他穿好衣服，蓝色休闲上衣搭配了一条红色袋巾，脚上穿了一双黑色拖鞋。很多旧衣服他都不能穿了，“为成功减肥，”扬声器传来了声音，“我建议动手术和吃减肥流食。”这套新衣服是他从里昂·比恩（L. L. Bean）公司邮购的。
他和查兹朝南进入了市区，她驾车，他指点和敲击车窗指路。招待酒会的地点原是一家叫“里卡多”（Ricca-rdo）的酒吧，在“比利山羊“（Bi l ly Goat）大街的拐角。那时，编辑记者们常常摇摇晃晃地走进各个酒吧，“里卡多”酒吧给埃伯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现在，这地方已改了名，叫“Phi l Stefani’s 437 Rush”。他和查兹挪动到路边，他拖着脚，耷拉着肩膀，走了进去，老芝加哥的又一个遗迹消失了。
他不会在酒会逗留太久，也许就三四十分钟。椅子都是直背木制椅，坐在上面他很快就累了。于是，他走进为功勋媒体人准备的贵宾室——理查德·罗坡（影评家），林· 思威特——他们全都朝向他，用自发的掌声欢迎他。他们知道，这叫实至名归，但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今晚他花费了多少时间才来到这间贵宾室，又花费了多少时间才来到会场。但今晚的团聚，饱含泪水，充满了伤感。无论到哪儿，他都要面对悲壮。人们跟他告别的时间比以前长，对
他的照顾也过于体贴入微，而且总聚集在他的周围，跟他说话时都有意放慢速度。有个女人担心他听不清楚，居然把要说的话写在了他的记事本上。这些弄得埃伯特又是挠耳朵，又是揉眼睛。他最喜欢在屋子的角落同人聊天，讲李·马文、罗伯特·米切姆、鲁斯·梅耶的故事。（鲁斯·梅耶出席了埃伯特的婚礼。）但此刻，他站在屋子中央，倚着一把椅子，像个瑜伽大师那样，微笑，点头，当人们拍他的肩膀时，他努力保持平衡，保持身体不动。
但前不久，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当罗坡宣布2008年辞去“看电影”节目后——迪斯尼想改版，但罗坡认为改版就是破坏，会毁掉节目——埃伯特也与这节目脱离了关系，并拿走了他的拇指商标。这样的结局不太令人满意，有些事还没处理干净。由于迪斯尼想改变原来的楼厅座席，打造一个新的造型，所以埃伯特觉得原来用的软垫座椅、摄像机轨道、小屏幕应送给史密森尼（Smithsonian）博物馆公开展览。这想法让埃伯特十分兴奋，然后他最后一次造访了节目现场，但现场已被破坏，所有东西都被扔进了街上的大垃圾箱。
和同事（还有“里卡多”酒吧）道别后，艾伯特和查兹出去吃晚餐，去的是他们夫妇最喜欢的一个地方，“芝加哥大学俱乐部”（University Club of Chicago），隐身于另一栋摩天大楼里。餐厅是一栋哥特式建筑，到处都是石拱门和彩色玻璃，就餐的人大多白发苍苍——需要动员年轻人填补会员队伍中日渐增多的空缺，这是当务之急——人们朝他和查兹点头或挥手，他们的餐桌被安排在了大厅中央。
埃伯特默默地拒绝了服务生们的百般推荐和乞求，食物端上来了，是给查兹和一位刚赶过来的朋友吃的。埃伯特要做笔记。他从记事本上撕下纸，敲打合拢的手指，想让人朗读他写在纸上的话。每个人都笑了，笑这些老掉牙的交流方法。这就是埃伯特现在的真实写照，从感觉上，听觉上，味觉上，回忆过去曾经历的一切。当他的朋友对当着他就餐、当着他谈论黄油扇贝以及当着他说奶油、鱼、红酒混合在一起可制作美味熏肉，突然表示歉意时，埃伯特摇了摇头。他又写了字，从记事本上撕下这页纸。
不，不，上面写着，你是为我吃的。
基恩·西斯科尔（影评家）11年前、1999年2月死于脑瘤，享年53岁。在人生最后的几个月里，他经受了可怕的头痛，但他没向外界透露半点消息，从没说过自己生病、现在想什么、预料什么或期待什么，面对死亡他很冷静，很孤独，也很沉默。他和埃伯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发福，秃顶，大嗓门，消瘦。西斯科尔处事也很低调，他曾开玩笑说，埃伯特的中间的名字叫“大曝光”。埃伯特的世界没什么秘密，但当西斯科尔知道自己来日不多时，却仍然严守着秘密，他和埃伯特从未聊过自己正面临死亡的威胁。
在这栋褐色砂石建筑物里，到处都是西斯科尔的照片——三角钢琴上，厨房里，书架上，最大的那张放在了起居室，埃伯特坐在躺椅上就能看到。在几乎所有的照片中，西斯科尔和埃伯特——切勿说埃伯特和西斯科尔——都站在一起，肩对着肩，露着微笑，竖起了两根粗壮的大拇指。那张挂在起居间的照片上，他们俩都穿着晚礼服。
“哦，基恩,”查兹只说了这些。
提起西斯科尔的名字，埃伯特的上半部脸就浮现出了悲伤之情，透过镜片泪眼汪汪。终于，哭战胜了笑，这是他的第一次。他开始在电脑上敲字，速度很慢，非常小心。他摁了一个钮，扬声器的指示灯亮了。“我以前没说过,”传来了声音,“我们天生就是西斯科尔和埃伯特。”他想了一会儿，接着是长长的沉默，然后他又开始敲字。 “我只是太想这家伙了,”那声音又说道。埃伯特又摁下钮，“我只是太想这家伙了。”
去年2月，为纪念西斯克尔逝世10周年，埃伯特在网上发了一篇题为“怀念基恩”的日志。他调出这篇日志放到了屏幕上。写得十分精彩，很多都是他们发生争吵、甚至打架的事，但每件事都包含着挚爱和幽默。埃伯特一段一段地在屏幕上滚动着，眼里含着泪，但他在笑，笑又一次战胜了哭。最初搭建的楼厅座席很简单，摄像机的轨道支架用的是汽水瓶。西斯科尔买了公牛队的比赛门票，位置很好，靠近球场，他认为菲尔·杰克逊主帅才是圣人。他的一对美丽女儿凯特和凯利，是埃伯特婚礼上的持花少女。
然后，风向就变了。基恩在赶往莱诺主持的“今夜秀”的路上，脑袋撞到了一辆豪华车的屁股，他感到了头疼。面对观众，西斯科尔对埃伯特说的什么都表示了赞同，他们聊的很搞笑，全场乐翻天。当天晚上，西斯科尔去看了公牛队的比赛，因为是季后赛，所以他必须看。第二天，他去医院做了检查，不久就动了手术，但他没告诉任何人他在哪家医院做手术。出了院，他继续和埃伯特搭档主持节目，在录制现场他的侄子搀扶他坐下，每次都是在清场以后。
我们彼此看着对方，那声音继续念着埃伯特的日志，沉默无语，我们也从未公开过他的问题或诊断结果，这是他想要的，也是他的权利。
基恩·西斯科尔录完最后一期节目，一两周之内就离开了人世，从此埃伯特失去了自己的另一半。
他滚动到日志的最后一段。
“我们曾同迪士尼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谈过一个情景喜剧，名叫《最好的敌人》。是关于2个影评人之间的爱和恨的故事，这种事再也不会有了，我们俩都认为这主意不错。问题也许是，他人无法理解这种关系——爱充满激情，恨全无所谓。”
埃伯特继续往下滚动，他在日志下面嵌入了一段他单独主持节目的视频，穿过走廊，楼厅坐席空无一人。这视频是对过去表达一种敬意，分3段播放。他想现在看，因为他想恢复记忆，但在页面底下出现了3个巨大的黑色方框，方框中央写着白体字：“内容被删除，视频无法播放。”埃伯特靠近屏幕，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朝查兹的方向看去。他的上半个脸变红了，又一次泪盈满眶，但这次他并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他全身在颤抖，他生气了。查兹从他的肩膀朝屏幕看。“这些该……”她戛然而止。他们认为这又是迪斯尼干的——他们曾删过这个视频，理由是违反了使用条款。
这次，埃伯特生了很长时间的气，足够他写下来。他在正文至语音转换程序里打开了一个新的页面，一整页白纸，他使用大写字母，用他那精巧并颤抖着的手敲打键盘：“献上我的敬意，”几个字出现在光标后面的左上角。“在他走后第一次主持节目的现场，”但埃伯特没有摁开启扬声器工作的按钮，而是摁了另外一个按钮，这按钮可以让字体变大。他不停地摁这个按钮，字体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出了屏幕，只剩下字母了，但他继续摁着按钮，字母越来越大，变成了二维形和三角形，最后3个黑方块填满了屏幕，变成了几何图形。埃伯特开始颤抖，整个身体都在颤抖，他还在使劲摁着按钮，砰，砰，砰，他在大声喊叫——这是他站在大街的拐角，弓着背，拼足力气发出的呐喊。
医生曾想再做一次手术，想再有一次机会治愈癌症挽救他的生命，恢复他说话的功能。查兹想让他再试一次，但却被埃伯特回绝了。即便癌症又回来侵扰他，他可能也要放弃重大的医疗干预了。最后一次手术是他可以忍受的极限，但手术结果却弊大于利。问他是否再做一次手术，他摇了摇头，然后摁了按钮。
“一切都已结束,”扬声器传来了声音。
埃伯特就要走了，他本人也感觉到了。
“我知道早晚都要来，我不惧怕，因为我相信死亡没什么好怕的，”他在日志上写道，并取名“轻柔地进入那个美好的夜晚”。“我希望在通向死亡的路上，尽可能地少一些疼痛，我对前生心满意足，我认为死亡也是同样一种状态。我很感谢智慧的恩赐、感谢生命、感谢爱情、感谢奇迹、感谢欢笑，你不能说一生乏味，我一生的记忆就是旅途返家，我带回了什么。我想要的是永恒，而不是我从巴黎带回家的小纪念品埃菲尔铁塔。”
目前尚未有“死亡之路转换”，他还尚未找到上帝，在某种程度上还在忍受挨打，但自从他失去了味觉后，其他的感觉却在日益增加，他同生活相处得更和谐了。有些事不是原来想的那般重要，有些事却比以前更加重要。他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崭新的宇宙。埃伯特一点都不神秘，但他知道我们不明白的事情。
“我相信凭借个人之力，最终如果能让他人高兴，能让自己高兴，这就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让别人不高兴是一种罪过，让自己不高兴是所有罪恶的根源，我们必须要为世界带来快乐。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包括身体，我们也要坚持，这才是真理。”
但现在天已晚了，也就是说埃伯特还有自己的事要做。查兹睡觉去了，此刻米莉还没有被夜晚恐惧所抓住，褐色砂石墙壁很安静，几乎变成了漆黑一片，只有他床头的台灯在闪着光亮。他靠在沙发椅上，浏览了一下“卡洛琳电台”（Radio Carol ine）——以前的一家私人电台——然后开始写作。什么都淡出了，只有文字例外。他敲字很快，美好的句子，巧妙的句子，闪亮的句子，全都一股脑地涌出，他敲字的节奏滑稽可笑且又让人嫉妒，有时他的指头跟不上他思维的节奏。
今天早些时候，出版商邮寄了两本他的新书，《伟大电影之三》（Great Movies I I I），套银，有塑料袋包装。他拿在手里，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书中的很多文章都是他在病房完成的——然后他把两本书都放进了自己书房的书架上，因为挡着写字台，他不能再坐在书架后面了。他写的书已装满了第三层的书架，这两本正好挤在了一个空挡。很多读者要他下次出版一本自传，他从笔记本电脑上抬起头，对这想法耸了耸肩膀。他已经在网络日志上写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事情，叙述了他的童年，谈论了他的家乡，讲了很多他在电视上做节目的事情，也披露了他住院的情况，他从不愿意说两遍同样的事情。
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痴迷电影已到了发狂的程度，他把贪婪、遗弃、性技巧全都运用到了电影中，《残破的拥抱》就是一部酒色之徒的电影，醉倒在红、黄、蓝三原色彩中，亲昵地爱抚佩内洛普·克鲁兹，运用希区柯克的拍摄技巧给人制造悬疑。
埃伯特给它打了4星。
（原文见《时尚先生/先生读本》2010年9月刊封面故事）